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我国1958年和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造成了严重后果。许多论著都认为造成这些错误的主要责任人是毛泽东主席。

在关于这一期间的研究中，1958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要想正确研究和评价1958年和三年困难时期的毛主席，就必须对毛主席在1958年的许多重要历史史料有准确的描述和理解。但是现在在许多论著中，对毛主席1958年许多重要史料的描述和解释方面都存在着许多不准确、不正确，错误、歪曲的情况。

我们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查证、分析和研究工作。现在我们把研究的情况写成《关于毛主席1958年若干重要史料的辨析》的系列文章。希望通过这方面的工作，能够有助于还原当时的历史真相，肃清这一领域中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正确评价这一期间的毛主席，还毛主席以公正！

今天的这一篇是这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1958年12月，毛主席为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三国志·张鲁传》写了长篇批语【1】。

长期以来，许多文章都对这个批语做了完全错误的解读，这些解读完全歪曲了毛主席的观点，把莫须有的错误强加到毛主席身上，也歪曲了当时的历史，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本文后面所附录的一篇文章，就是这类文章中的一篇。

为了正确理解毛主席所写的《关于印发〈张鲁传〉所写的批语》的真实意义，我们必须对毛主席写这个批语的背景做一个简要的叙述。

下面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梳理毛主席写这个批语之前的历史脉络：

（1）毛主席1960年在著名的《十年总结》中说：（1958）“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2】

这里的“乱子”指的就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以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共产风”）下的许多错误做法。

按照毛主席的这里的说法，北戴河会议（1958年8月30日结束）以后，人民公社运动中“乱子出得不少”。关于产生的这些“乱子”的情况和原因，我们将在另外的文章中详细加以叙述。

（2）1958年10月26日下午，毛主席同吴冷西和田家英谈话。根据吴冷西的回忆，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说，“北戴河会议迄今已有两个月，国庆节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马看花，除了给你们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外，感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毛主席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

毛主席还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因此公社化过程中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3】

这里，毛主席所说的“国庆节前我去大江南北走马看花，除了给你们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外”，其中给新华社写了一条新闻指的是毛主席9月30日为新华社起草的《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新闻稿。这说明下面毛主席所说的“感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的时间应当是在1958年9月底。

上述情况说明，毛主席在9月底就已经发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在关于共产主义的问题上“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毛主席认为如果“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从这时起，毛主席就准备纠正这些“左”倾错误。

（3）在发现了问题之后，毛主席从10月中旬开始，先后到天津、河北、河南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并连续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11月2日—10日）、武昌会议（11月21日—27日）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11月28日—12月10日），这些会议是毛主席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而召开的重要会议，主要议题都是纠“左”。（在这三次会议中，毛主席多次发表讲话，对已经发现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毛泽东年谱》的记载）。

（4）在武昌会议期间，11月22日，毛主席再次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说，“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4】

显然，这里毛主席对张鲁的“五斗米道”明显是持批评态度的，指出“五斗米道”的那些做法是“平均主义”，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毛主席严肃批评了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那些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做法“非常危险”！并且说他自己“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毛主席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中的这些内容，为我们研究毛主席关于《张鲁传》的批语，提供了一把钥匙。

（5）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主席在八届六中全会上写下了《关于印发〈张鲁传〉所写的批语》。

我们研究毛主席关于《张鲁传》的批语，必须在这个背景下去研究，否则就得不到正确的结论。

下文中左侧线引文是毛主席批语的原文，为了方便分析，我们把毛主席的这个批语分为5段。引文中每段前的编号是我们加的，其中的黑体也是我们加的。其他部分是我们的分析。

（1）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

（2）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

这一段对三国时代道教中的几个派别进行了比较。

（3）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

这一段是这篇批语的核心部分，着重指出“五斗米道”这一类的农民斗争具有三个方面的性质：

1、“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

 

2、“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

 

3、“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

由此可以知道，毛主席认为，“五斗米道”的一些做法，实际上是“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的，是“原始社会主义性质”的。这里所说的“原始社会主义性质”，按照前面我们引用的毛主席同一年11月22日晚上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中的表述，就是“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

我们必须特别指出，毛主席在这里是对“五斗米道”这一类的农民运动的历史局限性、阶级局限性和思想局限性进行分析。这种分析只能是批判的，而不可能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推崇”“赞扬”的。

