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申请成立了哈勃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今年4月，华为又成立了深圳哈勃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两家有限公司加在一起，目前投资了40家半导体生产企业。至此，华为的自救产业链初步成型。
6月末，据 Digitimes 报道，华为将在武汉市建立其第一家晶圆厂，预计从 2022 年开始分阶段投产。从目前的消息来看，这家晶圆厂将主要生产光通信芯片。这是华为首次掌握晶圆生产能力，未来将成为华为抵御美国大棒的重要武器。
华为此举，不禁让人联想到“塔山计划”。去年8月，网络上传言华为有一个“塔山计划”，预备建设一条不含任何美国技术的45nm的生产线，并将在数年内升级到28nm甚至更先进的制程。当时华为进行了紧急辟谣，否认存在这一计划。
塔山计划可能确实并不存在，但网络传闻也非空穴来风，华为在半导体方面的种种布局与当时的传闻有相当的匹配度。如果该传闻确实是一则谣言的话，那么造谣者为何一定要选择“塔山”作为这个虚构计划的名称呢？
笔者认为这不仅是因为塔山阻击战知名度大，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美博弈具体体现的华为和欧美封锁方的心态，与当时的战役双方极为神似。
无论是过去拍摄的《大决战》电影，还是近些年拍摄的电视剧《大决战》，剧中的东野首长都有一句名言：“告诉程子华，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战争态势给我方造成的心理压力。
【电影《大决战》中的名场面，东野首长表示：“我只要塔山”】
2020年8月之后，华为遭到了美国无耻的封锁和打压，理论上无法进口任何含有美国技术的工业品。虽然我们要肯定华为的骨气和坚决抗争，但封锁带来的打击绝不能低估。
最直接的效应就是华为的高端麒麟芯片停产了，并且直接给华为的手机业务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根据TrendForce的统计结果，华为在2019年尚且占据着17%的市场规模，但由于补充不了库存的消耗，TrendForce预计华为2021年的市场占比只有4%。
【2019-2020年中国品牌手机占比，及2021年预测】
由于华为本身没有生产芯片的能力，主要的业务在产业链组织、设计、研发和销售。2020年又碰上了全球半导体生产相对不足，而几乎所有的华为产品都离不开芯片，打击之大不言而喻。对于这种局面，余承东总结称：“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生产，华为没有办法生产。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只做了设计，这也是教训”。
华为多部门负责人余承东的这些话，将华为与欧美封锁方的形势交代的相当清楚。
目前，美国总统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都封锁不了海外的市场，甚至连封锁美国的市场都很吃力。只要华为的产品依旧具有竞争力，任何人都阻止不了它的行销，因此说：“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生产”。
但是美国打击半导体生产供应这招又非常毒辣，因为电子产品现在已经离不开芯片了，而芯片生产的能力不是短期内所能掌握的。就算是科技相当发达的美国，芯片的生产也不能包办，大部分欧洲国家也贡献了核心技术。这是中国过去没有掌握芯片生产能力的重要原因，也是为“教训”。
重要的是时间，美国需要时间去封锁市场，寻找新的遏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手段；中国和华为也需要时间去解决中国没有先进半导体制程的问题。因此，在争夺时间中落后的一方将要承受更大的不利。
在这样严峻的形式面前，熟悉华为的人都能看到它的改变。
过去的华为，要么不做一个领域，要么就重仓，全身心的投入。这种理念反映到投资行为来说，就是要么全资地成立一家子公司，或者至少占据股权结构的绝对多数，要么就把相关工作交给合作的企业。除了1-2年的短期行为，华为过去不会采取这样的方式掌握产业链的话语权。
现在华为下定决心要在芯片生产的全领域试水了，但是芯片生产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华为不可能都投全资。因此现在哈勃更多地采用过去不是主流的控股方式，保持自己在芯片生产领域的话语权。
比如说生产EDA设计软件的公司立芯软件，华为通过哈勃投资掌握了该企业20%的股份，甚至都不是第一大股东。两家哈勃投资公司投资的企业中，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情况。
华为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树立了更加长远的发展规划，并将利润的考量放到更加靠后的位置。过去作为民营企业标杆的华为一向以目光长远、重视高科技而著称，并在中美贸易战博弈中作为一员虎将出了风头。
华为的“备胎计划”被新闻联播称赞：“备用方案的启用，显示出其居安思危的战略远见、未雨绸缪的底线思维，以及坚忍不拔、攻坚克难的奋斗豪情。中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家的这种精神，正是中国不断攀登科技高峰的力量所在”。
然而，2020年8月之后的施压，还是超过了华为的预计，全面突破了这些“备用方案”的抗压和承载能力。而且凭心而论，这些能力也不是华为该有的，甚至能有的。因此余承东在“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只做了设计”中表现出的怨由之意，具备相当的合理性。
