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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魏巍:长篇小说《东方》(连载)(6)

    

魏巍

第一部    

 

第十一章   路上

 

凤凰堡越来越远,渐渐隐没在发黄的树丛里。这时候,也许还有人在那里站着吧,也许还有人踮着脚尖在瞅他们的亲人吧;可是我们的年轻人,心里想着的却是远方,远方……

中秋已过,地里的庄稼大部分收割完了,这时的平原又显得是多么地开阔哟。只有贫农们小心留下的三五株晚熟的高粱,摇曳着火红的穗子,点缀着平原的秋色。

“真是!不回家想家,家来不到三天就腻味啦。你说是不是,嘎子?”杨雪盘起腿儿坐在车厢里,尽量把她穿着白胶鞋的脚压在腿底下,中秋过后的早晨,风已经很有些凉了。

“谁说不是!”郭祥吊着腿坐在前面车沿上,“一家来,第一天热乎,第二天就蔫乎了。门口转到屋里,屋里转到门口,直矗矗当街一站,没事拉叉的,像是叫牛笼嘴拘着似的。”

这时候,从北方靛蓝色的天空里飞过来一群大雁。杨雪用手一指:

“你瞧,这大雁也像咱们这些当兵人似的,今天飞到这里,明天飞到那里。”

“这话也对。”郭祥说,“不过咱们是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这大雁倒是专找寻不冷不热的地方。”

那群大雁已经“咯儿嘎、咯儿嘎”地飞到头顶上来了。杨雪仰起脸儿目送着它们,轻声唱着:

大雁大雁排齐咧,

后头跟着你老姨咧;

大雁大雁排好咧,

后头跟着你姥姥咧……

郭祥立刻想起,这是他们儿时常唱的一首曲儿。那时候,他们总是手拉着手唱着,来欢迎欢送那从故乡田野上飞过的雁群。

她一直把大雁目送到很远的地方,才转过脸来说:

“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常唱的这支小曲儿吧?”

“你既是不喜欢我,还提这干什么?”郭祥心里懊恼地想。

杨雪以为他当真想不起来,就咯咯地笑着说:

“哈哈,连这你都记不得了?”

“真是记不得了。”郭祥乘机抓了抓头发,叹了口气。

真是最快乐的人也有烦恼的时候。我们的郭祥一向是多么快乐的人呀,真是人走到哪里,笑声跟到哪里,如果他那嘎样儿引不起你发笑的话,那就不成其为嘎子了。可是你瞅他现在,眉头皱成了一个疙瘩,多难受呀。

“究竟她是一个傻姑娘呢,还是装糊涂呢?”他又第几百次向自己提出这个叫人困惑的问题。郭祥想道:说她傻,她比谁不机伶呵!而且肯定她是有心计的。当她还是一个洗衣员的时候,她就能够说得出上百个药名。即使她周围的人,也说不出她究竟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她只不过是往病房里送送衣服,医生身边站一站,药房里转一转,说说笑笑,完全是一副心不在焉的祥子,可是就在她那眼角一撒一撒中间,那些知识,早已经印花布似地印在了她那灵巧的心上。对郭祥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晚会。那次,师里的文工队到团里来演戏,演出那天下午,一个女队员突然得了急病,不知谁出的怪主意,就把她临时“借”去了。她那时候还不识多少字,不能看剧本读台词,导演急得满头是汗,只好一句一句教她。临演出,台词才刚刚教完,全体演员都为她捏一把汗,心里噗嗵噗嗵地跳。结果,竟出人意外,不仅台词上没出什么大差错,而且她演的这个地主家的使女被赶出来的时候,表演得是多么真挚动人呵!她的泪真的流下来了。当时坐在台下的郭祥,掏出手绢儿,竟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能说她不聪明吗?可是,这位百伶百俐的姑娘,为什么,为什么对于一个长期倾心相慕的人的情感,就没有察觉呢?为什么,为什么她就不讲出口来呢?哼,她必定是瞧不起我。我以后不要理她就是。可是,正像往常一样,每想到这里,自己就又为她辩解:“你不要那样想,那会屈冤人的!你一个男子大汉,自己还讲不出口来,为什么倒去怨恨一个姑娘呢?”想到这里,他就暗暗对自己说:“郭祥呀郭祥!过去有那么多好机会,你偏偏一字不谈;现在生米已经快做成熟饭了,你还嘀咕这些做什么!”想到这儿,气得他把腿一拍,懊恼地说:“你真是一个混球儿!”

糟糕!郭祥一时没注意,竟说出声音来了。

“你说谁是混球儿呀?嘎子!”杨雪问。

“我是说……”郭祥抓耳挠腮的,“一个小虫子钻到我耳朵里去了。”说着,他就用手指头往耳朵里乱抠。

“别乱掏呀,”杨雪欠起身来着急地说,“让我瞅瞅!”

郭祥连忙摇摇手说:“不要紧,它自己会爬出来的!”

车轮滚滚,思绪纷纷。郭祥没有注意,马车已经上了堤坡,下面就是大清河的一湾清流。在贴近岸边的水面上,漂着不少早落的柳叶。

“可是,可是……”郭祥继续想着,“事情也不能全怪我呀!我本来是准备向她提出来的,谁知道正要开口哩,事前没有任何迹象,就突然起了那么大的变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等有了机会,我还是问她一问。”郭祥就这祥做了决定。

一路上,人少车轻,赶得很快。中午略略打了个尖儿,太阳大高,就赶到了固城车站。

说是车站,其实除了一处票房,几家骡马大店,跟普通的乡村没有多少区别。两个人图节省,就将家里带来的烙饼让店家烩了烩,只出了个油钱。饭后,因为离上车还早,就到村头溜弯去了。

村南有两三棵老梨树,叶子红得耀眼,怪叫人喜欢。两个人就随便坐下歇着。远处有几家农户正在忙着打场。

“看起来,”杨雪说,“今年的大秋还是很不错的。”

“不错。”郭祥随口应和。

“你们营的庄稼也很不错吧?”

“不错。”郭祥又说。

“领导生产怕很不易吧?”

“头一年开荒,一点半点困难还断得了!”

