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权按：曾几何时，我还手捧一本《平凡的世界》难以释怀，为自己也是一个平凡的人、也在经历着生活的苦难而深感慰藉，甚至为自己虽然是加班狗式的劳动但也能创造价值而把自己感动到哭。于是渐渐地，我也爱上了平凡，爱上了生活的苦难，爱上了干活加班……倘若现实以痛吻我，我暗示自己要回报以歌，因为《平凡的世界》告诉我，尽管现实很悲催，但我还有一颗不平凡的灵魂，它感天动地，能把平凡感动成伟大，把苦难感动成快乐，把给老板打工创造利润感动成给人类做贡献的幸福。
直到今天，当我在诚食讲座聆听了唐老师对《平凡的世界》的解读，才恍然大悟：没错，我是一个平凡的人，那只是因为我别无选择；我是在经历着生活的苦难，那只是因为我没法改变；我是很感动我的劳动能够创造价值，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给自己找到一个继续忍辱负重、苦逼工作的理由，而这个理由是那么美丽，它超越了物质能让我获得一时的精神满足。所以直到今天，我也才明白，《平凡的世界》只告诉了我世界的一面，那是一种和穷人追求真善美有关的价值观；但它没有告诉我抑或有意抹去了世界的另一面，那是一种类似于穷人越是追求真善美反而越穷的现实的惨淡。
然而可悲的是，有那么多像我一样的人，明明踩着血淋淋的现实，却一味想象着那并不存在的真善美，以此来麻醉自己。
不得不说，《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给我熬的一碗毒鸡汤！里面的毒药藏地很深，让我曾一度以为那毒药就是生活的解药。
讲者 | 唐利群，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女性文学、左翼文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方面的研究。
整理 | 大鹏 宇轩 瑞秋 童话
一、路遥其人
路遥（原名王卫国）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他1949年出生，可谓与共和国同龄，1992年因肝病去世。在他短暂的42年生命里，有27年是在毛泽东时代度过的，所以不管怎么说，也不管你愿不愿意提及，或怎样提及，这个时代都在他的生命里打上了很深的烙印。
二是他成为一个专业作家、获得全国性的声名是在新时期，即1980年代。所以，无论所谓的新锐创作界、批评界如何评价他是“非典型”的1980年代的作家，他体现出来的仍然是1980年代，即改革开放年代典型的精神特征。
三是他是陕北人，写的也多是陕北的事。而陕北是什么地方？中国革命的发源地，老革命根据地，写陕北就容易带有一点写“中国”的象征意义。不过，路遥的主要作品，尤其是《平凡的世界》，非常明显的意图是要写一部关于改革的史诗，我甚至觉得作者是带有一点超前性地写了一部多年以后国家领导人在新世纪的文艺座谈会上所召唤的、一定要“讲好”的“中国故事”。
仅仅从这几点来看，路遥及其作品的张力还是很大的，当然需要厘清的地方也很多。下面我们就稍微扩展了说说。
一般人对毛泽东时代的路遥知之甚少，提到比较多的是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穷，七岁时过继给了境况稍好的伯父当继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受过很多苦。现在一提毛时代，仿佛只有穷和苦，这个已经成了回忆的惯性，但是这种叙述方式会遮蔽掉很多东西。以路遥为例，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念书和劳动自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以1949年前全国的文盲率高达85%到90%的情况来说，解放前像路遥这样的孩子成为文盲的几率是很大的，而到了毛时代，路遥不但念完了大队的小学，也上完延川中学的初中，1973年还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上了延安大学中文系。路遥这一路求学的经历，清晰地展现了毛时代教育资源向农村和广大工农兵倾斜的特征，但这一点后来就不会被说了，说的话也是反着说。因此，当我们在看毛时代资料的时候，有时确实需要“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路遥和“文革”的关系。1966年路遥参加了中专考试，被陕西石油化工学校录取。但就在这一年赶上“文革”爆发，很多学校都停止招生，所以他又回到延川中学参加红卫兵运动。因为“文革”已经被彻底否定，所以这一段经历路遥自己讳莫如深，研究者的研究也不充分，大致说来路遥属于非常关心政治、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的人，他的组织能力出众，写东西也很有文采，所以运动开始以后，他先是跟着延川中学的红卫兵徒步到北京串联，还赶上毛主席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后来又被推举为延川中学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的军长，跟别的红卫兵造反组织进行过武斗。
当时的红卫兵组织都声称自己是造反派，其实里面有“造反”和“保皇”的区别，按照派性来说，“红四野”这个组织属于“保皇派”，也就是保县委书记那一派的，我自己在看材料的时候对“红四野”的印象不是太好，比方说他们抢了人武部的机关枪，还抢劫过粮站、百货公司的财物等等。最糟糕的是在1968年武斗时双方各有死伤，这个成为后来路遥受到几次审查的原因，审查的结论还算不错，他跟人员的死亡没有关系。我们站在后来人的角度推测，这个审查结果跟他加入的是保皇派组织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遭到整肃的大多是造反派。