毛主席在这一段中所说的“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是整个这个批语中最核心的一句话。这句话是告诫党的高级干部，要搞清楚党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同历史上的那些农民运动（例如“五斗米道”）在性质上是“根本不相同的”，党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张鲁的“五斗米道”那样的水平。

在搞清了这些以后，人们就可以对毛主席的下面这句话做出正确的解释了。

（4）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在第（3）段对“五斗米道”的性质，包括其历史局限性、阶级局限性和思想局限性做了分析之后，毛主席的这句话显然是在批评人民公社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这些错误做法同“五斗米道”的一些做法一样，是“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性质的。毛主席这里所说的“人民公社运动”实际上指的是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那些“左”的做法。

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和我们前面引用的毛主席在同一年11月22日晚上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中的那段话结合在一起，我们就知道，毛主席这里根本不是推崇“五斗米道”的做法，而是对人民公社运动中那些错误做法进行严肃批评，指出了这些错误做法之所以出现的历史根源（渊源于“五斗米道”一类的农民斗争的某些做法）、社会根源（一穷二白的社会条件）、阶级根源（农民中最贫苦群众）和思想根源（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思想，即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5）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最后一段是一个补充说明，是说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 

毛主席这个批语似乎没有写完，还有一些话没有说出来。我们的理解，毛主席在这里想说的是：农民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另一方面农民还带有从过去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带来的一些旧的思想，例如“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即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知道，毛主席之所以写这个批语，实际上是在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对这些错误的性质，以及这些错误之所以产生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3 历史真相是怎样被歪曲的？

毛主席去世以后，国内外出现了一股全盘否定毛主席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社会思潮，这股思潮通过全盘否定毛主席，达到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盘否定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一整套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目的。

由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严重的以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外出现了“饿死三千万”的巨大谣言，而一些人又把造成“饿死三千万”主要原因归结为是以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造成的，并且他们把这些“左”倾错误的责任强加到毛主席身上。

要想在这个领域中肃清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就必须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做出细致的梳理和辨析，搞清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这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通过对毛主席《关于印发〈张鲁传〉所写的批语》的歪曲解读，达到否定毛主席、歪曲这一时期历史的目的。由于类似的解读在许多文章中（甚至在某些国史论著中）反复出现，所以我们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澄清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例如，本文后附录的一篇文章《毛主席推崇三国教主张鲁的历史之谜》（以下简称《历史之谜》）就是这类文章中的一篇。这篇文章，站在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上，对毛主席印发《张鲁传》目的和毛主席的批语做了与毛主席的原意完全相反的歪曲解读。

要正确理解毛主席关于《张鲁传》批语的真实意义，就必须结合毛主席写作这篇批语的背景去分析和解读，关于毛主席写这篇批语的历史背景，我们在§1中已经做了简要介绍。

但是《历史之谜》这篇文章根本不谈毛主席写这篇批语的历史背景，根本不谈毛主席主持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主题是纠“左”，根本不谈毛主席在这一期间为纠正“左”倾错误作出的巨大努力。离开了这些，就不能正确理解毛主席这一期间思想脉络，也就不能正确理解和解读毛主席关于《张鲁传》的批语。

下面我们对《历史之谜》这篇文章中的一些主要段落作出简要评论，看一下这篇文章究竟是怎样歪曲历史事实的。下面左侧线引文是《历史之谜》一文的主要段落（文中的编号是我们加的），其他是我们的评论。

（1）（毛泽东）对1600年前汉中张鲁政权的道德治国、平均主义深感兴趣，《张鲁传》成了他推进人民公社化的理想教材。

他（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正是《张鲁传》中记载平均分配的社会形式复制品。

毛泽东古为今用，坚持认为，对于贫穷落后的农民来讲，汉末的五斗米道与今天的人民公社，都是“民夷乐之”的群众运动。“均贫富”是改变一穷二白的“经济纲领”。

在这里《历史之谜》的作者认为毛主席之所以写关于《张鲁传》的批语，是对张鲁“五斗米道”的平均主义“深感兴趣”，把这类“均贫富”的平均主义作为改变一穷二白的经济纲领，“人民公社正是《张鲁传》中记载平均分配的社会形式复制品”。

