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看《漫长的季节》的时候，脑海里都会想起一度引起一定关注的电影《钢的琴》和万能青年旅店的那首《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没办法，《漫长的季节》比《钢的琴》更现实主义，自然也更残酷，这个道理在周杰伦的那首《最伟大的作品》里也已经唱的很明白了：这世上的热闹，出自孤单。
毫无疑问，无论是王千源饰演的钢铁厂下岗工人陈桂林还是范伟饰演的出租车司机王响，正是他们这样的人夜以继日的沉默、失语和孤单，才堆砌出了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秩序的繁荣。而之所以说《漫长的季节》比《钢的琴》还要现实主义，是因为这似乎是导演辛爽观看《马大帅》的结果——你很难不把范伟老师在两部作品中饰演的两个角色重叠起来。
没有别的意思，中国有两个姓范的演员（另一个是范明）在任何戏里都可以压住戏剧建构上的主角，当他们自身是主角或者不用当内核是悲剧的喜剧角色时，那并不出众的外型反而使他们更贴近真实的生活。
我曾同我的一位朋友聊《钢的琴》，我是这么评价王千源的角色的：他除了重工业技能之外，还有对于普通人来说相当厉害的音乐素养和演奏技术，但是绝大多数下岗工人是没有这种在市民社会堪称高雅的技能的，更不用说他女儿的生物妈和预备役后妈都是明星级别的颜值了。
因而，钢的琴终究是通篇浪漫主义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最后真的用工厂里的废旧材料做成了一个钢的琴。与之相反的则是《漫长的季节》的结尾，在出租车司机王响“往前看，别回头！”的奋斗口号声中，缓缓驶过的火车中探出的却是20年前穿着工人阶级标志性工装、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轻时的自己。这样的时空交错中，“往前看，别回头”本身就被解构了——
出租车司机王响从来也没有从过去走出来，那是一个失去了妻儿的父亲和一个失去了父母的孩子的时代带给他的永恒烙印。这里头的道理有点像李安在《饮食男女》里展现的那样：真正走出过去的老朱轻而易举的离开了守了大半辈子的老屋，和自己的少妻奔向新生活去了，而一度最叛逆、最新潮、最有继往开来天赋的二女儿朱家倩，却接过了父亲的掌勺。
《漫长的季节》开篇30分钟内就引入了巨量的矛盾：“咱们工人有力量”式的古典主义映像VS“年纪大了干啥都慢”的中年前列腺危机；标有钢铁厂路的路牌VS旁边有着显著消费主义表征的商贸城；自以为沾了点小便宜到处吹逼的自己VS实际上被人占了大便宜的自己。如此种种，信息密度之大却没有杂乱拥挤之感的成熟手法让我有点瞠目结舌。
的确，非科班出身的导演能有如此功力实属难得，但笔者更愿意相信出身东北混过朋克乐队的高学历导演（以娱乐圈平均文化水平而言，辛爽这个毕业于中政法国际经济法专业的自然是高学历了）之所以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个有生活的人，有生活的人看到这些剧情设置往往会会心一笑，因为有生活的人懂什么是小人物，而小人物们的矛盾甚至连郁郁不得志都谈不上，光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七件事，就足以让一个本来生活还算有奔头的人变的只能在常去的平价快餐店里吃上一盘只有两份素菜的快餐了，更不要说人命关天的事了。
《我不是药神》里讲，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同样，小人物们的矛盾看似繁多，其实也只有一个矛盾，那就是没钱。《漫长的季节》在腾讯视频的分类标签里是所谓家庭、悬疑剧，但实际上这部应该被分类为时代剧乃至某种程度上的历史正剧，围绕“追寻碎尸案真相”这个主线所反映出的时代变迁里种种人物所代表的阶级形象才是这部剧引入瞩目的关键。
那么，穷是怎么来的呢？至少，三大主角第一次登场的时候虽说略微有些不得志，但也并没有落入一般意义上的“穷”的范畴。王响，是90年的劳动模范、桦林钢厂的技术工人（火车司机）；龚彪，是沈阳来的，刚毕业被分配到钢厂的本科化工的名校大学生（还并没有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稚嫩不懂事）；马德胜，刑警队队长，在那个陈鹤皋“疯狗流”拳法都有需求的年代，这个职业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那么，他们是怎么变“穷”的呢？原来，干的最好的、对体制最有认同感的人是桦林钢厂“改制”、“大分流”第一批工人里的一个；原来，看起来最有干劲、最有学历的人因为为自己喜欢的人打抱不平也变成了那一批工人里的一个。即便是相对而言还能有一个悠闲晚年生活的前刑警队队长，也因为始终抱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只能靠跳舞缓解自己那块永远的心病。
整部剧的时代虽然跨越了20年，但都是以插叙等蒙太奇（或者结构主义）技巧叙述出来的，因而实际上这20年被浓缩在了追逐真相的几天里。陶春芳、樊爱在《直面下岗》一书中以上海市妇联办公室对南市区小东门街道的部分下岗职工的婚姻家庭现状的调查结果为例，总结了七条值得注意的下岗职工生活状况：
1.文化程度低，技能单一
2.观念陈旧，安于现状
3.生活困难，依赖亲友
4.婚姻有危机，原因是经济
5.男性压力大，女性牢骚多
6.寄希望于下一代，过早为子女定方向
7.生活单调枯燥，亲友来往减少