“你们……你们营长的领导怎么样?”杨雪的脸红了一红,不过红得不算厉害。

“他,很有办法。”郭祥满口称赞地说;一面心里暗想,“你瞧,她到底把她高兴的话题引出来了。”

“别夸他啦。”杨雪撇撇嘴说,“要说战斗,工作,他是有一套;要说生产,恐怕他不在行。”

“你瞧,一提他,她高兴得眼睛都放光了。”郭祥想道,“我不如就趁这时候,把那个问题问她一问。”

他摘下帽子来,摔了摔土,装作很随便的样子问道:

“小雪,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们俩到底是怎么样搞成的呀?”

“这个……”杨雪低下头咯咯地笑了一阵,“这有什么好说的!”

郭祥又带笑说:

“我记得你说过,就是天皇老子你也不谈这个问题。大概……这是烟幕弹吧!”

“怎么是烟幕弹呢?”杨雪笑着说,“一入伍,我就有爱人了,可热乎哩!”

“谁?”

“姓文。”

郭祥想不起一个什么姓文的,忙问:

“他叫什么?”

“他叫文化。”杨雪又咯咯地笑了一阵,然后收住笑说,“说真的,那时候我真迷上它了。你想想,一入伍,全班就数我文化低。有一回军邮交给我一封信,我就拿着到班里大吵大嚷:‘这是谁的信哪,快来拿呀!’人们一看,就哈哈大笑起来,把我笑得愣乎乎的,原来这就是我的信!连自己的名儿都不认识,多惨哪!我想,我要不好好学习,我就跟不上革命的发展,将来要变成废人了。我就下了决心。你知道,那时候,我一天要洗几十件血衣,晚上还要烫了,整了,只有天亮以前,悄悄起来,点上灯学一会儿,我哪里还有别的心思!再说那时候,我才十六七,懂得什么叫恋爱!有一次,我和护士大刘病了,留到后方,孔医生就托人给我送来一大包苹果,我一看那苹果真好,一气就吃了两三个。那大刘就龇着牙笑,还说:‘小杨,孔医生为什么单单给你送苹果呀?”我一想,对呀,这么多女同志,为什么单单给我送苹果呢?你瞧,我那时候儿多傻,想都没想一下就把人家的东西吃了!果不其然,第二天就接到了他一封信,里面写了那么多的碜话;我瞧着,瞧着,就哭起来了,连饭也不吃了。政委把我找去,问我哭什么哩,我把信一甩说,‘你瞅瞅吧。’政委一看哈哈大笑,他说:‘小杨!你这个小姑娘,还不懂得这个,每个女孩子都要过这一关的。你不同意,拒绝他就是了。’他最后还告诉我,应该学一点对付这种那种情况的办法,我这思想就武装起来了。追求我的,还真是不少,有当面献殷勤的,有派警卫员来给我送胜利品的,有借谈工作为名找我个别谈话的,还有一味死瞅你、死缠你的,通通叫我一个一个地顶回去了。从此以后,他们就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叫我是‘攻不破的堡垒’!”

“嘿,看起来我当时没有向她张口儿,还是对的。”郭祥心中想道,接着又问:“以后呢?”

“以后,”杨雪笑着,从地上拾起一片红叶,卷着卷儿,“我这‘堡垒’不就叫他给攻破了吗!……到底人家聪明人是有办法。”她瞅着那片红叶微笑着,音调里充满了赞赏。

“什么时候?”

“那也难说,”杨雪说,“我自己也是不知不觉的。……那还是我在团卫生队工作的时候,虽然也听人说他这好那好,我根本就不在心儿。有一天,他突然跑到卫生队瞧病来了,我还是不在意,一直低着头在那儿练字。正在写着,写着,听得背后有人说:‘这小鬼学习可真努力!’我回头一瞅,原来是他笑吟吟地偷看我写字哩。羞得我就连忙把字捂起来了。他说:‘小杨,拿过来让我看看。’我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像狗爬似的。’他又亲切地说:‘别小资产了,谁也要经过这个过程。我刚才看你写了好几个错字。’我看他挺庄重,不像是跟我打喜诨的,就把手挪开了。他弯下腰来,看得可严肃可仔细哩,接着就掏出钢笔,把错字一个个改了,一笔一画,比文化教员改得还认真哩。改过以后,说还有要紧事,就急急忙忙走了。我想,这人多亲切呀,多热情呀,人家虽说是营首长,一点架子都没有。隔了几天,他又瞧病来了,一见我就热情地说‘小杨,这几天学习怎么样?’我就把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跟他讲了。他说:‘我也考虑了一下,你学习很积极,就是方法还不很对头。方法对了,可能快得多。’我一听就乐了,忙问他有什么巧法。他说:‘你会注音字母不会?’我说不会。他说我假若学会注音字母,就可以查字典,很快就可以看书了。一听说会看书,乐得我嘴都合不拢了。他又说:‘小杨,你别高兴!我可以教会你,但是我不一定每天都有时间。’我说:‘营长,我不能占你太多的时间,只要你到团部开会的时候,顺便拐个弯儿教我几个就好。’从这以后,我们俩就‘ㄅㄆㄇㄈ’起来了。”杨雪笑了一阵,沉了沉,又说:“人哪,真怪,有时候他时间长了不来,我还觉着怪别扭哩。当然,我也想过:他这么尽心竭力地教我,是不是还有别的意思?可是整整几个月,人家没有说过一句淡话,没有任何不庄重的地方,我呀,千万不要冤枉了好人!……哈哈,一直到我们的关系确定以后,他才向我坦白了,嘎子,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这就叫‘诱敌深入’!”

