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前后后写过很多篇《让子弹飞》三部曲的内容,不过断断续续不成体系;出版的《生而贫穷》中也有电影的解读,不过被删减了一些。再加上每次看都有新的感悟,这次所幸就从头到尾梳理一遍。
首先说一下解读电影的原则,首先我认为电影传递的是艺术家想表达的思想,同时也有各位观众对影片内容的不同“投射”,正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试图还原艺术家藏在影像表达背后的隐喻,也不妨碍我们根据历史和时代的特殊环境予以合理的加工。
其次,电影的解读应该从大意象、大概念中入手,这样才能服众。我反对一些抠字眼式的解读,什么几个数字啊、一个手势啊都有隐喻——这些你可以说,他可以信,但我觉得没必要,这不是艺术表达的一部分。
我们来看《让子弹飞》这部电影的形象。张麻子,张牧之,毛润之;蔡锷手枪队队长,松坡将军爱将,朱德。“土匪”张麻子,就是以朱毛为原型的人物。他可以是具体某个人(方便观众理解),但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革命者的大意象。
老二,六子,牺牲在革命成功的前夜。同样,他可以是具体某个人,但也代表着千千万万牺牲在革命历程中的烈士,千千万万个被愚昧、懦弱与恶俗“谋杀”的热血青年。
老三等人,也可以是具体的人,但主要代表着“忘记初心”的先锋队。
黄四郎,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师爷,旧世界的传教士,新世界中左右摇摆的旧势力,哪边得势站哪边。
团练教头武智冲,旧社会统治阶级的打手,主人吃肉他吃骨头,最后形势有变,倒戈的比谁都快。
夫人,花姐,都是风尘出身,旧社会(被物化的)女性悲惨遭遇的集中代表,反而行事果决、敢作敢当,比一众男人看着舒服多了。
顺便说一句,这个解读虽然增加了我个人思想的“投射”,但是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艺术家的创作初衷的。可以去看看《让子弹飞》大火之后,姜文专门讲这部电影的出发点的采访稿:《毛泽东像摩西出埃及,我赶巧和英雄同时代过》。电影的许多意象已经不是暗喻了,简直就是“明喻”了,是生怕观众看不出来,故意做的特别明显的。
《让子弹飞》讲述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史,但是并不是爽剧、喜剧,而是一部沉重的正剧。纵贯整部电影讨论了左派革命者们面临的两个最大的困境、至今还没解开的两个困局:第一,先锋队变质的问题;第二,人民群众觉悟低、群体性失控的问题。
我们知道,列宁是讲“先锋队本位”的,知道人民蠢、笨,需要先锋队来带领。后来苏联变成了官僚集权,列宁设想的先锋队永葆先进的理念失败了;看在眼里的毛泽东想用人民革命的力量,自下而上地去净化先锋队,然后文化大革命整个失控了。整个世界左派沉寂至今,也跟在这两个问题上没有重大的理论突破有很大的关系。
来看电影,刚进鹅城(大公鸡),师爷给的方案是什么:投靠旧权贵,压榨底层百姓,从中分到一杯羹。
张麻子呢,武力+合法性,对上层动手,颠覆整个旧秩序。
好,张麻子的目的明确了,我们来看看他想“拯救”的这群穷鬼是什么样的呢。武智冲暴打卖凉皮的,群众围观叫好;张麻子斥退武智冲,群众下跪高呼“青天大老爷”;张麻子让他们站起来别跪着,说只为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然后围观群众又跪倒一片。
姜文电影中的人民形象非常像鲁迅先生笔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愚民:有人说要拆了黑暗的屋子,众人迫害;傻子要解救奴才,然后奴才喊人打跑傻子之后向主人邀功;还有,吃革命者的人血馒头。
