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马场松彦，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

　　本文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3期

　　前言：未被日本接受的路遥文学

　　《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是作家路遥的代表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人生》获得1981-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后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后被改编为电视剧。路遥作品的总印数，据说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就已超过两千万册。路遥的评传、传记作品有多部，关于他作品的评论更多。上述事实表明，尽管关于路遥的文学史定位仍有保留意见，但说路遥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知名作家，应该不会有争议。

　　但在海外文学界，路遥和他的作品都鲜为人知。其中，就连引进中国文学作品最积极的日本，对路遥作品的引进，也仅有一本2009年由安本实翻译的作品集1，可以说，无论是作家还是其作品在日本的认知度都很低。2这其中的原因，我想有以下几点：第一，路遥在中国国内过于受欢迎，以至于人们都仅把他当作大众通俗文学作家。第二，路遥的作品富有浓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色彩，研究者们认为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没有新意，此前并未积极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第三，路遥的小说大多以陕北地区为舞台，含有大量陕北的风土人情和方言，翻译难度较大，因此被敬而远之。第四，作品多以农村为舞台，出场人物大多是农民，从日本的文学传统来看，不太贴近日本人的现实生活，而且其农村背景与以水田劳动为主体的日本劳动集约型农业有很大区别。以上这些都构成了日本人理解其作品的障碍。

　　我在阅读《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两部作品的过程中，一边查字典一边努力去理解字典上也没有的方言。坦白讲，这种写实主义的手法的确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其通俗易懂的叙事、情感充沛的风景与人物描写，确实非常适合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这样的大众化作品。其中，《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和《平凡的世界》的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成长过程，在身边配角人物衬托下，形成了感人至深的故事情节，能够引发读者的共鸣。其魅力之一在于，以典型人物为描写对象的成长小说具有普遍性，这也是世界文学名作的经典叙事模式。

　　那么这两部作品作为中国文学的价值，或者再多加一层限定，作为有可能在日本被接受的中国文学的真正价值又在何处呢?这两部作品都以陕北高原的农村及其邻近城市为舞台，描写了独特的风土人情和乡土社会。另外，这两部作品的时间背景都是从1970年代后半期“文革”结束起，到1980年代初、中期改革开放从起步到落实的过程为止，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当代史的转型期。也许正是这种对空间与时间限定的特殊性，使得这两部小说的读者群被限定在了生活于相同环境、时代的中国读者之中，也就是说，这两部作品与没有相同经验的海外读者之间有一堵墙，导致路遥被限定在了“国民作家”或“陕北作家”的框架里，其作品或许很难作为世界文学被接受。

　　关于这种特殊性究竟是不是导致路遥文学难以被海外读者接受的负面因素，我将在下文中作出论述。

　　路遥在回顾自己的人生时曾说，“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并表示自己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以“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为题材的。4路遥1949年出生于陕西省清涧县石咀驿镇王家堡村，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的作家。1976年，他于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陕西文艺》编辑部工作，并取得了城市户口，成为“城籍农裔”作家，拥有农民出身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这一年，他27岁。5

　　即使会交叉也绝不会融合的城乡二律背反性，是路遥作品的共通背景之一。要想知道为什么城市和农村会被严格地区别开，需要先了解中国的户籍制度这一特殊国情。在中国的户籍制度里，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从1958年颁布《户口登记条例》以来，实施严格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因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巨大经济差距，与农村相比，城市在就业、福利、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都有明显优势，因此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被严格限制。农民如果想迁移到城市，除非在城市就业、上大学或参军，否则是不可能的。6

　　《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的故事情节都展开于主人公往返于城乡的过程。《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在出生地高家村和县城之间往返，《平凡的世界》中的孙氏兄弟则是哥哥少安在双水村从事农事和家庭工业的工作，弟弟少平在原西县城上学，后来在铜城从事工人的工作。特别是在《人生》的描写中，城市与农村的对比极为鲜明，即城市盛开着现代文明之花，充满财富和机会，是“公家人”居住的“洋世界”，而农村则是贫穷、愚昧、落后、闭塞的，是一群被封建迷信和礼俗秩序束缚的“土包子”农民生活的极其“土”的世界。

