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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里的一些人为什么这样做

 

方方文学工具问研讨系列后续篇

人民文学出版社里的一些人为什么这样做?

  诗人王学忠,在乌网上发了篇“幸运的方方与倒霉的本人”,表露出对自己诗途不幸的心境。我此时要用霸道的方方们的新写实主义和可怜的我,来发泄我对方方们的“新写实主义”理论,所造成的对我的颂党作品难发表的无奈和不满!

  方方们的“新写实主义”理论,毁了不仅仅我一个人,应该是包括诗人王学忠在內的,一大批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颂党文学作者的文学之路!

  人民文学出版社里有一些人,就是这种“新写实主义”的极力推行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我动了文学的念头,历时七八年,写了十几部、约四十余万字的中短篇小说,投稿忙得不亦乐乎!(记得有一篇叫【故乡行】的十余万字的中篇,写的是一个在外工作十几年没回家的人,回乡后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歌颂改革开放后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其中就投了人民文学。)然而无一成功。我心灰意冷,发誓弃笔不写。那时没有燃气,烧饭都用柴火灶。1994年冬的一天,我将一尺多厚的书稿全部填入灶堂。

  谁知退休后闲着没事,又动起笔来,创作了反映文革前三十年,历经大跃进、三年困难、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这些历史时期,我们党在农村成立互助组、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这些与发展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两卷集长篇小说【心愿】。一卷于2014年自费在现代出版社出版,二卷2015年成稿,用了五年时间,投稿近二十次没人理。

  是什么原因造成我的作品发表出版这样难?

  为了求得【心愿】二卷稿件难投的原因,我于二0一九年七月中旬亲赴北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投稿,该社307室一位李姓女编辑接处,后又一次赴该社面谈。具体经过请见乌网发的方方文学工具问研讨系列之四:“方方们的新写实主义离开了当代社会生活的主体”。

  时过三个月,收到了该社邮来的退稿信,信上说:“你的来稿我们已收到。经审阅,不符合我社的出版要求。可另投他社”。

  “不符合我社的出版要求”里的“要求”是什么没有说明,我当然要弄明白。

  我想:我是一个文坛上的无名人士,不值得那些资深编审家们尊重,如果“艺术水准差是该社不发表的原因,也用不着遮遮掩掩,直接把这理由说了就能断了我的念想的。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他们所说的“不符合我社的出版要求”的真正原因。

  我的小说写了文革时期。中宣部有对文革时期作品,要经审査同意后才能发表的规定。据我理解,从这个说法的内容上看,并不是文革时期不准写,而是不能专门揭示阴暗面,给党和国家恶意抹黒,只要客观公正地反映真实情况,这样的作品经中宣部审査同意后,是可以推出来的。这,可以从如以甘祖昌将军为原型的“初心”、和“右玉和它的县委书记们”等电视剧的推出得到证实。电视剧可以展示的内容,文学作品也可以写出来。不能因为是文革时期,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不准发表、出版。我的作品中对于文革时期的造反派打砸抢、胡批乱斗的行为,也仿照这两部电视剧写的,在二卷三十多万的文字中,对文革场景仅用少量文字,用对造反派批判的视角进行描写。更重要的是:在写文革十年时,用了大量的篇幅,去写共产党人带领农民,依靠人的双手和双肩,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建设旱涝保收农田的故事;彰显了共产党员高尚的先锋模范作用,真实地展示了那个时代共产党人、基层干部、广大农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坚定决心和冲天干劲,是充满正能量的颂党文学作品。所以,文革时期也不可以成为书稿不能发表出版的原因。

  一部纯属颂党作品的小说,也这样很难发表,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便苦究其因。

  2019年9月,一次看到“乌有之乡网”上发的张全景、赵可铭二人批判方方的【软埋】的文章。我很吃惊:党中央直管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竟然在二0一六年,像发现了一部伟大作品一样,发表出版了否认土地改革、为地主阶级翻案、给共产党土改政策抹黒的【软埋】!

