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文学工具问研讨系列之四:
方方们的新写实主义，十分霸道地将共产党人的人性诉求排斥在文学作品之外。
文学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这个提法的本意是，文学作品应该不带任何政党的政治观点，原生态地展示广大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当然也应该包括原汁原味地展示各个政党的观点和做法，以及它们的观点和做法，给社会和人民群众带来的影响和结果。
然而，方方们的这些带有政治目的的新写实主义者们，无视人性在全人类中存在的广普性，和让各类人群用文学表述各自人性诉求的公平公正性，像神圣的宗教人士一样，拿出一副不可冒犯的文圣人姿态，片面地认为创作和发表拥护共产党思想理念、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作品，就是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行为。他们打着文学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这种去政治化的旗号，将共产党人从文学作品中去掉，让超越党派变成了文学作品中没有共产党，超越政治变成了文学作品中没有共产党的政治，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性诉求排斥在文学作品之外，他们极力推行的是十分霸道的文学人性观。
方方自己就是这种霸道行为的典型代表人物。她那个“赵先生读了这么多书之后，仍然认为文学是阶级斗争或政治宣传的工具吗?”的文学工具问就在表明：她好像是一个主张文学作品应该去政治化的人。所以，她创作的作品里，找不到一个完整的像【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平凡的世界】里的田福军，【高山下的花环】里的靳开来，那样勤奋为民、大公无私、为了保卫祖国甘愿牺牲自己的共产党员，作为作品里的主要人物，甚至连共产党这三个字都找不到。在她的作品里所体现出来的状况，好像是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里，共产党就不存在一样。
方方们的新写实主义，将共产党人的人性诉求排斥在文学作品之外的做法，违背了人性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关系的事实。
当人们去实现自己的人性需求时，不会仅仅是独立的个人行为，要有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从而产生出一定的社会生态，而这种社会生态就是政治。政治应该是人性的延生物，和人性是密不可分的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其实就是一个政治动物，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特定的政治生态中，言行和命运在受政治的左右。因为文学创作是来源于人的社会活动，想避开政治就人性去写人性是不可能实现的，纯粹离开政治的文学作品也是不存在的。无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都要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作品里主人公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态;以及通过对作品里的主人公的人物形象塑造，反映出作者对这种社会生态的看法等。问题的关键是作者用什么样的政治意图去写人性，以及将作品里的主人公放在什么样的政治生态中。无论作家，文学理论家，还是编审家，都跳不出政治的圈子。
拿那个开了新写实主义之山的【风景】来看，方方的确是写了低层民众的日常琐事，然而她却无法去掉这些低层民众的日常琐事所具有的时代特征，无法去掉作品所产生出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态，而这些时代特征和社会生态很容易被读者捕捉到。所以就有读者顺理成章地根据该作所呈现出来的这些时代特征和社会生态，得出了“着重描写了生命个体在生存境遇之下的自由选择与艰难生活，用笔尖刻地画出了一个又一个，或卑琐丒陋或病态荒诞或蒌靡杀乱或挣扎弥坚的百态人生，这是一家十几口的悲剧性体验，也是独属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风景一片”的看法。追根遡源，这一片独属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风景，都是文革前三十年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造成的，这就是【风景】所具有的政治价值。可以断定，这种政治价值的取向，在该作构思成型的时侯，方方已经是清楚的，这完全是她有意而为之。那个时代的确是艰苦的，但是在那艰苦的环境下，中国人民在无数个焦裕录、王进喜式的共产党人的努力奋斗下，在极端艰苦困难的条件下，战胜困难，改造自然，发展生产的英雄气慨是感天动地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十分显著的。可是在方方的作品中，不但看不到这种情况，而且，当平民百姓生活在这样的贫困状况中时，连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的共产党干部、政府官员都看不到，展示出这些人群，都是无助地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造成的这种极度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
尽管方方如何理直气壮地宣称她没将文学作品作为政治工具来使用，专门去写人;尽管她无视人性和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用尽力气扭动着腰身，想跳出政治的圈孒，然而，政治却像黏度极强的树脂胶一样，牢牢地粘贴在她的作品上。