　　高加林向往城市生活，因此舍弃了与性情温顺的刘巧珍之间的爱情，离开了农村。他接受了脾气暴躁的中学同学黄亚萍的好意来到城市，努力学习城里人的言行举止，希望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他和亚萍在一起的时候，是“激荡”、“激动”、“战栗”7的，情绪十分高昂，和巧珍在一起的时候则是“风平浪静”、“柔情蜜意”8的，心情很平和。亚萍有教养，家庭条件也好，能够帮助高加林实现出人头地的目标。而另一边，巧珍又以善良、专一的爱情将加林包围着。但是，选择和巧珍组建家庭就意味着要日复一日地在农村过着平淡单调的生活，而不可能有任何发展机会。两位女主人公在性格上的鲜明对照，也对应了农村和城市各不相同的生活。然而，当高加林为了在城市就业走后门一事被人告发后，他的工作和城市户口被剥夺，跟亚萍的婚约也被解除了。亚萍虽然可以让高加林来到城市，成为城里人，却绝不可能为了高加林到农村去。最终，高加林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回到了农村。小说结尾，站在交叉地带的高加林，想成为城里人却被拒绝，但又不甘心回到农村生活。

　　作品中高加林和善良的德顺老汉一起去县城，在街上的厕所捞大便用作肥料的场面，将隔离城市和农村的制度与感情的障碍最为直接明显地描写了出来。某公司的女副经理(高加林中学同学的母亲，也就是后来告发高加林的人)因为忍受不了高加林身上的臭气而冲他怒吼之后，高加林的内心活动如下：

　　乡里人就这么受气啊!一年辛辛苦苦，把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打下粮食，晒干簸净，拣最好的送到城里，让这些人吃。他们吃了，屁股一撅就屙就尿，又是乡里人来给他们拾掇，给他们打扫卫生，他们还这样欺负乡下人!9

　　尽管农村是生产基地，城市是消费基地，但农民却不得不辛苦劳作，被城里人“剥削”、蔑视。农村人要想脱离这个苦海，只有去城市成为城里人这一条出路。但农民和城市居民间有着无法跨越的户籍制度障碍。所以，德顺老汉告诫舍弃了巧珍而选择亚萍的高加林说：

　　“归根结底，你是咱土里长出来的一棵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啊!你现在是个豆芽菜!根上一点土也没有了，轻飘飘的，不知你上天呀还是入地呀!”10

　　对虽不识字却善良的德顺老汉而言，既然身为农民，那么离开“土地”就无法生存。这段话将农村社会才是农民的生存空间这一成规惯例体现得淋漓尽致。

　　路遥给高加林安排了穷途末路的残酷结局，但他绝不是想通过《人生》来告诫农民应该扎根农村社会，安分老实地生活。对于路遥来说，农村已经不再是封闭的“旧世界”，而是与城市相互交叉渗透、不断变化的地方。正因为路遥是以“城籍农裔”这一“双重身份”置身于“交叉地带”的边界人，所以他才比谁都更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一现实。路遥通过《人生》，将自己作为边界人的角色给了高加林。但小说并没有让高加林成功站立在城市与农村的中间，而是将他逼至在城市和农村都无法安居的“边缘人”的命运。

　　关于这个结局，还需要考虑路遥创作《人生》的时代背景。这部作品是路遥于1979年开始创作，1981年动笔，1982年出版的。当时中国刚刚发布了改革开放的号令，但政策还没来得及落实，现实社会中充满了混乱和困惑。小说的舞台高家村完成了从农业合作社的集体生产和统一分配制度到新引入的包产到户制度的转变。对于新政策的实行，当地既有像高加林这样的积极派，也有不情愿顺应社会潮流的人。背负解决这场混乱矛盾的任务的是村书记高明楼。他因为曾把高加林的民办教师临时职位替换给了自己儿子而被高加林怨恨着，但还是高度评价了高加林的修养、才能和进取精神。高加林因为村子里的共用水井淤堵，认为这不卫生而擅自向其中添加漂白粉，村民知道后以为他向井里加了毒药而大吵大闹。高明楼得知此事后跑到争吵现场，一边笑着说“实践检验真理呢!”一边亲自饮用了井水，将高加林从困境中解救出来。11

