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李哲老师的《<山乡巨变>：革命“深处”的潜流》一文。李老师认为，对于写作《山乡巨变》时期的周立波而言，“深入生活”的实践工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他文学创作活动的有机环节，“深入”的过程甚至也诗意地呈现在小说文本的字里行间。周立波将“巨变”激荡的主体激情蕴蓄在“山乡”这个具有高度现实性和诗意化的空间情境之中，因此相对于《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中的“和风细雨”反而意味着更为充沛的历史能量。在“革命深入”的临界处，周立波生动揭示了隐含在“山乡”生活世界中的“人人之心”层面，此一层面上“公意”和“私心”的对流、激荡更凸显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在此意义上，《山乡巨变》标志着周立波超越了早期左翼文学“批判—反抗”的逻辑，其对现实的把握方式也能在充满“矛盾”的多重社会维度之间发挥再媒介、再链接的积极意义。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4期，感谢李哲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导论
“发展”与“深入”
在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中，周立波试图描述他在1955—1956年深度介入的“合作化运动”。对这位充满激情的现实主义作家而言，“合作化运动”不仅仅是充满挑战性的小说题材，更构成了富有感召力的时代氛围和笼罩性的现实感觉。早在1955年7月，毛泽东就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预估“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1]，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则做出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随后，省、县各级的会议紧锣密鼓地召开，它们共同催生了“合作化运动”加速发展的强劲势头，也使“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成为中国各级干部和群众普遍的心理感觉。但相比“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及其激荡的时代氛围，作为小说文本的《山乡巨变》又存在某种微妙的游移。对中央、省、县各级密集召开的“合作化”会议，周立波要么略去不提，要么一笔带过，而小说的开头甚至由“散会”起笔:
一九五五年初冬，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资江下游一座县城里，成千的男女，背着被包和雨伞，从中共县委会的大门口挤挤夹夹拥出来，散到麻石铺成的长街上。他们三三五五地走着，抽烟、谈讲和笑闹。到了十字街口上，大家用握手、点头、好心的祝福或含笑的咒骂来互相告别。分手以后，他们有的往北，有的奔南，要过资江，到南面的各个区乡去。
“初冬”和“风和日暖的下午”这类节令物候描写营造出安然、宁静的氛围，叙事者似乎在有意引导着读者从现实世界进入文本世界——“县委会的大门口”尚有一些“挤挤夹夹”的局促，麻石街“三三五五地走着”的人们却已经松弛下来，由此，令人亢奋又紧张的“运动”悄然化入了小说明快、从容的故事节奏。同时代的批评家们敏锐洞察到《山乡巨变》和“合作化运动”的不契合之处，如青年批评家朱寨即认为，《山乡巨变》“对于合作化运动成为席卷全国农村的革命风潮的气势表现不足”[2]，而黄秋耘也指出，“充沛在《暴风骤雨》中那样的‘阳刚之美’，到了《山乡巨变》却显得逐渐减弱了”[3]。不过也要承认，“不足”和“减弱”之类的断语还是有些失之简单，它们难以涵容周立波在《山乡巨变》创作中极具突破性的探索，也遮蔽了“合作化运动”本身所内蕴的历史层次。
相比中央、省、县各级会议在宏观历史层面的构想和计划，周立波对“合作化运动”的叙述更多聚焦在“乡”这一更为基层的社会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山乡巨变》既是一部“合作化小说”，也是一部“农村小说”——“合作化”与“农村”这两种描述自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背后牵涉的历史维度和“革命”感觉却需要深入辨析。在中共将“合作化”称为“运动”的背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构造的“革命”史观，它有崇高的理想性、明确的方向性和清晰的阶段性，在这样一种“运动”的历史进程中，“革命”连续不断地向前发展，并在特定“事件”标志的节点上向更高的阶段跃升。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共高层领导人才会将1955—1956年的“合作化运动”定位在两场“革命”之间的位置上，正如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说:“我党领导农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但是工人阶级的目的，是要经过这个革命再进一步引导农民走进社会主义的革命。”[4]之于“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处在了“新的阶段”上，而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运动”正可视为“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乃至“飞跃”。如果说作为“运动”的“合作化”指涉着“革命”演进的时间维度，那么“农村”则意味着“革命”具体展开的空间情境。在从“苏区”到延安一系列的革命斗争经验中，中共越来越认识到把握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状况的重要性和挑战性，基于此，他们也会把“革命”视为一个向社会现实“深入”的“认识—实践”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共高层在1955—1956年对“合作化运动”的定位还存在另一重维度，它不仅居于“新的阶段”上，而且比“土地革命”更为“深刻”，如有评论者所说，“合作化运动是一场比民主革命性质的土地改革运动更加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在表面上并不一定象‘土改’表现得那样剧烈、尖锐、轰轰烈烈，但它比‘土改’斗争更深刻和更深入”[5]。
