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白俄罗斯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瑞典文学院又一次作出“惊人之举”，将某一个在自己国度或籍籍无名或异议颇多的作家推为诺奖得主。迄今为止，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有相当一部分获奖“内幕和真相”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的创作立场或者政治倾向符合诺贝尔奖评奖者的政治标准。这一点，现在看得越来越明白了。
一、S.A.阿列克谢耶维奇为什么会被诺奖评委们看中?
首先是和俄罗斯与西方争斗的大形势有关。近年来，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使俄罗斯与欧美发生直接矛盾。S.A.阿列克谢耶维奇作为出生于乌克兰、成长于白俄罗斯、成名于苏联时期的女作家，她的出身、她的文学活动主旨，她对时局的看法等，成为西方攻击俄罗斯的不二人选。S.A.阿列克谢耶维奇1948年出生于乌克兰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斯坦尼斯拉夫州，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她的出生地是乌克兰西部地区经济文化中心，2013年的乌克兰危机与此地密切相关，当地居民和地方政府强烈主张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而与俄罗斯接壤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居民和政府的观点则恰恰相反。S.A.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获奖后谈及乌克兰危机这个敏感话题时，毫不掩饰地批评俄罗斯政府应为东乌分离主义战争负责。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评论：在俄罗斯，一些民族主义者已经批判她痛恨俄罗斯，“会激起欧洲反俄情绪”。而俄罗斯的一位作协主席科鲁滨则直截了当地说：“一直有因为政治主题，并非由于作者出色的艺术成就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现象。西方起初是希望把白俄罗斯当作自己的附庸国与其调情的，可能现在找到了新的攻击俄罗斯历史的方式。”
那么，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到底是哪些内容吸引了诺奖评委们的眼球，使其成为“新的攻击俄罗斯历史的方式”? 1984年S.A.阿列克谢耶维奇发表了第一部文献性质的中篇俄语小说《战争中没有女性》，此小说是根据访谈几百位亲历二战的白俄罗斯女性的内容创作的。有评论就批评了她在该小说创作中存在的自然主义和诋毁苏联妇女英雄形象的倾向。1985年她发表的俄语小说《最后的见证者》，采访了一群二战期间白俄罗斯的孩子，被认为颠覆了苏联官方对卫国战争的宣传。而她在1999年发表的《锌皮娃娃兵》，是对10 年间不同时段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苏联士兵的访谈，记述了和苏联官方关于阿富汗战争宣传完全不同的事实。小说发表后，一些评论者认为，阿列克谢耶维奇是在给苏联军队抹黑，是对苏军的诽谤。白俄罗斯则将其列为禁书。一些参战士兵家属更是强烈批评作者，甚至在苏联解体后还将阿列克谢耶维奇告上法院，与她对簿公堂。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成千上万的人因20吨高辐射核燃料泄漏而感染各种疾病，阿列克谢耶维奇用3年时间采写了《切尔诺贝利的祷告：未来编年史》(中译本为《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一书，辑录了亲历者的灾难记忆，集中再现了核大国苏联及其体制弊端。2013年创作的《二手时间》是阿列克谢耶维奇最新的作品，她将访谈对象扩大到整个原苏联国家，从1991年采访开始，一直持续到2012年。这部倾其10年创作心血的小说直面苏共苏联亡党亡国后普通俄罗斯人灵魂撕裂、精神麻木、信仰无定、未来无依的茫然状态，画出了当今俄罗斯人虽然倔强并富有血性，但却面临着“不容退回的过去、难以接受的现在、没有指望的未来”的尴尬境地。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我组织起的不是真实(真实是无法企及的)，而是形象，是自己时代的形象，是我们对它的看法，我们对它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当然更适合西方的接受心理，因为每一本小说都展示了苏联不同时期的“阴暗面”，而俄罗斯是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遗产的。
因此，在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都与俄罗斯有关联的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格局下，S.A.阿列克谢耶维奇能被诺奖评委选中是顺理成章的事。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西方站在自己的“劳动成果”——苏联社会主义废墟面前，所搞的一次自演自赏。在这次获诺奖的《二手时间》里，作者借访谈者之口，对俄罗斯人曾经的信仰——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尽嘲讽之能事：“我们的共产主义，本来有个疯狂的计划：要把亚当以来的旧人类改造为新人类，而且也付诸实施了，这算是它唯一做过的事情。70多年间，在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验室里，制造出了一种另类的人：苏维埃人。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悲剧人物，另一些人把他们称为‘苏联分子’。”“苏联分子”一直就是冷战时期西方对苏联人的专称。而当苏联帝国崩塌后，“新一代”俄罗斯人迎来了西方资本主义，却发现他们追求的“民主自由”远不是心目中的理想自由，他们梦想融入欧洲的公民身份迟迟不来，他们甚而至于怀念起苏联的“伟大”来了。《二手时间》里选择的讲述者多是社会转型期生活中的“失败者”，他们以五味杂陈的心情缅怀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政治身份时时形成强烈比对。因此，当普京执政回归苏联曾经的强权模式时，普通民众虽然从内心认同，但因为自己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因而仍感到身心漂泊，无处寄放。《二手时间》里写道：“执政党就是复制版的苏联共产党。总统大权在握，如同当年的总书记，拥有绝对权力。而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东正教……”“普京式的民主，这是俄罗斯最短的笑话。”明显是对普京执政回归传统强权模式的嘲弄。可以说，诺奖评委们正是透过当今俄罗斯人矛盾复杂的人生态度，使S.A.阿列克谢耶维奇历经几十年精心绘制的苏联与后苏联精神地图，通过诺贝尔文学奖而放大了其攻击俄罗斯的国际政治效应。
二、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会沦为西方政治工具?