　　与解放前的旧社会不同，农村不可能永远保持封闭的状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央政策不断渗透、影响到农村，这是一个不可逆的变化。农村社会此前从未经历过如此变革。

　　据《乡土中国》的作者费孝通说，农村社会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社会，也是“生于斯，死于斯”的不流动的社会。那里没有历史，只有熟人们日复一日的“日出而起，日入而息”的生活，他们的社会就像一股一成不变、不停流动着的水一样。“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12。这就是那里的生活。

　　路遥在《人生》中描写的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农村，已经不是这种停滞的乡土社会了。那里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充满活力的变化。像高加林这样的边界人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用自己的行动去积极应对它，把自己的出路与命运寄托在了这种变化上。但可惜的是时机还未成熟。

　　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路遥文学中的“交叉性”不仅是城乡空间上的交叉，也包含着时间上的交叉。乡土社会前所未有的历史要素，给城乡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与13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相比，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篇幅是其数倍，达100多万字。《平凡的世界》的舞台也是在城乡之间交替，往返于一个叫作双水村的农村和原西县城之间。此外，城乡之间有一个叫作石圪节的镇，原西县城外还有黄原地区。与《人生》里单纯的城乡二元论相比，《平凡的世界》的空间结构更加富于层次。作品的时间设定在1975-85年，也就是从“文革”末期，到改革开放政策走上正轨，农村和城市各自进行不同内容的制度改革的时候。《人生》描写的只是“文革”末期到改革初期的短短几年时间，《平凡的世界》的时间跨度要比它大得多。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同时反映中国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经历的成长小说。随着从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转变，社会发生了变化。孙氏兄弟中的哥哥主要往返于村镇之间，弟弟则是从村到县、再从县到市，不断朝着城市迁移，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体现出社会的变化。这样的两个人就不再是单纯地像旁观者那样客观地描写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是通过不懈努力、劳动、恋爱等对社会的主动参与，或是努力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或是反抗旧社会的制度和观念争取变革，在这种适应或反抗的过程中，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不断成长。这里采用了中国当代革命文学固有的主题——翻身立命——的传统，即孙氏兄弟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贫农这一身份起步，在农村的哥哥少安实现了从农民变为农民企业家的转变，弟弟少平则实现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转变。

　　陈晓明对《平凡的世界》这样评价道：“这部小说仿佛是底层青年的奋斗宣言，在这样改变命运的艰难中，伤痛、隐忍与坚韧一点点透视出来。这部小说是卑微者的精神传记，也是底层青年的心灵史。孙少平的命运遭际，他的渴望获得做人的尊严，渴望平等和获得承认，在一代中国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13

　　这部长篇小说中登场人物众多，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主人公兄弟的恋爱对象，她们起到了促成他们发生转变的作用。少安与村大队书记田福堂的长女润叶，少平与由原西县革委会副主任、黄原地区行署公署专员一路晋升至黄原地委书记的田福军的女儿晓霞陷入了亲密的恋爱关系。但是，由于身份和家世不同，少安和润叶没能步入婚姻殿堂，润叶不得不接受与原西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儿子李向前的婚姻，少安则选择了山西省中农的女儿贺秀莲。另一边，从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的晓霞成了省级新闻社的记者，但却在报道水灾时为救一位少女而牺牲。在小说结尾，伤心的少平投奔了惠英，她是少平的师傅、因塌方事故而牺牲的王世才的遗孀。晓霞与少平同龄，是个早熟的才女，博览群书，常借助父亲的工作便利阅读《参考消息》，对最新的新闻消息也十分了解。少年时代的少平受到晓霞的影响，看社会的视角更加广阔。不过，当亲眼看到少平选择了最艰苦的煤矿工人工作，从最底层的身份挣扎着向上爬之后，晓霞渐渐开始佩服少平，双方的关系发生了反转。14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平凡的世界》中展开的男女关系基本上是以男性为中心，而女性是为衬托的。