在革命作家周立波的文学创作经验中，也贯穿着上述两重维度的起伏和交织。在1930年代，左翼作家周立波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进步文学的强烈感召，因而更强调“运动”“发展”的维度，他尤其重视“非常事变”作为历史节点的意义:“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的发生，给与了我们的文学的一种巨大的刺激，造成了一九三二年以后的一个飞跃的时期。”[6]但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周立波深受毛泽东“讲话”精神的影响，并开始身体力行地展开“深入生活”的系列实践。需要强调的是，“革命”的“深入”以及对“革命”更“深刻”的介入并不意味着周立波摒弃了对“革命”历史进程的动态想象，对他而言，1930年代左翼文学时期生成的历史感觉不仅成为他接受“讲话”的“前理解”，也为他在“讲话”后“深入生活”的系列实践提供着强劲的精神动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山乡巨变》明快、从容的叙述节奏不应视为革命气势的“不足”或革命激情的“减弱”，它恰恰意味着周立波在调适两种不同的历史维度，也在这种调适中转换出新的情感形态。小说开篇第二段描绘了一段充满诗意的“过渡”场景，正可读作情感形态转换的隐喻:
节令是冬天，资江水落了。平静的河水清得发绿，清得可爱。一只横河划子装满了乘客，艄公左手挽桨，右手用篙子在水肚里一点，把船撑开，掉转船身，往对岸荡去。船头冲着河里的细浪，发出清脆的、激荡的声响，跟柔和的、节奏均匀的桨声相应和。无数木排和竹筏拥塞在江心，水流缓慢，排筏也好像没有动一样。南岸和北岸湾着千百艘木船，桅杆好像密密麻麻的、落了叶子的树林。水深船少的地方，几艘轻捷的渔船正在撒网。鸬鹚船在水上不停地划动，渔人用篙子把鸬鹚赶到水里去，停了一会，又敲着船舷，叫它们上来，缴纳嘴壳衔的俘获物:小鱼和大鱼。
相比充满亢奋和紧张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周立波似在着意书写“水落了”的资江，它“平静”“清得发绿”“可爱”。随后是艄公“过渡”时的一系列动作——挽，点，撑，转，荡，这些用词气息连贯、动势十足，“冲”的力道甚至更猛，且引出“清脆的、激荡的声响”——相对于《暴风骤雨》的“阳刚之美”，《山乡巨变》更为内敛、蕴藉，将“席卷全国农村的革命风潮”融入了“柔和的、节奏均匀的桨声”。接下来的描写则更富意味:排筏“拥塞”于江心，“水流”变得“缓慢”，“过渡”仿佛戛然中止，以至“排筏也好像没有动一样”。而伴随“过渡”的中止，原本明确的方向感也消失了——“南岸和北岸”同时入目，“桅杆”被比喻成密密麻麻的“树林”，又像是连成一圈的篱笆，将朝向远方流淌的资江围了起来。段落最后定格于“水深”之处的鸬鹚船:鸬鹚被“赶到水里”，又衔着大鱼和小鱼“上来”——在这里，原本居于水平维度的“过渡”转换到垂直维度的“深入”，后者是带反复性和日常性的动作，它标志着周立波对民众“生活世界”的发现。
对《山乡巨变》时期的周立波来说，“深入生活”[7]的实践工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他文学创作活动的有机环节，甚至充满生活气息的“深入”过程本身也非常诗意地呈现在小说文本的字里行间。所以相比《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中的“和风细雨”意味着更为充沛的历史能量——周立波不是把“山乡”裹挟于“巨变”的洪流，而是反过来，将“巨变”激荡的主体激情蕴蓄在“山乡”这个具有高度现实性和诗意化的空间情境之中。
一
“深入”的空间层级:“入乡”与“入户”
《山乡巨变》首章标题为“入乡”，“乡”也构成了“革命”深入的第一层空间。但相比1955年国家政治层面高度自信的表述，周立波笔下的“入乡者”却表现出某种心态上的犹疑:“邓秀梅有这个毛病，自己没有实际动手做过的事情，总觉得摸不着头路，心里没有底，不晓得会发生一些什么意料不到的事故。”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谙熟并不意味着她能直接把握“乡”的现实状况，而“乡”似乎成了令“入乡者”感到不安的未知地带，两者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辨析。
在邓秀梅“入乡”的行程里，周立波插叙了一段关于土地庙的描写。这座妙趣横生的土地庙并非向壁虚造，传记材料提示，周立波“到大海塘乡工作时，天天要经过村头的西牛山土地庙”，他也曾“向许多老人打听土地菩萨的有关情况，得到了许多有趣的知识”[8]。在《山乡巨变》开篇处，周立波将现实中的西牛山土地庙“挪”至邓秀梅“入乡”的中途，甚至将其设定为所“入”之“乡”的界标。不过，与其把土地庙的界标意义定位于地理、行政或社会等实体范畴，倒不如将其放置在“认识”的环节中予以把握——土地庙既提示着“入乡者”已经抵达了自身“认识”的临界点，也意味着一个“再认识”的起点。对此，庙两边墙上那副“古老的楷书对联”构成了某种强烈的暗示:
天子入疆先问我
诸侯所保首推吾
这副口气颇大的对联是土地菩萨所表征的“山乡”对“入乡者”提出的挑战。如果说邓秀梅这个人物关涉着“合作化运动”从宏观的历史运动向具体实践工作的落实，那么土地菩萨“先问我”的吁请则拉出了一个先于“实践”的“问”的环节。由此，看似在认识上明确清楚的“山乡”被问题化了，而邓秀梅这个“入乡者”推动“合作化运动”的种种实践过程必须伴随着对“山乡”的认识过程。在《山乡巨变》中，正是这个认识过程而非实践过程成为叙述的重心所在——一方面，邓秀梅在清溪乡的具体实践工作并不突出，她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在续编中，这个人物甚至消失了);另一方面，这个在行动层面缺乏力量的人物，却是一个充满热情、好奇心和高度责任感的“观察者”。乡界上的土地庙是她“观察”的起点:
走到一座土地庙跟前，看看太阳还很高，她站住脚，取下背包，坐在一株柞树下边的石头上，歇了一阵气。等到呼吸从容了，她抬起眼睛，细细观察这座土地庙。
“细细观察”几乎贯穿了邓秀梅“入乡”后的所有活动，她那双“全神贯注的闪闪有光的眼睛”被周立波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书写。不过，邓秀梅并不是一个超越于“山乡”之上的特殊存在，她的眼睛也没有俯瞰众生的全景视野。她常常观察、打量人，但也常常被人观察和打量，她的目光更像是一个引子，既引领着读者熟悉“山乡”内部农民的生活，也把读者置于一个人们彼此熟悉的“山乡”生活世界。在这里，邓秀梅的目光和“山乡”世界中的民众交织在一起，观察者和被观察者、打量者和被打量者的身份已经无法指认。由此可见，邓秀梅这个“入乡者”的“认识”过程并不存在一种稳定的“主客体关系”:一方面，“入乡者”作为“认识主体”的身份在不断地消散，邓秀梅非常自觉地涤荡着自己身上既有的观念和认识，然后如饥似渴地让“山乡”的生活世界充盈自己;另一方面，“山乡”从未安居在被动性的对象位置上，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山乡”才是真正的主体，它在借助邓秀梅“细细观察”的眼睛纤毫毕现地呈现着自身。
