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1949年刚解放时期，有近4000万国民党时期的旧官吏、旧职员。毛泽东采取团结利用改造政策，绝大部分都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到1978年、1979年把剩余的400多万地富、资、反、右一刀切地被摘了帽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是，笔者认为，还有一小部分没改造好的四类分子及其后代，感觉获得了解放和自由了。他们要通过理论刊物，哲学刊物、文学刊物，以写反右、文化大革命“伤痕”理论、“伤痕”文学或“伤痕艺术”作品来描写或发泄他们心中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

　　一小部分没改造好的四类分子及其后代被摘帽后，打着“改革”的旗号全面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不准讨论“姓社姓资”前提下，四类分子真正的感觉获得了解放和自由了。他们以前是有知识的有很强的写作能力，又补了工资，无后顾之忧。于是他们通过理论刊物，文学刊物，以写文化大革命带来“灾难”为由，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未改造好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以“伤痕”理论、“伤痕”文学或艺术作品来描写或发泄他们心中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

　　一时间，大量的歪曲历史，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丑化领袖、英雄的文章、小说比比皆是。他们利用复辟者曾经被打倒过，借口“平反”实际为四类分子翻案。借口批判“迷信、崇拜”领袖，实际树立自己第二代核心的影响和威望。复辟者把毛泽东同志丑化为比蒋介石还残忍地迫害知识分子。

　　1985年，刘宾雁在《开拓》创刊号上发表了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同年在《文汇月刊》上发表了《我的日记》，1986年10月又在《报告文学》上发表了《未完成的埋葬》。这三篇涉及到上海海运学院人和事的稿件，引起了学院教职员工的强烈反响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一时海内外议论纷纷，成为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刘宾雁这三篇所谓揭露阴暗面的作品，内容严重失实，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破坏团结，干扰了实际工作，给这所学院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摘自1987年02期《中国记者》郭礼华《刘宾雁怎样歪曲事实》一文)

　　1957年，王若望因写作《不对头》、《挖掉宗派主义的老根》等杂文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今天右派称为“关牛棚”)1979年平反，任《上海文学》编辑部副主任。然而自1979年以来，经常在一些大学、文化团体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公开反对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煽动大学生和青年“跟着自由化走”。上海市委领导对于王若望的错误曾多次给以批评教育，但他阳奉阴违，屡教不改，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

　　80年代王若望写了一些文章，掀起了全国的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潮流。文艺界，哲学界，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变成了毫不掩饰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文章从根本上怀疑共产党、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这股思潮经过1981年的批评有所下降。受了批评的有进步，但是没有受批评的却越来越厉害，越走越远。”胡乔木批评王若望：“你很少读书，发议论不知天高地厚，是非颠倒，你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入党，你已不像党员了。”“你提倡无为而治(指对思想文化不要行政干预――引者注)，如果实行无为而治，共产党就可以解散了，由民盟、民革组阁。”“你又提倡为民请命，为民请命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人到中年》这部片子也没有问题，但是你用这样的煽动性的话一说，你就成了专门制造党与群众对立起来这样作用的人，这是可耻的，还不说是危险的。对你的政治生命也是危险的。”“你的《三步曲》内容可能是真实的。看了你的作品，人们会说，共产党的监狱比国民党、日本的监狱还残酷。”(胡继纯《从批“异化论”到精神污染》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今天来看王若望的《我的日记》和方方《武汉日记》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文作者注)

　　到1986年11月14日，方励之、李淑娴夫妇到刘宾雁、许良英家，准备在1987年春天举办一场“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挑动学生游行、示威。1986年12月4日晚，方励之在学校竞选西市区人民代表的演讲会上声称：“我认为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则得到了会被收回去的”。翌日，中国科技大学和合肥部分高校学生便上街游行。然后遍布全国。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约胡耀邦等人谈话，邓小平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

　　笔者在1987年1月8日在《河北日报》发表了《刻苦学习 报效祖国——致大专院校同学们的公开信》，笔者以一名77级大学生学长身份，要求同学们不要跟着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们跑，要刻苦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1 月1 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班子。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方励之被开除党籍并职。1 3 日，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作协理事王若望被开除党籍。2 3 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被开除党籍。随后，报刊批判他们“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

　　从以上这些人的表现及后面《软埋》及当前日记思潮和美西方汉奸势力的暗中作怪，就可以知道伤痕作家都是些什么人了。

　　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四类分子表现基本都是“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有很多国民党时期的旧官吏确实转变得很好。因为，在毛泽东同志一律给他们工作和生活出路的指示下，边工作边学习改造，很多同志在解放后大部分人换发了新生。但是，被脱帽的四类分子中也有少数继续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人，暗中等待时机复辟。给他们生活出路容易，给工作容易，但是要改造他们这些生在旧社会长在旧社会的旧官吏的思想是不容易的。能在旧社会做官吏的人，都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能随意接受改造吗。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本意就是想把这些极少数人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但是文化大革命只进行了一半，毛泽东去世了。复辟者上台后，他们终于被摘帽了，他们开始极力丑化攻击毛泽东，把忠于毛主席的人称为“毛左”就是他们。给毛泽东戴上“迫害知识分子”帽子的正是他们及后代。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是正宗“知识分子”。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迫害了他们，他们必须写文章歪曲历史，丑化毛泽东。这就是伤痕作家、伤痕文学的由来。

　　历朝历代既得利益的旧朝官吏被推翻后，在儒家“忠于先皇”的“忠君”思想指导下，都有复辟者，这是周期律。明代灭亡之后，整个清代300多年期间，都有反清复明的组织。所以，有些人认为30年时间四类分子就被改造成为彻底拥护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制度的人群了，可以宣布阶级斗争熄灭了，这是错误的主观论断，是痴人说梦话。四类分子也有“愚公移山”精神，他们利用“伤痕”创作，今天攻击社会主义这一点“不足”，明天攻击毛泽东思想的那一点“问题”，逐步把毛泽东、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道路攻击的体无完肤。等你再喊“必须”“四个坚持”的时候，他们的“和平演变”的实际目的已经部分达到了，剩下的就是多次利用党内代理人篡改党章，成为有名无实的组织了，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晚期就是这样。

　　所以说，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绝不能放弃，中国不可能没有信仰和指导思想。

　　这一次的抗击新冠病毒，显示了公有制医院和中国公有制企业的优势。可是，方方还是要借用武汉日记的形式写她对现实政府对共产党的不满。但是，不管方方一伙，怎样以小说、日记伤痕共产党、社会主义，相信公有制会再次“改革”回来，占所有制实际上的主流。社会主义制度不会被彻底消灭。伤痕作品已经成为发臭的垃圾，方方一伙伤痕作家必将被历史淘汰。

　　作者介绍

　　黄宪律 男 四川自贡富顺人，原中国中铁党校教务处处长兼中铁研修培训中心主任，党校校华强学院常务院长，职称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书协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电视台《品真》书画鉴定专家。第七届第八届艺术评论奖一等奖获得者。

　　河北省法制局经济法行政法研究会，河北省经济法学会八十年代会员。作者在八十年代初第一个向人大提出《尽快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制度》，参加过多部法规的起草修改工作。

　　河北省科技英语协会常务理事、八十年代中期的译员。曾代表河北省在联合国教科文翻译《农村教育革新之路----中国河北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