武斗结束后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路遥还担任了延川县“革委会”的副主任。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他又以返乡知青的名义回到家乡劳动，不久即担任当地小学的民办教师。因为在写作方面的才能，1970年路遥进入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从事文艺创作。一些比较欣赏他的朋友，还让他加入县城的创作组，编文艺小报，写诗歌小说。
讲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在路遥的经历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的创作并不是从198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其实不少新时期作家也都是这样的），他在“文革”期间就已经是很活跃的文艺工作者了。尤其是路遥的农民身份，在当时非常重视工农兵作为创作主体的文艺导向中，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可以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路遥和他的同道——延川县工农兵业余创作组在1970年共同编写出版过一个诗集《延安山花》，这个诗集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广为流传，甚至通过香港出版在国外发行，印数达到28.8万册；据一个日本的路遥研究者安本实回忆，1970年代他在日本能够看到的中国文学作品，一个是样板戏唱词，另一个就是《延安山花》诗集，从这里也可见革命老区对文艺的重视程度。
还有一个例子，延川县的创作组1972年自办《山花》文艺小报，活跃于其中的群众性业余文艺创作引起了《陕西日报》、《人民日报》的关注，他们分别在显著版面进行了报道，其中被点名表扬的只有一人，就是路遥，因为在创作骨干中只有他是真正的农民，很能够代表群众文艺创作的意义。我们可以看看当时《人民日报》的措辞，感受一下当年完全不同的文学评价标准：
陕西延川县刘家圪崂回乡知识青年王路遥，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亲眼看到广大贫下中农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劈山修渠，改土造田，深受鼓舞和感动。他一边积极参加集体劳动，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写出50多篇文艺作品，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的精神风貌。他写的诗歌《老汉走着就想跑》、《赛上柳》、《走进刘家峡》以及小说《优胜红旗》等，已在地方报纸和陕西省文艺刊物发表。
到路遥进入延安大学以后，还跟别的作者合写过长诗《红卫兵之歌》，赞颂毛主席指引下的红卫兵运动。
以上说的这些有点类似作家路遥的“前史”，它透露出一些耐人寻味的信息，比方说，一般人——包括作家本人在内——会比较强调那个时代对自己造成的苦难，或者撇清自己与那个时代的政治关系，路遥也从不把自己“文革”期间的创作收入文集。然而从路遥的成长经历来看，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在那个普及基础教育的年代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在那个大力倡导群众文艺的年代成为一个被鼓励的活跃的创作者，这都并不是负面的。可以想见，如果那个时代继续的话，路遥应该会在群众文艺方面大有可为，而后来的改革开放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不顺应潮流肯定会被淘汰，所以当然他的写作道路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76年路遥大学毕业，也是毛泽东时代结束之时。毕业后路遥进入西安《延河》杂志，成为一个正式编辑，后来又成为陕西作协的一名专业作家。1980年发表反思文革的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1982年发表使之获得很高声誉的小说《人生》。《人生》引起了很大反响和讨论，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转折时代人们对于新趋向的考量，主人公高加林出生农村而渴望进城，个人意识觉醒，在进城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各种曲折……小说发表后，很多读者觉得“高加林就是我”，这其实折射出社会政治的变迁已经使毛时代青年扎根农村的趋向难以为继，城乡差别、城乡矛盾变得日益突出。这也成为路遥在新时期以后最集中表现的对象，《平凡的世界》可谓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
二、《平凡的世界》其作
《平凡的世界》应该是一部为人熟知的当代作品。小说三部六卷、共100万字，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反映中国从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在时间上小说是用编年的方式，一年一年、甚至一个月一个月地写，并且与季节交替、二十四节气的轮换相对应；在空间上则从最小的双水村，到公社/乡镇一级的石圪节公社、米家镇，再到原西县城、黄原市以至于省城；时空纵横，规模宏大。路遥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从1983年就开始准备资料、回农村了解情况、下煤矿体验生活，1985年动笔，1988年完成。