　　另外，少安的发小金俊武、少平的妹妹兰香和同学金波对兄弟二人来说就像“同志”一般，也都是重要角色。这就使得这部小说并不仅仅是突出兄弟二人成长的“英雄”故事。另外，在“文革”时期担任造反队统帅、后成为公社农田基建会副总指挥的少安的叔父孙玉亭和担任双水村大队书记的润叶父亲田福堂两人被描写为顽固的革命派，被安排为妨碍少安创业的角色。晓霞父亲田福军则被描写为顺应时代变化由革命派转为改革派的地区领导人。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从农村社会重建这一角度描写中国从革命时期到改革时期社会结构变化的小说。农村社会第一需要解决的是贫困问题。处在最底层的孙家最初处于只能勉强维持生活的贫困状态，后来少安先于包产到户政策实行生产承包，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又开始经营家族砖瓦厂，虽然因一时技术失误商品损毁，背上巨额债务，但此后销售额稳步增加，进而翻修了破窑洞，并为父母建了新窑洞，甚至还收购了石圪节破产的砖瓦厂，扩大了经营。就这样，孙家的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

　　第二是农村社会结构的改变。得到父母的支持和少平等兄弟的同意，少安经过一番作为长子的烦恼后，听取妻子秀莲的提议，决定分家。少平也因此到黄原揽工，之后又得到了铜城矿务局大牙湾煤矿的工作，成为工人之后获得了城市户口。曾是农村社会纽带与安定基础的大家族制度逐渐解体。这种小家庭化是以少安的个人事业这一经济活动与少平转成城市户口为契机的。少安充分利用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新的制度决意发家，后又分家，少平则采取灵活运用户籍制度的新方针得到了精神自由的空间。对于少平来说，农村是重视体面的熟人社会，城市则是能够作为个人自由生活的开放空间。在对少平的描写中，路遥这样描述了他从双水村出来后在原西县做箍窑的苦力，第一次拿到工钱来到街上时的解放感：

　　少平背着自己的行李穿行于人群之中。不过，在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里，他此刻不再像初来时那般不自在。少平现在才感到，这样的城市是一个各色人等混杂的天地，而每一个层次的人又有自己的天地。最大的好处是，大街上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关心谁。他衣衫行装虽然破烂不堪，但只要不露羞丑，照样可以在这个世界里自由行走，别人笑话你的兴趣都没有。15

　　如上所述，《平凡的世界》的主题是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其基调是只要勤奋努力克服苦难，就能打开活路、不断上升这一乐观希望所支撑的劳动哲学。令兄弟二人从原本背负的农民身份这一逆境之中解脱出来、翻身立命的，是通过劳动获得的现代个人意识的觉醒。

　　少安扩大了砖瓦厂，生了第二个孩子，家业繁荣。在夫妇俩都非常忙碌的时候，他这样回忆道：

　　当然，他们如此挣命，是因为生活突然充满了巨大的希望。有了希望，人就会产生激情，并可以义无反顾地为之而付出代价;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意义。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了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16

　　另一边，少平在被前来煤矿采访的恋人晓霞问到是否打算就这样一辈子在这里当矿工时，这样说道：

　　“我没有考虑那么多。我面对的只是我的现实。无论你怎样想入非非，但你每天得要钻入地下去挖煤。这就是我的现实。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了的。至于所谓理想，我认为这不是职业好坏的代名词。一个人精神是否充实，或者说活的有无意义，主要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当然，这不是说我愿意牛马般受苦。我也感到井下劳动太沉重了。但要摆脱这种沉重是不可能的。再说，千百万人都这样沉重。”17

　　哥哥和弟弟的劳动哲学，形式和方法都有所不同。少安采取的是保持着农民身份用创业来脱贫致富的“离土不离乡”的方法，而少平则是赤手空拳，通过繁重艰苦的劳动和读书获得的智慧离开农村，走向城市，开辟出一条活路。

