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几乎是他那一辈人中唯一一位以现实主义手法写农民的作家，在他之前的作家如赵树理、柳青、浩然等是作为当时文坛主流的出现，而在他之后的作家要么不再把农民纳入视野，要么将农民仅仅作为想象化的、标签化的、非主体性的书写对象，而他的创作正好处于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时代的过渡阶段，他本人及其作品也就有着过渡性的特征，因而不可避免带着两个阶段的不同印记。

　　路遥出生农村，家境贫寒，长期受农村生活的浸润和艰苦条件的磨砺，在他的性格里刻下了深刻的“农民”印记，他一生保持农民的秉性，连生活方式穷其一生也是农民式的。更由于受到柳青等老一辈作家的熏陶，他对黄土地和黄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充满挚爱。早期的路遥不仅热衷政治，是文革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且还是个活跃的文艺工作者。1970年，路遥与人编写出版了诗集《延安山花》，引起较大反响。1972年延川县创作组自办的《山花》文艺小报受到《陕西日报》《人民日报》关注，分别在显著版面报道点名表扬了路遥。在当时非常重视工农兵作为创作主体的文艺导向下，如果不是后来中国发生的政治转折，路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或许会成为又一个柳青、又一个浩然也未可知。然而中国社会恰在这个当口发生了180度的转折。

　　正是这一转折，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使他成为过渡时期的独一无二的作家，也使他本人及作品呈现复杂的丰富性，这种内部的张力或许也正是构成其独特的魅力所在。

　　今天我们评价路遥，给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他是一位真诚的作家，他在作品中流露的情感是真挚的，他写作的态度是真诚的，他作品反映的社会现实是真实的。

　　首先是情感的真。通过阅读他的作品，我们能感受到他对故土的眷恋，对农民的挚爱，对劳动的赞美，对苦难的感悟，这不仅取决于他的出身，也取决于他早期受的教育和熏陶。

　　路遥是黄土地的儿子，他对黄土地发自内心的挚爱，黄土地不仅是他创作的源泉，也是他一生不变的爱恋。他把黄土地视作自己的生命之根和仁慈宽厚的母亲加以虔诚地礼赞。

　　路遥是正统的农民的儿子，“农民情结”伴随他的一生，黄土地和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人们始终是他的牵挂。他用心理解农民，用情关心农民，他对农民倾注了深情，他的这种强烈而真诚的爱在作品中随处可见，就象他说的那样：“我对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命运充满了担忧和关切，所以更多关注他们在生活中经历的艰难和困苦，而不是达到成功彼岸后的大欢乐。”

　　路遥一生保持劳动者的本色，真诚地赞美劳动、赞美劳动者是他的作品的一个鲜明主题。在路遥的词典里，劳动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他说：“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劳动本身就是人生的目标。”在他看来，劳动是提高精神升华的途径，也是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基本方式 ，他关于劳动的理念，因其带有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观的鲜明印记而焕发出理想主义的光芒。

　　路遥出身低微，人生坎坷，对于苦难有着深切的体会和感悟。他把苦难看作是生活本身的馈赠，一个人精神成长不可或缺的养料，他相信，只有历经千辛万苦酿造出的生活之蜜才更有滋味。在他眼里，苦难不是要极力逃避的祸患，而是人生难得的精神财富，路遥面对苦难的这种积极辩证的态度，无疑给人以启迪和鼓励。

　　其次，是写作态度的真。路遥是沉下心来写作，没有丝毫虚浮，他如农人般在文学世界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然而他的文学之路并不平坦，先是在文革中受挫，赶回老家务农，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才决心用手中的笔创造一条人生的的新路。在大队担任创作员期间，他异常勤奋，因为成绩突出，被推荐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之后被分配到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延河》做编辑。当文革尚无定论之时，路遥就创作了小说《惊心动魂的一幕》，因主题涉及对文革存疑，没有刊物肯予发表，最后是老作家秦兆阳慧眼识珠，登载在《当代》上，不久文革全面否认，他也时来运转，小说获得大奖。之后，他又以顽强的毅力，用二十一个昼夜，创作完成中篇小说《人生》，后来还拍成电影，使他一举成名。他乘胜而行，决心完成自己的夙愿，为陕北的黄土地留下一部史诗性作品，开始日以继夜、呕心沥血地创作《平凡的世界》，最后几乎是耗尽了他的整个生命，才完成了这部巨著。路遥继承了柳青等先辈对祖国、对土地和对人民的热爱，对生活和文学的热情，体现了对文学事业的崇高追求和忘我奋斗的献身精神。他的这种精神具有震撼的力量，尤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珍惜。