这部表现中国城乡巨变的小说写出来以后，受到的冷遇和热评几经变化。小说传播和被接受的情形很值得分析。1986年第一部写成之后，发表遭遇尴尬，第一流的杂志不愿意接纳，最好的出版社也不想出这本书。这跟他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和《人生》获得的礼遇大相径庭。而来自学院的精英评论家也毫不隐讳地对《平凡的世界》进行了批评和否定，1986年曾经在北京开过一个研讨会，对小说几乎全部是否定评价，甚至有人说“不相信写出《人生》的路遥会创作出《平凡的世界》这么差的作品”，只有两个老批评家给出了肯定的态度。
而与学院派的冷漠态度相对照的是什么呢？是普通读者的强烈反响和广泛阅读。1988年这本书开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几乎每天到固定的时间点都有大量年轻人守在收音机旁边听《平凡的世界》。另一个惊人的表现是小说的出版数，截止到2015年发行量有300多万册（不包括大量盗版），当然现在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这么多年来，诸如“读者喜爱的书”、或者“认为什么书是经典的”这类阅读调查中，《平凡的世界》总是名列前茅，因而被冠以“现实主义畅销书”的名号。
《平凡的世界》的读者构成也很有意思，学院里的知识精英是不怎么看的，但那些有农村背景、去城里求学或打工、处境艰难的中下阶层则是主要受众；在《平凡的世界》的传播过程中，还出现过老师推荐给学生、父母推荐给孩子、哥哥姐姐推荐给弟弟妹妹、夫妻恋人之间互相推荐的感人方式。打动普通读者的往往是小说主人公面对的种种苦难和对苦难的超越精神，所以小说带有强烈的“励志”色彩。
当然，还值得注意的是官方主流对于这部作品的态度其实一直是肯定的。路遥的写作和体验生活得到过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1991年权威的官方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授予了《平凡的世界》；作品刚写完不久，1989年就被改编成14集电视连续剧，2015年又被改编为56集大型电视连续剧。近几年《平凡的世界》入选学校指定的中学生课外阅读书目，不少名牌大学的校长向大学生推荐《平凡的世界》。路遥在2018年还入选“改革开放40年先锋人物”。来自体制的肯定，与来自八、九十年代先锋创作界和批评界的冷落也相映成趣。
那么普通读者跟知识精英对这本书的不同反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1985年以后，或者说1980年代中后期以后，知识分子脱离现实的趋向越来越明显，在文学创作方面，现实主义被唱衰，现代主义新潮花样迭起，文学作品出现所谓“由实向虚”的转变，新锐作家悬空高蹈，新锐批评推波助澜，像《平凡的世界》这种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品被认为是十分落伍和过时的。
另外，知识分子的逐渐精英化也带来他们跟普通民众，尤其是跟工人、农民、农民工的生活距离越来越远，他们对八、九十年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形成基本无感，对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的问题非常有隔膜。现实中工农阶级的困境得不到表现，即使有写农村的，可能也是写写里面的儒道释文化，或者写一些神神叨叨的主观化的东西，乡村仿佛是作为异常的、荒诞的景观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凡的世界》表现出来的站在“平凡的普通人”的立场上写作的姿态就显得十分难得，它至少触及了被忽视的农村知识青年和农民的出路问题，引发了现实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情感上的共鸣，并为他们提供了一丝心灵的慰藉。
一直到了新世纪以后，学院派的某些批评者才重新发现了《平凡的世界》，开始反省文学对底层民众的忽视，开始重视路遥作品所保留的对土地和农民的深厚情感，开始分析《平凡的世界》中显现的互助、平等、劳动创造价值等等这些带有过去社会主义色彩的价值观的意义。路遥又仿佛成了抵抗时代主流、代表知识分子良知的“悲情英雄”。
但是不要忘了，就像我们在前面说到的，官方和体制对路遥及其作品其实一直是肯定和赞赏的，所谓的排斥和冷落并没有在这个层面上发生。在我看来，与其说路遥是一个1980年代的“非典型性”作家，或“非主流作家”、“边缘作家”，不如说路遥一直都在另一种“主流”当中，代表的也是新时期以来非常典型的价值观。我甚至认为《平凡的世界》描写的改革大时代的故事，从来没有溢出过官方意识形态的任何界限，它是亦步亦趋地呼应了改革意识形态的要求，并且为改革过程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供了比较好的、但仅仅是想象的解决方式。这可能正是他获得赞誉的原因之一。下面我们就对这些在一般的阅读中不容易觉察的方面进行一些分析。
三、故事以及叙述故事的方法
《平凡的世界》里讲了大量的故事，其实最主要的故事可以做如下概括：一个是改革的故事，改革是从农村集体经济向家庭承包责任制转变开始的，这个部分正是小说的叙事起点和动力，占的篇幅也非常大；然后就是奋斗的故事，是以孙家兄弟来呈现的，一个是哥哥孙少安发家致富的故事，另一个是弟弟孙少平进城的故事。
