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影《地道战》中，汉奸汤司令有句经典的台词，

【“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这话说的一点不错，兵民不分，是抗战时中共军队的最大特色，是与国军最大的不同。

在一些老的抗战题材文艺作品中，比如《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战斗的青春》《小兵张嘎》《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等等，主要的角色都是不穿军装的土八路和民兵，就是以表现军队为主的作品，比如《三进山城》《连心锁》《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等等，老百姓也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戏份。这就对了，这才是八路抗战的主要角色。

但也许是出于对军服的过分崇拜，也许是为了追眼下特别流行的国军抗战戏的时髦，亦或是为了向观众喜欢的英美等军的正规战大片看齐，近些年拍摄的八路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比如《亮剑》《我的兄弟叫顺溜》《杨成武强攻东团堡》《李天佑血战平型关》《萧锋血战陈庄》等等，却都是满屏整齐威武的军装，地方武装与民众在这些剧中成了可有可无的配角。这未免本末倒置，东施效颦，八路抗战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为什么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八路的戏非要有很多不穿军装的唱主角呢？

一，鱼儿离不开水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有专门的一章——兵民是胜利之本，在这一章中，他讲到：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

在很多时候，毛泽东甚至把做群众工作看的比打仗还重要。朱德在《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也说，

【“抗日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好比鱼和水的关系一样。鱼在水中才能生存与长大，抗日游击队有了群众做依托才能生存与长大。鱼一离水就死，抗日游击队一离开群众就也无从生存。”】

能否发动群众并依靠群众，对于八路，是其能否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在一支背靠自己后方实施大兵团正规作战的军队中，军装的发放、公粮的配济、械弹的补充、伤员的救治、经费的供给等等，一般是用不着带兵的军官们去操心的，尤其是不用基层的连排长们去操心的。二战时英军美军德军日军就是这样，抗战时的国军也是这样，今天我军也是这样，但敌后抗战时的八路军新四军不是这样，他们是远离自己的后方作战的，是以连或以排为单位的小部队分散到敌人的后方活动的，在这样的环境下，鞋子没了谁来给你做？干粮没了谁来给你做？战斗减员了谁为你补充？弹药用光了谁来给你送？打仗产生了伤员谁给你抬下去救治？等等这一切，都是他们面临的头号问题。这些问题靠谁来解决？在当年的国军中，在今天的我军中，这些根本用不着连排长们操心，兵员补充有军务部门管，械弹补充有装备部门管，吃的穿的有军需部门管，住的有营房部门管，伤病员有卫生部门管，等等等等，反正都有上级专门机构管。可抗战时期分散在敌后的各连各排，你上哪找这些部门去？要是都能有这些部门集中管理，那还是游击战争吗？在敌后分散游击状态下，所有这些，只能靠地方党组织，靠地方党领导和组织起来的群众。只有紧紧地依靠地方党与群众组织，鞋没有了才有人做好了送来，干粮没有了才有人做好了送来，战斗减员了才有人给你动员补充，打仗挂花了才有人给你抬下去藏起来养起来，遭遇敌人追捕时才有人给你掩护帮你脱身。所有这一切，就成为必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缘由与动力。在这样的战争模式下，你不依靠群众寸步难行。

在当时的敌后，许多仗是因为某一次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由而打起来的，比如为了保护群众秋收，为了打击敌人砍树，为了救回被鬼子掳去的“花姑娘”，为了破坏敌人的集家并村，为了铲除为害百姓的土匪汉奸等等。因为作战行动与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于是便有了群众的积极参与，为军队站岗、提供情报、做向导、抬伤员、送弹药、提供吃的穿的住的，就不再像应付差事那样消极敷衍，而是看作自己的事，看作关系自己身家性命的事，这支军队也就被百姓们看成了自己的队伍，看作子弟兵。

有了这种直接的互相依靠，军民一致协作抗日便不仅仅体现在战略层面上，而是进一步地体现到了战术层面上，体现到每一个具体的战斗行动中。

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后，许多根据地实行了一元化领导，县长就是县游击大队的大队长，县委书记就是县游击大队的政委，区长就是区小队的小队长，区委书记就是区小队的政委。在由正规军组建的武工队中，规定必须有地方干部参与领导，而各区、村的武委会主任，有很多又是军队派出的排长、班长担任的。所有这些，又从体制上将军地两元变成了一元，军队与老百姓更加紧密地拧在了一起。那年头八路不像国军那样也不像今天解放军这样建有军籍，在这种样式的人民战争中，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不唯敌人分不清，就是中共自己，也很难分的清楚，当然也没想分清楚。

