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视剧《光荣时代》的批评意见

北京市老公安十一子弟

　　被列为国庆70周年优秀电视剧展播作品，以北京市公安局初创时期为背景的反特片《光荣时代》，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后，受到主流媒体热捧，称赞其不但是“时代表达”，而且是“表达创新”，“故事和人物均依据真实的历史背景和原型”，“坚持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

　　北京那个特殊历史年代的真实情况，确对许多观众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该片完全无视历史，对于公安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编造、戏说到毫无底线的程度，严重背离了基本的历史真实和时代真实。作为北京老公安的子弟，本着对党史、对革命先辈、对广大观众负责的精神，特郑重提出以下意见。

　　一、重要历史人物完全失真

　　写重要历史题材，“大事不虚”不仅是文艺创作的原则，也是党的宣传纪律。如果平地起楼地编故事，尽可将故事假定在虚构的省市;如非要编当年北平的故事，即使编到派出所，甚至分局一级，也可斟酌。但如果以公安史的真实事件、真实人物为框架，那“首都北京”、“北京首届公安局”、“市局第一任局长”这三条线的交集点，就成了不能改、不能编的铁的事实，并且是载入史册的事实。然而，对党中央深谋慎选委以重任的北京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谭政文，该剧却胡编乱造得离了谱。谭政文是我党我国保卫、公安、政法战线第一代领导人之一，红军长征时即是师级领导干部。建国前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进城当公安局长同时，任中共第一届北京市委七常委之一，是公安史尊称的首都公安奠基人。这些，已成为北京公安干警被要求应知能详的内容。该剧却把这位真实的历史人物“改写”为姓罗，外号“老萝卜”，是一位从敌人抓捕中逃脱出城的不知哪一级的地下党负责人。这种与真实毫无关系的任意虚构，实在“虚”得没边没影了!郑朝阳可以虚构，白玲可以虚构，但谭政文不能虚构。在该剧的总体结构上，市局首任局长这个关键人物的设置若不算“大事”，那什么是大事?这样一位历史人物都敢编，还有什么不敢编?这么严重的失实，用编故事不宜用真名实姓来搪塞，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莫说局长谭政文，即使涉及到当年的处长，后来也大多是省部级领导干部。例如，当年市局的秘书处长兼局长办公室主任刘涌，后任北京市委常委、政法部长、市高级法院院长;局长办公室副主任王宁，后任广东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顾委主任;市局的侦讯处长冯基平，后任陕西省委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中顾委委员;市局的治安处长赵苍璧，后任四川省委书记、第五任公安部长、十二届中央委员;等等。对这些公安战线的老前辈、老领导，也不允许像该剧这样任意虚构，胡编乱造。

　　很难设想，那些描写著名战役的军事故事影视作品，能批准剧作者把指挥战役的军政首长改头换面、改名换姓。怕是编剧有这个斗胆，军委政治部、军事科学院甚至国防大学都决不会让它过关。为什么保卫、公安、政法战线就可以这么随便?

　　二、重要事件严重失实

　　1、“一百单八将”沦为戏说

　　剧中演到的西黄埿训练班，是中社部主办的接管大城市公安集训班。学员是从西北局、华北局、华东局和晋绥分局精选的县团级以上、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公安精英，共100名。后又从北平选调来8名大学生，戏称“一百单八将”。其中有10名“女将”。这个班由中社部副部长谭政文主抓，并亲自兼班主任，亲授审讯课。中社部三室副主任刘涌作为他的主要助手，担任副班主任兼党总支书记，讲授情报保卫人员的修养。北京调入的八个名额，该剧“占用”了两个：除“老萝卜”外，另一个是在旧警局从警10年的地下党员，一个是京郊一个游击队的队长——同中央严令抽调并严格筛选的学员资格和标准，无一相合。至于在训练班里，“老萝卜”是何许人，是学员?是教员?是“领导”?身分不明。剧中既不见中央首长来训示(五大书记中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三位书记来开班讲话)，也不见中社部领导同志来讲课，除了黑板上写有“审讯学”三个字(《审讯学》是谭政文32岁在延安写的我党第一部审讯学专著，被中央审定为正式教材)，课上课下只见男女学员斗嘴耍贫。那时的学员邢相生(后任北京市委常委兼第四任市公安局长)、高克(后任第九任北京市公安局长)、朱寄云(后任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吉林省公安厅长)等老前辈如果健在，看了此剧情何以堪!

