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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石:孔子说石

  《说石丛稿》

  第十集 《诸子说石》目录

  管子

  老子

  孔子(已补)

  墨子

  孟子

  庄子

  荀子(已补)

  韩非子(已补)

三、孔子

  (一)孔子其人

  (二)《论语》其书

  (三)孔子“三语”说石:

  1、《论语》;

  2、《孔子家语》;

  3、《孔子集语》。

  (四)“孔子说石”简评

孔子说石

  孔子其人

  孔子(前551——前479)的先祖是宋国王族,还是王位继承人之一。宋国是周武王灭商后,殷商后人的封国。因此,孔子是殷商贵族的后裔。孔子自己也说:“丘也,殷人也。”

  后因宋国王族内乱,孔子高祖一支逃到鲁国。寄人篱下,贵族身份自然难以维系,坠入平民阶层。所以孔子说自已“吾少也贱。”少年时做了不少贱民做的活,如放过牛羊、看管过仓库等。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由贵族沦为平民是普遍的现象。墨子先祖也有贵族身份。这种磨炼,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大有好处的。

  孔子精通“六艺”,除了“琴棋书画”等雅事外,还有“骑射”“驾车”等粗活,可称得上是“文武”皆能。墨子为了救弱扶倾,更是过着苦行僧一般的日子。不这样苦学、苦修、苦炼,他们不可能成为“诸子百家”中卓越的一家。试想,有多少公子王孙、纨绔子弟默默无闻、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

  孔子一家大概在父亲叔梁纥以军功当上了鲁国大夫之后,又回到上层贵族的圈子里。但他三岁时父亲就死了,家道随之中落。他与寡母又给赶出家门,儿时自然陷于贫困。他长大后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做诸如给人放牧牛羊、看管仓库这类苦差事。

  孔子实际上是个私生子。五十多岁的老父与二十多岁的生母,在尼山“野合”生下了他。孔子名“丘”字“仲尼”,与他生于尼山有关(另有孔门后人为掩饰,说孔子名“丘”,是因为他脑袋长得像“山丘”。那么,字“仲尼”呢?显然,难圆其说。)

  据孔子“三语”——“论语”“家语”“集语”——记载的孔子形象:身长八尺,头大咀阔,孔武有力。他似乎不像文人而像其父是一武夫,不像谦谦教书先生而像干粗活的莽汉(所以他周游时在匡邑才会被人误会是鲁国强人“阳虎”而遭围困)。

  孔子虽为私生子,但史籍上并不讳忌记载此事。那时的人没像后来的宋明道学家满脑子“迂腐气”,并不觉得如实记下这些,对孔圣人有什么不敬,更不认为男女“野合生子”有什么耻辱。实际上,“野合”古已有之,在原始社会十分普遍。

  商、周始祖都是私生子。商始祖契是生母简狄在野外洗澡不小心吞下燕子蛋生的(《史记·殷本纪》:“有绒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吞之,因孕生契。”)周人始祖稷也是生母姜源外出踩了“仙人足印”后有孕生的(《史记·周本纪》载:有邰氏之女姜嫄踩巨人脚印而生弃。)这种神奇传说,明眼人一看,只是“野合”的一种托词。

  母亲颜氏女出身也低微,其娘家很穷。孔子最满意的学生颜回就是颜氏娘家的。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被称为“君子固穷”榜样。

  其实,这是为生活所迫、万不得已的,没有人乐於贫穷。贫穷也使颜回早逝,未能发挥他的才干。“君子固穷”,不仅一般人做不到,“食不厌精、烩不厌细”的孔夫子也做不到。

  孔子博学,有抱负也有能力,很想在政治上有一番大的作为。他也有过机会,54岁时当了鲁国“宰相”级的“司寇”(管司法治安的,如今之“公检法”。)

  他在任时,主要干了两件事:

  其一、杀少正卯。

  上任仅七天,便杀了持不同政见者少正卯。

  《荀子-宥坐》披露孔子给少正卯定了五大罪状:“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而有之。”

  翻译成白话便是:一、通晓古今而心地险恶;二、行为怪辟而固执;三、说假话而又善辩;四专搜罗丑事而且收得特多;五、专顺从反面意见而且影响很广。

  孔子认为这五大罪状,有一条就是死罪,而少正卯全都有了,当然必死无疑。

  这叫什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少正卯既不是聚众闹事又没有造反杀人,纯粹是办学教授学生,发表不同政见。古往今来,“以言定罪”,从二千年前的少正卯,到二千年后的李卓吾,不知冤杀了多少正义之士?孔子开了个很不好的先例。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少正卯的观点大受欢迎,以至于造成孔子办的学校“三盈三虚”,所招收的学生都让少正卯“挠”走了。最惨时,教室只剩下颜回一人。

  当时有水火不容的两派主张:“礼治”与“法治”。孔子是主张“礼治”的。少正卯具体主张什么?孔子定罪并未明说,从其必欲除之而后快来看,他肯定是主张“法治”的。

  “以言定罪”,以不同政见而置人于死地,不仅於法不符,也与孔子自己的“高见”相违背。他说过这样的话:“子为政,焉用杀?”你“为政”如干得好,怎用得着杀人?(《论语-颜渊》)

  所以,孔子杀少正卯一事显得不那么光明正大。孔儒门徒一直掩盖着,《论语》一字不提。荀子揭出之后,到南宋朱熹这个理学家咀里还矢口否认,认为《论语》不提此事,《左传》与“思孟学派”书都不记载,肯定是没影的事。至于荀子披露出来,那是齐鲁诸儒出于对“圣人”的怨愤而造出来的(《朱子全书》)。

  荀子是孔门中人,又是稷下学宫三任“祭酒”,凭他的人品、学识、威望,难道会造孔夫子的谣?荀子一披露,言之凿凿,杀少正卯已成铁案,不是朱熹之流否定得了的。

  孔子的另一政绩还有“坠三都”(实只拆毁了叔孙氏、季孙氏两都,孟孙氏一都或因坚固未拆成)、反对“法治”。这都不必细说了。总之,凡是违反他的“礼治”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他都一概反对。

  春秋末年,随着“礼崩乐坏”,时代的潮流正从“礼治”转向“法治”。因此,孔子晚年带着自己那一套与时代潮流相背的“礼治”观念“周游列国”,落得个“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就不足为怪了。“

  孔子西行不到秦”,他不敢去秦国,因为秦国是大兴“法治”的强国。孔子那一套“礼治”旧观念,在重革新、讲耕战、行法治的秦国行不通是肯定的。弄不好,惹恼了秦国君臣,恐怕都回不来。

  有意思的是,孔子不找周边的强国、大国,专找中原的陈、卫、蔡这类弱国、小国,也显出他的保守性。强国都是经过“法治”改革强大起来的,在孔子看来,全是违反“礼治”的,似乎只有这些风雨飘摇中的撮尔小国才是他的希望之所在。

  孔子政治上的保守、守旧有时真到了迂腐可笑的地步:凡是一切不符合“周礼”旧制度、旧规距的,他都深恶痛绝、看不下去,怒吼:“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佩服管仲治国之才,说没有管仲,我们都成了“左衽”的夷狄了。然而,仅因管仲多设了一个像君主放酒器的台子,他便说管仲“不知礼”(《论语-八佾》)。

