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下看新时期的文学，其主流不过是资产阶级颠覆社会主义呼唤并建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罢了。阶级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正是万年不刊之论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塌，无不是从文艺的“解冻”开始的。中国后毛时代的“转型”，文艺的作用发挥得一点也不逊色。从《伤痕》《班主任》《乡场上》到“往事随想”“牛棚杂忆”，从张贤亮到莫言再到木子美、艾未未，包括发掘出来的胡适、梁实秋、张爱玲、胡兰成、“曾文正公”和“李中堂”，他们或破、破中有立，或以立为主、立中有破，在颠覆转型的大舞台上，挥舞着“思想解放”“反专制”的大纛有声有色地演出的，无非是这一主题。张艺谋式的“走向世界”，“专售国人之陋以取悦洋人”，标示的更是买办文艺的方向。生活在前进，人们的认识也难免“与时俱进”，文艺虽不能同步，但也会趔趄跟进，早些年谈歌新写实还不脱“温柔敦厚”，到《那儿》，就已经“属于另一世界”了。
路遥，也必须放到这一大背景中定位。
路遥，大背景下脱颖而出，自然是个中一员，但属于另类，不过也不是反叛。
路遥之为路遥，在于他虽然在新时期文坛脱颖而出，不脱时代局限，但他并不与时推移哗众取宠。他固守着自己，又不停地观察着思考着，并通过创作予以表现。如果上天再给路遥20年生命，路遥可能进入左翼行列。
路遥忠于生活，属于再现。但路遥更突出理想，强调表现。高家林，特别是孙少平式的人物的遭际和精神，才是打动千千万万与他们有着共同命运与追求的普通读者的魅力之所在。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有着“共名”也即典型的意义。出身下层处境艰苦有着执着追求并坚持高尚情操的青年人，会把孙少平和高家林当作自己的知己，从他们那里得到情感的共鸣。
“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从这一角度看平凡人生展现的时代环境和塑造的人物性格，问题就不这么简单了。
小说读过多年，我未将电视剧与之进行细致比对。电视剧迎合政治需要，夸大强化了原著的消极面是肯定的，但大体并未走样。
平凡人生表现孙少平弟兄的大的历史背景，贯穿着鲜明而强烈的“路线斗争”意识。它百般丑化否定毛泽东时代，肯定美化改开时代。大锅饭、平均主义铁饭碗、贫穷落后愚昧、极左、农业学大寨、“斗争哲学”等等，都是着力漫画化的。比20年前拍的版本，人物的穿着吃喝与生存环境，明显丑化强化了。使人物命运发生改变的是改开，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承包责任制和市场经济，是对“左”的清算，电视剧连“小政府”的人为造富运动，也不加批判地予以美化。撇开人物性格的可读一面，说电视剧不过是一部图解改开先富路线的过时的政治教科书，并不为过。
只要将《平凡人生》与表现小岗村的《永远的忠诚》稍加对比，你比就会发现前者美化那个年代的虚伪和浅薄。虽然，路遥如果再活二十年，他很可能写出“与时俱进”的新作，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回避他那个年代的认识局限。
电视剧中的孙少安，不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先富”与“先富帮后富”典型。30年后统治中国的富得流油、穷奢极欲的煤矿和房地产大亨，才是孙少安的续篇，是他的真实和灵魂。80年代的先富迷信，不过是幼稚的童话，是一个天大的糊弄!
电视剧概念化历史，否定丑化农业学大寨，似乎“吃大锅饭”就是黄土高原人吃黑馍的根源。至于分田到户后他们怎么吃了“白馍”，则言之未详。大队书记种地依然是用䦆头刨黄土。其后浓墨重彩渲染的孙少安倡导的炸山建垻壮举，显得十分好笑——那不是“农业学大寨”“大轰大嗡”的典型行为吗?只有集体经济年代才能搞成这样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实现这样的集体经济原始积累。将其放到分田单干年代，是强暴历史颠倒黑白了。
干部，作为改开中坚的田福军，是虚伪的、不真实的。徐才厚、谷俊山和令计划们，以及剧中“高老”为原型的改开大佬，比如剧中歌颂的某地包产到户典型的创造者，如今连孙女外孙女都富得流油且把灵魂“开放”到国外卖给洋鬼子了。他们所开创的干部“先富”的生物链，正是不断滋生令计划和徐才厚们的肥沃土壤，是千万真实“田福军”飞黄腾达的广阔天地。田福军式的干部是有，从典型的意义上，他只能产生在毛泽东时代，将他硬是移植到改开年代，是一厢情愿的，不真实的，是违背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原则的。路遥若在，他也会承认这点。
网上一篇谈令计划家族成长堕落过程的文章很值一读。令狐老爷子是共产党陶冶出来的原则性很强的干部，他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令氏兄弟参加工作起步时多是普通工人，令计划就在印刷厂接受过人生洗礼。周扬评白毛女有句名言：“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我对反水的周扬不以为然，独对他这句话十分欣赏，不愧经典之论!正是总设计师的“顶层设计”打造的社会大环境，将成千上万的令计划“变成了鬼”!
