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第六届中国青年文艺评论家“西湖论坛”海宁峰会

非常的文艺，平常的文艺

——从两本文艺学教材说起

刘加民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非常时期文艺评论的价值和力量”，正好与我最近关注的课题吻合。从“价值和力量”的角度，我把文艺，包括文艺评论，分为两大类：非常的文艺，平常的文艺。古往今来，概莫能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本影响最大的教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堪称这两种文艺观念的“见证”。一本是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一本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它们的内容，版本的变迁，以及所折射出的时代变化，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非常的文艺”发生在朝代更迭的转折期，是重大社会变革的顿挫期。这样的文艺充满了斗争精神，体现出积极的参与社会、干预现实的价值取向。比如，俄苏文艺（苏维埃文学），五四文艺、延安文艺等等。多数情况下，我国古典文学当中“非常的文艺”，高度集中在朝代的“中兴”之前。

“平常的文艺”发生在社会矛盾相对缓和，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相对繁荣的时期，各种文艺形态都体现出明显的个性化、娱乐化特点，注重形式和美感等等的特征。社会承平日久，文武两髀生肉，享受人生本来的快乐就成了主流。两汉的辞赋、盛晚唐之后的诗歌，南宋的诗歌以及后来的市井小说的繁荣，都是这个情况。一般说来，每一个朝代的中兴之后，难免是一片歌舞升平欢乐祥和的平常的文艺的时代。

下面我结合延安文艺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发展状况，结合我用过的两本文艺学教材为例，分享我的思考。

请看第一本文艺学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

目录

绪论

第一节历来关于文学的基本性质与特点的见解

第二节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第三节文学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

第四节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第一编

第一章文学与社会生活

第一节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

文学艺术的起源

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

第二节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两种对立的文艺发展观

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第三节文学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

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的关系

第二章文学的阶级属性与服务对象

第一节文学的阶级属性

作家的阶级性与文学作品的阶级性

文学的阶级性与人性

一定阶级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第二节文学的党性和服务对象

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

社会主义文学的服务对象

第三章文学的继承、革新与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

第一节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

文学发展中继承与革新的辩证关系

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学遗产

第二节文学发展中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

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

批判地吸收其他民族文学的精华

第二编

第四章文学的形象与典型

第一节形象思维与形象创造

形象思维的性质与规律

文学作品中的形象

第二节文学的典型性

文学形象的真实性和典型性

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

第三节典型化的基本规律

……

第三编

结束语

这本大学教材酝酿于四五十年代，从六十年代初正式出版以来，经过不断修改完善，成为一个马列文论的经典读本，主编以群，是延安时期有很高建树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我上大学的八十年代初期，用的就是这个教材，我对马列文论的启蒙，对文学的初步认识，是从这本书开始的。本书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解释了文学的起源、发展、演变，以及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文学的上层建筑属性、文学无法避免的阶级性以及无产阶级文学一定会带有的人民性、斗争性和先进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帮助人们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则是改造世界的武器，是引领人们迈向更高级的社会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重要工具。这些观点的源头在延安文艺，甚至更早的五四文艺。

请看这个题词。

（毛主席题词）

“抗战文艺”是典型的“非常的文艺”。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是关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为配合抗战而发生的文艺毫无疑问是非常的。实际上，“抗战文艺”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开始了成建制大规模和有组织的创作实践开始的。这是文艺的上层建筑属性决定的，当社会生活发生了改变，必然会直接投射到文艺创作当中来。从“左联”的成立，到东北抗联时期的民间歌谣，以及从沦陷区逃亡到内地大都市的电影、戏剧、音乐、美术、诗歌等等文艺家及其作品，共同创造了一个彪炳史册的“抗战文艺”高潮。取材于长城保卫战的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抗战文艺的杰出成果，当时即引起巨大反响，并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成为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不甘落后，在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斗争征程中最具感召力的音乐作品之一。

