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变更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本来十分清晰的遵义会议有关史实，便开始被制造出一些另类的声音。比如“遵义会议大家一致推荐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比如“张闻天是名副其实的总书记”;比如“张闻天三次让贤”;比如“长期对张闻天缺乏必要的宣传”或“宣传不够”;比如张闻天当选为总书记的事实被“长期隐瞒”……等等，诸如此类。

　　关于毛泽东，则一致篡改历史地表述为：毛泽东只是被增选为常委，开始进入核心决策，实际却无“导”可“领”。

　　遵义会议的实质，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唯一正式的书面汇报(“遵义会议传达提纲”被考证为不是“传达提纲”，也不是陈云到苏联后所写，而是不知什么时候塞进档案的。因此，陈云1935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做出的正式书面汇报，也就是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汇报的遵义会议确立“领导”的唯一正式汇报)，不提负总责和军事负责者，单纯突出“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举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是遵义会议在“领导”方面的唯一实质内容，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同时，就字面意义而言，遵义会议及常委分工后，实际无“导”可“领”的毛泽东，取代的是“太上皇”李德的地位，而常委分工毛泽东对党内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实行“帮助”，跟李德实际所担负的角色完全一样。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太上皇”(最高领袖)地位，而且，从中央核心人物，到红军高级将领，遵义会议后即开始高度统一的对外宣传毛泽东是“最高领袖”!即令“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在另立中央后期，也把毛泽东做为中共和中国革命唯一的旗帜。

一、毛泽东是中共及中国革命的最高政治领袖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领导人的职位及政治地位，由共产国际掌控。1931年9月，中共中央负责人王明决定自己去苏联、决定周恩来去中央苏区之时，扶持组成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后，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成了中共中央的上级。

　　1934年1月的苏共二十大上，共产国际及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把中国革命所取得的成就，定位为：在“毛泽东同志担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而不是中共中央)。尽管“毛泽东同志”早已被中共的高层权力排挤、打击，并仍然遭受着严酷的排挤、打击、乃至迫害，但并不影响毛泽东做为中国革命最高政治领袖的存在。尽管博古、张闻天刻意合谋非法剥夺了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由张闻天取代，但却并不能改变共产国际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毛泽东这一最高政治领袖的定位。

　　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职，本应改由党的最高领导人兼任，但在决定这一事情时，总书记向忠发自觉不堪此任，并推荐毛泽东担任此职。向忠发自觉不堪此任，上海中央的一班人，更没有人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事实上，1930年7月，就发生过相同的事情：向忠发、李立三等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一职，也应该由总书记向忠发兼任，向忠发和李立三等却决定毛泽东担任(为此，成了富田事变叛乱领导集团发动军事叛乱的一大理由。叛乱领导人认为，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一职，须由总书记向忠发兼任，其他人都没有资格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即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前身。中国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是中革军委的前身，向忠发、李立三等中央，也是决定毛泽东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因此，向忠发不能去苏区，不过是一种托词而已——周恩来不能去苏区，仍然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

　　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中国革命政治领袖。因此，中央常委张国焘、项英都是毛泽东的下级。中央常委周恩来，则是中央政府隶属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博古、张闻天后来不顾共产国际反对，密谋分别取代毛泽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也是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具有政治领袖地位。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一最高政治领袖的地位，于1934年1月的苏共二十大上，被共产国际正式确认。

　　因此，共产国际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令并经中共中央执行：对外宣传中国革命，必须“用毛主席的名义”。尽管1932年10月的“第一次宁都会议”上，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非法剥夺了毛主席对“海陆空”三军的组织权和指导权，博古、张闻天、陈云等的临时中央继而对毛主席更加的排斥、批判、打击乃至迫害，导致毛泽东彻底边缘化，但并不能否定或更改中国革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和对外宣传必须“用毛主席名义”的定位和事实。也即：即使毛主席被彻底架空乃至被批判、迫害而边缘化，但却无法否定毛主席这一最高政治领袖的名义，更无法改变对外宣传必须用毛主席名义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对外宣传必须“用毛主席名义”，也即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唯一的代表和旗帜。即令“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在坚决否认陕北中央的情况下，也把“毛主席”当作中共和中国革命唯一统一的旗帜，“对外宣传仍然用毛主席的名义”。

