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乾坤原名黄鹤，是地主黄耀祖的三少爷。黄鹤在十五岁时和同学崔莺相恋，却被父亲黄耀祖横刀夺爱，崔莺成为了黄耀祖的五姨太。黄耀祖具有军统身份，并且还被委任为楚州剿共联合民团司令，对红军战士和邳镇的百姓犯下了累累罪行。黄鹤在表姐韩英的引导下加入了红军，并且后来亲自带领锄奸队杀死了父亲黄耀祖。之后为了和过去的o一切彻底告别，黄鹤改名为宋乾坤。宋乾坤在抗大毕业后担任了中共中央东江局重要领导人宗达的警卫参谋，结识了宗达和宗达的妻子安娜。在宗达失踪后，宋乾坤和安娜都受到了组织的审查。结束完了审查，宋乾坤跟随着表姐夫洪虎的部队在前线与日本鬼子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并且在后来和安娜结了婚。

　　在解放战争期间，宋乾坤被委任为大江地下工作的领导人，和自己过去的下属，大江市联络站的负责人骆正重逢，此时两人都不会想到双方日后会反目成仇。后来大江的地下工委和东江省委因叛徒的出卖而暴露，宋乾坤和骆正都被捕入狱，后来东江省委和军区通过两名被俘的国民党军将领将他们两人交换出来。出来后骆正得知了省委机关和省军区总医院在娘子湖遭遇敌人偷袭，未婚妻白雪和一百多名干部群众和伤病员牺牲。

　　在白雪等烈士的坟前，骆正发誓要找到出卖他们的叛徒。根据骆正掌握的线索，宋乾坤具有极大的嫌疑。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骆正向中央和省有关部门发出了一封检举信，将宋乾坤明确作为叛徒嫌疑人，要求组织上对他立案调查。然而因为证据不足，宋乾坤很快官复原职，而骆正因此事被人视为异类，在报社坐了十多年冷板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骆正再次贴出了针对宋乾坤的大字报《谁出卖了大江地下工委和“凤凰岛血案”中的烈士》，原本被打成“走资派”的宋乾坤头上又多了一顶“叛徒内奸”的帽子，被关进了监狱。然而在宋乾坤被“解放”后骆正再次坐上了冷板凳，并且在“四人帮”倒台后被当作“三种人”隔离审查，最后进了当初解放前关押自己和宋乾坤的监狱里。

　　对于宋乾坤是否参与了军统特务对宗达的绑架，是否出卖了大江地下工委和凤凰岛的烈士，刘继明老师并没有在书里明确说明，小说内的人如王晟以及小说外的读者们也企图了解真相。宋乾坤的身上确实存在了不少的疑点，在担任宗达警卫参谋时，宗达每天傍晚在江边散步时一般都要安排一到二名警卫人员，但是在失踪当天身边却没有安排一个警卫。在担任大江地下工委领导人时，在地下工作上强调容易引起暴露的主动出击。老鱤在和骆正谈话时谈到宋乾坤时口气闪烁其词，省委机关和军区医院在凤凰岛隐蔽的消息在大江地下工委的领导中只有宋乾坤知道。在军统特务白寿和的回忆录中也有相关的内容也涉及到了宋乾坤的叛变，种种线索都指向了宋乾坤。

　　尽管宋乾坤拥有极大的嫌疑，但是并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能够证明他就是骆正所寻找的那个叛徒。骆正对宋乾坤的怀疑只是骆正的推测，组织对宋乾坤的调查也没有调查出任何问题。白寿和的回忆录也只是一面之词，从孤证不立的角度看也不能够作为证据。

　　这么看来宋乾坤是一个忠于革命却被他人所不理解、所迫害的革命家了?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刘继明老师没有明确指出宋乾坤是否出卖宗达、出卖组织是有原因的，一方面留给读者自行去想象分析，另一方面宋乾坤是否出卖组织其实已经并不重要了，因为宋乾坤不管有没有出卖，他的种种行为已经证明了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变节者，潜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机会主义分子!

　　宋乾坤有强烈的升官发财的欲望。在新中国成立后，宋乾坤担任了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他对此职位不满意，经常怨天尤人，甚至把原因归咎到了安娜的身上。在成为中央组织部青干局副局长后，宋乾坤便变得干劲十足，并且立下了升官的目标，在官场上野心十足。然而骆正对宋乾坤的举报使得宋乾坤的升官目标成为了泡影。在审查结束后，由于职务受到了影响，宋乾坤再次变得郁郁不得志。他和骆正的梁子就此结下，开始对骆正进行排挤。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宋乾坤没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觉悟，眼里只有自己职位的升迁。这样的人参加革命不是为了信仰，不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只是为了为自己谋取一个前途。对骆正的排挤体现了宋乾坤的心胸狭窄，骆正作为宋乾坤的旧部下，之前并不存在私人恩怨，只是为了查出真相、告慰革命烈士才对宋乾坤进行了举报。在事后宋乾坤对骆正进行了排挤，使骆正坐了十多年的冷板凳。