  孔子的旧贵族等级观念根深蒂固。他有个叫樊迟的学生要去学种地和弄菜园子。孔子认为这不是“君子”干的活,是奴隶们干的,居然骂这学生是“小人”(《论语-子路》)。

  “民以食为天”,吃饭填饱肚子,是天大的事。学生想学种田,肯定也是为解决吃饭的难事。孔夫子这位“满腹经纶”的大学问家竟不懂得这最起码的道理。他似乎认为君子宁肯饿肚子,也不能去干种地这等下贱的活,干了便是“小人”(难怪朱熹会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没有人性的话)。孔夫子似乎忘了自己少年时干过放牧牛羊、看管仓库等“贱活”的经历。

  孔子虽活到73岁,因政治上失意,晚年却是郁抑不得志的。好在他老人家并没有郁抑而终,而是明智地转向文化教育方面,创立了他在文教方面的两大业绩。

  其一是创办“私学”。

  过去一切学校都是“官学”(著名的齐国“稷下学宫”是齐桓公办的。荀子当过三届“祭酒”——“校长”,培养了韩非、李斯等杰出人才。)

  办“私学”,孔子是第一人。

  孔子在政治上是不成功的,成功在教育方面。他有三千学生,杰出优秀的就有“七十二贤人”。他深受学生的喜爱,去世后,学生们为他守墓。子路守了三年,子贡守了六年。有一百多家学生及其后人陆续迁到附近居住,故孔墓一带又称“孔里”。从古到今,这也许是绝无仅有的。试想,当代有哪一位教授、博导能获得学生如此尊崇?

  列宁说过这样的话:看一个人的贡献,主要在于其是否提供前人没有的东西?

  孔子“有教无类”的历史贡献,正在于将教育从“官学”解放出来,使平民百姓和贵族子弟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从孔子之后,官办的“国子监”与民间办的各类“书院”便成为历代教育并行不逭(“官”为“孛”)的办学模式,至宋明尤盛。

  其二是整理上古三代典籍。

  《诗经》三百篇是经孔子删定的(五千篇删剩三百,功过另论,至少保留了一部分),其余的“易经”、“书经”、“礼经”、“春秋”(“乐经”佚失)也大都经过孔子的手,或删节,或作传论,或加注疏。

  三代典籍能流传至今,孔子功不可没。

  顺便纠正传统的一种说法: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说法不可靠:孔子自己说他是“述而不作”。上古典籍,他只是当教材用,讲述给学生听。他并没有创作任何一种。具体到《春秋》这一鲁国的“国史”,乃鲁国史官所作。孔子非鲁之史官,不可能也没条件写出这部断代史来。至于他讲《春秋》时是否加入自己的看法,那是肯定的、免不了的。今传解释《春秋》的有“三家”(左氏、公羊、谷梁),并没有孔子。孔子的解经没传下来。

  当时各国都有类似《春秋》的“国史”。孟子就曾经说:“晋之乘(shèng),楚之梼杌(táo wù),鲁之春秋,一也。”名称叫法不同,其实都一样,都属“国史”。

  应该看到,孔子及其思想也是个矛盾体。他既把想种田的学生骂为“小人”,又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这种不分贵贱贫富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堪称“伟大”!)他既坚守“君臣父子”的名份、反对一切“以下犯上”的言行,又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抗议。

  孔子喜欢评价历史人物,但无论对人对事,其看法并不一致,自相矛盾的颇多。如对齐国管仲与郑国子产这些杰出人物,一方面十分敬佩,又总觉得他们有不少不合“礼”之处(包括管仲的经济改革与子产的“铸刑鼎”)。

  的确,孔子这种矛盾性使其具有多面性。有学者说得好:《论语》中的孔子,温良恭俭、好学深思,是诲人不倦的良师;《易传》中孔子,仰观俯察、明哲深邃,是充满智慧的哲人;《礼记》中孔子,学识渊博、吸纳道法,有极度张扬的个性。而《论语》、“家语”、“集语”中都记载的困于陈、蔡的孔子,别人讽刺他“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他自己也坦然承认:“诚然。”说“确实如此”。

  《庄子-外编》“盗跖”篇,更是篇惊世骇俗之作。孔子本想劝导好友柳下惠之弟柳下跖——“盗跖”改邪归正,因而求见这位令奴隶主贵族闻风丧胆的“大盗”。结果被这位奴隶起义的英雄骂得狗血喷头,差点丢了老命。孔子出来时吓出一身冷汗、连手脚都发抖,几乎上不了车。“孔圣人”那一付狼狈相,着实令人忍俊不禁。

  “圣人”也是人,饱食终日时是一种姿态,尤其在诸侯面前,更是端起架子,“割不正不食”。但如困于陈、蔡之时,饿了七天、“面有菜色”,有吃的、喝的立即便下肚,什么来历、“正不正”全都顾不上了。

  这才是真实的孔子。而明、清皇帝捧上天的、被鲁迅先生说捧到吓人地步的“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则是不真实的,是假的孔子。

  (二)《论语》其书

  孔子只留下一部《论语》,不是他生前的著作,是他身后学生们抄录的,是他的“言论集”、“语录”汇编。书中不光有孔子的言行,还杂有他学生的话。

  《论语》一书大约在孔子去世70多年后的战国初编成的。为何称之为“论语”,汉代人就有不同说法,较为切实可靠的应是:论述孔夫子的言语。

  关于《论语》中所记录的孔子及其学生的言论,五花八门。自然,其所表述的孔子的思想,也是杂七杂八。其核心是“礼”,即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各在其位、各守本份:君有君的尊严,臣有臣的职责。父子亦如此。

  因此,严格意义上,孔子不是哲学家,不像老子对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有一总体看法:“一阴一阳谓之道”。孔子是伦理学家,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与伦理道德:如何“克己复礼”、如何恢复并维持周公确立的上下关系?贵族士大夫如何当君子而不当小人?

  孔子希望这种从原始社会脱胎出来的奴隶社会是最符合“礼治”的、最美好的,应该是恒久不变的。他对春秋时“礼崩乐坏”特别痛心疾首。他无法超越时代,也许意识不到奴隶社会仍然是野蛮、血腥的,所以他才会用尽一切美好词藻,赞美周公及其所制定的“周礼”。

  然而,孔夫子的话说得再漂亮、再冠冕堂皇,他所维系的社会伦理道德,是维护奴隶社会的秩序、是保护奴隶主利益的。他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仁”字,由二人组成,表示的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这个“人”,只包括奴隶主贵族士大夫的“君子”们,而不包括非君子的“小人”们。

