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求真务实，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奋力拼搏，砥砺前行，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伟大成就，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得到了世界多国的认可和支持。与此同时，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杂音甚嚣尘上。他们戴着有色眼镜，惯用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就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贡献，特别是通过否定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大改造”来抹黑中国共产党，歪曲社会主义，甚至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三大改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进行的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制度和经济基础。
一、新中国进行“三大改造”有其历史必然性
没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就没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无从谈起。我们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成就否定改革开放前的贡献，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贡献否定改革开放后的成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源自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历史实践和历史选择。在我国，用“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有其历史必然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以救亡图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曾指出：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有识之士迫切地向西方寻求真理，中国人便接二连三地从西方搬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略。他们组织过政党，发动过革命，真诚地希望效法西方建立起资产阶级现代型国家，梦想中国走向独立、富强和自由的发展道路。可是直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没能解决救亡图存的现实问题。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树立了榜样，给苦思冥想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进步人士提供了新答案，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时李大钊历史性地从一个激进的民主战士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不久，一大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纷纷举起了马克思主义大旗。显然，先进的中国人怀疑西方资本主义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继而又通过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鲜明对比，才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救亡图存的良方。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由此，中国社会揭开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篇章。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在当时的中国，随着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步成为国内主要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中国社会必然要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土改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经济建设构建初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具备了现实条件。党的七届三中全会针对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的主要工作做了重要部署。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
【“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针对这次会议中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做了重要批示，认为在这个时期中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其他工作的重要指南，沿着这个指南前进，可以避免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生错误，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二）马克思科学预见了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中国革命采取什么样的道路和战略必须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上，只有弄清楚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才能找到正确的革命途径和方法。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
【“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制度上，各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而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给出明确的指导意见，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的分析，找到适合中国民主革命的战略和方法。
中国的国情和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在透彻理解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提出了“革命分两步走”的科学战略。他指出：
【“很清楚，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相较于“一次革命论”对于革命界限的模糊和“二次革命论”对于革命领导权和革命前途的动摇，毛泽东的“革命分两步走”战略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权，避免了革命误入资本主义歧途，完美解决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衔接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但这并不代表革命胜利后就要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反之，我们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过渡性质的社会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个阶段的完成和第二个阶段的开始，从而“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为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同时为这种转变创造了条件。早在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就曾指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好比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了，下篇才能做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一文也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之后，在做好全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之后的工作部署中，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就做了科学分析和合理规划，即稳定地由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稳定地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化为社会主义国家。这时的新中国更加需要中央集中力量，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服务，再加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遏制新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更加坚定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步伐。
二、“三大改造”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制度和经济基础
以“一化三改”为核心内容的“三大改造”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实践，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使新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利过渡，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开辟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可谓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一，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在农业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我国农村实际出发，我们党通过农业合作化，制定并实行了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和办法。通过建立互助组、成立初级社、发展高级社，循序渐进式地把原先一个个独立的农民个体变成社会主义集体，转化为相互合作的集体经济。从1951年开始，党中央颁发了一系列决议，1955年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到1956年底96%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和农业的改造略有不同，但在整体上也是通过供销小组、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这样一种由低到高式的方法，把原先个人的手工业模式融入集体所有制经济中来。社会主义手工业的具体改造开始时间稍晚于农业，从1953年的11月到1956年的年底，全国大部分手工业者通过合作社模式加入了集体经济建设行列，基本完成了手工业合作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农业、手工业的两大改造不太一样，主要通过“和平赎买”进行，将原来的资本家从剥削者的角色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使民族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1956年底，改造后工商业企业中的总人数占全国工商业企业总人数的99%，基本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二，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毛泽东一直都非常重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的问题，按照他的设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必须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不是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一定得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而要实现这种可能性就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决不是建立一个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一个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一个阶段完成后再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政体上，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45年4月发表的《论联合政府》在模式和具体内容上又充实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1949年6月，毛泽东完整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科学概念，指出：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就在“三大改造”进行得如火如荼的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显然，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是在长期革命斗争历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理论，为新中国建立起现代政治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三大改造”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建立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由此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我国“三大改造”的完成，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解决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这为向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转变以及巩固新型的人民民主政权创造了条件。反过来，我国新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遗留问题、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各项任务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为当时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建立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三大改造”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毛泽东指出：
【“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
“三大改造”就是在此认识基础之上提出以“一化三改”为核心内容的，强调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并举，这是我们的理论特色，也是实践上的重大创举。
关于工业化道路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指出：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薄弱的国民经济决定了我们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以稳定国民经济命脉，到了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再次谈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时，毛泽东指出：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毛泽东主张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安排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由此，在“三大改造”的同时，我国也开始实施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战略目标的“一五”计划，重点建设包括钢铁、汽车和能源等在内的156个项目。像鞍钢、一汽、宝成铁路、武汉长江大桥等都是这一时期建成的大型项目，而我国的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到1956年则由119.6亿元增加到了225.2亿元，这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创造了条件。
三、“三大改造”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具有世界性意义
现代化是指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内在的社会变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现代化的两种模式，它们具有共同基础，即工业化。各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同样会渗透到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以及军事、国防以及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表现为一系列多层次、多领域、多阶段的历史过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在“三大改造”基础上形成的，比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三大改造”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
如前所述，“三大改造”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出的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无疑，“三大改造”的完成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达数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使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三大改造”结合起来，开创性地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过程中同时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没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就没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我们决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贡献否定改革开放后的成就，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成就否定改革开放前的贡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形成和发展是建立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源自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的，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制度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特色和优势所在。“三大改造”及之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形成和发展正是由党领导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中国特色。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接力探索。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都涉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经济建设方针政策、所有制结构调整、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科学和教育、知识分子工作政策、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实现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和执政党建设等多方面问题。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之接力和形成合力的强大优势，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实现的。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新中国70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从毛泽东的“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到邓小平的“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再到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时代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与价值取向，忠实地代表和表达人民群众的利益，坚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观，有效激励着中国人民更加自觉地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法相比的。
第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强大优势。习近平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毫无疑问，公有制经济具有巨大优越性，是我国长期制定五年规划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用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规划绘制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蓝图。这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一起，都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要素。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必须要牢牢把握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正如习近平所说，“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做到的。
（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众所周知，世界上较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走的都是资本主义道路，普遍遵从资本主义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在经济上推行工业化建设和自由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推行议会制民主和三权分立制度，在文化上推行普世价值，在国际交往中推行霸凌主义。由于资本主义日益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主要矛盾始终无法解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正在经历着自我反思和考验，部分国家经济衰退，发展速度减缓，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同样日益深重。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正是基于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人类历史发展趋势，反思、批评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思想不仅表现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评上，还体现在诠证了一条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70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也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一样，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巨大成就和强大优势，必定会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成功经验。
【孙建华，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婉华，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