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在农村考察时发出“走合作化道路”的号召，之前他也多次明确提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
真正落实这些要求并不容易。一方面，对于要不要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各界还有不同的看法。在学术界，个别主张农村土地私有化、削弱和瓦解集体经济，以便为城镇化、工业化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的观点，仍大行其道。（虽然印度、菲律宾、巴西等国已经证明了，走这条路只会导致尖锐的城乡对立和社会动荡）。
另一方面，即使认可农村需要集体经济，需要组织起来，但是在“谁来组织”“怎样组织”的问题上，仍然莫衷一是。是靠资本还是靠党支部来组织农民？在集体经济已经非常薄弱、农村各种利益关系复杂的情况下，如何重建集体经济？
正因为这些难题盘根错节，几十年来，虽然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华西村、南街村、滕头村、周家庄等集体经济“明星村（乡）”，但人们往往只看到这些村庄的特殊性，还没有一个地方全面地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形成规范的制度和普遍的经验。这个世纪难题的答案，到底在哪里？
2017年起，山东省烟台市委组织部在全国首创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经验，几乎回答了以上所有的疑问。我偶然听到这个案例之后，就自己按图索骥来到烟台的农村，亲身感受到烟台农村的巨大变化，感受到了农村走向繁荣和富裕、党在农村和人民血肉交融的动人情景。
烟台找到了新时代合作化道路，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战斗力，是新时代中国新道路展现的光辉。所以，我写下了下面的故事。
截至2020年8月，烟台已经有2779个村实现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并且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制度体系。其中，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烟台栖霞市亭口镇衣家村。
衣家村孤悬于大山深处，交通不便，没有水源。因为自然条件差，三百年来人口始终没有增加，一直是一百多人。村里中青年几乎都外出了，留守的村民最年轻的也50多岁。全村85%的果园在山上，因为没有水源和路，2016-2017年连续干旱，樱桃树旱死40%。
这样一个让人一筹莫展的村庄，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后，大变了模样。2019年3月我来到衣家村，一条宽5.5米、长5.5公里的环山路直达山顶，山顶新修了蓄水池，350亩果园用上了滴灌设备，人们在山路边、果园里，一边劳动，一边谈笑风生。人和村庄，都变得容光焕发，正是“一年之计在于春，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这希望，来自“组织起来的力量”。
衣家村党支部书记衣元良，55岁，13年军龄，35年党龄，他留着平头，眼神坚定和倔强。他是2009年接受镇党委的动员，不顾家人反对，放弃自己的水果生意，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刚上任时，衣家村“脏、乱、穷”已经远近闻名，50户人家，20多户是上访户，村集体还欠着10多万元的外债。
衣元良说“我反复琢磨，觉得村里最大的问题是，老百姓单打独斗、心不齐。”但怎么解决问题呢？从2009年到2017年，八年时间没找到好办法，农民收入连续七八年也没有增加。衣元良研究过当时各种合作社模式。他发现，大部分“合作社”，实质只是土地流转。村民的土地流转给“种粮大户”，然后每年拿租金，还可以去合作社打工。
衣家村这样搞行不行？不行。衣元良说，平原上搞土地流转也许可以。我们这全是山区，土地也不值钱，没人来。村里年轻人都五六十岁了，谁愿意找你去打工？而且，农民没有了土地怎么办？这是“圈地运动”，不是真正意义的合作社。
衣元良也注意到，有的合作社是“假合作社”。三五个人办一个合作社，国家也有资金补贴。这样行不行？也不行。因为，“这三五个人往往是村里最有本事的人，当干部的、做生意的，这些人掌握了资源，其他人怎么办？这是少数人富裕，不是共同富裕。”
转机出现在2017年4月，衣元良去亭口镇办事，镇党委书记史大磊把《塘约道路》拿给衣元良，说这是市委组织部长于涛推荐的，让每个村支书都看看。衣元良拿到书，一口气看完了。他感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走集体经济道路，是衣家村的出路。
衣元良又按照市委组织部的要求，认真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摆脱贫困》，其中有一段触动了他：“一些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没有很好地理解统一经营和‘归大堆’的区别，放松了‘统’这一方面，需要统的没有统起来，不该分的却分了，其结果是原有的‘大一统’变成了‘分光吃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根据衣家村现状，衣元良形成了一个成立合作社、把村民集中起来发展晚熟桃子产业的想法。他对村主任和会计说：“再不把老少爷们组织起来干点事，再过几十年，我们这个村子就消失了”
在两个月时间里，衣元良开了多次村民大会，一个礼拜开两次。当过十三年解放军的衣元良，对村民进行了“战前动员”。经过艰苦努力，衣元良终于打动了群众，2017年9月6日合作社正式取得营业执照，全村57户村民中有53户加入。
合作社取了个富有诗意的名字——一点园果蔬专业合作社。“一点园”就是“伊甸园”。这就是农民的浪漫，中国的“伊甸园”，不是来自虚无的天国和上帝的恩赐，而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双手干出来的。
办合作社一开始，村“两委”也曾考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让老百姓入社。但是在操作当中，觉得不合适：老百姓土地亩数不同，如果单纯按土地多少入股，对土地少的户和贫困户又不公平。衣家村的现状，也不会有企业来投资，即使把土地集中起来，也吸引不到资金。怎么办？
经过探索，衣家村发明了“创业股+原始股”的办法。所谓创业股，也就是劳动力入股，老百姓可以到合作社打工，不管男女老幼，男工一天120元，女工一天80元，满2000元折合成1个股份，将来可以享受分红，还可以用于购买合作社提供的苗木、管道、水费、化肥等。
一个合作社、一张工票，分散的群众组织了起来。这样一支队伍，靠着一锤一锤地碎石、一锨一镐地整平，出了8000多个工，用了7个月的时间，硬是开辟出一条长5.5公里、宽5.5米的环山路。
老百姓之所以愿意在暂时无法兑现的情况下接受工票，从根本上说是出于对党组织的信任，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村庄会有美好的前景。这就是在烟台常听到的一句话——把党的组织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
2018年7月8日，在衣家村注册“一点园”合作社整整一年之际，烟台市“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来到衣家村观摩。和一年前相比，衣家村弹指一挥间，旧貌变了新颜。风展红旗如画，山下流水潺潺，到处莺歌燕舞，高路耸入云端。