俄作协主席科鲁滨在评论S.A.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奖时直言不讳地说：“作者凸显的只是这种卑鄙的层面，暴露出其倾向性，这对一个作家而言是不体面的……我要强调，超越政治的诺贝尔奖是不存在的。”翻检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科鲁滨的话大体符合事实，因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自身的价值观所决定的。
从字面意义理解，诺贝尔文学奖按照其创始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意愿，是要奖给创作了“最富想象之杰作”的人。但是，这一标准在具体操作中却演化为按照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价值观、人性观、文学观和意识形态进行选择评判，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道不同不相为谋。如果作品中的思想观点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不一致，就算你声名如日中天，也绝不会与诺奖有半丝沾惹。比如列夫·托尔斯泰，曾两次被提名，却与诺奖无缘。因为此翁在作品中所表露的宗教观、战争观、国家观、政治观，其“是非”颇谬于诺奖评委。再比如高尔基，明显与资本主义世界是两个阵营的人，虽然也多次获提名，但也绝不可能得之。随着世事变迁和冷战世界的形成，诺奖评价标准不仅没有突破原有藩篱，而是更趋保守，更加意识形态化，成为被西方反复利用的政治工具。
在这方面，苏联几个获得诺奖的例子更具说服力。苏联共5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除了肖洛霍夫得到苏联官方认可(但也被斯大林指出有严重错误)外，其他4位都成为意识形态斗争工具。蒲宁是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但蒲宁在苏联却是一个“在政治思想上堕落到腐朽的君主主义立场上的反动家伙、白俄分子”，并于1920年流亡法国。苏联对蒲宁获奖定调为：“1933年授予蒲宁诺贝尔奖，同样无助于这位作家的名字在他的祖国传扬，因为这种做法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至于蒲宁作品的艺术价值，在此不过是个借口而已。”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以《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奖，但苏联将帕斯捷尔纳克评价为“社会主义的污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1965年肖洛霍夫获奖，这与当时苏联与西方稍加缓和的国际局势有关，也与苏共苏联当年大力推动有关。苏联官方当时这样评价：“瑞典文学院终于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一位伟大的苏联作家的作品……”但是，肖氏《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刚出版时，马上遭到了主流意识形态批判，到第四部出版时，争论更加激烈，甚至斯大林也指出小说有“非苏维埃倾向”，只因为肖氏有“过人聪明”的生存策略、“过人才华”的写作分寸，才使他远离国内政治斗争漩涡。索尔仁尼琴于1970年获得诺奖，但他在苏联一直受到批判，甚至于在获奖后即被传讯、逮捕、流放。1974年2月，苏联宣布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境。但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即授予其“美国荣誉公民”称号。1987年，加入美国国籍的苏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同索尔仁尼琴一样，他也是被苏联当局当作“麻烦制造者”驱逐出境的。而早在1964年，布罗茨基曾被苏联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罪判处5年徒刑。可以说，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建立，特别是自二战结束、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后，诺贝尔文学奖就越来越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推行其意识形态、搞和平演变的工具。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让-保罗·萨特，干脆称诺贝尔奖为“西方集团的奖金”、“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徒的荣誉”，并拒绝领取1964年颁发给他本人的诺奖。
除苏联作家外，诺贝尔文学奖有时还会“出于支持弱小民族反抗暴政的时局的考虑”，将其授予“对政府持不同政见的人”。比如1905年授予波兰作家显克微支，1923年授予爱尔兰诗人叶芝，1939年授予芬兰作家西兰帕。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流行，诺奖的评审标准也更多地关注到文学中的种族、性别、殖民、文化等问题，诸如拉美国家的马尔克斯(诺奖评其为“抵制极权”)、略萨(诺奖评其为“反对独裁者”)等也进入了获奖名单。当然，自诺奖开奖以来所获奖励的110多位作家中，90%都是代表西方价值观的欧美作家。由此看来，诺奖所标榜的“最富想象之杰作”，并不是与政治毫无关系的单纯奖项，而是有着一贯的通体浸透着政治色彩的“傲慢和偏见”。透过诺奖评审可以体认到，价值观与政治体制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区分“敌”“我”的不二法则。当然，诺贝尔文学奖也会奖给个别看似与政治毫不相干的作者(比如智利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94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以体现其民主开放性与包容性，但这种“民主开放与包容”已经是通过“内部排他机制”将不同价值观念排斥出去之后的民主开放与包容，其本质首要的就是通过政治手段确定其内部的一致性与排他性。而实际上，包括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不计其数的西方文学奖、电影奖、艺术奖等等，当他们以意识形态眼光扫描非西方世界时，他们所做的那些选择、甄别与定性的工作，就是告诉世界：什么样的作品符合他们的价值观标准，什么样的作品则必须被排斥。
