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发表的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毛泽东与张国焘路线斗争的第二篇文章——《碧血黄沙 白骨青山—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暨红西路军失败七十五周年祭》(概论版)。在这篇文章中，郭建波同志以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为依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全景式地展现了西路军形成的原因及其最后失败的历史过程，并对一些扑朔迷离的问题作了辨析和回答。

　　作者认为，研究西路军问题，要从东进路线和西退路线的斗争出发，立足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着眼于河东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只有这样才能对西路军的形成及其失败的原因作出全面、客观的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是研究西路军问题的纲领。

　　作者将西路军问题置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共产党、国民党、苏联、日本这四大力量的对比中来进行研究，揭示了苏联对西路军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中认识到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违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作出的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不要向西深入过远、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才最终导致了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作者运用唯物辩证法，以详实的文献资料论证了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军失败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中作出的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结论是正确的，后来的翻案违背了历史史实，因而也是错误的。

 

　　碧血黄沙  白骨青山 （之一）

　　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暨红西路军失败七十五周年祭

　　郭建波

　　谨以此文纪念红西路军失败七十五周年。

　　西路军问题本来是一个已经弄清的问题。早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明确指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为西路军失败定了性。

　　中央在处理西路军问题上是慎重的。将张国焘路线与张国焘个人区别开来，将积极追随张国焘的干部与一般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干部区分开来，将一般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干部与广大指战员区分开来。处于团结的目的，还有意解脱了一批高级干部的责任，收到良好的效果。

　　尽管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下，红四方面军损失达三分之二以上，但是在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时候，也没有把张国焘个人怎么样，毛泽东甚至还计划保留张国焘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由此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维护党和军队团结的大局出发，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既清除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又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最初是以一个军校教员写的一篇《“西路军”疑》的文章为导火线，掀起了西路军问题上的翻案风，并在一些当事人的支持下，以存档的方式，最终推翻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为西路军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

　　这位教员及他的合作者们本来是有机会接触中央档案馆中现存的有关西路军的全部档案文献资料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对西路军的全部文献档案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而是选用对证明自己观点有利的资料，回避对自己不利的资料，附会一些当事人的心理情结，为尊者讳。

　　这不仅违背了治史必须诚实、公正、客观、严谨之史德，而且缺乏史家秉笔直书的勇气，就是抛开政治品质不论，单纯从学术上讲也是不道德的。这位教员现已年逾古稀，因为翻案有功，当上了将军，跃居第二品阶，可谓功成名就，仍不时在为自己当年的杰作洋洋得意。

　　他们在西路军问题上的观点居然写进了党史和军史。这种作法破坏了党史和军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开了党史和军史上的戏说之风，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他们的观点虽然得逞于一时，但是必然会随着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的最终全部开放而土崩瓦解。

　　现在有些人热衷于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这个“帽子”当时该不该戴上，后来又该不该摘掉呢?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弄清楚的问题。

　　对西路军进行研究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我党的根本利益出发，站在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立场上，而不能抛开我党的根本利益，站在维护局部利益的立场上，本末倒置，避重就轻，丧失无产阶级的党性立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全面分析造成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因素，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认定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属问题，总结西路军失败的沉痛教训。

　　客观事实真实与否是得出正确结论的基本前提，研究方法科学与否是得出正确结论的根本保证。在西路军研究中，不能从一些领导人的主观论断出发，利用档案文献资料去为这些人的观点作阐释，这样就从治学严谨的学者蜕化为谄媚奉迎的“吹鼓手”。而必须从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出发，通过对档案文献资料的研究来做到论从史出，得出正确的结论。

　　现在西路军的全部文献档案，尚未公布，因而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一些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广泛搜集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以此为依据，通过理性的考证，还原西路军本来的面目。

　　要坚持正确的研究方法，就回避不了东进路线和西退路线的斗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由于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因而我党发展的重心必须置于河东，因而红军主力就必须向河东发展。而张国焘认为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红军主力要向河西发展，以求得休养生息。这样在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问题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之间的斗争。

　　如果回避两条路线的斗争就难以理解中央和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就会对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给予庸俗化的解释，而看不到这种矛盾和斗争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发展方向，直接影响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也就难以理解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真正原因。

　　我们还要从红军在河东与河西兵力分布及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的角度来研究西路军问题。当时河东红军占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二，河西红军占三分之一，同时从河东河西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河东红军面临的敌情要比河西严重得多。根据东进路线，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在河西红军已占红军兵力三分之一，同时河东也面临国民党重兵压力的情况下，中央是难以从河东向河西派兵援助的，因而中央才一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同时也可以理解中央因何在西路军领导人的一再要求下难以向河东派出兵力，直到西路军处于危急时刻才派兵援助，但又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最后又不得不命令援西军停止前进。

　　我们还要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整个历程进行研究，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对西路军起着主导性的作用?中央对西路军发出的指示，西路军领导人真正落实没有?没有落实的原因又是什么?从对西路军自身行动的影响力上来准确界定彼此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问题。这也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解决的问题。

　　在西路军的形成上，我们要看到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北上途中，由于主张从永靖、循化一带西渡黄河，遗误了北上时机，给以后作战造成的困难。

　　在红三十军渡河后，中央作出要进行宁夏战役就必须首先击破南敌的指示，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必须留在河东，可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命令红九军开始了渡河。在红九军已经造成渡河的既成事实后，中央才不得不同意红九军西渡。

　　在红九军渡河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建议，未经中央同意就命令红五军渡过了黄河。

　　在海打战役进行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又命令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撤出阵地，造成海打战役的流产，这样南敌和北敌打通，红西路军最终形成。

　　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首先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了向西退却的建议，而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河西部队可向西适当展开，但要在一条山、五佛寺渡口保留一部兵力。可是张国焘却要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要迅速、坚决和机断专行，必要时可以放弃五佛寺渡口，打开了河西部队向西退却的“闸门”。

　　而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张国焘的授权迅速制定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军委和总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当即予以批准，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对此予以暂时搁置。

　　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的要求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授予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路军番号的同时，还就东返和西退征求他们的意见。

　　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十一月十二日向军委发出对西退充满信心的电报，同时也鉴于西路军此前于十一月九日夜已经开始实施西退的行动，中央又获得了共产国际及时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承诺，才终于在十一月十五日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这时红三十军的前锋部队业已到达永昌境内，西路军主力已经位于土门、大靖和古浪一带。

　　西路军西退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是心存忧虑的，因而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要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但是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的这些关健性的指示始终难以从根本上予以落实，而且在兵力集中问题上屡次出现失误，这样作战日益被动，直到被打败。

　　应该如何正确看待河西地区的敌我力量对比问题呢?