衣元良说，一个村里，就得解决老百姓跟谁干的问题。干啥都得有个头，何况咱们是党领导的。
他说：能！第一老百姓欢迎，第二符合中央的精神。党支部有上级组织管着，只要共产党执政，党支部就跑不掉，所以老百姓有信心。
“他们知道我干事是给他们干的，不是为自己干的”。衣元良认真地说。
和衣元良一样，蛇泊窝镇东院头村的林贤，自从2012年起，就在苦苦探索乡村振兴的道路。东院头村同样曾经是一个“问题村”，曾派别林立，内斗不断，多年没有党支部书记。林贤上任之后，萌发了加强集体经济的想法。
2012年十八大闭幕之后，习总书记在记者会上提出“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大大激励了林贤。村党支部牵头成立了格瑞特果品专业合作社，林贤带头入股20万元，全村140户、350名社员入社，户均出资5000余元，共筹集2200万股，村集体占股15%，社员占股85%，建设了200亩有机苹果示范园、100亩苗木基地。为了防止“大锅饭”，合作社还聘任了总经理，按照苹果的数量、质量、安全生产等制定详细的考核制度。
进入盛果期之后，2016年开始分红——2017年，每亩地分红700元；2018年，每亩地分红1300元；2019年，每亩地分红4000元；这相当于：以资金入股的社员，每一万元本金分红5000元。土地入股的社员，一亩地股份（折合8000元本金），分红4000元，远远高于简单土地流转的收益。东院头走上了致富的快车道。
合作社的成功，给了林贤更大的信心。但直到2017年，对这种模式到底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林贤一直没有把握。他经常感到：干了那么久，上级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还是有点冒险。
终于，等到了2017年，东院头探索的星星之火，迎来了燎原的曙光。
烟台市委组织部要求全市农村党组织和村干部学习《塘约道路》，时任栖霞市委组织部长陈隽来到村里，把《塘约道路》拿给林贤看。贤花了五天时间把书看完了：“这不和我们村一样吗？我们做得还更早”。
林贤没想到的是，和他一样探索共同富裕之路的干部一天天多了起来。就在他写下这句话时，烟台市委组织部已经开始酝酿在烟台全市范围内大规模推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模式。
首倡并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的，是烟台市委组织部。
衣家、东院头这样的村，全国也有很多，烟台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呢？这个特别就在于：和其他地方集体经济“明星村”是星罗棋布的单个村庄不同，烟台是全国第一个在整个地市范围内重新组织起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地方，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充分证明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并不是个别“明星村”才能做到的事情，而是可复制、可推广的。
为什么这个突破首先在烟台发生呢？首先因为解决了“道”的问题。
直到今天，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仍然存在认识分歧。最核心的分歧围绕两个问题：农村要不要做大做强集体经济？农村党支部要不要领导、怎样领导集体经济？
烟台之所以能够在全国率先提出并成功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因为他们从理论上明确回答了这两个问题。烟台市委组织部主动承担起了教育干部、动员群众、统一思想的任务，担当了“点灯的人”。
2016年起，烟台市委组织部提出：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服务空白，政治就会“空壳”，党在农村的执政就会“空壳”。所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既然是政治问题，组织部门就要主动介入。
2017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中央领导推荐了《塘约道路》。于涛得知之后，第一时间买了这本书，一直读了一个通宵，看得心潮澎湃。她既是为塘约的奋斗精神而感染，更是为发现了志同道合者而激动。她说：“塘约把群众组织起来抱团发展，用两年时间把一个一贫如洗的贫困村改造成了一个小康村，这个道路就是我一直想推行的组织化、集体化道路，《塘约道路》和我的设想是高度吻合的。”
2017年4月，烟台市委组织部下发《关于认真学习借鉴<塘约道路>的通知》，县、乡、村三级书记人手一册。烟台许多县、乡、村开展了围绕《塘约道路》的大学习、大讨论。对烟台来说，这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最早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真理标准大讨论”。
紧接着，2017年5月，《塘约道路》的作者王宏甲应邀来到烟台，走了五个区市的九个村。他惊讶地发现，当地干部对《塘约道路》已经很熟悉，有的支部书记折了很多记号，画了很多道道，有的还在书页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体会和思索。
5月13日上午，市委组织部又安排王宏甲与烟台市各区县的组织部长、部分乡镇党委书记、村支部书记座谈。在这次会上，大部分干部还是认可塘约道路的。但是，党组织领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做法，在烟台能不能更大范围地推广，有不同的意见，甚至爆发了争论。
有的说，集体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现在再提集体经济，是走回头路，不合时宜。有的说，很多村集体土地和山林都已经承包到户了，集体一分钱、一块地都没有，靠什么来组织农民呢？有的说，发展集体经济，会导致“小官巨贪”，富了个人，穷了集体，损害群众利益。有的说，塘约能办好合作社，就是因为出了一个左文学（塘约村党支部书记），可是，上哪儿去给每个村都找到像左文学这样的能人、好书记呢？
烟台的干部常跟我说到两句俗话：“思想不通，栽树不活”“牛不喝水，不能强按头”。
烟台市委组织部长于涛虽然坚定认可《塘约道路》，可是面对不同意见，也不能简单地靠强迫命令的方式推动。她引用总书记的话：“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要求干部“做事之前一定要从理论上想清楚”。
【图：烟台市委组织部动员发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工作】
市委组织部带头，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和县乡村的干部，开始了大宣讲、大动员。上级给下级讲、分管领导给部门讲、支书给村民讲。她说：“我们经常说，改革中的问题要靠改革的办法解决。家庭联产承包是改革，走合作化道路也是改革，是新时代深化改革。总书记明确指出合作化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小平同志早就意识到未来一定还要走合作化道路。所以，农业合作化从理论上是完全能讲通的。”