二、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

　　尽管博古、张闻天等掌控中共大权的教条宗派及其拥趸，对共产国际确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旗帜毛主席极尽批判、打击、架空乃至迫害等能事，但却始终无法超越毛泽东的政治地位，更无法取消或取代毛主席的旗帜地位。

　　遵义会议之前的毛主席，其处境，跟身后的处境高度相似。中共核心权力以及一些政治投机者，对毛泽东极尽批判、排挤、打击之能事，但广大的干部群众，却对毛主席表现出一种无与伦比的崇敬。

　　1932年1月，周恩来履职苏区中央局书记之后，毛泽东被排挤出去。周恩来在彭德怀等的激烈支持下，发动了攻打赣州的战役，致使红军和根据地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并几乎导致红军和根据地的丧失。求救于被排挤出去的毛泽东，毛泽东扭转乾坤，并开辟出更为广阔的根据地。不久，毛泽东再次遭到苏区中央局的严厉批判和排挤，并于1932年10月的“第一次宁都会议”上，再次被剥夺了党政军大权。第四次反围剿，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下，红军将士实际却仍然按照毛泽东的那一套，才获得险胜。博古、张闻天、陈云等临时中央大员潜逃到苏区后，以欺骗的手段，继续掌控中央大权(1931年9月，王明、周恩来组织博古、张闻天等的临时中央时，明确告知博古、张闻天等人：到政治局委员集中的地方后，必须把权力交还给中央，恢复他们以往的地位)。教条宗派及其拥趸，展开了对毛泽东疯狂的打击、批判、迫害，终至于把毛泽东开创的基业丧失殆尽。

　　这一过程中，广大红军将士和干部群众，早已有着强烈的不同声音。

　　当时的红军将领李聚奎在《深切怀念伟大领袖毛泽东》一文中写道：“由于工作岗位的局限，我对中央在路线上的分歧和斗争知道的不多。但有一点我和战友们的感受是很深切的，那就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红军就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转危为安，逢凶化吉，根据地能扩大，部队能壮大，革命政权能巩固。反之，尽管还是这些英勇善战的红军战士在浴血奋战，还是那些可敬可亲的根据地群众在全心全意地支持党和红军，但根据地总是缩小，红军总要减员，最后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

　　另一位红军将领杨得志，在《我见到的毛泽东同志》一文中写道：“那时，确实是这样的，说毛泽东就是说红军、说共产党，说红军、说共产党也就是说毛泽东，也就是在说胜利。”

　　苏区干部群众，则把毛泽东称为共产党和红军的“仙人”……

　　在中共核心权力层对毛泽东极尽打击、迫害为能事的情况下，国际把毛泽东定位为中国革命的旗帜，广大红军将士、干部群众，把毛泽东视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象征和化身。面对教条宗派及其拥趸把毛泽东领导下千万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大好基业丧失殆尽的情形，“众怒”早已不可遏制。而且，这种情形，也引起了教条宗派内部的分化，引起了以往积极拥趸教条宗派的领导人和高级将领的深刻反思。

　　韩素音在其《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描写高层一班人进入遵义的情形：“博古和朱德，随后是毛泽东骑马进城了。看到毛，战士们高呼‘毛主席，毛主席’。他们一遍遍呼喊他的名字。部队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领袖。”“周恩来面无表情地骑马过去。他小心地走在别人稍后一点，走在所有人的后面”。—— 所谓谁谁谁遵义会议立下了什么功劳、起了什么作用，自然不可否认。但是，将士的呼喊，无疑是一股任何人都阻挡不了滔滔洪流。谁敢于逆流而动，谁就必将被彻底淹没!

