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去过大寨的恐怕为数不多。多少年过去了，在我的心中，大寨仍然是个神圣的地方。
前不久我再一次来到大寨，登上虎头山，那满眼的绿色中已藏不住迎秋的果实。我陷入久久的沉思，胸中奔涌而来、逐渐清晰的是堪与共和国同命运的大寨春秋……
一
“看，那里是什么？”陈永贵站在山峰上，激动地说：“越过千山万水是我们的首都北京，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在北京领导我们建设新中国，我们要站在虎头山，眼望天安门，胸怀全世界！”山风吹着他的衣角，他的豪言壮语在空中飘荡着。——这是小时候我在一本书中看到的一段话。陈永贵真的说过这话，还是文人们给描绘的已无关紧要，因为那样的话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这个虎头山是大寨的虎头山，这个陈永贵是大寨的陈永贵。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搞封锁，毛主席跟赫鲁晓夫也闹翻了，苏联撤走了援华专家，国内又经历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面对这种情况，一个大国的当家人毛主席一直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个国家需要一种精神。
大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引起了高度的关注。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大寨又遭遇了1963年8月的特大暴雨灾害。大雨连下七天七夜，泥石流冲下山沟，大寨合作化以来十多年整修的田地被冲垮了，全村七成多的房屋被冲塌了，庄稼被大水冲倒了……面对此情此景，有人认为没有十年八年难以恢复，有人主张伸手多向国家要点援助，但陈永贵却喊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即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和社员口粮、劳动日分值、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
这个国家需要一种精神，这个国家更需要解决问题的办法。
大寨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兑现着自己的誓言。他们“先治坡后治窝”，苦干两个多月，冲毁的庄稼被扶了起来，冲塌的房屋又被修缮一新。秋天，大寨的粮食平均亩产达到372公斤，总产21万公斤，向国家交售粮食12万公斤。除留足种子、饲料外，社员人均口粮200公斤，实现了“三不要三不少”的目标。
陈永贵识字不多，讲话却能讲出道道。他说，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干部，干部，要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就不能当干部。大寨田是辛苦田，没有辛苦田哪有甜上甜。他那独特的充满太行山乡土气息的话，可以讲四五个小时不重复。写出《小二黑结婚》的作家赵树理听了，佩服至极。他跟当时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说，“陈永贵是个人才。”
大寨人的英雄事迹很快传到北京。一笑脸上就有两个大酒窝的陈永贵的孙女陈春梅，在《我的爷爷陈永贵》一书中详尽记述了陈永贵的名字头一次引起毛主席注意的情景。1963年，毛主席南巡，专列停在邯郸。
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到专列上汇报。陶鲁笳说：“我一直在农村蹲点，见过不少农民，我看陈永贵是一个杰出的农民。他领导群众搞生产年年都有新套套。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他挺起腰杆说，人是第一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他说，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就能改天换地。他把全村人都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奇迹。”
毛主席听到这里，饶有兴趣地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说：“他四十二岁扫了盲，今年五十岁了，现在能读报，还知道什么叫逻辑。不久前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佩服至极，他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听完陶鲁笳的汇报后，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随后，他继续南巡。他每到一处，就大讲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讲陈永贵带头劳动，不讲特殊化，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说这是干部不脱离群众的好方法。毛主席还说，要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没有大寨精神不行啊！不久，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表扬了大寨，并把大寨精神总结为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寨之路》的长篇通讯，同时还发表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后来，赵树理的好友“山药蛋派”作家孙谦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每天中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每次半个小时的时间，播讲人用抑扬顿挫的声音，讲述着大寨人那些劈山凿石的故事。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红色电波让陈永贵、贾进财、郭凤莲、宋立英等英雄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了。
从此，全国农村掀起了长达十几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二
我的老家在东北农村。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村生产队的高墙上用白灰刷着的大字就是“农业学大寨”。童年的我曾骑在刷着“农业学大寨”的墙头上遐想，大寨应该是在很遥远的地方吧，虎头山上有虎吗？狼窝掌里有狼吗？人在窑洞里吃饭土会掉到碗里吗？那些能吃苦的人为什么头扎着白羊肚子手巾呢？
“农业学大寨”——这就是那个年代，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怎么学？——从扎白羊肚子手巾和种地开始。生产队长带头在头上扎了块白羊肚子手巾，姑娘们扎起“铁姑娘”短辫子，连挑担子走路的姿势也学郭凤莲。本来就好好的耕地硬是深翻了，曰为“海绵田”。还唯恐学得不像，就在好端端的耕地上也垒起了“梯田”。可惜，一下大雨“梯田”被冲得稀里哗啦，庄稼全被埋在泥浆里。生产队长遭到社员的痛骂，说他只学到了皮毛，糟蹋了耕地。