针对“走回头路”的质疑，于涛说：“我们今天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跟过去‘一大二公’的集体化是有根本区别的：新型集体化是建立在‘确权’基础上的，产权是清晰的，而过去的集体化是强制把农民手里的田集中起来，不是自愿的。走合作化道路、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是一种螺旋式上升，不是回头路”。
在这些思想动员的基础上，2017年7月，烟台先行选取11个村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试点，由村党支部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指由党支部成员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以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入股，群众以土地、基础设施、劳动力等入股，把群众组织起来规模经营、抱团发展，村集体和群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同于个人领办的合作社。资本、个人领办的合作社或许能解决产业振兴的问题，但是靠他们来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够的。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姓公不姓私”，能够真正把分红主动权牢牢抓在手中，让农民群众成为最大受益者，让老弱病残也都能有保障，可以更有效的推动脱贫攻坚、共同富裕。
到2018年7月召开“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会议”时，全市已经有300个村实现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2018年，烟台市委组织部整合各部门资源，希望以市委名义出台一个扶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文件。2018年7月，讨论了半年多的《关于在全市开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百村示范行动的实施方案》，由烟台市委常委会议通过了。
截至2018年底，100个示范村入社群众2.8万人，带动830个村党支部领办了合作社，占行政村总数的1/8。截至2020年8月，2779个村党支部领办了合作社，占全部村庄的40%。
2018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烟台考察期间说：“我要看看刘公岛，看看我们甲午海战之殇，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现在又是一次大变革之际，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我们各就各位，做出自己的努力，做出自己的历史贡献”。
烟台强力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正是出于这样的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他们抓住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找到了在新形势下通过党的领导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路径。
一位领导同志评价说：“烟台走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它和西方的、和资本主义的乡村振兴不是一条道路。我看就两点：一个叫公有制为主体，集体土地所有制不能改变；一个叫共同富裕，否则就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了。烟台是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一个很好的经验”。
“烟台经验”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打造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三个基本特征，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坚持共同富裕。
在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的讨论中，最常见的一种观点就是：华西村、南街村、大寨村、滕头村等“明星村”有特殊性，这些村都有具有传奇经历和特殊魅力的带头人。而这些带头人是不可复制的，所以农村集体经济不能普遍推广。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一些集体经济薄弱的村庄，党组织的影响力减弱，缺乏威信，农村基层党组织被地方黑恶势力绑架和操控了，一些有关“小村官大贪腐”、“新土豪”的报道不时见于报刊媒体。
而烟台打破了这个迷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证明，在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中，蕴含着走合作化道路的内生动力。集体经济的带头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完全可以在实践中发现、选拔、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集体经济的带头人，收复失去的阵地。
2017年，在提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项工作半年之后，正好赶上山东全省村“两委”换届选举。烟台市委组织部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例行公事，而是充分抓住这个重大机遇，重塑了村干部队伍。烟台市委组织部长于涛说：群众把自家的地、自己的钱放到合作社里边，如果这个理事长没有为群众办好事、办成事的情怀，没有为群众跑前跑后、流汗服务的担当，没有多讲奉献、多讲公心的境界，那么就很难带群众办好合作社，甚至会变成一个烂摊子。所以这个“头雁”能不能选好，直接影响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成败。
那次换届，烟台是全省的试点市。烟台把政治标准作为选好村“两委”干部的第一关，首关不过，余关莫论，提出“好人加能人，才是当家人”的选人标准。不光看干事的本事，还要看政治标准。尤其防止出现“强人治村”“恶人治村”的情况。
这次换届非常成功，经过严格考察的村“两委”候选人，得到村民的高度认可。我接触的几十位村书记、第一书记，给我一个共同的感觉：烟台市委组织部“好人里头选能人”的导向，为他们脱颖而出创造了环境。通过领办合作社，党支部有事可为，村干部的精神状态焕然一新，真正找到了“当家人”“领头羊”的感觉，这是他们多年以来没有体验到的一种荣誉感和成就感，在群众中也有了威信和话语权。
蓬莱市大辛店镇槐树庄村党支部书记李军，是个“80后”，他就是在2017年换届选举中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为了带动村民入社，他决定把自己的果园拿出来，和老百姓的撂荒地合在一起，办个合作社。家人非常不同意他把果树砍掉，但李军还是实施了自己的计划。在他带动下，村民踊跃入股。原来只计划筹资几万元，结果一次就入股30万元。到2018年底，全村207户入社，股金48万。合作社一开张，就通过“两委”干部带党员、党员带群众，采取出义务工的方式，仅用2个多月时间，就开发荒山近200亩。当年冬天又开发了100亩荒地，规划了生态种植区、有机养殖区，种养了富硒红薯、花生、苹果和香猪等禽畜，2018年村集体收入25万元。