毛主席在这一期间真的像这个作者所说得那样推崇“平均主义”吗？

我们在§1已经指出，在11月22日（毛主席关于《张鲁传》的批语写于这之后的12月），毛主席在和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中说：“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

从毛主席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张鲁“五斗米道”推行的平均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并且毛主席特别指出，“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

由本文§2可以看出毛主席在关于《张鲁传》的批语中表达的思想与上述谈话精神是一致的。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说：“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三是‘共’各种‘产’”。【5】这里毛主席把平均主义的“穷富拉平”作为“共产风”的排在第一位的主要内容加以坚决反对。

在1960年毛主席更是明确提出了“永远不许一平二调”【7】，这里的“一平”指的就是“贫富拉平、平均分配”的平均主义。

由此可知在人民公社运动中，毛主席始终是坚决反对平均主义的。但是《历史迷雾》一文在解读毛主席关于《张鲁传》批语的时候，却完全颠倒历史事实，说毛主席要把“均贫富”作为“改变一穷二白的‘经济纲领’”。

（2）他（毛泽东）要再次以农村为突破口，为农村选择一个快捷途径：让农民由互助组、合作社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

1958年，毛泽东之所以推崇学习《张鲁传》，……是为了推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寻求农村共产主义模式的历史依据。

在这里《历史之谜》作者认为毛主席之所以写关于《张鲁传》的批语，是为了“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为了“寻求农村共产主义的模式”。

毛主席在这一期间真的像这个作者所说的那样准备“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吗？

我们在§1已经指出，11月22日，毛主席和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说，“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在10月26日毛主席同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中，毛主席还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因此公社化过程中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由此可以知道，毛主席是坚决反对急急忙忙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事实上，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主席一直在做艰苦的工作，说服党内其他同志，要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不要急急忙忙的向共产主义过渡。但是《历史迷雾》一文在解读毛主席关于《张鲁传》批语的时候，却完全颠倒历史事实，说毛主席要“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

（3）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推崇学习《张鲁传》，实际上是用借古论今的方法，说服党内同志认同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人民公社这种乌托邦式的模式，这在我国是有历史来源的，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当小脚女人，而是应该面对现实，大刀阔斧地把人民公社化运动引向深入。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主题是纠“左”，是坚决纠正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那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急躁情绪。毛主席在关于《张鲁传》的批语中也明白无误地写道，“五斗米道”这一类的农民运动“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毛主席写了关于《张鲁传》的批语，正像我们在§2中指出的那样，是要告诫全党认识“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同“五斗米道”这一类的农民运动性质是“根本不相同的”，揭示人民公社运动运动中那些“乌托邦式”的“左”的错误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历史迷雾》却完全歪曲毛主席的本意，把毛主席的批语错误地解读为“说服党内同志认同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人民公社这种乌托邦式的模式，这在我国是有历史来源的，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当小脚女人，而是应该面对现实，大刀阔斧地把人民公社化运动引向深入。”

（4）（八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把各地成立不久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升级为大规模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从8月到10月，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在这里，《历史迷雾》的作者颠倒了最基本的时间顺序。八届六中全会是在1958年的11月—12月期间召开的，是北戴河会议之后召开的。但是，按照《历史迷雾》的说法，是毛主席先写了关于张鲁传的批语，中央后通过的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这就颠倒了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时间顺序），然后出现了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那些“乱子”。这样就把1958年9、10月出现的那些“乱子”的历史责任强加到毛主席（12月份写的）的这个批语上了。这篇文章对历史的无知和偏见表现得淋漓尽致。

现在把本文的主要内容概括如下：在1958年夏秋之际的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错误和“乱子”，毛主席最早发现了这些错误，并且开始纠正这些错误。毛主席对平均主义和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错误做法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批评这些错误的过程中，毛主席写下了关于《张鲁传》的批语。在这个批语中，毛主席通过对张鲁的“五斗米道”的历史局限性、阶级局限性和思想局限性的分析，明确指出了“五斗米道”是“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性质的（即“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运动，从而揭示人民公社运动运动中那些“乌托邦式”的“左”的错误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但是经过一些人的错误解读后，毛主席的这个批语变成了完全相反的样子：毛主席写的这个批语，把张鲁的“五斗米道”“推崇到极致”，在人民公社运动中极力推行平均主义，把“均贫富”作为改变一穷二白的“经济纲领”，“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并“说服党内同志认同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人民公社这种乌托邦式的模式”。