人性是人人共有之物，在所有社会人中，有着普遍存在的广普性，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性。文学作品是写人的，应该不带主观意念，对所有社会人的生活、和人的人性的原生状态进行直接临摹，让所有社会人的人性，都可以用文学作品展示出来，这样才能让文学体现出公平公正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百年历史、有九千万党员的政党，是生长在中国大地上广大人民群众中一个数量厐大的群体。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来自于全国各阶层的人民群众，通过党的从各级組织，深深地扎根在群众之中。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理念，对包括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卫生等关系到群众利益的事业，所採取的有利于人民的发展生产、治理社会的政策方略，能够通过党的各级組织，去组织相应的政府机构、基层单位，在人民群众中迅速有效地贯彻落实下去，因而和人民群众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建立的惠及全民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展的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幸福美满生活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具有巨大影响力，并且得到他们的拥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共产党人的组织下，全国农村广大农民利用人民公社的力量，在全国农村掀起的类似于以红旗渠为代表的治理穷山恶水的农田水利建设，彻底根治了自古以来祸害农业的水旱灾害，让农业低产且不稳的状况，变成高产稳产，为解决我们国家地少人多、缺粮严重的问题，作出了决定性的具大贡献，就是明显的有力的证据。
然而，方方们的新写实主义作品，却无视共产党人是社会人中，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一个厐大群体的事实，无情地将共产党人的人性诉求排斥在文学作品之外。在他们新写实主义作品中，我们看不到在那个时代里，那些凭着自己的双肩和双手，流着汗奋战在水利工地上，为农业生产做出巨大贡献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就连为了实现过上美好生活的人性诉求、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农田水利建设的广大农民群众，都被排斥在文学作品之外。不仅仅是那个时代，即使在他们写的改革开放以后时期的作品里，共产党人的形象也难觅踪迹。他们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拥挤着小偷，强盜，盜墓贼，强奸犯，吸毒者，毒品贩子，碌碌无为者，嗜好性爱的男人或者女人，为了个人私利不顾亲情去和别人甚至是亲人争吵打骂的平民等。
方方的【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集在方方的文集《水随天去》中，大量出版，向全国发行。这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
作品里的黄苏子，相貌气质、智商能力都很出色，是个优秀高雅的白领人士。然而她白天是白领丽人，晚上则是出没于下等场所琵琶坊的风尘女子虞兮。为了钱吗?她不缺钱，也不在乎钱;为了性吗?也不是，她并没从中得到多少快感;是“自暴自弃”吗?也不是。按照作品的逻辑，她是在尝试一种一分为二的神秘游戏，在尝试另一种极度分裂的生活方式，在测试人能不能把一个人活成两个人，在完成生命中的某种需要。她在一次扫黄活动中被警察抓住但从厕所逃走，这还没让她醒悟，继续着她那荒唐得不可被人理解的神秘游戏。最后终於在进行所谓的神秘游戏时，被一个捡垃圾的脏老头勒索不成，残忍杀害在废弃的工棚里。更为慌谬的是他的父母得知她的死讯，痛苦的不是失去了这个女儿，而是惧怕“会被别人戳脊梁骨”而毁了自己的名声，毫无一点儿女亲情。
据作品描写，她变成这样的原因，是她中学时代的暗恋者许红兵，给她写了封炽热的情书，被她拒绝后又将情书贴到黑板上当众羞辱他，在许红兵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若干年后的一个平安夜，大学毕业已做了公司白领的黄苏子，在街上偶遇许红兵。这个当年的毛头小子如今已脱胎换骨成一个有钱的成功人士，于是黄苏子坠入了许精心编织的貌似温柔情网的报复圈套中，难以自拔，甚至为他放弃了工作中的好机会而去赴约。谁知热切期待的约会竟然是许将她带到一个叫琵琶坊的下等人寻欢作乐的地方，在一间肮脏破旧出租屋里，粗暴残酷地占有了黄苏子。事毕之后他原形毕露，扔给黄苏子100块钱和一通讥讽并告诉她事实真相，在事实上将她降到了与琵琶坊的“鸡”同等的地位，以雪当年之耻。女人一生最美好的第一次，于她而言居然是这样一种身心俱伤的痛。于是，黄苏子在痛定思痛之后，选择了这种极度荒唐的生活方式。
我要问方方，这样的人和事，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能有几个?你将现在的中国风俗民情写得这样肮脏龌龊这样离谱，是不是在恶意给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抹黒?
在方方的【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里，做人的良知、人间至爱亲情都荡然无存，每个人都理智丧失，麻木不仁，冷酷无情，荒唐可笑，完全是一部道德败坏，毫无人情亲情，人性扭曲，用不良恶习丑化社会的拙劣之作。这样毫无生活基础、纯属胡编瞎造、荒谬至极的作品，竟然不但可以被顺利发表，而且还被应该具有很高文学艺术水准，国家顶级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大量印刷，向全国发行!