　　宋乾坤和安娜在五十年代末离婚。根据安娜的揭露，宋乾坤的生活极其腐化，不仅乱搞男女关系，勾引疗养院的女护士，还授意东江钢铁厂用特种钢材为省委书记处书记几位书记每个人定制了一口浴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东江省文革在宋乾坤等人操控下，转移斗争大方向，把对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批判变成了批斗“地富反坏右”和“破四旧”，挑动群众斗群众，最终酿成了导致两名工人死亡的“7.20武斗”。在安娜和骆正的大字报下，宋乾坤被关进了监狱。然而三年后宋乾坤被“解放”出来，就展开了对安娜和骆正的报复。安娜被冠上“英国间谍”的帽子关进了监狱，骆正被免职，并且在“四人帮”垮台后也进了监狱。

　　在改革开放时期，宋乾坤作为“思想开明”的老干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在这期间宋乾坤的腐败变得变本加厉了起来。他动用了国家财政给老区的拨款在东江南湖边给老干部修建了几十套别墅，还强迫一所小学校从南湖边搬迁。这些事情被骆正举报以后，宋乾坤的升迁之路再次被打断。

　　与宋乾坤这样的投机分子不同，骆正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背离一名共产党人的身份。与他的战友王胜利一样，骆正始终忠于革命。在解放后，为了能够找出叛徒，他写了一封有关宋乾坤的检举信，最后却无功而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骆正再次贴出了针对宋乾坤的大字报，使这个党内走资派进了监狱。尽管后来宋乾坤被“解放”了出来，骆正再次受到了宋乾坤的打击报复，“四人帮”垮台后进了监狱。牢狱生活没有使骆正放弃，后来针对宋乾坤修建南湖别墅的事骆正再次写了举报信，使宋乾坤的升官美梦再次破裂。

　　骆正不仅仅只是针对宋乾坤，面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公现象他也会挺身而出。面对砖瓦厂厂长巴光明的腐败行为，王胜利和工人们写联名信向骆正寻求帮助，骆正将其转呈给了省委有关领导，使最终巴光明被免职。凤凰岛的老校长带领群众前来上访时，骆正总是为他们提供帮助，不仅管吃管住，还帮助他们写状子、递状子，带领他们上访。黑三带人来抓捕老校长，企图阻拦骆正一行人的上访行为，骆正挺身而出，被黑三摔成了重伤。在病床上，骆正得知了王晟举报信的事情后，对王晟的行为进行了鼓励与支持，使得王晟最终下定决心和杜威、武伯仲进行斗争。

　　骆正最终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终点，在临终前他仍念念不忘他那因叛徒出卖而牺牲的未婚妻白雪。骆正将自己的民众书店交给了王晟，作为骆正唯一的遗产，这个书店可以说是贯彻了骆正的一生。这是骆正出生的地方、生活的地方、战斗的地方，骆正将其交给了王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骆正为了革命斗争了一辈子，他希望王晟能够继承这份斗争精神，不向任何邪恶势力屈服。王晟没有辜负骆正的期望，在最后面对杜威的威逼利诱，王晟最终选择了斗争到底。

　　骆正去世后，宋乾坤在保姆小吴的陪伴下来到了民众书店，来到了当初在大江参与地下工作的联络点。这里是宋乾坤和骆正几十年来恩恩怨怨的起点，宋乾坤要来这里做一个了结。在书店门口，宋乾坤回想起了过去的经历，又喜又怕。喜的是骆正去世了，再也没有人会再一直纠缠着宋乾坤了，怕的是骆正虽死，但其过去对宋乾坤的纠缠给宋乾坤带来的恐惧仍没有散去。骆正就像是一个幽灵，生前死后都纠缠着宋乾坤不放。宋乾坤之前在医院里就查出了“低密度脂蛋白偏高”，对于他这样的高龄糖尿病患者来说，意味着随时有脑血栓和猝死的危险。宋乾坤没有进入民众书店便乘的士返回家里，在回家的途中宋乾坤口流白沫死在了车上，距离骆正的去世只相隔不到半个月。

　　宋乾坤和骆正的恩恩怨怨是《黑与白》的重要情节，在这之中两个人的形象逐渐变得鲜明了起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个人的所作所为看起来都是十分革命的。宋乾坤大义灭亲，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黄耀祖。黄耀祖对群众和革命战士犯下过诸多罪行，宋乾坤的所作所为是为民除害，表现出了极高的革命性。在抗日战争期间，宋乾坤追随着洪虎将军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战功显赫。骆正在抗日战争期间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抗日先锋青年会”，后来参加了新四军，解放战争期间担任了大江市的中共地下党联络员，被捕后面对严刑逼供仍没有背叛革命。