  古文“人”与“民”也不同:“人”是“士”以上者,“民”则是奴隶(古文“民”字是左眼被刺瞎作记号的奴隶,如同后世对罪犯施以黥刑——脸上剌青)。因此,孔子的“仁者爱人”更不包括“人”之外的广大被压在底层、过着非人生活的奴隶们。后世孔门信徒竭力想把孔子的“人”加以抽象化,扩大为不分阶级、不分贫富的所有的人们。这是没有根据的,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在这方面,孔子有的话说得很绝,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什么意思?他反对用假的“人俑”代替真的“人殉”。为此,他连废掉人殉的周公都骂了。西周之前,特别是商代,用活人祭祀的风气很盛。每年都有几百几千甚至上万名“人殉”死于非命。献祭的“活人”从哪来?一是奴隶,一是战俘(战俘不死也成奴隶)。作为商的“小邦国”,周人每年都得向“大邦商”进贡抓来的众多战俘(多为姜人)。周灭商后,周公废除了残暴的“人殉”制度,改用“人俑”作替代物。这本是一大进步,居然为孔子所反对、所咒骂。

  后世孔儒为帮孔子掩盖,认为“始作俑者”的“俑”就是“人殉”。这种曲为之解是没有根据也是无力的。“人”是活的、真的,“俑”是死的、假的。“人”与“俑”怎可混淆?“俑”有土俑、陶俑、木俑,都不是活的“人”。还有更可笑的:有学者不敢否认“俑”是死人、是替代品,却说孔子连“人俑”都反对,难道会赞成“人殉”吗?(《论语译注》作者杨伯峻持此观点)。他是把孔子当成超越时代、超越阶级的超级“圣人”了。

  应该如何看待孔子其人其书其思想?

  其一、必须将其放在一定的时代及其社会的阶级环境之中。孔子是时代的、社会的、阶级的,他不可能超越时代、社会与阶级而单独存在。

  孔子是具体的历史人物,抽象的“圣人”孔子是不存在的。

  其二、功是功,过是过。不可因其“功”而否定“过”,也不可因其“过”而否定“功”。

  同理,也不可将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所干的坏事都栽到孔子头上。“五四”要打倒的是“孔家店”而不是孔子。“孔家店”不是孔子开的,是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家们开的。他们贩卖的是假货、“假孔子”,而不是真货、“真孔子”。

  毛主席《七律-呈郭老》诗中称“孔学名高实稗糠”,指的也不是孔子,而是“孔学”,即孔家店的假货色。

  关于如何正确评价孔子,不妨听听毛主席的高见。

  毛主席说他“读了六年孔夫子”。他对《论语》是烂熟于心的,文章大量引用孔子的名言,如“学而时习之”、“吾日三省吾身”、“不耻下问”、“过犹不及”、“三思而后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等。他连两个女儿李敏、李讷的名字都取自《论语-里行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总的原则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区分、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阶级斗争学说。

  毛主席肯定孔子的有:

  1、从方法论上,肯定孔子“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篇》)的思想。他认为这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并将其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

  他并用辩证观点解释孔子的“中庸”思想:“依照我们现在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他同时认为:“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

  2、他肯定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1958年他在审定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批语:“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

  作为伟大思想家,毛主席对孔子一些守旧、陈腐观念自然进行批判。

  1、从认识论观点,他否定孔子的“生而知之”的说法。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 而“困而学之”与“困而不学”,更是“次也”、“下矣”(《季氏篇》)

  对于孔子这种近乎“天才论”的观点,青年毛泽东早在一师时的读书笔记中便加以否定,认为“不可信也”。1937年初他对安吴堡的学生更加明确地说:“人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1949年初,他与国民党和谈代表章士钊、符定一、仇鳌与刘斐等会面时说:“哪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是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他晚年(六、七十年代)提出“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以及庐山会议上对陈伯达鼓吹“天才”论的严厉批判,都证明反对“生而知之”是他一贯的思想。

  由此,他也不相信“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因为人的认识是无止境的。

  2、毛主席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出发,对孔子的许多思想进行了批判。

  批判孔子“仁者爱人”。1964年8月,毛主席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中说:“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么回事。”

  批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943年4月,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一篇谈话,谈到统一战线各方应团结,尽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彭老总的本意应是好的,针对国民党反共摩擦。一般人也看不出他引用的孔子这话有什么毛病。

  毛主席从《新华日报》上看到这篇谈话后,给彭德怀写了封信:“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批判“贫而乐”,认为是“蠢话”。1936年他对斯诺说:“你看《学而》上是怎么写的?……子曰:‘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孔夫子是一位大圣人,居然也说出这等蠢话来!贫困的穷苦人怎么能够快活?地主老财又怎么会对穷人讲理施礼呢?”

  批判孔子轻视生产劳动的教育思想。毛主席青年时代就读第一师范、当教员与小学校长。他重视教育,既肯定孔子“有教无类”具有“人民性”的好的一面,又批评孔子轻视劳动与劳动者的不好的另一面。

  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和《青年运动的方向》,他就批评孔子教的“三千学生”都是脱离实际不参加生产劳动的。1955年底,他在曲阜建立合作社的报告中作了批示:“曲阜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年的学校……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是‘小人’。”1964年春节,他召集教育座谈会,讲话中肯定孔子只教六门课(诗、书、礼、易、射、御),教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大贤人,又谈了孔子的不足:“孔夫子教学也有问题,没有(手)工业、农业劳动,因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不行。”

  毛主席既重视孔子,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加以总结,同时又对孔子持批判态度。其所涉及的内容远不止上述这些。但已足以看出,他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对孔子进行分析的,值得今天盲目尊孔崇儒的人们深长思之。

  孔子说石

  一、《论语》:

  1、《学而第一》:“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奥》)。

  (注)切,开料;磋,粗锉;琢,细刻;磨,打磨。

  (解)这是子贡请教孔子的话,意思是:做学问要像制乍玉器一般,如同《诗经》所说的,由粗到细,切磋琢磨。孔子夸他能“举一返三”,可以谈《诗》了。

  2、《雍也第六》:“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注:仁者,有仁爱之人;乐山,喜爱山;知者动,好动;知者乐,快乐。)

  (解:孔子说,有仁爱心的人喜欢山,有智慧的人喜欢水。为何?仁者爱静,山静故爱山;智者爱动,水动故爱水。仁者如山长寿,智者如水快乐。)

  3、《子罕第九》:“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注:仰,仰头;钻,钻研。)

  (解:这是颜渊称赞孔子的:越抬头看越高,孔子像山一般;越钻研下去越深,孔子像石头一样。)

  4、《子罕第九》:

  子贡曰:“有美玉於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注:韫,放入;贾,音古,商人;善贾,善于做买卖的。)

  (解:子贡很会做生意。他问孔子:“有一块美玉,是放在柜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孔子说:“卖掉!卖掉!我也在等识货的呢。”

  孔子这里表现出是一个讲实惠的人,一点也没有“道学气”。他最后一句“我也在等识货的呢。”有弦外之音:他本人也是“待价而沽”呢。当然,他在等不是商人,而是能赏识自己的君王。

  从中也可看出,春秋末期,玉已成为商品了。连固守“周礼”的孔子也不得不随俗了。)

  5、《乡党第十》:“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宿宿(左加“足”)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注:圭,命圭,显示身份;勃,焕发;宿(左加“足”),紧凑;不胜,力不胜。)

  (解:这是说孔子在不同场合行礼的不同态度:

  出使外国时,拿着圭玉,恭敬如鞠躬,像拿不起来一般(十分庄重);向上如作揖,向下像将圭玉交授别人,一付诚惶诚恐的样子;连走路也是小快步,十分紧凑规矩,就像走在一条直线上一样。

  而当他以私人身份会见外国宾客时则完全放松:献礼时满脸和气。因是私下见面,轻松愉快。

  孔子是精通“礼”的,更懂得内外有别:场面不同,态度也不同,或庄重、或放松。他并不死守某一种“礼”。)

  6、《先进第十一》:“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诗经-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注:三复,重复三次;玷,瑕疵,污点。)

  (解:南容把《诗》“白圭”吟诵了三遍。孔子便将兄长的女儿给他当妻子——认为此人可信赖。

  这首诗的意思是讲人要注重言行:白圭有污点,尚可以磨掉;人的言行有了污点,就不好办了。)

  7、《阳货第十七》:“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注:礼云,礼啊;乐云,乐啊。)

  (解:孔子说:“礼啊礼啊,仅仅是玉、帛之类吗?乐啊乐啊,仅仅是钟、鼓之类吗?”