  人民文出版社出版【软埋】,是一件影响极大的政治事件。这部作品将土改描绘为对地主的屠杀,否定土改历史,为地主阶级翻案的意图十分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在出版《软埋》成品书的套封上,写着“过去的故事反着讲,读起来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受”。《人民文学》2016年第2期卷首语,又说“如果偏偏有人要从算旧账的角度来解读学,那应该提醒的是,长篇小说《软埋》的省思、追忆和寻访,无不基于现世安稳、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之上”。“反着讲”,“特别的感受”,“算旧账”,这些都在表明:写这些内容的人,对【软埋】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历史特质是十分清楚的,特意加上了个“基于现世安稳、父慈子孝的生活情境之上”的说明,这种类似于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是让读者不要在《软埋》是为地主算旧帐、反对土地改革方面上去理解,欲盖弥彰的用意十分明显。

  发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件有损于党和国家利益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仅据我所知:

  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里的一些人拒绝了路遙的颂党作品【平凡的世界】的发表。向全国文学界,发出了排斥頌党文学作品、寻覓他们理想的新写实作品的信号

  相距仅半年,方方给文革前三十年共产党抹黒的作品【风景】推出后,被冠以新写实主义开山之作的称号。人民文学出版社里的一些人如获至宝,立即大量出版印刷向全国发行。

  方方借【风景】成名之后,至2016年【软埋】推出近三十年期间里,人民文学出版社里的一些人是极度地热捧这位新写实主义开山功臣,将她的一些专写低俗丑陋污染社会的作品大量出版推向读者。这些早年发生的事,我在乌有之乡网上发的六篇方方文字工具问研讨系列文章中已有例举,在此就不去一一细说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过去的事,不能代表现今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那就请看近期的事:

  今年七月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莫言的一部新作【晚熟的人】,在这书的封面上印上了,“莫言的想象飞越于整个人类的存在状态之上------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正常出书,无可非议。在封面上特意印上截取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里的一段文字,就应该很好地研讨一下了。

  西方那些反华反共人士,不用讲事实,就能随便编造一个谎言,对我们进行诬蔑和攻击。即使是获奖者本人,当他高高兴兴地去瑞典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时,也并不知道那个诺奖主人,会有个政治意图极浓的颁奖词,这样的颁奖词也是他不愿意听到的。我的这篇文章,不去牵涉那位得奖的莫言和他获奖的作品,仅就颁奖词的内容所展示出来的政治意图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对待它的政治影响作评论。

  截取的颁奖词中这段文字是在展示莫言的想象。写想象应该是有针对性的,否则就成为无源之水。如写钱学森是会去想象火箭上天,写袁隡平是会去想象杂交水稻能高产,这个颁奖词的作者是写想象什么的想象呢?好在颁奖词中专门对想什么有具体的陈述,请看: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很少的旅程能超越这些故事和历史进入一个这样的国度,那里驴子和猪的叫嚣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呈现了超自然的比例。莫言的幻想翱越了整个人类。他是了不起的自然描述者;他知道饥饿的所有含意。20世纪中国的残酷无情从来没有像他笔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强盗以及坚强、不屈不挠的母亲们那样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他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来自爱思特梵、娃娃颁奖词译文)

  颁奖词所编写的“想象飞越于整个人类的存在状态之上”中所想的,就是“一个这样的国度,那里驴子和猪的叫嚣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呈现了超自然的比例”。“他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根据所编制的想的这种内容,那位颁奖词的作者在下文中,就又将““毛时代的恐怖”、“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和“日本侵华”相提并论地联系到一起,作出了“变体重现五十年”“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宣传,并且“令人信服、深入细致”的结论。这些都在清楚地表明:这个颁奖词反华反共的特质十分明显,只要是读过这个颁奖词的人,是都会看出这种特质的。

  可以肯定地说,这个诺奖,是西方反华反共人士,给包括获奖者本人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精心酿制的一杯苦酒。这个诺奖对于获奖者本人,不应该是荣誉,而是一种天降的罪过,不提它,他或许还会少有一些麻烦。

  问题不在于知不知道这个颁奖词,而在于当你知道这个颁奖词以后,你釆取什么样的态度,如果出于爱党爱国情怀,就会义愤填膺地进行谴责和反驳;如果是事不关己,就会不理不睬;如果出于某种不便言明的原因,就会採取视而不见保持沉黙的态度;像这样截取这段文字,将它印在公开出版的书面上,就意味着对颁奖词中这段文字的作用进行了肯定!