这个卖凉皮的,张麻子替他申冤、解气,他还是成为了反动势力的帮凶——陷害小六子。可悲的是,最后被老爷们随意杀死,就像捏死一只苍蝇。这是那个时代人民悲惨命运最典型的代表。黄四郎无非是想通过凉粉男向张麻子传递一条信息:看,这就是你拯救的人,他们会成为杀死你的帮凶。
再说小六子,小六子是张麻子的儿子。恩,这个角色,如果不是按照毛岸英的照片选的角,我把那碗凉粉吃了。
杀死小六子的,是旧权贵的阴谋,也是冷漠的看客。就这样,一个诚实、热情、坚毅、果敢、出言必诺、想要自证清白的年轻人,连同他的美好的品质,就在这一群中老年人的目光中被杀死了。当然,没有人关心小六子是怎么死的、是为什么死的,人们关心的,只是他吃没吃那碗蛋炒饭,啊不,凉粉。
鹅城人民,受黄四郎欺压这么多年,当张麻子出头想要替人民解决掉这个恶霸、想要让人民得到解放,又撒银子又撒抢,喊了半天“枪在手,跟我走”,然后,跟过来一群鹅。
可以看到六七十年代革命大潮的失败在左派心中造成了多么大的阴影——人民群众的形象已经极端化成了这样。为什么我们之前把人民地位抬到那么高呢,看看解放战争的踊跃参军、踊跃支前,看看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人民发挥的积极性,有的时候啊,还真的是有点“以成败论英雄”的味道。我个人观点,还是要坚持辩证法,不能把人民群众当成一个脸谱化非黑即白的形象来对待,人民中有积极向上的力量、也有浑水摸鱼的流氓无产阶级。不过电影嘛,艺术表现手法,无可厚非。
我们来看电影中人民是怎样被发动起来的:张麻子砍了黄四郎的替身。假黄四郎的隐喻也非常明显,权贵之所以为权贵、统治者之所以为统治者,是因为他们构筑了一套与其统治相匹配的制度和概念(礼乐制度、君权神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就是这些虚伪的画皮,成为了人民心目中不可侵犯的图腾。而革命者,就是要砍掉这个图腾、撕破这个虚伪的画皮,告诉大家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再说简单点,“黄四郎”之所以成为“黄四郎”,不在于哪个具体的人谁是“黄四郎”,而在于“黄四郎”这个名号。当人民畏惧的画皮被革命者戳破之后,后面的一切也都顺理成章了。
为什么说反动势力是纸老虎,维系他们权威的画皮一破,是这样的不堪一击——这个画皮就是人民心中的心魔、畏惧权力的心魔,焉不知权贵的权力都是他们给的。
那么最后,导演依然没有忘记他的讽刺,人民是怎样对待解放他们的革命者呢?
最后张麻子图穷匕见:我革命的目的不是取代你,而是砸碎这个旧制度,从此再也没有“黄四郎”。
但是,但是,真的,革命成功了,就没有了黄四郎了吗?
这就是影片贯穿始终的另一个问题——先锋队变质的问题。
拿了钱之后,怎么办?老七公开提出带钱走人,得到所有人响应,注意应和的人中没有老二,老二是跟麻子一条心的,也是他最信任的人。
“咱们为什么来了?”——“钱啊”。一句话说出了谁的心声啊。
而张麻子力排众议——把钱发给穷人。“穷人”在电影中是一个高频词,仔细体会。说白了,闹革命的,也是怀有不同目的的,有的就是因为活不下去了,有的就是想升官发财,像张麻子这样,有崇高理想、明确目标的,不是为了自己的了利益,而是要“普度众生”的,不多。
看这个抽烟的姿势,不要cosplay的太像。
李·富农之子·井冈山大王·农民领袖·工人旗手·延安之光·五十六个民族的主席·第三世界的精神领袖·共产主义运动第五任盟主··帝国主义一生之敌·解放者·哲学家·诗人·德胜,说过这样一段话: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我们不屈从于历史的枷锁,我们要建造一个新世界!
我们把这样的人,叫做革命者。
老二在去山里之后就不幸遇难了,张麻子交代任务的时候,旁边只有一个人——师爷,明显是师爷向黄四郎告密害死了老二。作为这种投机粉丝,他绝对不会只在一边下砝码,然而是机关算尽太聪明。
(这个镜头,不能再明显了)
师爷是投机分子,而麻子其他四个兄弟,就是忘了初心的人们。
也能理解,有谁在面对既得利益面前,还想吃苦呢?还想跟“穷人”们共享呢?谁还想跟着泥古不化的大哥走呢?