　　将西路军与马家军的参战兵力进行比较，我们发现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兵力之比约是一比一点五。考虑到西路军有近百分之四十的后勤人员、小孩、妇女，这一部分人没有什么战斗力，将他们排除在外，西路军作战部队与马家军正规军的兵力对比约是一比二点四。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及民团的兵力对比约是一比六，但是我们注意到马家军民团的战斗力要远逊于其正规军，因而笼统地说，河西敌我力量对比一比六是不确切的。

　　同时，马家军骑兵约占其正规军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因而有的研究者认为马家军主要是骑兵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由于马家军这三万多正规军还要作地方守备，同时也要留必要的后备兵力，因而用到正面战场上的正规军一次至多不会超过一万人，这一万人要按甘、青二马总指挥马元海的指挥方式，也不是一次都使用上去，而是还要留一定的战场后备兵力的。因而从兵力上说，只要指挥得当，西路军是有取胜的兵力基础的。

　　西路军在河西征战期间比较大的伤亡有三次：一次是古浪保卫战，红九军损失二千四百多人，元气大伤;一次是高台保卫战，以红五军为主的守城部队二千八百余人近乎全军覆没，五军元气大伤;一次倪家营子保卫战，又损失了三四千人。西路军元气损耗待尽，至此西路军败局已定。通过对这三次战斗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本来像这样的惨重损失是可以避免的，而这三次损失惨重的战斗皆与西路军领导人的作战指挥和决策失误密切相关。

　　如果说在甘西无法生存下去，为什么西路军领导人先后三次主动放弃东返的机会呢?特别是第三次高台陷落后，西路军开始走向失败的情况下，又以马家军拦头为由，折而西返，酿成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当然有人会说东边有重兵拦阻，但是我们知道，高台陷落后西路军还有一万四千人的兵力，如果安置伤病人员，果断东返，人人树立拚死作战的决心，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又有中央派兵在黄河边上接应，其码还会保存七八千人的部队，是不致于近乎全军覆没的。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只能是西路军领导人自身的决策问题。

　　现在的一些西路军研究者说，西路军是奉军委命令过河的，向西退却是为了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联系的任务，西路军失败是因为中央要西路军配合河东形势、建立根据地贻误了战机，同时由于西路军处于外线作战，敌众我寡，马家军以骑兵为主，河西地形、敌情、民情等因素的限制最后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从而避开了当时事实上存在的路线斗争，也没有对西路军领导人主观指导上的错误进行深入剖析，没有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而也就难以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

　　西路军失败后，有一个主力师的政委，当年一路哭着回到了延安，他对西路军的惨败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对西路军遭受的损失有着椎心刺骨般的难受，在祁连山中他就开始和战友探索西路军失败的原因问题。虽然在十二年后，他指挥的部队在甘、青二马盘居的地区犁庭扫穴，一举歼灭了二马的武装力量。但是我们从他的回忆看，直到晚年他也没有弄明白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这是令人惋惜的。

　　要想把西路军问题闹个水落石出，除了研究者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外，就是要开放中央档案馆中有关西路军的全部档案文献资料，但这是在目前无法办到的。因为虽然西路军的有关当事人业已作古，但是他们的余威仍在，这成为开放档案文献的重要制约因素。

　　不过，令我们欣慰地看到，现在业已公开的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不仅不足以推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当年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而且其中的若干重要文献却对翻案者构成了严重威胁，使得他们的一些论点因为和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产生了冲突而不攻自破。

　　我们相信，随着西路军档案文献资料的最终全部开放，必将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正确的，而后来的那些西路军翻案者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作者手记。

　　目录

　　一、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

　　二、东征和西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为扩大红军和巩固陕甘根据地进行的重大行动。

　　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途中反对张国焘向西退却的斗争。

　　1、从红一、四方面军合力攻取宁夏到红一、四方面军分兵攻取宁夏和青海、甘西。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战略发展方针上与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初步达成共识，这也就决定了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

　　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作出重大调整，决定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4、在围绕红四方面军北上还是西退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及西北局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迫使张国焘率军北上的主要因素。

　　5、从张国焘自述中来看张国焘的西退动机。

　　6、张国焘西退原因的深层分析。

　　四、暗渡陈仓—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西路军最终形成。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张国焘在执行宁夏战役动摇情况下的两种对策。

　　3、渡河前夕在对宁夏战役“一致同意”下的氛围中蕴含着张国焘又一次西退的思想苗头。

　　4、由于国民党军进攻导致河东形势严峻，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西退的主张开始见之于行动。

　　5、在河东敌情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是以击破南敌为重点，还是按照原定计划红四方面军继续渡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

　　6、围绕红九军渡河和攻占定远营这两个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联合实施宁夏战役，还是单独向甘西退却。

　　7、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全军渡河问题上高度一致。

　　8、以海打战役流产为标志，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西路军最终形成。

　　9、景泰一条山战斗评析。

　　五、挥戈西向—《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1、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战略发展方向上面临三种选择。

　　2、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后，在战略方针“一致”下的分歧又一次萌发。

　　3、在向西退却问题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保持了高度一致。

　　4、在能否即时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问题上，彰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河西红军向西退却上的严重分歧。

　　5、关于红西路军的组成及河西敌我力量对比问题的评析。

　　6、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除向前、陈昌浩试图说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同意河西红军向西退却。这样他们也就主动放弃了西路军第一次返回河东的机会。

　　7、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终同意了西路军领导人要求的向西退却?

　　8、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复杂性分析。

　　9、对西路军在执行平大古凉战役期间作战的评析。

　　六、安营扎寨—创建永昌、山丹根据地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行动方针上产生严重分岐。

　　2、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一个多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3、西路军是为了要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而受命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吗?

　　4、西安事变发生后西路军果真是因为要策应河东形势而继续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十五天吗?

　　5、西路军失去了第二次东返的机会。

　　6、对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期间作战方式的评析。

　　7、西路军因何火速撤离永昌、山丹地区?

　　七、高台殒落—西路军走向失败。

　　1、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在行动方向上面临的三种选择。2、西路军停止于高台、临泽地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3、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依靠自我力量战胜甘、青二马的信心产生动摇，因而极力主张外来援助。

　　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因何在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一再要求的情况下难以为西路军提供援助?

　　5、从历史的角度来剖析苏联对我党援助的深层动因。

　　6、对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作战的概述与评析。

　　八、重返故地—西路军败局已定

　　1、高台殒落后西路军在行动方向上又一次面临重要选择。

　　2、西路军东进的决定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自己作出的?