这七条，几乎能在《漫长的季节》里的每一集里都能找到戏剧情节上的对应，至于现实里的对应，我想沉思录的读者中恐怕不少就是亲历者，无需笔者多言。事实上笔者自己就是改制的亲历者（还不止一次），笔者出生的1995年，正是90年代这一轮改制如火如荼的时候。得益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笔者度过了比较幸福快乐的童年，但到了少年时期的时候，从农村来到城市奋斗的父亲不出意外的在这一轮改制的末期下岗了。
细节不能透露，但是可以向各位读者保证的是这对笔者日后的人生产生了到现在为止都有的巨大影响。然而笔者也不想否认，作为相对而言比较幸运的群体一员，这些年因为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一直磕磕碰碰的父母总算也走到了能够拿退休金的年月，但笔者不会忘记的是，那一度充斥在马路上的、写着“下岗再就业工程”的早餐车。
要知道笔者是江浙沪地区的人，就算只是该地区的三线城市因此看起来导致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然而陶春芳、樊爱在《直面下岗》通过调查上海市的情况也足以说明一些问题——要知道，江浙沪在当时的经济情况都如此了，因改制冲击最大的共和国长子东北地区的情况恐怕更不容乐观了。
时至今日，投资不过山海关都是攻击东北最有效的一句话，要知道，谎言不会伤人，真相才是快刀。如今大多数年轻人对东北的第一印象恐怕来自快手的东北“网红”（其实更接近“网丑”）虎哥之流，能通过各路自媒体平台阅读到“朝阳冬泳怪鸽”的人生态度的已经算是近些年东北人的景观形象的大跃进了。
因而，当我们看到《漫长的季节》里的东北人原来同受到90年代下岗潮冲击的所有人一样，有着身为社会主义国家统治阶级时期的意气风发所带来的沉稳老练与艰苦劳动带来的智慧狡黠，也有着因为长年的失意与经济危机造成的所谓“没用的男人”和“发疯的女人”那一面的时候，很多歧视与误解就应该得到解构，特别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大背景下，各国面临失业率居高不下、居民投资意向不振等严峻问题的现在，对这几十年来鼓吹的某种“神话”该有一个总体性的反思清算了。
要知道，在改制初期，有无数的“能人志士”著书立说，对国企和计划经济体制大肆攻击，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就有前几天再次撰文攻击淄博烧烤的吴晓波，他在他的《激荡三十年》一书中，将国营企业贬低的一文不值（更不要说非公司制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营企业改革的成效一直无法让人满意，凡是有民营企业涉足的行业，它们都表现得不堪一击。”
可事实真的是这么简单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比较政治经济学中心主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卢荻在《“东亚奇迹”的挑战》一文中指出，台湾在上世纪中后期成为“四小龙”一员的发展经验以至整体的“东亚奇迹”有赖于特定历史条件。
一方面，新国际分工的背景是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经济繁荣，今日却是转为金融扩张、经济停滞。另一方面，东亚尤其是台湾的发展在冷战时代有赖于美国优待，在全球化时代有赖于中国大陆提供良好的环境，这些条件在今日的新冷战年代却都是趋于消失。说的是台湾，但我们真的只能将这个分析聚焦于台湾岛而已吗？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吴晓波在他那本《激荡三十年》里用马俊仁和乐百氏的秘方做交易为例，试图证明民营企业家的天才（所谓容污浊且能净化为碧水）。然而，几十年过去后，我们都已经知道马家军其实没有什么秘方，他的神话仅仅是那个年代不堪回首的记忆之一（更不要说本身马家军神话就有可能是通过激发民族自豪感宽慰动荡东北的结果了）。
而笔者童年时期知名的快消品“民族品牌”乐百氏更是在2000年3月被卖给了海外巨头达能，结果呢，同许多其他的被洋人接手的民族品牌一样，海外巨头们用显然有问题的手段破坏了它们的生产，保护了自己的垄断巨头地位，时至今日，国内快消品市场也都为诸如达能、宝洁一类的巨头所垄断。至于某些合资汽车行业，更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如今的新能源汽车行业最终也还是靠产业政策扶持和自主正向研发两条腿才撑了起来。
今天，似乎又到了“东风吹、战鼓擂”的改革时代。虽然从建国以来，中国改革的道路就没有停止过，但是究竟该怎么改革依然是值得大家深入思考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漫长的季节》相比过去其他反映那个年代的影视作品最大的一点不同是，它将某一个荣耀加身多年的群体以一个“反派”的形象表现了出来，这无法避免的给了笔者一个思考：
改革是无法避免的，那么我们还应该继续让老实人吃亏，让他们承担改革的成本，而让剧中宋厂长那样的飞扬跋扈吗？说到底，这不是个法律问题而是个法权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
从2008年开始，因为各种原因拖着迟迟不爆发的经济危机已经到了快要不能不爆发的今天（6月美债违约危机），不要因为自己在今天还是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认为自己能卷而忽视这个问题。漫长的季节，不该再有这么漫长的伤痛，就像王响的妻子在拿不到厂里开的药时吼出的，你也有老的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