大哥总让自己“革命”,总让自己“艰苦朴素”,总让自己“为人民服务”,多么“不轻松”啊!我们造反不就是为了钱啊。
老三这个人值得一提,在行动中他特意带了九筒,还一定要喊出来“我是九筒”,可见其“篡位”之心昭然若揭。
我们前面说过,这些形象代表的都是一类人,而不是某个人。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和口口相传,把老三当做某个人也可以,但他这个的形象代表着革命队伍中的蛀虫、立场不坚定者、最终背叛革命的那类人。
在电影《邪不压正》中,老三的扮演者廖凡,饰演了“欺师灭祖”的朱局长,这恐怕不是一个巧合,而是艺术家留个我们的草蛇灰线。
李德胜,你的徒弟不随你姓李了。
关于《邪不压正》的内容我们先按下不表,先把《让子弹飞》说完。
黄四郎被打倒了,看来革命应该是胜利了。老三成了新的领袖,没人想跟着大哥了,他们要灯红酒绿,他们要吃火锅唱着歌,他们要去浦东,浦东就是上海。
影片的结尾意味再明显不过,张麻子的革命失败了:还是一群人坐着火车吃着火锅唱着歌,只不过火车上的人变了。至于白衣服的人是师爷还是黄四郎已经不重要了——全天下过去和现在的权贵们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革命者骑在白马上,看跟到革命前一模一样的景象。
革命胜利了吗?
革命才刚刚开始。
电影《一步之遥》就是从革命到后革命时代的过度,是老三等人在上海(也就是浦东)发生的故事。我们按照《让子弹飞》的分析思路,继续来看《一步之遥》中的艺术形象。
马走日,项飞田,他们是曾经革命者的后代,可以叫做“第二代革命者”或者简称为“二代”。他们两个人是二代典型的代表:马走日,在后革命时代,能力出众,但迷茫,彷徨,想念老佛爷,依然有一点情怀和良心;项飞田,彻底拥抱了新时代,并在新时代“分到了家产”。项飞田的名言:感谢大清亡了国,咱们才成了暴发户,我现在是法(四声)国人。
整个电影的故事也很简单,就是两个旧贵族,和一群靠时代红利“先富起来”的那群爆发后,联合起来,把new money洗白的故事。旧贵族有身份地位,暴发户有钱,两者就是后革命时代的县长和黄老爷。所以我说姜文这些电影哪有什么隐喻嘛,都尼玛是明喻啊,不能比这再明显了啊朋友们。
舒淇饰演的完颜英是什么形象?舒淇是革命理想的拟人化象征。这就要谈到姜文几乎所有电影里面的“圣女想象”。就类似于圣女贞德、花木兰、穆桂英——男人不爱国,女人爱国;男人不杀敌,女人杀敌;男人不革命,女人革命。张麻子要把钱都发给穷人,完颜英要把奖金都捐出去,这就是非常鲜明的“革命”符号,是圣人/圣女。
顺便说一句,《让子弹飞》中两位女性角色夫人和花姐都是妓女,《一步之遥》中舒淇的“花魁”也自然不是什么正当职业。正如前文所说,那是旧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剥削,她们做妓女是旧社会的罪恶,并不妨碍她们成为“圣女”。还是那句话,她们敢作敢当、敢爱敢恨,比那些男人强多了。
电影中另外一位略带“圣女”色彩的是武六。她成长在new money家庭中,但是是同情革命的普世形象。除了这两位女性角色,整部《一步之遥》中,除了大门口的石狮子,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姜文曾经说:“愿把女性拍成神”,他也确实做到了。
舒淇离开一位老者家时,老人双膝跪地,声嘶力竭地高呼:“你一定要回来啊!”,这个镜头颇具冲击力,那些经历过饥寒、压迫和赤贫的人,自然都是革命的同情者、支持者,但是这些人年纪都大了,他们不一定能等得到“革命”再回来了。
后革命时代,革命就成为了一种“复古”,革命的记忆仅仅保留在这些老人当中。因为年轻人已经抛弃了理想。
舒淇代表的“革命理想”怎么死的?死在了革命青年手里。虽然不是亲手杀的,但也差不多,是革命(第二代)青年抛弃了革命理想。为什么马走日一定要说:“我虽不杀完颜,但完颜终究因我而死?”因为他作为革命(第二代)青年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这里姜文是在讲他自己的经历。他也是标准的大院子弟、革命(第二代)青年。但他也参加了所谓的“反思革命”的文艺浪潮,主演过著名反思电影《芙蓉镇》。在采访中,姜文曾经暗示过自己对这一段经历的反思:
而电影中“办大事还得要靠搞艺术的”“改写历史要两根柱子”明显意有所指。
革命死了之后是什么呢,是特权阶层与舆论特权阶层(文人、知识分子)联合进行的“文艺污名化运动”。
无论是对毛本人还是对“革命”的文艺污名化运动,我们十数年来屡见不鲜。戴锦华教授就说过,她发现北大学生中就普遍存在着一种权力的内在的尊重,以及对革命非理性的恐惧,她把这称之为“告别革命的共识”。这就是多年以来对革命的文艺污名化运动潜移默化洗脑的结果,就仿佛《茶馆》中松二爷那句如条件反射一般的:“你这是大逆不道啊”。