改革的故事要怎么讲？路遥的叙述方法跟新时期别的文学没有什么两样，就是首先用苦难叙事、饥饿叙事，展现“文革”极左政治的荒谬、农村集体化的错误。小说的开端选择了1975年而非1976年，那一年多的时间占了大半本书的篇幅，就是为了表现旧的社会主义时代危机重重，难以为继，进而为改革的势在必行找到合理性。
新时期文学写“文革”灾难的比比皆是，但路遥写的是农民在那个时代遭受的苦难，这个可比站在老干部或知识分子立场上批判和控诉的解构力量大多了。应该说，苦难叙事和饥饿叙事是有很强的感染力的：比方说，孙家的贫穷、双水村的贫穷以及陕北农村普遍的贫穷，路遥写得还是有点触目惊心的，像孙少平在县中上学吃不饱饭，为一天两个黑馍馍含羞忍辱；老祖母浑身是病也舍不得吃孙子买回来的止痛药，每次摸出药数一遍再放回去，多年以后这药片都被摸得黑黑的还没吃……类似这样的描写，我自己看小说的时候是快看出眼泪的；
再比如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两条路线斗争”给农村带来的无谓的纷扰和破坏，像双水村找不出一个阶级敌人来批判，只好抓脑子有毛病的田二充数；少平的姐夫王满银因贩卖几包老鼠药被劳教，给整个家庭带来巨大的惶恐和灾难；有的农民因为做点小生意、拿口粮在黑市上换点钱就被惩罚或劳教……类似这样的描写也的确让人心生那个年代太可怕了的感觉。
像《平凡的世界》这种现实主义小说，会给人一种写的就是真实事件的感觉，而从事物的表面现象上看，这种呈现也似乎吻合那个年代的一般情形，比方说当时物质比较匮乏，人们基本生活水平不高，也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情况等等。但是小说是否表现了本质的真实却是大可存疑的，因为同样的现象，因什么造成，与什么有关，其构成、指向、意味等等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以贫穷和饥饿为例，小说的归因就是——集体经济使得农民打下的粮食“兼顾”了国家和集体之后，到个人头上就没多少了，但是小说却完全不呈现粮食到国家和集体那里用来做什么了，也完全不呈现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合作化：为什么要组织互助组、合作社以至于人民公社？因为农村集体化是为了支援城市工业化；工业化的进步再“反哺农业”，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在极其薄弱的工农业基础上，经过26年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工业反哺农业也在1970年代开始进行。
然而这样的工农业关系和城乡故事在《平凡的世界》以及新时期文学中却是隐匿不见的，文学从此再也不表现这个，相反，短短26年的时间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发展速度被改写为大锅饭，效率低；为建立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而付出的民生代价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带来的贫穷……新时期文学为这样的“共识”能够深入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说，《平凡的世界》也可以称作是一部“主题先行”的现实主义小说，因为已经有了集体经济造成贫穷、饥饿、生产力低下的定论，然后现实材料的选择、剪裁和使用只是为了证明这一点而已。
小说中这样的情况真是太多了。仅举几个例子：
《平凡的世界》设计了一个“改革传声筒”式的人物田福军，属于把农村集体化的弊端看得最清楚，进而进行锐意改革的革新派，在视察了陕北最偏僻的村子、目睹了农民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惨况之后，1978年他在县委常委会上做了一个今昔对比的报告：
“一九五三年全县人均生产粮九百斤，而去年下降到六百斤，少了近三分之一。从五八年到七七年的二十年间，有十六个年头社员平均口粮都不足三百五十斤；去年仅有三百一十五斤……”他用这些数据来说明“我们是解放四十多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建国已经快三十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已经二十年了，我们不仅没有使农民富起来，反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如果单从这个报告来看，毛泽东时代的粮食产量不进反退，集体经济、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确实一点优越性也没有，然而这个报告却是极具选择性的，它既没有考虑建国以后三十年人口几乎翻倍的因素，也没有包含粮食单产与总量的情况。最能显示这个报告的意识形态性而非科学性的是它选择对比的年份，五二年是一个丰收年，而七七年是一个灾荒年，无论是选择七七年之前或之后的某一年对比，都得不出报告中的结论。而如果从全国的情况来看，整个毛泽东时代即使在人口大量增加的前提下，人均粮食产量也是上升很多的，像田福军报告中所说的人均产量大幅下降的情况则极为罕见。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路遥为了写作《平凡的世界》是下了很多功夫搜集资料的，他要使小说具有现实感，这跟很多当代作家如莫言、阎连科、刘震云、余华、毕飞宇等在否定批判毛时代时任由想象驰骋、想怎么虚构就怎么虚构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大量的资料搜集、认真的选择剪裁、有意的忽略遗漏却使得对现实的反映流于表面现象，而遮蔽了其本质的真实。这可能是更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件事。