接下来的问题是，周立波笔下的“乡”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里不妨再回到土地庙那副妙趣横生的楷书对联上。所谓“天子入疆先问我”，究竟所“问”何事?对此，《嘉庆高邮州志·舆地志》中一段与“天子入疆”相关的表述颇值得参考:“矧以江淮要冲，屡邀圣天子入疆问俗之盛典，专城攸寄，其曷以保障之哉?”[9]“天子入疆”，其意乃在“问俗”。由此也可以联系到《礼记·曲礼》的说法:“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10]这里不打算对典籍本身的意义展开讨论，只是传统文献中这些习见的表述提示我们，周立波首章标题所用的“入乡”与中共自身时常号召的“下乡”存在微妙的语义区别，其中至关重要的点即在于“入乡”之后所接续的“问俗”二字。
土地庙自然关联着民俗，在湖南益阳地区，土地菩萨崇拜是颇为流行的民间信仰:“地方上习惯于每年春秋两社日及新谷登场时，用鸡豚祭祀。也有举办‘庙会’的，合伙上演木偶戏或皮影戏酬谢‘土地’保佑。”[11]不过，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脉络来审视，“民俗”在《山乡巨变》中的出现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在“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地区，令周立波兴味盎然的土地菩萨乃是“封建社会”的“神权”象征，更是“革命”欲除之而后快的“迷信”，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即描述了1920年代湖南地区“禁迷信、打菩萨”的风潮。[12]19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实际上共享了“大革命”的感觉和认识，左翼作家笔下包括土地菩萨在内的民俗信仰总是和农民的不觉醒状态关联在一起(如周立波的益阳老乡叶紫即在小说《懒捐》中有相关描述)。周立波本人自然也不例外，直到1939年湘西之行时，他还在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论述将鸦溪天王庙归于“神权统治”[13]。从这个意义上说，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对土地菩萨的正面叙述必然要依托某种感觉和认识上的转换，而这一转换的前提则是对1920年代“大革命”时期激进政治及左翼文化“批判—反抗”逻辑的突破。对周立波而言，新的感觉和认识可追溯至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深入生活”主张。正是在此之后，周立波开始将那些原本视为“封建”的东西转入“民间”这一崭新的认识范畴，而随着“深入生活”实践的不断展开，周立波对“民间”的理解也越发宽泛，在1962年关于“讲话”的文章中，他甚至认为“毛泽东同志讲的一切生活形式，包括很广，做道场也算在里面”[14]。对大海塘乡西牛山土地庙的民俗学兴趣也可以在“讲话”所开启的“深入生活”的脉络中予以审视，正是依托毛泽东“讲话”中有关“生活形式”的表述，他才将1949年后已经“列入迷信，庙毁祀止”[15]的土地菩萨视为别有意味的“民俗”。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土地菩萨所指涉的“民俗”不仅仅是文化层面的民间信仰，更关联着中国以及湖南地方社会基层的“乡治”传统。据益阳地区文史资料所载:“民国时期，按阴阳对口的逻辑，各地照保甲制配备庙王、土地，故土地神属基层官，级别低，与民最亲近。”[16]《山乡巨变》提及的土地庙对联中也有“诸侯所保首推吾”的说法，正如“与民最亲近”的土地菩萨掌管百姓家户里的大事小情，与之对应的保甲制度也与“家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在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中，“户”构成了“乡治”的基本面，国民党在湖南等地推行的保甲制度也多“以户为单位，而不以人身为单位”[17]。但在近代中国革命的视野中来看，作为保甲基本单位的“家户”也关联着毛泽东所说的“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它常常成为桎梏乡土社会活力并导致社会劣质化的重要原因。如在国民党治下的湖南等地，现代国家的政治权力就在地方宗族势力面前止步，与政治问题伴随的文化困境则表现在，国民党在推行“新生活运动”时只能征用僵化的儒家伦理，而无法触及更具生命力的“新文化”。与国民党不同，中共所领导的革命在更大程度上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的精神脉络，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和农民运动直接对“封建的宗法的制度和思想”予以攻击，这恰恰意味着中共的革命实践突破了国民党政治未能穿透的“家户”壁垒，而获得了重建中国基层“乡治”的契机。作为革命作家的周立波显然内在于这一革命的脉络，正因如此，《山乡巨变》中“深入生活”的过程并未止步于“入乡”，周立波也大量写到“建社”时由“串联”主导的“入户”过程。由此可以说，复数的“户”实际上构成了“乡”之内部更为复杂的空间层次。
与对“民俗”的态度一样，《山乡巨变》文本中对“入户”的描写也不是自然出现的，其中关联着周立波在观念认识和身心感觉层面的变化。在1920年代的“大革命”时期，“家户”常常被新生的青年群体视为“封建的宗法的制度和思想”，也常常成为民众运动激烈冲击的对象，在这种情形之下，作为革命主体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尚无意识也无能力从实践层面深入农民的“家户”内部。对周立波而言，这种状况甚至持续到延安“整风运动”前夕。周立波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及，自己在延安鲁艺任教时曾和农民“比邻而居”，但整整四年间“没有到农民的窑洞里去过一回”。[18]直到“讲话”后展开的“深入生活”系列实践中，周立波才逐渐习得了“入户”的能力，到写作《山乡巨变》时，他不仅能够“走乡串户”，还能与农民“同屋共居”，更开始“直接研究农民的日常家庭生活，了解他们的心理，学习生产知识”[19]。正是以这些“深入生活”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山乡巨变》才能在文学层面将“革命”推至更为“深入”的空间层次，由此，读者才能看到“山乡”民众最为切身的生活情境，也看到了他们在这切身情境中充满烟火气息的生活本身。
二
“深入”的环节:互为媒介的“人”与“话”
就《山乡巨变》力图呈现的“深入”过程来说，各个层级的干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区委书记朱明、“入乡”干部邓秀梅、乡党支部书记李月辉，也包括村、社级的刘雨生、陈大春等，以及盛淑君这类更加外围的积极分子。由于在“深入”过程中所处的层次不同，周立波的着墨也轻重各异，如乡级干部李月辉和入乡干部邓秀梅所占篇幅较多，区级干部朱明的描述则非常少。这其实表明，周立波的叙述聚焦于干部与群众直接互动、博弈的层面，基于这一点，还须在“入乡”和“入户”之后加入一个“入人心”的环节，只有这三者一起，才能串联出一个完整、连贯的“深入”过程。对干部与群众的互动、博弈，周立波尤其擅长使用“生动活泼的语言”，通观《山乡巨变》的整体叙述，可把其中与人物相关的“语言”分为三种类型:相对官方和正式的“会上的话”，新鲜活泼的“口头的话”，以及表现内心活动的“心里的话”。需要说明的是，周立波笔下的各种“话”并不与“人物”形成直接的对应性，两者实质上拉开了一个微妙的幅度。具体来说，“话”与“人”两者彼此交叠又互为媒介，它们在“入乡—入户—入人心”的“深入”过程中排列成一个“插花的阵势”[20]，也共同将“合作化”的故事向“现实深处”层层推进。
