1969年4月24日下午，在党的“九大”上，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吕玉兰，说：“你就是吕玉兰，你的名字我记下了。”（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1969年4月24日下午，在党的“九大”上，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吕玉兰，说：“你就是吕玉兰，你的名字我记下了。”（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吕玉兰和江山结婚后在棉花地里合影。（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邓颖超大姐亲切接见吕玉兰、江山夫妇。（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朱德委员长夫人，全国妇联副主席康克清大姐与吕玉兰一家合影留念。（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吕玉兰、江山夫妇和女儿江河、江华一家人在天安门前合影。（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这是一幅珍贵的历史照片：毛泽东主席站在主席台上，宽大的右手向前远伸，同吕玉兰亲切握手，慈祥的目光注视着这位头裹白毛巾的农村姑娘；玉兰的手紧紧同毛主席的手握在一起，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是在1969年4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亲切接见玉兰的情景。

    这年春天，吕玉兰第一次坐飞机，从石家庄来到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大”。不久，她作为主席团成员，光荣地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然而，这次大会给玉兰留下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是毛主席对她的亲切接见。

    那是在4月24日下午举行的选举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闭幕式上，玉兰幸运地被划分到与毛主席同一个选区的第一票箱投票。会议就要结束了，她多么想多看一眼敬爱的毛主席和周总理啊！投完第二次票，她往座位上走去，可眼睛仍然紧盯着他们。

    忽然，周总理的目光同玉兰的目光相对而视，总理笑着向玉兰招招手。玉兰看到总理向她打招呼，赶忙走上前去，站在了毛主席、周总理的前面。

    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说：“她是吕玉兰，河北的代表。”

    毛主席高兴地站起来，亲切地同玉兰握手，说：“你就是河北的吕玉兰？你的名字我记下了！”

    玉兰激动得热泪盈眶，好像有许多话要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倾诉，但一下子又说不出来，只是使劲地点点头。多年来，玉兰常常拿出毛主席同她握手的这张照片，细细端详，表达了对人民领袖的深切怀念。

    就在这次大会上，年仅29岁的玉兰，光荣地当选为中央委员。她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党的‘九大’选举结束了，我们这些工农基层干部能当选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这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啊！特别是，毛主席还同我握了手。我的心跳得厉害，想的很多很多。我想，是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迎着大风大浪往前闯，使我从原来不懂得革命和建设的普通农村姑娘，成长为带领干部和群众改变家乡贫困落后面貌的带头人。要不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我这个旧社会压在最底层的黄毛丫头，哪能有今天？我还想，毛主席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我能担得起来吗？大会结束了，我怀着战士出征的心情，跨出雄伟的人民大会堂。我默默地想着：敬爱的毛主席，请您老人家放心，您哺育成长的后一代，永远听您的话，为您老人家争气！”

    是的，玉兰对毛主席的感情，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她这辈子学会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后来就成为她终生最爱唱的一首歌；在玉兰的笔记上，每本都抄录着许多毛主席语录，写着自己的学习体会……

    吕玉兰梦寐以求见毛主席的夙愿，终于实现了。那是1966年国庆节，她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她在1976年写的《红太阳照耀我成长》这篇文章中，回忆了永生难忘的一幕：“这年国庆前夕，我同全国各条战线的代表一起，来到首都，作为毛主席的客人住在中南海。那天夜里，我觉得首都的万盏灯火特别明、特别亮，就好像是千万颗明珠照耀着我们年轻人的心。旧社会有谁瞧得起我们这些普通农民？今天，伟大领袖毛主席挂念着我们，请我们到他老人家身边来做客……想着想着，我心里激动，鼻子一酸，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一面落泪，一面笑自己：工作中遇到那么一大堆困难，我没哭过；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谩骂我、侮辱我，没掉过一滴眼泪。今天，碰到这么大的喜事儿，倒流出了泪水。这是什么泪水？这是毛主席的无限温暖带给我的幸福的热泪啊！我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毛主席啊，几十年来，您心里总是装着我们普通劳动群众，您是我们最亲的亲人啊！’就在10月1日这天，我幸福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受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声，我们衷心爱戴的领袖向我们健步走来了。毛主席魁梧、健壮，神采奕奕，慈祥的容颜焕发着红润的光辉。毛主席他老人家带着慈祥的笑容，向我们点头，向我们招手。当时，我的心好像要从胸中跳出来了，眼里滚动着泪花。”