  “礼乐文化”是上古三代特别是周代整个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囊括政治、文化、教育、外交、法律等各个方面,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所以,孔子才会发问:“难道‘礼’仅仅是玉、帛这些礼品就够了吗?难道‘乐’仅仅钟、鼓这些乐器吗?

  一般都是“钟、磬”并列,此处仅举“钟、鼓”,有点怪。也许孔子时代,“礼崩乐坏”之际,战乱频仍,攻伐并作,“击鼓”、“鸣金”,无日或缺。“磬”已不大时兴,而为“鼓”所代替了。)

  二、《孔子家语》

  【书介】

  《孔子家语》10卷、44篇,为孔子及其弟子言行汇集。《汉书-艺文志》著录有27卷,三国时王肃作注仅剩10卷,沿用至隋、唐。

  到宋代,宋人疑古成风。宋人断言此书即是王肃作伪的“伪书”。经学史上,汉学重考证,讲经、注经十分繁琐;宋学重义理,讲微言大义。宋学否定汉学,实为另一种不着边的罗嗦。

  一直到近、现代,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风靡一时,更将此书进一步考定为“无任何取信之价值”的东西。“伪书”说更成了铁案。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竹简《儒家者言》,与今本《孔子家语》极为相似,实为给“疑古派”一记耳光:三国时王肃怎能伪造出与汉代相同的古书?——“伪书”说不攻自破。今学界基本一致,认为此书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有的甚至称之为“研究孔子第一书”。

  关于该书编者:有说是孔子之孙子思,有说是汉初献孔壁古文书的、孔子12世孙孔安国(《孔子家语》有其序)。总之,不出孔家后人。

  孔子去世后,其家人与学生记录、搜集、编纂他的言论,有一部分较切实可靠的,战国初先编为《论语》,其余较庞杂的汉初合编为《孔子家语》。二书来源应基本一致。至于《孔子集语》,那已是清嘉庆年间,孙星衍从唐宋之后各种集书、类书中摘录编纂而成。

  孔子“三语”—— “论语”“家语”“集语”——由此备焉,实为孔子研究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说石(玉)】

  1、六本第十五:“故志诚感之,通于金石。”

  (注:金、石,乃钟、磬。)

  (解:意为音乐与感情相通。)

  2、辩物第十六:“时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梏(右旁为“苦”)矢贯之石弩(下部为“石”),其长尺有咫。”

  (注:隼,猛禽;梏(右旁为“苦”)矢,梏木作的箭;石弩(下部为“石”),石箭头;咫,八寸为一咫。)

  (解:说明春秋时,箭头还是有用石头磨成的。)

  3、在厄第二十:“孔子厄于陈、蔡,从者七日不食。子贡以所赍货,窃犯围而出,告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

  (注:厄,受困;赍货,携带货物;犯围,突围;籴,买米;一石,一百二十斤。)

  (解:孔子被围困于陈、蔡,随从七天没东西吃。子贡偷偷突围而出,将所带的物品,以货易货,换得一百二十斤米。

  古时以“石”“斗”计量,十斗为一石。其量器是石头制作的,故称“一石”。)

  4、刑政第三十一:“孔子曰:……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圭、璋、璧、琮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

  (注:命服、命车,天子赐的官服与车马;圭、璋、璧、琮,封赏祭祀的礼玉;粥,出卖。)

  (解:孔子认为,有十四种东西是不可以在市场上出卖的,其中包括天子赐的官服、车马,封赏祭祀的礼玉——圭、璋、璧、琮等。

  这也反映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一部分沦为平民的贵族为了生计,将家中天子封赏的礼品都拿到市场出卖。孔子宣称必须禁止,但吃饭是第一要务,岂是他几句话禁得住的?)

  5、问玉第三十六:

  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何也?为玉之寡而珉之多欤?”

  孔子曰:“非为玉之寡故贵之、珉之多故贱之。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而长,其终则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注:珉,似玉的石头;栗,坚硬;廉,棱角;刿,割;诎然,断绝;瑕,玉上斑点;瑜,玉之光彩;孚尹,玉之晶莹;旁达,光采四射;圭璋,朝会所执玉器;特达,直接送到;言念,想念,言为助词。)

  (解:子贡善经商,他问孔子的话,从“物以稀贵”的商业角度来谈玉与珉的贵贱。

  孔子说不是这样的原因。君子看重玉,是因为君子“比德于玉”。他总结出玉有十二德:仁、义、礼、智、信之外,还有礼、乐、忠、天、地、德、道。)

  这是孔子继管仲之后对“玉”的社会价值与道德功能的又一次全面的总结。)

  6、正论解第四十一:“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注:度,风度;式,样子)

  (解:想起我王的风度,样子像美玉般温润,又像金子般纯正。)

  7、曲礼子贡问第四十二:“孔子在宋,见桓魁(斗旁为‘隹’)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

  (注:桓魁,宋国司马;椁,古代棺木有内外棺,外棺为椁;靡,奢侈。)

  (解:孔子在宋国时,见桓魁给自己做石椁。三年没做成,工匠都累病了。孔子忧愁地说:‘如此奢靡,还不如让尸体快点腐朽更好。’”)

  三、《孔子集语》

  【书介】

  《孔子集语》是清嘉庆年间孙星衍辑录编纂的。其书汇集四书、五经之外的诸子、诸史及唐宋类书。收罗面既广、征引亦极繁富,均为《论语》、《孔子家语》所未收、所未见者,带有辑佚性。

  正因如此,该书难免有鱼目混珠、真假史料并存之弊。

  【说石(玉)】

  卷三-五性:

  子贡问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

  孔子曰:“恶,赐,是何言也?夫君子岂多而贱、少而贵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缜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王。此之谓也。”(《荀子-法行》)

  (注:)珉,如玉之石;恶,哪里?缜栗,纹理细密;廉,方正有棱角;刿,割伤人;适,适合,美好;辍然,音停之状;雕雕,雕绘很美;章章,素质明丽状。

  (解:这段文字与“家语-问玉”大同小异,都是说君子“以玉比德”,玉有“仁、知、义、行、勇、情、辞”等七德——“问玉”则列有十二德。)

  卷五-六艺(下):