首先来看“会上的话”。所谓“会上的话”，关联着中共之于“合作化运动”的政策、方针，它们由“上面”而来，也会通过文件、报告、广播等具体的形式“下达”，因而带有较为浓厚的官方色彩甚至意识形态属性。在《山乡巨变》中，“会上的话”大多是以间接引语呈现，如小说首章关于省区书会议和县三级干部会议的描述:
省委开过区书会议后，县委又开了九天三级干部会，讨论了毛主席的文章和党中央的决议，听了毛书记的报告，理论、政策，都比以前透彻了;入乡的做法，县委也有详细的交代。
另一个例子是小说第七章所写的妇女工作会议，周立波写到妇女主任“做了一个简短的报告，号召大家支持合作化”:
她说:做妈妈的要鼓励儿子报名参加，堂客们要规劝男人申请入社，老老少少，都不作兴扯后腿。她又说:姑娘们除开动员自己家里人，还要出来做宣传工作。
这里虽然使用了“她说”“她又说”之类的表述，但对所说的话未加引号，内容也只涉及一般性的交代、说明。在这种“会上的话”前后，周立波常常会插叙一些更具生活气息和喜剧意味的文字，如周立波写妇女主任报告之前“把那屁股上有块浅蓝胎记的她的孩子，按照惯例，放在长长的会议桌子上，由他乱爬”，这个并置的场景令那些乏味的“会上的话”略带反讽性。在某些时候，周立波甚至对“会上的话”流露出一些负面的态度，如小说第八章末尾写道:
这时候，从王家村的山顶上，喇叭筒传来一个女子的嘶喉咙。她告诉大家，乡政府今天登记入社的农户，大家赶快去申请。
“话”的内容颇为明确，但包含着迫切的催促语气(“赶快去申请”)，而“喇叭筒”和“嘶喉咙”所形成的声音感觉略显刺耳，也渲染出某种令人反感的情绪。
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会上的话”与“山乡”社会生活并不贴合，只有将其与更具日常性的“口头的话”相结合，才能被基层民众更顺畅地理解和接受。在《山乡巨变》中，“口头的话”数量更多，新鲜活泼的程度也更高，它们大多是人物之间妙趣横生的对话，在形式上则以直接引语的方式呈现。就“深入”的环节层次来说，邓秀梅正处在这两种“话”之间，并在相当程度上承担了链接两者的媒介角色。
这里不妨举出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邓秀梅在“入乡”路上与亭面糊初逢时的对话。总体来看，这段占了大量篇幅的对话是一系列的“问答”，邓秀梅是发问者，而亭面糊则是回答者。最初的发问是相互的，系两个陌生人在初逢时的寒暄，亭面糊问邓秀梅“同志你进村去吗?”邓秀梅则问老倌子“你是清溪乡哪一个村的?”“贵姓?”“台甫是?”而当邓秀梅的目光“落在路边的三根楠竹上”时，“对话”的性质则发生了变化。由于砍竹子卖的行为涉及“合作化运动”引发的现实状况，邓秀梅的发问也带有了明确的目的性，甚至变成了“调查研究”性质的“追问”。而当邓秀梅问及亭面糊的成分问题(“你是贫农吧?”)时，亭面糊却误以为对方轻看自己的家境，并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并未实现的“发家史”。在这个时候，“对话”几乎变成了亭面糊一发不可收拾的“自说自话”。亭面糊所说的正是新鲜活泼的“群众语言”，即与“会上的话”截然不同的“口头的话”。这种“话”有如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口头的话”虽然新鲜活泼、生动形象，但常常失之于啰唆。例如，亭面糊对自己“发家史”的讲述占了太多篇幅，或许是由于担心“话”太多令读者厌倦，周立波甚至会在中间插叙与谈话内容毫不相关的枝节文字。如在亭面糊讲到婆婆要算命的关节时突然停顿，然后便没来由地说了句“一只竹鸡”。在读者愣神的片刻，周立波才补叙道:
盛佑亭眼睛看着路那边的山上的刺蓬里，扑扑地飞起一只麻灰色的肥大的竹鸡，眼睛盯着它说道:“好家伙，好壮，飞都飞不动。”
这段文字旁逸斜出，与亭面糊“话”的内容毫不相关，不过为博读者会心一笑，让他们能在啰唆的“话”暂停时歇一歇气。第二，“口头的话”缺乏意识形态的规定性，而民众对那些表述为规范化语言的方针、政策常常是懵懂和迟钝的。如前文所提及的，亭面糊畅谈自己“发家史”的契机是邓秀梅问到的“成分”问题，而在言谈话语之间，他对政治上落后乃至反动的富农、地主身份仍有毫不掩饰的欣羡。第三，“口头的话”不会限定于特定的主题，所以有意或无意地“扯”便成了习见的现象:“正经话”常常被“扯”成“闲话”，“大事”常常被扯到“小事儿”。
邓秀梅本人并不擅长“口头的话”，面对包括亭面糊在内的“山乡”民众，她更多扮演着“倾听者”的角色。这种倾听自然带有高度的自觉意识，而以此为目的的“发问”既是对民众的邀请，也是带着目的性的引导，对民众口头出现的政治偏向，她也会予以坚决而委婉的矫正，如亭面糊得意地吹嘘自己“只争一点，成了地主”时，邓秀梅便会“笑着插断他的话”:“做了地主，斗得你好看!”在政治层面把握方向性的同时，邓秀梅也在叙述层面调整着对话的节奏，这使得她与亭面糊的对话带有一点民间曲艺的形式感——她的“插话”“搭话”和“问话”类似相声中的捧哏，句子都很短促，而错落在亭面糊的“自说自话”中，却能使那些啰唆的语言变得张弛有度。在这种话语方式的背后，是“入乡者”邓秀梅对民众高度的耐心和对“山乡”生活世界充分认知的渴望——正是通过亭面糊的啰唆，他的家世历史、社会关系以及村里人对“合作化”的态度才能为邓秀梅所了解。
第二个例子出现在小说第三章，周立波描写了邓秀梅在乡支部会上的报告。相比“倾听者”的角色而言，邓秀梅在“说话”的方面远没有那么擅长，《山乡巨变》的首章即写到她生平第一次在会上“当人暴众”讲话时的失败经历:“站在讲桌前，她的两脚直打战，那是在冬天，她出了一身老麻汗。”而在第三章所写的乡支部会上，周立波又写到了邓秀梅报告的失败，这几乎是她对自己生平第一次“在会上讲话”时失败经历的重演:“她又好象是第一回发言，脚杆子有些发颤，眼前也好象蒙了一层薄雾。”从“深入”的过程来看，这次失败的报告显然属于“会上的话”，它无法令“山乡”里的干部群众顺畅接受。周立波对它的描写同样使用了间接引语的侧写方式:
邓秀梅看看笔记，开始报告了。初到一个新地方，不管怎样老练的人，也有点怯生。邓秀梅脸有点热，心有点慌了。眼望着本子，讲得不流利，有几段是照本宣科，干枯而又不连贯，没有生动的发挥和实例。
不过，邓秀梅短暂间歇后的第二次报告却取得了成功，“她竟举出了本乡的实例，这使李主席惊奇，也引起了大家的兴致”。当涉及“本乡的实例”时，间接引语消失了，邓秀梅的话变成了一系列以直接引语表达的问句，这又引来现场其他人热闹的应答。在这里，更为活泼的、与参会人形成顺畅交流的“口头的话”被激活了。