　　为了克服出身障碍，他们勤奋劳动、努力奋斗、克服困难、掌握命运、实现转变。这个主题之中为了克服困难而不断奋斗的部分，是中国当代文学中革命文学的一贯传统。但是，在革命文学中，通常是无产阶级工农兵团结成一个集体，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阶级敌人斗争并取得胜利，从而实现翻身的。18与此相对，《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们面对的困难是旧社会的旧观念、旧制度和旧风俗，不是通过集体的阶级斗争，而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来改变命运，这是这部作品与革命文学的区别。

　　《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成功地从空间和时间的交叉点出发，生动形象地描写了中国巨大的城乡空间变化，以及从革命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的激荡历史。那么为什么这部作品是由路遥创作出来的?我认为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路遥出生于1949年，是一位有过“文革”经历的作家;二是在路遥的出生地，黄土高原上的陕北地区有陕北文学的传统。在此，我特意集中到第二点加以考察。

　　先来看看“文革”中路遥的经历。1966年，路遥17岁，原本打算通过陕西省的中专考试进入陕西石油化工学校学习，但因“文革”，未能入学，之后又和延川中学的同级生串联到北京。随后，他成为“延川县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的军长，与当地的“红色造反派总司令部”展开了带有暴力性质的激烈的夺权斗争，甚至闹出过死伤事件。1968年9月，革命委员会在延川县成立后，19岁的他担任了副主任。1969年，来自清华大学附中的1300多名学生插队落户到延川县，路遥与知识青年进行了交流，并与一名女性坠入了爱河，但后来也因为失恋曾经想自杀。同年，路遥成为当地民办小学教师，并成为中共党员。1971年，他加入了延川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开始了文艺创作活动。1973年，24岁时，路遥被推荐去申请成为大专院校的学员，但因为曾经的“造反派”身份和武斗中死伤事件的经历而一度遭遇阻碍。但是，因为路遥在公检法军事管制组的审查中已经获得了无罪的结论，所以可以正式入学，成为延安大学重新开始招生后的第一届工农兵学员，进入中文系学习。在校期间，路遥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1976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同年“文革”结束。1978年，29岁的路遥与从北京下放的女知青结婚，后育有一女。19

　　路遥积极参加社会运动，社会地位得以上升。对于一个处在既没有文化也没有财富的“一穷二白”状态下的农村青年来说，“文革”是改变自身命运的契机。1967年末，根据毛泽东的指令，城市里的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城市学生大批来到了路遥的老家。

　　据梁向阳(厚夫)介绍，“文革”期间，总计有两万八千名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到延安地区插队。路遥所在的延川县，接纳了大批知青，他们全部来自海淀区，其中大部分是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20路遥通过与知识青年的交流，接触到之前从未了解过的城市文化，并通过恋爱了解了都市的感情生活。“文革”的经历使他体验到了青春浪漫的激情，也体味到了挫折的苦味。但不管怎么说，他后来被允许进入大学学习，毕业后又被分配到文艺杂志工作并获得城市户籍，确立了“农裔城籍”作家地位。路遥顺应社会局势积极参与到社会运动中，他的政治意识和敏锐性得到了提高，获得了宝贵的社会经验。即“他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最早觉醒，关心国家命运的一代青年人之一”21。那么，这一代知识青年在“文革”的动乱和混乱中是如何觉醒的呢?1971年“九·一三事件”使一部分早熟的知识青年萌生了怀疑精神，摆脱了盲信，开始独立思考，个人意识觉醒。22而“文革”结束后，知识青年们仿佛是为了治愈创伤，为了填充失去信念的空虚之心，为了弥补被剥夺的教育和自由表现的文化空白，开始埋头于各种各样的文艺、言论活动。他们的文学活动轨迹体现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一系列作品中。这些知识青年多数是从农村回到城市之后开始文艺创作的。像路遥这样，本身就出生于农村，在“文革”高潮中提高了政治意识，同时社会意识也觉醒了，然后在“文革”结束之前进入文艺活动的例子，至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是很少见的。