方方们的这些带有政治目的的新写实主义者们，用极端狭隘的思想，将共产党人的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勇于克服困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为了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宁愿牺牲自己作出贡献的精神，等等的人性诉求和人性行为，都说成是脱离实际、脱离普通群众的理想主义。他们认为文学作品写这些，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只有写黄苏子那一类人的原始野性、和灵魂深处的肮脏人性，才是写了真实，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
在旧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塞罕坝的森林资源疯狂掠夺。加之山火不断，到1949年，塞罕坝的原始森林已荡然无存，昔日的美丽高岭变成了风沙漫天、草木凋敝的茫茫荒原。
北京紧邻塞罕坝北部的浑善达克沙地，距直线距离只有180公里，如让浑善达克沙地继续南侵，风沙将直逼北京城。彻底根治塞罕坝这个风沙侵害京、津、冀的源头，是生活在这一带上亿人的梦昩以求的理想。
共产党员王尚海，将这个上亿人的梦昩以求的理想作为自己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1962年2月，他带领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127名农林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满怀青春激情，来到塞罕坝，与原有三个林场的242名干部职工，组成了369人的创业队伍，在那里新建林场，担任林场第一任党委书记，拉开了塞罕坝林场建设的大幕。他说出了“生是塞罕坝人，死是塞罕坝魂”的豪言壮语，把妻子和5个孩子从条件优越的承德市带到了这里，全家与工人们一起扎根荒漠，坚守高寒地带，自己献了终身还献了子孙。13年造林植绿54万亩。1989年12月24日，这位将自己毕生精力奉献给塞罕坝林场的共产党员与世长辞。遵从老书记的遗愿，人们把他的骨灰撒在了他亲手栽植起来的马蹄坑营林区，为了纪念这位对塞罕坝林场作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将马蹄坑营林区取名为“王尚海纪念林”。如今，“王尚海纪念林”已经成为塞罕坝人永久的精神家园。
这就是将亿万人民的理想作为自己的理想，去为之奋斗终身的共产党人。
这就是以王尚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祟高理想激励下，迸发出来的具有改天换地威力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精神。
三代塞罕坝林场务林人，用共产党员王尚海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精神，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在这种精神的鼓励下，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创业，创造了变沙地为林海、让荒原成绿洲的人间奇迹。用这种塞罕坝精神营造的这片人工林场，成为京津冀地区的水源卫士、风沙屏障，让亿万人的理想变成现实。
方方们的这些带有政治目的的新写实主义者们，特别是那些其中现在生活在北京的人，当你们永远地告别了黄沙飞扬、空气混浊的日子，呼吸着新鮮空气的时候，还有底气和脸面将共产党人王尚海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造林精神，说成是脫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理想主义吗?
凭着方方的阅历，不可能不知道中国核武器的功臣邓稼先。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內条件十分艰苦，为了新中国的强盛，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回到国內。为了事业，他不顾亲情，离开妻儿和年迈的父母，隐姓埋名在荒山野嶺和戈壁沙漠十几年，从事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作为核科学专家，他深知受核幅射对人体有致命的危害，然而，他却将事业重于生命。一次试验时核装置犮生故障，随时都会发生核裂变，为了战友的安全，他独自一人去排除故障。为了防止没有爆炸的试验装置丢失掉，以便进行研究，他不顾受到核幅射的危险，将其抱在怀中从遙远荒漠带回基地。为此，他的身体遭受核幅射的严重伤害，患上不治之症，临终时，还将余力献给祖国的核事业。
这就是一位共产党员大公无私、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这种实实在在的共产主义精神，能是脫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理想主义吗?
我想问方方，你那种胸襟，能理解邓稼先这位杰出的共产党员科学家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璄界吗?你在【乌泥湖年谱】里，写了苏非聪、林问天、丁子恒这些受政治打压变得碌碌无为的科学人材，像邓稼先这样，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伟大的共产党员科学家，你为什么不写?
“炎黃子孙奔八亿，不蒸馍头争口气，罗布泊中放炮仗，要赔美苏玩博戏。”这首赞颂邓稼先的诗歌，竟然被一些高明的诗歌评论家们贬称为打油诗!这些人看样子也是在告别典型，告别祟高，告别英雄;也是在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
依我看这首看似简单的四句短诗，却浓缩了那一代共产党员科学家的时代精神，充分体现了他们在面临国际上强大敌人企图扼杀新中国的危险形势面前，为了祖国的强盛，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迎难而上英勇无畏的豪情壮志，完全是一首通俗易懂、又具有博大精深的艺术內函的精美佳作。依我看我们的音乐家们，应该给这首赞颂伟大的中国核武器之父邓傢先的“政治”打油诗，谱上令人振奋激昂的曲子，拿到春节联欢晚会上去唱，让邓傢先等老一辈科学家的伟大壮举去激励我们的国人，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没事业需要这种精神!