在烟台，像李军这样的书记有很多。为了让土地能够连方成片，有的书记带头把自己家还在盛果期的果树砍掉，有的用自己的好地换取群众家的差地，他们都是义无反顾、乐此不疲。
我问过很多人，是什么动力，让这些“能人”放弃自己的生意，放弃本来可以多拿一点、多分一点的机会，给集体做贡献呢？
答案大概就是烟台市委组织部的“好人里头选能人”。激励他们的，不仅是物质的利益，而且还有从为人民服务中获得的满足感。有的村支书是干了好几届的，之前寂寂无名、业绩平平，上级党委为了落实村干部坐班制，想了很多办法，甚至需要刷脸、打卡。但这几年，这些干部找到了当家人领头羊的感觉，越干越带劲，变成了全省的典型。
这就是烟台给人们的信心。有一个好的制度、好的导向，就能让集体经济的带头人源源不断地产生。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农村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世界难题。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欧美国家几乎不存在“三农”问题，因为他们有丰富的资源和较少的农村人口。而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还没有一个成功实现了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践证明，只有在党组织领导下发展集体经济，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同其他农业合作化模式相比，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能够以多种渠道、最大限度促进产业发展、提高群众收入。
第一个渠道，是通过加快农村产业发展提高收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利于加强土地集约、改善水利土壤灌溉交通等基础条件、延长农村产业链、推进多种经营，这些都有利于从总体上提高集体和群众收入。
第二个渠道，是在分配上向广大群众倾斜。同其他模式相比，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能牢牢掌握分配的主动权，真正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把未来土地和产业增值的空间留在集体和村民手里，避免了土地和产业收益被资本一次性买断，农民只能获得少量租赁费用和打工收入。合作社流转农民土地后，农民既可享受基础股金，又可以享受二次分红乃至三产融合中的多次返利，还可以到合作社务工、按劳计酬，实现多门路增收。农民二次分红比例不低于40%，村集体占股不低于10%，单个社员出资不宜超过20%。这都是为了在分配上最大限度向群众倾斜。
第三个渠道，是更有利于引导社会资本为集体经济服务。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历史证明，只有把农村组织起来，才能改变旧中国农业朝不保夕的境地。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之后，小农在资本面前的弱势地位又凸显出来。但在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资本冲击小农的危险并没有充分重视，相反仍然存在着主张资本下乡、土地私有化的主张。
中国同西方不同，西欧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农村人口已经充分转移到城市，而中国即使到2030年，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也还会有4-5亿人生活在农村。如果放任资本下乡圈地，在人多地少的前提下，必然会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
然而，如果为了维护农村稳定，一概限制资本下乡，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怎样做到既利用资本，又限制和约束资本？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组织领导下把农村组织起来。烟台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所以要“党支部领办”，就是因为在党组织带领下，才能改变农民无组织的状态，容纳资本进入农村，同时又利用党的组织优势，充分保护农民的利益。
烟台市委组织部总结了一个公式，把为什么必须坚持党对集体经济的领导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
资本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在资本面前，单个的小农是弱势的。只有把党的组织力注入到农村，让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够和资本的力量达成平衡。
栖霞蛇泊窝镇北洛汤村党支部书记名叫李森，1973年生。2017年起，北洛汤村党支部领办了合作社。当时，村里果树已经进入老化期，要改造果树，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每亩地需要投入2-3万元的改造资金。因为果树已经老化，村民收入下降，用现金入股已经比较困难。
这时，有家从事农业科技的企业提出，想同合作社合作，但是怕和一家一户打交道。经过多轮谈判，合作社与企业确定了合作的方式：改造果园的投入由企业负责，头3年按每亩1000元标准向流转土地的农户发放生活保障金，第4年，新种的果树开始结果，产生收益后，按企业65%、集体5%、农户30%的比例分成。待企业收回成本之后，企业的分成比例下调至55%，集体、农户分成比例分别提高5%。进入丰产期后，每亩地年纯收益在1万元以上，村集体每年可以收入近10万元，年增加群众收入60万元以上。李森说：“假如没有党支部领导，无论如何单个农户和企业无法谈成这样的条件，老百姓利益也没法最大化”。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同社会资本合作，既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也受到社会资本的欢迎。目前，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快速发展，很多工商企业积累了剩余资金，但在城镇化空间减小、速度放慢以及大量工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在城镇和工商业部门找到新的投资机会的难度增加。而农村还存在大量闲置资源没有充分得到开发，而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和农村的生态环境资源，又不能放任资本到农村圈地。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则找到了两全其美的办法：在农村组织起来之后，就能有效地承接社会资本的投资。而对村民来说，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还是自己的，企业入股合作社，也是真金白银地投在了地里，所以村集体和村民的利益也有保障。