那时的中国需要通过陈永贵和他的大寨告诉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或者用陈永贵和他的大寨来说明，什么样的道路是正确的。陈永贵便经常出现在报纸上，出现在电影放映前的新闻简报中，扎着白羊肚子手巾，一脸皱纹，露着憨厚的笑。今天再去讨论陈永贵和他的大寨所走的道路还是很有意义，他为一个村庄，为一代人能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日子所进行的奋斗和努力，仍然值得我们尊重和称道，充分显示了集体的力量。
其实，谁都知晓学大寨不是学扎“陈永贵式”的白羊肚子手巾，不是学修梯田，而是学习人家陈永贵及其大寨人的战天斗地、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
大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迄今仍然只有216户，523口人。在那个辉煌的激情澎湃的年代，大寨一天接待各地参观者多达2万人次。“那人啊，多得乌央乌央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大寨共接待参观者多达960万人次。其中，1967年突破100万人次，1968年突破200万人次，1969年超过276万人次。期间，周恩来总理曾三次陪同外宾前往大寨。
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陈永贵和他的大寨，中国农村就很茫然，失去了方向。陈永贵在70年代中官至副总理。然而，陈永贵并不迷恋当官，甚至压根儿就没想过离开乡亲离开大寨。周总理找他谈话说：“这次找你来，就是人事上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怎么样？”陈永贵听后一愣，忙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
周总理态度严肃地说：“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这也是主席的意思呢。”陈永贵如同顽固地相信土地一般相信领袖，忠诚不渝。所以，当有人对领袖所倡导路线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时候，陈永贵的烟袋锅子敲得铛铛响，满脸愠怒，他容不得别人对领袖说不，他要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所说的一切。他的信念是朴素而坚定的。他第一次坐小汽车时是那么的拘谨，浑身不自在，旱烟袋不知该放到哪里，是吸烟呢，还是憋着呢？他有些不知所措。
他是个真正的农民，真正的好人。
在国务院工作的那些日子里，陈永贵是苦闷焦虑的，内心充满着矛盾。即使是在政治和历史的强力支配下，他也没有离开土地，他每年抽出时间回到大寨，干干农活，身上才有劲儿。他身居高位，但骨子里依然是农民，他不挣工资，挣的是工分。他惦记着耕耘，惦记着收获，他不忍荒废了土地。他的晚年是孤独寂寞的。
三
1978年前后，对大寨的质疑声此起彼伏。没多久，陈永贵的继任者郭凤莲被调离了大寨，到晋中果树研究所当副所长。自此，大寨的集体经济一蹶不振。1991年组织上把郭凤莲又调回大寨担任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回来不久，就筹借了5000元钱，租了四辆公共汽车，每家出一个人，130人来到从前学大寨的典型——河北涿鹿县高前村参观学习。因为发展多种经营，那里的农民大多住上了两层楼，生活富裕的程度令大寨人几乎不敢相信是真的。
1992年春，郭凤莲和老劳模宋立英又乘坐火车前往上海。那是一座得中国之先的城市，郭凤莲从那里了解着一切新鲜事物，包括卡拉OK和咖啡。她对着麦克风唱起了曾在虎头山上唱过无数次的《人说山西好风光》和《南泥湾》。那一夜，郭凤莲憧憬着大寨的美好未来，不能入睡。
大寨毕竟是大寨，大寨人毕竟是大寨人。
大寨精神没有死，大寨精神的根还活着。如今，大寨形成了以煤炭、化工、建材、旅游和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八大支柱产业。郭凤莲现在担任着全国人大常委、山西省妇联巡视员的职务，是一位正厅级干部。但她同当年的陈永贵一样从来就没有脱离大寨，大寨的实权仍然掌握在她的手里。她是大寨党总支书记、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经理。
她带领大寨人找到了一条属于大寨自己的发展集体道路。她坦然地说：“毛主席给大寨的金牌牌，我们要把它用好，要创造出更多的效益。”自2008年以来，大寨村经济总收入连续多年突破3亿元，人均收入1万元，经济收入比1980年增长1300多倍，人均收入增长45倍。1993年开始，大寨实施老年人养老金制度，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领取200元，7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领取300元，同时入学儿童免除了学费，大学生每年享受奖学金1000元。2008年全村农民解决了医疗保险。
多少年过去了，在我的心中，大寨仍然是个神圣的地方。
今年五月，我来到大寨，看到的景象令人惊喜。从昔阳县城出发，驱车向南行驶十几分钟，就到大寨了。大寨的虎头山上松柏青青，一树树的桃花开得烂漫。闻名于世的“海绵田”上生长着板栗、核桃、枣、桃、杏和李子等经济价值较高的干鲜果树。郭凤莲说：“那种单纯追求粮食产量的观念已经过时了。”
郭凤莲介绍说：“大寨过去种玉米，投入高，效益低。加上持续的干旱少雨，全村吃水都困难，哪还有更多的水浇庄稼啊！浇不上水，庄稼就严重歉收。”她说，“必须改变传统的种植观念，加快种植结构的调整。栽种经济林，既能增加经济效益，又能改善气候环境，发展生态旅游，何乐而不为呢？”
近年来，大寨每年都要投入10多万元用于造林绿化。现在全村的700亩梯田，已有500多亩退耕还林。大寨展览馆、陈永贵墓园、周恩来总理纪念亭、叶帅吟诗处、郭沫若诗碑、高空渡槽掩映在万绿丛中。生态旅游成为了大寨的支柱产业，每年都要吸引几十万人次的游客来大寨旅游观光。
大寨，被冷落了10年之后，又是那么喧闹了。无论是在森林公园，还是虎头山脚下的大寨村，操着不同口音的人，白皮肤黑皮肤棕皮肤的人，蓝眼睛黄眼睛黑眼睛的人在大寨的角角落落随处可见。不过，他们不再是学习取经的参观团，而是来自天南地北，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
今天的大寨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大寨，农业产值在整个经济收入中的产值连百分之一还不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有人说，大寨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楼房像城堡，太封闭，太保守了，应该拆掉。
郭凤莲说，不能拆。甚至包括江青带人到大寨虎头山上植的一片树，她认为都应当保留，因为那是历史遗产。历史遗产不能篡改，更不能伪造，那些树永远没有错啊！
人定胜天，天亦定胜人。但是，归根结底天定胜人。天是什么？天就是自然法则，天就是谁也抗拒不了的社会发展定律。——站在虎头山上，我望着那满眼的绿色陷入久久的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