事实上，这场支部会议标识出一个“深入”的节点，处于“会上的话”和“口头的话”之间的邓秀梅抵达了自己的临界位置。“山乡”出身的干部邓秀梅在周立波笔下总是带有挥之不去的知识分子气，她似乎从未娴熟掌握新鲜活泼的“群众语言”，而她虚心的、带有“调查研究”性质的“发问”也常常在山乡民众的家户之内遭到冷遇乃至反弹。例如，在到陈先晋家做入社工作时，邓秀梅只能跟陈妈谈话，而“老倌子一句话不说，低着脑壳，只顾吃饭”，且在饭后便“弦也不弹，自己走了”。而在菊咬筋夫妇这类抵触“合作化”的中农那里，带有明显干部口吻的发问更招来背后的恶骂:“晓得哪里来的野杂种?穿得男不男，女不女的，是样的东西都要瞅一瞅，不停地盘根究底:‘仓里有好多谷呀?猪有好重?牛的口嫩不嫩?’问个不住嘴，是来盘老子的家底子的么?婊子痾的鬼婆子!”正是在邓秀梅“深入”的临界点上，李月辉这个人物才会出现。在小说第三章邓秀梅报告的“失败”和“成功”之间，乡党支部书记李月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媒介作用。当邓秀梅陷入窘迫状态时，正是他“宣布休息”，这使得“大家就一哄而散，好象是下了课的小学生，各人寻找各人喜爱的娱乐”。这些休息时的“娱乐”真正结束了邓秀梅讲话失败带来的沉闷和尴尬，也营造出了令邓秀梅第二次报告时感到轻松的热闹氛围:“打了一场牌，跟几个人混熟了一些，她不像从前，由于人地生疏，心里感到那么紧张了。”
从“深入”的层级来看，乡党支部书记李月辉处于比邓秀梅更“低”的位置上，这首先即意味着他离“国家”更“远”，对包括“合作化运动”在内的大政方针缺乏明确的理解和方向性的把握，他会为乡里的“小事”跟区委书记朱明争辩，也时常遭到朱明的申斥。但相比邓秀梅，县级领导对李月辉的倚重程度更高:犯右倾错误时，县委毛书记即认为他“错误轻微”，并力保其“继续担任这工作”，而在邓秀梅准备“入乡”时，“毛书记又个别找她谈了一回话，并且告诉她:清溪乡有个很老的支部，支部书记李月辉，脾气蛮好，容易打商量”。事实上，李月辉也是令邓秀梅本人高度倚重的重要人物:“邓秀梅又从许多知道李月辉的同志的口中打听了他的出身、能力和脾气，知道他是一个很好合作的同志。想起这些，她又安心落意了。”有趣的是，在李月辉令邓秀梅“安心落意”之后，周立波紧接着便写到了土地庙，其对土地菩萨的具体描写极富意味:
正面，在小小的神龛子里，一对泥塑的菩萨，还端端正正，站在那里。他们就是土地公公和他的夫人，相传他们没有养儿女，一家子只有两公婆。土地菩萨掌管五谷六米的丰歉和猪牛鸡鸭的安危，那些危害猪牛鸡鸭的野物:黄竹筒、黄豺狗、野猫子，都归他们管。农民和地主都要来求他们保佑。
细细比对，能够发现李月辉这个基层干部的形象正与土地菩萨形成高度的互文性。周立波对李月辉和堂客之间感情的描写神似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他们也都是慈眉善目、温和亲切的人物;也像土地菩萨一样，李月辉始终关心各个家户中的“小事”和“闲事”。相比邓秀梅这个“外来者”，他与乡里的干部群众更无隔阂，也更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如邓秀梅需要通过盛家翁妈自己的讲述了解她令人同情的辛酸史，但李月辉则能洞察到她最迫切的生活需求并予以解决:“大姆妈，你还需要什么?柴有烧的吗?”邓秀梅对陈先晋不愿入社的原因不明就里，甚至在入户串联时遭到冷遇，而李月辉却心知肚明，老倌“倒不怕别人看不起，他是怕社搞不好，又舍不得那几块土”。在这里，邓秀梅和李月辉在认识深浅程度上是有巨大差别的，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前者的认识状况介于“会上的话”和“口头的话”之间，而后者却突破了“口头的话”的层次，而切近了山乡干部群众“心里的话”。
相比“口头的话”，“心里的话”并不具有直观的声音形态，它很难被外来者，尤其是那些带着特定政治诉求的“入乡者”把握。如在第十二章写“离婚”时，刘雨生问张桂贞孩子归谁，张桂贞回答:“归你，你不是喜欢他吗?”但在这个明确的回答之后，周立波又补述了一段:
在清溪乡一带，有“搭头”的女子，找对象要为难得多。张桂贞为了自己，想把孩子摔给刘雨生。
周立波把这段话放在了双引号之外，这意味着它并未出之于口头，只是张桂贞在“离婚”时关乎自己未来生计的一点盘算。所以对包括张桂贞在内的“山乡”民众而言，“心里的话”是他们不愿说、不敢说乃至觉得不必说的心思、念头。不过，“心里的话”并非隐藏于深不可测的个体“内面”，它们总会通过各种可见的形式流露出来，或是表情，或是动作，甚至可能是“口头的话”携带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作为外来的“入乡者”，邓秀梅更多通过“发问—倾听”的方式展开工作，她常常借助出之于口头的“话”才能理解那些她原本陌生的人，但与民众朝夕相处的李月辉却能够直接体察到人的种种心思、念头，也能洞悉“口头的话”并非全然可靠的媒介。
回顾这样一个“人”与“话”互为媒介的“深入”过程，能够看出中国革命以及与之匹配的革命文学在把握社会现实状况时遭遇的种种挑战。由于在“深入”过程中所处的层级位置不同，需要面对和回应的问题也不同，三种不同的“话”也自然会在形态上差异巨大——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几乎可以理解为三个不同的“语种”。基于此，或许有人会把《山乡巨变》中“人”与“话”互为媒介展开的“深入”过程视为一场“跨语际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处于不同层级的干部似乎扮演着翻译者的角色——他们要把“会上的话”翻译成“口头的话”，把“口头的话”再翻译成“心里的话”，这种“翻译”也对应着“合作化运动”自上而下、层层落实的整体机制。当然，这种逐层的“翻译”也常常发生问题，比如语义的流失和扭曲，或者“话语”之间关系的松动、偏移乃至抵牾，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引发“翻译”链条整体的断裂。不过，《山乡巨变》和它所提供的“历史”可能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层次，而对周立波来说，“深入”的过程不是单向度的，他的努力毋宁是要建立不同“话”之间、不同“人”之间的链接，从而在各个环节上形成双向的互动。相比“翻译”来说，这更类似文献学意义上的“校勘”:或许会确定一个“底本”，但“底本”也并不意味着绝对正确的“定本”。在这个意义上，各种“话”之间的层级并非等级，它们能够在共时性的结构中相互参照、彼此矫正，“汇校”出一种带有兼容性的“杂语”。更重要的是，“对勘”和“汇校”并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关系，更意味着以语言为媒介对各个层面“现实”状况本身的激活与联结。也就是说，所谓“跨语际实践”并不仅仅要跨越“语种”，更要跨越“语言”本身，进而重建“语言”和“现实”之间的有机联系。
三
“人人之心”与“公”“私”对流