“春在千门万户中”是烟台市委组织部长于涛的个人公众号的名称，我认为这也是烟台市乡村振兴景象的写照。来到烟台那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村庄，无一例外使人感到整洁、清新、明快、温暖。
工业化、城镇化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同时也不能把工业化、城镇化看成是绝对神圣的。在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工业化，使城市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集中的中心，在城市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还带来了巨大的城乡对立。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实施土地私有制，使得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处境悲惨，农村成为土地资本家的乐园。
社会主义的城市和农村，都应该比资本主义更文明、更宜居。今天的中国农村，物质生活水平已经大大改善，但是离“诗意栖居”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基层治理的薄弱，一些农村的思想道德和社会治安状况不容乐观。有的村庄“形虽在、神已散”，社会主义道德、公序良俗失效，黄赌毒等丑恶现象蔓延，甚至封建迷信、传销组织、地下宗教、邪教组织势力抬头，严重侵蚀农村基层政权。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仅在经济上让群众致富了，而且有力地加强了农村基层的治理。党支部领导群众组织起来，不仅有了经济收益，更有了组织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使大家愿意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奋斗，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所到之处，出现群众起早贪黑参加集体劳动的火热场面，集体经济组织也成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平台，乡村的环境、卫生、治安、养老、扶幼、文化，都呈现出了新的气象。
烟台市委组织部的同志告诉我：做基层组织工作的同志都有体会，城市社区的书记一般都很会讲，你去了社区之后，他会拉着你看这看那。而农村书记一般都不太会讲，问一句说一句，甚至经常是乡镇书记替他回答。现在我们领办合作社的书记个个劲头十足，自信满满，再到村里去也是拉着你不让你走，看了这个项目，还得拉你去看别的项目。这种局面在两年之前是没有的。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让许多过去矛盾最尖锐、治理最混乱的村，变成了最和谐、最稳定的村。莱州就有这样一个例子——田家村。村书记和主任在2018年刚刚上任时，村里的恶霸团伙经常到村委打砸，有的居民直接和“两委”干部大打出手。而经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仅传统的“田家小米”价格翻了一番，而且成为最稳定的村。每年“七一”是村里的“七一感恩节”，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两件事让村主任杨春华很高兴：一个是当年带头殴打村干部的小伙子，主动提出捐献了50个口罩。另一个也是当时带头闹矛盾的“反派”，给杨春华打了几个电话，要求到村口去参加执勤。电话里还问杨春华“你给不给工资，给工资的话我就不去了啊，免费服务我就去”。
养老，是农村面临的又一个难题，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北洛汤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专门为70岁以上老年人办了个大食堂，老人每天交5块钱，集体补贴10块，按15块钱的标准可以吃三顿饭。食堂满屋可以容纳一百多人，座无虚席，老人们边吃边聊。食堂里有做饭的、买菜义工，合作社的党员和群众轮流上工。老人们也经常教育子女免费帮助食堂干活，有的老百姓把自己种的菜送到食堂。
于涛说：“我们在工作当中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过集体生活的群众和关起门来单打独斗的群众，他的精气神是完全不同的。单打独斗的群众，他不能植根于集体的土壤当中，即使自己挣了钱，过好了，但是也感觉少了灵魂，没了精神。”
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同单纯的“专业合作社”相比，功能更加丰富。过去，人们比较重视合作社在产业发展方面的功能，而我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都表明，农村基层组织应当同时具有产业、金融、供销、民生、基层治理等多方面功能。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一定意义上就是因为这些功能被割裂了。
将群众利益与集体利益和合作社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群众有了集体观念，合作社发展有了内生动力，群众认识到组织起来更有力量，只有跟着党组织才能过上好日子，像“石榴籽”一样凝聚在党组织周围，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现在，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支持下，栖霞蛇泊窝镇全镇78个村有58个村成立了食堂。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人才的竞争中，农村是弱势一方。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为城市和工业部门提供了大量所谓“低成本劳动力”，但却使城乡差距扩大了。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仅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也渐渐吸引着城市的优秀人才回到农村，让人们看到了缩小城乡差距的希望。
为什么合作社能够吸引到人才呢？第一，同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相比，合作社是个干事的大平台，延长了产业链，扩大了分工，能够为人才提供更多的用武之地。第二，有了集体经济这个平台，也能源源不断地培养出人才。
在烟台栖霞市官道镇、杨础镇，我见到了几位正在操控无人机、布置水肥一体化设施、用大数据管理果园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当地的“农二代”，父母均以种植苹果为生。他们到大城市上了学、读了研究生，在城市也有了很好的工作，但是却选择回到农村来。
这是烟台的新气象。一位县委组织部长告诉我：现在空心化、老龄化这么严重，为什么农村留不住年轻人？并非是单单因为收入低。这有年轻人和家长的观念问题：努力了几辈子，好不容易进了城，怎么还能回去当农民呢？也有农村的生活条件、生活方式、社交网络和城市有落差等原因。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一个经济组织，是一个工作，年轻人会觉得有荣誉感、地位感。