　　2、市局的组建不符合事实

　　谭政文当年接管旧警局、组建首届市局，决不是如该剧所演，只靠他这108名学生。中央指示，中社部及各大区、各军区在京津、华北所有情报站人员100余名全部编入市局建制，进京路上分别到谭政文处归建。在路途中归建的，还有原准备接管南方大、中城市的华北党校学员70余名。进驻良乡后，中央警卫团3营、4营780多人改编为市局公安大队。这四路大军会师共一千多人，这才是市局最初完整的骨干力量。只说“一百单八将”，丢掉了情报站这100余精兵强将，怎么可能尚未进城就基本掌握北平的敌情、社情?怎么可能进城立即就能对着门牌和名单去搜捕敌特分子?以偏概全地戏说首都公安创业史，冯基平(后任第三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副市长、市委书记)、安林(后任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兼第八任公安局长)、闵步瀛(后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市国家安全局长)等情报站的老前辈如果健在，看了此剧情何以堪!

　　3、剧中说的“赶毛驴”未体现政策威力

　　“赶毛驴”的策略，是指有控制地大胆使用旧警人员。这是北京市委非常明智的决策，也应是剧中确立我们同旧警人员基本关系的政策定位，绝非片中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调侃台词，更不是哪个个人的突发奇想。在正式接管仪式上，谭政文召集旧警局科长(包括团级警官)以上人员训话，按照和平接管、约法八章的精神，明确宣布：“旧人员目前一律留用;照发原薪;佩戴临时工作证。”这三条一讲，人心大安，旧警人员无不为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所感动。旧警局原外一分局局长徐澍，由于比较廉正，威望较高，在警局局长杨清植畏罪逃跑后，被推到代理局长的位置。混乱中他命令各级警官将旧警局的文件、档案保存完整，并在移交前对人员、武器、财物等造册登记，谭政文对此十分满意。为妥善安排徐的工作，专门因人设事，成立了一个以他为组长的“业务研究组”，很好发挥了他的专业特长。然而该片不强调党的政策感召力，却突出个人过去在警局或社会上发展的私人关系、江湖义气。包括处理社会事件，包括侦查、破案，往往是单打独斗，靠个人英雄主义解决问题。几乎看不到、也不见有人提起党的领导。从大格局上讲，这是该剧最大的失真。

　　三、编造的工作结构太虚假

　　公安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在党委和政府领导下，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严肃与谨慎相结合。最初北京市公安局除有北京市委的坚强领导外，还接受着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任务之艰巨，工作之繁重，后人难以想象。公安部长罗瑞卿兼第二任北京市公安局长时，才提原侦讯处长冯基平为副局长。谭政文任局长时，未配副局长，他领导着五个处不足10位正副处长、十几个科长、二十个分局长(内七、外五、郊八)等40多员干将，在党中央和市委的领导下开展着紧张艰苦、卓有成效的工作。该剧却把这个工作层级和工作程序“简化”缩写成一个“光杆”局长，直接指挥两男一女三个组长。上下内外，大案小案，甚至剧本杜撰的市局各种“仪式”，全看这四人做戏，假得十分可笑。这样的戏何必非要放在北京演?这样的破案故事，说是发生在其他城市都无不可。但有违公安纪律的是，局长带着三个组长，居然在大众娱乐场所，一边喝茶嗑瓜子，一边大谈案情，真是匪夷所思。让这四人来演译当年谭政文率领那四十几位干将及一千余公安骨干的精神境界、政治水平和执政执法能力，实在是他们难以承受之重。以“罗局长”的憨气、侦查组长的痞气、行动组长的傻气和技术组长的娇气，怎么同敌人斗智斗勇?靠这“四人转”，如何完成党中央交付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四、时代氛围违背史实