由此可以知道，这样的解读与毛主席写这个批语的真实意义完全相反。通过这样的解读，《历史之谜》完全颠倒了历史，把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的责任完全强加到毛主席身上。

【附录】秦晋：毛主席推崇三国教主张鲁的历史之谜【8】

毛泽东一生喜欢读《三国》，《三国》成了他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智慧源泉。三国时期，是烽火连天的乱世，也是人才辈出的年代。雄才大略的曹操，料事如神的诸葛亮，风流倜傥的周公瑾，桃园结义的刘关张，一个个都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毛泽东生前曾多次对三国历史人物不惜重墨，批语点评。不过到了1958年，他却对偏居一隅、独霸汉中的五斗米教教主张鲁关注起来，尤其对张鲁推行的“义舍”大加赞赏。毛泽东对张鲁推崇到极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之迷。

回顾往事，1958年是毛泽东最为忙碌的一年。他奔波在祖国的山山水水，常在行进的列车上度过不眠之夜，他深入田间地头，察看农村的生产生活情况，他常年在外视察，在京停留时间不过２个月左右。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三年恢复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农村的生产条件和物质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农民群众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有着加快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实现理想共产主义的强烈愿望。1958年，天公作美，风调雨顺，也是一个丰收的好年成。在这种现实大背景下，深怀农民情节的毛泽东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农民的关注，他的成功是从农村开始的。他要再次以农村为突破口，为农村选择一个快捷途径：让农民由互助组、合作社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

为此，博学睿智的毛泽东，在中国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寻找例证，证明中国农民历来就具有原始共产主义梦想。精读历史、满腹经纶的毛泽东，对1600年前汉中张鲁政权的道德治国、平均主义深感兴趣，《张鲁传》成了他推进人民公社化的理想教材。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对张鲁行“五斗米教”的一些具体措施，如“ 置义舍”“、置义米肉”、 “不置长吏”，皆以“ 祭酒为治”等表示赞赏，并拿来同人民公社的一些做法相对照，说这是免费住宅;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五斗米道实施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的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1600多年的时间了。他还说：历代众多的农民起义斗争，有相同的一点，这就是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张鲁搞了30多年，人们都高兴这个制度，那是有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对于急于奔向共产主义的农民来说，苏联的集体农庄成为效仿模式。1958年4月，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应运而生。毛泽东非常重视，立即修改批示了调研报告《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并在8月召开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

1958年8月，毛泽东专门视察河北、河南等地的人民公社，他要看看当时的人民公社与《张鲁传》中所记载的吃肉不收钱、“民夷乐之”的情况有何共同点。当他来到兰考县看到农民正干劲十足时，兴奋得下车到庄稼地里察看，不小心踩了一脚大粪，工作人员要帮他探试时，他说，粪是好东西，不用擦。高兴之情溢于言表，于是他说出了“人民公社好”的最高评价，他认为，人民公社正是《张鲁传》中记载平均分配的社会形式复制品。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参加郑州会议时，直接坦露了对张鲁政权的观点。他说：汉中有个张鲁，他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搞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这有种社会主义的作风，我们的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推崇学习《张鲁传》，实际上是用借古论今的方法，说服党内同志认同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人民公社这种乌托邦式的模式，这在我国是有历史来源的，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当小脚女人，而是应该面对现实，大刀阔斧地把人民公社化运动引向深入。

《张鲁传》在八届六中全会中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无法考究，但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这个决议运用了一个措辞很美的开头：“1958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干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治合一的人民公社。它一出现，就以它强大的生命力，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之后，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把各地成立不久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升级为大规模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从8月到10月，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毛泽东古为今用，坚持认为，对于贫穷落后的农民来讲，汉末的五斗米道与今天的人民公社，都是“民夷乐之”的群众运动。“均贫富”是改变一穷二白的“经济纲领”显然，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必然产物，也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发展之路。因而，“《张鲁传值得一看》”。由此看来，1958年，毛泽东之所以推崇学习《张鲁传》，不仅作出大段批语，还作为会议材料在党的中央全会上印发，原因归纳到一起，就是为了推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寻求农村共产主义模式的历史依据，从而实现由一个公有的大家代替无数小家的理想追求。

注释：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