　　个别心理不正的“专家”，面对众多的教条宗派及其拥趸企图把毛泽东留在苏区的事实于不顾，采用博古侄子的所谓“博古回忆”，渲染毛泽东自己要留在苏区，周恩来前往毛泽东处说服了一夜，毛泽东才同意一起长征。而且，渲染什么周恩来的这一功劳，胡扯什么毛泽东假如留在苏区的话，也会像瞿秋白那样牺牲。且不论如此信口雌黄是不是篡改历史，单就假设毛泽东自己要留在苏区是事实的话，以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的卓越智慧，其结果只能是开辟出新的天地!连陈毅、项英这些人都能活命，何况毛泽东!至于“战略撤退”的红军主力，其命运只能是被教条宗派及其拥趸彻底、干净的牺牲掉。

　　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是真正的革命者。尽管他们很长时期拥趸教条宗派并参与排挤毛泽东，但主要是他们的文化、思维、眼光、才能等方面欠缺，被教条宗派的“理论”所蒙蔽，跟个别教条宗派中人的主要跟博古“呕气”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尤其是经历了拥护毛泽东则胜利、排挤毛泽东则惨遭失败的惨烈的经验教训面前，也已深刻认识到：只有毛泽东，才能扭转乾坤。

　　因此，当王稼祥提议拉下博古、周恩来、李德的三人团，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并由王稼祥、张闻天向他们游说时，身为“三人团”中人的周恩来迅即赞同，并确定“去李换毛”的方针，朱德更是由此开始产生“朱毛不分家”的坚定信念。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的目的，也就此确定了下来。

　　遵义会议，其他人的发言，参会者有赞同有反对。毛泽东的发言，则是被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所包围(需要一说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黄克诚在中纪委大会上的发言，也是长久被热烈的欢呼声所包围)。这种欢呼，无疑是长久被压抑的情绪的高度宣泄!

　　会后的常委分工，毛泽东安排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负总责的名义，周恩来仍然是党内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实际则无“导”可“领”。这种“无导可领”，并非只是增选为常委的参与核心决策，而是遵义会议和常委分工确立的毛泽东的地位，是取代“太上皇”李德。李德的实际身份，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对中共在军事上实行“帮助”和“指导”，有着一种超然的地位。因此，毛泽东在常委分工时的“职权”，跟李德完全一致，对党内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实行“帮助”。——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时期，周恩来就是党内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同时，毛泽东深知教条宗派及其拥趸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彻底改变以往的错误，“教条主义者”尤其如此，所谓“改也难”。因此，核心层的团结，是最为重要的。这是毛泽东坚辞党的最高名义的根本原因，而以最高政治领袖、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旗帜和化身的超然地位，帮助和安抚 “负总责”者和军事负责者。

　　因此，中共中央决议的毛泽东是最高领袖一事，由陈云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极其明确的撇开“负总责”和军事负责者，直言不讳的汇报遵义会议“我们撤换了用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举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政治局委员的毛泽东，遵义会议前不是领导?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毛泽东也早已开始参与核心决策，也早已取消了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的独断专行之权。并非被增选为常委才“担任领导”，也并非遵义会议后才参与核心决策。就具体事实而言，周恩来等对遵义会议确立的目标方针是“去李换毛”，即由毛泽东取代李德。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报告“我们撤换了用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举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就字面意义上讲，“用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是指李德，即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取代的是“太上皇”李德，也即毛泽东成了“太上皇”。就实质内容而言，陈云的报告很显然也是遵循中共中央决议的“去李换毛”方针，也即遵义会议确立的是毛泽东的“太上皇”地位。

　　实际情况又如何呢?实际情况跟陈云向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高度一致，即：毛泽东是最高领袖。包括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在内的核心层人物，包括朱德在内的高级干部和将领，统一告诉李德：毛泽东是最高领袖。李德在其《中国纪事》中回忆道：“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具有最重大政治意义的组织问题。据说，毛泽东成了政治局的或者甚至中国共产党的主席，这是一个到那时为止尚未有过的职位;洛甫接替博古，成了党的总书记。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相信这是真的，中国领导同志的许多讲话也加深了我的印象”。——长期跟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国领导同志”在一起，长期跟朱德等红军高级将领在一起，李德不论从这些人的个人谈话中还是这些人的公开讲话中，所获得的信息，始终都是唯一的统一的，即毛泽东是最高领袖!也即，遵义会议后，中共核心层和红军将领，就统一开始对外宣传毛泽东是最高领袖!