朱德将八路军与老百姓比做鱼和水，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国民党军敌后游击之所以未能取得出彩的战果，甚至无法立足，因为它这条鱼离开了水，因而要想存活也就成为不可能。

二，地方武装的作用不容忽视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中共便在扩大主力军的同时将大力发展地方武装作为武装力量建设的重点，上到各地委行署下到各村支部，都成立了人民武装委员会，专司民兵武装的建设，形成了村有游击小组、区有游击小队、县有游击大队、行署有游击总队的层层隶属的地方军建设格局。

1941年11月，中央军委颁发《关于敌后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更加明确地规定每个抗日根据地的军事结构，均应包括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即不脱产的自卫队和民兵）三个部分。这个指示的主要精神不是扩大主力军而是精简主力军，是进一步的扩大地方军与民兵。从那以后，穿军装的正规军更少，不穿军装的地方武装则更多了。

关于三种武装的比例，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略有不同。一般来说，是山区根据地主力军与地方军为3:2；平原根据地则为2:3；在环境特别恶劣的平原地区，则全部武装地方化，不设主力军。至于民兵的数量，不论平原还是山地，都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的总和。由于敌所占地区与中共游击地区高度重合，主要集中于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而很少山地，因而实际说来，中共武力中穿军装的正规军占比很小，抗战的主要角色更多地体现到了不穿军装的兵民不分的地方军与民兵身上。

所谓地方军的名称，各根据地也略有不同。以晋察冀军区为例，就是各地区队、县大队、区小队。地区队相当于丙种小团，人数少的五六百，多的八九百，下辖大队四个或五个。每个地区队坚持两到四个县的游击作战，比如第三十四地区队，也叫任高安地区队——坚持任丘、高阳、安新地区；第三十八地区队，也叫之清地区队——坚持之光、清苑地区；第三十五地区队，也叫新容雄定地区队——坚持新城、容城、雄县、定兴地区等等。县大队的全称是XX县抗日游击大队，主要坚持本县区域内的游击作战，人数少的100来人，多的300多人。区小队的全称是XX区抗日游击小队，主要坚持本区的游击作战，人数一般在30人左右。以冀中军区为例，到五一大扫荡时，共有13个地区队，39个县大队，200多个区小队。这些地方军——注意：地方军也是军队——就都是不穿军装的。

八路武力的第三级，即不脱产的民兵，为数就更多。当时各根据地中，所有16岁到55岁的男女，只要身体健康的，都编入自卫队。而民兵，则是在人民自卫队的基础上，由以下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由18至24岁的男性青年组成。第二部分，模范自卫队，由25岁至35岁的男性青年组成。第三部分，游击小组，由前两者中最优秀和最勇敢的男性青年组成。至抗战胜利时，中共各根据地的武装民兵已达到268万。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蒋介石之所以轻视中共武力，是因为他只看到了那120多万穿军装的正规军，而没有看到比正规军占比更多的不穿军装的民众武力，这是他失败的必然。今天的艺术家们犯了和老蒋同样的错误。

说不穿军装的土八路是抗战的主角，当然还不仅仅是因其数量多，更重要的还是发挥的作用大。以冀中军区为例，五一大扫荡之后，由于环境的恶劣，很长时间里，正规军只有一个第24团，而度过这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段又在抗战史上书写出无数精彩战例的，就是始终坚持在这方家园与敌抗争的十几个地区队、三十几个县大队、二百多个区小队和几十万的民兵。百团大战中，配合主力作战并担负骚扰驻敌、传递情报、押送俘虏、捉拿汉奸、破坏公路、铁路、桥梁、拆毁城墙、堡垒、锯电杆、割电线等等行动的，基本全是地方武装与民兵。

举几组数字：

从1940年8月20日到9月20日这一个月时间里，仅冀中就出动10万民兵，破坏公路、铁路500多公里，炸毁铁桥、木桥20座，收割电线1350公斤。

从1942年4月到10月这半年时间里，北岳区民兵开展地雷爆炸390余次，毙伤敌623人，生俘145人，炸毁堡垒47个，炸毁汽车18辆，破坏公路60公里，割电话线14000公斤，缴枪29支。

1941年这一年，河北省平山县十三区的地方武装与民兵，对敌作战160多次，毙伤敌军20多名，捉汉奸9名，伪组织人员294名，俘日军5名，伪军9名，破坏汽车路80多公里，割电线7250公斤，平毁封锁沟54公里。