　　3、对西路军从高台、临泽地区东进问题上一种权威解释的评析。

　　4、西路军领导人在东进问题上又表现出动摇。

　　5、对西洞堡战斗及其在西路军行动方针转变过程中作用的评析。

　　6、西路军领导人停止东进，决定西退，西路军失去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返回河东的机会。

　　7、重返倪家营子后，围绕西路军是独立战胜甘、青二马还是河东增援问题(具体表现在红四军、三十一军的增援上)及西路军行动方针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这种矛盾产生的根源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在东进和西退路线认识上的分歧所致。

　　8、周而复始式的突围—西路军三进倪家营子。

　　9、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极力采取措施为西路军东返和在甘西的生存创造条件。

　　10、、对倪家营子保卫战的历史评析。

　　九、石窝分兵—西路军近乎覆没

　　1、转战中的苦斗—西路军兵败祁连山。

　　2、在西路军失败之际，西路军领导人开始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争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3、以已经公开的电报为依据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危难之际为西路军提供援助的历史评析。

　　4、石窝分兵的得与失。

　　5、关于徐向前、陈昌浩离开西路军及其归宿问题的评析。

　　6、右支队和第三支队溃败的基本概况及评析。

　　7、干部游击支队成败的基本状况及评析。

　　8、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引左支队走出祁连山的回顾与评析。

　　9、安西、红柳园之战的基本状况与评析。

　　10、西路军指战员的不同归宿及其窘异命运的历史启示。

　　十、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1、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武器，破除在西路军问题研究上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思想。

　　2、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两条路线的斗争。

　　3、从历史文献中来界定张国焘路线的准确含义。

　　4、从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其失败上看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

　　5、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主要原因问题上定性的考证。

　　6、张国焘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首要责任。

　　7、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主要责任。

　　8、 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重要责任。

　　9、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上负有一定的责任。

　　10、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及其失败责任问题的综述。

　　11、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正文中关于张国焘路线和西路军之间关系的定性及关于西路军注释修改的考证。

　　12、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和皖南新四军问题上指导方针的比较及由此产生的启示。

　　十一、对几位历史当事人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1、对毛泽东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2、对陈云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3、对张国焘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4、对陈昌浩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5、对徐向前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6、对李先念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十二、历史的启示与教训

　　1、正确路线的形成并在全党得以确立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

　　2、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党中央的权威，是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组织保证。

　　3、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

　　4、对于一个担负战略任务的高级指挥员，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作出科学判断，并在这种科学判断基础上有采取果断措施的决心和魄力。

　　5、要将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而不是借用外力上。

　　6、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是我军生存和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7、要正确区分和处理西路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与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的问题，通过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揭示与分析，对西路军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8、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历史的基本事实出发，以现存的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全面、客观、公正地分析历史，维护党史和军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决不能根据政治需要来剪裁历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留下亡党灭族的隐患。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大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过河部队称为西路军。而后开始了在河西的艰难征程，直至一九三七年三月最终失败。

　　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中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和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四十多年后，有一些当事人认为西路军没有受到张国焘路线的影响，西路军是奉军委命令渡河的，自始至终是执行了党中央命令的，中央对西路军的定性是错误的，以存档的方式修正了中央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而后以此为标准，修改了党史和军史上有关西路军的定性。通过这一修正进而推出西路军失败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战略决策的失误，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应该对西路军的失败负主要责任的结论。有人借机提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处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有意识地将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失败捆绑在一起，从而使西路军“蒙冤”达几十年之久。更有甚者，用过去阴谋史学来解析西路军的失败，将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演绎为古代历史上的宫廷斗争，败坏共产党的声誉，摧毁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根基。

　　这就不禁引发我们的深思：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到底正确不正确呢?后来一些当事人否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中对西路军问题的定性，这样做到底又对不对呢?

　　或者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错误的，或者后来一些当事人修正中央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定性是错误的，二者必居其一。

　　真理和谬误共存，在一定条件下真理不同于谬误，谬误也绝不会变为真理，两者是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

　　本文本着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目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武器，以大量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从而对这两种关于西路军的定性作出评判，还原西路军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主要表现在红军是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川康甘青新地区经济、民情、人口、自然状况等条件的限制，主张红军主力应当北上东进;而张国焘却认为当时中国革命在主力红军退出根据地后处于低潮，因而应该退却，主张南下西退。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围绕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两军会师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通过电报对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初步交换了意见。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提出：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成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始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上策。[1]

　　在中央的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主张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而北上就要击破胡宗南军，在懋功周围及以南以西地区是不适合建立根据地的，这就表明了中央反对南下的态度。中央主张在适时组织一部远征军占领新疆。这里说得组织一部，而并非主力，由此看到中央认为主力是不宜向西部退却的。并且强调在“适当时期”，也就是在条件适宜的时候，这就是说北上建立了巩固的川陕甘根据地，并且西北部的敌我力量对比及其它情况对我有利的情况下，才适宜远征新疆。

　　张国焘、陈昌浩六月十七日复电中央，虽然表示“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但又指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岷江向东打条件不具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主张中央红军大部沿大金川北上占领阿坝，红四方面军北折茂县、北川等地，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暂时利[向]南攻”。[2]

　　在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虽然张国焘、陈昌浩原则上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是他们显然更倾向于南下西退。在组织远征军打通新疆沟通国际联系方面他们与中央有相似看法，但是张国焘主张要占领青海，主力向青海、新疆进军，而中央认为要组织一部远征军，而主力不能出此地，并且强调要在适当时期实施远征新疆的行动。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就在战略方针上存在着严重分歧。

　　由于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在战略方针上存在严重分歧，因而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就需要召开一次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两河口会议召开的背景。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回忆了他在两河口会议的发言：

　　“我说我们在西北的活动，可能有三个计划：

　　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以名为‘川甘康计划’;二是移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北进计划;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

　　关于第一个计划，我指出，川陕甘康这一带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军阀的势力又薄弱，不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似亦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也不易发挥。四方面军的战士多出生在通南巴，对这一带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是产大米的区域，生活习惯与我们南方人比较接近。第一方面军经长途远征，也可以利用这个地区暂时休养生息。但这个计划也有缺点，万一情况不利，我们可能被逼退到西康，那里尽是藏族，人口稀少，粮食不足。与蒙古、苏联距离较远，没有后退之路。总之，这个计划，优点是易于执行，缺点是没有可靠的后方。

　　关于第三个计划，我首先报告，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搬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我还说明要实行西进计划，要先做一番准备工作。从这里到河西走廊去，要渡过黄河，还要与回族的骑兵纠缠。

　　所以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北进或西进未迟。既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3]

