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说真话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但在当下中国，说真话居然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甚至是可怕的代价。在生活中人们在说真话方面还可以有一些伸缩余地，比如，善良的谎言。但是我一直坚持，在诗中不能有谎言，无论出发点是什么。我突然想到这句话，不能入诗的来入梦了。有些东西的确无法写进诗中，或是难以言表，或是写出来会招致非议，进而给自己带来伤害和危险。

叶嘉莹言，词之美感特质在乎 “弱德之美”，《花间》词中之女性叙写固然是一种弱德之美，即使是豪放派的苏、辛词之佳者，其所含的也同样是一种弱德之美。

而当代汉诗的弱德之美，和言说环境有关，诗人内心的真实无法真实说出，真实说出的代价是任何个体承受不住的，便只能以深致婉曲的隐喻象征暗示来隐晦地表达出来，需要以重重遮盖扭曲的修辞来“拒否”，让别人，尤其别有用心喜欢断章取义实施构陷的人无法看懂。

这一周多以来，持续关注贾浅浅事件，本来不想发言，直到看见新京报的臧棣访谈，其不讲学理人身谩骂是非不分黑白颠倒，让人实在忍无可忍。作为北大教授，要知道自己的话举足轻重，会误导很多不明就里的人。我相信，这样的教授会带坏很多学生，让他们没有正确的道德立场。臧棣不是个没文化的人，他心里自然明白贾浅浅的诗不值一提，却又信口雌黄，原因在于其幽暗的心理状态，因为此前，唐小林有专文批判过他的诗。

我注意到，最初热捧贾浅浅的所谓批评家中，并没有臧棣，贾浅浅被广大网民和读者骂上热搜，风头一时无两，这时有媒体采访到臧棣，他当然会借机一泄私愤。所以，他不是不懂诗之优劣，而是故意为之，可见用心之复杂。为了私愤，居然放弃自己心中的诗歌标准和知识分子良知，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这一点，倒是一般人只能望其项背的。无独有偶，臧棣这些年还攻击过林贤治和北岛。

我素来简静，闭门索居，沉浸在书中，不关注诗坛的事，也基本不读现当代汉语诗歌，觉得没啥意思，与自己通过外语接触到的诗相比，云泥之别。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激发不起我的阅读欲望。

这次贾浅浅事件我站出来发言，且文辞犀利，直指为其张目的某些诗评家，不但在公号公开以文章予以驳斥，也在微信私聊里直接质疑他们，恐怕只会带给我更多黑暗。

说起来，我与张清华认识也有二十年了，在济南北京南京都有数面之缘，世纪初我和元正爬泰山，曾去济南会诗友，清华请我们吃鲍鱼，结果，我和元正这两个草根傻缺，不认识鲍鱼，我悄声问元正这是啥，元正说是一种贝类，这时，委屈的清华轻声说，鲍鱼鲍鱼。后来我才知道，鲍鱼很贵，给我们吃真是白瞎了。那时的清华，还是很正直有人味的。他去北京工作后，我也曾去看过他，本来他都食堂打好了饭菜，我因为路不熟，到得晚了，菜凉了，他便重新带我去饭店，很有做朋友的意思。2007我刚到南京教书时，一早他微信我，要见见我，我说中午我请他尝尝淮扬菜，他说都是朋友不必客气，让我中午去他开会的地方和他一起吃会议饭，反正一个房间两张餐劵，他一个人住，不吃也是浪费。这时的清华，依然是个温暖的朋友。我喜欢把所有来到我生命中的人当朋友，这性格往往给我带来意外和伤害。也许清华从一开始就仅仅是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半生不熟的人。

再说说臧棣，这个我90年代前期就认识的人。一开始也还是很友善，他在中国文学出版社工作时，还打算出我翻译的毕肖普，有一次我爱人大玲出差去北京，他俩还和特务接头一样约好在天安门的一个厕所附近碰头，给我捎书，这事让我笑了好久，其原因是我爱人不熟悉路，臧棣只好约在好找的厕所附近，哈哈，大玲回来和我说，感觉臧棣像个小孩一样，他身高和我仿佛，应该有186，却很单纯的一个书生。他编里尔克诗选，也曾收录我译的十四行诗的注解，那些注解非常难译。我是帮张曙光的忙。曙光曾跟我在我单位的培训班学过几天外语，我的老师是哈工大周之南教授，现在是语言学方向博导，曾帮我校过河北教育版的阿什贝利。

90年代的臧棣应该还是比较纯粹的书生。他性格的变化或者说道德上的滑坡，应该是在1999年参与知识分子与民间帮之争以后。也许从那时起，他恍然大悟，原来诗歌江湖并非那么干净，那么有原则。盘峰论剑后，我与这两方都彻底疏远了，这是我的主动选择，本来两个阵营里都有我的朋友，我颇为赞同沈奇大哥的说法，80年代诗人之间还是观念之争，到了90年代却成了利益之争。所以我认为两方都已堕落，干脆敬而远之吧。

新世纪后，我和臧棣很少有交集，大概2010年左右，我陪我的博士后导师孙绍振教授在杭州开会，洪子诚师叔也在，谈起他来，我和臧棣通过一个短信，他言及让我给他台湾唐山版诗集写个书评，我当时正在写出站报告，便说书评不写，但会在出站报告里写到。我不是敏捷的作家，尤其写评论文章，往往要焦虑一个月乃至还要失眠，才能写出三四千字。