《一步之遥》中对于文人狗腿子的嘴脸刻画的可谓惟妙惟肖,这些统治阶级的传教士终究还是奴才,电影里王天王稍微有一点膨胀没搞清自己的位置,结果就被武七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这个场景恍然间让我想起了王思聪游戏直播时痛骂林更新,真的是家人祖宗都问候遍了,林更新吭都不敢吭一声,仿佛一条狗一样安静。所以说这部电影好啊,全是这种手术刀式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内容。
当然,最后对同志下狠手的还是同志。革命共识的年代已经过去,是时势要毙他,人心要毙他。
《让子弹飞》主要黑了一把人民抛弃了革命者,《一步之遥》中讲出了杀死革命的真凶——两个“二代”——一个肉体上间接导致革命死亡,一个要在精神上、历史上抹除革命的记忆。这也算是来自于一个大院子弟的认真反思吧。
革命死了,还要让革命同情者噤声,还要进行文艺污名化运动,终极目的是什么,是要改写历史。
改写历史要两根柱子,这“两根柱子”就分别是杀人和诛心——首先要枪毙马走日,肉体消灭;其次要不断让御用文人进行表演,彻底抹黑马走日和完颜英,这是一种“意识层面上的抹杀”——二者缺一不可。
还是那句话,这部电影里哪有什么隐喻啊,全都是明喻啊。大清亡了国,项飞田成了暴发户,仿佛当年“苏共是惟一的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这都是一个道理。项飞田最后小胡子也留起来了,制式军装也穿起来了,就是典型的法西斯化的标志嘛。革命的反面就是法西斯,大自然的辩证法。
电影的结尾可以说是神来之笔,这就是旧贵族与new money的联姻,一同开启了美丽新世界。这也算是与《让子弹飞》的结尾遥相呼应,师爷坐上火车到了上海,与新贵联姻。师爷还是师爷,但世间已无张麻子。
马走日在濒死之际,想到的还是老佛爷。是啊,业未竟,鬓先秋,江山靠谁守?马走日和项飞田都靠不住的。但是项飞田早已出卖了自己的理想和屁股,成为了新权贵的一份子;而马走日还是有良知的,心心念着辜负了老佛爷——因为完颜毕竟因他而死。
最后刚要说出“那天晚上”真相的马走日瞬间被抢击中,摔得粉身碎骨,怕是应了老佛爷那句一语成谶: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事物总是要走到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身碎骨的。
再来看《邪不压正》。这三部电影被称作“北洋三部曲”,我觉得还是做“革命三部曲”更霸气也更切题。但从明面上看来,革命和后革命的故事《让子弹飞》和《一步之遥》都拍完了,那么《邪不压正》在讲什么呢?这部电影里姜文确实放弃了革命叙事,单纯在讲一个少年的复仇、弑父和成长史。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后革命时代,革命就成为了一种复古。第二部中完颜已经死了,第三部中自然没有革命的色彩。或者我们不如把它叫做“前革命”,这是三部蛇头咬蛇尾的系列。
如果说《让子弹飞》拍的是历史,《一步之遥》拍的是如何改写历史,那么《邪不压正》拍的是如何让颠倒的历史正过来。
《邪不压正》中“老三”杀死了师父,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朱局长”,同时也成功改写了历史。第三部中展示除第二部“污名化”之外的另一种“诛心模式”。亲手杀了师父和师母、把土地卖给日本人种鸦片的朱潜龙,成为了枪毙毒贩、伸张正义的大英雄:
而生前最反对鸦片的李师父,塑像立在了一篇罂粟田上。老三年年祭拜,百姓也年年旁观这种活动:老三成为了受人敬仰的英雄,而李师父在围观群众看来,也是再为老三背书,证明着老三的忠诚与报恩。所以说,立塑像的目的不是为了继承,而是为了诛心,老三通过立塑像,也就获得了对李师父的最终解释权,李师父生前反对鸦片的理念也就永不为人所知。老三不但爆了李师父的头,还诛了张麻子的心。
这就是列宁所说的:“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后革命时代,革命就成为了一种“复古”。于是这个“古”就成为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是一种更高明的诛心模式,曾经革命所反对的群体,反而获得了这个“古”的最终解释权。张麻子就是老佛爷,老佛爷就是李师父。革命已死,死于诛心。
