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世界的格局，是和一战后不同的：都是围着一个圆形的桌子，桌子里上面预备着咖啡，可以随时解渴。各国的领导人，在国内吵够了架，每每坐着火车，来喝一杯咖啡，——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经常坐着飞机来——围圆桌外边坐着，喝够了咖啡吵吵架。倘肯是战胜国，便可以坐在圆桌靠边上的位置，或者靠近主席台，就能举手表决了，如果是五大流氓，那就能坐在圆桌中间，但这些国家，大多是小国，大抵没有这样的资格。只有五大常任流氓，才踱进圆桌的中间，要几杯咖啡，慢慢地举手表决。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纽约的联合国安理会里当秘书，联合国秘书长说，我书读得少，怕翻译不好五大流氓的发言稿，就在圆桌外面做点服务的事罢。外面的外交官们，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咖啡从咖啡袋里倒出，看过咖啡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咖啡壶放在电炉上，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下，掺果粉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联合国秘书长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倒咖啡的一种无聊职务了。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圆桌外，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联合国秘书长是一副凶脸孔，外交官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常公到来，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常公是站着开会而身披五大流氓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忧伤，光光的头上没有一根头发。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日记强国，地图开疆”也，叫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姓蒋，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常公”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常公。常公一到联合国总部，所有开会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常公，你的部队又被共军包围了!”他不回答，对美帝驻联合国大使说，“给两船军火，要一飞机大烟。”便翻出九本《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外交官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的嫡系部队一定又被共军消灭了!”常公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的74师在山东被共军包围，往死里打。”常公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转进不能算失败……转进!……国军打仗的事，可能输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我军快速向后方转进”，什么“共军全灭，狼狈逃到我大本营周围”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联合国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常公原来也奋起抗日，但终于打不过人家，又不会治国安天下;于是愈战愈输，弄到将要被打到中部了。幸而还有外国友人的支持，便替美帝当看门狗，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不知自己天高地厚。看门不到几天，便连装备和士兵，都送给了TG。如是几次，就连美帝的援助都不准时了。常公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给TG送装备的事。但他在联合国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联合国会费，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常公的名字。

　　常公喝过半碗咖啡，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常公，你当真会打仗么?”常公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到了45年强弩之末的日寇也打不过呢?”常公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攘外必先安内，先死后生，先死后生，敌人向我方逃蹿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联合国大厦内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常公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那些外交官们也便这么过。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秘书长是决不责备的。而且秘书长见了常公，也每每这样问他，引外交官们发笑。常公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服务人员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兵书么?”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读过兵书，……我便考你一考。仗，有几种打法?”我想，青铜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常公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打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办法应该记着。将来做秘书长的时候，写报告要用。”我暗想我和秘书长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秘书长也从不打仗;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就是集中优势兵力么?”常公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圆桌，点头说，“对呀对呀!……打仗有四样打法，你知道么?”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常公刚用指甲蘸了咖啡，想在圆桌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有几回，联合国外的外国大使们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常公。他便给他们签条约，一国一条。大使们拿了条约，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常公。常公着了慌，伸开五指将公文包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包里的条约，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大使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常公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联合国秘书长正在满满的算联合国的账，取下粉板，忽然说，“常公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美元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咖啡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跑台湾去了。”联合国秘书长说，“哦!”“他总仍旧是败。这一回，是自己发昏，口出狂言要三个月消灭共军。共军，打得过吗?”“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丢了东北，后来丢了华中，打了几年，华北也丢了。”“后来呢?”“后来南京也丢了。”“南京丢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跑呆湾去了。”联合国秘书长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联合国账。

　　中秋之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吹着空调，也须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外交官来吵架，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杯咖啡。”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常公便在圆桌下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杯咖啡。”联合国秘书长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常公么?你还欠十九个美元呢!”常公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咖啡要好。”联合国秘书长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常公，你又打败仗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败，怎么海南岛也丢了，怎么会被打断腿?”常公低声说道，“海南岛主动放弃的，腿是自己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联合国秘书长，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外交官，便和联合国秘书长都笑了。我温咖啡，端出去，放在地面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五美分，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咖啡，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常公。到了年关，联合国秘书长取下粉板说，“常公还欠十九个美金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常公还欠十九个美元的会费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常凯申，大约是真的被联合国开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