　　因此，我认为不能将路遥的作品定位为新时期文学。他与绝大多数新时期作家不同，他的作品也与一连串的新时期作品不同。进而言之，《人生》《平凡的世界》与以前的革命文学传统并没有被完全隔断。他通过描写高加林和孙氏兄弟依靠勤奋和劳动改变命运所强调的人生哲学，带有浓厚的革命文学的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他的文体和风格也是直接继承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

　　《人生》《平凡的世界》都以陕北黄土高原为舞台背景。陕北地区有其独特的地形、气候、风土人情，有伴随着农耕劳作而产生的独特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文化。在中国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位于陕北的延安更是成为革命根据地和革命圣地。从文学史上来看，陕北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的发生地。毛泽东指示“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许多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纷纷来到延安，到部队、学校和农村采风。许多作家采集整理了陕北地区的民间传说、民歌“信天游”，并把这些民间文化吸收到自己创作的文艺作品中，形成了工农兵文学中的陕北文学流派。路遥正是继承了陕北文学的传统，活跃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他把陕北的风俗文化和革命文学的精华流传了下来。

　　杨晓帆对路遥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意义做了如下概括：

　　一方面，它使得路遥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承接了工农兵文学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革命通俗小说的文体形式、理想性与崇高美学，等等);另一方面，文学直接为政治政策服务、近于新闻通讯式的写作，又使他的作品过分依赖“主题先行”，错过了许多可能基于个体特殊经验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的空间。与“文革文学”有染，造成了路遥进入新时期文学之初的转型障碍，但同样也成为他在新时期文学思潮中不断寻找自己独特位置的重要资源。23

　　关于毛泽东的《讲话》，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直到今日也是负面评价居多。他们的理解可以概括为：只允许创作把工农兵和无产阶级作为主人公进行塑造，进而打倒阶级敌人的文学，之后又把中国当代文学变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家独尊的文学，这是通过意识形态来束缚作家自由的创作欲望，其结果，文学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了政治而艺术，艺术成了政治的牺牲品。即，为了打败敌人，实现社会主义，这些作品创造了突出的英雄人物，构思了以集体主义来取得斗争胜利的情节，虽然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但却缺乏独立作品的魅力。现代日本的中国文学专家对《讲话》以后中国文学的这种普遍认识，造成了中国当代作家研究寥寥无几的现状，引发了日本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疏远的现况。

　　但是，这两部作品从正面着手，虽不能说是《讲话》以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直系，但确实也继承了其部分“遗产”。然而，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路遥的文学为了政治而牺牲了艺术吗?

　　路遥的两部作品都围绕着“文革”末期到改革开放的各种政策展开，描写了地方政府和老百姓对时代和政策的理解与对策。在这里，政治不只是单纯的背景，而是给人物的行动带来决定性影响，给人物的重要抉择提供了选项。并且，路遥在作品里生动地描写了在社会的转型时期，一边被激荡的政治潮流裹挟，一边在其中拼命求生存的高加林和孙氏兄弟的故事。很多读者对他们的奋斗结果，或挫折或成功的人生剧情代入了深深的感情，对他们勤奋的生活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他们是被作为典型人物来塑造成主人公的。正因为如此，两部作品都成为长期畅销的经典小说。如果这两部作品仅仅作为政治工具，政治主题先行于故事情节的话，恐怕很难形成如此巨大且强韧的阅读共同体，也无法有如此持久的影响力吧?

　　在这里，不得不重新进行思考的是：在被称为路遥文学根源的陕北文学中存在的工农兵文学的意义。因此，接下来我想试着将工农兵文学和日本近代文学进行粗略比较，以回答上述问题。