当然，那些尊崇肮脏龌龊，依靠它博取眼球、成功扬名的人，是无法理解共产党人的这种大公无私精神和崇高的理想璄界的。
我们共产党人决不是没有七情六欲的政治怪物，我们共产党人所信奉的共产主义理想，对人与人的关系上，是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相互友好、共生共存的关系;在对待社会财富上，是消灭剝削、各尽所能、共同创造、平等享用。共产主义理想代表了人类最美好的人性诉求，是人类最高尚的人性。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週年的历史，就是为共产主义这个最善美的人性行为奋斗的历史。
共产主义理想并不是共产党人的独创，是有史从来全人类的共同追求。
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萌生了这种思想意识。“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论语中，孔子用“恭、宽、信、敏、惠”来解释“仁”的含义。其中的意思是：作为人，应该自身谦恭，宽以待人，处事诚信，行为敏快，恩恵他人。另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有居处其难，其起坐恭敬，言必诚信，行必忠正，道途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等精典名句都是对人的行为作出的共产主义因素规范。在礼记、礼运中，孔子对他所追求的社会状况又作了这样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他主张在这个社会里，应该“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他所主张的社会展示的是一片安乐祥和的景象。从这些可以看出，在两千多年前，儒家倡导的思想就含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成份。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北宋时期的儒学大家范仲淹的这一主张，也充分地体现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也主张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思想。
共产主义思想也不是共产党人专属的信念。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以他亲手制定的三民主义为指导，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和谐社会;并且实行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融合，共同进步，建立一个以天下为公为目标的大同世界，造就一个和谐安康幸福美满的人类社会。他的这种思想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共产主义思想相吻合。
共产主义具有毋庸置疑的优越牲，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人类所追求美好社会。共产党人是人类这种最高尚人性的忠实信徒和实践者，从建党那天起，就将实现美好人性的最高境界共产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善美的人性行为确定为自己的行为指南。
目前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谐、爱国、诚信、自由、平等、公正、法活、敬业、友善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今时代特征，提出来的用于引领人民大众，能集中体现最善美的人性理念。
山东省邹平县西王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种地为生，村集体除去杏花河岸边的一排杨树，再也没有其他收入来源。1986年，西王村党支部进行换届选举，王勇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他上任后，经过慎重考虑，为西王村制定出“以工促农、以企带村、共同致富”的宏伟理想。要发展工业需要资金，资金从哪里来，村集体没有着落，王勇书记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经营多年的价值20万元的面粉厂无偿捐献给村集体，在这位共产党员无私奉献精神的带动下，许多共产党员、班子成员也把准备给子女盖新房、结婚的钱拿出来为集体办企业。村集体七拼八凑筹集了40万元建起了西王油棉厂，1987年建成投产，当年实现利税23万元。
王勇在带领西王村的发展过程中，只求奉献，不求回报。虽然作为西王的“掌门人”，但他行事低调严谨，从不摆场面显阔气，从不铺张浪费。在西王，他不是最高工资的享受者，也不是最高福利的领取者，他把西王的最高工资和最高福利分配给了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他从不借婚丧嫁娶等人情事事，向村民和职工谋取钱财。在他的日程表中，没有礼拜天，没有节假日，一年365天，天天在为企业的发展，为村民、职工而忙碌。现在他已经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但是他干事创业的激情和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不减当年。
他为群众“办实事、不增负”，真心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带领群众共同致富，是群众的“好当家”，是人民的“好公仆”，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得到了组织和群众的认可，彰显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精神本色。
王勇奔着“以工促农、以企带村、共同致富”的宏伟理想，用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带领群众数十年如一日，一心一意谋发展，呕心沥血创事业，用发展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篇干事创业的壮丽篇章。
我要问那些带有政治目的的新写实主义者们，王勇的这种宏伟的理想和共产党员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行为，是不是饱含着人类最崇高最善美的人性?他的这种人性和方方创作的包括【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在内，那些作品里的诸如苏黃子、英芝这些人物的自私荒谬的人性相比，是不是要高尚得多?这样的共产党人，为什么看不到你们那些新写实主义者们写出一个?是写这样的共产党人对社会有利?还是写诸如苏黃子、英芝这些人物对社会有利?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党中央直管的国家顶级的出版社，发表推出什么样的作品，必然会对全国文学创作和发表起到引领作用。我要问人民文学出版社，方方荒唐透顶的【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被你们大量印刷，向全国发行;当然，这样做是你们的权力;问题是近三十年来，你们这个作为共产党的中央直管的出版社，类似于王勇这样共产党领导的、拥护共产党中央的共产党员作为主要人物的颂党文学作品，你们首发出版了多少?你们将全国文学创作和发表引领向什么方向?