    后来，在参加党的“九大”、九届二中全会、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党的“十大”等场合，玉兰又多次见过毛主席，先后有十八次之多。她在笔记本上，对自己每一次见到敬爱的人民领袖，几乎都记下了时间、地点、具体情景和自己的感受。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期间，周总理向代表们转达了毛主席对工农中央委员的指示：“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这对玉兰是个很大的教育。

    后来，玉兰在回忆自己贯彻落实毛主席这一指示的行动时，这样写道：“我在‘九大’后，满怀领袖的殷切期望，带着人民的重托，先后走上了县和省的领导岗位。岗位变了，工作和会议也自然变得多了一些。但是，毛主席的教导，像警钟一样，时刻在我心底鸣响。我暗暗激励自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我们走上了领导岗位，如果一旦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基层，就会辜负伟大领袖的殷切希望，就是变质的开始，甚至会成为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吸血鬼，变成贫下中农的革命对象。几年来，我千方百计地挤时间深入基层，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春天锄地，夏天割麦，总愿意和小伙子们争个高低。我坚持同贫下中农在一块地里干活，在一本账上记工、参加分配。我深深体会到，身上有土气，工作起来才有朝气。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不是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吗？我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永远和人民群众心连心，永远做毛主席希望的赤脚书记，以实际行动彻底粉碎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的复辟美梦！”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河北的农村正是播种和迎接夏收的大忙季节。邢台市临西县广阔的田野里，到处是劳动的人群。可是，走进临西县委和县革委的大院，却显得冷冷清清。办公室里，很少听到打电话的呼喊声，也很少看到进出办事的人。有的办公室空无一人，成了“铁将军”把门。

    干部们都到哪里去了？一位守机关的同志对来访的记者说：“都下去啦！”

    原来，不久前，县委书记吕玉兰提出了“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口号。不久这个口号就成了全县人民谈论的话题，变成了各级干部的自觉行动，县委常委们带领县直机关的大部分干部，深入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同各公社干部一起，分别蹲在170多个生产大队，一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进行调查研究，一边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鼓足干劲学大寨、学东留善固，决心尽快改变临西的面貌。

    各级干部下去，带来了全县面貌的变化。社社队队大搞水利建设，纷纷打机井、修渠道、建扬水站。同时，深翻和平整土地，使一部分旱地浇上了水，生产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虽然没下过透雨，但广大干部和群众继续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革命精神，展开顽强的抗旱斗争，决心夺取农业的新丰收。

    这是1973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的新华社通讯《农业要上去  干部要下去》中，开头描绘的一幅临西县干部转变作风、大下基层的生动情景。

    “干部大下，不单是把生产搞上去的手段，还是实现机关革命化、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我手头保存的一份玉兰于1974年2月12日在河北省农业学大寨现场会议上的发言，题目叫《干部大下是抓大事、促大干的重要措施》。她在这次发言中，把干部下基层的好处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干部下去才能切实抓好大事。大批干部下去，和群众同学习、同劳动，通过抓领导班子革命化和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革命精神，使不少大队大变样，特别是一批“老大难”单位的面貌迅速得到改观。

    二是干部下去促进了机关革命化。过去，基层忙于应付上级领导机关。基层干部批评说：“上边千条线，下边团成蛋，哪股拉的紧，就跟哪股转。”现在，由于大批干部下去，县上的办事机构不得不该减的减、能合的合、应砍的砍，先后撤消了19个临时办公室，主动为基层服务。