  孔子曰:“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刻之玉版,藏之金府。”(《御览-八百四》引诗《含神雾》)

  (注:祖,祖先,本源;宗,本质,主旨。)

  (解:《诗》表现的是天地的核心事理、是君主修德的本源、是百福的根本、是观察万物的窗户,是刻于玉版、藏于宝库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诗》不仅写于竹简,还刻于玉版。当然,这是君王等级才有的。南宋贾似道“玉版十三行——王献之小楷《洛神赋》残本”),将书法刻于玉版。而玉版刻诗乃古已有之。但至今考古界有“金缕玉衣”,却仍未发现玉版之《诗》(那怕是残片)。

  六艺(下):

  先王执此之正,坚如金石。(《大戴礼-礼察》)

  (注:执,掌握;正,正确方法)

  (解:先王正因为掌握这些正确的方法,才能坚如金石。)

  六艺(下):

  鲁季孙有丧,孔子往吊之。……主人以玛(右旁为“与”)、潘(左旁为“玉”)收之。……孔子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淮南子-缪称训》)

  (注:丧,丧事;吊,吊唁;玛(右旁为“与”)、潘(左旁为“玉”),鲁国宝玉。)

  (解:鲁国季孙有丧事,孔子前去吊唁。他见主人将宝玉放入棺中,便说这样做,如同将尸骨暴露在野地里。

  很显然,孔子对此是持反对态度的。也许他认为季孙这类鲁国家臣用宝玉陪葬还不够格,有越“礼”行为,才会说出这样极端的话。

  只要比较一下孔子的葬礼便知:当过鲁司寇的孔子葬时,只有用五寸的“象牙佩”,并未用玉。另一史料则陪葬“黄玉”,即“璜”,乃是鲁公所赐礼玉。)

  六艺(下):

  孔子曰:……钟鼓之声,怒而击之则武,忧而击之则悲,喜而击之则乐。其志变,其声亦变。其志成,通乎金石,而况人乎?(《论衡-儒增》)

  (注:志成,心诚;金石,指钟磬。)

  (解:孔子精通音乐,能演奏琴瑟。他认为音乐是随演奏者心情不同而改变的。感情能通于金石,何况是感动人呢?)

  六艺(下):

  子曰:“石,无知之物;鸩(左旁为“儿”),有知之物。石无知,故日之;鸩(左旁为“儿”)有知,故月之。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谷梁-僖十六年传”)

  (注:鸩(左旁为“儿”),鸟名;日,记下日子;月,记下月份。)

  (解:孔子说,石头无知,记下日子;鸟儿有知,记下月份。君子对于任何物类,都不会随随便便。)

  六艺(下):

  逸《论语》曰:“玉粲之瑟(左加“玉”)兮,其溧(左为“玉”)猛也。”

  逸《论语》曰:“如玉之莹。”(《说文》)

  (注:逸《论语》,今本《论语》二十篇散逸的文字;瑟(左加“玉”)兮,玉石纹理光华;溧(左为“玉”)猛,玉石光采有序。)

  (解:均为对玉石纹理光华的形容与赞美。自然也是有“君子以玉比德”之义,希望君子都像玉石一样光采照人。)

  六艺(下):

  逸《论语》曰:“玉十谓之区,治玉谓之琢。磋(左旁为“玉”)者,玉色鲜白也。莹,玉色也;瑛,玉光也;琼,赤玉也。睿(左加“玉”)、瑾、瑜,美玉也。无(左加“玉”),三彩玉也。玲、跄(左为“玉”)、峥(左为玉)、琐、皇(左加玉),玉声也。敫(左加玉),玉佩也。真(左加玉),充耳也。操(左为“玉”),玉饰以水藻也。”(《初学记》二十七)。

  (注:区,双玉叫珏,五珏十玉叫一区;无(左加“玉”),三彩玉也,一种色不纯的玉,杂有红、白、黑三色;充耳,古代天子以玉塞耳、诸候以石塞耳,以隔离杂音;操(左为“玉”,玉饰以水藻也,用彩丝穿上一串串,垂于天子冕的前后。)

  (解:上古三代,青铜器兴起,玉文化亦大盛,尤其是商周两代,可称为继石器时代后的“玉器时代”。玉成为“礼玉”,是“礼乐”文化的两大支柱之一:礼有礼玉,乐有石磬。

  这段文字详细介绍各种玉的名称、特色与用途。)

  卷六-主德:

  子曰:“……邹大无纪,不告朔于诸侯,玉瑞不行,诸侯力政,不朝于天子。六蛮四夷,交伐于中国。……”(《大戴礼-用兵》)

  (注:邹大,当为孟陬,农历正月;告朔,天子每年十二月初一向诸侯颁发皇历及明年政令;玉瑞,命圭,天子颁发诸侯任命的圭玉;政,通征;六蛮四夷,泛指华夏之外的四方民族。)

  (解:孔子描绘了春秋末期一幅“礼崩乐坏”的局面,一切都废弃了。天子不颁发年历、政令,诸侯也不来朝拜天子。内外全都乱套了,互相征伐。本来朝聘都需用礼玉:诸侯朝见天子要呈献“命圭”,天子聘任诸侯也需封赏“礼玉”。“玉瑞不行”,指这一切都废了,天子的威权行不通了。)

  卷九-论人:

  孔子见客,客去,颜渊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颡兮其口,仁则吾不知也。”颜渊蹙然变色曰:“良玉度尺,虽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虽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宝。”(《韩诗外传》卷四)

  (注:恨,违,逆,指不同意;颡,叩首,首肯,指同意;仞,古八尺,今一米八。)

  (解:孔子会见客人。客人走后,颜渊问孔子:此人仁否?孔子说,他心里不同意,咀里同意。仁不仁,我不知道。

  颜渊皱眉头脸变色说:“一块尺大的美玉,即使有七、八丈厚的土,也盖不住它的光采;一颗寸大的珍珠,即使有七、八十丈深的水,也遮不住它的莹光。”他的意思是,有仁心的人,是伪装的外表挡不住的。)

  卷九-论人:

  老子见孔子,从弟子五人。问曰:“前为谁?”对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贡为智,曾子为孝,颜回为仁,子张为武。”

  老子叹曰:“吾闻南方有鸟,名凤凰,其所居也,积石千里,河水出下,凤凰居止。天为生食,树名琼枝,高百仞,以谬(左旁为‘玉’)、琳、琅干(左旁为‘玉’)为实。……凤鸟之文,戴圣婴仁,左智右贤。”(《太平御览915》引 “庄子”)

  (注:为武,好胜;谬(左旁为‘玉’)、琳、琅干(左旁为‘玉’),均为珠玉;戴,头上戴着;婴,身上系着。)

  (解:孔子见老子,夸自己五个弟子各有特点:勇、智、孝、仁、武。

  老子说,南方有一种凤凰鸟,居住的地方,上有层叠的磐石千里,下有河水。上天为它生长的食品——琼枝树,七、八十丈高,结着各种宝石般的果实。从凤凰美丽的羽毛可看出,它既圣则仁义、既智慧又贤德。