在对《山乡巨变》的整体构思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周立波坦言:“我着重地考虑了人物的创造，也想把农业合作化的整个过程编织在书里。”[21]在这里，“农业合作化的整个过程”组成了长篇小说情节的叙事架构，而人物则是这个过程的驱动者，也是“入乡”“入户”等各个环节的衔接者，更是其“深入”过程最终抵达的核心层面。也正因为此，《山乡巨变》力图描写的“深入”过程呈现为某种“发散”状态:“合作化运动”伴随着邓秀梅“入乡”的脚步从县城散入“山乡”，再随着干部和积极分子们的“串联”工作散入各个“家户”，最后落实在每一个人物的具体生活和身心状态上。不过，周立波这种叙事方式招致了读者对《山乡巨变》颇为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对周立波刻画人物的功力赞誉有加:“作品中写了好多个人物，个个生动逼真，活灵活现，一出场就很自然地吸引了读者。”[22]另一方面，他们又会认为这种围绕“人物”展开的叙述导致了故事情节的松散:“虽然整个作品的中心是围绕‘建社’问题，但在具体的故事情节方面，缺乏一个中心线索贯穿全篇。”[23]对这一批评，周立波本人的回应显得别有意味:“新与旧，集体主义和私有制度的深刻尖锐但不流血的矛盾，就是贯穿全篇的一个中心的线索。”[24]周立波将“矛盾”视为“贯穿全篇的一个中心的线索”不仅仅是艺术层面的构思，还必须以特定历史情境中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认知方式为基本前提。揆诸1950年代创作《山乡巨变》时的语境，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重视。
第一，周立波笔下的人物虽然面目不同、性格各异，所思所想也千差万别，但不能据今天通行理解将其指认为有“个性”的独立“个体”。《山乡巨变》的叙述中当然不乏“个体”的痕迹，如邓秀梅在划子上“低着脑壳”的“自言自语”(第一章)，盛淑君被暗恋对象陈大春训斥后的“出神”(第七章)，乃至刘雨生在妻子离婚后陷入的“沉思”(第十二章)，等等。但对这些“孤独时刻”，周立波不会有太多渲染，甚至会采用各种叙述方式予以消解。在邓秀梅这里，“孤独时刻”的消解常常显得生硬，她特别爱用“全力以赴地、顽强坚韧地工作”祛除自身的烦恼，甚至还曾用“全心全意，投身到工作里边”的话去“安慰”因离婚而“思前想后，心绪如麻”的刘雨生。相比邓秀梅而言，“婆婆子”李月辉对“孤独时刻”的消解显得更加妥帖，当盛淑君“出神”或者刘雨生“沉思”时，他会适时地出现，窥破并“治理”他们“心上的创伤”——尽管排遣烦恼的方法仍然是“工作”，却更具有生活化的内容(如请刘雨生去动员同样被爱人抛弃的盛佳秀入社)。在很多时候，周立波对“孤独时刻”的消解常常是通过巧妙的艺术手法实现的。如周立波在写盛淑君与陈大春月夜幽会一节时个人情感恣肆，其欧化的语言甚至有违“全部作品明朗朴素的风格”[25]。但是，这浪漫而令人迷醉的“山里”一章却接续着惊心动魄的“追牛”，而大春和淑君的柔情蜜意也被治安主任极具喜剧性的出场“撞破”了:“村里这样子紧张，你们躲在山里，讲私房话，好不自在。”这半是责备半是调侃的语气，再加上随后“不是偷牛的，是偷情的”的嘲笑令盛淑君“又羞又恼”，也使她和大春沉浸在爱情中的“自我”化入山乡生活的烟火气息。在周立波笔下，“撞破”几乎是一种高频度的“偶然”，而“窥探”和“偷听”也并不全然是刻意和恶意，那些诙谐的文字也在提示我们，周立波笔下的人物虽然面目不同且心思各异，但在“山乡”朝夕相处的共同生活中，他们又形成了深度交织的关联性。对周立波而言，“山乡”中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正是通过“矛盾”得到了最为生动的展现。那些千差万别的人物常常处在彼此的“矛盾”关系中——夫妻、恋人之间的矛盾，父子、兄弟(兄妹)之间的矛盾，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乃至干部自身和群众内部的矛盾，等等。这些纷繁复杂的“矛盾”弥散在小说叙述的各个段落中，它们导致“运动”不断阻滞、停顿、偏移、岔开，难以串联出一个完整的、不断向前推进的“历史进程”;但当这些“矛盾”被周立波描述为吵嘴、顶撞、置气、“闹场合”或者“相里手骂”的生动场景时，它们又散发出“火性”十足的生活气息。可以说，“矛盾”使得“矛盾”中的人物彼此关联，也使他们焕发着充沛淋漓的生命能量，如周立波本人所说的那样，“人物在矛盾中，自然会活起来的”[26]。
第二，将“矛盾”视为“贯穿全篇的一个中心的线索”还必须以中共在“合作化运动”时期对“斗争”认识的复杂变化为前提。在1955年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土地改革”被界定为“农村阶级斗争”和“农民同地主阶级斗争”，而正在兴起的“合作化运动”是“农民同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的斗争”和“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或发展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27]。与“土地改革”时期范畴明晰的“农民”相比，“合作化”时期“农民同富农”的表述显得有些含混，同样，与“土地改革”时期“地主阶级”相对应的也不是“合作化”时期的“资产阶级”，而是难以直观的“资本主义因素”。这种文件表达层面的变化意味着“合作化运动”的“斗争”蕴含着比“土地改革”更为复杂的矛盾。这种变化自然也会影响到《山乡巨变》的创作，周立波曾在后来的回顾中表示:
“写《暴风骤雨》是阶级斗争，斗争单纯而激烈，就得金刚怒目，环境也是很尖锐激烈的。写《山乡巨变》，是内部矛盾，斗争复杂了，但表现比较温和，环境也不同。”[28]相比后来的回顾，《山乡巨变》的文本叙述则有更多历史现场的参差性:如小说中的区委书记朱明在讲话中宣称“合作化运动是农村的一次深刻的革命，个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旧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关系的这番剧烈尖锐的矛盾”，而邓秀梅则说“合作化运动是一场严重、复杂和微妙的斗争”。结合小说叙事来看，区级干部朱明的表达有更强的理论性，也更强调“矛盾”的“剧烈尖锐”，而入乡干部邓秀梅虽未忽略“斗争”的“严重”，但其所遭遇的种种挑战则更多偏向“复杂”的一面。尤其要注意的是，在“严重”和“复杂”之外，邓秀梅还为“斗争”前缀了“微妙”这个极富意味的限定词。对此，周立波在1963年的讲话中也有类似的表述:“《暴风骤雨》矛盾显明一些，《山乡巨变》矛盾则微妙一些。”[29]如果说“严重”和“复杂”更多对应着中共高层在政治层面对“斗争”的认识，那么“微妙”则有更多的周立波特色，也关联着他在“深入生活”时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和文学创作的主体性。
“微妙的斗争”发生在具体的人之间，涉及他们所处的生活情境，也包括其“心里和身外”的种种思虑。“微妙的斗争”更标志着“合作化运动”对中国基层社会“深入”的程度，如周立波所说，它“必然波及每一个家庭，深入每一个人的心底”。需要强调的是，周立波所说的“每一个人”既不是今天流俗意义上的“个人”，也不能简单等同于“民众”“群众”这类抽象的集体名词。从《山乡巨变》具体的叙事来看，“每一个人”高度关联着周立波所意识到的“微妙的斗争”，它指涉着某种内蕴“矛盾”又以“矛盾”彼此连带的社会人际网络——这里不妨将其称为“人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周立波力图表现的“入人心”环节并不是深入“个人”的“内面”，而是深入一个“群己交织”的“人人之心”层面。在《山乡巨变》中，“公意”与“私心”交织纠缠的“人人之心”成为蕴含丰富经验的社会现实，如小说第七章所写的清溪乡青年对陈大春的印象:
村里的年轻人，青年团员们，都敬重他，但也畏惧他。自然，谁人背后无人说?就是他这样的人，也是有人议论的。有个追求盛淑君的后生子说他实行家长制，动不动骂人。后生子发问:“哪一个是该他骂的呀?”