杨雪笑得咯咯的,靠在那棵老梨树上,把那片揉碎了的红叶扔到一边去了。

郭祥也勉强地笑了一笑。

“当然光这个也不行,还有哩。”杨雪收住笑说,“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平常接近的人,比如说护士大刘,我们卫生队的队长,还有侯医生,他们同我扯起闲话来,都不断称赞他。有一次,贺华姐姐病了,我去看望她。正好团长也在家。我在外间屋里帮他们的孩子洗尿布,听见里间屋里团长对贺华姐姐说:‘一个干部要全面很难。有的人是文的来得,武的来不得;有的人是武的来得,文的来不得。像我还能冲几下子,将来胜利了,搞建设了,准叫干部部门儿发愁。’又听贺华说:‘你瞧咱们团的干部,有没有是文武双全的?’团长马上说:‘怎么没有?我看一营营长陆希荣同志就是一个。’这时,我的心就跳起来了,但我还是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洗着尿布,支起耳朵听。接着贺华又问:‘他打仗很行吗?’团长说:‘嘿,他军校毕业分到我这营当排长,头一仗就打得不错。那时候,老实说,我这轻视知识分子的毛病还没有改,以前分来几个学生,平常训练还能来几下子,一到打仗就顶不住个儿了。陆希荣来的时候,我一看他高高的个子,人长得很漂亮,军风纪也很整齐,我心里说:哼,这人拿去演电影倒不错。临发枪,我话都没有讲一句,心里说,我不指望你完成什么大任务,你不要丢了我这枪就行。第一次打仗,他就赶上了走马驿伏击战。敌人突围了,眼看就要从那个山口子突出去,我问守山口的是哪个排,三连连长说就是陆希荣带领的三排。我一听就火了,我说,你为什么单把那个学生排长放在那里?要是这几十个日本鬼子跑了,我要撤你的职!……哈哈!谁知道,这小伙子还真的把鬼子顶回去了,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战斗结束以后,陆希荣背后对人说:“我来了几个月,今天咱们邓营长第一次对我笑了一笑。”是的,是的,我对他是的确比较满意的。’团长说到这里,贺华插嘴说:‘他文的方面也很行吗?’团长嘿嘿笑了几声,满口称赞地说:‘你没有听说过吗?他们家乡一带都管他叫“才子”,还有人说他从小就是个“神童”!人们说,他们县里曾经举行过一次中学生的作文比赛,他那时候只刚刚十岁,还没有上高小哩,他就去报名参加。好多人劝阻他,讥笑他,结果,你猜怎么样?他竟考了个全县第一!据说作文题叫什么《中秋之夜》,这有什么好写的!可是他就写出来了。里边有这样的句子:“月儿升,秋风起,这时我仰望天空,也不知道是月走,也不知道是云飞。”你光听听这几句,有没有点儿才气?’贺华就笑着说:‘这几句就是写得不赖。’只听团长又说:‘这还不算,人家还写得一笔好字。那年执行任务路过他们县一座大庙,有人对我说,这庙里有一幢碑是他写的。我根本不信。下了马到里面一看,果然后面落的名字是:“后学十三岁少年陆希荣沐手拜书”。我当时想,吓,这人是不简单!是有点子名堂!再说,像这样的人,最容易骄傲了,可是他对我们团领导一直很尊重。不管大小事都来请示,虽然有些地方做得过分些。他对下级的关系也很好,很能同战士打成一片。你知道他还拉得一手好胡琴,会唱京戏,据说还很有梅派的味道。一有空,他就到班里去,同战士们拉拉唱唱,说说笑笑。有一次,我亲眼看见好几十个战士围着他,喊着:“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他又奏了一个曲子,仔细听,先是画眉,后是百灵,随后是鸽子、鹤鹑、布谷、黄莺等等各种各样的鸟叫。我一问,原来这个曲子叫什么《空山鸟语》,是他最拿手的。一个人的十个手指头有这么巧,这真是个多才多艺的家伙!……’团长说到这里,只听贺华说:‘这人就是不错。不知道他在家结了婚没有?’团长连声说:‘没有,没有,像他这样好条件,不知道哪个有福气的姑娘才配得上呢!……’我在外间屋里,最初是边洗边听,到后来就光是听忘记洗了。再往下听,谈话已经结束,灯已经熄了。实说吧,就是从这时候起,我的心才有点儿活。……过了不多时,就过年了。你还记得吧,那时候咱们为了庆祝大西北的解放,大搞文化娱乐工作,我不是扮了一个坐旱船的姑娘吗?……”

杨雪望望郭祥,郭祥苦笑着点了点头。她又接着说:

“就是那天晚上,我卸了妆以后,他要送我回卫生队。谁知道在路上,他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弄得我躲也躲不及,闪也闪不开,我这‘攻不破的堡垒’就垮台了!”

杨雪低着头笑了一阵,才抬起头来望着郭祥说:

“你知道他搞的这叫什么战法?他事后才告诉我,团长和贺华姐姐,还有卫生队的干部,都是他事先去说好的。他说他的战法,先是‘诱敌深入’,接着就是‘严密包围’,最后就是‘勇猛突击’,争取‘一举歼灭’!……你说说,叫我有什么办法!”

杨雪的脸透出幸福的红晕,就像飘到她脚下的那几片红叶似的。

这时候,传来火车威严的汽笛声。郭祥趁机站起身来说:

“快走吧,车进站了!”

两个人跑步进了剪票口,不一时火车进站,车上人很挤,穿了好几个车厢,才找到了座位。火车在这里只停了一分钟,就长鸣一声,继续向南驶去。

这条纵贯中国大地的铁路线,穿过故乡的千里沃野,一直到祖国遥远的南方。如果是在平时,在郭祥情感平静的时辰,这条路该引起他多少回忆呀!自从党的军事力量发展到北方以来,这条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后是国民党反动派所占据的铁路线,就始终是铁路两边千百万群众的冲击目标。尽管敌人在铁路两侧挖了一两丈深的大沟,沿路筑了密密的碉堡,铁甲列车在不断地巡逻,从黄昏到拂晓都没有停止过更梆,可是十数年来,没有一个晚上不燃起爆炸的火光不响起袭击的枪声。有时候,几百里铁路线,就在同一分钟一齐瘫痪在熊熊的火光里。我们的郭祥,自从光着小脚板背着小马枪的时候起,就没有断过同它打交道。他能够一字不差地扳着手指头讲出从北京到石家庄每一个小站的站名;他记得在哪里放过炸药,在哪里打过铁甲车,在哪里歼灭过敌人某团某营;他也记得自己的哪个战友在哪里负了伤或者洒尽了自己的鲜血。……不要讲整个国家,就是单讲夺取这条铁路也是多么不容易呵!而今天能够坐上自己的火车,在这条线路上飞驰,该是多么的愉快!要搁平时,他一定会说上一路,笑上一路,唱上一路,可是现在……