　　张国焘的发言虽然列举了三个计划，并对这三个计划的优缺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我们从张国焘的发言看，他最主张南下，而后是西退，他所作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南下川康，虽然他认识到了没有可靠的后方，但他从创建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历程中获得启示，认为创建川康根据地似乎也势在必行。但他忽视了，川康与川陕两地的不同。川康比川陕地区人口更为稀少，经济条件更差，红军局限于此地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如果要脱离该地，争夺四川富庶的地区，就势必要和川军乃至国民党的中央军发生决战，尽管红四方面军有较强的战斗力，但以脱离根据地的转战之师与凭险据守在兵力上占优势和有充足物资供应的敌军决战，红军似仍然难当大敌。至于他说的西退，将红军主力撤到青海、新疆，脱离中国的腹地，这就会大大降低党和红军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使党和红军的发展面临巨大困难。这与毛泽东主张的新疆只出一个支队显然有着明显的区别。

　　经过两河口会议上的激烈讨论，张国焘终于原则上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于是，六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决定指出：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来灭敌人。首先取得甘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或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甘青新守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4]

　　根据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中革军委于六月二十九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张国焘虽然原则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但是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鉴于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巨大优势，张国焘想以此为资本夺取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张国焘不顾中央的多次催促，率领红四方面军在向北缓缓移动。在芦花会议上，张国焘虽然当上了红军总政委，陈昌浩成为中革军委常委，但是张国焘夺取红军领导权的企图没有实现。

　　由于张国焘的延误，国民党胡宗南军在松潘地区完成了集结，最后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而后又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在张国焘建议下，红一、四方面军混编，组成左右两路军分别北上。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右路军，中共中央随右路军北上。

　　这个时候，张国焘又以“提拔工农干部”为名，要求提拔红四方面军九名高级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以图改变政治局的组成，控制党中央领导权。但在沙窝会议上，中央决定红四方面军两名高级干部进入政治局，六名高级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张国焘夺取党中央领导权的目的又没有达到。因而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回到毛儿盖，立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而不是经阿坝北进东出。他甚至还要抽兵南下，出击抚边、理番。[5]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召开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方针的报告。他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部和陕西交界地区。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廿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当前战役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健，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定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

　　决定针对张国焘要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6]

　　毛儿盖会议所做出的决定不但重申了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北上方针，而且明确表明坚持东进反对西退，是对两河口决定的一个补充。它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想以此带动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一同北上，这对红军北上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由于张国焘在右路军借口有病，不参加会议。[7]因而，八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在草地致电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的主要精神。电报指出：

　　“我军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地大胆地向东进攻，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计人口共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半数。较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而新疆之上，宜以支队，不应以主力前往。”

　　“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8]

　　我们看到，中央在向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主要精神的情况下，又一次解释为什么要东进而不能西退的原因。在向新疆发展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的分歧主要在于是以支队还是以主力前往。

　　我们看到，张国焘在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失败后，最终在九月初决定要南下。因而以九九密电为导火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而张国焘率领大部红军南下。九月十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9]

　　在中央北上后，再一次要求张国焘率军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暂时向西发展，再图东进。

　　由此我们看到，中央认为西退也是优于南下的。因为既使暂时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由于这些地区地处西北部，还是有可能向东发展的，奔赴抗日前线，开创一个新局面的。而南下恰恰做不到这一点。

　　在九月十二日召开的俄界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说：当前的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10]由于北上红军只有七八千人，因而尚无力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因而毛泽东主张打通国际联系，接近苏联，解决一个靠背问题，建立根据地，休养生息，以图东进。我们看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还在执着地贯彻北上方针。后来，在哈达铺毛泽东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因而中央在榜罗镇会议上才决定到陕北去。

　　通过以上对所引用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到，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在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上确实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上。

　　两河口会议后，随着红军的北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在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上的矛盾逐渐激化。这就是毛儿盖会议召开的由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东进优于西退，西退优于南下。而张国焘的主张却恰恰与此相反。

　　在向新疆发展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虽然有着一致性，但也存在着重要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向西部发展是以主力还是支队问题上。也就是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东进，红军主力必须向东发展，但是也可以以红军一部向西发展;而张国焘主张西退，则是至少是红军主力向西发展，也没有排除红军一部可以向东发展。

　　在张国焘南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方面的斗争暂时掩盖了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上的分歧。但随着张国焘南下失败，决定北上后，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的矛盾虽然得到了解决，但在东进还是西退方面的分歧却迅速激化，并最终构成红西路军产生的重要背景。

　　二、东征和西征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为扩大红军和巩固陕甘根据地进行的重大行动。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和陕北红军会师。先前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已经到达陕北，会师后的红军有一万三千人左右。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提出：“猛烈扩大自己，争取四个月扩大一倍(各兵团从居民中扩大，中央局军委会从后方扩大，俘虏兵中大量争取)。我重复的说：这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任务。猛烈扩大苏区，造成有利的战斗环境。”[11]但是陕北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经济比较落后，显然党中央领导的这支革命力量如果仅局限在陕北，是无论如何难以发展壮大的。因而为发展革命力量，迎接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毛泽东提出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决定通过东征山西来扩大红军，在河东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力量。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致电张闻天，指出：“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时间和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目前应即开始组织蒙民游击队。”[12]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打通苏联的时间和路径问题。也就是在陕北首先扩大红军后，向东经山西到绥远，通过外蒙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时间要在六个月左右。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红军一九三六年的战略方针是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关于行动方针，主要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北五县以至十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一万五千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13]

　　从这里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红一方面军一九三六年的战略方针和行动方针，对东征和打通苏联进行了具体的谋划。这里我们应该顺便谈一下毛泽东是如何看待获得打通国际联系，获得苏联援助的。他在谈到“联俄问题”时说：“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从前我们有信心，才创造了苏维埃，现在为什么失掉信心?但招个朋友更好。故一应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14]由此我们可以鲜明地感觉到，毛泽东并没有依赖苏联援助，而是主张一切问题要靠自己解决，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来获得苏联援助。这与当时我党一些领导人的观点是不同的。

　　为什么当时要先择东征山西呢?

　　因为当时日本已经制造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州国”，又向绥远进行侵略，因而东征山西就可以打起抗日的旗号，出师有名，以抗日的名义向山西发展革命力量。山西经济条件比陕北好，人口又比陕北多，便于扩红和筹粮筹款。如果能在河东开辟一块根据地，与河西形成策应之势，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横跨黄河两岸，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会大大改善我党在陕北的处境。在山西站稳脚跟后，还可以进一步东出河北、山东，南下河南，北上绥远，为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华北的发展奠定根基，使我党在既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首先在中国的北方成为中流砥柱，承担起领导民族战争的重任。以抗日的名义北上绥远，打通和苏联的联系，解决根据地的靠背问题，便于远东革命力量之间的配合与策应，进一步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一九三六年二月，党中央领导红军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正是因为向河东发展不论在政治、经济、人口、民情等诸方面均对我有利，因而中央政治局这次随军东征。一般来讲，在已经有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下，为安全计，中央政治局是不会随军出征的。这一次中央政治局之所以随军出征，除了稳定军心和便于及时对东征进行指导外，就是准备一旦在河东创建新的根据地后，中央就驻在河东，直接领导河东的工作，不再返回河西，在河东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同时中央还希望通过东征来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能够首先在山西站稳脚跟，然后伺机再向东、向北、向南发展，开辟华北抗日新局面。