台湾这套大陆先锋诗丛，影响很大，它是黄粱一人之力，公开征稿而成。第一辑是1999年出版的，我投稿投中，那辑收录九个人的个人诗集，还有一本九人文论合集。海上、余怒、马永波、孟浪、柏桦、于坚、虹影、周伦佑、朱文。十年后，2009年，出了第二辑，臧棣、车前子、伊沙等收录其中。臧棣出道很晚，90年代初我们在西渡家里认识时，我还根本没听说过他。

关于他性情甚或人格的变化乃至变异，其实有迹可循。2013年我在微博上发表言论，就曾引来他的人身攻击的谩骂。我的言论如下 ：

“汉诗的阅读经验越来越让人不快，既缺乏精神的高度，又缺乏经验的宽度和体验的深度，三无产品，有的只是词语和词语互相做鬼脸。作为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和写作诗歌30年的诗人，我深感悲哀和愤怒。”

臧棣怎么骂人的，我微博没删，大家可以去查证，围观，是非曲直，一目了然。同是博士教授，为人为文区别甚大，不可同日而语。

真是好生奇怪，只要你批评汉诗，有些自以为代表了诗的人就跳出来。此次贾浅浅事件，臧棣依然故我，人格修养学术水平毫无进步，“傻逼”挂在嘴上，同行与之探讨学术，他不正面回应，就是爆粗拉黑。读者质疑时，他反倒满口学术振振有词。这策略颇能混淆视听，纯粹是臭无赖。

又有资料显示，他也曾攻击过林贤治和北岛，且长篇大论数万言。

2006年下半年，林贤治以《西湖》为阵地，集束式推出包括《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中国新诗向何处去》《非政治化：媚雅与媚俗》在内的系列批评文章，对“第三代”及其后的诗歌做出“非政治化，非社会化”的否定性评判。其中， 对以臧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批评尤为严厉，斥责其一味追求知识性、抽象性和学院化，以知识阻断诗歌与社会的交往，用技艺消解诗歌本应承担的历史责任，麻木、自闭、缺乏痛感，是一种处于阉割状态的奴性写作。

2007年受邀任教香港中文大学后，北岛多次批评当下大陆诗坛，相关文章可见2009年第二届“中坤诗歌奖”的受奖辞《缺席与在场》、同年写就的短文《民族文化复兴之梦——致2049年的读者》，以及2011年7月在香港书展所作的演讲《古老的敌意》等。北岛的总体观点是， 在商业化与体制化的合力围剿下，诗歌放弃了对现实和历史的关注，丧失了苦难意识和精神向度，词与物脱节，沉溺于无意义的语言狂欢。汉语诗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为此，北岛特意从奥地利诗人里尔克那里借来了“古老的敌意”这一锦囊，指出优秀的诗人第一要与时代保持敌意，对主流话语保持警惕，第二要与母语保持敌意，挣脱行话与娱乐语言的束缚，恢复汉语的命名功能，第三要对诗人自己保持敌意，牢牢捍卫自己的精神防线。

对于臧棣的攻击，林贤治和北岛都没有回应。这是他们的姿态，代际不同，理念和性情也不同。林老师是我素来敬重的作家和批评家。多年前他曾寄给过我他编的书，邀请我翻译些东欧作家的思想随笔，资料所限，我没能参与。后来，林老师又请我翻译惠特曼散文，2015年我去广州给我的诗集做签名本，在编辑王凯和诗人远人陪同下与林老师见了一面，据他说，他考察了所有惠特曼译者，最终决定启用我，何其信任有加，这对我有很大鼓舞。惠特曼词汇量太大，散文芜杂丰富，涉及的东西太多，并不比他的诗好译。元正有回去我家，看到原文书立桌子上和砖头一样，小字密密麻麻，当场一口冷气，这哪里是人能做的事啊。我翻译时可是一个字符一个字符地抠啊，标点符号都算上，它们也有相当的表意作用，也得安排得仔细妥帖。

不日前我曾和林老师通过电话，他说了些臧棣攻击他的事，他说臧棣后来见到他时，对他很是恭敬，林老师不由得感觉当初批判他的诗不是诗，有点歉意，这歉意当然是指人的层面，是一种人性化的东西，他本来就是对事不对人，涉及到诗，再好的朋友，也是该批就批。我非常赞同林老师的这种观念和做法。人是人，诗是诗。

但这次臧棣给贾浅浅舔菊，实在有违诗人的良知，也明显表现出道德上的堕落。

有鉴于此，我的义愤勃然而生。连续在公众号发声痛斥之。事后，有不少朋友劝我何必如此，比如我的一位同门师兄说——

“在江湖上，都是出来混的，谁都不容易，最好不要树敌太多，因为很多事情是说不清的。道理有道理的立场，自认为最有道理的，往往最没道理，比如不同政党之间的观点等。忙年代，我们应该学会逍遥自在，诗意时光。而面对诗坛如此情状，更应笑傲江湖，何必去趟这浑水，说真的，得不偿失。马上过年了，开心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