这条线路的路基,由于过去激烈斗争的年代损坏得过于严重,又没有来得及修得平整,车身晃悠得厉害,再加上明晃晃的夕阳直射车窗,不知什么时候,杨雪已经歪着脖儿睡熟了,她的黑发垂在了一个白发老大娘的肩头。

郭祥的思绪,现在像一团乱麻似的。除了平常千百次困扰着自己的那些想法之外,现在又增添了一种强烈的冲动,这就是要向她当面表白一下自己的内心。尽管这祥做已经迟了,而且他丝毫无意来转变她的感情,可是他现在总觉得要把这些彻底地谈一谈,把自己经年累月埋藏起来的感情连根挖出来扔掉,这件事情才结束得痛快。从今以后,就再不想她,免得对自己也对别人产生任何的影响。是的,是的,就这么办吧。他要立刻把她叫醒,在前面路上已经越来越少这样的机会了……

时间已经到后半夜了。车声隆隆,大约正行走在一座大铁桥上。杨雪睡得很熟。当郭祥正要去推醒她的时候,他不由得从内心里惊叫了一声:“天哪,你是在做着怎样的事呵!”他立刻意识到,刚才的想法是一种错误!我郭祥决不能做这样的事!对她表白自己长时间的感情,只不过图一时痛快,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好处呢?难道这对别人已经形成的感情不会有损害吗?这不同样是搞破坏吗?何况她是我的知心朋友,营长又是我的上级和同志呵!想到这里,他的脑筋,豁然清醒过来。他甚至从内心里把营长和自己做了一番比较,觉得营长许多方面都比自己要强。杨雪同他一起生活,一定会得到他很多帮助,今后一定会进步得更快。他觉得自己不仅不应该烦恼,而且应当为她,为自己少年时代的朋友高兴……

火车轻快地向南急驰。夜,大约已经很深了。全车厢的人都沉在睡梦里。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的郭祥也斜靠着车厢睡熟了。在桔黄色迷离的灯光里,可以看到他的头发覆盖着前额,嘴角含着笑容,在他那褪色的军衣的前胸上,还像孩子似的流着一小片提起来叫人害躁的口水。

 

第十二章   征鞍

 

北京的秋夜是这样静谧,静谧得就像平静幽深的湖水一样。即使在这山雨欲来的时刻,你从外面也看不出它有任何不安的征兆。

可是新从外地来的一位年迈军人,却辗转反侧不能入睡。

他住在北京饭店的三层楼上。虽然这里是闹市区,但夜晚11时过后,喧嚣的市声就已经平息下来。来往汽车很少。古旧的有轨电车,也叮叮当当地回厂去了。街头卖夜宵的摊贩,正在纷纷散去。偶尔有一辆三轮车走过,显得格外冷清。稀疏幽暗的街灯,也似乎昏昏欲睡。窗外,除了风吹落叶的簌簌声,几乎没有什么声音来打扰他。可是不知为什么竟是这样难以成眠。

他是今天奉急令从西安赶来的。自从大西北解放以后,他就被任命为西北军区司令员兼西北局的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大前天,他同西北人民度过了开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还在庆祝大会上讲了话。会后正有一大堆事情要做,突然今天中午从北京飞来一架专机,接他到中央参加政治局会议。通知急若星火,要他即刻动身,一分钟也不要停留。这样,他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带,只带了洗漱用具,就从办公室赶到机场来了。同行者只有秘书林青和警卫员张秋囤两人。幸亏天气晴和,于下午两点二十分就飞抵北京西苑机场。接着就赶往中南海颐年堂了。

当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黄军服,风尘仆仆地走进会议厅时,显然会议早已开始。他立刻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严肃气氛。政治局委员们到得很齐,还有几位老总也列席了。人们见他进来,纷纷站起来同他握手。毛主席也站起来笑着说:“彭德怀同志,你来得好哇!”说着坐下来,又说:“恐怕催你催得急了一点,可是这有什么办法,是美帝国主义要请你来呀!”大家笑了一阵。毛主席又说:“我们的恩来同志早就警告过,说你不要过三八线,你要过了这条线我们就不能置之不理。可是人家就硬是不信,硬是过来了,我们可怎么办哪?究竟是出兵参战,还是听之任之。请你彭老总也准备发表意见。”毛主席说过,点了一支烟,继续听别人的发言,脸上又恢复了潜心思虑的表情。彭总一听讨论的原来是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由心里一震,脸上也严肃起来。他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静静地抽着烟,听着一个又一个的发言,沉重地思虑着……

他听来听去,基本上是两种看法。一种是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理由是:第一,我们连续打了22年仗,战争创伤极为严重,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第二,广大新解放区(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土)土地改革还未进行,人民群众并没有发动起来;第三,国内大约有100万左右的土匪、特务和国民党残余武装,还不断在各地骚扰破坏;第四,我军的装备相当落后,训练也很不充分;第五,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一部分军民已产生了厌战情绪。……总之,我们还没有站定脚跟,一切都没有准备好,如果贸然出兵,将会使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遇到极大的风险。而另一种意见是积极主张出兵。理由是:第一,我们准备不够,美帝也准备不够。他们兵力不足,补给线过长,弱点很多,战争很难持久;第二,如果使美帝得逞,国内外反动派必然会嚣张起来,不仅国防边防会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新生的人民政权也难以巩固;第三,三年以后再打,松口气当然好,但是我们这三年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东西,还是会被打得稀烂。既然如此,就不如打了再建设;第四,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已经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只看到本民族的利益,对朋友见危不救,袖手旁观,就会使世界人民对我们失望,这也将是难以弥补的……

会议开得很晚,还有多数同志没有发言,毛主席就把手里的纸烟熄灭,笑着说:“我看美帝国主义要打,饭也要吃,还是明天晚上接着开吧!”说过,慢吞吞地站起身来,缓慢而又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要亡国,我们站在旁边看,不管怎样说,心里也难过呀!”这句话声音虽然不高,彭总听来却像雷鸣电闪一般震撼心魄。