　　再次，作品反映社会现实的真。路遥是新时期以来罕见的坚持现实主义写作的作家，当现实主义与毛时代一起被视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被其他大多数作家所抛弃，当其它大多数作家迎着改革开发的风潮，纷纷转向现代派、后现代派写作，他们纷纷打着去政治化的名义，将写作从广阔的现实社会转向个人内心体验，几乎只有路遥仍在顽强地用他的笔勾画着平凡世界的人间百态。在《平凡的世界》中，尽管他肯定了农村的分田单干政策，写作中有类似于小岗村的内容，显示出他迎合政治，主题先行的一面，但作为一个忠实于现实的人，路遥又不能不在他的作品中留下鲜明的时代印记，他写到分田单干后集体事业的瓦解，贫富差距的拉大，农村弱势群体的无助，农村道德的败坏。他写到打工者被奴役的地位，农民工在城市的艰难生活，先富者的无耻恶行，底层人民的苦难屈辱，社会上拜金主义的盛行，整个社会风气的日渐腐朽。这些真实的社会图景与他内心良好的愿望时时发生冲突，既要肯定政策，又要面对现实，使他的书写常常呈现纠结复杂的一面。然而也正因此，他不能直指出社会现实背后的深层原因，也不可能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而只能通过某些改良的设想或者干脆就回避掉。

　　人生的路怎么走?

　　路遥在小说《人生》卷首引用了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慢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路遥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人生要走怎么路的回答。在他的小说里，写到高加林、孙少平以及诸多农村知识青年的人生之路。高加林的人生之路是摆脱农村，进入到城市，他的这种道路选择无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一种理性选择。毛泽东时代二元结构下形成的城乡差距，改革开始逐渐打破的城乡樊篱，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更张，农村不仅处于物质低凹，也失去政治和文化高地，使高加林这样的农村知识分子精英必然要挣脱心目中保守落后的农村，迈向代表现代和文明的城市。由于毛泽东时代几十年实行扁平化治理，整个社会基本没有分化，改革后社会竞争的闸门突然放开，上升的通道和机会自然相对较大，这一时期也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农村青年通过考学、到城市经商致富跳出农门，实现了阶层飞跃。然而这样的的代价是以抽干农村的精华分子，使农村人才惨痛流失为代替的。

　　孙少平延续了高加林的人生之路，不过他的进城之路不仅仅是为了追求现代文明，更强调的是一种通过苦难修炼获得的精神丰盈，给人以成长和励志的感受。很多从农村出来的青年，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引起他们的共情共鸣。他的小说感动了很多人，连潘石屹也哭得稀里哗啦，可见影响之广。然而他的小说没有成功学那么简单，潘石屹的神话也不可能复制。

　　当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竞争的剧烈，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社会晋升的阀门逐渐关闭，个人奋斗的路越走越窄。到了今天，社会已经呈现严重两级分化，阶层固化也已完成，高加林、孙少平们很可能只能做一名背井离乡的打工仔，他们的人虽然到了城市，但心无处安放。更可能的是孙少平式的苦难修炼很可能早已变得苍白，他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要么麻木，要么做一个顺应时代的普通人。否则他只能成为打工诗人许立志，飞身一跃，带着痛苦和绝望离开这个所谓平凡的世界。

　　路遥呈现的人生之路注定是一条不归路，一条不可持续之路，一条迷幻虚无之路。因为他试图让个人的路脱离大时代的路，没有想到个人的路也要服从时代的路，这是他的悲剧，也是他的困局所在。

　　中国的路怎么走?

