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从我党领导下革命的整个历史来看，过分拔高1927年以前我党早期史，以及新文化运动这一党的“前史”的倾向，实际上，都是与这两段历史的真实份量不相称的，都难免于“喧宾夺主”之嫌。

　　今年，被年轻人“封神”的《觉醒年代》一剧，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现象。该剧有一个根本的缺点；当然，我们相信，这更是《觉醒年代》所集中表现，或引以为素材的那一段历史的根本缺点。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毛主席多次指出，自由不仅是对必然的认识，而且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一句话：“觉醒年代”历史的意义再伟大，也基本只限于“觉醒”，基本只限于“解释世界”“认识世界”层面，最多是给“改造世界”开了一个好头——而且，必须指出：想要比较全面地“解释世界”，还非得经过一个“改造世界”的艰苦过程不可。

　　在“觉醒年代”中，陈独秀、李大钊是毛泽东的先生，那个时候我们的毛教员还不是“教员”，是学员；因此，我们可以说，“觉醒年代”主要是陈、李的年代。而从后来的历史看，毛教员显然超过了他的老师们。这仅仅是由于他的个人特质，或说个人天才吗？不，显然不是。

　　我们必须认识到，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除了他个人的因素，归根到底是其时中国国内共产主义运动，即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水平不高”“程度不够”的体现；具体病症，则有先锋队组织尚不独立自主、专做群众运动不做军事运动、对农民运动问题重视不够等等。那只是革命的“行动年代”的早期；这个“行动年代”要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走毛教员领导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井冈山道路”。

　　显然，在“行动年代”，特别是在毛主席“扯旗上山”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才告别了早期的青涩，进入了它的深化、成熟，同时也是真正大规模展开的阶段。毛泽东“行动年代”历史的气势恢宏，是陈李“觉醒年代”以及紧随其后的“行动年代”早期的历史所不能比的！

　　从我党领导下革命的整个历史来看，过分拔高1927年以前我党早期史，以及新文化运动这一党的“前史”的倾向，实际上，都是与这两段历史的真实份量不相称的，都难免于“喧宾夺主”之嫌。

　　由于所展现历史的特殊性和局限性，以及艺术表现上的某些局限，《觉醒年代》一剧恐怕不可避免会在客观上对当代青年无产者产生某些误导。那股“知识分子”味儿，恐怕很能满足某些小资意识者对于“革命”这一艰苦过程的幻想。实际上，革命能够胜利，恰恰就是因为摆脱了那种“文化人”局限性，从北京、上海的小洋楼走到江西、陕北的大农村，真正走到了工农劳苦大众那里去，一步一个脚印开始改造社会的工作，把原本落后的农村改造成为革命的先进的前进基地——这，也正可谓是“从陈先生到毛教员”之历史转变的内涵。

　　因此，我们很难理解某些淡化或无视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机会主义错误，以及在大革命失败后最终堕落为毛主席口中“中国的孟什维克”这段不光彩历史的人，即那些硬吹陈的人，究竟是什么心态。

　　回望百年，我们今天更加有必要理解两点：一是毛主席作为伟大领袖和导师在国际共运史上的“久经考验性”，二是“毛泽东道路”横跨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这两大革命时期的“唯一正确性”。

　　在我们先锋队组织内部不可避免的、不断的、残酷的分化和斗争的历史过程中，只有他，在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虽有联系但也有着重大区别的革命时期，一直最坚定地站在最前列，从未落后！由此，他才成为我国和世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正所谓，“像毛主席这样经历过种种革命风暴，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始终和工农劳动群众心连心，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指导革命运动前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完全可以说，我们目前又在经历一个“觉醒年代”；当今“再觉醒年代”与百年前那个经典的“觉醒年代”遥遥相对，仿佛显示着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轮回。

　　对这个表面上的“历史轮回”起决定性作用的，乃是导师逝世以来现实社会日益资本主导化、资本压迫日益沉重的基本事实。在此，我们可以说现实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在各种类型资本势力的卖力表演面前，当代“打工人”特别是其先进分子，正在学会不上当，正在又一次选择社会主义——自然，是马列毛的科学社会主义，真社会主义。教员同志所指引的“继续革命”，正如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一样，是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要坚定不移沿着这样一条新路、大路、正路前进，而不被任何资本主义老路、小路、邪路所迷惑——这，正是当代“打工人”之“再觉醒”的真实意涵。毛泽东的旗帜，才是胜利的旗帜——这是我们从先锋队百年史中，所得出的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