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

【“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论十大关系》时，提出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为了发展文化和科学，要贯彻毛泽东过去分别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个口号。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上宣布了这一点。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5月2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知识界会议上，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代表党中央对“双百”方针进行了详尽阐述，引起强烈反响。”（见该书第470～471页）】

“百花齐放”使《梁祝》影响中国，走向世界

陆定一在报告中指出：

【“文艺工作，如果‘一花独放’，不论那朵花怎么好，也是不会繁荣的。拿眼前的例子来说，就是戏剧。几年以前，还有人反对京戏。那时，党决定在戏剧方面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现在大家都看到，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收到了巨大的效果。”】

陆定一在这里提到的戏剧方面的工作，是毛泽东亲自动手抓的。

毛泽东历来看重中国的戏剧，特别是戏曲。他本人对中国各地的主要戏曲差不多都有兴趣。他特别喜欢京剧。1943年，毛泽东高度评价由延安中央党校俱乐部组织编演的京剧《逼上梁山》。1944年，他亲自指导京剧《三打祝家庄》的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0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京剧和地方戏以哪个为主的争论。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题词祝贺：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同年5月5日，政务院发出《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

【“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

戏曲界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题词祝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陆定一在报告中说：

【“对于文学艺术工作，党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今天来说，也就是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劳动人民服务。”】

因此，“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对广大戏曲工作者的要求是：一方面要对旧的戏曲艺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另一方面要利用已经在群众中形成的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推出适应新形势的新题材的戏曲。在这方面，地方剧种走在前面。1952年以后便陆续出现了评剧《刘巧儿》、沪剧《罗汉钱》、吕剧《李二嫂改嫁》、豫剧《朝阳沟》、花鼓戏《三里湾》等等。这些剧目的诞生和成长，无一不是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有的毛泽东还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例如《刘巧儿》，本来是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一件真事情，边区著名艺人韩起祥将之编成陕北快书《刘巧团圆》、陇东中学教员袁静创作了秦腔剧《刘巧儿告状》在边区广为传播。为何会广为传播，是因为这个剧是受到了毛泽东“新秦腔”的指示推动创作出来的。后来传播到北京，被改编成评剧，更是广受欢迎。

毛泽东对有反封建内容的历史剧非常欣赏。他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把一个地方剧种，越剧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推向全国。

1950年夏，以范瑞娟领衔的民间职业剧团上海东山越艺社，为了在戏曲改革中取得大发展，决定把流行在江浙一带的越剧，“带到北京、带到毛主席住的地方去演出”。

全团人马于7月底开进了北京，首次亮相的剧目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周恩来看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出后，邀请了范瑞娟、傅全香和南薇、陈鹏两位编导到中南海他家作客，并请他们一起吃饭。吃饭时，工作人员请周恩来去接一个电话。范瑞娟后来回忆：

【“总理听完电话回来，兴奋地向大家宣布：‘同志们，毛主席的秘书刚才来电话，毛主席要看你们的演出，今天晚上请你们到怀仁堂去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听到这个喜讯，我激动得心砰砰直跳，周总理说：‘毛主席今晚要看你们演出《梁祝》，你们该多高兴！毛主席看你们演出，幸福呀！’这时坐在一旁的许广平（鲁迅夫人、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握着我的手说：‘是啊，你们太幸福了！’”】

演出时，毛泽东坐在第五排看戏，在演到“思祝”一场时，范瑞娟饰演的梁山伯计算约定日期，掐着指头念“一七、二八、三六、四九”的数字时，毛泽东看得哈哈大笑，还自言自语地说:

【“看你傻乎乎的，等你把日子算出来，祝英台已经嫁出去了！”】

范瑞娟是后来听坐在毛泽东后面的上海市人民法院何院长说的。范瑞娟觉得毛泽东说的有道理，在后来的演出中就去掉了这个内容。

剧终，演职员在台上列队谢幕，毛泽东向台上挥手致意。范瑞娟回忆：

【“我们目送着毛主席退席，时间仿佛都凝固了。回到后台，负责接待我们的中央办公厅的钟灵同志过来对我们说：‘演出很成功，毛主席看了戏很高兴，他要我转告你们，希望你们以后再来，他再看你们演出。’”】