　　然而在解放后，宋乾坤的革命性就逐渐消散了。他为自己定下了升官的目标，把自己的雄雄野心放在了升官发财上。面对自己不满意的职位，宋乾坤就缺乏干劲，嫌职务低，把问题和责任都怪罪到他人的身上。对职位满意时，宋乾坤就干劲十足，踌躇满志，企图为自己谋得更高的身份与地位。此外宋乾坤的生活也逐渐腐化，和要求取消特供待遇的安娜渐行渐远，连老上级洪虎将军也常常在宋乾坤的耳边念叨不要搞特权。但是此时的宋乾坤仍我行我素，继续追逐着他的前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号召大家对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进行批判，以此来捍卫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毫无疑问，宋乾坤的所作所为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走资派。宋乾坤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对东江省的文革运动进行了操控，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把对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批判转变为对“地富反坏右”的批判和“破四旧”，挑动群众斗群众，最终造成了群众的伤亡。在改革开放后宋乾坤更是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腐败行为更加变本加厉。骆正则恰恰相反，在解放后他并没有被糖衣炮弹所迷惑，而是勤勤恳恳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骆正没有忘记当初在烈士陵园的承诺，要找出出卖他们的叛徒。为了查明真相，骆正不惜和自己的老上级宋乾坤闹翻脸，在“三反”“五反”期间向有关部门发出了一份有关宋乾坤的检举信，不仅无功而返，还受到了宋乾坤的打击报复，使骆正在报社坐了十多年的冷板凳。然而骆正并没有放弃，在文革初期贴出了针对宋乾坤的大字报，宋乾坤被“解放”后骆正再次受到了宋乾坤的报复。骆正在举报宋乾坤的过程中没有获得任何好处，自己反而不断碰壁，忍受着他人异样的目光。面对受压迫的群众，骆正为他们提供了各种帮助，带领他们上访，甚至因此受伤住院。骆正参与革命，自己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还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但是骆正并没有因此而背叛革命。骆正参与革命并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把无产阶级的利益放在首位，为此骆正敢于向强权挑战，他不惜得罪老上级宋乾坤，对于武伯仲这样有保护伞的地头蛇也毫不畏惧。在骆正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本色，这是宋乾坤这样的机会主义分子所无法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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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出，像宋乾坤这样的人当初参加革命便是别有用心的。当初宋乾坤虽然大义灭亲杀死了自己的父亲黄耀祖，但是后来我们可以发现宋乾坤当初的行为不过是为了报复父亲横刀夺爱的行为。在宋乾坤晚年时，他参加了老家邳镇黄氏家族重修黄氏宗祠的揭幕典礼，在供奉祖先的祠堂里，他看见父亲黄耀祖的排位赫然在列，内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宋乾坤对父亲黄耀祖的负罪感便将宋乾坤的面目完完全全地暴露了出来，他当初的行为不再是大义灭亲，他不是因为父亲黄耀祖的反动与残暴才杀了黄耀祖，而仅仅是因为私人恩怨。宋乾坤若真正反对黄耀祖的所作所为，他就不应该产生负罪感。宋乾坤在解放后便开始追逐名利地位，计较个人得失，开始做他那升官发财的美梦。这样的人参加革命是投机行为，他们在革命的一方下注，想要在革命成功后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们信奉的是打江山坐江山，把革命看作单纯的改朝换代。像宋乾坤这样的人没有共产主义信仰，他们只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的人就是革命事业的蛀虫，他们参与革命队伍会对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破坏。