　　红军过河后，兵分三路，迅速在山西展开，发动群众，扩红筹款，宣传我党抗日方针政策，扩大我党的影响。阎锡山在获得红军东渡的消息后，立即调晋绥军进行防堵，并把进攻陕北的晋绥军急忙调回河东，但仍然挡不住红军凌厉的攻势，无奈之下不得不改变禁止国民党中央军入晋的传统，请求蒋介石调国民党中央军入晋，协助他“剿灭”红军。于是蒋介石命令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派遣国民党中央军十个师入晋，这时连上阎锡山的晋绥军，红军面临的兵力陡然增大。毛泽东提出：“东面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15]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在不利态势下和国民党军作战，保存革命力量，经过研究后，决定回师河西。

　　这次东征消灭了晋绥军七个团，使进攻陕北的晋绥军调回陕北，扩大了红军的影响，筹款三十多万元，扩红八千余人，胜利返回河西。这次东征，本来是要开辟河东抗日根据地的，但是由于东征后形势的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时改变了行动方针，在东征达到一定目的后及时返回河西，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和国民党中央军与晋绥军的作战。这种根据我军所面临的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方针政策的思想方法，是很值得我们回味和学习的。这表明经过长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东征回师后，因为南方有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北方则是荒漠，当时只有暂时向西发展，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16]，任命彭德怀任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进行西征。西征的目的，一是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形成陕甘宁苏区;二是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为红军会师创造条件;三是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作前期准备。通过西征，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占领陇东和陕西西北部黄河东岸大片土地，从侧翼保证了陕北根据地的安全，扩大我党在甘肃和宁夏的影响，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创造条件。

　　在作战过程中，要抓住关健环节，一举突破，灭敌气焰，壮我军威。

　　聂荣臻有一段关于西征过程中红一军团征战的回忆很值得回味：

　　“西征开始，我们一军为左路军。执行西征军第一战役的目的，是夺取陇东曲子镇、环县，扩大根据地，配合右路军十五军团钳击三边和宁夏(今银川市)一线敌人。我们首先遇到的是驻在曲子镇和庆阳一带的马鸿宾的一个师，和马鸿逵第一0五骑兵旅的骑兵。一0五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外号野骡子。六月一日，我们攻击曲子镇，适锋他带着一部分骑兵到环县去，在曲子镇宿营。他性情暴躁，打仗剽悍，欺压百姓，十分野蛮。……二、五团互相配合，边打边开展战场喊话，敌人放下了武器，捉住了野骡子。在打的过程中，有人产生了动摇，说打不下来算了，部队可以绕道前进。我说不行。这一仗不消灭它，我们的威风就会大减，敌人会说，你们连野骡子都收拾不了，还前来干什么呀，反过来会欺负我们。结果曲子镇还是打下来了。

　　第二天我们就向庆阳前进。庆阳的敌人是马鸿宾的一个师，共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我们是打还是不打?有的人又不主张打。我到达的时候，左权同志正和部队的同志研究。有好多人说要打，也有好多人说不打。我说一定要打，不打，就等于向敌人示弱。这一仗打胜了，敌人就闻风丧胆，我们在这一带就有了行动自由。最后还是决定打庆阳。……我军在击溃马鸿宾的两个步兵团以后，就继续向庆阳前进，结果马鸿宾的那个骑兵团逃跑了。经过这两仗，我们的军威大振，向西向北挺进，如入无人之境。”[17]

　　聂荣臻的这一段回忆是用事实说明了毛泽东反复阐述的一个作战原则：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不把握之仗，慎重初战，打则必胜。在和新的对手交锋时，尤为如此。这样打了几仗以后，就会树立我军的军威，灭敌之气焰，形成敌我对比的有力态势。反之，则会灭我之锐气，使敌人气焰嚣张，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作战会处于被动地位，埋下失利的隐患。这是每一个作战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所应该牢记的。

　　东征回师陕北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想通过出兵山西、绥远来打通国际联系的努力暂时难以实现。鉴于宁夏在西北的重要战略地位，同时共产国际又表示希望通过宁夏提供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将夺取宁夏，建立巩固的抗日后方根据地，作为党和红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当时宁夏、甘肃堡寨众多，依靠红军现有的武器装备是很难攻克的。如果获得大炮等重装备就有利于攻克堡寨，减少伤亡，因而中央将打通国际联系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作为攻占宁夏的前提，这构成宁夏战役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通过西征占有环县、定边、盐池、豫旺等大片土地，这也就扫除了攻占宁夏的障碍，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西渡黄河直接向宁夏进军。

　　由此看来，西征是在东征遇挫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就红军战略发展方向作出的一个新的选择，为宁夏战役计划的实施创造了条件。而宁夏战役计划则具有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打通国际联系的双重任务。打通国际联系获得武器装备不仅是宁夏战役计划的目的，也是红军攻占宁夏的充分条件。

　　无论从政治、经济和发展潜力上，东征要比西征优越得多。东征可以打起抗日旗号，师出有名，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前进，使我党在政治上获得主动地位，更有利于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壮大。从经济上看山西要比陇东和陕西西北部富裕，人口繁盛，便于筹资扩红。在山西站稳脚跟后，就可以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逐步向华北扩展。西征的区域，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筹资扩红甚为不易，发展潜力不大。因而中央确立的方针是红军主力向东部发展，而适时出偏师于西部，这是建立在对东部和西部进行综合分析后的英明决策。

　　既然这样，那么中央又为什么要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呢?这是因为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严重消弱了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为担当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我党必须迅速扩大红军和根据地。陕北虽然给党中央提供了栖息之地，但是陕北地瘠民贫，人口稀少，仅靠陕北是难以壮大革命力量的。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主动打到外线去，在经济条件较好，人口众多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扩大红军，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壮大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担负起未来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重任。山西是一个主要的战略突击方向。红军东渡黄河后，面对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的重重压力，在山西的发展遇到很大困难，因而暂时不得不回师河西。由此可见，红一方面军西征不过是东征遇挫后的权宜之计，从战略上红军主力必然向东，因为向东不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及发展潜力上都是向西难以比拟的，这也是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会议确立的方针。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将扩大红军和巩固发展根据地作为当前红军的主要任务摆在全党面前。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急迫的。东征和西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从这里的分析可以看出，东征是我党领导的主力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而西征则是在东征遇挫后不得已的选择，具有战术攻击的性质。从这个角度上说，红一方面军的东征和西征，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实施而后来被迫中止的的宁夏战役计划，由中央谋划而因故没有实施的《作战新计划》，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议而最终被中央认可的西路军向甘西进军，都是在党中央以发展求巩固方针的指导下，通过打到外线作战，扩大红军，创建根据地，推动抗日高潮到来所采取的重大行动。