1951年8月，范瑞娟、傅全香等东山越艺社成员参加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后，接到政务院下达的任务，进京作国庆观礼演出。剧团带了修改过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宝莲灯》等剧目赴京。10月7日晚，在怀仁堂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招待外宾和全国工农兵英雄模范、志愿军代表及革命老根据地代表。晚7时半左右，怀仁堂内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毛泽东又一次到场观看《梁山伯与祝英台》。

◆毛泽东与范瑞娟亲切交谈。

10月15日晚，剧团第三次进怀仁堂演出招待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的代表时，毛泽东再次莅临观剧。在北京期间，范瑞娟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会间休息时，范瑞娟遇到了毛泽东。范瑞娟回忆道：

【“毛主席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见到我便问：‘你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梁山伯吧？’我有点不好意思低下头。毛主席接着说：‘你去年演出我看过，今年又看过。’我连忙说：‘请主席多提意见。’毛主席说：‘你今年比去年演得好。’”】

1953年，毛泽东亲自批准拍摄新中国第一部国产彩色越剧艺术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

电影拍成后的第二年，1954年，周恩来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和地位参加讨论国际问题。为了利用日内瓦会议记者云集的机会，增加外国人士对新中国的了解，中国代表团举行了电影招待会，第一次放映的是彩色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受到记者们的普遍欢迎。第二次电影招待会放的是《梁祝》。周恩来亲自设计的请柬上写道：

【“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周恩来还安排放映前三分钟的英文解说。结果剧场内座无虚席，晚来的只好站着，连未被邀请的美国记者也前来观看。放映过程中，有的记者感动得频频拭泪。电影结束，一阵沉寂后，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不但使各国记者领略了中国文化之美，同时也是对当时国民党宣传的大陆“毁灭文化”“不讲人性”谣言的一次有力回击。

1960年1月18日晚，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在一个小型晚会上观看了浙江婺剧团演出的《对课》和浙江越剧二团演出的《挡马》。演出结束后，两位越剧小演员跑到毛泽东的沙发旁，左右蹲下，问这问那，还再三要毛泽东唱越剧。最后，毛泽东终于答应：

【“好！我就唱一句梁山伯与祝英台。”】

全场刹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坐在沙发上，面对身旁的两位小演员开口唱了句“梁山伯与祝英台……”，立刻博得满堂彩，毛泽东也开怀畅笑。这句“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毛泽东一生中唱过的唯一一句越剧，带着浓浓的湖南乡音。就是这不标准的唱腔，体现了毛泽东对“百花齐放”方针的尊重和支持。

毛泽东在1956年8月24日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

【“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他还勉励音乐工作者：

【“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的，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

这个谈话，实际上是“百花齐放”方针中的具体内容之一。

堪称世纪音乐经典，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蓝本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在“百花齐放”方针指引下，全国文艺工作者都想方设法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受欢迎的作品。1958年是文艺工作者下厂下乡掀起高潮的一年。艺术院校的学生也要定期抽出一定时间外出演出。演出过程中，农家出身的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的学生何占豪，发现老百姓根本听不懂外国乐曲，农民要求演奏越剧、沪剧音乐。

当时范瑞娟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直长盛不衰，全国越剧团纷纷效仿演出。何占豪当过浙江越剧团的小提琴兼扬琴演奏员，对越剧《梁祝》的音乐十分熟悉，这为之后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打下了基础。

◆《梁祝》创作过程照片，何占豪(左)、陈钢(中)。

1959年5月，何占豪与陈钢合作的《梁祝》于上海首演，这个古老的故事通过小提琴优美的音乐传遍了祖国大江南北，后来又传到了海外。直到进入21世纪，音乐界人士最有代表性的评价是：