烟台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正是创造了这样的环境。栖霞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吸引青年人才回流农村的平台，在全国招募从事果园管理工作的优秀青年，担任合作社项目经理，已经招募到39名项目经理。
莱州市郭家店镇小草沟，上世纪90年代，小草沟人引进5万多公斤优质银杏种子，发展银杏育苗1000亩，那是小草沟村最辉煌的时候，北京三环之内的银杏，据说全部出自小草沟村。直到现在，每到秋天，小草沟的银杏大道仍然是远近闻名的打卡胜地。
但到了90年代末，园艺场被承包了出去，小草沟的集体经济一度削弱，走了一段弯路。2017年，在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号召下，小草沟这个昔日的集体经济明星村，开始了二次创业的道路。小草沟村党支部领办了小草沟秋韵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进村大道两旁是整齐的银杏，游客可以看到乡野田地的风情，连绵的山峰、迤逦的农田，朴实的房舍、冒着轻烟的农家小院，路上悠闲的老人，与山水比邻，与花鸟同眠。
小草沟“大队客栈”民宿的两位设计师是一对“80后、90后”伉俪，他们的网名分别叫“竹子”和“山峦”。
“竹子”叫王晓明，是烟台本地人，家乡在离小草沟村三公里外的北庄，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环境艺术系，多年从事乡村旅游规划设计工作。小草沟党支部委托他做旅游规划，他就看上了这个村子。经过几个昼夜的思索，放弃了北京的生活，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小草沟，利用大队的一个院落精心设计了一处民宿。
王晓明设计村庄的概念是：“很多设计师在做乡村规划的时候会把自己当成主人，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一个村庄，那是不对的。我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围绕村民们的生产和生活需求来，这样做出来的规划也比较容易得到村民的认可。”这是符合习总书记的思想的，总书记说：“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山峦”是山西大同人，她和“竹子”是夫唱妇随，跟着“竹子”来的小草沟。2012年的秋天，山峦第一次来到小草沟，站在“马山水库”（号称北庄的“瓦尔登湖”）上方往下看——山清水秀中，许多农民扎着头巾在田野劳作，就像宫崎骏动画片里的情景，而北京的冬天“雾霾多到令人绝望”……
受小草沟村领导的邀请，夫妇俩决定携手返乡，你耕田来我织布，一个做规划设计，一个做幼儿教育。他们将村里的闲置仓库、房屋改建成大队客栈，在村子里盖起生态厕所、建起农副特产的购买中心，小草沟村走出了一条转型发展、生态立村、产业融合、旅游富民的路子。
这两位年轻人的探索，都触及了农村发展的大问题。如今的小草沟，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农村标杆示范村，王晓明设计的院落也成了当地比较有名的集民宿、酒店、旅行的综合乡村景点。小草沟还成了莱州多家小学的校外实践基地，孩子们来这里，参观500多亩的南岭采摘园，听宋福林书记讲村庄发展创业的历史，到苗圃参加劳动。天文科普中心每月定期推出梅西耶天体观测、流星雨观测、太阳系行星观测、中国运载火箭发展史讲座、神秘的宇宙专题讲座，到马山水库学习水利和土壤知识……
我在他们网站上看到一张王晓明和村里两位老人坐在河边谈天的照片，他们笑得都很灿烂。年轻人回来了，乡村振兴就有了最大的希望。
2020年的中国，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这是对中国的大考，也是对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大考。
从疫情一开始，我虽被困在北京家中，但每天都关注着烟台，关注着那些我熟悉的村庄，那些我熟悉的名字。令人倍感欣慰的是，那些由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村庄，在疫情防控、支援前线和复工复产方面，都打了头阵、当了先锋，真是英雄辈出，亮点频现，如满天星斗般，展示了党的领导和集体经济的巨大威力。
新冠“大考”充分说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有坚强战斗力的。从更大视野看，中国疫情防控的成功还说明了一个问题：不能只看到城镇化带来的好处，更要看到城镇化的风险。既要看到大城市的效率，也要看到大城市集中了风险。
疫情防控中，“村支书的大喇叭”成为中国防疫独特的风景。而烟台实行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村党支部的力量就更加强大，村干部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可以带动村“两委”和党员、志愿者、积极分子，一呼百应、同气连枝，形成纵横交错的严密组织，紧急关头一声令下，马上就可以冲上前线。
一月底，我在朋友圈里问了一下：包括一线城市在内，哪个地方的城市社区党支部能做到走访全部家庭、每天给居民送吃送喝送菜，还能上门帮忙倒垃圾？从回答看，能做到的不多。但是，在烟台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就做到了。
在疫情面前，合作社“姓公不姓私”的优势充分显示了出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仅组织党员和群众防控疫情，而且利用集体经济的家底，慷慨解囊，捐钱捐物，让利于民，全方位地支援城市和前线。
几千斤菜、几万块钱，甚至一碗小米粥、一车煤球、一盘糖果瓜子点心……如果用大城市、大企业的标准看，这些东西不值多少钱。
可是，如果你再想想，这些蔬菜瓜果是合作社的社员们从春华到秋实，深一脚浅一脚种出来的，又是亲手一颗颗摘下来、洗干净的，这些钱是党员们一张一张凑起来、上面还带着汗水和泥土、硬塞到村干部手里的，这些点心粥饭是群众在家里亲手烹制，又一溜小跑送到干部手里的，你就会感到，这其中的价值，不是金钱能衡量的，它凝聚着一种强大的气场，这种气场就是党和人民的血肉深情。
“全民战疫”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坚不可摧的力量，展示了党和人民高度的团结一心，这是足以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法宝，是足以让世界上一切敌人胆战心惊的钢铁力量。
71岁的肖春仁，是井湾周家村第一个报名参加防控的普通群众。他说“活这么大，第一次有这么严重的疫情，我必须为国家做点事”。
浦里张家村67岁的贫困户张学韩，主动要求加入值守队伍，他说“在自己困难时，是政府照顾我，在政府有难时，我也要站出来”。
这些场景，让我想起山东老解放区流行的一首歌谣：“最后一口粮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张老棉袄盖在那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催人泪下的表白，丝毫不是夸张，在那风雨如磐的战斗年代，这是无数个活生生的现实。
为什么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能够和人民形成这样的血肉联系？为什么曾经有一段时间，这种血肉联系淡漠了，甚至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出现矛盾了？可以举出很多原因，但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就是——党组织和群众的“利益联结”中断了。