　　不过，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主力向甘西进军，似与中央确立的东进战略方针不合。尽管中央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确有派一支部队向新疆进军的主张，但强调要在情况适宜的情况下才能施行。在红军三大主力刚刚会师，河东面临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形势危急的时候，显然红军三大主力不宜分兵，以紧靠作战为有利。同时，在苏联援助不明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主力孤军深入甘西，如遇不测，河东红军主力现在也无法予以援助，因而中央认为这时向甘西进军是不合时宜的。但是由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坚持向甘西进军，认为能够完成任务，同时西路军向甘西进军客观上也是执行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为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采取的行动，因而中央尽管对此存在疑虑，最终却不得不同意了西路军向甘西的进军。

　　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途中反对张国焘向西退却的斗争。

　　张国焘南下后，军事上遭到巨大挫折，由南下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四万余人。这种军事上的失败使张国焘的南下遭受重创。党中央北上后，不但在陕北站稳了脚跟，而且通过东征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和开展统一战线进一步筑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这与张国焘的南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中共中央坚持正确的斗争策略，同时也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即林育英)对张国焘作了大量工作，再加上南下红军中原红一方面军干部朱德、刘伯承等人的不懈斗争，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逐渐觉醒，这就为张国焘北上提供了重要条件。一九三六年六月六日，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了另立的“中央”。随后，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了。

　　1、从红一、四方面军合力攻取宁夏到红一、四方面军分兵攻取宁夏和青海、甘西。

　　鉴于日军对华北侵略扩张的加剧，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到达陕北，在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后，就与东北军建立了统战关系。因而，共同抗日，抵制国民党中央军，巩固西北后方，加强彼此力量，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东北军的一致要求。

　　八月十二日，党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今后的战略方针：

　　(一)一、二、四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二)根据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甲军(东北军)与我们联盟，日本指挥蒙伪军进攻绥远、内蒙，企图隔断中苏关系，及蒋介石注意西南，暂时无法顾及西北等情况，上述任务可能而且必须在较短时期内实行之。

　　(三)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其步骤为：

　　1、二、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之一段。候部队相当整理后，既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相机消灭之。目的在威胁兰州，以便甲军李忠(于学忠)部三个师全部集中于兰州为战略枢纽。另外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马步芳家乡，目的一在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兵力之东援，以使甲军派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落入甲军之手;一在消灭青马一部，促其与我讲和。李毅(张学良)在有代表在青马处，以上是李毅与我商定之计划。此外，再派较小一部拒止王均于西、礼之线，并派员与王进行外交，同时也对毛炳文进行外交。彼等均在极危惧中，外交成功有大的可能。上述计划，大概以一个半月时间实现之，在此期间，二、四方面军努力解决人员补充与被服补充两问题，以免进到甘北较贫苦区域发生若干问题。

　　2、完成上述任务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在十月到十一月实现之。

　　3、十一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18]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在二、四方面军北上后，配合东北军作战，扩大东北军在甘肃的势力范围;在对毛炳文、王均进行打击的同时，及时开展统战工作;然后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会师，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

　　八月二十二日，张国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提出要红四方面军由永靖西渡黄河，独自进军青海、甘西，完成接通新疆和国际路线的计划。[19]这里我们看到，在打通苏联问题上张国焘提出了和中央不同的战略方针。在中央八月十二日电报中，规定由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而以两个方面军通过宁夏战役(也就是从宁夏这个方向)来打通苏联的。而张国焘八月二十二日电报中则是提出单独由红四方面军进军青海、甘西，通过新疆(也就是通过甘肃、新疆这个方向)来打通苏联的。

　　对于张国焘提出的这个与中央截然不同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非常慎重，没有马上表态。而是要对张国焘提出的这个战略方针的可行性进行调查研究后，再答复张国焘。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就此事致电彭德怀，征求意见：“假如以四方面军待机独立攻青海，一方面军独立攻宁夏，而以二方面军位于中央(例如在岷州、静宁、天水地区)钳制敌人，策应两方，估计能达占青、宁两地之目的否?主要的是一方面军有独立战胜宁马(指马鸿逵、马鸿宾，—引者注。)之把握否?”“如以二方面军位于陕甘大道附近钳制毛、王、何(指毛炳文、王均、何柱国，—引者注。)，看一、四方面军分攻宁、青之第一步战果，再定增加与否及向何方增加，距离与时间上来得及否?我觉得如果冰期在两月以上，则增加是来得及的，判断合于事实否?”[20]

　　在这封征求意见的电报中，毛泽东为什么提出“主要的是一方面军有独立战胜宁马之把握否”的问题呢?

　　因为攻取宁夏，打通苏联，是当时红军作战的第一要务。由于彭德怀对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是熟悉的，因而由他来对红一方面军独立攻取宁夏的可能性作出判断。只有在红一方面军有独立攻占宁夏把握的前提下，中央才会同意张国焘的要求。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要彭德怀对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独力进攻青海、甘西进行评估，以作为下一步进行决策的依据。虽然现在我们尚未发现彭德怀对毛泽东这封征求意见电报的答复电，但我们从下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于八月二十五日致王明的电报中同意红一、四方面军分兵攻占宁夏和甘西的计划里可以逻辑地推测出彭德怀的态度，彭德怀当时起码没有反对。

　　为此，毛泽东和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于二十三日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询问“依据现时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假如在冰期前过黄河能找得皮筏否”，这个征求意见电得到了张国焘的肯定答复。[21]据徐向前回忆：“张国焘打电话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答复说：问题不大，四方面军有这个力量夺取甘西。事后，我即着参谋人员搜集河西的地形、民情资料，考虑出青马敌后，进据河西走廊的问题。”[22]

　　我们看到，在向甘西进军问题上，在红四方面军领导层中，并非是个别人的意见，而是有着浓厚的氛围。向甘西进军，是与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主张的西退一脉相承的。这里既有认识的分歧，又有着利益的纠葛，需要我们在详细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分析。不过，我们也不能不说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当时张国焘和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向甘西进军这个问题上的表态，失之于轻率，而对向甘西进军的困难性和严峻性缺乏清醒的估计和认识。由于他们有南下失败的亲身经历，本来是应该具有这种认识的。正是这种乐观的认识，成为后来西路军失败的思想渊源。

　　张国焘虽然率军北上了，但是鉴于在当时情况下中央仍然无力将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置于直接领导之下，因而对张国焘还不得不采取有理、有节的斗争，在不损害党和红军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必要的让步。尽管这样，对于张国焘提出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也没有立即答应，这表明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进军青海、甘西的慎重态度。