三、如何跳出“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的怪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此语不啻醍醐灌顶，不知能否警醒那些“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的创作者!从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创作实践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诺贝尔奖(包括和平奖)开始光顾中国的现实来看，我们确实应该对此保持警醒并对文艺自身进行全面检视。
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长着一副中国面孔但已移居西方的高行健，有评论称，高不过是西方与中国在“价值与政治的‘领土争端’中一个无足轻重的符号”。1989年和2012年，诺贝尔和平奖明目张胆地分别发给了大搞民族分裂的“藏独”头目达赖和疯狂颠覆我国政府的在押犯刘晓波，甚至在刘晓波的获奖词里这样说：“这个奖，发给注定要给赤色中国带来麻烦的中国人……您的工作对于促进人民币按照美国人的利益升值以及政治体制改革非常重要”，使该奖项赤裸裸地沦为西方政击中国的政治工具。难道诺贝尔奖评委会看不到中国近些年来使几亿人口脱贫的巨大成就吗?难道看不到中国2015年宣布裁军30万人这么重大的国际和平诚意吗?如果诺奖真有什么公平正义的话，那和平奖项是不是该授予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呢?由此可见其鲜明的政治导向。
应该看到，中国文艺自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大师辈出，鸿篇巨制可观，为现当代中国人塑造民族精神、彰显民族自信、培育共同理想、凝聚共同力量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不同时期的文艺创作总会呈现一些“历史的反动”，并被一些人鼓吹为文艺的“进步”。比如，一些文艺创作者常常置国家建设的巨大成就与国民精神正能量的发展方向于不顾，他们模仿西方文艺技法，创作符合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在他们的笔下和镜头下，中国的形象常被定格为破败落后的永恒场景，中国人的形象常被形塑为心智残缺、情感粗糙、行为丑陋的东方病夫，中国人的行为常被描摹为对性、暴力、污秽等充满病态畸恋的奇形怪象，中国大地简直成了人间地狱。他们的这些做法博得了他们“西方主子”的赞赏，名其为文艺的“进步”，还发给他们这样那样的奖项，使其成为在国内吹嘘的噱头。但于人民而言，哪里有丝毫进步可言?究其本质，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指出的：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胡编乱写，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等等。因此，我们对西方设置的文艺奖项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不能只顾领取奖项而出卖国格和国魂，更不能有意或无意间充当了西方的政治工具。
对诺贝尔文学奖，早在1988年，季羡林就以他对诺奖本质充分了解的睿智批评说：“我们国内有一些人特别迷信诺贝尔文学奖，迷信的劲头十分可笑。”迄今为止是否还有一些人在时刻做着迷信诺奖的梦而不愿醒来呢?20世纪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虽然已经终结，但新的冷战似乎时隐时现。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其中文化、文艺战线的斗争却是更为隐蔽、更加复杂。比如美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战略家们通过不断调整其国际文化战略和战术，在各方面精心策划，持续强化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和霸权地位。他们针对具体目标国，通过各种资本输送手段，打造并固化亲西方的利益集团和文化精英。美国国内设有奥斯卡(电影)、格莱美(音乐)、托尼(话剧与音乐剧)等国际奖项，由此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文化艺术评奖标准，引导了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自觉地和不自觉地按这个标准进行文化艺术产品的创作与生产。如果从意识形态的政治视角而言，这些都不过是美国推行全球文化霸权的行径而已。
如何跳出“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的怪圈?最根本的还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对中国作家艺术家而言，以人民为中心，把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作家艺术家的文艺之路就会越走越宽阔，越走越亮堂;否则，只能是越走越狭窄，越走越崩溃。中国的文艺家们头上顶着孕育中华优秀审美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璀璨星空，脚下踩着创造中华文明5000年悠久历史的坚实大地，心中内化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价值追求，理应将中国人民、中华大地、中华文明作为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讴歌之，赞誉之，维护之，庚续之，而非虚无之，丑化之，摒弃之，西化之。诚如列宁所言：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文艺创作的目的本应是这样的：从根上来说不是为着获得某个奖去的，而是要锻造一个民族高贵的灵魂、坚贞的信仰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艺术家与人民的关系归根到底就是这样的关系：人民为艺术提供土壤和养料，使艺术家得到发展;艺术使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丰富和提高。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就是共产党人一贯倡导的也是最为根本的立场。
【本文原载于《红旗文稿》2016年16期，授权察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