成立于1936年陕西保安的“中国文艺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抗战文艺团体，标志着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主流已经由反帝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等时代主题转换为以抗日救亡为主流的新的时代文艺。在这一年11月22日的协会成立大会上，毛主席提出了“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的要求。这是文化艺术工作者也是抗日战争中武装力量之外的另一支有生力量的明确表述。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这个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1938年8月，毛泽东为延安“战地文化资料展览会”的题词“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此后的1940年9月29日周恩来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社长王席君的题了词：“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这种为了迫切的现实斗争需要而进行的文学艺术创作活动——毛主席直接将之表述为“革命的功利主义”，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战时文艺从文艺政策、文艺创作、文艺组织到文艺活动，无不围绕这个“振奋”来进行。事实上，战时文艺必须“服务于”、“服从于”抗战大局的思想，是当时进步文艺界的共识，也催生了一大批抗战文艺的优秀作家和经典作品。

作家丁玲是从“亭子间”的文学青年转型为抗日前线的文艺战士的典型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成立后，她被推选为中国文协主任，并带领文协干部直接上了前线，体验生活，积极创作，积极践行“抗战文艺为抗战服务”的理念。毛主席非常欣赏丁玲同志的才华和真心用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文学追求，专门撰写了著名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用电报发到前线聂荣臻司令部，嘱转给丁玲同志。词曰：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这首词是写给青年作家丁玲的，也是说给全国所有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是我党重视武装斗争也重视文艺斗争的宝贵经验。

（1937年丁玲从前线回来见到毛主席，请求主席抄录。委托胡风保管，直到1982年才有机会把原件还给丁玲）

王实味则是一个反面典型，大家有兴趣请网上查阅相关信息，在此不赘言。

（1942年3月开始，马列著作翻译家、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等媒体上，发表了一系列诸如《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等批评时政的杂文，对当时延安边区可能真实存在的个别负面现象给出了失之偏颇的批评。身为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在《野百合》中的思想观点，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并且还得到许多来延安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毛主席从报上看过《野百合花》后，托胡乔木转告王实味：“这篇文章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7】为了消除王实味系列文章的不良影响，使延安整风走上正轨，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起，以“党的民主与纪律”为题，召开全院座谈会。但是王实味固执己见坚持错误路线，无法接受用“效果标准”评价文艺的创作要求，不肯改变以揭露和批判为主的创作习惯——尽管这种写作客观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也不肯有所改变。当年10月，中央开除了他的党籍。）

（周恩来题词）

“街头诗”是战时文艺的另一个代表类型。1938年的8月，在延安解放区，诗人田间发起了“街头诗运动”，并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的街头诗。田间认为，“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战士，然后才是一个诗人”。他的诗歌的理论和实践都显示出明确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功利主义的精神。这与当时诗坛上许多为了诗歌艺术而消弱了甚至脱离了现实斗争需要的诗人迥然不同。所谓含蓄、优雅、隽永、清丽之类的诗，在田间这里完全不见踪影。他在《诗，我的诗啊》中这样写到：“诗，强烈的节拍，战斗的生命，／是属于民众和祖国。”他的代表作《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只有短短五六行，全诗如下：“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简短直白的表达，生动形象的诗歌意象，快速铿锵的节奏，的确很有感染力和启发意义。

闻一多在评论这首街头诗代表作时说：“这里没有弦外之音，没有余音绕梁三日的余韵，没有半音，没有任何噱头，只是一句句朴质的话，简短而沉重，打入你耳中，打在你心上。”又说：“它只是一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舞你恨，鼓舞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从此诗人田间，被人们称为“鼓点诗人”。
事实证明，鲁艺不仅培养了大批茅盾、冼星海、艾青、何其芳、华君武、孙犁、穆青、贺敬之、王昆、于蓝等抗战文艺人才，还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基本的创作队伍、规范和审美标准。这种带有“战时”色彩的文艺思想成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明显特征，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三十年的文艺思想具有明显的战时文艺色彩的观点，已经成为今天学术界的共识。每一次重要会议的召开，每一个重大政策的颁行，每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变革，每一个典型人物的出现，都会涌现出一大批前来“助力”的文艺作品。带着战时文艺思想印记的当代文学作家、作品是一个超级豪华的阵容，例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三里湾》、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冯德英的《苦菜花》等。歌剧《白毛女》被改编成各种文艺形式，生动阐释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时代主题。老舍则以《龙须沟》这部话剧反映党领导下北京南城一条脏乱差的贫民社区的改造为缩影，歌颂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人心向党的历史时刻。