《邪不压正》的主线是什么?是一个少年“认爹”的故事。李天然认的第一个爹是“美国爹”。这位名叫华莱士的美国爹虽然能用熟练的中文谈笑风生而且对他很好,但时时刻刻提醒他——你是美国人,不是(劣等的)中国人。
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把美国人认作爹曾经是一代中国精英的思想钢印。前几天微博还在讨论这个话题:当年清华北大的留学生能去美国留学就一定去留学,能移民就一定得移民,甚至有些人混的很不如意,真的流落到餐馆刷盘子的地步,我们这边说回来吧,给你个某高校学科带头人的身份,光光荣荣搞科研,但是人家就是不回来。“美国爹”成为了一代人的思想钢印,现在还有一群软骨头的精英、买办、公知、河殇派,见到美国爹就条件反射的跪下去。
李天然认的第二个爹是一个投机主义者。他也是我们一代人的象征。蓝青峰,参加了辛亥革命,张口小诸葛闭口阎老西,蒋介石在他嘴里也成为了一个下贱的、靠写日记挽尊的人。蓝先生下了一盘二十年的大棋;在北京有十二栋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宅子;北平的黄包车车夫都是他的特务;跟美国间谍机构有深度合作(能成为美国间谍的上级);能从溥仪那里搞到文物;保护了爱国将领张将军(张自忠);还养了洋人做门客……但是呢,这么牛逼的势力,他要干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最后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下了一盘二十年的棋,把自己给下进去了。
蓝青峰就是一个典型的有基本底线(不做汉奸)的投机主义者,但是他的手段可以出卖、欺骗、暗杀等等无所不用其极。他也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精英的写照。与之不同的是,李天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最后蓝先生在车上问李天然“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么”“你真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么?”李天然答了两次“知道”,蓝先生哭了。做局的人以为能掌控一切,破局的人却是自己的棋子。
李天然最后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爹——李师父。
《邪不压正》的故事可以理解为“前”革命叙事,这里的革命萌芽还未曾成长,但是星星之火用来燎的万里原野已经准备好了。可以看做是《一步之遥》末日狂欢后的新希望。李天然可理解成“少年中国”的象征,这部电影就是少年中国的觉醒和成长史。李天然从小天赐大恨,不但有精神上的恐惧,更有肉体上的摧残(我想那一针鸦片不是白打的)。我们民族的近代史何尝不是这样苦大仇深呢?
这可能是导演寄予新一代年轻人的厚望吧,把颠倒的历史正过来的责任,传到了新一代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手中。第二部中马走日虽有良心,终究抛弃了革命,最后身死名灭,这就是一代青年的负面例子。而我们看李天然这样一种战天斗地的热情、天真烂漫的情怀,是不是像极了当年的小六子?
不同的是,在最后一步中,导演温情脉脉的给与了李天然一个圆满的结局。这一种人物的圆满和结局的收拢,在姜文以往所有作品中都不曾见到的——或许这也可能是圆了他自己的一个心念。觉醒了之后如何,不禁让我们浮想联翩:日军的铁蹄不会阻挡一丝一毫;南京的老蒋、山西的老西子、广西的小诸葛,一群尔虞我诈的政客撑不起民族的未来;北平街头依旧遍布着打完鸦片学日语的年轻人……一个盖世武功的翩翩少年,刚刚完成了两重觉醒,什么时候意识到了第三重,喊出那一句“枪在手,跟我走”?
《邪不压正》中有一句与影片整个格调不符的话:你不是一个人,你是一支队伍。这怕是艺术家最殷切的厚望?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待到山花烂漫时,张麻子依旧骑在白马上,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让子弹飞》的结尾给了我们一个问题:革命胜利了吗?
这是我的回答:不,革命才刚刚开始。
《邪不压正》的结尾同样给了我们一个问题:老三,你真的赢了吗?
我的回答同样是:不,革命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