当然还可以举出很多，但这几个应该也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了。

你不要小瞧这破路毁桥割电话线，你也不要小瞧这一个区一年才消灭几十个敌人，整个根据地都这么干起来，再强的侵略军也招驾不住。这就应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那句话：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当年许多游击作战，是县大队、区小队、民兵单独或由正牌八路派人指导之下打的。比如著名的沁源围困战，便是以主力部队一个团大部与两个团的小部，加上全县的地方军与民兵，共组成了13个游击集团一同参加的，其中的12个轮战爆炸队和130人的机动爆炸队全部由民兵组成，其他如石雷组、机动组、圪针组等也全部由民兵担任。敌后抗战遍地开花的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即全是民兵所为。

抗战时的冀中军区有个统计，整个八年间，全区对敌作战十余万次，主力兵团参战仅八千多次，这也就是说，有九成以上的战斗是由地方武装和民兵承担的。

三，主力的扩大与地武的关系

在华北的敌后，主力军的建设是有一个起伏的。抗战的前两年多，是主力军大发展的时期，百团大战后，则精简主力，大力发展地方军，到了大反攻前，又迅猛扩大主力军。主力每一次的扩大，便有大量的地方军整个中队整个大队的穿上军装编入其中，而当主力精简时，又有整团整营的正规军脱下军装变成地区队、县大队。

中共抗日根据地内，没有日本帝国那样的征兵制，也不执行国军那样的壮丁制度，但中共各根据地内，都有层层递进的地方武装，这就为野战主力提供了无尽的后备兵源。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即当主力兵团需要补充或扩充时，就大量从地区队、独立团等地方兵团中成建制的升级编入，后者产生的空额，又可以从县大队中填补，县大队产生的空额，再由区小队中填补，区小队产生的空额，则由民兵中填补。

这种逐级升编的做法，其好处就是，参加到主力的兵员，从政治上说，是都已经经过了区小队、县大队、地区队或独立团（营）阶段的灌输与洗礼，思想觉悟已经有了逐级的提高，参加野战军不再像从农民中直接征召那样有怕离开家乡的顾虑重重，反而有了以升编主力野战军为荣的强烈愿望与自豪。从军事上说，因为在区小队、县大队、地区队等地方武装中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军事技能与实战经验，便极大地缩短了对新的战场的适应过程，起到预备兵役制也无法起到的作用。

抗战时，我主力军的扩充很多时候就是走的这种逐级升编的路子。1939年初，第120师到冀中，目的之一便是利用冀中人口稠密、地方武装多的特点进行扩军。该师来的时候仅六千多人，半年多后离开的时候，已经扩充至二万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整营整团的地方部队补入的。大反攻时，冀中军区主力团的数量由反攻前的6个一下子迅猛地扩充到26个，这些新组建的野战主力团，其兵员就全部来自各地区游击队的升级，极少没经过战阵的徒手新兵。1945年日寇投降，当我之作战模式由游击战陡然向运动战转变，急需大量扩编正规军时，第129师一声令下，其下属的冀南军区、太行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在短短十余日内，便紧急扩充十多万，这新扩充的兵员中，也全是地方武装的战士，有半数还是带枪成建制加入的，编入野战军后，只是稍加适应，马上就参加了收复失地的作战。

正是有了大量的地方民众武装源源不断的补充，才使得我野战主力部队能够及时得到补充并不断发展壮大，否则，在没有预备兵役制的中国，若想兵员随补随战，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不同的戏有不同的角。一如国际政治题材的戏应以总理、部长等为主角，农村题材的戏就得以村长、生产队长做主角。同样的道理，在主要采取大兵团作战的美军、英军和国军题材的影视中，单纯表现那阵容堂堂战旗猎猎的军队，这没错，二战时的美军英军打仗的确没有民兵妇救会什么的参与其中，国军打鬼子也同样不怎么依靠老百姓，但若在表现八路的作品中也单纯表现军服齐整的军队而忽略不穿军装的地方军与老百姓，就大错特错了。在人民战争这个大舞台上，那些便衣的区小队、武工队、民兵、妇救会等等，是比正规军的师、旅等大部队发挥了更多也更显赫的作用的，是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中共抗战这出大戏中的主角，当仁不让的只能是他们。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牛戈文草”，原标题《八路的戏谁该唱主角》，作者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