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3月25日，方方女士发出了她最后一篇日记，我写了一篇《评方方“日记”：始于谣言，终于谣言》，觉得该说的都说了。
但是，今天(5月3日)，看到方方女士在微博上贴出的“关于极左”一文，就觉得还有再说几句的必要，因为其中涉及到2017年对《软埋》的批判，方方女士也在文中对我进行了“不点名的点名”。
02
三年的时间里，因为《软埋》和“日记”，同方方女士两次交手，深感此人一点光明正大的气概也没有。
写文艺批评文章，我一直有这样三个原则：
第一，真名实姓，文责自负；
第二，对批评对象，指名道姓。因为深信自己的批评都是“对文不对人”，目的是为了促进文艺创作水平的不断提高，绝非个人恩怨；
第三，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旗帜鲜明，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
反观方方女士，尽管她是著名作家，占据“省作协主席”的高位(2007～2018)，却从来不敢正面回应批判，只是吞吞吐吐，躲躲藏藏地海骂“极左”。
但，究竟谁是“极左”？“极左”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她又从来不肯明说。
一开始，还认为这是方方女士的傲慢，后来才意识到，这不过是一种虚伪和狡猾，当然更是一种卑鄙的怯懦。
为什么呢?因为她如果正面回应了批评，那些被蒙蔽的支持者、同情者就会去看批评者的文章，就会发现大部分批评者是在摆事实，讲道理。这样一来，她也就无法对“极左”妖魔化了，更无法靠虚构被“极左”迫害的悲情来动员同道和拥趸了，她的一切错谬和仇恨就全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还怎么混下去呢?
的确，在真理面前，方方女士就是不能见光的小强。
不过，尽管方方女士费尽心机，也不过是稍稍推迟了一点自己破产的时间而已，类似她这样为已经被推翻的地主阶级哭坟，向国外反华势力递刀子的人，破产是必然的，不破产是不可能的。
03
方方女士在“关于极左”一文中写道——
“2016年夏，我出版了长篇小说《软埋》。次年春天，突然莫名地遭遇批判，就像这次一样。一些人仿佛约好一般，群起而攻击。”
关于这个问题，我是有一点发言权的。
2017年2月28日，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推送了一篇评论《软埋》的文章《地主阶级的仇恨与痛苦——评颠覆土改历史的小说<软埋>》，这是2017年第一篇批判《软埋》的文章，就此拉开了批判《软埋》的序幕。
对我来说，之所以要批判《软埋》，纯粹是出于偶然——在一位朋友那里看到了这本小说，读过之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我个人又比较喜欢写文艺评论，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
方方说“仿佛约好一般，群起而攻击”，则纯属恶意构陷，以换取廉价的同情。
在2月28日之后，的确出现了很多批判文章，但所有这些文章，都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民间性；二是自发性。
官媒和这次批判方方女士的“日记”一样，保持了沉默。有关方面对方方女士采取了庇护态度，删除了大量批判文章，还查封了一批自媒体。
我自媒体上的批判文章，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也被一股莫名的力量非常细心地一一删除，新文章中出现《软埋》两字，则根本发不出来，只能写成《车欠土里》。
04
民间为什么会出现批判《软埋》的浪潮？
这主要是因为《软埋》颠覆了新中国的立国之本——土地改革。
正如我在《地主阶级的仇恨与痛苦——评颠覆土改历史的小说<软埋>》一文中所概括的那样：
“《软埋》和于建嵘去年发表的《我的父亲是流氓》可谓互为表里——《我的父亲是流氓》把共产党的土改干部描绘成流氓无赖，《软埋》则把土改的对象——地主，描绘成完全无辜的受害者。他们一起从道德上否定了土改的正当性。陆家惨遭灭门，不仅彰显了土改是毫无积极意义的浩劫，而且也是XX党忘恩负义。两部小说的终极指向，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正义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当性、正义性!”
