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一个时代文化的标志。

 

那是一个用美西方的审美和价值观，讲述传统东方故事的时代，那是整个社会都陷入了文化上自我否定，活在了别人思维模式中的时代。

 

主旋律就是《河殇》，《丑陋的中国人》就是自我鉴定，而莫言的《丰乳肥臀》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巅峰。那时的中国文化界，在对美西方极度崇拜、极度自卑后彻底完成了身心的皈依，在文化上寻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主宰。

 

“汉儿皆作胡人语，却向城头骂汉人”。那是一个西方的月亮是圆的，西方的空气是甜的，除了美国的道路我们无路可走的时代。那个时候贬低中国人就是政治正确，就是“睁眼看世界”，就是时代风尚，就是中国好声音。

 

那是一个中国文化严重内分泌紊乱的时代，那是一个西方现代劣质文化和中国传统糟粕文化疯狂交媾的时代。我们几十年来看到的文学和影视产品，绝大多数都是那个时代的滥觞。

 

那个时代“弄潮儿向涛头立”的不仅仅有莫言，还有他身后数不过来的知名人士。他们站在聚光灯下，掌握着扩音器和麦克风。当他们集体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惭形秽时，自信和自尊也就成了奢侈品。

 

不想多提外部对中国的渗透和侵略，西方文化的本质就是征服，但是兴高采烈欢天喜地拥抱歌颂这种征服的，在人类历史上却十分罕见。

 

当我们把美西方作为文化上的宗主国，当我们承认他们的文化百分百垄断了正当性的时候，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便荡然无存，自然而然地成了别人的文化奴隶，成了精神和文化的亡国者。这是美西方对中国最有耐心的一次文化“投毒”，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遭受的最大一次文化劫掠。

 

 

莫言获奖后的喧嚣告诉我们一个现实。在那个时候，对中国人的评价，中国人的好坏，只有外国人说了才算数。从诺奖的“颁奖词”和莫言的获奖感言，以及整个文化界传媒界朝圣般的欢呼声中，几乎可以看到一个民族文化上被征服的全部特征。

 

“有关部门”盛赞莫言在文化输出方面的贡献， 却没有意识到他们赞扬的恰恰是文化输入的成果。可谓是南辕北辙，以辱为荣，不知所谓。

 

我不知道西方为什么把诺奖颁发给莫言，但是我知道莫言笔下的中国是符合美西方需要的中国，尽管这不是真实的中国。

 

我知道在摧毁中国人的自尊心和道德感，最终在思想上控制奴化中国人这一事业上面，在美西方的眼中，莫言堪称完美。他们颁奖给莫言，可谓慧眼识人。

 

美国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原子弹，也不是高科技，而是他们在世界上拥有无数个莫言。这种文化霸权相较于武力的投入，不但成本很低，效果却常常出人意外。

 

在全盘西化的道路上，跑得最快的就是中国文化。中国的莫言们从来都没有理想人格的内在压力，更没有背叛的痛苦，他们已经习惯了在文化自虐中寻找快感。

 

许纪霖说过，“莫言式的生存智慧，不幸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莫言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站立着几乎全部的中国文化精英。你要想把这些人一个不落的全部记下来，恐怕就是把百度搜到李彦宏的姥姥家也很难做到。

 

莫言笔下的中国，和方方的《软埋》，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一样，都是站在了中国几千年私有制的一边。他们翻来覆去的不过是要颠覆穷人造反的历史，用文学形象论证造反的邪恶，证明“人民建国”的先天不足。

 

要寻找真相，必须要有最起码的真诚。人们对莫言们的质疑不是因为他们写出了真相，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接近真相。他们把旧社会的灰色滤镜放到了新中国的身上，却无法蒙上亲历者们的眼睛。

 

在莫言等人的笔下，中国人除了贪婪，扭曲，阴暗之外，寻找不到任何令人兴奋的性格特征。在他们那里，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就是中国人的标配。除此之外，中国人不配拥有任何文化权力。

 

他们写了那么多的文字，只不过是《河殇》的文学注解，证明中华文明作为一种落后过时，行将死亡的古旧文明，已经根本没有前途。

 

他们常常把思想解放作为自己的护身符。可是看遍了他们所有的作品，除了解放了男人和女人的裤腰带，不知道他们还解放了什么。他们一边高喊思想解放，一边不知不觉地抛出精神枷锁，让老百姓认可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低劣的人类。

 

2018年一位贫困女子因为写“小黄文”被判刑十年零6个月。而中国的两位“黄文大师”莫言和贾平凹却在中国作协副主席的位置上睥睨天下。这颇有些“狼吃看不见，狗吃撵出屎来”的丛林味道。

 

如果这位贫困女子是作协成员的话，她会不会被冠以文学先锋；如果她走莫言，贾平凹的路子，会不会有冲刺诺奖的可能。都是写裸体偷情乱伦滥交，都是变态的性爱，都是突破人性道德的底线，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一个民族最后的堕落。当作家成为文化流氓的那一刻起，社会的精神结构就已经千疮百孔。

 