他回到饭店,已感到相当疲劳,匆匆吃了饭就睡下了。可是会议上提出的问题,却依然在脑海里没有平息下来。从内心说,他是倾向于出兵的,可是事情是如此重大,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兴衰存亡,作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是不能不严肃考虑的。这样考虑来考虑去,也就睡不成了。在平江起义以来的22年中,他什么地方没有睡过?你说是山高风寒的黄洋界,你说是烟雨泥泞的烂草滩,还是一点烟火也没有的破窑洞,只要下面有一束干干的草,上面有一条薄薄的军毯,就可以睡得那么香甜,哪管它枪声如潮,炮声震天。可是今天软软的床,厚厚的被却睡不着了。他看看表,午夜已过,忽然懊恼地埋怨起这张软床来:“哼,准是我彭德怀没有福分,睡这样的鬼弹簧床不习惯呵!”说着,他扭开灯,立刻跳下床来,把床上的被褥枕头统统搬到地毯上。然后心安理得地躺下来。

然而,为时不久,就证实了这个硬板板也并不优越。于是,他下定决心,不睡了,干脆继续深入地考虑一些问题。

首先,他认真地考虑了那些不主张出兵的理由,觉得每一项都是确切的事实。他从西北来,也许体会得还要深切。想起人民的困难,他的眼前忽然又闪现出那幅终生难忘的图画。那正是解放大西北某个战役的前夕,他经过连夜行军来到一个村子,天还没有亮,他想叫开一家老乡的门休息一下,可是门却久久不开,过了很大工夫,才从里面出来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进去用电棒一晃,原来全家五六口人,男女老少都赤条条地踡卧在炕上,坑上连个毡片也没有。他这时才明白,这家人也许只有一套破烂衣服,此刻正披在那个老人的身上。看到这种景象,他立刻退出门去,眼里滚落了几滴灼热的泪水。从此这幅图画就像用火钎刻在他的心里,时时刻刻在警醒他,鞭策他。茫茫的大西北,约占祖国三分之一的版图,除了一小片老解放区,全是新解放的土地,这里该有多少那样的人家!所以西北一解放,他就定下一个决心:至少要让他们“都能过上中农的生活”。他为此没日没夜地干,并且做了许多计划和设想,可是这些都要暂时地放弃了。他想到这里,轻轻地叹了口气。忽然,那个熟稔的声音似乎又在耳边说:“你们讲的都有道理,就是别人要亡国,你站在旁边看,不管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呵!”他接着念了好几遍这句话,越来越觉得分量不同,最后竟象千斤重锤落在心上。他自言自语地说:“是呵,是呵,别人都要亡国了,你站在旁边看,讲一千条一万条理由有什么用?如果这些理由不同朝鲜的危急情况联系起来,只看到本民族的利益,那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觉得毛主席的话虽然不多,却是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了。想到这里,他深切感到毛主席的眼光、情感、胸襟毕竟不同,一种亲切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觉得这正是毛泽东伟大的地方。

“出兵是必要的!肯定是应该的!但是关键是能不能打胜。”他在地板上翻了一个身,又进一步想道,“军队的装备和国家的经济力量,毫无疑问是很重要的,但是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相比,什么时候是处于优势的呢?”想到这里,他眼前又浮现出一幅图画。那是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安塞的一天,这时正是夕阳西下,秋风凛冽,举目一望,眼前只不过是一座荒凉的小城,山坡上只有几眼破破烂烂的窑洞。一支历尽艰险的饥饿疲劳的队伍,看到这番景象,也确实感到凄凉。有人就叹口气说:“唉!跑了两万五千里,到了这儿,想不到就是这么几眼破窑洞!”可是,今天看来,不就是这几眼破窑洞换来了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不禁又想起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日子,那形势也是很严重的。胡宗南的兵力是23万人,而他指挥的兵力却不过2.3万人。那可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了。可是不到一年时间,胡宗南就屁滚尿流滚出了延安。在他身经百战的一生中,无数这样的事实,构成了他牢固不拔的信念:真理的力量无坚不摧!革命的力量,只要它真正代表人民,就可以战胜千险万难!

他,长期的军事生活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睡得多晚也起得很早;可是今天却未免例外,待他醒来时,已经旭日临窗了。经过一夜的思虑,他心里格外清爽,就像这面承受阳光的窗子一样敞亮。不知怎的,他心里还腾起一种渴望,想找毛主席亲自谈谈,一来看望看望他,二来也倾吐一下自己的心迹。

这样想着,他就从地铺上坐起来穿衣服。警卫员小张推门进来,一看彭总在地下坐着,就皱着眉头说:

“你怎么睡到地板上了?”

“这里舒服噢!”他摸摸自己的光头,半开玩笑地说。

“舒服?我看还是这大沙发床舒服。”

小张嘟嚷了一句。这小张来这里工作还不到半年,文化程度很低,字识不了几个,但是工作特别认真,为人又很忠实。只是有点认死理,爱同人抬杠,在彭总面前也免不了要嘟嚷几句。彭总因为自己从小受苦,特别疼爱那些贫苦家庭出来的孩子,所以也从不计较。

“也不知道开什么会,风风火火的,这么急!”他一边整理床铺,一边又嘟嚷起来,“弄得什么也没有带,我看洗了衣服换什么!”

“什么会?反正是个重要的会哟。”彭总笑着说。

“那当然,要不人家就不给你派飞机了。”

彭总穿好衣服,就推开前门站在阳台上。他朝下一看,人们正是上班时候,车流人潮,好不热闹。两边人行道上,一群群上学的孩子,戴着红领巾跳跳蹦蹦地走着,更使他看得神往。彭总一向喜欢孩子,简直喜欢得有点出奇。可是他自己却没有孩子,后来就把几个侄儿侄女收养起来。这时,他看见街上的孩子,就想起他们来了。

“过两天,把小白兔也接来吧。”他回过头对小张说。

“行。我找饭店再要间房子。”

“不好!你怎么能随便要!”