1978年之后，随着越来越多西方人文主义、现代主义文艺思想的强势进入，和长期的和平宁静的现实生活，以“革命的功利主义”为特征的战时文艺思想逐渐与时代社会发生了疏离、隔阂。到八十年代中期，先后出现了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等潮流，都都是各领风骚三五年，快速让位于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战时文艺”的芳踪越来越模糊。但是，一方面是文艺规律的内在驱动，另一方面是迫切的现实斗争的需要，第三方面是悠久的文化传统，“战时文艺”其实从未走远。

第二个问题，“平常的文艺”

顾名思义，“平常的文艺”是社会发展进入和平时期，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再剑拔弩张，文艺创作家和普通民众处于一种“承平日久”“两髀生肉”的状态，对文艺的需求越来越趋向于休闲娱乐、增长见识、提高审美能力等方面。市场经济让这种消费主义思潮快速膨胀，几乎成为了一个时期的主流思想。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的很长一个时期，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这种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思潮。现在回想当时的事件、人物、现象，那些层出不穷的乌烟瘴气，不仅败坏了党风政风，也败坏了民风民心。让人陡生凛然而惊，脊背发凉的感觉。

下面请看第二本文艺学教材。

第一编导论

第一章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形态

第二章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

第二编文学活动

第三章文学作为活动

第四章文学活动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质

第五章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活动

第三编文学创造

第六章文学创造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

第七章文学创造过程

第八章文学创造原则

第四编文学作品

第九章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

第十章文学作品的本文层次和文学形象的理想形态

第十一章叙事性作品

第十二章抒情性作品

第十三章文学风格

第五编文学消费与接受

第十四章 文学消费与接受的性质

第十五章 文学接受过程

第十六章文学批评

本书初版于1992年，后来成为全国高校通用的文艺学教材，封面是红色的，号称文艺学的“红宝书”。经过反复修改完善，迄今已经出版了第五版。这一版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虽然在序论部分提到了马列主义文艺观，提到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特点，但是整体上更多融合了当时西方流行的接受美学、文学运动学等观念：更加重视文本本身的营造和阐释，注重创作者个人的情感意志的自由抒发，注重读者对文学活动的参与。还大量援引了符号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内容进行本体和主体的分析。对于此前几十年主要是服务于现实斗争的文艺观念来说，这本教材别开生面，让人耳目一新。

童庆炳老师的《文学理论教程》正式出版发行并成为高校文科教材绝非偶然，与当时整个文学艺术界的思潮密不可分。必须要提到的是“二王”（王蒙、王朔）。作为小说家的王朔很早旧发表小说了，但是1989年倒1990年期间集中发表的1989年到1992年，王朔写了《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永失我爱》、《我是你爸爸》、《动物凶猛》、《许爷》、《过把瘾就死》等中长篇小说。每一本小说都能引起巨大轰动，加上及时推出的影视作品，造成了街头巷尾、妇孺老幼，无人不知王朔的神奇现象。由于小说充满着痞子气息，有人戏称痞子文学。第二“王”是王蒙，曾任文化部长。他在1991年《读书》第一期上发表了《躲避崇高》一文，反思了多年来作家艺术家身上背负着沉重的枷锁，承担者过多的社会责任，获得很累。王朔的小说表现出的世俗化倾向与此时的王蒙的思考不谋而合。他认为，文学可以不必一本正经，不必承担自己无法承担的社会责任。建议作家艺术家以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俗人的身份去“玩文学”，建议作家艺术家“向内转”，更多文学形式的花样翻新，关注人的内心世界，更多关注丰富复杂的人性，他自己身体力行尝试意识流小说。把过分清醒和沉重的现实生活交给半梦半醒的意识流动，在泥沙俱下的文字之流中表现人的内心深处细微的悸动。

不得不提到另一个在文学、美术、电影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新写实主义”。文学领域的新写实主义代表人物时刘震云、池莉、方方。（后面我会专门提到这个已经被忘记，今年因为疫情爆发忽然浮出水面的热点人物）新写实主义小说一反经典现实主义小说重视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正面人物承担着理想、正义和道德伦理的引领者角色的套路，将笔墨更多倾注于琐碎、灰暗、无意义的底层人生上面，避开重大社会事件，远离政治道德和伦理，这对几十年来习惯于文艺为什么什么服务的文艺潮流来说，无疑又是一股清流。

