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跨过鸭绿江》第6-8集观后感
最近央视正在热播电视剧《跨过鸭绿江》，笔者作为志愿军通信兵的后代自然是忠实观众，尤其是看至第6-8集更是激动不已。以往在重大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能以如此之大的篇幅表现通信兵事迹的实属罕见。当今信息时代，随着我军通信兵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或许会有更多反映通信兵题材的优秀作品出现。
戏份的增加虽说是体现了通信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但也留下了不小的遗憾。不得不承认，剧中凡是涉及通信兵的剧情及表演，大都会给观众留下负面印象。
通信兵素有无名英雄的美称。说是美称，其实也是无奈。听老一辈说，当通信兵就得忍辱负重，打了胜仗，通信保障有力那是应该的，若是仗没打好，必定会有通信保障不力的罪过。英雄无名便也罢了，凭什么还要躺枪重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
也许是为了弥补略显枯燥的剧情，剧中生编硬造出两位超人侦查兵，并以贬损电台车人员为衬托，意图无中生有，造神出彩。然而但凡事情做得太过牵强，势必难掩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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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硬伤
根据剧情，彭总一行于1950年10月19日黄昏入朝，当晚驻留水丰发电站。次日（20日）黄昏，三台车由水丰发电站出发前往大洞，当晚发生电台车掉队情况。
按照剧情交代，是电台车报告了彭总的行进路线，并提供了自己所处的准确位置：
也就是说，13兵团的首长是根据电台车的报告才得知了彭总的行进路线和电台车的准确位置，并据此断定电台车走错了方向。
问题来了，
按照上述剧情，电台车不仅知道彭总的行进路线，而且十分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也就是说，电台车明知自己不在彭总行进路线上，却坚持在错误方向上前进。即便按照剧中的说法，率领电台车的通信主任也算是战斗经验很丰富，且13兵团首长所掌握的行进路线和位置信息全是由他提供，难不成他是要携带密码投敌？
还有，既然13兵团首长已经掌握了电台车的准确位置及错误的行进方向，为什么不赶紧派小车尽快追回，却要靠两位神行太保步行找车，且侦查兵辨别车辙的一幕岂不是故弄玄虚？显而易见，至少在这个剧情环节上，生编硬造出来的超人侦查兵实在是多余的存在。
更荒诞的逻辑还在下面。
剧情交代得很清楚，电台车是在报告方位后才误入歧途的。而两位超人侦查兵的对话也证实了这一点：
问题又来了，
既然电台车是在误入歧途之前报告的位置，那么此前13兵团首长是凭什么断定电台车走错了方向？
在笔者看来，出现如此不堪的逻辑混乱皆因无中生有所致，如若不然，那两位超人侦查兵便无从登场。可悲啊，剧中还要强迫我们的通信主任为这种荒唐演绎背书：
凭常识即可理解，彭总一行从水丰发电站出发后，吉普车一直在追赶前面的小轿车，而电台车为了不被吉普车甩掉只能拼全力追赶，其间不可能也不应该停车开设电台联络。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019年4月29日，《通信兵的故事》公众号刊载了李东祥老人的回忆文章《94岁通信老兵的传奇人生（五）》。
我们从中得知的真实情况是：受车速、路况和灯火管制的限制，电台车夜间行驶根本就无法跟上吉普车。电台车虽然被吉普车甩掉了，但是车上还有朝鲜人民军的向导带路。崔伦并没有像剧中所说的那样指挥老杜驶入歧途，而是主动觉察到了向导的失误，立即调转车头脱离险境，随后又找到了正确道路。
为了方便读者，笔者已将上述回忆文章的相关内容摘录于本文最后。李东祥是电台车上的一员，是负责电台工作的，他老人家至今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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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一天之谜
