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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天是人民诗人贺敬之老先生一百岁生日，贺敬之1924年11月5日，出生于山东峄县，毕业于鲁迅艺术学院，诗人、剧作家，共产党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荣誉委员，贺敬之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并在40年代就出版了诗集。其文学创作善于从历史与思想的高度来提炼文骨，写诗则坚持诗词和政治思想一致的标准。贺敬之在1945年和丁毅执笔集体创作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作品有抒情短诗：《回延安》《桂林山水》《三门峡》；长篇政治抒情诗：塑造新中国民族形式主体文化的《放声歌唱》，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颂歌》，赞美毛泽东时代精神风貌的《雷锋之歌》。
中国歌剧舞剧院著名剧作家，词作家黄奇石老师专门写文《人民诗人，情动天下》为贺敬之老贺百岁生日！下面请看全文。
贺敬之同志今年百岁华诞。诗人百岁诞辰，百年一遇，何其难得！有的已闻风而动，开始纪念了。纪念活动将是文艺界特别是歌剧界的一次盛事，也将成为新中国特别是延安文艺史上值得记下的一笔。
算来与贺敬之同志相识、相知也四十多年了，我从未参加过为他祝寿的任何活动，记得仅与田川、荆蓝等前辈应邀参加过一次《贺敬之文集》（六卷本）的新闻发布会。后有几次陪客人上他家拜访，我至多也送他几枝湖笔、一点茶叶，真称得上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了。
此次写百岁祝寿之文，算是例外。忽占得四句，凑成一绝：
4、想世间百岁人，似石上三生梦。 ——汪元亨《双调·沉醉东风》
（石按：“百岁诗”或删去，暂存些时日，以备有心者观赏。）
的确，能活到百岁，古今诗家有几许？诗人大半多愁善感、愤世嫉俗，短命的居多，以“诗国”著称的唐朝，其少年诗人王勃、李贺全都二十多便没了。像贺老这样的大诗人，百龄仙寿，真可称得上古今无二、天下无双！吾岂能愚钝至此，无一文致贺？
贺老延安“鲁艺”出身，二十不到便写出歌剧《白毛女》，人称“神童”。如今，“鲁艺”师生大多到天上去了，惟独贺老是“青山不老，大树长青”（《雷锋之歌》）。他是杰出的，也是独特的。他不是一般的诗人、不是平常的歌者，而是延安哺育成长的，是延安的红小鬼、党的儿子、人民的诗人。
从古到今，诗歌的星空上，常有双子星座，双星并出，同代争辉：唐有李、杜，宋有苏、辛……
新中国开国后的诗坛上，有没有双子星？如有，又是哪两位？
现代文学史家如何判断，我不知道，依我在大学时代的亲身感受，双子星不仅有而且颇为突出：第一 “星”自然首推贺敬之。其名作《雷锋之歌》，在大学生中风靡一时，影响极大。贺为“首星”当无争议；另一“星”，也许略有岐见。而我认为论影响之大、艺术成就之高，应推郭小川。
郭小川比贺敬之年长，两位大诗人有同有异。相同的是诗人的身份、经历。贺、郭都是党培养的、从战火中走出来的人民诗人，一生为人民而歌；不同的是各自诗的风格个性：贺较内在，郭较张扬；贺本色自然，郭雕琢华丽。此外，二位诗中的抒情主体、自我定位也很不相同。
贺敬之《放声歌唱》《回延安》等，其“自我定位”是延安的儿子、人民的战士、沧海之一粟。《贺敬之文集》扉页“总代自序”上写道：
郭小川《向困难进军》《致青年公民》等，也是激情澎湃的，然而其抒情主体，他的自我感觉是革命前辈、青年导师：“青年公民们，我号召你们！”……（据说毛主席读了他这诗，不无幽默地说：“嚯，我还不敢说‘我号召你们呢。’”）
我曾将这一看法当面向贺敬之同志请教，他不置可否。当然，诗人是位谦虚谨慎的人，凡涉及到自己，从不轻易表态，尤其当着我这样的晚辈。
不过，郭小川自有其可贵之处。做为现代诗人，他对新诗形式坚持不懈的探索，是下了大功夫的。从《将军三部曲》的短句歌行，到《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的长句抒怀，一直到《秋歌》（之一、之二）与《祝酒歌》（《林区三唱》之一），无不诗意豪迈、诗情浓烈、诗格多变。郭小川诗风独出、自成一格。他每一首新的诗作，尽皆华章丽句满纸，一时风靡整个诗坛，影响不少诗人学他（如严阵的“双堆集”等诗）。之所以如此，时势造就。郭小川这些著名诗作，多产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个反帝反修、风雷激荡的年代。