    三是干部下去有效地改变了干部队伍的政治面貌。有的下乡干部说得很形象：“过去是‘三水’，叫坐在机关里喝茶水、糖水和药水，越喝志气越短，身体越软。现在也是‘三水’，由于经常同群众在一起，早晨一身露水，晴天一身汗水，雨天一身泥水，冲掉了官气，增添了朝气。”

    四是干部下去有利于培养和选拔接班人。大批干部下去，经风雨、见世面，是学习和锻炼的好机会。1973年，临西县委从蹲点干部中提拔了95名，其中提为县委委员和县革委常委的5名，同时从工农群众中提拔了一大批同志到县、社、大队担任领导职务。

    五是干部下去加快了农业发展的步伐。1973年，虽然上半年大旱，下半年大涝，临西县农业生产仍然获得了大丰收，粮食总产比上年增产3成，向国家贡献由上年的450万公斤猛增到983万公斤。

    那么，“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这一口号是怎样产生的？当年曾到临西采访并写下题为《农业要上去  干部要下去》这篇通讯的作者，曾任新华社河北分社副社长、高级记者侯志义，向我回顾了当时的情况。

    1970年初，担任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玉兰，当选为中共临西县委第一书记。玉兰和县委常委们经常谈论着这样一个问题：同先进县比，临西的粮、棉产量还很低，差距大的原因在哪里？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应当从哪里入手？

    第二年春天，玉兰同河北省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等一起，再次来到大寨大队所在的山西省昔阳县参观。她虚心听取昔阳县同志的介绍，留心观察当地干部的行动。这个县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成了风气，县级干部一年至少参加劳动100天，公社干部参加劳动200天，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300天。在这里，不参加劳动的人不能当干部，劳动不好的不算好干部。在县直机关里，很少看到来往办公的干部。可是在田间和水利工地上，却看到社员打扮的干部们，同群众整天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这些情景，深深印在了玉兰的心坎里。

    回到临西，玉兰把在昔阳的所见所闻，带到了县委常委会议上。她尖锐地提出：“过去临西县农业生产发展慢，同干部的思想作风有什么关系？现在要大办农业，党的干部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一提出，对县委领导成员的震动很大。大家还通过联系县领导到这个县的隋五里和仓上大队蹲点，使这两个大队发生变化的实际，共同总结经验教训，受到了深刻教育。

    以位于卫运河西岸的隋五里大队为例。过去由于河水泛滥，土地被冲成大沙滩，多年来粮食产量很低。后来，这个大队的干部和社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沙地改造成了粮田，1965年粮食亩产跨过了《纲要》。但这个大队的干部也因而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只讲自己怎样“过五关”，不想继续努力学先进。结果，全大队粮食产量起起落落，几年来一直在“黄河”岸边打转转。对于这个大队掉队的原因，起初县里一不调查，二不研究，就在会上点名督促，可他们的变化仍然不大。1971年，县委领导成员到这个大队蹲点，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干部认清了停滞不前的原因，使他们振奋起革命精神，带领群众继续前进，当年全大队粮食亩产一跃超过了800斤，成为全县第一个粮食产量过“长江”的大队。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在讨论中，大家从两个大队的变化谈到干部作风问题，从全县农业生产的状况谈到县委领导机关的革命化。有的说：“这两个大队发生的变化，关键在于县委政治思想对头，领导改变了作风，深入下去，调查研究，做到了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所以这个大队的干部才会带领群众大干苦干。”玉兰说：“对，农业要上去，干部就得下去！”从此，这一口号就在临西传开了。

    说来凑巧，关于“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这一口号的提出，我还曾直接“采访”过玉兰，可为上述情况作个补充。

    那是1974年底，我同玉兰结婚不久，她邀我到邢台地区隆尧县去看望县委书记安经章。安经章曾担任过临西县委书记，是玉兰的老领导。而且，他们在“文革”中一起住过“牛棚”，挨过批斗，可以说是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虽说他们经常见面，可到了一块儿，还是有拉不完的呱、说不完的话。那天在车上，大家又热烈地交谈起来。