根据剧情，彭总10月20日从水丰发电站出发，当晚到达大洞，并与金日成会面。
事实上，彭总与金日成的会面是发生在彭总到达大洞的第二天（10月21日）。明知剧情与史实不符（剧中借助字幕做了与剧情矛盾的说明），却坚持上演与史实不符的剧情，奥秘何在？因为只有让彭、金会面提前一天，才更能突显电台车严重耽误了彭总向北京报告会面情况，从而为彭总的发怒和超人侦察兵的再度闪亮登场做好铺垫。
事实是，
电台车在彭、金会面的当天傍晚抵达大洞，并及时发出了电报，彭总为此“异常高兴”,还非常关切地看望了电台的同志。以下这段文字摘自彭总秘书杨凤安所著《驾驭朝鲜战争的人》：
“这时，彭总带军事秘书杨凤安和警卫人员，已在大洞同携带电台的崔伦会面了。崔伦等人立即安好电台开始工作。彭总异常高兴，发出了自己的第一个电报：邓华并毛泽东、高岗：本日晨9时，在东仓北镇间之大洞与金日成同志见面。前面情况很混乱。目前应迅速控制妙香山、杏川洞线以南，构筑工事，保证熙川枢纽，隔离东西敌人联络。……”
公平而论，尽管该剧在第7集中添加了不少戏说成分，如彭总站在山岗上大喊大叫，揪崔伦耳朵，还要处分崔伦等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剧情，但在紧接着的第8集中，编剧和导演们并没忘了让彭总亲口还原了客观实情，也算是对我们这类观众的一种抚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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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们的悲哀
回顾70年前，面对强大的战争对手，我志愿军通信兵克服了通信装备落后、技术人员奇缺以及缺乏境外作战经验等重重困难，冒着敌人的狂轰滥炸，浴血奋战，较好地完成了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作战指挥的通信保障任务。在如此大规模的惨烈对抗且极不对称的战争条件下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堪称奇迹。彭总在战争期间曾经谈到：“朝鲜打仗，一是打后勤，二是打通信。敌人在朝鲜战场上拥有制空权和强大的火力，他们利用这些优势搞什么‘绞杀战’，企图完全切断我军的后勤供应，并使我军的指挥系统瘫痪。我军后勤及通信战线的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斗，使敌人的企图没有实现，这就为抗美援朝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据粗略统计，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通信兵总计有一万三千多人。在这些烈士中，职务最高的就是与崔伦同乘一台电台车入朝的志司通信处器材科科长苏冶，同车的还有杜牧平、李东祥等团职干部，他们都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通信兵前辈，是我党培养出来的宝贵专业技术人才，久经沙场，功勋卓著。
在我们隆重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之际，这些令人敬仰的英烈和先辈们却惨遭躺枪，在电视剧中竟变成了一帮见到飞机就心慌的贪生怕死之徒：
如果说其它的无中生有是为了烘托剧情的需要，那么加入这个“心里直发慌啊”又是出于何种需要呢？难道通信兵更怕死吗?
剧中由一位擅长反面角色的演员出演崔伦，与其他正面塑造的人物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这除了是刻意贬损还能有其它解释吗？
上图是崔伦在朝鲜战场上的真实形象。与崔伦工作过的同事们都知道，这是一位沉着、稳重、睿智且待人和善的好首长。