　　消失的农村文学与围绕着农村的文学

　　日本也和中国一样，曾经拥有广大的农山渔村，人口中大部分是农民、渔民，或者是漂泊在山区生活的人。日本在1910年代进入大正时代时，开始城市化发展。很多农村出身的人为了寻求就业的机会，摆脱家乡带来的束缚来到了城市。当时，一方面是城市集中了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农村被地主和城市的资本家剥削，造成佃农的极度贫困。出身小城市的人，为了摆脱饥饿和贫困到大城市充当劳动力。没有进城条件的女性被迫成为女工、佣人、艺妓、妓女等，男性则去当兵，不少人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在日本也有以农村为舞台，描写农民生活的农村小说。按照《日本大百科全书》中“农民文学”词条的解释，所谓农民文学是指立足农民立场、关注农民现实，带着自觉的批判精神和目的意识对农民进行书写的文学。从其起源来看，日本近代文学作品中描写农民和农村的作品，开始于1900年(明治33年)前后，是由国木田独步、田山花袋、岛崎藤村等以及他们之后的自然主义作家创作的。之后，伊藤左千夫、长冢节等写实派作家也开始描写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的风物。进入大正时代(1912—26年)后，出现了有岛武郎、宫泽贤治等优秀的农民文学作家。1923、1924年(大正12、13年)的时候，农民文学开始成为一些作家的自觉追求，农民立场、农民意识更加突出，即农民文学已成为一种有影响的文艺思潮。

　　用具体的作品来说，比如被称为农民文学顶点的长冢节的《土》(1912)，描写的是茨城县寒村佃农的贫穷生活。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在外地主》(1929)，描写了小农斗争的故事。岛崎藤村的《黎明之前》(第1部1932年，第2部1935年)，描写了长野县某农村在幕末维新时期的生存景况。江马修的历史小说《山之民》(1938-40)，描写了江户时期飞弹高山的农民武装起义。这些都是著名的农民文学作品。岩手县宫泽贤治的童话和诗歌等作品的背景也是在当地农村，所以也可以纳入农民文学的范畴。

　　但是农民文学作品的数量，与以城市为舞台、以城市的中产阶级人士为主人公的小说数量相比还是非常少的。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学史序说》中写道，“志贺(直哉)、谷崎(润一郎)自不必说，在那之前或之后的一代小说家中，描写农村和农民的人也极少，几乎没有人想描写城市中产阶级以外的人。”24农民文学作品数量一边倒地少的理由有：第一，近代的日本作家即使是地方出身，也会因为文坛集中在以东京、大阪、京都等为中心的城市区域，所以也会去大城市，在都市生活中进行写作。第二，他们的关切多与西洋化的近代化和文化传统有关。第三，对于地方出身的作家来说，特别对那些自然主义、私小说系的作家来说，他们更憧憬城市的生活，想摆脱地方的家庭和农村的束缚，进行自由的创作。另外，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农村人口减少，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农地改革使得农村人口流失加速，农村规模也越来越小。现在日本的专业农户只有37.5万户，顶多180万人，加之其大半是平均年龄67岁的老人，日本的食品自给率仅为37%(2018年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数据)。战后日本也有农民文学作品发表，但除了深泽七郎、木下顺二、井伏鳟二等以农村民间传说为题材的作品之外，几乎看不到其他类型的作品。

　　随着纯粹的农村和农民的消失，原本就不怎么活跃的农民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衰微，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在这里想从与路遥文学相同的视点来进行比较。在日本也存在着和中国同样的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农村的凋敝和农民的贫困等问题。尽管如此，日本文学史上却几乎没有作家像路遥那样，创作把夹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农民作为行动主体的作品——农民不再是被剥削的客体，而是往返于城乡之间主动去追求出路的可能性。作为稀有的例子，我能想起的只有岛木健作的《生活的探求》(正篇1937年，续篇1938年)。这部作品讲的是主人公杉野俊介放弃城市的学生生活回乡务农的故事，能够看出与路遥文学中的劳动哲学相通的元素。但这样的作品太少了，除了一段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学之外，日本几乎没有和陕北文学的工农兵文学相同的农民文学传统。因而，日本文坛缺少像路遥这样拥有城乡双重身份的作家。

　　再从大局上来看，日本城市集中了大量的财富和人口，其结果是农村规模越来越小，农业衰退，农民和农村消失。现在的日本农业连粮食自给这个最低限度的使命都无法完成。另一方面，中国现在还是广大的农村包围着城市，拥有大量的农业人口，农业还作为主要产业，支撑着国民的粮食自给。