于是乎，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中，童庆炳《文学原理教程》应时而出。

在我看来，这就是典型的“平常的文艺”。文艺似乎终于回到了她本来的样子，在延安文艺之前，在五四运动之前，在过去几千年的农耕时代，文艺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引车卖浆者流”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共同的娱乐方式。没有崇高，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男欢女孩、花前月下、卿卿我我。

3.多元共生的文艺

如前所述，“非常的文艺”，更加重视文艺的现实意义，把文艺当做帮助核心工作的工具。“平常时期的文艺”，则更加重视文艺的娱乐功能，强调文艺的“无用性”。大致说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三十年，基本上属于非常的文艺，这个传统延续了现实主义的悠久传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觉醒，在延安时期发扬光大，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的八十代中期。1992年以来的三四十年，则基本上是“平常的文艺”，文艺发展波澜不惊，随着市场的需求随时改变自己的身姿，主动放弃了所谓时初心和使命。这在2018－2019中国文联发起的基层调研活动中也得到了证实：凡能够配合核心工作开展文艺活动的，都能有声有色红红火火。凡远离核心工作，自娱自乐的，文联工作都比较边缘化，文甚至联机构形同虚设。

然而，历史不会总是一帆风顺，总会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出现“惊人的相似”。“非常时期”总是不期而来。

2020年初，举世关注的中国人民抗击新性冠状病毒肺炎的人民战争爆发以来，以“战时文艺”以抗疫文艺的形态横空出世，迅速成为席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文艺狂潮。身患渐冻症依然坚持奋战抗疫第一线的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则把自己的肺腑之言直接吐露于纸上，瞬间让无数人泪目：“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的病人。／同时，我很内疚，／我也许是个好医生，／但我不是个好丈夫。／我愿用渐冻的生命，／与千千万万白衣卫士一起，／托起信心与希望。”这也许是张定宇同志此生唯一的一首诗，毫无疑问这是一首“鼓点诗”。

86岁的黄永玉先生，也在抗疫的第一时间创作了美术作品《支援武汉》《中国人活得有气势》；80岁的著名画家廖开明创作了《赞抗疫卫士》，用简单、朴素的画风直白表达全国一盘棋驰援武汉疫情重灾区的体制优势和战胜疫情的必胜信心。
2020年1月底，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发生发展，尤其是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之后，全文化宣传有关机构迅速响应，掀起了用文艺助力抗“疫”的高潮，这是一种“新街头诗运动”。运动的主战场不在“街头”而是“网络”，网络成为了新时代的“街头”。

为了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践行以“振奋”为主的毛主席的战时文艺思想，疫情发生以来，民间文艺，这千百年来一直活跃在基层民间，从不担心成为遗产的文艺类型显示出反映快、基础好的优势，很快就掀起一股讴歌抗击疫情的英雄模范故事、宣传疫情防控正能量民间文艺创作高潮。这股来自民间基层的创作热潮，显然抢了专业作家艺术家的风头，显示出惊人的创造力、传播力和影响力，快速扭转了抗疫文艺初期，由个别体制内作家引领的消极、恐慌、绝望的失败主义情绪，把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浅吟低唱，一边而为千千万万劳动者戮力同心、奋勇抗疫的大合唱。江苏、天津、辽宁、浙江、上海、湖南、陕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河北、贵州、河南、宁夏、甘肃、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京、吉林等地民协相继发起倡议，号召民协会员以不同形式服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核心任务。各地民协及专委会的艺术家会员们用丰富多样、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了大批鼓舞人心的优秀艺术作品。其中包括剪纸、盘纸、泥塑、米塑、砚雕、铜雕、核雕、石雕、面塑、年画、刻瓷、内画、皮贴画、漆艺、烙画、芦苇画、紫砂壶、漆线雕、唐卡、竹编、花灯、棕编、玉雕、蛋雕、木雕、竹刻、皮影雕刻、农民画、糖画、布贴画、布糊画、面花、马勺脸谱、印染、陶瓷、扎染、绳结、刺绣、缂丝、丝织、风筝、香包、谜语、说唱、民歌、影戏、偶戏、新故事等，这些作品通过视频、文字、图画等媒介在多种平台上传播，鼓舞斗志、温暖人心。除了艺术创作，还有艺术家会员用义卖作品的形式表示支援，地方民协也有以捐款、捐物的形式支持武汉重点地区。