同样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贺敬之的长诗《雷锋之歌》一问世，便如同一声春雷，响彻神州大地，在青年中尤其是大学生中产生强烈的反响。连我这个当时很少写文艺评论的大学生，也写了一篇赞文：当代英雄的赞歌——评贺敬之同志的《雷锋之歌》（发表于厦大中文系系刊《鼓浪》）。
前几天，我陪同新一届中国歌剧研究会宋晨付会长兼秘书长拜访贺老，还对他说：“我们班厦大中文系60级五年毕业的师生联欢晚会上，还朗诵您的《雷锋之歌》。”（朗诵者是已故陈程生同学。他四年制先毕业留校，已是老师。）
为证明我言之不虚，便随口也朗诵长诗开头那著名的诗句：“假如现在啊，让我开始我生命的历程，我仍然选择革命！”（与文集《新诗卷》对照，很不相符。也许诗人改了，更大可能是我记错了。）
该长诗开篇便诗境开阔、寄托遥深。后面的几句更为精采：
同样是六十年代初，郭小川的长诗《望星空》因从现实转向虚空、从歌颂革命转向吟咏自我，一度遭到批判。1962年他与曹禺及孙道林等几位电影明星，刚参加完为知识分子“摘帽”“出气”的“广州会议”后，顺道到了厦大。郭小川给中文系为主的厦大师生作了一场报告，听得出对批判是不服气的。印象中，他边抽烟边谈，一派诗人风度。他不无自傲，故放言无忌，其中有这么几句：“关于我的那些歪诗，是好是坏，三百年后再作结论。” 口气很大，已近乎“狂言”。
同样是名诗人，这样的话，很显然，贺敬之是不会说也绝不肯说的。
对新诗形式的探索，贺敬之从青年到老年，也从未停止他的脚步：青年时代，他痴迷著名的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楼梯诗”，被称为“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放声歌唱》《雷锋之歌》）；中年时代，他进行多方探索，根据诗的内容而选择诗的形式，如《回延安》采用“鲁艺”时他所擅长的“信天游”，《三门峡歌》主要采用的是民歌风，《桂林山水歌》多为七言诗体，是民歌与歌行的结合。到了晚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激情、清丽的新体诗写得少了，自创的“新古体诗”大量涌现。如《贺敬之文集-新诗卷》扉页的“总代自序”引用的生日“自寿诗”：
人称“腹有诗书气自华”。贺老饱读古今中外诗歌，再加上他非凡的才气与创造力，新体、旧体，到了他的手上，无不诗情豪迈、音调铿锵、清新可读。
也就在前几天的拜访中，他一再说自己现在什么也干不了，成了“废物”了。我听后也有点凄然：二十岁便写出《白毛女》、壮年写出《放声歌唱》、《回延安》、《雷锋之歌》等杰作的大诗人，曾经风光无限，如诗坛之“骄子”。他不仅诗写得好，人也长得帅。他的诗友乔羽闲聊时曾对我说，贺敬之还是单身时，一次病了住院，“青艺”“歌剧院”诸多漂亮的女演员，排着队给他献花，都想博得青年诗人的青睐。
如今他年已百岁，竟也嗟老叹衰、自称成了“废物”了！依世俗眼光，“福、禄、寿”齐全；依古训，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贺老全都有了，岂不令世人羡慕？然而，诗人的内心世界又是如何，岂是世俗之人可以窥见一二的？
对于这位我从学生时代就十分仰慕的大诗人，我也不知该如何安慰他好？为让老人宽心，我贴近他的耳朵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写出一首好诗，就很不容易。您写了那么多好诗，教育、影响了好几代青年。而我呢，一首也写不出来，白白混了几十年，惭愧啊。”他随即说：“哪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啊。” 神情安然，宛如菩萨。
我说的是发自肺腑的。我还说：“您在革命文艺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是无可替代的，更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许多年前，贺老曾不止一次对我说：“北大谢冕主编的《中国百年新诗选》，不仅删掉了贺敬之，也删掉了田间。”更早也更可气的，他说中学课本里把《回延安》也删掉了，理由居然是“过于煽情”！——为何如此颠倒、如此蛮横？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指出：“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说穿了，他们否定贺敬之，删掉《回延安》，否定的不是他个人，而是否定他所歌颂的革命圣地延安、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否定辉煌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和伟大的毛泽东时代！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用诗圣老杜的这句名言，回敬谢冕及“毒教材”策划者之流，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2019年庆祝新中国建国八十周年时，国家颁发了“国家奖”。