作协是社会主义的特有产物，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机构，更应该是一个精神上的加油站，是哺育善良、同情、良知、爱的孵化器。过去我们常常将他们称为人民作家。当这些人民用血汗供养的人以丑化人民为己任的时候，扭曲的不仅仅是文学。

 

文化是一种公共产品，维护公共利益是它的先天责任。一副丑陋的面孔足以熏黑整片天空。莫言们熏黑的不仅仅是天空，还有中国人的道德文化以及整个精神世界。

 

值得庆幸的是莫言的那个时代过去了。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高昱说过一句话，“站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敢僭越的说一句，过去30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他确实有些僭越，但是深度契合了莫言那个群体黯淡的心情。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民智开启，价值与尊严觉醒的今天，传教士们的话语权和道德形象碎了一地，神话正在变成笑话。在人民的终极审判面前，很多人正在悄悄地藏起心里的那条美国辫子。

 

争议中的莫言，背后是撕裂了的中国文化。莫言让我们看到了“文化赤字”有多少，看到了“文化逆差”有多大。莫言今天被翻腾出来，根本原因是人们希望把被颠覆的东西纠正过来。

 

莫言这一舆情事件是精英堕落后的秩序危机，是人们朴素社会态度一次富有张力的爆发。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毫无疑义的社会问题，是人民争夺文化主权的大是大非问题。

 

没有统一的价值观，也就没有统一的文化。现在中国的文化已经远远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是必须面对的文化现实。只有把“河觞文化”踩在脚下，弥合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惊人的分裂，中国才能踏入新世界。

 

大国崛起，不但要有经济准备、军事准备，更要有文化准备。当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走到了世界前沿的时候，我们的文化还停留在对西方跪舔膜拜的过去，这就使我们失去了支撑自己的精神结构。

 

复兴一个民族的精神比复兴物质更重要，文化问题才是一个民族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要反躬自省，我们为什么会丢掉了价值判断权，我们为什么总是打不赢舆论战，一个骄傲了5000年的文明，为什么会沦落至此。

 

这不是莫言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

 

 

一个强盛的民族，必须要有符合自己性格特征的文化。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是时候重新评估我们的传统，认真审视我们的文化，重建我们的精神和意志。“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让中国人在精神上真正站立起来。

 

风云激荡的100年转瞬即逝，新中国已经白了少年头。莫言和他的同伴们已经成为了过去，建构社会主义具有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依靠的只能是无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化的无产阶级。

 

 

莫言是一个时代文化的标志。

 

那是一个用美西方的审美和价值观，讲述传统东方故事的时代，那是整个社会都陷入了文化上自我否定，活在了别人思维模式中的时代。

 

主旋律就是《河殇》，《丑陋的中国人》就是自我鉴定，而莫言的《丰乳肥臀》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巅峰。那时的中国文化界，在对美西方极度崇拜、极度自卑后彻底完成了身心的皈依，在文化上寻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主宰。

 

“汉儿皆作胡人语，却向城头骂汉人”。那是一个西方的月亮是圆的，西方的空气是甜的，除了美国的道路我们无路可走的时代。那个时候贬低中国人就是政治正确，就是“睁眼看世界”，就是时代风尚，就是中国好声音。

 

那是一个中国文化严重内分泌紊乱的时代，那是一个西方现代劣质文化和中国传统糟粕文化疯狂交媾的时代。我们几十年来看到的文学和影视产品，绝大多数都是那个时代的滥觞。

 

那个时代“弄潮儿向涛头立”的不仅仅有莫言，还有他身后数不过来的知名人士。他们站在聚光灯下，掌握着扩音器和麦克风。当他们集体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惭形秽时，自信和自尊也就成了奢侈品。

 

不想多提外部对中国的渗透和侵略，西方文化的本质就是征服，但是兴高采烈欢天喜地拥抱歌颂这种征服的，在人类历史上却十分罕见。

 

当我们把美西方作为文化上的宗主国，当我们承认他们的文化百分百垄断了正当性的时候，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便荡然无存，自然而然地成了别人的文化奴隶，成了精神和文化的亡国者。这是美西方对中国最有耐心的一次文化“投毒”，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遭受的最大一次文化劫掠。

 

 

莫言获奖后的喧嚣告诉我们一个现实。在那个时候，对中国人的评价，中国人的好坏，只有外国人说了才算数。从诺奖的“颁奖词”和莫言的获奖感言，以及整个文化界传媒界朝圣般的欢呼声中，几乎可以看到一个民族文化上被征服的全部特征。

 

“有关部门”盛赞莫言在文化输出方面的贡献， 却没有意识到他们赞扬的恰恰是文化输入的成果。可谓是南辕北辙，以辱为荣，不知所谓。

 

我不知道西方为什么把诺奖颁发给莫言，但是我知道莫言笔下的中国是符合美西方需要的中国，尽管这不是真实的中国。

 

我知道在摧毁中国人的自尊心和道德感，最终在思想上控制奴化中国人这一事业上面，在美西方的眼中，莫言堪称完美。他们颁奖给莫言，可谓慧眼识人。

 