三、毛泽东安排张闻天担任负总责

　　遵义会议并没有撤换博古，但却撤换了李德，由毛泽东取代李德。这一点，周恩来确定的遵义会议“去李换毛”的方针，和陈云向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都给予了证实。八十年代后刮起的一些什么遵义会议推举谁谁谁担任总书记之类，都是信口雌黄。铺天盖地的各种“研究论证”，统一叙述遵义会议毛泽东只是被增选为常委进入核心决策，无疑是故意篡改历史!

　　会议后，博古心灰意懒，不但无法继续负总责，自己也不视事了。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撤换博古的建议，毛泽东也感到有撤换博古的必要，因而找来周恩来商议。周恩来自然积极推举毛泽东担任负总责的名义，毛泽东则安排张闻天担任负总责的名义，并说服了周恩来，而且由周恩来去做其它常委和政治局委员的工作。继而，常委分工会议上，确定由张闻天担任负总责的名义。毛泽东仍然不担任实质性的职务，做党内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的“帮助者”。——“帮助”的含义，是居高临下的指导，与第一次宁都会议给毛泽东的“协助”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样明确的事情，也被一些“吠尧”者公然把“帮助”篡改为“副手”。

　　按道理，撤换博古这样最为重大的组织问题，张闻天必须在常委会或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提出!但张闻天为什么私下向毛泽东提出撤换博古的建议而不是向其他人提出这个建议?更不在常委会或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提出这个建议?

　　从张闻天本人来讲，这是他的一大习惯。六届六中全会前，陈云、康生等就跟张闻天说过多次，让其在会议上明确毛泽东党的最高名义，张闻天给予拒绝，而是私下去向毛泽东提出，毛泽东再次安排张闻天担任负总责的名义。张闻天的另一个习惯，则是纯属毛泽东个人私事的事情，即使近在咫尺，也坚决不去跟毛泽东私下谈，而是公开写信给毛泽东(如毛泽东跟江青的婚事)。

　　从中央的权力结构讲，也只有毛泽东有资格做主撤换博古。常委分工，撤换博古的事情，毛泽东找来周恩来先决定出一个章程，是十分正常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安排后，由周恩来去做工作，然后召开会议明确此事，由会议一致通过。

　　毛泽东为什么要安排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总负责的名义?

　　遵义会议后的四大常委，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博古处在心灰意懒不视事并被撤换的境地，周恩来力主毛泽东担任这个名义，张闻天提出撤换博古却不提替换的人选，毛泽东力辞而安排张闻天，就成了一种必要。毛泽东后来说遵义会议那样安排是为了中央的团结，就是这个原因。

　　毋庸讳言，不但毛泽东感觉到张闻天的某种心理，其它人也感觉到张闻天的某种心理。因此，延安整风期间，就有核心层的领导指责张闻天“抢着当总书记”。也因此，张闻天在其《整风笔记》中，给予多方辩解，说自己并没有抢着当总书记。张闻天是否抢着当，无法判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张闻天觉得自己是取代博古的不二人选，则是事实。六届六中全会前不听陈云、康生等人的劝告，而去私下找毛泽东，也是同样的“舍我其谁”的心理作用。张闻天在其《整风笔记》中，明确的说明了这一点：六届六中全会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张闻天仍然是“我还不了解使毛泽东负起领导的全责，发挥他的全部的指导力量”。——这个时候“还不了解”，遵义会议常委分工时，就更“不了解”了!

　　那么，担任负总责名义后的张闻天，其实际地位如何?

　　博古时期，博古在“太上皇”李德面前是什么地位?博古在“中国领导同志”面前，无疑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但在“太上皇”李德面前，却不是领导，而是被领导。遵义会议，毛泽东取代的是李德“太上皇”的地位，安排张闻天取代博古，而且，政府系列内，张闻天还是毛泽东的下级，自然也只能是被领导。好在毛泽东是中共高层内真正只争真理不争名位之人，更是始终贯彻“党的绝对领导”之人。但是，革命大业生死攸关之际，毛泽东自然不会放弃“太上皇”的超然地位，而任由教条宗派及其拥趸继续败坏事业。同样，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也同样不允许教条宗派及其拥趸继续败坏革命大业。同样，其他“中国领导同志”和红军将士，也不允许教条宗派及其拥趸继续败坏革命大业。因此，他们一致宣扬毛泽东是最高领袖，致使被赶下台的李德，1939年回国前，始终得到的唯一信息是：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最高领袖。