再如小说对贫穷的感觉的写法也值得细究。大家要注意小说中的人物是如何“感知”贫穷的。小说一开始大量写到的不仅仅是孙少平窘迫的经济状况，而且是家境贫寒带给他的“屈辱感”，他极度自卑又极度自尊，非常敏感于他人对自己贫穷的看法。而且，这种对于贫穷、在小说中也就是对于农民的贫穷的认知，不只是孙少平独有的，而是包括他的父亲孙玉厚、他的哥哥孙少安、润叶的父亲田福堂等人都具有的一种普遍的“情感结构”。少安不敢接受润叶的爱情是因为自己是个“泥腿子”，家里光景“一烂包”；田福堂阻挠女儿的选择，是因为自己的女儿在城里工作，一个农民怎么高攀得上……
现在的读者看这些描写，会觉得一点问题也没有：农民就是一个低下的身份，贫穷就是烙在农民身上的耻辱印记嘛。但是用这样的方式书写或理解毛时代的农民，其实是把毛时代之前和之后的价值观挪移到了毛时代，实际上，那个时代农民的经济地位虽然不高，但是政治地位是很高的，出身地主、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家庭是属于剥削阶级，没什么好骄傲的，而工人农民是属于好的出身，没有什么好屈辱的。至于贫穷，因为工业化建设需要提取剩余，在民生方面水平都不高，而且比较平均主义，贫富差距并不大。
当然，并不是说毛时代26年就完全实现了社会主义承诺的平等，肯定也还存在着农民与公家人的差别，老百姓与干部的差别、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但是那个时代讲阶级斗争，一会儿让干部跟工人农民“三同”，一会儿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支援农村，所以这些差别是在逐渐缩小而非扩大的，即使现实中还没有完全消除基于经济地位、身份差别而带来的歧视，但这种歧视也受到了当时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极大抑制。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因为自己是农民，或因为自己贫穷而感到那么深的屈辱，这样的描写放在后来“有了物质才能被人尊重”的时代没有问题，但放在毛时代却是有点奇怪的。只能说作者为了告别那个时代而进行了夸大叙述，或者把告别那个时代以后“农民”再度成为一个贬义词的屈辱硬是生搬硬套地挪移到了那个时代。
类似的“挪移”还见于小说中一个被认为写得非常成功的事件——抢水事件。路遥当年写完这个故事后以《水的喜剧》为题单独发表过，是说1975年夏陕北大旱，东拉河上游的几个村把河拦了起来，使得下游的双水村无水浇地，怎么办呢？从普通社员到村干部孙玉亭、田福堂，既不跟那几个村协商，也不上报公社，做出的一致决定居然是趁着深夜、带着家伙偷偷把上游的坝给豁了，后来酿成大错，还死了人。
小说写这个当然是为了凸显“文革”体制的不合理，而这样的事件现在的读者看也没问题，农村嘛，为了争抢有限的资源，从古到今发生冲突、械斗甚至流血不是很常见吗？但是这也忽视了恰恰是毛时代的公有制和集体经济才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有效的克服和遏制：要求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服从于全局或大共同体的利益，最后达到对公共利益的保障。大家可以看看样板戏《龙江颂》，里面对有限的水资源是怎么进行处理的；现实当中可以看看红旗渠，是怎么超越了村庄各自的利益得以成功建成。反倒是在集体经济、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之后，基于村庄各自利益而发生的纠纷、斗殴才大幅增加。
《平凡的世界》所写的1975年，发生了那么严重的旱灾，孙玉亭、田福堂们首先考虑的应该是与别的村以及公社进行协商如何合理分享水源，但他们平时政治觉悟特别高、满口革命大道理，这时候却突然变傻，完全忘了可以这样做。作者自己可能都觉得这样写有违现实主义原则，所以设计了唯一明白可以这样做的角色孙少安，出远门不在场，事后才教育他们怎么不先跟公社商量。所以从作者有意设计的叙述可以看出来，抢水事件写的恰好不是毛时代的普遍或本质的现象。小说把失去集体制约后农村的突出现象进行了挪移，这样才能否定旧时代，开启新篇章。
四、叙述困境以及想像性的解决方式
借助于改革的“共识”和新时期文学的“成规”，加上路遥式的现实主义，《平凡的世界》解构了社会主义时代的集体经济，“文革”的冬天过去，改革的“春天”到来。与新时期文学中普遍存在的罗曼蒂克想象一样，小说描写了分田单干以后，农民马上都能吃饱、农村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不过路遥肯定没有这么浅薄，如果只是这么写也确实不那么现实主义，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让那个集体经济造成贫穷、分田单干才能致富的叙述原点遭遇挑战，因此，《平凡的世界》与新时期文学的浅薄之作的区别，就在于它对这些问题有所表现和回应。
在孙少安发家致富的故事中，分田单干原本是很重要的戏份，小说为之以安徽小岗村为原型，虚构了孙少安带领社员、草拟分田合同的情节。然而当分田单干真的成为现实之后，致富的道路却发生了转移，孙少安挣到的第一笔钱，是给人家拉砖，后来是开砖窑，然后是开砖瓦厂，以及承包乡里面临倒闭的大砖瓦厂，生意越做越红火……孙少安这一路下来，靠的并不是种田，村里别的强人和能人，致富的方式也都不是依靠农业，而是副业，比如田海民夫妻是养鱼，金光亮是养蜂，马来花是卖茶饭……