陈大春年轻气盛、脾气暴躁，“动不动骂人”更是他令人侧目的“毛病”，所以后生子的议论和“发问”都是有道理的。但问题在于，后生子对大春的意见隐藏着“追求盛淑君”的“私心”，这就使得“公意”挟带了几分对“情敌”的嫉妒，也出现了“实行家长制”这类上纲上线的字眼。另外，后生子的发问虽然也部分契合着年轻人群体对大春的态度，但这种“公意”并未在“公开”场合表达，而只能在大春并不全然知情的“背后”散播。由此可见，周立波笔下的“人人”关系并无“群己权界”的截然判分，而“公意”和“私心”的交叠、互渗也全面塑造了“山乡”生活世界的形态。
随着“深入”程度的加深，“合作化运动”终会抵达这个充满复杂层次的“人人”层面，而“公意”和“私心”交叠、互渗的状况也会从生活世界蔓延至政治工作层面，更增加了干群关系的不确定性。在“合作化工作”具体展开的实践环节上，“人人之心”的社会关系网络提供了必要的契机。小说第十一章“区上”写了天字村召开的各乡碰头会，区委书记朱明提及农业社的发动工作应采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即干部不必亲自出马动员落后分子，而是要“找跟他合适的人去”。这种方法也被邓秀梅和李月辉借鉴至本村的贫农陈先晋身上，他们请来老倌信任的外甥詹继鸣，进而做通了他入社的工作。在这里，工作的成效来自干部们摒弃了抽象理论、空洞说辞和强制性命令，而借助“山乡”社会“人人之心”自有的人情网络找到工作的突破口。当然，“人人之心”层面对“合作化运动”的挑战也是难以回避的。如上村互助组组长刘雨生在与张桂贞闹离婚时，就很难再去做大舅哥秋丝瓜的动员工作，而由于父子之间紧张的关系，陈大春对父亲的说服工作也无从展开。
在《山乡巨变》续编里，“人人之心”内蕴的冲突得到更为充分的凸显。相比第一部所写的“建社”过程，续编则写到了常青农业社成立后的“内部矛盾”[30]。在农业社最初发动时，“人人之心”中的“私”并无太大的破坏力，所谓落后分子最多不过表现为对干部的躲避、抵触，而其后果也只是暂时拖延办社的进度或拉低入社的数字比率。但当“人人之心”所内蕴的矛盾成为“社”的“内部矛盾”，“公意”与“私心”之间调和、回旋的余地大大缩小了，于此，那些原可被宽容以待的“私”，以及那些看似幽微的盘算、心思都可能成为引动“内部矛盾”公开爆发的导火索。续编开篇即从常青社“无人调摆”的乱局起笔，行文至第四章，“分歧”就公开化了。冲突的起因在于常青社统一分配茶油的会议，没有茶子山的上村人一致赞同，而产油的下村人则“没有一个作声的”，“两村对垒，空气一时紧张”。正是在“社”的“内部矛盾”中，常青社干部、副社长谢庆元掺杂着“私心”的“公意”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
谢庆元发动这一次吵架，并不完全是为了茶油，他自己的茶油是非常少的。他起来说话，为的是笼络下村的人心。他想把他们连成一气，结成一体，作为对抗社长的基本的力量。他心里明白，办互助组以来，由于账目手续不清楚，自己欠了好多人的钱，又不克己，他在下村的威信是成问题的，借这个茶油问题，他想把自己在下村的地位巩固一下子。
就《山乡巨变》续编的整体叙述而言，第四章的“分歧”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大大小小的“内部矛盾”贯穿着常青社工作推进的整个过程，更时时将其推至危机之中。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谢庆元身上种种“毛病”渐次凸显，而他与整个常青社的矛盾也在不断加剧，吞水莽藤自杀这一恶性事件标志着冲突所达至的白热化程度。区委书记朱明曾对谢庆元的“自杀”做了明确的政治定性:“这是叛党的行为，就是死了，也是个叛徒，要开除党籍。”就党性政治原则而言，朱明的定性没有任何问题;但从对“山乡”现实状况的认识和把握来说，这一定性的有效性却非常可疑，它意味着朱明只看到了明处的“事件”，却无从洞悉“事件”背后错综复杂的“人人之心”。事实上，“自杀”事件的渊源可以追溯至谢庆元引动“私心”将秧苗偷偷卖给单干户秋丝瓜的举动。尽管这个举动被社长刘雨生等人发现并“压”服，但谢庆元在取消与秋丝瓜的交易时依然对他心存愧怍:“米账清了，还吃了人家的腊肉;吃了茶，巴了牙，秧没分成，害得秋丝瓜没得法想。”这时候，他不得不尝试通过秋丝瓜的妹妹张桂贞与之套近乎，更附和别有用心的龚子元堂客给张桂贞多评工分——在这里，幽微的“私心”窜入了“公意”之中。需要强调的是，“私心”并不集中于谢庆元一人，它弥散于“人人之心”的整体关系中——给张桂贞多评工分的提议也得到了积极分子陈雪春的应和、妇女主任盛淑君的默许，前者是出于天真的“维护妇女的立场”，而后者则不愿反对“自己的朋友兼小姑”。除了窜入“公意”的“私心”，“公意”本身的“非公共性”也构成谢庆元“自杀”的催化剂。评工分的会议本是一个公共性的空间，但因张桂贞多得工分引发的不满却没有通过“讲公道”的方式出现在公开场合。相反，人们大多是通过“私下”的议论表达对谢庆元的不满，并将矛头指向了他与张桂贞之间并不存在的“男女私情”上。这段子虚乌有的“私情”作为谣言散播开来，它先是引起了谢庆元堂客桂满姑娘的误会，继而引发了桂满姑娘与发小与张桂贞的冲突，最终引出了谢庆元夫妻自身的家庭矛盾。而“牛伤”事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令陷入内外交困的谢庆元吞水莽藤自杀。
与区委书记朱明不同，乡党支部书记李月辉和常青社社长刘雨生更明了“人人之心”层面上“公意”和“私心”对流、激荡的复杂状况，而在具体的工作中，他们不得不以“为公之私”的方式去应对谢庆元“入公之私”的问题。面对时常犯“冷热病”的谢庆元，李月辉常常给予特殊的“照顾”，这既包括情绪上的安抚，也包括经济上的接济。相比李月辉，常青社社长刘雨生与谢庆元在工作上有更多的交集，他也会更直接地面对谢庆元的种种问题。刘雨生在生产上的能力并不太强，但他“舍得干，又没有私心”，所以在面对谢庆元不断发作的毛病时，他能够宽容、忍让，也不时予以安抚和鼓励。两人之所以采取这种“灵活”工作方式，是因为谢庆元是合作社在组织生产时必须倚重的干部，高超的“作田”技术令他在陈先晋、亭面糊等好农民那里有威信，也只有他的种种“调摆”才能够使得常青社的“生产”过程保持连贯性。但问题在于，李月辉和刘雨生“无私”的“公意”并不是万能的:一方面，出之于“公意”而转化为人情的宽容、忍让不仅无法根除谢庆元自得、自满的心态，反而会令他变本加厉;另一方面，当谢庆元的问题触犯原则时，“公意”也只能出之以冷酷无情的党纪国法，这又使会使“婆婆子”性格的李月辉和温和的刘雨生不得不亮出与朱明同样严厉的态度。
在《山乡巨变》生动呈现的合作社里，充满期待的“共同生活”总会伴随着不断滋生的“内部矛盾”，因此，不能把“人人之心”视为“革命深入”的终点。事实上，“革命”对社会的“深入”以及作家依托于此的“深入生活”实践都应视为不断往复的历史过程——不断“深入”的革命经由“认识—实践”完成了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改造，但被改造过的现实本身又会成为“再认识—再实践”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周立波在抵达“革命深处”时所揭示的“人人之心”层面，正是“革命来处”即已出现，也将在“革命远处”反复遭遇的结构性问题。
结语