公示时，名单中没有贺敬之。歌剧界很多朋友都感到不解、不快甚至愤怒！
就文艺界健在的大艺术家而言，贺敬之没资格得“国家奖”，谁有资格？
且不说他的诗歌在现、当代诗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单就一部中国新歌剧的奠基之作——歌剧《白毛女》就是无可替代、至今也难以超越的。为何如此说？
《白毛女》可说是世界歌剧史上的一大奇迹：它是帮助革命人民打天下、开创新中国的。正如田汉同志所赞许的：“《白毛女》对革命是有功的。革命未到，《白毛女》先到了。”（1962年在中国剧协《白毛女》修改复排座谈会上的发言）。
就艺术成就而言，无论剧情的浑然天成、跌宕曲折，无论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性格的爱恨分明，无论音乐的朴实清新、有如天籁……都令观众无不欲与之共命运、同歌哭！试问，一个如花纯真的农家少女，经历两个多小时的演出，竟变成悲苦无告、惨绝人寰的“白毛女”，中外歌剧有哪位剧作者写得出来？
三年解放战争中，战士们看完《白毛女》，喊着“为喜儿报仇！”冲向战场！革命胜利之后，《白毛女》无论在乡间的小土台、或是城里的大剧场演出，观众无不被感动得热汨盈眶、恋恋不舍地离去……
试问，世界歌剧史上，有哪一部歌剧能帮助建立一个崭新的共和国？有哪一部歌剧能具有如此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我曾经在文化部开办的“歌剧高研班”讲座上谈到《白毛女》时说，从剧情、人物和感人程度，我们的歌剧《白毛女》超过了西洋的歌剧《茶花女》。此言也博得在场的专家、教授的认可，说明不是我的偏爱与偏见。
那么，当新中国诞生八十周年之际，难道不该把“国家奖”颁发给《白毛女》剧作主要执笔者——贺敬之同志吗？他是《白毛女》杰出的代表、也是剧作、作曲、导演中唯一的健在者。
因以为只是“公示”，要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我与歌剧界众多同行、朋友便立即用各种方式向上反映。有的作曲家直接将电话打到评奖办公室。令人气愤的是，主事者全当耳边风，半句也听不进。事实证明，所谓“公示”，只是走过场，只为证明名单已征求过群众意见了。这叫什么？这叫“强奸民意”！实际上，在他们心中，“公示”便是“圣旨”， 哪容平民百姓说半个“不”字？
过了不久，有一次去看望贺老，我忍不住谈起此事。贺老淡然一笑：“他们还说，是我让人组织的呢。”
评奖不公，已近荒唐，居然还捏造谣言，再施暗箭。这幕后“黑手”简直连社鼠、蛇蝎这些黑暗动物都不如了。
有一次听贺老说，延安审干时，他刚接到写《白毛女》的任务，下乡采风，台上竟有被审的招供者当众揭发他是“特嫌”（当时他才十八、九岁！）1950年刚建国不久，一场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风暴，又给他招来无妄之灾！原因是胡风曾经欣赏、发表过他的诗作。“文革”十年动乱，诗人也沉寂了十年。据说他因不肯把《白毛女》改为“样板戏”，被视为“不思改悔”，不断遭到批判后，遣送首钢“长期下放，监督劳动”。
与上述这些相比，此次对他的诬陷，只是“小巫见大巫”，不过手段也更加卑劣、阴险与下作。
鲁迅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捣鬼心传》）捣鬼者应明白，他们的任何伎俩都会留下痕迹、写入历史。历史将会揭出幕后“黑手”的任何丑行，将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自以为聪明，其实极其愚蠢；他们自感可以为所欲为，却不明白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凡违背人民意志、倒行逆施者，不管他们如何得意于一时，到头来必将被人民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而人民的诗人、杰出的歌剧大师贺敬之将永远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和崇敬。一个人永在人民心中，世上还有比这更崇高、更珍贵的奖项吗？