这些异彩纷呈的文艺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型：第一，镌刻丰碑：歌颂先进事迹与英雄模范。在这次举国抗疫的斗争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也出现了很多无私奉献的英雄模范，这些人和事成为民间艺术家们创作灵感的来源。在战“疫”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最美逆行者出征的勇敢无畏，看到了白衣天使的温柔坚守，还有无数志愿者和热心人守望相助的情谊。比如山东快书作品《老兵的敬礼》，“不计报酬，不论生死，就是倒下，也会倒在冲锋的征途中”表现了毅然前往一线的援鄂的二院医生耿春红的坚定决心。刻纸技艺非遗传承人李艺发，用精湛的刻纸技法表现钟南山和广大医护工作者抗击疫情的坚韧形象，展示出不畏疫魔的中国力量。白山松花石雕刻技艺传承人赵国平，以“钟南山”为题创作雕刻作品，用刚劲有力的笔画刻出心中的“巍巍南山”。艺术家们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编创，表达了对一线医护人员的崇敬，把威信的丰碑树在人民的心田，切实携手为阻击病毒构筑了一道道雄关。第二，科学抗疫：科普医学知识和正确的预防手段。吴云的《常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勤洗手冲掉残留病毒》等一系列剪纸作品用民间艺术的淳朴语言，将抗疫措施、卫生习惯宣传到位、深入人心。梅州客家山歌《同心战胜疫情恶魔王》，以亲切的方言民歌形式传播科学防疫知识。潮州文艺家林朝虹创作活泼实用的歌仔《七步洗手歌》，节奏鲜明、朗朗上口，让家里的大小朋友爱上洗手。艺术家们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努力为防控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三，驱疫迎祥：消除精神恐慌、鼓舞防疫斗志。驱疫迎祥是中国民间艺术的文化主题之一。这次的战“疫”作品充分汲取了民间艺术的养分，有些作品的图案、纹样中含有驱疫迎祥的文化元素，有些作品从内容载体上就选择了具有祛病消灾的文化功能的事物，比如葫芦、风筝、香包等。

疫情当前，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以文艺战士的姿态，投入到了这场抗击疫情的战斗中。也有极个别文艺工作者没有准确领会中央的精神，在新的战时文艺来临之后，依然坚守自己个人主义的浅吟低唱，坚持文艺的所谓独立性，这些人说白了，是“在非常时期做了平常的文艺”，是不合时宜的，有些人则是政治立场的错误，甚至甘愿成为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敌人的“棋子”。比如前湖北作协主席方方，这个被反华媒体BBC评为“2020年度杰出女性”的作家以日记体现实题材小说，与主流舆论唱反调，给抗击疫情的核心工作增添了麻烦。如果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她以新写实主义小说创作在文坛上崭露头角，是顺应了“平常的文艺”时代的某些规律，那么经过了中国社会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她没有跟上时代，靠着写作惯性和根深蒂固的错误的文艺观念，成为当下中国人民的笑料，也必将成为将来的文学史上的丑闻。

总之，毛主席给出的抗战文艺要“振奋军民”的思想，文艺评价的“效果”标准以及“革命的功利主义”概念都值得我们重新研究学习、传承发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今天，我们理所当然要坚持党领导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旗帜鲜明允许丰富多彩的文艺思潮、流派和艺术手法的创新，但是毫无疑问要坚持一个前提，那就是继承延安时期抗战文艺优良传统，坚持文艺创作要服务于“服从于、服从于”国家利益、实现“振奋”民心的主观愿望与实际效果有机统一的基本原则。什么时候做“非常的文艺”，什么时候做“平常的文艺”，什么时候做“兼容共生的文艺”，是一个必须搞清楚的问题。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中国文联及其各个团体会员单位，责无旁贷要承担起引领的责任。

2020，11,30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