“不要,住在哪里?”

彭总转过身,指指地板:

“这地方就很好嘛!”

“真是……”小张嘟嚷了一句,嘴撅起来了。

“你这个小鬼,”彭总批评道,“在兰州你就不注意关灯!我得跟你屁股后一个一个去关。这得浪费多少小米子呀!”

小张静静地听着,彭总瞥了他一眼,又说:

“哼,要是你在家里点灯,就不会这样了!”

“司令员,”小张说,“这你就批评错了,我们家从我记事儿就是不点灯的。”

说到这里,彭总也忍不住笑了。

下午,彭总同主席的秘书约好,决定提前到中南海去。因为距离很近,汽车只走了几分钟,便进了中南海的东门。他下了车,沿着一道弯弯曲曲的花墙信步走着。这时正是下午三点钟的样子,斜阳照着碧水,显得分外明净。岸上的垂柳,黄了一半,还绿着一半,长长的柳丝垂到湖水里。那一株株白杨,却满眼黄澄澄的,像挂满了金片一般,只要一阵小风就纷纷飘落下来。再往前走,有一座汉白玉筑成的玉带桥,横卧在秋水之上。桥左岸是伸到湖中的一座小岛,名唤瀛台,桥右岸就是要去的丰泽园了。彭总昨天来得仓促,一切都未曾细看,现在停住脚步,向对岸一望,只见那瀛台修在一座高坡上,层层叠叠的画楼掩映在黄绿相间的树丛之中,看去虽然壮观,只是年久失修,都破旧了。这边丰泽园的大门,也是如此,油漆都剥落得成了暗紫色,看去颇像一座古庙。这一切都说明,一个古老的国家刚刚新生,真是所谓百废待兴。

彭总向两个年轻的哨兵亲切地还了礼,就进了丰泽园的大门。穿过屏风,就是昨天开会的颐年堂了。这个方方正正的大院子,有两大棵多株海棠,叶子稀稀落落地快要掉净,但满树红澄澄的果子,却在阳光里红得耀眼,比春天的花还要可爱。

这时,一位年轻的秘书已经笑嘻嘻地迎了出来,谦恭有礼地说:“主席早就起来了,正在等着您哩!”说过,就引着彭总转过右侧的走廊,向东面一个跨院走去。

这个跨院,门外有八九株高大的古柏,翠森森的,门上挂着一块绿色小匾,上刻“松竹斋”三个字,看去也是很古旧的了。秘书笑着说:“这里以前叫‘松菊书屋’,原是一个藏书的地方,因为离颐年堂近,开会方便,主席也就住在这里。”彭总踏着石阶进了门,院里又是几株参天古柏,还有一株挺拔的古槐,浓荫几乎遮住了半个院子。这院子东厢房是主席办公室,西厢房是书库,北房便是主席的住处了。秘书推开东厢房的门,正要把彭总让进办公室去,只听北房里有人用浓重的湖南乡音亲切地说道:

“还是到这里来吧!”

说着,毛主席已经从北房里走了出来。他穿着一件相当旧的驼色毛衣,披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制服,脚下是一双圆口布鞋,笑微微地站在台阶上说:

“彭老总,你来得好早呵!”

彭总快步赶上去,同毛主席握手,一面笑着说:

“主席,你看天都什么时候了?”彭总说着,眯眯眼看了看太阳。

“可是对于我,这已经是大早晨了。”毛主席笑着说,“你知道,我这个坏习惯已经有很多年了。”

说着,他那高大而微驼的身躯微微地弯了一弯,把彭总让进屋里。

彭总在沙发上坐下,四下一望,靠着墙壁都是书橱书架,摆得满满的全是书。里间屋是卧室,床头前也摆了几个大书架,那些发黄的线装书上,还插着不少小白条子。一张硬板木床上,各色封面的书籍竟占了半床,床头上搁着两盏蒙着布罩的高大台灯,屋里除了两张桌子,几只沙发,惟一的奢侈品,就是墙角里的那台落地式收音机了。

彭总望了望主席的面容,那头浓密的黑发在额头上还是齐崭崭的,白发并不多,只是比以前略显消瘦了些;他的神态仍像素常那样风雅安详,但认真看去,却又似乎掩盖着一些过度的思虑、疲劳甚至不安的东西。彭总问:

“怎么样,你还睡得好吧?”

“不是睡不好,是想睡不能睡啊!”他微笑着说,“昨天晚上会一散,就来了两个忧国忧民之士,决心要来说服我。最后我讲,好吧,高岗同志,林彪同志,你们都是为党为国,有意见讲出来就好。你们的意见我一定考虑,我的意见是不是请你们也考虑考虑。他们走了不久,也就大天亮了。”

“他们在会上不是都讲了嘛!”

“讲是讲了,不过又搞来了不少材料。”毛主席接着说,“我们的林彪同志讲,美国一个军就有各种炮1500门,我们一个军才36门,太可怜了;坦克更不用说。他还讲,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三四倍于敌人的炮兵和装甲兵,对敌人是根本顶不住的。老天爷,这可难了,什么时候我才能比敌人的大炮、坦克多三四倍呢?他们还要我一定考虑到一切后果。我看就是剩下一句话他们没讲,就是说,如果贸然出兵,我毛泽东将会成为千古罪人。……”

由于最后这句话分量很重,彭总端在手里的茶杯忽然停住。室内一时沉静下来。停了半晌,彭总才轻轻地将茶杯放在茶几上。

这时,毛主席从烟盒里取出两支“中华牌”的香烟,递了一支过来,一面笑着说:

“彭老总,你是不远千里而来,不知道考虑得怎么样了?是不是也来说服我了?……当然,多摆一些困难也没有什么,总是考虑得周密一点好。”

“我看可以出兵。”彭总性格坦率,说话一向开门见山。“我也是一夜没有睡好。想来想去,如果让敌人占领了朝鲜,同我们隔江对峙,这对东北威胁很大;加上它控制了台湾,威胁着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能找到借口。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我看,不同美帝国主义见个高低,要想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

“好!讲得好!”毛主席显然有些兴奋,反复吟味着,“噢,老虎是要吃人的。对!这是你彭德怀的版权!很可惜,这个常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哟!”