【“哪里有太阳，哪里就有中国人；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梁祝》！”】

2009年，何占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越剧是哪里来的?是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尹桂芳等等一大批表演艺术家，以及一大批琴师联合创造的，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女，从小就唱山歌、小调，在农村的文化氛围、父辈的熏陶下成长，十几岁开始到上海闯荡、在舞台上磨练，这才有了越剧。所以我说《梁祝》原始的创作者是农民。

通过何占豪的这段话，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理解到毛泽东为什么特别重视这个戏。何占豪还总结道：

【总的来说，我还是遵从毛泽东思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有些音乐形式我们本民族是没有的，比如《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也不是我们民族的音乐形式，但我用民族内容“梁祝”故事，用民族的音乐语言，这就不一样了。】

毛泽东一直到晚年都有浓厚的《梁祝》情结，视越剧为戏曲百花之中独具魅力的一支。1969年仲夏的一天，毛泽东在西子湖畔的汪庄庭院散步，提出要听他曾多次欣赏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听完录音后，有人对他说：

【“主席，越剧音调软绵绵的不好听。”毛泽东纠正说：“越剧具有典型的南腔特色。曲调比较柔婉、细腻，擅长抒情。”因此，他认为越剧不适合演出《红灯记》这样的剧目，说：“我不赞成把越剧改得不像越剧。各地方剧种应有自己的特点，不然要那么多地方戏干什么，一个剧种就够了嘛。”】

大力支持和亲自参与文艺题材创新和艺术创新

1956年到1965年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随着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的高涨，他们需要更多的现代题材的文艺作品。由于在文艺战线上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这一时期文艺界出现了新气象，取得了新成果，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的需要。除了文学界涌现出一批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名篇，如《创业史》《山乡巨变》《红岩》《红旗谱》《上海的早晨》等，还有一大批电影作品外，舞台艺术更是呈现百花芬芳的可喜局面。

1964年3月，文化部在北京举行优秀话剧创作及演出授奖大会。获奖作品有《霓虹灯下的哨兵》《雷锋》《年轻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等。

1964年6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芦荡火种》《红灯记》《红色娘子军》《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洪湖赤卫队》《杜鹃山》《红嫂》等一批思想、艺术上都有较高成就的京剧现代戏脱颖而出，为运用京剧艺术形式表现现代生活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受到广泛热烈的好评。

就毛泽东的个人爱好而言，在各种戏剧中，他更喜欢中国戏曲一些；在各种中国戏曲中，他最喜欢京剧。他对京剧中的许多名剧名段都耳熟能详。同时，他非常期盼所有艺术形式都能够在题材方面、艺术方面不断创新，以便更好地适应形势，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毛泽东对话剧这种外来的舞台艺术关注得并不多。解放后他第一次看的话剧是1951年公演的老舍的作品《龙须沟》。此剧在当时曾引起轰动，周恩来认为，这个剧反映了“让人民知道中央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于是热情地向毛泽东推荐。1963年8月1日，毛泽东白天写了他唯一的一首杂言诗《八连颂》，赞扬“南京路上好八连”，晚上看了话剧《雷锋》。同年11月29日，他观看了以“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为素材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他鼓励道：

【“话剧是有生命力的。”】

◆1963年，毛泽东与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雷锋》剧组合影。

毛泽东非常希望京剧也能早日拿出现代题材的剧目。但由于京剧与其他戏曲形式相比，更封闭一些，艺术表现手段也更凝固一些。尽管演职人员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下也不断努力，但一直到1958年才有一出《自有后来人》（《红灯记》前身）问世，而且影响并不大。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标志着建国后大批优秀的京剧工作者在“百花齐放”方针指引下，通过艰苦探索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周恩来说：

【主席这次登高一呼（指1963年12月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力量就大，因为他抓住本质的东西了，抓住要害了。民族戏曲都要演现代的革命的事迹，是有它的困难，……（但是）我们青年一代学老京戏，唱、念、做、打这些基本功都学到手了，如果内容人家不愿意看，不愿意听，那你还不是没有前途。】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从1964年开始，毛泽东先后观看的现代京剧有《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嫂》《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海港》等。

