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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 评《邻居》:“古怪楼道”的消亡

  01

  1981年,北京电影学院青年青年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邻居》上映了,这部电影当年就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次年又获得第二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按当时的说法,《邻居》获奖的理由,主要是“艺术探索所带来的新感觉”,四十多年后今天,回看这部电影,则能够发现很多“艺术探索”所不能概括的东西。

  《邻居》的时代背景,是1977年。

  熟悉中国当代史的人,都明白这一年意味着什么——在“拨乱反正”的口号下,这一年成了一个新的起点,“时间再次开始了”,大转折已经启动(尽管还远没有完成),中国正是从这一年出发,一路走到了今天。

  《邻居》的故事,始于这样一个“元社会”:建工学院的一幢筒子楼里居住着学院党委书记袁亦方(王培饰),原党委书记,现在的学院顾问刘力行(冯汉元 饰),水暖工喜凤年(许忠全 饰),校医明锦华(郑振瑶饰),助教冯卫东(李占文 饰)和讲师章炳华(王橦饰)等六户人家。他们每家住一间房,没有公共厨房,只能在楼道里生火做饭,但大家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这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古怪,有点不可思议,但又有点像伊甸园一样的所在。

  因为,按照今天的经验,水暖工、医生、知识精英、官员等,是不可能住在同一个楼道里的,他们的收入天差地别,能够享受的福利,乃至特权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早就各有各的社区了。

  这样“古怪的楼道”,是历史形成的,是此前一年刚刚结束的“十年闻歌”所造成的结果。

  “闻歌”的一个重要命题,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资产阶级法权”的含义是什么呢?

  限于篇幅,这里不做理论展开了。简单点说,就是以按劳分配的名义,实行按等级分配,一个人的行政级别、技术职称、获得过的荣誉等等,都可以成为向党和人民索要相应待遇的“资本”。

  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还无法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因此不得不实行“按劳分配”,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法权。

  而资产阶级法权,正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

  所以,毛主席认为,我们建立的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和旧社会差不多”,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权一旦发生变化,“搞资本主义很容易。”

  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将长期存在,无法取消,但如果放纵无视,乃至推波助澜,资产阶级法权这头怪兽,最终会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吞噬得干干净净,连骨头渣都不剩。

  怎么办呢?毛主席认为,这只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限制。“闻歌”就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次史无前例的尝试。

  关于这次尝试所经历的痛苦、激烈的博弈过程,这里也不展开了。想指出的仅仅是,《邻居》开始时所呈现的“古怪楼道”或“伊甸园”,就是这次尝试所导致诸多结果之一。

  有人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解释:这么多人住筒子楼,是因为住房不够。

  我要强调的是,这种说法把建造更多的住房,同在既定条件下按什么原则分配住房混为一谈了。社会主义从来不排斥更多、更好、更舒适的住房,早在五十年代,全国人民就在畅想“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

  无疑,我们要建造更多、更好、更舒适的住房,同时,我们还应该按照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原则,而不是按照资产阶级法权的原则分配住房。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毋庸讳言,六、七十年代的住房是紧张的,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帝国主义封锁、包围的社会主义中国,不得不用“高积累,低消费”方式实现工业化,而在工业化任务完成之前,国家无法安排更多的资源改善人民的住房条件。

  但是,在住房总量有限的情况下,按照“资产阶级法权”的原则来分配,还是按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原则来分配,结果截然不同。

  以《邻居》给定的条件而论,如果按照前者的原则来分配,那么作为建国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现任书记袁亦方、前任老书记刘力行,每家至少应该分两间房,水暖工喜凤年根本就没有资格分房,只能住工棚,助教冯卫东也只能在临时宿舍里凑合,不可能住到这里。

  “古怪楼道”之所以能够出现,是按照后一种原则分配住房的结果,分配时只考虑了实际需要,没有考虑袁、刘与喜、冯在地位、资历上的巨大差异。

  好,关于“古怪的楼道”或“伊甸园”之所以能够出现的时代背景,分析完了。

  02

  现在是1977年,令人神经紧张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年代已经结束,生活正在按照新的逻辑展开,“古怪楼道”里弥漫着令人不安的气息,很快就会发生重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既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已经成了新的政治不正确,那么学院很快就名正言顺地调集资源,为院领导建成了舒适的三居室住宅楼。袁亦方、刘力行每人都分到了一套。

  对这样的变化,袁亦方安之若素,甚至认为来得太晚了,他有些愤愤不平地说,“看看全市我这个级别的干部,还有谁住这样的房子(指筒子楼)?”