就当代作家“深入生活”的实践方式及其生成的文学形态而言，《山乡巨变》表现出诸多独属于周立波的特色。这里不妨将其与柳青的《创业史》作一个横向的类比。《创业史》和《山乡巨变》都表现了“合作化运动”在乡村社会中展开的“矛盾”，但无论是对待“矛盾”的态度，还是表现“矛盾”的方式，两部作品又存在诸多明显的差异。柳青对“合作化运动”的理解远不只是对某种政治情势的把握，而是上升为带有伦理维度的精神信仰，基于信仰的真诚与炽烈，柳青所理解的“矛盾”乃是“理想”与“现实”之间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在“理想”之光的烛照下，柳青笔下的“现实”成为一种坚硬的、充满困境和难题的对象物，而小说叙述也充满着高度的紧张感和未完成性。而周立波则坦言，自己在“深入生活”的程度上“不如赵树理、柳青”，而他所理解的“现实”也呈现了与柳青截然不同的形态。早在1930年代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过程中，周立波就尤其强调其中“浪漫主义”的层面，在他的意识中，“浪漫主义”关联着某种主体能动性，而“现实”也能够被“理想”带动、打开乃至构造。[31]所以对周立波来说，“现实”本身就内蕴着“理想性”，这种“理想的现实”固然会超出主体的认知、把握能力，但作为有待认知、有待把握的对象，它也在不断激发主体无穷的求知渴望和盎然的探索兴味。不可否认，《山乡巨变》常常把最尖锐、最具挑战性的“矛盾”处理成充满“喜剧性”的“微妙的斗争”，这使得周立波的叙述很难具有《创业史》的现实穿透力。但从革命文学自身的脉络来看，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提供了一种既不同于政治又可与政治互为参照的“现实”构造方式，而那种看似回避问题的“喜剧性”也不乏对早期左翼文学“批判—反抗”逻辑的突破——在以独特方式激活的“生活世界”中，周立波获得了反观“革命”和“政治”眼光。回到1950年代末不断趋于激进的中国政治情势来看，《山乡巨变》也确实荡开了一个可供历史中人缓冲、回旋的余裕空间，而在充满“矛盾”的各种现实维度之间，其“喜剧性”的品格也发挥着再媒介、再链接的积极意义。
注释：
[1]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
[2][5]朱寨:《读〈山乡巨变〉及其它》，李庚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66)·评论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00、195页。
[3]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李华盛、胡广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6页。
[4][27]《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242页。
[6]周立波:《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发展》，《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7]近年来，中共“深入生活”实践及其与当代文学作家作品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多重要的进展，如刘卓《不被“对象化”，保持“独立性”——谈谈〈柳青随笔录〉的反思性》(《长安学术》2018年第1期)，程凯《“深入生活”的难题——以〈徐光耀日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2期)，萨支山《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重读〈山乡巨变〉》(《文艺争鸣》2020年第5期)，等等。本文在论述上依托了上述先行研究的进展，而将讨论更多集中在小说文本叙事对“深入”过程的呈现方面。
[8]胡光凡:《周立波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75页。
[9]《嘉庆高邮州志·舆地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10]《礼记·曲礼》(上)，孙希旦撰:《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1页。
[11][15][16]臧筱春:《略述益阳县民间多种崇拜习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益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益阳县文史资料》第十辑，1994年版，第114、115、114页。
[12]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13]周立波:《湘西行》，《周立波选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9~331页。
[14]周立波:《纪念一个伟大文献诞生的二十周年》，《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98页。
[17]《保甲制度研究》，西北研究社1941年版，第41页。
[18]周立波:《纪念、回顾和展望》，《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89页。
[19]邹理:《周立波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68页。
[20]这一说法借鉴自《山乡巨变》中李月辉对陈先晋一家政治情况的描述:“他们家里，先进和落后，摆了一个插花的阵势。”
[21][22][23][24]周立波:《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李华盛、胡广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5、103、385、385页。
[25]王西彦:《读〈山乡巨变〉》，李华盛、胡广凡编:《周立波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6页。
[26][29]周立波:《周立波在大连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转引自邹理《周立波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06、329页。
[28]周立波:《周立波在青年作家学习会上的讲话》，转引自邹理《周立波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28页。
[30]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该讲话记录的整理稿发表于同年6月的《人民日报》。毛泽东关于“内部矛盾”的认识从整体上影响了“续篇”的构思，据《周立波年谱》，周立波在1957年3月撰写十年创作规划时，即谈及自己要在1961—1963年“创作反映农业社内部矛盾的长篇小说(就是反映农村合作化高潮的长篇小说的续编)”。同时“内部矛盾”的说法也直接进入了小说文本的叙述，续篇第三十四、三十五、三十七章，皆有关于“内部矛盾”的直接表达，如“内部矛盾绝对不能够动粗”等。
[31]参见周立波《艺术的幻想》，《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