跟这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发了家的人相比，真正种田的农民却顶多只能维持温饱，小说直接就写道：“只靠在石圪节上去卖一点粮食、土豆、旱烟叶，或靠一年出售一头老婆喂养的肥猪，就想把光景日月过好，那实在是妄想！这一点收入，通常连化肥都买不回来！”尤其是劳动力比较弱的家庭，会直接陷入困境，像田四田五因为年龄大，无依靠，分田单干以后生活几乎过不下去，用小说里老作家黑白的话来说就是：“完全是一派旧社会的景象嘛！集体连个影子也不见了。大家各顾各的光景，谁也不管谁的死活。过去一些不务正业的人在发财，而有的困难户却没有集体的关怀，日子很难过下去。农村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两级分化，队干部中的积极分子也都埋头发家致富去了；我们在农村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结果不费吹灰之力就荡然无存……”
小说在写改革展开的过程时，其实已经自我瓦解了所谓单干致富的神话。从集体化到分田单干，实际上是回到小农生产、个体生产的道路上，中国历史上千百年来都是小农生产、小农经济，也没见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为什么新时期一分田单干就提高生产力了？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改革开放之后大家觉得能吃饱了，也是因为拥有之前毛泽东时代集体化生产的积累，如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大修水利、培育良种、化肥农药的生产、为“备战、备荒”粮库里储存了三年的粮食……如果说毛时代的高积累是种桃子，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就是摘桃子。只不过由于社会政治的变迁，这一点完全不被承认。路遥在小说中也不承认，但因为他无法回避集体经济解体之后出现的问题，所以《平凡的世界》比别的小说更多地绽露了发家致富神话的难以为继。
小说中还写到农村实行以户为单位的生产责任制后，水利和灌溉设施破坏得很严重；村里的中学垮掉；党的基层组织涣散；个人至上对乡村伦理的冲击；对金钱的追逐使人堕落、犯罪；封建迷信迅速复辟……但这些往往是一笔带过，小说表现得比较充分的，还是贫富两极的迅速分化。1960年代毛主席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对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时说过一条：公有制一变，“两极分化快得很”，不幸而言中。
在《平凡的世界》欢呼了集体经济的末路以后，马上面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困境，要怎样把这春天的故事讲述下去呢？路遥形成了很坚定的改良主义的思路。小说借田福军之口说明这些改革的阵痛都是难免的，重要的是看利和弊孰大孰小；然后赋予了孙少安乡村贤人的职责，让他扩大再生产，把田四、田五以及双水村生存艰难的人都放在自己的砖瓦厂里做工，以使面临分崩离析的乡村共同体得以重新聚合。这十分吻合“先富带后富”的倡导，然而却不过是个想像性的解决方式。一则在现实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先富们把财富放到某个岛上以避税，没怎么带后富；二则是小说自身相不相信这一点都成问题，小说结尾设计的是少安妻子秀莲因为肺癌倒在丈夫捐助的学校的庆典上，其中的意味不难理解。
而在对另一个奋斗故事孙少平进城的描写中，路遥所面临的叙述困境也不少。孙少平这个形象跟哥哥有所不同，他不完全是农民，而应该说是农村知识青年的代表。他中学以前的教育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完成，但是他完全有一种去政治化、去阶级化的能力，比方说他读过很多书，而且大多都是革命年代的小说，包括《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克思传》、《斯大林传》之类，但是这些阅读对于孙少平而言，可以完全过滤掉其革命性的内容，而只剩下伟大、成功的人物对个人意志的磨练、对苦难的忍受和超越。他所获得的知识让他在精神上脱离了双水村狭窄的天地，渴望着进入城市、进入一个“大世界”去改变命运，从而“挣脱和超越他出生的阶层”。
应该说，路遥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是跟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一脉相承的，即当集体化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毛时代号召知识青年建设农村的理想在新时期也就逐渐失效，城市再度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目的地，哪里更适合个人的发展，更有可能实现个人的幸福，就往哪里流动。这种关于个人自由的观念成为新时期以后越来越强的意识形态，《平凡的世界》写孙少平一定不留在农村，一定要进城，原本也是按照他的个人意识觉醒，要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来写的。
然而接下来就有转折，少平一到黄原市就遭遇了震惊体验：他虽然来到了这个城市，但能够进入的只是东关大桥的劳动力市场，那些跟他一样从农村来城市谋生的人，在这个地方争先恐后地要把自己的力气“卖”出去，而那些来挑选劳动力的包工头，“就像买牲畜一样打量着周围的一圈人，并且还在人身上捏捏揣揣，看身体歪好然后才挑选几个人带走”。小说写到这里其实也自我瓦解了个人奋斗的神话，那么多农民进城揽活打工，与其说是为了追求个人自由，不如说是因为分田单干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而他们进入城市以后，除了出卖廉价劳动力的自由之外一无所有。这是孙少平面临的生存困境，也是路遥所面对的叙述的困境。