　　张闻天的职责，就是会议召集人和打理中央日常工作。正是因为如此，自觉“舍我其谁”的张闻天，才在常委分工不久，即负气提出离队。结果，在一个叫“北磐江”的地方，被毛泽东、周恩来等狠批了一个晚上，直到张闻天承认是政治动摇，才算了事!——博古在苏区用欺骗手段担任负总责期间，毛泽东何尝有这个资格批评博古?更遑论周恩来了!批了一个晚上，直到承认政治动摇才算了事，也足以说明张闻天在毛泽东面前的真实地位!

　　与四方面军草地会师期间，教条宗派中人对两军团结的破坏作用，张闻天也遭到毛泽东的批评。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国焘回忆的亲眼所见，毛泽东不但痛责张闻天激烈要求明确表态枪毙蒋介石的观点，而且痛责张闻天在苏区时期的作为后，张闻天灰溜溜的离去。

　　……

　　所有的事实都在说明：不管是常委分工前还是常委分工后，毛泽东始终处在中共中央决议的“太上皇”的地位，张闻天则始终真实的处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会议召集人和打理中央日常事务的地位;而且，“中国的领导同志”也都统一的在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太上皇”地位!——长征后，任弼时、王稼祥去向苏联共产国际的汇报，也都是在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太上皇”地位!

　　张闻天“研究专家”及个别遵义会议“研究专家”，为了“证实”遵义会议“一致推举张闻天担任总书记”，孜孜以“总书记”这个名词，婉转否定陈云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是诸多“专家”及什么人(撰写回忆录对毛泽东微词者，以及什么后代抬高自己的爷爷、叔叔、父亲以贬低毛泽东者)缺乏“脑子”而“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共同特点。

　　陈云的“传达提纲”，按照陈云自己的回忆，是陈云在遵义会议常委分工后，奉命去部队传达会议精神的内容提纲，奉命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时，带到了苏联。但是，张闻天“研究专家”对陈云的这个回忆，却颇多微词，意在指出：这一所谓“提纲”，不是陈云带到莫斯科的，也即不是陈云当时所写，而是不知什么时候“塞进”档案的。

　　张培森在其《张闻天——曾经模糊的总书记》一文中写道：“1982年中央有关党史部门从中央档案馆找出一份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有人考证不像是当时写下的传达提纲，更像是事后经过整理的保存于共产国际的一份档案)”。

　　费侃如在《遵义会议研究的新动态》一文中写道：“《(乙)》(“传达提纲”——笔者注)不是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而写的提纲，而是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工作活动中形成的若干档案中的一部分。”也即：所谓“传达提纲”，既不是陈云携带到莫斯科的，也不是陈云到莫斯科后写的，而是不知是什么时候弄成的。

　　……

　　他们为此做出的“考据”也许是正确的，但其指向十分明显。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汇报，如果不存在这个“提纲”的话，那么，唯一的正式内容，就是陈云在1935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所做的书面报告。

　　陈云唯一以书面形式向共产国际的正式报告，不提张闻天取代博古，不提周恩来是党内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是单纯的突出“我们推举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恰好说明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决议是：不管什么人担任什么名义，毛泽东才是最高领袖!至于张闻天的负总责，周恩来的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口头跟王明等人说一说有这么回事就行了，不必当真，不能写入正式报告!

　　“不必当真”，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十分清楚的说朱德等就是这样的的观点。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草地会师”后，张国焘回忆曾跟朱德“彻夜长谈”，谈到遵义会议时，“他(朱德，笔者注)进而说不必过于重视遵义会议。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军都处境艰危，老毛有许多不同意见，也有正用得着的游击经验，因而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一个“捧”字，道出了朱德对毛泽东的崇敬!“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而不是其他什么人，跟陈云唯一的正式书面报告高度一致!

　　——陈云这个唯一正式向共产国际汇报的书面报告，除上述解释外，还可能有别的解释么?!