  老子的话有点打岔。话里话外,他似乎不太欣赏孔子各有专长的五大弟子,而主张全优型的,且又是上天恩赐的,属天才型的人物,如同凤凰一般。)

  卷九-论人:

  文子曰“异日吾好音,此子遗我琴;吾好佩,又遗吾玉,是不非吾过也。……”(《说苑-权谋》)

  (注:文子,中行文子,春秋时晋国大夫,三家分晋之一家,败后曾出逃。)

  (解:这里有个故事。中行文子逃到自家封地边界,随从让他在管边界的一个叫“啬夫”的家中住下。文子说:“昔日我爱好音乐,他就送我琴;我爰好玉佩,他就送我玉。这是一个不肯非议我过错的人,自然会收留我。但我怕他会认为我乞求他收容我。”

  也许文子看出啬夫是个势利人:当他得势时,只要他喜欢,不用开口,此人就会送琴、送玉给他。如今失势了,再求他收留,恐怕靠不住。显然,文子留了个心眼。当他后来归国,便找个借口将啬夫杀了。

  孔子对此很反感,认为文子是背弃道义。)

  卷十一-博物:

  鲁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焉。公以为祥,使祝鼓舞之,欲上于天,羊不能上。孔子见公曰:“水之精为玉,土之精为羊,愿无怪之。”(《太平御览-九百二》引“韩诗外传”)

  (注:穿井,挖井;祝,巫祝,祭师;鼓、舞,敲鼓、跳舞祭天;上于天,升天。)

  (解:鲁哀公让人挖井,三月不见泉水,挖到一玉羊。他认为是吉祥之兆,令祭师祭天,敲鼓、跳舞,想送羊升天。羊上不去。

  孔子对他说:“水之精华是玉,土之精粹是羊,不足为怪。

  哀公迷信,孔子不迷信,“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还是个博物家,但受时代局限,说“水之精是玉,土之精是羊”,并没有多少根据。)

  卷十四-杂事:

  孔子返卫,卫夫人南子使人谓之曰:“四方君子之来者,必见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见之。夫人在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左旁为“玉”)之声谬(左旁为“玉”)然。(《艺文类聚》67引“典略”)。

  (注:寡小君,国君夫人自称;谬(左旁为“玉”)然,玉环佩碰击声。)

  (解:《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周游列国,第一次到卫国,呆了十个月。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说他坏话。孔子离卫国在蒲地呆了一个多月,又回到卫都。

  这个材料说孔子见南子是迫不得已。《论语-雍也》只说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解释说:“我否定的人,连上天都讨厌。”言外之意南子还不属于这一类人。

  子路为什么不高兴?因为南子名声不好。《左传》说她“美而淫”。子路怕影响老师名誉。

  孔子见南子时,隔了层帷幕。幕里传出环佩之声,说明春秋末贵妇人还佩带玉佩、玉环。

  孔子是否佩戴?没说,估计是没戴。那时连讲究“礼仪”的孔子平时头冠上的钗,都不用玉钗而用荆钗了。

  周游列国不是他政治上的颠峰期,他已不再是鲁大夫、司寇,只是个较有名气的教书先生、“说客”。他那一套主张,卫灵公也没接受。所以他只能叹息:“我没见过好德如好色的人!”失望地离开卫国。)

  卷十三-事谱(下):

  赵简子循执玉帛以聘孔子。孔子将往,渡秋水,闻赵杀其贤大夫窦鸣犊,谓然而叹之……(《琴操》)

  (注:赵简子,名赵鞅,春秋时赵氏家族的领袖人物。他也是《赵氏孤儿》赵武之孙,主政晋国十几年,政治家、改革家;循,遵循礼节。)

  (解:这其中的故事很长,涉及晋国内部赵氏与范氏、中行氏的内斗及赵、韩、魏三家分晋等等诸多故事。

  卿大夫篡位、六卿分晋,在孔子看来都是大逆不道的罪行。正因为如此,孔子对赵简子自然不会有任何好感。

  这里说的是赵简子遵循礼节用玉、帛聘请孔子。孔子也去了,走到半路,听说赵氏将一位贤大夫杀了。孔子立即改主意不去应聘,并发了一通议论:“他将贤大夫杀了聘我,我怎能去?烧林种田,麒麟都不到;复巢破卵,风凰也不飞来。

  打仗不好,杀人也不好。但在春秋末年,都是为了争权夺利,似乎没什么是非可言。孟子说:“春秋无义仗”。杀人呢?似乎也是如此。

  其实还是有是非的。看你站在历史潮流的那那一面,是顺潮流而动或是逆潮流而行。立场不同,看法自然也不同。

  赵简子为何杀窦鸣犊?二人政见不同。作为政治改革家,他看到时代的变化,不愿受制于晋侯及其他豪门巨族。而作为晋国守旧的大夫,窦氏遵循“周礼”、维护晋侯的地位。他劝说赵简子别效法范氏、中行氏以下犯上,落到灭族亡身的下场。

  显然孔子与窦氏看法是一致的。

  改革派与保守派,水火不容,拔刀相见是必然的。孔子不也杀了少正卯?不同在于:赵简子杀窦氏是出于改革派的立场,孔子杀少正卯是出于保守派的立场。

  从历史发展大潮流上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正义在改革派赵简子一边,而不在“保守”“复礼”的孔子一边。

  到了战国,赵、韩、魏三家分晋后,赵简子身后百年,其子孙赵武灵王更成为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使赵国成为“七雄”之一。孔子竭力维护的周、鲁、晋一个也没留下来。)

  16、卷十三-事谱(下):

  孔子卒,以所受黄玉葬于鲁城北。(《太平御览560》引“皇家冢墓记”)

  (注:黄玉,玉璜。半璧叫璜,朝聘、祭祀礼玉。据《礼记-檀弓》:孔子的璜玉为鲁君所授。)

  (解:关于孔子陪葬品,其说不一:有说是用五寸象牙佩的,有说是玉璜。应以后者为据。因为孔子当过鲁寇,应有聘玉。)

  卷十三-事谱(下):

  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瑟钟磬琴之音,遂不敢复坏,于壁中得古文经传。(《汉书-鲁恭王传》)

  (注:恭王,汉景帝儿子刘余,封鲁地;钟、磬、琴、瑟,上古三代乐器。钟为编钟,磬为编磬,依天子、诸侯、卿大夫分为三、五、九等。)

  (解:汉武帝时,恭王为扩建宫室,拆毁孔子旧宅,在夹墙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本。史称“孔壁书”。书中字体为周代古文“大篆”,称“古文经”,后引起“今古文”之争。

  鲁恭王“闻钟磬琴瑟之音”而不敢拆之说一般不存在(据说雷电交加之际,大自然能录下音来。曾有人在雷雨之夜,于长城脚下听到兵马撕杀声——此传说未知确否?)。

  恭王主要是发现了“孔壁书”,知孔宅不可犯。)

  卷十三-事谱(下):

  庙屋三间:夫子在西间东向,颜母在中间南向,夫人隔东一间西向。夫子床前有石砚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时物也。(《水经注-25-泗水》)

  (注:略。)

