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公的面子》是一部由南京大学文学院部分师生创作的话剧，首演于2012年，是当年校庆系列活动之一。当时编剧温方伊还是文学院戏文专业3年级的本科生。7年来，这篇本科“学年论文”已经在国内外几十座城市演出近400场。2013年，该剧在上海演出，当时我是一名文学院大三学生，对该剧充满期待，看完演出，对编剧、导演、演员非常崇拜。后来，我在上海又上了研究生，毕业时被选调到西部某省工作，在乡、县基层单位工作两年。这些年来，我时常想起《蒋公的面子》，大学时我对该剧表达的“启蒙精神”和“知识分子独立性”非常迷恋，基层工作实践使我对这些东西产生了怀疑。现在想来，《蒋公的面子》不过是一群“精神贵族”对历史与现实的错乱想象而已。

图片说明：2013年4月，导演吕效平来复旦大学作报告的宣传海报

一、《蒋公的面子》特意制造的剧场假象是什么？

据称，《蒋公的面子》创作灵感来自流传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则轶事：1943年蒋介石初任中央大学校长，邀请中文系三位知名教授（夏小山、时任道、卞从周）共进年夜饭。三位知名教授围绕“去还是不去”进行了复杂的讨论，这个讨论是全剧的核心，导演吕效平及其老师董健认为写这一段是为了说明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是自由的，他们可以讨论“去还是不去”，而今天的知识分子连这样的自由都没有。《蒋公的面子》以时空穿越的方式安排场景交换，“文革”时这三位被打成牛鬼蛇神、学术反动权威的教授，根本没有说话的自由，由此反衬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是自由的。这是观看该剧得出的必然结论，这个结论也是主创人员追求的唯一目标。

图片说明：《蒋公的面子》剧照

知识分子是自由还是不自由，并不在于要不要与蒋介石一起吃饭，而在于知识分子能不能认清时代潮流，能不能追求进步事业，能不能引领时代发展。在民国时代，一大批知识分子能够站在时代前列，与黑暗势力决裂。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自由的，哪怕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用“要不要与蒋介石一起吃饭”的虚构场景来证明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是自由的，这既降低和玷污了知识分子的品格，也降低和玷污了自由的品格。

在民国时期，有一大批追求自由进步的知识分子被反动政府残酷杀害，这些知识分子虽没有上述三位教授那样的自由，但是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无不焕发着伟大的自由精神，他们追求的是人民的自由、民族的自由和人类的自由，《蒋公的面子》所追求的自由只是狭隘的小我自由罢了。

该剧“文革”场景的设置也体现了主创人员的“良苦用心”，在这里，“文革”不仅是一个历史符号，还是一个现实能指。“文革”不仅指的是文化大革命，而且泛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该剧通过两个历史场景的对比，让观众强烈体验到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自由的，而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是自由的。这种特意制造的剧场假象可能会迷惑一部分观众，但它无法迷惑历史和现实本身。

图片说明：《蒋公的面子》剧照

二、如何认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问题？

导演吕效平的老师董健曾经提出，

【“建国后知识分子从原先的独立精神，蜕变到对‘领导’的崇拜，这是一个渐渐演变的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知识分子的这种依附性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特产，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很难看到。……所以我就想，能否将1943年的这段戏与今天知识分子的面貌做一个对比。这样的要求从编剧技巧上看恐怕有一些困难。1943年的教授到现在都已经去世了。现在的这个本子将时间选择在文革，我觉得对比性还是不够，处理得过于简单和表面。如果能把这一点改的更好一些，将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来发扬我们的大学精神。”】

在董健看来，《蒋公的面子》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揭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丧失独立性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认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问题？

我在读本科、读研的时候，受老师们的影响，特别关注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问题，我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在基层工作实践中，我越来越感到，在今天，知识分子独立性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当今时代，知识已经不再为少数人所专有专享，当今时代是知识普及的时代，社会各行业、各阶层都存在大量的知识分子，今天的工人与农民当中同样存在许多知识分子，干部队伍早就不是一个与知识界相分离的旧式官僚阶层了。因此，今天强调知识分子独立性，实际上是不知所云。今天的知识分子究竟要独立于什么？是要独立于党和政府，还是要独立于社会主义事业？

图片说明：《蒋公的面子》导演吕效平在一次演讲时说：“很多贴上中国化标签的东西，当我们把标签撕掉之后，我发现底下实际上写的是三个字——中世纪”

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干部与知识分子不是天然对立的，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推动者、贡献者，他们本就依附于这个伟大事业，不存在谁依附谁的问题。有的人强调今天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依附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和独立精神，“我站在云端，我看得清楚，我来启蒙你们这些糊涂虫，因为我就是上帝。”有的人还真把自己当上帝了，走不出中世纪的正是你这样的人，你永远都活在自己的中世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