　　这些“专家”，再胆大妄为，也不敢稍微指责陈云的这个唯一正式的书面报告不是中共中央的决议，而是陈云“看清形势”后的自作主张吧?!——事实上，随即，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即开始撰写《毛泽东传略》，文中明确说毛泽东是“最高领袖”，并表示愿意“团结在他底周围，愿意在他底领导下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到最后一滴血”。——尽管这一《传略》并未公开发表，并且对谁是执笔者诸多存疑，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是当时中共中央的直接上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定位，而不是执笔者的自专。

　　仍然纠结张闻天的“名号”是“总书记”还是“负总责”，止增笑耳!就是弄成“宇宙总书记”，毛泽东也是“太上皇”!

　　四、从来没有谁隐瞒过遵义会议的历史事实

　　毛泽东等从来没有隐瞒过遵义会议张闻天起到的作用及其担任“负总责”名义的事实，相反，每逢谈到遵义会议，不管是小范围还是党的代表大会，毛泽东都是极力表扬张闻天对遵义会议起到的作用和其担任“负总责” 或“总书记”名义的事实。周恩来也同样如此。

　　至于“党史”的宏观叙事对这一事实的“忽略”，以及所有核心人物以及高级将领在遵义会议后就开始统一“忽略”张闻天，都是为了尊重历史事实，更是为了尊重张闻天。因为张闻天除了遵义会议的这一功劳外，苏区时期、遵义会议常委分工后，其所作所为， 多是“反面”。

　　苏区时期，张闻天的所作所为，除了军事方面外，其他方面的“无法无天”，可谓“无出其右者”。即使在军事方面，张闻天也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主要鼓吹者;在把李德捧为“太上皇”的问题上，也负有重要责任。遵义会议常委分工后，张闻天即单方面跟毛泽东“分道扬镳”了。

　　1931年9月，王明、周恩来扶持起博古、张闻天等组成的临时中央后，即展开了摧毁中央根据地和红军的系列动作，并把毛泽东做为“党内最危险的敌人”“右倾机会主义者”展开了无休止的批判。其中的文件、文章等，基本都出自张闻天之手。1932年1月，指示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攻打赣州，几乎导致红军和根据地的毁灭。1932年5月，指示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杀掉了李文林等二百五十多位赣西南根据地的地方主要领导人。1932年10月，第一次宁都会议把毛泽东彻底排挤出党政军领导后，与苏区中央局一起抛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第四次反围剿方针。如果不是红军指战员实际仍然运用毛泽东的军事方针，第四次反围剿之时，中央苏区和红军，早已被葬送掉!

　　1933年初，与博古等人潜来苏区后，在隐瞒必须交权并以欺骗的手段继续控制中央大权的同时，下车伊始，即与博古等拉开批判“罗明路线”的大幕。随即，张闻天在江西又掀起批判“江西罗明路线”(小罗明路线)的运动。时为“桃园中人”的周恩来后来总结道：“一九三三年又反对罗明路线，反对邓、毛、谢、古，正确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

　　在对待地主富农的政策问题上，张闻天始终激烈批判毛泽东“给地主富农以出路”的政策是“富农路线”，并提出“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杀戮”政策，以此做为查田运动的政策，来否定毛泽东好不容易纠正过来的查田运动。不但严重萎缩了苏区的经济基础，也严重萎缩了红军兵员的补充来源。“1934年2月以后的查田运动，随着中央苏区军事形势日益恶化，更趋极端。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遭到极为严厉的处置，地主一律被编入‘永久劳役队’，富农则编入‘暂时劳役队’，地、富家属‘一律驱逐出境’。许多农民惧于‘红色恐怖’，‘成群结队整村整乡’地逃往国民党统治区域”。