  (解:孔子居屋三间走向及居者尊卑是严格按春秋古礼的,可视为四合院的初型。

  到鲁迅时代,阜内大街西三条21号鲁宅,则一溜北房三间,鲁母居东,朱安居西,鲁迅居中(后接出一小屋作书房,称“老虎尾巴”。)

  北京四合院东北屋历来为家中最尊之老太爷居住。鲁母居东屋正有尊老之义。

  可见,自“古代圣人”孔子至“现代圣人”鲁迅(毛主席语)“敬老”之优秀传统一路继承下来,始终保留着,成为中华民族道德的核心(但又不同于“二十四孝”中诸如“郭巨埋儿”、“卧冰求鲤”、“恣蚊饱血”一类为鲁迅所痛恨的蠢事。)

  孔子编写的竹简文字至今未见,有其所用石砚传世,也是“砚史”难得之史料。

  砚,古称“研”,石制居多,大概新石器晚期仰韶时代就有了。孔子之石砚,亦可视为新石器时代最后的实物证据。

  卷十四-杂事:

  《灵宝经》有“正机平衡”、“飞龟”、“授秩(左旁为‘衣’)”三篇,皆仙术也。吴王伐石以治宫室,而于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简之书,不能读之,使使者持以问仲尼,而欺仲尼曰:“吴王闲居,有赤雀衔书以置殿上,不知其义,故远谘呈。”

  仲尼以视之曰:“此乃灵宝之方、长生之法。禹之所服,隐在水邦,年齐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将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衔之,殆天授也。”(《抱朴子内篇辨问》)

  (注:吴王,阖闾;伐石,采石;合石,石盒;赤雀,红鸦)

  (解:这段文字前后有三、四处介绍《灵宝经》的神仙传说:太上老君将《灵宝经》五篇真经给了帝喾。帝喾成仙时封存于钟山。大禹治水时得此书,从中获得治水之法。大禹成仙时又封藏于西洞庭包山岩洞里。到春秋时,吴王阖闾游包山,山上遇一老人。老人将一卷白绸包的书献阖闾。书上文字不认识,便派人请教孔子。

  孔子念了首童谣,说那老人叫龙威老人,隐居山中,上洞庭包山偷了大禹遗书。此书已传六百年,如强拿将丧身亡国。阖闾听了害怕,将那卷书还给了老人。

  传说细节各不相同:有说是吴王派灵威丈人入洞穴,走了17日还不见尽头,才找到玉叶上刻有“灵宝二卷”的书,请孔子过目。孔子说是“禹之书也。”

  至于《灵宝经》几卷,说法也不一:

  有说是“五符”即五卷,内容是帮大禹治水、制服蛟龙的——引自《绎史孔子类记四》-引《吴越春秋》;

  有说是“正机平衡”、“飞龟”、“授秩(左旁为‘衣’)”三篇,皆仙术也。三篇“灵宝之方、长生之法”——引自《抱朴子内篇-辨问);

  还有说是玉叶上刻有“灵宝二卷”的——引自《太平御览46》引“吴地记”。

  说法不一,且都说得玄之又玄,都认为是帝喾、夏禹遗书。

  神仙传说,多不可信。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两点:

  其一、此书尚存否?

  《灵宝经》其实是汉、晋道家书,今存有残本,收入《道藏》之中。

  《灵宝经》即《洞玄灵宝玉箓简文三元威仪自然真经》,《古灵宝经》之一,约成书于东晋末南朝初。陆修静《灵宝经目》已经著录。

  据考原书分三篇,即《上元金箓简文》、《中元玉箓简文》、《下元黄箓简文》。三篇合为一卷,总称《三元威仪自然真经》。今《正统道藏》本仅残存《中元玉箓简文》一篇,题作《洞玄灵宝玉箓简文三元威仪自然真经》,收入洞玄部威仪类。另有敦煌残抄本三件,保存部分内容。

  其二、石盒、紫文金简、刻于玉叶之类。

  上古三代之书,并不只写于竹简木牍,帝王珍贵的图书典册,有的是用“紫文”写于“金简”之上、或刻于玉叶的。上古传下的实物至今未见,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嵩山则发现武则天祭山自赎的一枚金简,可证金简是存在的。

  武则天金简出自山中。玉版《灵宝经》出自包山岩洞中,也未必全是子虚乌有。道家学道登仙,多以山中为栖居地。这由来已久,黄山上便有黄帝君臣炼丹遗迹。有无真假,今后还需靠考古实物加以证明。

  至于石盒。古代藏书于石盒之中。至西汉则有“石渠阁”,乃西汉皇室藏书之处,在长安未央宫殿北。外有“天禄阁”,是汉丞相萧何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195年)监修未央宫的同时修建起来的,与石渠阁东西相望,二者都是珍藏图书典籍之所。

  一直到清代,乾隆的皇家书库“石渠宝笈”、“天禄琳琅”也仍然沿袭汉代皇家“石渠阁”“天禄阁”之名而来。

  卷十五-遗谶:

  孔子论经,有鸟化为书。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书上,化为黄玉,刻曰:“孔提命,作应法,为赤制。”(《太平御览840又914》引《春秋演孔图》)

  (注:论经,论述五经;爵,通“雀”;命,道。孔提命,孔子提出治国之道;作应法,孔子创作适应时势之法;为赤制,赤通“尺”,孔子作出标准的尺度。)

  (解:鸟变书、书变玉之类,当然是无稽之谈。但荒诞中又有不荒诞处:雀通“爵”、书变黄玉——玉璜,均是爵位、官位的象征,变来变去,不离其宗,无非说出后代尽人皆知的那句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一当上官,什么都有了。

  后面另有引《搜神记八》:“孔子修春秋、制孝经,既成,斋戒,向北长而拜,备告于天……赤虹自上而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又引《宋书符瑞志》等,大都是相类似的内容。)

  20、卷十六-寓言(上):

  孔子问子桑虎(下“几”为“乎”,亦作“户”)曰:“吾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困于陈蔡之间。吾犯此数患,亲交益疏,徒友益散。何与?”子桑户曰:“子独不闻假人之亡与?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庄子-外篇-山木》)

  (注:子桑虎(下“几”为“乎”,亦作“户”),人名;再,两次;假,国名;赤子,婴儿。)

  (解:孔子对子桑户说:“我两次被鲁国驱逐,在宋国被迫害,在周遭困顿,在陈、蔡间被围困。我遇上这么多次祸患,亲友越发疏远我,门生也都离开我。为何如此?”