早在1947年3月撤离延安后，崔伦就跟随彭总参加了著名的青化砭伏击战，成功地组织实施了该战役的通信保障。此后，崔伦出任中央支队（昆仑支队）一大队大队长，跟随毛主席、党中央转战陕北，历尽艰辛，不辱使命，成功保障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全国各个战场的指挥。三大战役期间，崔伦负责军委总台的工作，出色完成了各项重大通信保障任务。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周恩来曾风趣地谈到：在这里，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只发电报。建国以后，崔伦长期担任我军通信兵的领导职务，曾任总参通信部主任、部长，为我军通信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深受广大通信兵指战员的尊敬和爱戴。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崔伦都曾受到过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作为一部纪实性的重大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如此真名实姓地扭曲展示我军通信指挥员的形象，这让我们老部长的在天之灵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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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94岁通信老兵的传奇人生（五）- 摘录
李东祥
10月19日，我们又跟随彭老总乘飞机飞往安东，同机的还有高岗、毛岸英和部分参谋人员。高岗在去苏联时见过面，毛岸英在西北战场时我们就认识。
抵达安东后，我们都穿上朝鲜人民军的军服，分为将军服、校官服、尉官服和战士服。崔伦处长穿将军服，我穿的是校官服，报务员穿尉官服，摇机员穿战士服。那天下着小雨，虽是10月下旬，但仍觉得寒冷，令人感觉不舒服。在安东停留时间不长，我决定还是把电台安装好，并和有关联络对象进行了沟通，一切进行得很顺利。这也证明了发报机工作正常，我这才放下心来。
晚上9点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三兵团所属部队，兵分三路，分别从辑安、长甸河口和安东三个渡口，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彭老总所带领的人员是从鸭绿江大桥上过去的。彭老总乘一辆吉普车，机要员、参谋人员和电台人员分别乘大卡车。崔伦同志和我们同坐一车，由一名朝鲜人民军的战士带路，一过江就是朝鲜的新义洲。这座城市较大，和安东相隔鸭绿江，坐落在对面的平原上。安东夜间灯火辉煌，而新义洲却是漆黑一团，没有半点灯光。
因怕敌机来炸，所以都用黑布把窗户挡个严严实实，以免被敌机发现。虽是夜晚，但汽车都不能开灯，怕被敌机发现，这就给司机带来极大的开车难度，只能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往前开，当晚到达了小丰满水力发电站。第二天休息，我们很快把电台安装好，开始呼叫军委总台，并马上得到回应。接下来和有关单位联络，都一一沟通，我非常高兴，因这是入朝后首次和有关单位联络，而且都顺利沟通，哪有不高兴之理！这次顺利沟通也坚定了我完成通信联络任务的信心。
10月20日傍晚，我们继续向朝鲜内地前进。同行的还有前来迎接彭总的朝鲜外相朴宪永，他乘坐的是一台华沙小轿车。出发前杨凤安曾嘱咐过崔伦，千万要跟上。崔伦表示会尽全力，并要他一定保证好彭总的安全。山路弯急坡陡，后来得知，朴宪永的司机轻车熟路，彭总的吉普车差点跟丢了，为了确保安全，后来彭总也上了华沙车。吉普车况且如此，我们坐的大卡车就可想而知了。
三台车走了没几里路，大卡车就掉队了。我们的车上虽有一名人民军战士带路，但他因过于疲劳，总在睡觉，对路程也不熟悉。天黑洞洞的，辨不清方向，我们在前进中看到一支北撤的人民军队伍和老百姓迎面而过，崔伦感觉不对劲儿，立即下令停车打探情况。 我们被告知走错路了，前边是龟城，不远处即是美骑1师、24师的敌人，几乎听到敌人汽车奔驰的声音了。处境危急，崔伦随即命令调转车头，开足马力原路返回，重新寻找前往北镇的道路。我们前脚刚走，敌人的摩托化部队后脚就到了，险些当了俘虏！到达目的地北镇时已是21日傍晚，而彭老总20日晚就到了。后来才知道彭总来这里是为了与金日成首相会面的。