《平凡的世界》为走出困境采取的叙事策略就是：用类似社会主义的价值去弥合市场化的现实所绽开的各种裂隙和漏洞。所以我们才看到“劳动创造价值”在小说中被表现得无以复加，这一在社会主义时代与劳动人民改天换地的力量联系在一起的观念，在小说中却成为孙少平忍受当牛做马的雇佣劳动的屈辱，迎接高强度体力劳动挑战的精神支柱。
这种对接无论如何是有点奇怪的，好像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被用作增加资本主义的利润，而劳动者本身还要为自己实现了对苦难的超越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1980年代的路遥可能觉得这样写下去也有点过分，所以他最终让孙少平选择的是逃离雇佣劳动，进入大亚湾国营煤矿做了一名工人，而且在这一份重体力的、需要冒着生命危险的工作中找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
《平凡的世界》让孙少平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成为一个坚定的主体，他并没有像自己喜爱的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那样，成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野心勃勃的资产者，甚至也跟《人生》中的高加林更愿意谋求一份知识分子的职业有所不同。在孙少平身上，“个人主义”份额减少，利他主义色彩增多，互助、平等意识再现，自我抉择与社会共同体的联系加强，“走向大世界”的个人奋斗变成平凡的人在劳动中实现价值。
小说写到最后很容易让人觉得这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回归，甚至有人认为孙少安、孙少平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对此我的看法有所不同。一是小说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生产方式和阶级政治从头到尾都是解构的，而且还认为这些方面做得还不够，比方说写到城市时小说借人物之口继续表达“现在农村的铁饭碗打破了，什么时候把城市的铁饭碗也打破就好了！”小说在这方面的叙述立场是确凿无疑的，但是，小说又希望对社会主义的文化和价值观进行重新整合并有所保留，这就带来了矛盾、含混、错位和分裂。
二是这些去革命化、去阶级化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为了给改革以后市场化出现的问题提供想像性解决方案的，你可以把它视为改良主义，或者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等等，总而言之，作者是在想象一种“善好的资本主义”的情景。这个从孙家兄弟的故事最后合二为一可以看得很清楚：孙少安发家之后曾经不知道怎么使用剩余的钱，一度跟着另一个“冒尖户”胡永合投资电视台拍电视剧，当他跟弟弟见面说起此事时，孙少平劝说哥哥不要用钱买虚名，而要用钱为双水村做点实事，他给出的榜样其实就是想象中的西方富人：“钱来自社会，到一定的时候，就有必要将一部分再给予社会，哪怕是无偿地奉献给社会；有些西方的大富翁都具有这种认识……在外国，有些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的子女拒绝接受父母的遗产，而靠自己的劳动来度过一生。”
这应该是1980年代如《读者文摘》一类的刊物塑造起来的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美好想象，作者用来作为孙家兄弟规划人生的指南。孙少安也确实接受了弟弟的建议，放弃投资电视剧，而把钱用于建造已经破败不堪的双水村小学，获得了来自从政府官员到普通村民的众口赞誉。
可以说，《平凡的世界》对于改革进程中的奋斗故事，虽然讲述的时候不断遇到困难和挑战，有时候甚至左支右绌，难以说圆，但是，小说仍然提供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些解决方式，与想像性的“善好的资本主义”相关，与即将登场的“乡贤”、“乡绅”相关，与儒家道德以及乡村伦理相关……只是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相距甚远。
五、问答环节
问题一：请唐老师谈谈路遥和反思文革的那些伤痕文学之间的关系。
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放在伤痕文学或者反思文学里都是可以的，像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都是揭露“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种种伤害。《惊心动魄的一幕》对“文革”造反的批判是很强烈的，里面写到的造反派绝大多数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去整人、伤人，还打着革命的旗帜。只有一个年轻的造反青年周小全有些不一样，小说把他写成一个其实是受“极左”思潮蛊惑的人，那他的心灵当然也是留下了伤痕的。
不过，《平凡的世界》跟一般的伤痕文学不大一样的地方是，它不是那种哭哭啼啼、诉苦的方式，而是带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悲壮的色彩。因为里面主要写的是被打倒了的县委书记，一个非常正面、特别深沉、有担当、有责任心的老干部，宁可自投罗网被打死，也要避免派性斗争伤害到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是小说的特点。另外它对“文革”派性斗争的某些表现也比同时期的小说要复杂一些。