美国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原子弹，也不是高科技，而是他们在世界上拥有无数个莫言。这种文化霸权相较于武力的投入，不但成本很低，效果却常常出人意外。

 

在全盘西化的道路上，跑得最快的就是中国文化。中国的莫言们从来都没有理想人格的内在压力，更没有背叛的痛苦，他们已经习惯了在文化自虐中寻找快感。

 

许纪霖说过，“莫言式的生存智慧，不幸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莫言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站立着几乎全部的中国文化精英。你要想把这些人一个不落的全部记下来，恐怕就是把百度搜到李彦宏的姥姥家也很难做到。

 

莫言笔下的中国，和方方的《软埋》，张爱玲的《秧歌》《赤地之恋》一样，都是站在了中国几千年私有制的一边。他们翻来覆去的不过是要颠覆穷人造反的历史，用文学形象论证造反的邪恶，证明“人民建国”的先天不足。

 

要寻找真相，必须要有最起码的真诚。人们对莫言们的质疑不是因为他们写出了真相，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接近真相。他们把旧社会的灰色滤镜放到了新中国的身上，却无法蒙上亲历者们的眼睛。

 

在莫言等人的笔下，中国人除了贪婪，扭曲，阴暗之外，寻找不到任何令人兴奋的性格特征。在他们那里，耻感文化和罪感文化就是中国人的标配。除此之外，中国人不配拥有任何文化权力。

 

他们写了那么多的文字，只不过是《河殇》的文学注解，证明中华文明作为一种落后过时，行将死亡的古旧文明，已经根本没有前途。

 

他们常常把思想解放作为自己的护身符。可是看遍了他们所有的作品，除了解放了男人和女人的裤腰带，不知道他们还解放了什么。他们一边高喊思想解放，一边不知不觉地抛出精神枷锁，让老百姓认可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低劣的人类。

 

2018年一位贫困女子因为写“小黄文”被判刑十年零6个月。而中国的两位“黄文大师”莫言和贾平凹却在中国作协副主席的位置上睥睨天下。这颇有些“狼吃看不见，狗吃撵出屎来”的丛林味道。

 

如果这位贫困女子是作协成员的话，她会不会被冠以文学先锋；如果她走莫言，贾平凹的路子，会不会有冲刺诺奖的可能。都是写裸体偷情乱伦滥交，都是变态的性爱，都是突破人性道德的底线，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一个民族最后的堕落。当作家成为文化流氓的那一刻起，社会的精神结构就已经千疮百孔。

 

作协是社会主义的特有产物，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机构，更应该是一个精神上的加油站，是哺育善良、同情、良知、爱的孵化器。过去我们常常将他们称为人民作家。当这些人民用血汗供养的人以丑化人民为己任的时候，扭曲的不仅仅是文学。

 

文化是一种公共产品，维护公共利益是它的先天责任。一副丑陋的面孔足以熏黑整片天空。莫言们熏黑的不仅仅是天空，还有中国人的道德文化以及整个精神世界。

 

值得庆幸的是莫言的那个时代过去了。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高昱说过一句话，“站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敢僭越的说一句，过去30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他确实有些僭越，但是深度契合了莫言那个群体黯淡的心情。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民智开启，价值与尊严觉醒的今天，传教士们的话语权和道德形象碎了一地，神话正在变成笑话。在人民的终极审判面前，很多人正在悄悄地藏起心里的那条美国辫子。

 

争议中的莫言，背后是撕裂了的中国文化。莫言让我们看到了“文化赤字”有多少，看到了“文化逆差”有多大。莫言今天被翻腾出来，根本原因是人们希望把被颠覆的东西纠正过来。

 

莫言这一舆情事件是精英堕落后的秩序危机，是人们朴素社会态度一次富有张力的爆发。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毫无疑义的社会问题，是人民争夺文化主权的大是大非问题。

 

没有统一的价值观，也就没有统一的文化。现在中国的文化已经远远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是必须面对的文化现实。只有把“河觞文化”踩在脚下，弥合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惊人的分裂，中国才能踏入新世界。

 

大国崛起，不但要有经济准备、军事准备，更要有文化准备。当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走到了世界前沿的时候，我们的文化还停留在对西方跪舔膜拜的过去，这就使我们失去了支撑自己的精神结构。

 

复兴一个民族的精神比复兴物质更重要，文化问题才是一个民族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要反躬自省，我们为什么会丢掉了价值判断权，我们为什么总是打不赢舆论战，一个骄傲了5000年的文明，为什么会沦落至此。

 

这不是莫言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

 

 

一个强盛的民族，必须要有符合自己性格特征的文化。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是时候重新评估我们的传统，认真审视我们的文化，重建我们的精神和意志。“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让中国人在精神上真正站立起来。

 

风云激荡的100年转瞬即逝，新中国已经白了少年头。莫言和他的同伴们已经成为了过去，建构社会主义具有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依靠的只能是无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化的无产阶级。

 

这支队伍正在凝聚，鼓声已经敲响；在“柳教主”、“毒教材”、“诺奖”这些祭品的焚烧中，新文明和新文化的旗帜正在缓缓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