如果集体经济薄弱，村民感受不到党组织和自己的利益有什么关系，那么就不会和党组织同甘共苦，农村的阵地就要拱手让人！
所以，烟台之所以能够重现党和人民水乳交融、鱼水情深的关系，归根到底就是由于重建了党组织和群众的利益联系。
大疫止于村野。组织起来的农村，成为了国家安全的坚固防线，这是烟台经验对“后疫情时代”的重要启示。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利于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扩大国内需求、吸纳农村劳动力、提高农产品竞争力、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归根到底，有利于稳定国内大后方，更好地服务于国际斗争。
2020年之后，全国完成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将成为全党全国更加重要的工作，这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发展格局的战略性选择。
烟台经验的意义，不仅在于找到了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道路，更在于，由市委组织部主导发展集体经济，回答了更加普遍性的问题——为什么党要领导一切、怎样领导一切？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抓党建和抓发展是什么关系？政治和经济是什么关系？对此一度有不少模糊认识，甚至错误地认为“抓政治”耽误“抓发展”。
烟台经验用实际行动证明：在政治和经济中，经济是起基础作用的，政治是起引领作用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只有抓好政治，才能抓好经济。
烟台市委组织部提出“抓党建就是抓发展”“党建要统领一切、覆盖一切、凝聚一切”，实现了讲政治和抓发展的高度统一，避免了“两张皮”。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这些思路在农村的具体体现。
过去的“三会一课”缺乏吸引力，容易让党员觉得和自己没关系，甚至开党员会、村民会还要发误工补贴。而有了党支部办的合作社，社员村民参会的积极性非常高，因为都知道，支部的事、村里的事就是自己的事。通过抓实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也就牵住了基层党建的牛鼻子，党建与发展“两张皮”的问题迎刃而解。这是党建和发展相结合的最好平台，党支部被推到乡村振兴的第一线，在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组织群众中，党建做实了，党的执政基础也做实了。
抓党建就是抓生产关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本质就是通过党的领导优化生产关系，为党组织和群众切身利益之间建立了联系，让党组织找到了群众，让群众找到了党组织。把党支部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同合作社的经济优势、群众的能动性相结合，走出一条既强村又富民、以组织力提升促乡村振兴的共同富裕道路。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从根源上说来自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思想、严密组织和高度组织纪律性，这是世界上任何组织难以比拟的。过去，农村经营过于分散，极大地增加了交易成本。因为缺乏集体组织，那些本来能干得成、有空间发展的事，最后也办不成。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群众抱团发展从“多条心”变成“一条心”，有事共商、有难共担、有利共享，矛盾摩擦不断减少，从而实现过去一家一户难以形成的合作，这就是通过生产关系变革产生新的生产力。
烟台的经验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年历史中形成的指导思想、红色基因、工作方法、革命精神，直到今天，仍然是最值得珍惜的财富，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有力工具。烟台之所以能够闯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条新路，其诀窍不仅在于农村农业的业务工作，更在于他们在整个城市范围内加强党的建设、挖掘红色传统，从而为破解类似难题创造了优良的政治环境。这对于在新时代如何加强党的领导是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的。
烟台是烈士鲜血浇灌的土地，是富有红色基因的城市。2018年6月，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特别强调，“山东要用重要历史文化和革命文化资源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2016年以来，烟台市委组织部做了极大的努力，挖掘、保存、整理胶东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烟台农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和一大批干部深受革命历史教育，坚定不忘初心有密切关系。一位村支书曾对笔者说：“十八大之后，党风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集体经济改制，问题很大。改来改去，改到私人口袋里了。要是好好经营，怎么会垮呢？”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烟台施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也就是要唤起初心，是对革命历史的继续。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在推动工作之前先统一思想，而不是靠行政权力和命令，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制度优势。2017年时，烟台市委组织部提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设想，全市上下的认识很不一致，甚至顾虑重重、质疑重重。市委组织部以《塘约道路》这本书为切入点，县乡村三级书记人手一本，进行思想动员，点燃了大家头脑中的火种。市委组织部开始了大宣讲，上级给下级讲、分管领导给部门讲、支书给村民讲，摆事实，讲道理，逢会必讲，不断进行发动。经过这些思想建设，烟台各级党委许多干部从理论上想清楚了，涌现出一大批主动作为、创造性落实政策，而不是被动地依靠上级的指令、督查进行工作的干部，这对于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是有普遍启示的。