作为京剧行家里手的毛泽东，每看完一出现代京剧，往往会接见全体演职员，有时画龙点睛说上几句，有时则提出重要的修改意见。有的是关于剧情的，有的则是针对具体艺术表现手法的。

◆毛泽东与《红色娘子军》剧组全体演职员合影。

1964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北戴河观看了《红嫂》。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参加了座谈会，他高兴地说：

【“《红嫂》这台戏可用‘玲珑剔透’来概括，剧本编写得细致，人物表演得细腻，充分体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深。”】

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红嫂》的唱腔风格。《红嫂》选用的是张派唱腔，在唱腔中穿插了一句南梆子，毛泽东说：

【“这样不好，还是改用西皮原板，京剧里南梆子是用来表现小家碧玉的传统人物，而红嫂是剧中的英雄人物，还是用西皮原板好。”】

剧中“熬鸡汤”一场戏开始是用的四平调转慢板转快三眼，毛泽东说：

【“不用四平调，用二黄慢板。因为传统文戏四平调表现的还是小家碧玉，二黄慢板则表现的是大家气派的人物，还是用二黄慢板好。”】

毛泽东还鼓励大家说：

【“这次山东带来两个好戏，我看了很高兴。《红嫂》这出戏是军民鱼水情的戏，演得很好，要拍成电影，教育更多的人，做共和国的新红嫂。”】

后来，这部戏被拍成电影，风靡一时。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对芭蕾舞这样的外来形式的舞剧如何“洋为中用”也很关注。他对《红色娘子军》的评价是“这出戏的方向是对的，艺术是成功的。”《红色娘子军》成为了跨世纪的中国芭蕾舞艺术经典。《红嫂》也曾改编成芭蕾舞剧，受到广泛好评。2019年4月，中央芭蕾舞团在《红嫂》的基础上新创作的芭蕾舞剧《沂蒙三章》公演，中芭团长冯英说：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数十次深入沂蒙老区采风、体验生活，中芭演职员们对沂蒙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台舞剧是我们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也是我们向沂蒙英雄的致敬。”】

◆1964年元旦，毛泽东观看豫剧《朝阳沟》，与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握手。

毛泽东之所以倡导“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其目的最终是要使文艺成为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文艺，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文艺，使文艺无愧于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

1971年7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上海京剧团演员、现代京剧《龙江颂》女主角的扮演者李炳淑。毛泽东对几部现代京剧作了评价，说：

【《龙江颂》这个戏不错，我看过四次电视，一次电影。五亿农民有戏看了，你回去告诉他们，说我感谢他们为五亿多农民创作了一出好戏。我看能够流行的还是《龙江颂》《沙家浜》。又说：现在剧太少，只有几个京剧，话剧也没有，歌剧也没有。以前说人家演样板戏是反样板戏，我说不要那么讲嘛，要允许人家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只要脸上不抹白鼻梁就行了。样板戏能有几个人看，大家都演了，看的人就多了。《龙江颂》拍成电影就好了，广大农民就可看到了。（参见《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6卷第443～444页）】

当然，自从1951年毛泽东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1964年毛泽东号召“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后，我国文艺的发展道路仍是在艰难的探索中前进，经历的曲折在所难免。但是不管经历过多么大的曲折，经典毕竟是经典，至今仍能影响全国乃至全世界。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当年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剧作曲组的主创人员。他在2010年说道：

【“《红色娘子军》《沙家浜》《白毛女》这几部作品在艺术上的确可以成为经典。因为那时候是集体创作，大家都可以提意见，真是精雕细琢。”】

担任过国家领导人的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在进入新世纪之初接受记者采访时尖锐地指出：

【“我们在毛泽东时代有创立自己新文艺的苗头，我自己不是参加文艺工作的人，可是我们在旁边看，认为这个方向对头，好像这点没有继续下去。”他还说，“（毛泽东指出的方向）我的理解，就是不能放弃传统，要在传统基础上创新。”】

【胡新民，察网专栏学者，独立学者。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党史博采”，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