华为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在资本上华为积极地对半导体制造的全流程进行投资，在人才储备上华为也下了很大的一番苦功。在打击面前，华为的营业额下降了很多，而且短期内不会回升。对于普通企业，可能会首先想到裁员，或者至少缩小招聘规模。
2021年华为减少了1/3的招聘规模，但是比其他科技企业减少的要少，而且主要减的是营销和管理等后勤部分，技术部门的招聘总体缩减的非常少，个别领域还有比较大的增长。除此之外，华为还加大了对海外留学生和国内外专家的招聘规模，求贤决心不言而喻。
熟悉半导体的人，从华为的投资路线中都能敏感地察觉到，华为的半导体部门最终要走的是IDM之路。其实，最早世界上半导体走的都是IDM路线，也就是一家企业负责芯片从设计到销售的全流程。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欧美首先提倡，台积电第一个大规模推广之后，Fabless+Foundry模式才大规模流行起来。
目前的Fabless+Foundry模式，基本上是台积电确定的，也就是将半导体产业划分为设计、制造、封测以及销售部分，每家企业只要专心做好自己擅长的就行了。在这个产业分工中，最重要的就是管设计的Fabless和将设计成果流片的Foundry。过去的海思就是Fabless，海思一般都是找作为Foundry的台积电流片的。
【IDM、虚拟IDM和Fabless三种模式之间的关系】
华为为什么不继续搞Fabless呢？或者投资自己的Foundry，搞目前最流行的虚拟IDM模式呢？
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时代使命和中国半导体企业的普遍愿景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华为除了自己动手别无选择。中国的信息产业催生了互联网经济和共享经济，其规模和便利程度为世界所羡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绕过了两项关键技术。一项是以CPU为核心的通用高性能芯片设计技术，另一项是以光刻机为核心的先进芯片生产技术。
时代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对中国在信息领域的高科技企业提出了明显更高的要求。由于这种爬升发生地比较剧烈，因此能勇于承担的中国企业比较少，社会也没有广泛形成这样的期待。
世纪之交的联想，虽然以“贸工技”路线起家，但在当时群众的认知里，绝对是民族之光。近年来联想受到一些批评，主要是风向变了。有的企业和相关部门，虽然在努力的适应这样一种转变，但离使命和舆论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
仅举一例，2020年时要说中国的半导体Foundry工厂，谁的自主化程度最高最争气，很多人都会浮现出中芯国际的名字。当时普遍认为，中芯国际拥有着自主的28nm生产线，并且其14nm的生产线可能在2020年前投产。
基于这种分析，那么华为的麒麟芯片如果使用中芯国际代工，虽然不能继续占领高端市场，但至少还有可能做中低端手机，甚至次旗舰。然而去年8月有网友问到9月14日之后，中芯国际是否不会再为华为代工14nm芯片时，中芯国际是这样回应的：“中芯是代工企业，面向海内外多元化客户。同时，中芯须尊重经营地法律，合法合规经营。”
这句话，结合后来华为和中芯国际的表现，其实质就是14nm生产线不能再为华为代工了。这样的现实，预料到的专家并不多，网民更是出离了愤怒。但说实话，美国人要是不使用这样一条“绝户计”，恐怕中芯国际也认识不到自己的自主程度，实际上不能避开美国的制裁。
【当时中芯国际由于不能正面回答是否为华为代工，引起了网友不满】
因此，华为这次在发展半导体能力上亲力亲为，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出于慎重的考虑，确保绝对不会掉链子。
发展IDM有利于创造首战必胜的良好局面，半导体的发展历史证明IDM和Fabless+Foundry模式适合的细分行业各有不同。对于高性能的计算芯片，例如CPU、显卡里的GPU、深度学习处理器、挖矿芯片和DSP，目前主流的模式是Fabless+Foundry。
这种模式非常依赖制程的进步，华为被制裁无中国芯片厂可代工，在一定程度说明了在现有的封锁下，中国要真正独立自主掌握先进制程的难度。华为很可能采用的IDM模式，在内存芯片、存储芯片和其他专用芯片上占据主导地位。
这些芯片的特点是优秀的设计比更小的制程更重要。换句话说就是华为过去积累的设计能力，能很大甚至完全弥补制程上的劣势。这样华为海思设计出的芯片，总还是能从商业市场赚到钱，这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
为什么能打赢“塔山阻击战”，新拍的电视剧《大决战》和老电影《大决战》，做了不同的处理。老电影中除了展现我军战斗英勇顽强、敌军配合不利以及塔山已经构筑了完备的防御阵地，还表现了解放军强大的炮兵支援。
这么多重炮的补给怎么办，一方面主要靠缴获，另外有相当部分来自于老解放区建设的兵工厂和接收的新解放区兵工厂。以沈阳兵工厂为例，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接收后第一年仅105毫米榴弹炮炮弹就生产了2万多发。而在国民党时期，这一数字仅有3千发。
华为目前的方略虽然是稳扎稳打，但时间不一定只带来优势。正如毛主席所说：“解放战争拖不得”，今天摆脱美国的无理钳制同样拖不得。
美国发展半导体走的是举国体制，后发者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台湾地区，也都离不开行政力量的推动。同样地，破解美国的半导体讹诈，也不能让华为孤军奋战。过去中国的半导体发展，效果与理想存在差异，这并不说明国家支持的无用。相反，在新的时代起点下，决策者更应思考如何将行政支持的力量最大化，真正让华为这样走在产业自强道路上的关键企业配上“重炮群”，在与美国霸权主义斗争上抢占先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