方方女士在她“关于极左”一文中假装无辜地说：
“那一年，我有些懵，不知道这种批判因何而起，来自何人。”
方方女士，你真的不知道“这种批判因何而起，来自何人”吗?
好吧，我来告诉你：你否定土地改革，就得罪了亿万翻身农民的后代，你否定了新中国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就得罪了亿万爱国者，这就是你受到批判的原因，也正是这些人在批判你！
你有什么不服气吗?这些人都在那里，我也在这里，请亮剑吧!
05
后来我才知道，早在2016年，就有学者写了一篇批判的《软埋》文章，遗憾的是没有在公共舆论场引起相应反响。
在第一篇文章之后，我又连续写了八篇评论《软埋》的文章，时间和标题如下——
3月3日，《土改绝非“灭门运动”——再评<软埋>》
3月4日，《东食西宿的奇特现象——三评<软埋>》
3月7日，《还乡团没做到的事情，他们能做到吗？——四评<软埋>》
3月16日，《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五评<软埋>》
3月24日，《方方主席的棍子与帽子——六评<软埋>》
4月27日，《评方方获奖：“批判性”的利刃图穷匕现！——七评<软埋>》
5月1日，《致方方：作家应该有一个干净的灵魂——八评<软埋>》
5月14日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叛徒神气什么？”——九评<软埋>》
方方女士在她的“关于极左”一文中，以她一贯信口雌黄方式说：
“当年因为没有公众号，也没有打赏，为此，那一次论战，不必抢人眼球，更不必编出耸人听闻的谣言来追求流量，以谋求打赏。”
方方女士真是造谣造得太多了，以至于连她自己都被自己的谣言欺骗了。
实际情况是，我在2014年就开始使用公众号了，2017年春天，我批判《软埋》的所有文章，都是首发在公众号上，然后才有一些网站转载。
我的公众号文章，是有一些网友“赞赏”，这是他们对自媒体写作者的一种真诚支持，既没有任何强制性，数量也非常有限。
我对赞赏者心怀感激，但绝不是为了“谋求打赏”而写作，这和方方女士为了美元、欧元和日元而写作，用“日记”的形式把良心和祖国一起出卖有本质的区别。
06
方方女士在她“关于极左”一文中，还以她习惯性的“也有朋友告知说”、“有人告诉我”这种传递谣言的方式，把对《软埋》的批判和“乌有之乡网站”捆绑在一起。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乌有之乡”已经高度标签化了，把批判者和“乌有之乡”捆绑在一起，则她制作“极左”稻草人的工作就完成了一半。
我当年就在微博上对方方女士的这种捆绑做了批驳。
“乌有之乡网站”和其他一些爱国网站一样，都转载了不少批判《软埋》的文章，但这完全不等于就是“乌有之乡”组织了对《软埋》的批判，方方女士难道连这样最基本的逻辑关系都搞不明白吗?
方方女士以自欺欺人的语气评价对《软埋》的批判，“后来，这事不了了之。没有胜负。”
真是这样吗?既然如此，方方女士何至于到了今天还是不能释怀呢?
