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前新中国30年的文艺政策，我的看法与公知们有一个共同点，认为太严，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但这是毛泽东造成的吗？这点老温就和公知不一样了。公知遵循自己的政治立场去判断，老温则只信赖原始史料。

被西方人称为“百花运动”的推手，是毛泽东。只有他才有那样的胆识，那样的气魄。但是即使以他的威望，也不能不受到来自党内的习惯势力的“挑战”。最早的“挑战”来自解放军的中、高层文化干部。这里之所以“挑战”二字打上了引号，因为从他们的文章中，看不出对双百方针本身有什么异议，只是感觉“有些文章大大不同于1942年延安整风以来的一贯观点”，“看不下去”，“各抒己见，是一家之鸣”。

一篇是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在《学习》杂志发表的《灯下漫笔》。另一篇则是总政文化部所谓四个处长级领导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勤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即通称“四人文章”）。毛泽东颐年堂召开的一个党内的会议上对陈沂提出了批评，说他“阻碍鸣放，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陈沂表示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其后在几个院校鼓励大家“鸣放”。他当众说：

【“我从1927年入党，一直跟着党走的，没有党就没有我，没有党，我就会是‘解甲归田无田可种，告老还乡无乡可归’……我的文章阻碍了鸣放，与中央精神相抵触，犯了错误，我改正。希望大家鸣放，帮助党整风。”】

不久，反右开展，他那“解甲归田……”的十六个字，便成了“猖狂向党进攻”的罪证，他被打为“右派”。

陈其通等的“四人文章”，对文艺界现状表示不满，说“最近一段时间”，“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逐渐少起来了，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

因此主张“收”。大意和陈沂文章一致。因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又很快被苏联报刊转载，而《人民日报》连续多日并不对文章进行批评。毛泽东判定，党内多数干部都赞成“四人文章”的观点。正像他后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报告）所说，对“双百”：

【”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不赞成或半赞成，或者不甚通，真的通的……是少数。”】

毛承认他在党内“没有群众基础”，“是少数”。他决定亲自出马，进行战斗。

《四人文章》刊出的当天，毛即批示印发政治局委员，请大家去辨别是非。仅仅过了十天，就在北京怀仁堂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1957.1.18——27）上对“四人文章”作了批评。批评是温和的（在党内会议上的批评都是温和的）。他肯定四位作者的动机是好的，“忠心耿耿，为国为党”，但认为文章却是错误的。照毛看来，“双百”方针提出半年多了，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还顾虑重重，没有真正的“放”起来。你们几个就抓住一些“毛病”，加以攻击，不是和中央的方针唱反调吗？何况这攻击又是教条主义没有说服力的呢。他告诫与会的书记们：

【“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

当周扬插话说：文化部提出“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时，毛说：

【“这话本身就是毒草。毒草怎能避免得了呢？”（参见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想不到的是，毛批评“四人”的讲话，在某些地区的传达中却被“肢解”了，只说前面的两句“忠心耿耿，为国为党”。毛颇为生气，接着在最高国务会议（即发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的那次会议）上，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都一而再，再而三，多次批评“四人文章”，尤其是在宣传会议期间和新闻出版界的座谈会上，他以惯常的幽默风趣口吻，说：

【“听说陈其通这人还好，马寒冰就很霸道。他拿了文章跑到《人民日报》，一声‘圣旨到’，邓拓就双膝跪下了……马寒冰的文章，十分教条主义……”】

邓拓挨了批评，倒真是“奉旨”行事，连续在报上发表批评文章。在四月十日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写下了这样的“结论”：

【“不但应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且应该批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指四人文章…——引者.），批判对于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态度（指《人民日报》编辑，具体说指“死人办报”的总编辑邓拓——引者）。”】

说他们“片面地搜索和夸大了某些反面例子。以便用它们来证明这项方针的性质是危险的，以便用来向党建议应当尽快改弦易张。”据说，这几位部队文化工作领导人读了社论，“震惊得无所适从”。尤其是马寒冰，在同伴们纷纷检讨之际，他竟服毒自杀了。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今人说：“哀莫大于心不死”。马寒冰大概是属于“心不死”的吧，他的“殉道精神”，着实令人佩服，可他所殉的“道”，是否是正道，就又当别论了。

“四人文章”和当时文艺界某些人（包括马寒冰）对王蒙的“围剿”（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反映了文艺界、思想界还有许多人尤其是党的干部，对新方针的不理解、抵触甚至对抗的情绪。他们习惯于走老路，死死抱住“延安整风以来的一贯观点”，“只知秦汉，不知魏晋。”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马，召开一次规模盛大的“宣传工作会议”，推销他的新方针，也解除党内一些同志的顾虑。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省市文教宣传系统的领导干部，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代表人物，共800多人。会议一共开了八天（3月6日——13日），第一天听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录音，接着，便分别召开了部分省市的宣传、文教局长、教育、文艺、新闻出版方面具有代表性人士的座谈会。他从头到尾出席每一个座谈会，倾听意见，解答提问，畅谈他的看法。在听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十二日，他向大会作了总结报告。报告从上午九点谈到下午两点，整整五个小时，侃侃而谈，幽默风趣，令现场人听得如痴如醉，满场为之倾倒。那个素来不喜欢政治，不和当政者打交道，独立、清高的翻译家傅雷，听完报告，“佩服之至”，情不自禁地写信给他正在波兰留学因波匈事件而心情不佳的儿子——钢琴家傅聪，说到他此刻的感觉：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艺术高手……胸襟宽大，思想自由……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他告诫爱子：

【“毛泽东只有一个，别国没有，弯路不免多走一些，知识分子不免多一些苦闷，这是势所必然，不足为怪的。…….伟大的毛主席远远地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傅雷家书》）】

傅雷是真诚的，他说出了与会知识界人士的共同的感受。就在他后来带头鸣放而被打成右派时，他还认为是毛身边那些“心怀叵测的政阀与党棍”的假汇报，使毛上了当。

这个报告，有几点给人印象至深。首先是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先前说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毛说：

【“没那么多，恐怕有百分之一、二，百分之九十是爱国的。”】

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掌握，他认为两头小，中间大（即熟悉的和反对的都是少数）。在精神上和上年初知识分子会议是一致的。其次，在谈到国内的主要矛盾时说：

【“现在是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

他说：

【“有好些同志的意思，讲阶级斗争恐怕好一点，舒服一点，讲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似乎就不太妙，而我恰好换了这个位置。”】

提法不同，精神和“八大”也是一致的。那时候，国外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国内也出现“群众闹事”，毛仍然坚持他的“人民内部斗争”为主，甚至提出“罢工、罢课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是调解社会生活的一种方法”。第三，提出立即在中共党内开展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不只一次了，延安的整风，主要针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的教条主义；1952年的整风，主要是对文艺界的党员干部。这一次的整风，提出整党内的“三个主义”。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不仅指照搬苏联的那一套，也包括像“四人文章”和“围剿王蒙”这样的，不利于贯彻“双百”方针的思想和作法。宗派主义，主要指党内对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的排斥，不信任的宗派情绪。他在这个时期的一些讲话中，甚至涉及到一些政治制度改革的敏感话题，比如说：“国内合法的反对派正是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要素”（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出版社1999年）。

【温靖邦，察网专栏学者，文学理论学者、民国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