　　在日本，因为现代农村缺乏乡土社会的特质和功能，所以能支撑农民文学的农村文化的风土已经不存在了。另一方面，中国解决了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进入了小康阶段。但尽管如此，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另外，严格的城乡户口管理制度虽然有所缓和，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变得比较自由，但也面临着农民工等新问题。虽然具体情况不同，但日本和中国现在都还存在所谓“三农问题”。

　　结语：路遥文学及其特殊的魅力

　　通过阅读路遥的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试着对其作品能够长期吸引众多读者的理由进行考察，笔者认为，路遥传承了由《讲话》所开创的陕北文学的工农兵文学传统。出身贫农的路遥在1960年代后半期的混乱和动荡中，深入了解了农村社会，促成了个人意识的觉醒，之后通过努力获得城市户口，作为拥有城乡双重身份的作家出道了。以黄土高原为舞台，与传统社会结构做斗争，克服各种艰难困苦，向阻碍现代化的难题发起挑战，以小说的形式完成个人觉醒和创造新的共同体的实践……这些都是因为有个人的艰苦奋斗和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而实施的新政策才得以实现的。

　　路遥的作品之所以能形成持续的读者圈，正是因为路遥作品中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与众多读者的人生产生了交集，从而触及心灵，使大家借此抒发希望通过不懈奋斗实现美好生活的共鸣。

　　作品的时代背景、继承的文学传统以及作家的个人生平，都是这部作品的特殊性所在。也正是这种特殊性，使这部作品具备了强烈的冲击力。它不仅仅是地方文学、国民文学，更是具备了成为世界文学的潜力。具体说来，不仅日本存在着和中国一样的三农问题，俯瞰整个东亚，这一问题都是存在的。所以这就是它拥有的，能够超越国境和语言壁垒而被广泛传播、阅读的潜力所在。

　　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东亚，近代文学的最大主题就是打破各种外在、内在的阻碍因素，去实现现代化。那么如何才能唤醒现代意识?如何才能建设现代化?在以小农社会为主的东亚地区，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如何培养现代化的个人意识?如何重建农村社会?这些在文学史上都是还未被深入开拓的主题。路遥的写作没有离开自己出生成长的土地，他投入全部的精神资产，赌上全部的身家性命，创作出了他的作品，为以文学的方式回答上述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衷心希望路遥的文学作品能更广泛地传播给中国以外的国家、地区的人们，相信他的文学成就也能给这些国家、地区的作家以启发。

　　1    安本实选译：《路遥作品集》，中国书店，2009年。

　　2   过去发表过路遥研究论文的日本学者只有三位。参见梁向阳：《重回历史现场看文学现象——延安文艺与路遥散论》，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2-183页。

　　3   路遥：《人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路遥：《平凡的世界(普及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

　　4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5   梁向阳、梁爽：《路遥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9年第6期。

　　6   天儿慧、石原享一、朱建荣、辻康吾、菱田雅晴、村田雄二郎编：《岩波现代中国事典》，岩波书店，1999年，第351-352页。

　　7   路遥：《人生》，第178页。

　　8   同上，第66、72页。

　　9   路遥：《人生》，第124页。

　　10  同上，第200页。

　　11  路遥：《人生》，第106页。

　　12  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22页。

　　13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6页。

　　14  路遥：《平凡的世界(普及本)》，第227页。

　　15  同上，第196页。

　　16  路遥：《平凡的世界(普及本)》，第243页。

　　17  同上，第354页。

　　18  关于《平凡的世界》与传统革命文学的差异，是2019年11月11日与北京大学中文系陈晓明教授在其办公室对谈时得到的启示。

　　19  关于路遥的生平，参见杨晓帆：《路遥论》，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240-249页。

　　20  梁向阳：《重回历史现场看文学现象——延安文艺与路遥散论》，第213-214页。

　　21  张艳茜：《路遥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9页。

　　22  [日]马场公彦：《当代日本人的中国观》，新耀社，2014年，第40-41页。

　　23  杨晓帆：《路遥论》，第68-69页。

　　24  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下》，筑摩书房，1999年，第4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