关于伤痕文学，建议大家还可以看宇宏写的一篇文章叫《“伤痕文学”不是社会主义文学思潮》，里面有很多新史料，“伤痕文学”这个命名并不来自中国人，而是美国媒体总结出来的概念，这也是我们完全认同冷战那一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的开端。时至今日，很有必要把过去的很多思潮、现象放在一个长时段和大视野当中进行重新考察和思考。
问题二：《平凡的世界》里的大亚湾是少平最后的归宿，请问这个是不是也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的一种妥协？
这个其实是特别值得探究的地方。是不是妥协要看你是依据什么价值标准来评价，比方说孙少平最初是在打零工、被雇佣的劳动中看不到任何前途的情况下，想方设法进了煤矿，那按照受压迫就要反抗的价值标准，他却一点儿也没有反抗自己被雇佣的现实，也没有对千千万万跟他一样的揽工汉做点什么，当然算妥协。
但是，孙少平进的大亚湾是一个国营煤矿，与1990年代以后部分煤矿被私有化，每一块煤都是带血的那个情况还不太一样。你看孙少平在煤矿因为不怕脏、不怕累拿到的报酬是很高的，待遇是不错的，煤矿的领导与工人、师傅与徒弟之间还保留着某些互助、友爱的关系，所以路遥写孙少平进煤矿和最终愿意留在煤矿，带有对于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的某种回眸和留恋，是有这么一些意味的。从这个角度说，算不上对现实的妥协。
而结合孙少平所处的时代来看，利己主义渐成潮流，周围人都在忙于发家致富，追逐金钱，为个人或小家庭打算，他却坚信普通劳动者也有尊严，而且还有精神追求，这简直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不但不是对现实的妥协，简直是对现实的超越嘛。你看他本来有可资利用的资源，如他的恋人，还有他妹妹的恋人，家里都是高官，如果要依靠这样的一些关系的话，是很容易实现阶层跃升的，但他能够拒绝那些诱惑，拒绝那些帮助，而要成为一个自主的人，一个独立的人；同时他又能突破自身的狭隘，有更大的关怀，比方说他希望继续深造，能够对中国煤矿开采技术有所贡献；他拒绝了年轻美丽的姑娘的求爱，而回到煤矿与孤儿寡母待在一起等等，这些都不能视为是妥协吧。
不过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路遥给孙少平赋予的这些品质其实带有某种虚妄性，因为任何文化和价值观都无法脱离开产生它的政治经济土壤，不可能一边欢呼私有化，一边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还总是高高飘扬。就像孙少平如果是在1990年代以后私有化的煤矿里，还能不能保留其理想性，还真不好说。
问题三：路遥在写《人生》的时候还带有一定的批判性，批判高加林那种鄙视农村的想法，然后到《平凡的世界》表现的就是那种个人主义的、向往城市生活更明显一些。这样是不是说明路遥到《平凡的世界》思想倒退了？
那倒谈不上倒退。路遥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城市认同与农村认同之间一直是有矛盾的。在《人生》中表现为一方面认为高加林不想如父辈一样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是合理的追求，另一方面又觉得生你养你的土地和人民，想背叛就背叛你还有没有良心？所以在《人生》里面，路遥最后给高加林设计的是被迫回到乡土而且有所悔悟。但是很多评论者都说，高加林还是会再次离开的，不会安于土地的。的确是有这样的矛盾。
而《平凡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生》的展开。有研究者说路遥是把高加林一分为二，变成孙少安留在农村，孙少平走向城市，我觉得有道理。而且，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想通过观念的力量进一步弥合城乡之间的鸿沟，比方说他把在农村的孙家写得特别和睦，特别温暖，值得留恋，孙少平虽然去了城市，连户口都迁走了，但他还常常回来，而且回来他也没有看不起农村，还是认同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孙少平也不鄙视体力劳动，不像高加林一定要从事文化人的工作，在孙少平这里，知识文化与体力劳动是平等的，中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
所以在这方面我不觉得《平凡的世界》是一个倒退。路遥的问题不在这里，路遥的问题在于如果仅仅依靠观念的力量，是否能够填平城乡之间的差距？其实贫穷落后的农村、艰巨繁重的体力劳动……都是要改变的对象，而不是要认同的对象；而要改变这个，需要依靠的恰好是农村集体经济，当年集体化的进程已经到了物质的力量在逐渐改变农村形态的阶段，如在1970年代后期公社、生产队办的企业开始大量出现，非常多的农民变成了农民工人；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在同期逐渐形成了不仅包括下乡而且包括回城的有效方式，应该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景、城乡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完全是有可能实现的。只不过这一进程被打断之后，又走了一遍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沦为雇佣工人的道路。归根到底，今天涉及的仍然是采用什么方式完成现代化的问题，所以，与之相关的选择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讨论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