战后，崔伦同志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谈到：“刚一出国，跟随志愿军的最高统帅行进，电台由一部大卡车运载，这是很不应该的，说明我军当时的通信装备很不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结果一出国就掉了队，影响彭总及时了解情况，幸亏战役还未打响，未造成严重后果。别说是彭总这样高级的指挥员，就是再低一级的指挥员长距离转移行进，也不该由大卡车跟进。这一教训是很深刻的。为接受这一教训，战役结束后不久，国内送来一部美式通信车，越野性能很好，对以后的转移有所改善，但仅只一部车的作用是有限的。”
我们到达后，车还没停稳崔伦就跳下了车，杨凤安跑步迎上前去:“总算平安到达了，彭总都快急死了，赶紧去见。”据崔伦回忆，彭总喜出望外紧紧握住他的手:“你可算来了，你不来，我彭德怀就成了聋子、瞎子了。”崔伦原本要解释，彭总截住他的话：“知道，知道，不用解释，你赶快开机，我要马上报告情况。” 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把天线架起来，收发报机安装在老乡的伙房里，马上呼叫北京军委总台。我亲自上机把积压的大量电报发出，同时也收进了许多电报。
敌人在平壤以北空降后，朝鲜人民军的主力被困敌人后方，没有办法掌握敌情，一切情况都要靠北京提供。 彭总与金日成见了面，但金日成也没有带电台，所以只能等我们的电台到达后才能和北京沟通。电台掉了队，彭总怎么会不着急？事后得知，彭总曾焦虑地问道：“崔伦他们不会出事吧？”杨凤安回答：“崔伦的战斗经验很丰富，他会赶来的。” 我们原以为彭老总一定会为掉队的事情批评崔伦，没想到彭总不但没有批评，还专程到电台看望和安慰我们，至此心中一块大石头才放下来。在这里朝鲜老乡为我们准备了晚饭，每人一大碗饭、一盘泡菜，还有一个大铜勺，朝鲜大米油性大，很香甜。
上世纪八十年代，彭总“传记”组的同志向崔伦了解情况，他说：“根据发电报的时间推算，这次电台掉队达两天之久，彭总一定发火了，你有印象没有？”崔伦回答：“根据我的回忆电台掉队没有两天，彭总也没有发火，如果受到象彭总这样高级领导的严肃批评，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为了进一步澄清事实，崔伦同志又找到我和杨凤安核实情况，我和杨凤安的回忆与崔伦讲的情况是一致的，都是说彭总不但没有发火，还非常关切的看望了电台的同志。杨凤安同志特别强调：“当时彭总最担心的是怕你们走错路走到敌人那边去了......。”
其实连金日成首相也不知道，此时敌人北进的速度，已大大超出了朝鲜人民军方面掌握的情况。敌人一部分已经进到北镇东北的桧木洞了。中路敌人由熙川到了楚山，西路敌人由龟城到了大馆洞、新安州，北镇已经成为敌后了。彭总在《彭德怀自述》中回忆这一段时写道：“我志愿军刚过江不远，即与该敌遭遇，我与金幸免被俘。”
在北镇没住多久，即向大榆洞转移。在公路上看到许多中国汽车被美帝的飞机炸毁，其手段极为凶恶，先炸前边汽车，使后面的汽车不能前进，再炸尾车，使前面的汽车不能后退，然后再把所有汽车全部炸掉，这种轰炸对来自中国的物资供应造成了极大困难。 我们在傍晚时分到达了大榆洞。这里有金矿，矿洞很深，洞前有一小屋，大约有十几平方米。大榆洞两边为高山，中间有一条公路，供运金矿石用。在两面山的出口处是个较大的村庄，大概有一百大几十户人家。我这部台安放在一个老乡家里，都是手拉门，进屋就是炕，很不习惯。
架好电台后，和有关部队及军委总台联络，数量相当大，但没有积压，根据电报的急缓等级都顺利地收发完毕了。收发报完成后，我认为电台在这样大的村庄里，目标太大，随时有被炸的可能。我就和报务主任刘文淼商量，把电台搬到距村庄二公里的沟里边去，但刘文淼不同意，认为坐了一天的车非常疲劳，还是不搬为好。 为了大家的安全，更是为了电台不受损害，确保通信联络任务的完成，保证首长顺利指挥部队作战，我排除众议，决定连夜把电台搬到安全地方去。用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就把电台转移到了距村两公里的山沟里，这里有三间房，目标不大。更令人高兴的是，在距三间房二百米远的下边有一个洞，洞深有近四米，宽有三米左右，正好放部电台，还可以睡几个人，我就把电台放在小洞里工作。就在我们离开村后的早上，我们原来住的房子就遭到美机轰炸，被夷为平地。我们幸运地逃过一劫。
（2019年4月29日刊载于《通信兵的故事》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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