  我要问人民文学出版社里截取这段文字的这些人,你们在阅读颁奖词时,能看不出颁奖词的反华反共特质吗?难道你也想让蒙在鼓里的人民大众,像你一样吞下西方反华人士,给我们精心酿制的苦酒吗?你们应该知道,热爱伟大的领袖毛泽东、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强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民,对此是决不会答应的!

  不信吗?那你就将颁奖词的内容全部发表出来试试看,就怕全国人民责骂旳唾味星子,肯定能把那些将这个诺奖视为中国文学伟大成就的人全都淹死!

  对于文学上的定论,人民是不可否认的终级栽判者。当年路遙的【平凡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拒绝出版以后,被放在电台上播出,竟然一下子拽住了几亿人的耳朵,勺住了几亿人的心,赞美之声形成滔滔洪流,迅速淹没了那些理论家们高深厚的批评声。人民大众知道“平凡的世界”不平凡之后,便张开广阔的胸怀接纳了它,至今仍畅销不衰。那个诺奖我就不再去说了。【平凡的世界】和这个诺奖所遇到的不同境况就是明证,一个奖项仅凭一些人去吹捧,而得不到人民的认可是行不通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期还有一件特别丢人现眼的事。今年六月二十八日,在有人民文学出版社里的一些人的参与策划下,办了个‘名人读名著’直播节目,目的是引发人民群众的读书积极性。谁知这个直播刚开始拉架子讲,视频上便出现80后、90后、00们“垃圾东西”、“滚到美国去”等的骂词,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得了个“辣鸡出版社”的新名称!这类文字和他们的节目画面同框直播出去,让他们尴尬得只好灰头土脸地早早收场。

  是什么原因,弄得全国首席出版社里那些尊贵的人,这样颜面扫地呢?

  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中央层级出版社里的那个主办人,将那个曾经说过“四大发明是假的”,“美国是中国的大恩人”,“说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不确切”,“日本是建设台湾的主力”,“共产党比国民党下手更狠”等,这样一个满口胡言乱语,媚日亲美,说着歪曲历史,诬损丑化共产党、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话、遷到人民唾弃的高晓松,请到一个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认知有引导作用的“名人读名著”节目上去,作为名人去担任引导人民读书的主讲!对于一个党中央直管的全国出版业领军单位,除去召来骂声,还得了这样一个“辣鸡出版社”的名字,落了这样难堪的下场!将人民文学出版丟人丢得全民皆知了!

  过去,人民文学出版在老一辈文学家的管理下,紧跟党的文艺政策,为繁荣党的文学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尊重。然而在这些人的操弄下,改革了三十多年,如今竟然改成这个样子!这种缺少政治敏感、政治素养有问题的人,连普通人民群众的政治水平都没有,还尽在干这类严重违背民意的事,败坏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声誉,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资格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

  根据这些事,我可以将从方方文学工具问研讨系列文章里,得出来的“方方们的新写实主义者”的称号,毫不客气地送给人民文学出版社里这些相关的一些人。

  为什么写文革前三十年,给文革前三十年抹黑的方方的【风景】、【乌泥湖年谱】、【软埋】等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可以发表出版,我这也同样是写文革前三十年,货真价实的颂党文学作品,他们要拒之门外?

  为什么满口胡言乱语媚日亲美的高晓松,可以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里的一些人捧为名人,去引领人民大众读书,而我的溢满颂党情意的作品连露面的机会都没有?