  刘力行隐隐感到不安,但也接受了。

  非常有趣的是,楼道里不能享受乔迁之喜的其他住户,也没有人有任何不满。“闻歌”中当过造反派,曾任“黑帮劳改队”队长的喜凤年,还非常理解对袁亦方说,“这些年,你们也真的吃苦了。”

  但接下来发生的第二个变化,让楼道里炸了窝。

  原来,大家盼望的是,袁亦方搬走之后,邻居们用他家空出来的那间房做“公共厨房”,这样就可以不用在楼道里做饭了,孰料,这个卑微的愿望居然落空了!

  真相是:袁亦方为了市委组织部董部长的关系,竟然指示房管科吴科长把这间房分给了董部长的侄子。

  邻居们气愤难平。最为天真烂漫的“喜队长”此时反应最激烈,他主张撬开房门,先“占领”了再说。

  “喜队长”体现了那个年代工人的主流特征,尽管经历了“闻歌”洗礼,还是没学会从政治上看问题。他不明白,“占领厨房”纯粹是匹夫之勇,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首先把自己置于违法违规的被动境地。

  并且,失去了理论武器之后,他们连讲理都不会了。

  事情就这么僵持起来了,如何解套呢?

  这个时候,有延安情怀的老干部刘力行站出来了,他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把自己的那套新房子退给学院,以此换取学院把“公共厨房”留给邻居们。

  危机解除了,皆大欢喜。

  但明眼人都清楚,刘力行这套和稀泥的做法,只是把矛盾掩盖了。

  新的问题很快又出现了。

  刘力行延安时期的老朋友,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访华,提出要到刘力行家里来看看。

  已经升任市建委主任袁亦方认为,刘力行住在筒子楼里“影响四化的形象”,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个聪明的主意——把自己的新居借给刘力行接待客人。

  困难之处在于,袁亦方的家不是刘力行的家,刘力行在袁家冒充主人,手足无措,破绽百出,眼见无法掩盖,刘力行索性不再装了,他带着老朋友回到自己的筒子楼,在“公共厨房”里同邻居们一起会餐。

  艾格尼丝拍摄的“公共厨房”照片在美国杂志上刊登了,袁亦方借题发挥,以干部住房条件太差丢了中国人的脸为名,停建普通教职员工的住房,集中材料为领导干部建高级住宅。

  明锦华的弟弟明玉朗给市委写信揭发这一问题,竟受到打击报复,被取消研究生入学资格,冯卫东——这位曾经的学院红卫兵副司令——决定写大字报贴到市委大院……

  这个时候,因为查出癌症而住院的刘力行拦住了大家,他以老战友的身份夜访市委书记,促使市委出面干预此事。

  最终的结果是:市委决定停建高干住宅,优先建筑普通教职员工住宅。明玉朗也被重新录取为研究生。

  生活真美好,但问题解决了吗?

  否定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理论,取消了“喜队长”、冯卫东们的相应权利之后,“资产阶级法权”的洪水汹涌而来,腐败与分化加速进行,一切都靠刘力行如风中之烛一样的生命来阻挡……

  能行吗?历史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

  03

  第二年春节来到了,邻居们兴高采烈,在“公共厨房”举行最后一次聚餐,春节过后,他们就要乔迁新居了。

  刘力行没有参加这次聚餐,他到北京做手术了。

  袁亦方从北京回来,带了老刘送给邻居们礼物,还有一封信,大家高高兴兴地读着他的信,姥姥(喜队长的岳母,凌元饰)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忽然她离开了厨房,到走廊里痛哭失声,泪如雨下……

  她知道老刘就要去世了,她意识到这很可能是“最后的晚餐”,混沌已开,有些将上升为天,有些将下沉为地,“伊甸园”将从此消失——这一点,只有她预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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