　　对于农村改革的方向和成就，路遥是深信不疑的。在《平凡的世界》中，他视分田单干为解冻，是春天的来临，是生产力的解放，是寄予摆脱贫穷的希望。因此他不惜主题先行，编造类似小岗村一包就灵的故事。然而作为毛时代的亲身经历者，且积极参加文革的红人，他不可能不懂得毛泽东时代发展集体经济的根本原因。正是为了消除贫富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毛泽东时代才在土改的基础上，消灭了农村的小农私有制，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毛泽东时代的城乡二元体制，客观上造成了城乡差别，然而这种差别并非由当时的社会体制所独有，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缩小三大差别是国家政策的应有指向，国家也实行了发展农村工业、城市支援农村、知青下乡等一系列措施，涌现了一批邢燕子式的扎根农村的青年典型。因此把农村贫困、城乡差别的原因简单归于集体体制，不过是重复当时流行的政治话语。然而，透过他的作品，我们又能看到，高家村分田单干后少数农民的的致富，并非依靠农业生产，而是他们利用集体资源和以自身独有优势抢占了社会资源。如孙少安办的砖厂就是通过同学的关系贷款，其第一桶金也是同学介绍业务赚的钱。与少数人先富对应的是，高家村大多数农民依然贫穷，甚至有几家还不如过去，他们不得不乞求到处打工挣钱。有的如孙少平到城市成为揽工汉，倍受工头的欺压盘剥，毫无做人的尊严。甚至出现了象胡永州式为富不仁、欺凌幼女的包工头，和小翠那样无辜出卖肉体的弱势者，农村迅速两极分化，社会风气败坏，正是由于农民失去集体的依托，农村失去共同体的基础造成的。

　　而路遥在孙少安的身上寄托的新富带后富的改良理想，与其说是一种解决办法，不如说是毛泽东时代意识在他身上的自然流露，然而时代的大环境变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人们更注重实在的利益，他们将很快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以最大限度的榨取雇佣劳动力为乐事，即便孙少安式的慈善，也是建立在剥削农民剩余价值的基础上的，他可能成为农村的强人，成为农民企业家，甚至是现在所说的“乡贤”，但他不可能成为王宏斌、吴仁宝式的共同富裕带头人。因为没有集体，就没有农民的一切，就没有共同富裕的基础。小岗村及中国大多数农村的现状，就是现在高家庄。

　　经历四十年的变迁，农村从集体体制回复小农经济，中断了农民迈向共同富裕之路，使他们又回到千百年来被支配、被剥夺的弱势地位，因此，在上世纪李昌平发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声音，到了新世纪，三农问题依然严峻，农村空心化、农民分化、农业弱化依然困扰着中国的发展。

　　现在面对小农经济难以为继的局面，国家鼓励资本下乡，发展规模经营，农村也实行土地确权流转，向种田大户集中。而一些小农经济学派人物，仍一厢情愿希望继续保持小农作为稳定器物蓄水池作用。面对城镇化滚滚浪潮，中国农村正经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这个世界变得会更好吗?

　　如果路遥活到现在，而不是在上世纪90年代就去世，当他看到今天的一切，又会作何感想，这成了一个永远无法知晓的迷。我们不能否认他心心念念农民过上好日子的愿望是真诚的，我们也不能否认社会现实的发展恰恰与他的良好愿望背道而驰。或许路遥本身缺乏深入的思考，他只是一个文学家而非思想家，我们或许不必强求。

　　对于路遥来说，死在人生巅峰的半道，或许正是死得其时，他是带着旧时代无法磨灭的印记，怀着对新时代的疑惑和憧憬离去的，正如贾平凹所言，“他倒在干渴的路上”，他也迷失在改革的路上，然而他以自己苦难挣扎的一生，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上谱写了一曲浓烈而沧婉的信天游。

　　路遥离开他深爱的黄土地已经很多年了，今天的农民和农村依然没有变样，甚至可能情况更糟，农村不仅是物质的贫瘠之地，更是精神的死亡荒漠。对于新一代农民来说，在路遥心中无比神圣的的大地母亲和生命之根的意义不再，农民一面在死亡，一面在蜕变。干干万万背井离乡的打工仔打工妹，干干万万留守农村的老弱妇孺，干干万万撕裂的家庭，留不住的城市，回不去乡村，他们像一群找不到归宿的孤雁在城乡之间无奈徘徊。一切似乎都在走向灭亡，一切又似乎在预示着新生，苦难诉说悲怆，苦难也孕育希望。平凡的世界终归属于平凡的人们。

　　(注：2020年11月17日，是作家路遥逝世28周年，特以此文以作纪念。)

　　202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