  自1987年方方的【风景】开了新写实主义的山以后,在这些方方们的新写实主义者们的操弄下,便显示出他们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对此,我在“方方文学工具问研讨系列”文章中有详细的论述,现在简要陈述如下:

  “带有政治目的的新写实主义者们”,不写高尚善美,专写低俗丑陋,奉行的是极为片面的文学人性观。乌有之乡网【方方文学工具问研讨系列之三】。

  方方们的新写实主义,十分霸道地将共产党人的人性诉求、人物形象排斥在文学作品之外。乌有之乡网【方方文学工具问研讨系列之四】。

  方方们的新写实主义,离开了建国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丢掉了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最伟大的人性工程。乌有之乡网【方方文学工具问研讨系列之五】。

  方方们的新写实主义是祸国殃民的伪命题,完全是他们这些人,为了达到否定毛主席领导的文革前三十年历史的政治目的,而特意编造出来的。乌有之乡网【方方文学工具问研讨系列之六】。

  现在看来,三十多年前被我扔进灶堂的那四十多万字的书稿,和现在的【心愿】,都是颂党作品,之所以难发表,我毫不掩饰地说:完全是那个方方们的新写实主义理论造成的,是它毁了我的文学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他在2016年11月召开的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讲话中说:“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为我们的人民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为我们的民族描绘更加光明的未来。”

  他在十九大报告中说:文艺要“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给我们明确地指出了文学应该坚守的底线,努力的方向,和肩负的任务。

  然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发表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里的一些人,却对此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与之背道而驰。2016年出版了方方的【软埋】,2019年拒绝出版我的颂党小说【心愿】,今年又利用出版成品书的机会肯定了西方反华反共人士攻击我们党和国家的颁奖词,邀请有着诬损党和国家、媚日亲美人士,作为名人去引导人民大众读名著!

  据我所知:自上世纪九十年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本拿不出由它们首发出版的,像【创业史】中的梁生宝,【高山下的花环】中的靳开来,这类以共产党员作为中心人物的文学作品;像【平凡的世界】这类从正面歌颂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文学作品也比较少见;至于歌颂文革前三十年的伟大成的文学作品则是完全绝迹的!别说是为党的事业服务了,连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文艺方针,在它们那里也很难得到实施!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国家财政扶持的出版单位,归全国人民所有,不是社里一些人的私产,不是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它的行为要符合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它的行为应该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党中央直管的出版单位,是我们党的文学思想的执行者和体现者,在执行党的文艺路线上,对全国文学创作和出版起着引领作用,无条件地按党的理念、政策、要求办事,大量出版“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作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给全国文学创作和出版发挥好的导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义不容辞的责任,它的所作所为应该接受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检验。

  对于人民文学岀版社用“不符合我社的出版要求”的理由,拒绝出版我的作品,我这个默默无闻的普通的农村人,一个有着四十五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要向人民文学出版社里的一些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一,你们不岀版我的【心愿】二卷,这是你们的权力。但是你们用“不符合我社的出版要求”为由拒之门外,我很不服气。我的【心愿】和方方的【乌泥湖年谱】、【软埋】写的都是文革前三十年,为什么【乌泥湖年谱】、【软埋】可以被你们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发出版,我的【心愿】二卷被你们拒绝?你们这样做,是不是我的【心愿】不符合你们的出版要求,而方方的【乌泥湖年谱】、【软埋】就符合你们的出版要求?

  共产党人心厎无私坦坦荡荡。我毫不犹豫地作出承诺:我的长篇小说【心愿】,是货真价实的充满正能量的颂党文学作品,如不属实,我甘愿接受党纪的处分和国法的制裁。

  对于【心愿】二卷出版问题,不提无理要求,不图怜悯照顾,要的是请你们将那个“要求”的内容说清楚,给一个明明白白的、公平公正的说法。

  二,方方们的新写实主义,已经成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讲话精神的巨大障碍。为了揭露这个新写实主义的劣迹,我在乌有之乡网上发了六篇方方文学工具问研讨系列文章。我对那个倍受文学界一些人推崇的方方们的新写实主义,作出了十分低劣的评价:

  “方方们的新写实主义者们,自命清高地奉行着带有政治目的、实属多余的伪命题的新写实主义理论,像江湖上的法师术士一样,站在高高的云端上,摆出学术高深的大师姿态,不去歌颂高尚伟大的英雄人物,专门去揭示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专门宣扬低俗丑陋消极颓废的东西;又像宗教人士一样,坐在他们自己营造的狭窄的殿堂里,装扮成超越政党政治不可冒犯的文学圣贤模样,将共产党人的形象、当今社会生活主体和全国人民的主流民意排斥在文学作品之外,干着丑化国家、民族、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的事,是名符其实的‘祸国殃民式的存在’。”乌有之乡网【方方们的新写实主义是祸国殃民的伪命题】。