　　针对张国焘的这个主张，在初步征求意见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于八月二十五日联名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就红军行动方针发出电报，详述了红军的战略方针：

　　二、四方面军已经全部集中甘南，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统一战线);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或宁夏、绥远一带。

　　我们这一企图，除在九月以下三个月中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须解决一个具体的作战问题，因为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肃、宁夏至绥远一带，这一带的特殊地形条件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束缚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即使蒋介石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但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的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小的)。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但要取得这一地带，没有新的技术之及时的援助是很困难的。在时机上，进取这一地带，仅能利用冬季黄河结冰之时。红军虽能奋勇抵抗最冷的天候，因地冻，也不利于用坑道方法攻城，在坚城前面，即在平时坑道法也是不能必克的。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其部署拟略变前电计划，大致可定为：

　　(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其余担任保卫苏区。十二月开始渡河。因宁夏地形狭小，不利回旋，城寨甚多，守备坚固，估计红军本身只能占领其一部分，主要的多数的城寨，非借助从外蒙来之飞机与炮兵没有攻克之把握，如机、炮能在十二月下旬或明年一月确实到达宁夏附近，则可及时占领宁夏。宁夏占领，则陕北与甘北苏区均有保障;如不能及时占领，则红军须乘河冰未解之际退回甘北，以后发展方面亦不得不往甘南与陕南，因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故势必向甘南、陕南一带发展。然主力向南之后，苏区必被汤恩伯、马鸿逵、高桂滋、高双成等用堡垒主义逐渐侵占而化为游击区。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的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

　　(乙)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约于夏季到达肃州附近。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或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

　　(丙)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成为苏区与陕甘南部的联系。

　　以上是基于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之作战计划。如此方针为苏联方面所赞同，则请兄代表红军、直按向苏联方面谈判许多具体准备之问题，主要的是援助中国之技术兵种组成、输送与按时到达，以及到达后使用的问题。因为我们即使得到技术，在开始阶段也不善于使用。此方针与准备问题，希望早些解决。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定，或协定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西土著统治者自动让防之程度，红军攻取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心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计划。但这种做法我们认为有下列的损失：

　　(甲)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这是非常不利的。

　　(乙)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在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

　　(丙)因此也就无法避免与南京在军事行动上发生冲突。

　　(丁)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时机，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

　　(戊)宁夏、青海、甘肃等反革命也将利用明年，大大加强其堡垒主义，将更加投靠日本，使得尔后红军西进发生困难。

　　邓发同志为此使命赴苏，但时机迫促，拟请兄全权代表红军进行交涉，并以结果见告。我们希望同南京谈判红军驻地问题的结果，能够与向苏联提出的问题在大体上不相抵触，使国际与苏联对中国的方针，不致因红军局部要求而破坏其统一性。我们是想两方面同时进行交涉，以期不失时机的解决此问题。[23]

　　该电首先对红军行动方针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与以前相比，中央关于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就是由红一、四方面军合取宁夏变为红一方面军独立攻占宁夏，而红四方面军攻占青海、甘西，红二方面军作为预备队，起一个牵制作用。

　　下面我们对这一封电报进一步分析如下：

　　(1) 红军的战略目标：占领青海、甘西、宁夏和绥远一带，打通与苏联的联系。

　　(2) 红军的作战计划、进军路线：红一方面军进攻宁夏，红四方面军进攻青海、甘西，从两个方向打通与苏联的联系。红二方面军位于甘南及其他适当地点，作为战略预备队，同时也起到牵制作用。

　　(3) 红军实现战略目标的方式：通过和蒋介石谈判，实现对这一地带的占领(这有极大可能)。既使在蒋介石答应的情况下，当地的土著统治者处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不会轻益让出防地(这个可能性极小)。鉴于此，红军还是只有通过作战手段才能实现对这一地区的占领。由于这一地带有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红军如果没有新的技术装备，就很难攻克。因而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是保证战争胜利的充分条件。

　　(4) 红军作战的时间：由于要过黄河，而在目前渡河工具匮乏，因而只有在黄河结冰后才能成行，在来年开春黄河结冰融化前如果红军尚未攻占宁夏，就只有再次东渡黄河，待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计划。

　　(5) 对苏联援助的态度：从电报最后一段中我们可以看到，党中央实际上已经认识到苏联对我党的援助会影响到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意识到苏联对华政策的复杂性。如果苏联同意提供援助，那么就要尽快对援助的技术兵种、运送方式、到达的时间及如何使用进行磋商;如果苏联不同意直接援助，那么依目前红军的装备就很难攻克这些城池和围寨，宁夏就难以占领，红军不得不寻找新的作战方向。我们看到电报中这样讲虽然有希望获得苏联援助的因素，但对情况的判断还是符合实际的，这也说明中央对向这个地区的进军所可能遇到的困难是清醒的。

　　(6) 新的战略发展方向的选择：鉴于当时陕北根据地的困难情况，难以供养大军，也只有在发展中求巩固。如果苏联不提供武器装备，那么宁夏的堡垒和围寨就很难攻克，红军也就难以占领宁夏地区。同时，在和南京谈判不能取得成效，让土著统治者让出防地的情况下，就只有向甘南、陕南和豫西、鄂西方向出击，以图求得生存与发展。但这种发展方向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这封电报在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战略方针的同时，着重是希望打通国际联系，获得苏联援助，因为这是顺利取得宁夏战役的必备条件。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战略发展方针上与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初步达成共识，这样就决定了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

　　依据前文我们知道，党中央已经初步同意由红一方面军单独攻占宁夏，红四方面军攻占青海和甘西，并将这个行动方针报告了共产国际。这显然是一条从战略上向西发展的方向。那么红军为什么要采取向西发展的方针呢?我们下面引用史料做出进一步分析。

　　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九月二日致电中央，提出了关于战略方针与行动部署的意见，认为“一、二、四方面军进入西北地区后，战略方针有二”。一是“根据我们对目前时局的估计：即以陕甘北、甘南、陕甘川边区为根据地，争取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具体组成，首先赤化陕甘广大地区，尔后向川、甘、鄂发展”。二是“因为客观情势的需要，经过准备时间，以主力转到宁夏、甘、凉、肃、西宁地区，打通外蒙、新疆，奠定巩固后方，有依靠的向东南发展”。“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我们认为须国际最后之决定。”“黄河无论结冰与否，渡黄河技术上易解决。”

　　对于这样两个方向的战略方针，党中央经过研究后作了答复。九月八日，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毛泽东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且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我们已把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亦是西北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而“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我们已有几个电报给国际，并派邓发经新疆去莫申请，他们正等邓发到后查明情形，即有回答。你们来电已经转去。九至十一月三个方面军的部署，即照商定办法执行。”