　　除了重要历史人物、大事大局失真，该剧所营造的时代氛围也严重失真。和平解放的北平最初是一派战后的混乱局面。随着东北、华北地区的大片解放，各地敌特军警头子大多逃到北平。在这个200万人口的都市里，败兵、难民四处流散，特务、土匪横行不法。经常发生敌特、匪徒埋地雷、打冷枪、抢劫、凶杀、投毒、放火、破坏等恶性事件。有时一天就发生几起大案。那时，潜伏特务活动十分猖獗，不断策划暗杀我中央领导、高级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甚至阴谋组织武装暴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当时的市公安局，除要行使社会治安和城市管理的一般公安职能外，还肩负着直接保卫党中央的重任。所以，那时的工作节奏，不仅是夜以继日，甚至是没日没夜，一天当两天过，一人当十人用。别说战斗在一线的公安干警，就连局长谭政文，也是经常在市委开会到凌晨一两点，散会后便驱车直奔业务处或分局。同志们劝他注意身体，他总是说，“敌人搞我们，难道还分什么昼夜吗?搞公安保卫工作，就是要拼命工作，要赶到敌人前面!”哪像该剧所演，一线干部都那么悠闲，不但有闲逗贫、调情、下馆、探亲，男一号甚至在大军进城、勤务紧张的当天，居然脱岗回家与兄对饮。女一号则喷香水，做美发，穿时装吃洋餐，住豪宅听唱片，建国初谁见过这么闲情逸致的“摩登”女公安?这让后人怎么能体会那个百废待兴的年月里革命者忘我创业的真实艰辛?

　　五、严重歪曲当年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

　　在那个改天换地、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摧毁了旧中国、准备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共产党人，是怎样的斗志昂扬，又是怎样的埋头苦干。这种时代特点，在北京那批“第一代公安干警”身上，体现得特别突出。其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形成了首都公安的光荣传统。然而在剧中，其重要成员，那“一百单八将”在进城路上，一不讲敌情、社情，二不研讨政策和策略，看不到任何备战的紧张有序，却在卡车上表演满汉全席报菜名的“贯口”。净想着进京开洋荤的人，“赶考”能及格吗?郑朝阳同意组织分配他回北平搞公安工作，仅仅是因为北平有他的哥哥，不讲觉悟和奉献，更不讲初心和信仰。那时公安战线的战友，大都是互敬互学，取长补短，生活上关心爱护，工作中信任配合，战斗中生死与共。但该剧对那个时期同志关系的描述却是扭曲的。同志、战友之间，故意表现得褊狭、粗鲁、嫉妒，相互贬损，彼此捉弄，男女之间还打情骂俏，犹如职场“宫斗”戏。剧中的罗局长脱离群众，在办公室藏酒独品，藏饺子私享。下级对他既不尊重，也不敬佩，甚至戏弄他，设计轮流偷吃他的饺子。充斥该剧的这种低级趣味，猥琐、龌龊，低俗不堪。这些桥段和表演，对共和国缔造者那一代人的思想觉悟、文明教养和高风亮节，都是不能容忍的歪曲亵渎。他们怎么能代表新中国“第一代公安干警”?从他们身上，看不到首都公安老一辈人那种为了党的事业、团结发动群众、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观众会问，难道当年共产党就是这样打江山、坐江山的吗?

　　从大事到小事都这么假的连续剧，却被主流媒体的剧评夸为“真”。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从网上得知主要作者竟是在公安机关工作过的领导干部，是业内人、知情人，却把本子写成这样，并获审批通过，这究竟是为什么?确引人深思。我们敬仰的光荣时代不是轻喜剧的笑料，不能让拜金媚俗的市场迷信和过度商业化玷污那个光荣时代。这种戏说无度、以假充真、甚至以假乱真的作品，或者让老百姓觉得太假，以致由不信作品引申到不信历史，怀疑共产党得天下的真实性和正义性;或者让老百姓以假当真，误以为共产党就是作品中歪曲、贬低的那种不堪形象，不但质疑红色政权的正义性、合理性，甚至认为找到了现在一些社会弊病的“原罪”。如不及时制止其破坏性的解构作用，危害甚大。

　　恳望创作人员和审批机关，面对先辈的历史，面对后代的观众，能够有起码的尊重和敬畏之心，严肃点，认真点。编故事可以，但不可以编历史。不管你的“初心”是什么，从实践结果看，不能无所顾忌地击穿底线。刚上演没有几天就有这么大负面影响的片子，盼能速下决断，尽快制止并消除其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