  人民文学出版社里如果真有崇信、并且极力推行【方方们的新写实主义】理论的人,那我就吿诉你们,我这样十分低劣地评价你们,你们要是有看法,就请明示,我这个无名的乡下草民,一定会双腿并拢,垂束着双臂,前倾着身子,仰着脸,努力地摆出十分虔诚的样子去聆听你们的高见。

  我会将我的意见连同此文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

  另外,我要对那些关心我的人提出一个请求:

  别看方方是位著名作家,我是个乡下无名人士,我毫不惧她。我要恳请你们将我的【心愿】和方方的【乌泥湖年谱】、【软埋】放在一起进行对比,作出公平公正的评价。

  因每部小说的原文太长,不便附上,仅将相关作品內容简介摘选出来。

  我的【心愿】,时任江苏省宿迁市作协主席、国家一级作家王清平(已退休),为拙作写了序言。他对小说内容概述及评价简要介绍如下:

  “阅读他那朴实清新的文字,一股浓浓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他对农村生活的精确描绘,他对农民的生动描写,他对历史烙在农民身上的真切反映,让我嘘唏不已。小说肌理完备,文字干净,故事有张有弛,人物关系纠葛重重,完全是一部挑不出多少毛病的长篇小说。”

  “《心愿》第一部时间跨度大约是建国到大跃进。线索是一个叫郑集的地方在党支部书记李玉山等农村基层干部的领导下,一家一户如何从互助组过渡到人民公社的历史过程。当没有土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迸发出的真心喜悦和冲天干劲,现在读来似乎有点陌生,更有点不可思议。但我相信那是真实的。旧体制刚被打破,新体制刚刚建立,社会关系重新构建,人们看到了希望,充满着信心,自然就会焕发出新的活力。透过政治风云变幻,我看到:因劳动结成的亲邻关系在接二连三的变革中发生着变化,土地却显露出她坚实的尊严,她只服从季节和劳动的安排,并不因体制的变革和社会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当农民有的欢欣鼓舞坚决拥护上级政策,有的怀着抵触情绪另寻生路,仅仅几个月,土地就悄然开始了对人的惩罚,小说的主人公李玉山也因为愧对乡亲自杀于故事的末尾。”

  “延续着第一部的人物故事,《心愿》第二部写了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第一部里出现的小伙子在这里正值壮年,姑娘成长为媳妇,壮年走向了暮年。建国初期因自然条件恶劣造成的水旱灾害,以不可抗拒的威力疯狂地肆虐着农民赖从生存的土地。历史仿佛有一只巨手推动着载满饥饿的列车,轰隆隆地从每个生活在当时的人们身上碾过,将饥饿无情地泼撒在每个人的身上。饥饿像一位出色的导演大师,将人际关系装饰得多彩多样,导演出一幕幕错宗复杂的矛盾冲突,将每个人的人性原貌真实地呈現出来。以朱家孙家刘家吴家等为代表的朴实农民,承受着自然的奴役,承受着饥饿的折磨,承受着尊严的蹂躏。大队书记郑明龙趁机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意贪污腐化,成为一名被撤职的腐败分子。尽管二桃和美兰的爱情之火没有因为饥饿熄灭,但婚姻却止步于贫穷。尽管美兰因饥饿献出贞操换取的纯真爱情掺杂着势利和无奈,但却不得不消失于世俗视野之外。而共产党人带领农民改造自然的能力更是不可估量的,共产党员、大队长吴三龙将因饥饿引发的和美兰的情感悲剧转化成改造自然的动力,为了救人他献身在水利工地上;公社书记张德宝身先士卒、带领农民搞好生产的行为,充分彰显了共产党员高尚的先锋模范作用,真实地展示了那个时代共产党人、基层干部、广大农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坚定决心和巨大的能量。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澄明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自然已服从于人们的意志,大地不再经受水旱灾害肆虐,一路伴随着风风雨雨走来的小说人物享受着人生沧桑带来的幸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