　　像宋乾坤这样的人并不是个例，他们是一个群体，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走资派”。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入党，有的是为了民族的解放而入党，有的则是投机行为，为了日后能够为自己谋得更多的权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或许还能够认同党的纲领，能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解放后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他们却不再愿意革命，没有意识到革命性质的转变，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自己打下了江山理应坐江山。在合作化期间，他们就像是“小脚女人”一样迈不开步子，认为合作化“搞早了”，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受“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的影响，再加上国内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党内干部不少滋生了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毛主席决定开展“整风”运动，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来向党提意见，克服党内不断滋生的官僚主义作风，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因为触犯到了党内官僚群体的利益，他们对“整风”运动十分反对。为了自己更好地坐江山，党内官僚夸大了在“整风”运动中少数右派对党的攻击，把右派的进攻无限扩大化，以此打出了“再整风党就毁了”的结论来对抗毛主席的“再不整风党就会毁了”。在党内官僚的谋划下，“整风”运动转变成为了“反右”运动。毛主席认为国内不过几千个右派分子，应尽快将“反右”运动结束来继续进行“整风”。然而党内的官僚丝毫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尽管大部分群众对党提出的意见是出于好意，希望能够使党更加完善，然而党内的官僚容不得群众的任何一点意见，他们借“反右”运动将一大批不是右派的敢于提意见的人打成了右派分子，使“反右”运动扩大化，全国抓了五十五万的“右派”。“反右”运动体现了党内官僚对群众监督、群众运动的抵制，为了捍卫自己的特权他们会用尽一切手段。“反右”运动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后果，使得日后很多人不敢讲真话，担心被“引蛇出洞”引火烧身，不敢讲真话的危害在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共产风”中暴露了出来，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在大跃进期间，党内官僚为了自己的业绩，利用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大刮“共产风”、“浮夸风”。不少干部与群众虽然清楚粮食的实际产量，但是受之前“反右”运动的影响，他们担心自己讲真话会被打成右派分子，因此没有提出反对。毛主席虽然尽力想要纠正这些大跃进期间“左”的倾向，但最终由于庐山会议彭德怀的问题使得纠“左”的努力功亏一篑。官僚欺上瞒下的行为的危害最终在自然灾害下完全暴露了出来，造成了我国三年的经济困难，像“浮夸风”比较严重的地区河南还酿成了大量人死亡的“信阳事件”。党内官僚的腐败行为已经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毛主席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逐渐意识到了党内存在有潜在的资产阶级。毛主席一开始将他们称作“官僚主义者阶级”，他在1965时说过：“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后来毛主席用更加切确的名称“走资派”取代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说法。走资派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捍卫官僚特权、反对群众监督、企图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四清运动”后，毛主席愈发意识到了党内走资派的危害，他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在毛主席的眼里，与右派分子、之前的旧地主旧资产阶级相比，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力量。为此，毛主席在晚年仍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企图靠群众运动来解决党内走资派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走资派的地位被动摇。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特权，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将群众运动变为运动群众，将对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批判转变为对“地富反坏右”的批判，对文革运动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毛主席对于被打倒的党内走资派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希望他们能够从自觉的或是不自觉的走资派转变过来。然而多数走资派被打倒后并没有改变他们原有的立场，而是更加坚定地要捍卫他们的特权地位。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改革开放的进行，党内潜在的资产阶级分子成为了真正的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成为了现实。

　　宋乾坤就是非常典型的走资派形象，这也使得宋乾坤成为了我在《黑与白》中最讨厌的一个人。在《黑与白》里恶人不少，他们的所作所为看似都比宋乾坤更加下流无耻。江湖骗子武伯仲，以行医之名玩弄女人，在凤凰岛修建武公祠强占居民土地;其子杜威继承了其父武伯仲的人生哲学，做事不择手段，心狠手辣，和武伯仲一起将凤凰岛经营成官商勾结的腐败窝点，将举报他们的王晟送进监狱;郎涛，弃文从政的海归博士，在官场上逐渐腐化，成了凤凰岛腐败窝点的重要支持者，以及钱刚父子、法官牛志、律师黄子鹏、唐非等人物。但是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上作威作福、只手遮天，正是因为有像宋乾坤这样的走资派为他们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正是因为有一个个宋乾坤的所作所为，才有了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为了自己的特权利益，牺牲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资本主义的复辟使得宋乾坤们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也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一个个的杜威。

　　刘继明老师这样评价宋乾坤：“宋乾坤，既是老革命，实际又是藏在革命队伍里很深的投机分子，身上有很深的阶级印记，这样的人极有代表性，他们在革命年代是投机家、在毛时代是当权走资派，到了改开时期又成所谓思想开放的老干部代表，历史的发展终于让他们还原了本来面目，即所谓‘两头真’的人。这样的人在革命队伍里如过江之鲫……”宋乾坤杀死亲生父亲黄耀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英勇作战，对革命是有功劳的。但是这种功劳在宋乾坤的眼里是其升官发财的筹码，宋乾坤虽然参加了革命，但是他在思想方面并没有真正接受共产主义，没有改造成一名无产阶级的战士，身上仍存在资产阶级的印记。因此面对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极为抵触，在改革开放后其本性得到了释放，还原了本来的面目。革命队伍中一个个的宋乾坤最终葬送了革命事业，再坚固的堡垒也难以抵御来自内部的敌人。宋乾坤们篡夺了革命队伍的领导权、话语权，将自己塑造成为了时代的引领者、革命事业的捍卫者，把忠于革命的骆正们打成了“极左”。党籍不是辨别是否革命者的标准，有的人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其思想上没有共产主义信仰;有人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在思想上和作为上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宋乾坤虽然是所谓的党内开明的老干部，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根本地背离了真正共产党人最根本的初心;骆正被开除了党籍，但是其所作所为实实在在地体现了一名共产党人的本色，不愧为真正的革命者。时代的发展暴露出了宋乾坤们的真正面目，时代的巨风也终将把宋乾坤们扫进历史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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