作为一位杰出诗人、歌剧艺术大师，贺敬之同志未了的心愿一定不少。我这里只提一件：那就是他有一部建国后写的、被否定搁置了几十年的剧本——歌剧《节正国》（贺敬之执笔，编剧还有李建庆）。
《节》剧被否定之事，我最早是从贺老延安“鲁艺”同学、歌剧大师陈紫——歌剧《刘胡兰》、《春雷》、《窦娥冤》、《韦拔群》等作曲——闲聊中得知的。他说是周扬否定的，还模仿周的湖南口音说：“什么英雄？——我看是狗熊！”后来我问了贺老。贺老说不是周扬，是李伯钊。周扬找了贺，谈了李的意见后问：“怎么办？”贺只好说：“那就算了。”
当时，该剧已写出了两场曲子（作曲是陈紫、刘炽），似乎准备开排了。李伯钊是“中戏”付院长，主管创作。贺敬之他们只是创作组的成员。
就这样一句话，该剧被搁置、埋没了六、七十年，再也无人提起。后贺老先后在中宣部、文化部任付部长、代部长，位高权重，要想复排这部戏，也是一句话而己。但他半句也没有。
也是2015年文化部在中国歌剧舞剧院复排《白毛女》并拍了“3d”电影，期间贺老多次亲临现场指导。我与贺老接触较多，也是在一次闲谈中谈起《节正国》的事。我发现他对建国初写的此剧，似乎并未忘怀。
我问他当年一些旧事，他都记得很清楚，包括为何想起写《节正国》？（人物原型取自开滦煤矿工人、抗日民族英雄节振国）。他说，建国初，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白毛女》写了农民，就想写一出工人的戏。改名《节正国》，也是为避开写真人真事（石按：其实没必要改名，写英雄也允许虚构。改了“英雄名”也避不开他的“英雄事”。）
复排完《白毛女》，我就向部里艺术司领导反映并建议：何不趁热打铁，再排《节正国》？领导很重视，多方想办法，想将此剧推出，以了却贺敬之同志这位九十多岁歌剧元老的一桩未了心愿。
记得有一位新的文化部副部长刚上任，一次饭后，我特意对他建议：去拜访一下贺老。我还说，不只是礼节性拜访，而是与他谈《节正国》，听听他的想法。
此事过后，再无消息。我还以为这位“新官”忙于上任的“三把火”，没时间去拜访。隔了很久，我去看望贺老，顺便问那位副部长来了没有？贺老说：“来了”。我：“他提《节正国》了吗？”贺老：“没有。”我有点急了：“他没提，您怎么也不提？”贺老略为停了一下：“……他没提，我也不好提啊。”——我只有叹息。
之后我因该剧久久未见进展，心里有点着急：贺老年事已高，总应让老人生前能见到才好。正好有对此事热心的人士找我商量，便以文化部名下某文化促进会名义，与一家民办文化公司合作。他们让我以顾问名义，参加文化部创作基金的一次论证会。
我详细介绍《节》剧有关情况及艺术处理上的若干设想，如基调应是“黑、红”色：“黑”的是煤，“红”的是血……等等。最后，我还半开玩笑地对评委们大声呼吁：“大家都快投赞成票吧！”（因见评委中有不少熟悉的朋友，我才敢如此“放肆”。）
我信心满满，结果“公示”一出，居然落选了。当然不是我介绍得不好，更不是剧本不行（贺老的剧本不行，还有什么本子行？）也许是由民营公司介入不妥。我后来一想，此举也违背贺老的本意。贺老早已明确表示：“《节正国》应由文化部抓。”
这自然也必须由部直属院团负负排演。现在我才多少了解到一点实情：两大国家歌剧院，中央院不想干（“洋唱法”想干，也未必合适），中国院要钱（艺术司又没钱给）。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
俗话说，好事多磨。当今艺术界，怪事多有：或黄钟毁弃、瓦釜乱鸣；或名利之徒满街走，精品之作无人收。正如徐渭所哀叹的：“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题墨葡萄》）。本人也深有体会，没有门路，你想推出一个本子，有时比写成一个本子要难得多！
但愿《节正国》拖了多年，最终能有一个好的结果：趁贺老健在，能让他看到这一杰作推上舞台。我可以断言，如曲子好（贺老希望像马可的名歌《咱们工人有力量》那样有力、刚强）。同时，这是一出纯男人们的戏（也是该剧的一大特色），应有驾驭能力强、手段高明的好导演，才能排得别出心裁、别开生面。
啊，写到这里，我自己都觉得这不像是一篇祝寿之文，倒有点像抒愤的“离骚”之章。好在贺老近年已不看文章了，否则看了一定会批评我多嘴多舌，该说不该说的，全都说了。
（2024年3月28——4月1日稿，于京南古广阳“石可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