大环境如此，考校人物就不能简单化了。
出身下层不甘碌碌、有着远大抱负且执着于个人追求并固守信仰和道德，是孙少平性格的基本特点，也是他能够打动千千万万年轻读者心的魅力所在。但他的追求也不过是个人的发展，与孙少平与梁生宝的追求，邢燕子和郭玉莲们的追求，不能同日而语，说到底也不过是个人奋斗。他从读书中深受于连▪索菲尔、牛虻和保尔▪柯察金的影响，他的坚忍虽像保尔，但从追求的历史品位，更接近牛虻和于连以及约翰▪克里斯多夫之类。
上世纪50年代年青一代无不熟悉的保尔柯察金有个耳熟能详的座右铭：“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告别革命”年代，孙少平的追求也必然带着新的时代特色。虽然不愿虚度年华和碌碌无为，但他的发展观，与“最壮丽的事业”已经无关。他坚守挖煤式的自我实现方式，很快就要接受时代的嘲弄。不要太久，就要面对着包、股、卖、混改的变革考验，他的自我实现的虚幻性，就面临着赤裸裸血淋漓的现实的残酷考验，暴露无遗了。如果不安心于做煤黑子和打工仔，要么做矿老板的鹰犬，要么回归保尔挑战现实，变成“维稳”的绊脚石。
路遥的心灵深处有个苦难情结和英雄美人情结，或者说红颜知己情结。“你与别人不同”，路遥与他的主人公，都是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出身低微贫贱，他们都“平凡”;但追求与品格，又都“不平凡”。咀嚼苦难，执着坚守，不平凡的人物必然会得到不平凡的认同，特别是女性，也即红颜知己的认同。既是自信，也是期望。马建强与吴亚玲，高家林与黄亚平，孙少安与田润叶，孙少平与田晓霞，无不如此。在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下层众生中，路遥和孙少平，有众多之音。按文学大家的标准要求，这无疑是路遥的一个局限。比如，孙少平读书期间挨饿“捡饭票”的故事，情节与《在困难的日子里》几乎完全一样。路遥的遭际太刻骨铭心了，也就变成了局限。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路遥的这一情结未免显得苍白。他的主要人物，无不遭遇出身悬殊的红颜知己，马建强和高家林，还不过是县级女儿，孙氏兄弟遭遇的，都是省市级的千金，甚至连孙兰香的对象，也是“高富帅”。高富帅对白富美，这才门当户对，“宁当小三，不加穷汉”，这才是时代精神。土豪时代，暴发户领着时代风骚，美不能过于廉价。不是说文学家都学木子美、艾未未，但美与理想要植根于深厚的现实土壤之中。咀嚼苦难，路遥是厚重的;表现理想，路遥显得有点轻飘了。
《平凡的世界》是当代的《红与黑》。时代转换是需要诸如于连、少年维特和保尔一类人物的启蒙与激励的。呼唤革命与告别革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年代。不光于连与保尔不能相同日而语，就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言，《平凡的世界》与《红与黑》也不能相提并论。司汤达通过于连的故事，真实地再现了拿破仑失败后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代的历史，在这一典型环境中塑造了于连这样一个个人奋斗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形象，真实地刻画了他的复杂性格，于连既有仇恨和反抗的一面，又有卖身投靠的一面。当上层社会压制他，不给他发大财、当将军的机会时，他就反抗;而当统治阶级一定程度地满足他的个人欲望时，他就欣然投靠。他的悲剧结局，正是那个时代与他自身的阶级性铸就的。而孙少安和孙少平，他们的道德固守与共富实现，因缺乏社会根基依托的现实性只能流为虚幻。他们对自己一往直前的丛林社会毫无半点自觉，将“丛林世界”当做“平凡世界”，他们的追求与奋斗，就不是于连▪索菲尔，而更像唐▪吉可德了。
唐僧西天取经，人妖不分经常将魔窟当做圣地膜拜;复辟时代，于连还能偷偷地崇拜拿破仑;中学时期经历过文革洗礼的“孙少平”，有幸逃脱“三种人”的华盖厄运，似乎未见他偷偷地崇拜毛泽东——孙少平与于连的历史落差，原因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