我们党为了鼓励歌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歌颂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歌颂在祖国大地上普遍存在的优秀的民风民情，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设立了五个一工程奖，用以激励这一类体现正能量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发表。
然而，方方们的这些带有政治目的的新写实主义者们，把文学的任务局限于申张个体私欲、专写利己人性的真实状态上。他们在文学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的口号掩盖下，将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精神贬低为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将颂党文学作品当作共产党人的私生子对待，实实在在地干着将共产党人的人性诉求排斥在文学作品之外的勾当。在这种去政治化思潮的影响下，他们将诸如在抗洪第一线经常出现的“共产党员跟我来”，这类充满人间大爱的人性语言，以及“社会主义好”，“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共产党英明正确”，之类的政治语言说成是空洞的理想主义，因而使之成为他们的文学作品忌讳用语言。他们将描写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会主义建设先进人物的作品视为异类，王勇、邓傢先式的共产党先进人物形象，被去政治化去得在文学作品里难觅踪迹。我们仔細查看一下就会发现，一方面，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坛，在这群人的极力操纵下，能体现正能量的颂党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发表，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另一方面，书写自私、贪婪、平庸、消极、愚昧、粗鲁、低俗、丑陋，甚至是强盜、盜墓贼、毒品贩子，强奸犯，暴力、恐怖、等，文学作品则是充满文坛。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新写实主义虽然被别的主义抢占了风头，但是它所倡导的告别典型，告别祟高，告别英雄;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这种去政治化思潮，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学作品创作和发表的走向。
那些带有政治目的的新写实主义者们，都毫无道理地将拥有九千万党员，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的人性诉求，排斥在文学作品之外，在他们大量创作和发表的那些作品里，怀有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人，竟然比不上小偷、强盜、盜墓贼、毒品贩子，强奸犯。他们的霸道行径，猖狂到了何等地歩!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执政党，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里，竟然被共产党自己养育起来，靠共产党生存的那些带有政治目的的新写实主义者们，将自己的人性诉求排斥在文学作品之外;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
这些都在表明：那些带有政治目的的新写实主义者们，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是截然不同的，和我们共产党人根本就不是一条道上走的人。他们将文学作为政治工作的工具，在刻意蔑视共产党人高尚的道德品德，不从正面歌颂、甚至否定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不从正面歌颂、甚至否定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其实质就是一种去共产党化的政治化行为。
文学是写人的，用文学作品显示自己的存在，用文学作品表述自己的人性诉求，是每个社会人的正当权力。方方们的新写实主义，将共产党人的人性诉求排斥在文学作品之外，这种带有政治倾向的做法，是可以解释为属于作者的创作自由，这点无可非议。但是也必须看到，这种做法在客观上，违反了人性在社会人中，本该存在的广普性特征和公平公正的原则。
用文学作品去表述人性诉求决不应该是普通民众、特别是低俗人物的专利，共产党人的人性诉求也应该用文学作品展示出来。以文学作品去政治化为理由，将共产党人的人性诉求和人性行为排斥在文学作品之外，是对共产党人人性的蔑视，和对共产党人人权的不尊重。我们不应该将文学创作局限于写平凡人的情感逸事上，要让在战场上、抗洪第一线上、以及所有艰险工作岗位上经常出现的，诸如“共产党员跟我来”之类的彰显共产党人伟大人性的“政治口号”，和焦裕录、林俊德、杨善洲、王勇这些共产党人中的英雄模范人物理直气壮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决不能让颂党文学作品被作为共产党人的私生子一样受到歧视!要让歌颂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文革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颂党文学”，昂首挺胸地走进文坛。并且永世传承下去。
方方们的新写实主义，除去推行十分霸道的文学人性观，将共产党人的人性诉求排斥在文学作品之外，还偏离了当今在中国大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让他们的文学作品离开了当今我国社会生活的主流。这里头的问题留着下一次再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