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执政党一个重要的不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不仅依靠自上而下的强制力，而且依靠正确的政治路线、依靠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动员群众。首先让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然后自觉地团结到党的周围，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烟台市按照“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充分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强力推进而不强迫推进，坚决不设置100%入社的数量指标，坚决不搞“一刀切”“大呼隆”，通过党支部成员示范带动以及外出观摩、集中培训、入户动员等方式，帮助群众算清入社前后的对比账，讲清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瓶颈弊端，以看得见的利益提高群众入社率。从2017年试点到2020年全域推进，做到每一名入社的群众，都是自觉自愿的。
烟台推动工作的过程说明了一个道理：基层干部群众中蕴含着组织起来的巨大潜力，只有让农民切身认识到合作的好处，合作社才能有稳固的基础和长远的发展。
烟台经验令人振奋的，不仅仅在于找到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个模式，而且还在于，他们找到了一条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工作方法。回答了在当前的条件下，如何真正把“顶层设计”和“摸石头过河”结合起来，共产党还该不该组织和发动群众、如何组织和发动群众的问题。这不仅对于农村工作，而且对于其他各项工作，都是有普遍意义的。
建党近一百年来，农村问题始终是革命和建设的中心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这三大历史阶段，分别以土地革命、农业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源头，充分证明了农村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地位。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农村作为增长潜力最大、发展不平衡矛盾积累最多的地方，也酝酿着新的飞跃。
因此，“烟台经验”是新时代具有标志意义的改革突破，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打造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三个基本特征，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坚持共同富裕。
同时，烟台经验也从更大范围回答了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党的政治领导和经济发展是什么关系等关系全局的问题，证明了加强党的建设有利于修复经济增长带来的矛盾，形成新的生产力，让经济发展回归到满足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展示了党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红色基因以及思想理论建设、选贤任能、群众工作等优良传统，在当前仍然是卓有成效的领导方法。
2017年2月，烟台市委组织部长于涛在一次党课中就明确宣示：“我们要确保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自己首先要做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浪，都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一位上级组织部门的干部说，“烟台市委组织部的干部，谈起工作来眼睛里都是光。”一位电视人对参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干部讲“看到你们那股劲儿，我想起了自己当年在部队的状态。”
一位上级领导来烟台调研时说：烟台的同志是具有高度战略自觉性的。中央进行主题教育工作，烟台市委组织部的同志是真正理解了中央精神，真正践行了中央的精神。国家发展赖有真正坚定党的信念、理论和实践的同志。
烟台许多基层干部，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着加强党的领导和集体经济对乡村带来的巨变：
三里沟村党支部书记郑晓东在“九九重阳节”发了个九宫格：全村的老人聚在一起，围上红围巾，挥舞红国旗，穿着大红的衣服，一起唱歌、跳舞、聚餐，还有理发、义诊服务，有合作社发的礼品和礼金，他写道：“您脸上洋溢着笑容，足以证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变化。您们嘴里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您说一定要好好活着，看着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更加美丽，更加富强……！”
福山开发区干部刘学刚写道：墟里斜阳浅照，山间莺懒封喉。门前烟斗鬓双秋。地荒天亦老，何处寄乡愁。定向领航追梦，黎民持股同舟。再将天地细相酬。田园铺锦绣，黄土绽风流。
乡村，是中国共产党事业成功起步的地方，是多数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是内心最柔软的乡愁的寄托，是保障国家安全和生态文明的生命线，是新的伟大斗争最可巩固的后方，是新时代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动力的来源。
在烟台的苹果园里、樱桃树下，在纵横成网的水库、蔬果飘香的山坡；在繁花似锦的农舍、党旗飘扬的山头……我感到烟台的路走对了，在党组织领导下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就是乡村振兴的金光大道。
截至2020年11月，已经有21个省1.5万人次来烟台观摩“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
2017-2020年，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探索——
烟台证明了：在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中，蕴含着“组织起来”的强大动力，等待着各级党组织去发现、发掘和保护；
烟台证明了：“组织起来”至今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势，是破解农村乃至全局一切难题的抓手，组织起来的力量是无穷的；
烟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党的领导，决不是一句空话，只要有机融合到具体的工作中，就是创造幸福生活的锐利武器；
烟台证明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一个好干部就像一团火，走到哪里都能照亮道路、温暖人民。
我坚信，烟台的道路就是中国乡村振兴的未来！祝福烟台，祝福中国！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组织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