他似乎颇为感慨地叹了口气,抽了两口烟,脸上恢复了严肃的表情,凝望着彭总说:

“可是,彭德怀同志,这件事也确实有很大风险。第一,从我们说,不出兵则已,一出兵就要能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他们;第二,既然打起来,就要准备着美国同我们宣战,就要准备着他们至少要来轰炸我们的大城市和工业基地,使用海军来攻击我们的沿海城市,甚至到处轰炸,遍地下蛋,一直到最后丢原子弹。……”

毛主席讲这些话时,不自觉地站了起来,双目炯炯,手势极其有力,仿佛要把他面前的什么东西推倒似的。显然他早已深思熟虑,下了最大决心。

“这个,我也考虑过了。”彭总刚毅果断地说,“关键是能不能打胜。打胜了,风险就小,打不胜,风险就大。我看最多无非是他们进来,我们再回到山沟里去,就当作我们晚胜利了几年!……即使这样,我看比起哈达铺咱们改编成陕甘支队要好些吧!”

毛主席听到这里,神采飞扬,眼也亮了,禁不住朗声大笑起来,震得一截长长的烟灰落到膝盖上去了:

“好,好,还是你彭老总呵!”

“这也是受到你的启发。”彭总诚恳地说,“昨天夜里,我对你最后讲的那句话,背诵了几十遍,最后总算通了。我在想,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东方人民,世界人民,都在望着我们,我们怎么能给他们泄气呀!”

“对,对,”毛主席低下头深有所感地说,“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她应当对世界有所贡献;可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个贡献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室内沉默了一阵。彭总又继续说:

“我们不能轻视敌人,也不能过低估计自己。我们在陕北,不就是几眼破窑洞?比胡宗南差远了,可是我们有群众,我们依靠着陕甘宁100多万老百姓,就打败了胡宗南,现在有全国几亿人民,我就不信一定会失败!”

毛主席兴奋地点点头,含着深意地微笑着,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有些人哪,是只讲唯物论不讲辩证法,讲唯物论又不讲群众,讲辩证法又不讲发展,这叫什么哲学?”

说着,他望着彭总,笑得是这么动人,彭总也笑了。

接着,他像忽然想起了什么,脸上又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愁容,压低声音说:

“可是,这么一件大事派谁去啊?……我同恩来、少奇、总司令都谈了,我们考虑到集结在南满的几个军,过去都是四野的部队,打起来也首先要靠东北支援,这样我们觉得派林彪同志去较为适宜。可是昨天晚上我试探了他一下,他显得很紧张,连忙说,他的身体很不好,每天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说到这里,他凝望着彭总,试探地问:

“彭老总,你最近的身体……”

“很好。”

“那么,这个担子是不是由你……”

彭总沉吟了一会儿,那坚毅的颚骨动了一动,两道浓眉一扬,抬起头说:

“我听候主席和中央的决定。”

毛主席深为感动,上前紧紧握住彭总的手,长出了一口气,说:

“这,我就放了心了!”

这时,忽听门外有人说:“主席在吧?”接着玻璃门轻微地响了一声,原来是周总理走了进来。他穿着一身整洁的银灰色制服,潇洒自若地站在门口,笑着说:

“哦,原来彭总也在这里。人已经来齐了,我们开会去吧!”

“好,好。”毛主席说着和彭总一起站了起来。

“你昨天的确太紧张了。”周总理转向彭总亲切地说,“事情决定得很仓促,头一天气候不好,飞机不能起飞。”

彭总笑了笑,觉得总理总是这样亲切和周到,事情办得有条不紊,周总理说过,又转向毛主席说:

“会议今天可能结束不了,我看适当延长一两天也可以。这样重大的问题,还是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这样统一思想才牢靠。另外,列席的同志,特别是几位老总也要请他们发言。主席,你看这样是否可以?”

“可以,就这么办。”毛主席把手一挥。

说着,三个人出了房门,沿着走廊说说笑笑向颐年堂走去。刚踏进颐年堂的院子,彭总猛一抬头,只见那两大棵海棠,在夕阳的红光里,就像两支红通通的火炬,燃烧在碧蓝的天空。他不禁赞叹道:“这两棵海棠真好!”主席和总理也停住脚步,仰起头来。总理说:“据说,这两棵海棠己经有300年了,还这么旺盛!”毛主席点了点头赞赏地说:“是的,看起来,这也同我们这个古国一样,旧的枝条死去,新的生长出来,它自身的生命力也是不可低估呵!”说着,他们踏上颐年堂的石阶,只听里面笑语喧哗,大约人早已经齐了。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连续开了两天,106日晚上,彭总在会上发言,完全同意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态度异常坚决。7日晚上又整整开了半夜,正式作出了出兵决定。随后,毛主席正式发出命令,立即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样,一副命运未卜的重担,已经牢牢实实地压在这个苦工出身的硬汉子的肩上,他个人的一切都无暇考虑了。人都说,彭老总是“苦命人”,什么地方艰苦就到什么地方去,事实确也如此。飞机已经给他准备好了,天一亮,也就是说108日一早,他就要飞往沈阳。

会议于7日深夜结束。彭总走出颐年堂,西天一弯月牙已将要落下去了,草丛里虫声唧唧,夜风清冷,身上已颇觉有点寒意。他将要走到停车场时,只听后面一阵脚步声响,回头一看,一个人急匆匆地跑了过来。那人边跑边喊:“彭叔叔!彭叔叔!”彭总停住脚步,路灯光下,看见跑过来一个个子高高的年轻人。他跑到彭总跟前,喘着气,但是很有礼貌地说:

“彭叔叔!您还认得我吧?”

彭总看了看,觉得有些面善,一时又想不起,就说:

“你是……”

“我在延安见过您,彭叔叔,我是毛岸英呵!”

彭总把他拉到路灯下,细细一看,才看出来了,就连忙拉住他的手,亲热地说:

“天这么晚,你怎么还没有睡?”

“我专门等着您哩,叔叔,您把我也带了去吧!”