　　在肃反问题上，张闻天更甚于项英、周恩来、博古等人。尽管项英、周恩来、博古等人相继废除了毛泽东“坚决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的肃反政策，积极推广肉刑政策，但却还没有达到“无法无天”的程度，张闻天却“无法无天”到近于疯狂。陈铁建在《AB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读《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札记》一文中，专门以“无法无天的‘法理’依据”的小标题，来论述张闻天的表现。张闻天为了彻底废除毛泽东“坚决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的肃反政策和法律条例，1934年1月5日，在中共中央党刊《斗争》第41期发表《把革命的警觉性更加提高起来》;2月17日，张闻天在《斗争》第49期发表《无情的去对付我们的阶级敌人》，以及《对于我们的阶级敌人，只有仇恨，没有宽恕!》。“公然宣称”:“工农民主专政，同样是基于权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这专政是工农用武力获得并维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压迫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只有那些有意曲解苏维埃法律的阶级异己分子，或者那些崇拜资产阶级‘司法神圣’的书呆子或俘虏，才会把苏维埃法律用来给反革命分子辩护或减轻罪状。”“一切对于反革命的宽容与放任，一切‘讲究手续’与‘法律观念’，一切犹豫不决与迟缓，在目前同阶级敌人决死战的时候，客观上都是反革命的助手与帮凶”。——陈铁建在文中指斥道：“显然，这是假人民群众之名，行枉法滥杀之实。”“中央苏区肃AB团共杀人7万多”。“滥捕滥杀的合法化，恶化了党、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导致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反水’逃往白区。早已形成的‘赤白对立’，由此更加严重。红军中的肃反，则使大批军人‘逃跑’、‘投敌’，严重影响前线作战。1934年仅8、9两月，弃械逃归的士兵就有万余人之多”。

　　1934年1、2月，与博古合谋剥夺毛泽东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得到共产国际给予明确否决的情况下，张闻天仍然取代了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随即，张闻天既彻底架空了顶头上司毛泽东，又利用“中央政府”与博古“分庭抗礼”。为此，博古一边讥讽毛泽东是“中国的加里宁”，一边又抱怨“政府比党大”。

　　至于张闻天与博古的个别分歧，一是张闻天始终存在着对博古爬在自己头上的不满，二是只是在个别问题上的意见不同，而非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分歧!相反，在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上，张闻天始终与博古及他们的拥趸高度一致!

　　做出种种行为后，1934年7月，张闻天却撰文批判起他人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来，以自我正确的面目，把责任完全推到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及其拥趸身上。在奉命起草并发表了“大撤退”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后，即被博古等三人团排挤出核心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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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中共九大上，毛泽东在表扬了张闻天对遵义会议所起的作用后，直言不讳的说苏区时期，“张闻天最坏”，得到了周恩来积极的共鸣。

　　遵义会议常委分工，毛泽东安排张闻天担任负总责名以后，张闻天即不愿意跟毛泽东在一起了，也即长征开始到常委分工前，每天兴高采烈的跟毛泽东在一起的张闻天，单方面与毛泽东“分道扬镳”了!接下来的长征路上，接连发生的北磐江出走、鸭溪会议风波、会理会议风波等等，就成为必然。

　　张闻天负气要求出走的地方，是“北磐江”。张闻天的“北磐江”出走，第一次遭到毛泽东的痛斥。按照张闻天《整风笔记》上的说法，是毛泽东、周恩来等批了张闻天一个晚上，直到张闻天承认了“政治上动摇”才算了事!“鸭溪会议”，是张闻天见毛泽东说服不了众人而想以“撂挑子”的方式改变众人，顺势提议会议举手表决，罢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同时，不动声色的罢免了朱德，并提议由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指挥(朱德是前敌总指挥，毛泽东是前敌总政委——笔者注)。——按照何方的研究，鸭溪会议之前，张闻天首先利用毛泽东排挤了周恩来。鸭溪会议又排挤了毛泽东，同时把朱德视作无物的捎带也排挤了，想要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彭德怀。

　　接下来的“会理会议风波”，即是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描述的张闻天私下活动企图推翻毛泽东的领导，并惨遭失败。会理会议，毛泽东痛责张闻天、彭德怀等。周恩来、朱德乃至博古，也都批判了这些人的作为。按照杨尚昆的回忆，会议上还有将领或领导人当场站起来揭发张闻天的私下活动。张闻天则否认曾私下活动，并表示自己一直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李德叙述的张闻天私下企图推翻毛泽东领导的活动，仍然主要是想要把军事权力交给彭德怀。至于林彪，显然只是一个善于趁火打劫的“陪衬”而已。——1959年的“庐山会议”，张闻天与彭德怀又结合到一起。1971年，林彪篡党夺权、谋杀毛泽东失败后，仓惶逃向苏联，葬身沙漠!