  子桑户说:“先生难道没听说假国人逃亡的事吗?林回扔下值千金的玉璧,背起婴儿就跑。……”

  子桑户随后还说了一大段话:不舍得千金之璧是为获利,舍不得婴儿是为亲情。为私利的人与人关系是靠不住的,一到有难时都溜了;为亲情的,危难时会互相关爱。

  孔子听后十分感谢他的教诲,回去把学问、书籍全扔了。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孔子两次被驱逐出祖地鲁国:头一次是昭公时,季孙氏专权。昭公出逃晋、齐,后客死齐国。孔子愤而奔齐。

  第二次是定公时,孔子当了司寇——管司法治安——齐国怕鲁国强于它,特送定公一女子歌舞队。孔子见定公沉迷于酒色,国事无望,气得跑卫国去了。“周游列国”乃孔子无奈之举。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齐、鲁乃姜子牙、周公封国,至春秋末,其奴隶主贵族子孙已经腐烂透顶了。“礼崩乐坏”,势在必然,更是社会发展趋势,谁也挽救不了。孔子的悲哀在于逆潮流而动,想“克己复礼”而又无能为力。

  其二、千金之璧。玉璧一直是“玉中之王”。“和氏璧”“完璧归赵”的故事证明其价值连城。价值千金不算最好的,却说明璧已不光是宫廷礼玉,已是市场商品了。

  其三、上述故事引自《庄子-外编》。“外编”学界一直认为非庄子所著,可信度较差。

  无论如何,却有精采之作,如《盗跖》篇与本文的故事。孔子坦露大半生遭遇的倒霉事,并以向人求教的身份当面咨询。这在《论语》等孔门书中是绝无仅有的,表现出孔子真实的另一面。)

  (三)“孔子说石”简评

  评“孔子说石”,应抓住以下三点:

  其一、时代性;

  其二、创新性;

  其三、阶级性。

  先说第一点:时代性。

  孔子处于什么时代?春秋末期。这个时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是什么?是上古三代建立的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巨大变动与发展的时代,也是阶级矛盾与斗争激烈对抗、生死搏杀的时代。

  其反映到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孔子说的“礼崩乐坏”。“礼乐文化”是夏、商、周奴隶主贵族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礼”有礼器——玉器与青铜器,“乐”有乐器——编钟与编磬。奴隶主贵族严格的等级制度都体现在礼器与乐器的多少上(天子为“九”、诸侯为“五”、卿大夫为“三”)。凡越轨便是“越礼”。

  “礼崩乐坏”是这一切全被破坏了。目的何在?只有一个:“夺权”,进而争夺领地与人口。诸侯可以“问鼎”,甚至赶走、杀死天子;卿太夫可以篡权篡位、三分其国(三家分晋、田氏篡齐)。

  文化是反映政治经济的,石文化也如此。上古三代,石器时代为玉器时代所代替。到春秋末期,石器仅剩残余,如量器“一石”、武器“石箭头”及藏书的“石盒”。生产工具多为青铜器及新冶炼的铁器所取代。

  玉器中的礼玉也大量消失。

  孔子平时发冠也用荆钗代替玉钗。他面见卫灵公夫人南子时连玉也没带,仅从帷帐内传出南子身上佩玉的环佩声。孔子去世时,陪葬的也仅一玉璜,应是鲁公封他司寇的封玉(另有材料说陪葬的仅一五寸的象牙佩。)但孔子用砚是石砚(王公贵族也许已用玉砚了。玉不发墨,只是讲身份与排场罢了)。

  玉已从礼玉降为商品了,才有“千金之璧”的说法。

  其二、创新性:

  孔子非赏石家与藏石家。孔子说石很少针对石本身加以品评,多为借石加以比类、形容,如著名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为大石,石为小山):仁者爱静,山是静止不动的;智者爱动,水是奔流不息的。

  孔子说玉,核心是“君子比德于玉”。但这话不是孔子说的,早於孔子的管仲说过,更早的《诗经》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诗意也是君子如玉。

  但孔子的贡献与创新在于他继承并发展管仲“玉有九德”的说法。

  《管子-水池》中说:“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扬彻远,纯而不乱,辞也。是以人主贵之,藏之为宝,剖以为符瑞,九徳出焉。”

  孔子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而长,其终则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

  孔子将管子的“九德”扩大为“十二德”,删去了“行、勇、洁、精、容、辞”,增加了“礼、智、信”和“乐、忠”,不仅使五常“仁、义、礼、智、信”完整,还把“乐”与“礼”并列、“天、地、道”共存。很显然,孔子的“十二德”比管子的“九德”更系统、全面、完整,也更精辟。

  其三、阶级性。

  孔子的一切言行,既超不出他的时代性,更超不出他的阶级性。

  他是殷商亡后没落贵族的后裔,还是个私生子。他生时父亲五十多,是个武将。母亲颜氏才二十多,穷家女。孔子三岁父亲死后,母亲被赶了出来(孔子父祖三代都有“休妻”的记载,估计母系出身都不高贵)。孤儿寡母,日子之艰难可想而知。孔子自称,“吾少也贱”。他从小干了各种“贱活”,如放牧牛羊、替人看管仓库等。

  成年后,孔子凭他好学与能力,地位逐渐上升(儒者最早身份是司葬者,即葬礼之司礼者。)司葬者身份使他精通“葬礼”与《周礼》。他一直到当上鲁国司寇,回归贵族士大夫行列。

  周游列国失败后,孔子的政治生涯基本上结束了。他晚年只是个“私学”的教书先生。他避难去了齐国,并没当上齐国公学“稷下学宫”的“祭酒”。这一点,他连孟子、荀子都不如(孟、荀都当过学宫“祭酒”)。鲁国也应有“公学”,但都没他的份。他只好自办“私学”。此时,他的身份与地位已今非昔比了(他住处只有三间屋:母、妻与他各一间,也显得并不富贵)。

  尽管孔子出身没落贵族,其社会地位也几起几落,晚年又近乎落入平民阶层,但他没有像墨子一样。墨子先祖虽也贵族出身,他坠入奴隶阶级之后始终以“贱民”身份进行活动,充当“劳力者”的代言人。墨子是诸子百家中唯一的属于奴隶阶级与劳动大众的思想家。而孔子则不是,是属于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

  孔子对“君子”“小人”的阶级分野是很看重也区别得很清楚的。学生樊迟想去学种地向他求教,他不仅置之不理,背后还骂他是“小人”。

  因此,孔子所说的“君子比德于玉”中的“君子”,当然是奴隶主阶级而非奴隶与平民(古文“民”也是奴隶,是给割瞎左眼作记号的奴隶。)他所谓“比德”中的“十二德”只是奴隶主的道德标准,稍有违背如少正卯只是对学生讲述自己的观点,便被他杀了头。

  因此,在奴隶社会走向崩溃之际,孔子的一套守旧、复古的说教找不到市场与出路是必然的。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孔子的儒教不时兴,天下舆论几乎被杨朱与墨子两家所占据。

  秦始皇“焚书坑儒”,焚的主要也是“儒书”,坑的主要也是“儒生”(或儒生之变种“方士”)。

  “独尊儒术”则是汉武帝时的事了。

  董仲舒将孔子奴隶社会君臣之旧“礼”借过来,改造成封建社会的君臣新秩序。文字相同,但阶级属性全变了。

  这一点,汉代学者王充看得很清楚。《孔子集语-第十五-遗谶》引《论衡-知实》中的话:“孔子将死,遗谶书……曰:‘董仲舒,乱我书。’”

  王充认为,董仲舒所尊的“儒术”,已不是孔子书中的真“儒学”,而是变了味的。(董仲舒《白虎通义》中甚至加了许多道家“阴阳五行”的东西。)

  唯物论者的王充揭破了董氏这一骗局。他所谓“知实”,就是要让人们了解事实真相。

  (2024年元旦稿,1月7日改毕,于廊坊大学诚“石可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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