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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甲:走向乡村振兴

  历史是一条我们沿着它到达今天的道路。用大历史观看近代以来的乡村问题,会看到什么?1840年,这个标志性的年号,犹如用钢铁打在我们民族肌肤上的烙印。当中国人被英军的炮火打进血泊的时候,整个中国就像个大乡村。西方列强,公司、工厂都是组织起来的状态。中国人多,各自耕种形同一盘散沙。那场战争,是高度组织化的英国侵入一盘散沙的中国。结果:“组织起来”打败了“一盘散沙”。

  即使是“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村,仍然蕴藏着救中国的伟大力量。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农村中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取得世界公认的伟大成就。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是人类减贫事业中最为波澜壮阔的史诗般的壮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标志着中华民族走到了最接近伟大复兴的地方。

  党中央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当前的重大任务。唯有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才能有效地走向乡村振兴;也只有走向乡村振兴,才能真正巩固拓展脱贫成果。

  回看走过的路,我国改革以城市为中心,农村劳动力和多种资源大量流向城市,农村不可避免地衰弱,走向乡村振兴是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农村贫困人口居多,走向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至今,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也在农村,走向乡村振兴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

  再看贵州,有独特的优势。贵州曾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开始扶贫的时间最早,在艰难中创造的先进经验也在全国影响不小。何以说扶贫最早?贵州堪称我国扶贫开始的地方。它缘于贵州毕节海雀村的极端贫困引起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的深切关怀,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到毕节调研后,在1986年初从省地县抽调了3300多名中青年干部,派驻毕节的赫章、威宁、纳雍、大方、织金,以及毕节以外的册亨、望谟、麻江等26个贫困县去扶贫。

  救济赈灾,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世界上,联合国也有救灾行动。但扶贫则不同。救济是给钱给物,扶贫是派出人去,驻扎乡村与贫困村民共同改变那里的穷困处境。从救济到扶贫,是历史性的变化。1986年初,贵州省派驻贫困农村的3300多名扶贫队员,是中国历史上首批大规模投身扶贫事业的干部。扶贫事业,坚守着中国共产党为改变穷人命运而奋斗的初心。新时代的精准扶贫,则把扶贫事业发展到一个更高水平的新阶段。

  从前谁见过农民有档案?我国数百万干部进村入户,识别出贫困人口9899万,全部建档立卡。精准扶贫的意义不止在扶贫。要把贫困户精准识别出来,不能干部说了算,要组织群众讨论。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就在这调查讨论中复苏。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不只是亿万人脱贫,还锤炼了数百万能够联系群众的干部。贵州不仅是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驻村扶贫干部也最多。与人民共同奋斗的脱贫攻坚历程,是一笔伟大的财富。有理由认为,这是当今贵州的重要优势。

  近5年,我走了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300多个自然村寨,切实地看到,精准扶贫的决策多么重要。在贵州那些“小路的尽头”“乡村的末梢”“峡谷里的山寨”,我目睹了男女扶贫干部的艰苦奋斗。有一批干部没有回来,把青春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遥远的村庄。2020年贵州省“七一”表彰大会追授6位优秀共产党员,全是在脱贫攻坚中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
 

本文作者
 

王宏甲,当代文学家、著名学者,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本文原载于《当代贵州》2022年第3期,原标题为《走向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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