    玉兰忽然朝我说：“侯志义写‘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说这个口号是俺的创造。其实，发明权还属于安书记呢！”

    我听了不禁惊讶：“这是怎么回事？”

    玉兰解释说：“那年，俺从大寨参观回临西，路过隆尧，就想着向安书记请教，怎么尽快把农业搞上去。安书记领着俺下农田，转村子，边走边谈。安书记说，‘农业要上去，关键在领导，领导的关键又在于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转变，一定要多下基层。’俺一听，有门！俺回去后，反复琢磨安书记说的这几句话，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后来就逐渐形成了这个口号。”

    安书记连连摆手道：“俺只是随便说说，还是玉兰同志善于总结经验。”

    玉兰马上接口说：“不不不！老书记的创造发明，俺哪能抢呢！”说完，大家“哈哈”地笑了起来。

    “解剖‘麻雀’，不当‘麻雀’、不做浮在水面上的葫芦，要做沉到水底的秤砣。”这是临西县委在干部大下中注意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玉兰说：‘干部下去要做到人在点，心在点，亲自干，而不是名字在点，行李在点，光挂帅不出征。”

    原来，临西下乡蹲点的各级干部，大多数都同基层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但也有少数干部，身子蹲在了“点”上，心里却想着“面”上。结果是，没有在点上解剖“麻雀”，自己却当了满天飞的“麻雀”。正如有人说的：“干部蹲点，心不在点上，就像葫芦扔到井里，看起来很深，实际还是漂在水面上，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临西县委发现这种情况后，一方面提醒各级干部要真正蹲下去，在点上解剖“麻雀”，不当“麻雀”；另一方面，县委主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为大家作出榜样。县委还对此进行了分析，干部下去后在点上蹲不住，原因之一是那些点有的是后进队，有的干部到了后进队，怕苦、怕难、怕麻烦，于是住几天就走开了。针对这种情况，玉兰在1972年4月，自己到东贺大队蹲点。

    东贺、西贺和中贺大队，生产条件差，情况比较复杂，是摇鞍镇公社的几个后进大队，其中又数东贺大队的工作最难开展。过去，县和公社的一些领导干部，都不愿到那里去蹲点。有时去了，也是听一听、看一看，遇到了矛盾，就绕道走开。这次，玉兰来到东贺，放下行李就同社员们一起下地锄麦，边锄边和社员拉呱。晚上，她凑到社员家的炕头上，同社员谈家常，论生产，征求意见。社员们看到她干活地道，对人诚恳，说话在理，真是来解决问题的，就把自己的看法和心思全数倒给了他。

    在这里，玉兰还分别邀请贫下中农和干部开座谈会。一些老贫农向她反映，大队干部们的心没合在一块，劲没使在一起。队上的工作，谁都不愿意大胆去管。这怎么能搞好呢？

    玉兰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不是就事论事地去解决干部的团结问题，而是首先向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教育，摆不团结的危害，谈加强革命团结的重要意义。队干部团结增强后，玉兰又同干部和社员们商量，制定了改变生产面貌的规划，落实生产措施，推广先进技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改变生产条件。一年间，他们平整了全大队所有的“骆驼鞍”地，新打了4眼机井，开挖了1800多米长的水渠，引来了卫河水，大部分旱地变成了水浇地。社员们高兴地说：“玉兰在俺队蹲点一年，办到了俺们过去多年想办没有办到的事情。”

    玉兰在后进队蹲点解剖“麻雀”这件事，在全县影响很大。县委9名常委和15个公社的党委领导成员，都先后蹲到不同类型的生产队。摇鞍镇公社的领导成员们，也来到西贺、中贺大队蹲点，一边参加劳动，一边调查研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指导面上。

    “玉兰之所以能提出‘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这一口号，并不是偶然的，是她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的结果，经历了一个由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侯志义这样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