“带到哪里?”

这年轻人附到彭总耳边:

“到朝鲜去呵。”

彭总吃了一惊,说:

“这可不行!”

“怎么不行呵,叔叔?”毛岸英感到意外。“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去锻炼锻炼。我自己小时候在上海流浪,没有机会学习,以后到苏联学习了几年,又只有点书本知识。父亲说我什么也不懂,我很有点不服,后来,我到晋西北参加了一年土改,我才信了。这次行动很伟大,机会很难得,叔叔,你就把我带上吧!”

这孩子就像他父亲那样,感情火辣辣的,辞意又如此诚挚恳切,彭总被感动了,语气也和缓了一些:

“你同你父亲讲了吗?”

“讲了,讲了,”毛岸英一连声说,“我父亲说他举双手赞成!”

彭总迟疑了。他再次打量了一下毛岸英。这个年轻人长得差不多同他父亲一样高了,穿着很不讲究,还是一身很旧的灰制服,上衣有四个吊兜,很像毛主席转战陕北时穿过的。小伙子站在那里,显得生气虎虎,泼泼辣辣,就很有些喜欢他。便随口问: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我在一个机器厂当总支副书记。”毛岸英说,“我本来下了决心要搞工业,至少要搞上十年。我很想钻一钻工厂里到底怎样做党的工作……”

彭总笑着插话说:

“那不是也很好么?”

“不,一听说有行动,我就坐不住了!”毛岸英果断地说,“这次行动意义很伟大,我不能不去!”

彭总见他如此坚决,沉默了半晌,又说:

“这次出去,会遇见什么情况,很难讲呵……”

这年轻人异常机敏,也相当老练,早已听出话中的含义,立刻接上说:

“彭叔叔,请您相信,我精神上是有充分准备的。”

彭总一时无话。他上前紧紧握住毛岸英的手,又望了望松菊书屋那边透出的灯光,沉到深深的感动里,随后低声说道:

“岸英,那你就做准备吧,等我站定脚跟,就通知你。”

“唉呀,那我得等到什么时候?”

“咳,不要急嘛!你已经是第一个报名的志愿军了!”

“彭叔叔,这我可不敢当,”毛岸英笑着说,“您才是第一名志愿军哩!”

彭总哈哈笑着,把手一挥,向汽车走去。确实的,他已经从心里喜欢上这个年轻人了。

彭总回到饭店,已经过了午夜。警卫员小张早就把小白兔接来了,这个五六岁的女孩子一直在房间里等着伯伯回来,后来就困觉了。小张就安排她睡在地板上。彭总蹲下来,见这孩子盖着大被子睡得正香,小脸蛋红扑扑的,一头柔软的黑发,像满是茸毛的蒲公英似地散在枕上。孩子等了他这么久也没有等上他,这使他心里有点不老忍。他俯下身子,轻轻地把她抱起来放在软床上,严严实实地盖好,然后亲了亲,自己就又躺到地板上睡了。

早晨,彭总刚洗过脸,小白兔就醒了。彭总赶忙跑到床前,抚摸着她的小脸说:

“小白兔,你想伯伯了吗?”

“想了。我等你,你老不来。”

“对不起,小白兔,那是伯伯开会去了。”彭总笑着说,“来,伯伯帮你穿衣服吧!”

“不,我们幼儿园的阿姨说,要自己穿!”

“那好,那好。”

说着,彭总把她的小衣服一件件放在床头上,望着她。她把一只袜子穿反了,怎么也穿不上去,彭总笑着说:“看,还是伯伯来帮帮忙吧!”他提起小白兔的小红毛衣,一看肘弯和领口都破了,就说:

“小白兔,我给你买件新毛线衣好不好?”

“不,我不要,”小白兔说,“我就喜欢我的红毛衣。”

“不要,我看你以后穿什么!”

“下一次你回来我才要哩!”

“下一次?……下一次你还不一定要上要不上咧!”说着,他捏了一下小白兔的红脸蛋,“咳,真是一个小傻瓜哟!”

“我才不傻哩!”小白兔把脑瓜儿一歪,“我知道你要回兰州。是吗?”

“不,不是兰州。”

“那是什么地方?”

“好远哟,等你长大就知道了。”

说到这里,彭总从小张的挎包里找出针线,就戴上老花镜,把那件小红毛衣抱在怀里缝起来。后来小张推门进来,把红毛衣接过去了。

随后,秘书林青也走了进来。彭总问: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林青说,“只是我们是否给西北局发个电报,因为我们来得仓促,什么也没有交代。”

彭总点了点头。

“家里呢,是否也告诉一声?”

“可以。电报后面加上一句。”

这林青,二十五六岁,作战参谋出身,精明干练,记忆力强,口齿清楚,笔头子也来得,而且还善于观察首长的心意。他很快就拟了一个电报草稿递了过来。

彭总戴上老花镜,看了一遍,然后拔出笔来,郑郑重重在草稿的末尾转告妻子的话中,添了八个字:“征衣未解,又跨战马。”林青接过来,看了又看,然后抬头望望彭总,望了望他那鬓角上初露的短短的白发,想起他戎马半生,从未得到过休息,心里无限感慨地说:“是的,是的,确实是征衣未解,又跨战马呵!……”但是这些话并没有说出来,只是眼睛湿湿地低着头向门外走去。

“小林!”彭总在后面又喊住他,“你从西北还带来不少文件吧?”

“是的。”林青站住说。

“那些文件不要带走,可以存在主席那里。”

“这……为什么?”林青有些愕然。

“你说为什么?”彭总反问,重重地瞅了林青一眼,每个字都很清亮地说,“因为这是战争!”

林青心里像注入一股热辣辣的东西,立刻激起一种出征的勇士的感情,仿佛已经踏上战场,即刻就要同敌军决一死战。他响亮的回答了一声“是”,就迈着有力的步子,咔咔地走出去了。

两小时过后,在北京的西苑机场,一架深绿色的军用飞机,已经风驰电掣一般携着雷声凌空飞起,转瞬间升入高空,然后向着东北方向毅然飞去。它那一往无前的气势和勇猛无比的声威,确实就像战马一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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