　　红一、四方面军草地会师期间，张闻天、博古、凯丰等教条主义者，也起到了相当不好的作用。致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半个世纪后仍然愤恨难平。张闻天也因此又一次遭到毛泽东的批评。三大红军主力再次会师后，张闻天私下向张国焘诽谤毛泽东，说“老毛懂得旧社会那一套”，透露出其内心的颟顸。

　　毛泽东解救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后，责成张闻天负责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结果，张闻天仍然以其肃反路线的观点，给刘志丹、习仲勋等人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帽子，致使刘志丹带着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帽子的愤慨，奔赴前线，并留下了长期纠缠不清的历史矛盾。按照张国焘的回忆，张闻天等对毛泽东向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统战工作并不“热情”。“西安事变”发生后，张闻天去毛泽东处，要求直接向张学良杨虎城表明杀掉蒋介石的态度，被毛泽东痛斥。不久，又单纯的强调蒋介石政府的“正统地位”，给毛泽东解决西安事变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客观的说，张闻天不懂得“审蒋”、“逼蒋”、“联蒋”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即，没有“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物质准备，张学良不可能发动“西安事变”。没有“审蒋”和“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舆论造势和物质准备，蒋介石也决然不可能答应什么条件。单纯的强调蒋介石政府的“正统地位”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只能给解决西安事变造成障碍。西安事变前，张、杨就是一致在强调蒋的地位，但跪求也没用，因此才在毛泽东准备的物质基础上发动了“西安事变”。

五、必须澄清一个“吠尧”的恶毒篡改

　　“二十八宿”中人以及一些“专家”，把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关系变坏”，渲染为毛泽东与江青结婚这个事件上。这种“吠尧”的恶毒篡改历史，必须澄清。

　　常委分工，毛泽东安排张闻天担任负总责的名义后，张闻天即不愿意跟毛泽东在一起了，并在随后的日子里，搞出了许多事，这已经说明张闻天早已单方面的跟毛泽东关系 “变坏”。尽管毛泽东殚精竭虑、厚德载物，以最大的仁心批评帮助张闻天，但张闻天私下里对毛泽东的“关系”并没有“变好”：张国焘回忆的张闻天诽谤毛泽东“懂得旧社会那一套”，足以说明问题。

　　本质上讲，张闻天不懂军事，却总认为自己攥住了“政治路线”的“牛角”，才是最本质的原因：博古等人都承认了苏区时期他们推行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张闻天却仍然坚持认为他们推行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运用双重逻辑标准进行抵制。张闻天认为他们在苏区还是为了革命奋斗的，不能说是路线错误(大意)。按照他的这一逻辑，不知张闻天怎么就认为李立三是路线错误的?怎么就大肆批判毛泽东的“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

　　同时，张闻天内心的颟顸，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每在关键时刻，张闻天一旦有自己的主张，就给毛泽东造成严重掣肘，为事业带来严重灾难，而且还始终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对分配给的具体工作，又极端的缺乏工作能力，还要“把握方向”。连师哲这样的“知识型干部”，都直言不讳的说张闻天没有工作能力，尽管很婉转。因此，正是这些因素，把毛泽东一步步逼到了不得不公开批评张闻天并放弃重用张闻天的“墙角”。——即：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变坏”，首先是张闻天单方面与毛泽东“坏”了，更主要是张闻天一步步把毛泽东逼到了“墙角”。

　　至于张闻天在毛泽东与江青婚事上的做为，不说也罢。看看毛泽东是如何对待张闻天与刘英婚事的，尤其是，看看张闻天对必须在中央会议上公开提出的极其重大的事情(撤换博古，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毛泽东党的最高名义)，都私下里找毛泽东解决，何以毛泽东跟江青婚事这样纯属毛泽东个人私事并且最应该私下向毛泽东说的事情，近在咫尺的张闻天却一改常态的不私下去找毛泽东说了?反而公开写信给毛泽东，以至于闹得满城风雨?!——怎一个“书生”了得?!

　　历史终究是篡改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