在我看来，这场大讨论非常成功，因为澄清了很多大是大非问题，包括“为什么没有土改就没有中国的工业化？”“地主阶级为什么是一个必须被历史淘汰的没落阶级？”“土地改革与中国革命”，等等。
这场批判也奠定了方方女士今天彻底破产，四面楚歌的基础。
07
在“关于极左”一文中，方方女士也提到了这次对“日记”的批判。
相当荣幸，我又是第一个站出来批判方方《武汉日记》的人！
方方写道：
“几天后，有人传给我一篇公众号文，这应该是我看到的第一篇对我日记进行讨伐的文章，它发表于2月6日。写作者，正是当年批判我的小说最勤奋的一个人。”
这位“批判我的小说最勤奋的一个人”，就是我！文章标题为《评方方的“枉死论”：你对得起武汉吗?》。
不过，方方女士说错了时间，文章是2月5日发表的。
此时，方方女士的“日记”刚刚开始连载一个多星期，风头一时无两，她本人也顾盼自雄，有点找不到北。但我已经发现，方方女士的“日记”存在严重问题。
我在文章中写道，方方“日记”“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多的是一些灰黑的网络段子，看来，虽然身处武汉围城，但作协前主席仍然与真正的抗疫前线相距甚远，只能到虚拟空间去寻找创作素材了。”
在文章中，我对方方女士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善意提醒，希望她不要太在意名利，能够“把精力放到创作上来”，更不要“对所有干部和医护人员进行有罪推定”，也不要“把工作中的失误、错误和蓄意犯罪混为一谈。”
方方女士在她的文章引用了我文章中的一段话，我也同样引用一次：
“把所有因病去世的人说成是含冤而死的‘枉死者’，借以在自己拥趸中掀起仇恨和歇斯底里的情绪，这和香港的动乱中，躲在废青背后的‘大台’的所作所为是一样的，作协前主席方方想达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方方女士，请把这段话默诵100遍，再问问自己，我的质疑有错吗?
当一场未知疫病突然来袭时，什么样的体制能保证一个人都不会被病毒击倒？每一个病死者都是“枉死者”吗？在疫情十万火急，抗疫战线历尽艰辛刚刚组织起来时候，你要“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不放过”地搞肃反式清算，不是故意破坏抗疫又是什么呢？
方方女士在她的文章中，自欺欺人地说，批判她“日记”的那些人，
“还是三年前的那些人，文章也还是三年前的水平和腔调。”
真是这样吗?
三年前有diss《内圆外方》这首歌吗？三年前有你在B站遭受的如倾盆大雨一样的弹幕嘲弄吗？
为什么方方女士连最起码的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呢?你知道你这种强作镇定的形象有多么滑稽、多么可怜吗?
08
方方女士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关于极左”，我非常认真地读了好几遍，希望从文章找到方方女士关于“极左”定义，包括内涵与外延。
很失望，方方女士没有对“极左”的概念做任何界定，“极左”仍然是一顶可以被她拿来随意扣到任何人头上的一顶帽子。
但毫无疑问，我就是方方女士要找的“极左”。
但我和方方女士素昧平生，从未谋面，也绝无私仇。
她认定我是极左，主要是因为三年来，我两次站出来对她进行批判。
第一次， 2017年，批判方方的《软埋》，是因为方方在这部小说污蔑了土地改革，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了新中国的正当性、正义性；
第二次， 2020年，批判方方的《武汉日记》，是因为方方在“日记”中散播谣言，蓄意抹黑中国的抗疫斗争，在西方反华势力试图把疫病造成的灾难栽赃到中国头上时，起到了里应外合的作用。
如果维护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极左”，如果维护新中国就是“极左”，如果不愿意自己的祖国受到恶意诋毁就是“极左”，那么，这个“极左”我当定了！
09
几年前，为了维护狼牙山五壮士的荣誉，我曾被旧炎黄春秋集团告上法庭。
今天，因为还有一点朴素的爱国情感，又被汪主席扣上“极左”的帽子，真是何其幸运?
苏联解体前，列宁、斯大林、十月革命都被诋毁，迫于苏联的“汪主席”们制造的“保守”、“反改革”一类政治帽子的压力，除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写了一篇《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文章外，没有人敢出来讲话，是为“竟无一人是男儿”。
现在，阵线已经分明，谁想要干什么，大家都清清楚楚。
我想告诉方方女士的是，不要幻想重演苏联那一幕!
你不要假装还爱这个国家，不要再用言不由衷的“两个绝对”蓄意欺骗世人，我们也不会假装相信你的假装。
热爱新中国的人很多，这些天，你已经见识到了。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新中国的受益者，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绝不允许你们降下五星红旗！
我们，绝不允许你们取下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
我们，也绝不允许你们用背后捅刀子的方式伤害中国！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极左”对你、你的同道及你的拥趸们的最后忠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