　　根据党中央的回电，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豫鄂”和“向西行动”两个方案的选项上，决定采取“向西行动”。九月九日，朱德、张国焘向红四方面军下达了《立即准备西渡黄河》的命令，指出：“一方面军来电主张过黄河，在西宁、宁夏、甘、凉地区发展，不得已时才向川、陕、鄂、豫区发展。他们对南京亦在进行外交。”“估计目前情况，我一、二、四方面军应以两个军渡黄河为宜，一个军尽量在黄河右岸活动，现在须立即准备。”以三十军为先遣军，在十月上旬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九月十三日，张国焘给徐向前、周纯全发出《四方面军迅向西北进军》的电报，认为：“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我们目前一面加速准备，一面大动员打胡敌。”“二方面军仍在照计出甘边，牵制迟滞敌人，壮大自己;一方面军似有先头向海原、会、静行动模样，恐根本仍照毛计。”同日二十时，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称：“我军为先要打破敌之既成计划，争取抗日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四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这个作战建议的核心思想是主张红一方面军主力南下静宁、会宁地区，协同红四方面军以袭击方式侧击运动之胡宗南部;红二方面军牵制王均部，吸引胡宗南部。[24]

　　我们看到，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九月二日致党中央电报和八月二十五日中央致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电报中均提出了红军向西北宁夏、甘西和向东南、南部这两个发展方向的主张。从当时日本侵华加剧，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如果红军向东南、南部发展，这是一种向国民党进攻的恣态，是一条内战的方向，势必给我党政治上造成不利的影响。而向西北发展，一方面可以巩固抗日后方，因为西北是日本人难以控制的地区，同时还可以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解决根据地的靠背问题，以奠定持久抗战的基础。因而向西北发展是由于受到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制约和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生存发展这两大主要因素影响的必然结果。

　　这样我们看到，在红军的发展方针上，党中央与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初步取得了一致意见：红军要向青海、甘肃、宁夏和绥远西北方向发展，要打通和国际的联系;在发展路线上，红一方面军攻占宁夏，红四方面军攻占青海和甘西，而红二方面军作为战略预备队，同时也作为一支牵制力量配合行动。

　　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作出重大调整，决定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实施宁夏战役时，张国焘表示异议，要求红一、四方面军分别向宁夏和青海、甘肃进军。中央在了解情况后，最终同意了张国焘的意见。可是，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新的情况。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称：“1、同意中国红军的第一个方案，即：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坚决地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因为这样做可能使红军脱离中国的主要区域。2、事先确定，在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将给予大约1﹒5至2万支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外国型号弹药的援助。武器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并通过著名的乌里茨基外国公司出售，同时准备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九月十一日，共产国际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就中国工农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进行了答复。电报指出：“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25]

　　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在接到共产国际发来的同意红军占领宁夏、甘西，但决不允许进入新疆，在占领宁夏后即可提供援助的电报后，于是调整了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红一、四方面军分兵取宁夏、甘西的战略方针，重新提出了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北取宁夏的计划。

　　九月十四日，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了《我军占领宁夏的布署》：

　　甲、 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乙、 胡宗南部第一师及四十三师、七十八师、九十七师，十号从长沙开动，先头十八号到咸阳，月底集中定西，其补充旅已由静宁向定西开。其目的不外控制兰州地区，妨碍甲乙两军打通苏联，使联俄后苏方接济归其垄断，并于某种时机策应绥远。

　　丙、 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

　　(一) 一方面军主力，九、十两个月在海原、固原地区，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方面军之其余部队，保卫甘北苏区。

　　(二) 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

　　(三) 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四方面军互相策应，并联络陕南游击区。

　　(四) 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经关中苏区出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之侧后。

　　丁、 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钳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掠取之。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取得密切之配合。

　　戊、 宁夏马部之士兵运动与回民运动，此间正用大力工作。敌情、地形之详细调查不日电告。[26]

　　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实际上就有了以后宁夏战役计划的雏形。党中央之所以对战略方针作出调整的原因有四：

　　一是在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明确说明占领宁夏后，就会提供援助，这样集中两个方面军攻打宁夏，就更便于宁夏计划的施行;

　　二是在共产国际的电报中，并没有说要红军占领甘西后，从新疆或外蒙对这一进军方向的红军提供援助，而根据当时红军的武器装备，对这一地区的堡垒和围寨是很难予以攻克的，况且共产国际明确说明反对红军向新疆前进，这就使这一路红军的发展遇到很大困难;

　　三、在红一、四方面军攻占宁夏，取得苏联供给的武器装备后，就比较易于攻取甘西;

　　四、两广事变解决后，胡宗南部已经由湖南向陕甘快速挺进，能否扼阻胡宗南部，是宁夏战役计划施行的关健。而要扼阻胡宗南部单靠红一方面军有顾此失彼之感，因而需要与红四方面军共同进行宁夏战役。

　　经过调整后的战略方针，规定红一、四方面军联合进行宁夏战役，西渡黄河后，红一方面军占领宁夏北部，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红二方面军仍然作为预备队，担负牵制力量。在攻占宁夏，取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分兵占领甘西。

　　由于胡宗南部进入陕甘，使红军面临的局势趋向复杂，扼阻胡宗南部就成为宁夏战役能否顺利进行的前提。红二方面军和陕北游击支队牵制胡宗南部，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部扼阻胡宗南部并相机消灭之。从这个计划看，扼阻胡宗南部，控制西兰大道的任务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来承担。这样，调整后的战略方针规定红四方面军暂时放弃青海、甘西计划，和红一方面军共取宁夏，同时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来担负扼阻胡宗南部的任务，这在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心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又连续两次致电西北局和红二、四方面军领导，对三个方面军行动进行部署。指出：“彼此意见大体一致。惟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军占领该线;以一部附电台东出华亭、陇县区域，纵横游击，成一远出支队。二方面军之支队附电台直出宝鸡、眉县以东。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隆县出动，如此当可滞阻胡宗南之行进，而便于四方面军之出至隆定大道，并准备作战。”

　　党中央在这里还解释了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的原因，指出：“至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三城必被马敌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的打击以前不宜离开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增至一个军协助。”党中央在第二份电报中认为：“四方面军宜在五天至七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界石铺比通渭大)，迟则有被隔断之虞。”而“一方面军已向海原、固原出动，一军团派第一师出静宁、隆德大道，策应四方面军。”党中央在九月十七日的电报中又指出：“四方面军主力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机不可失，千祈留意”。

　　十五日和十七日，毛泽东连续致电聂荣臻、彭德怀，通报“胡宗南全部到西安，正陆续西运，甚速”的情况，部署红一方面军“在一二日，聂率之第一师宜集中行动，配合策应于静隆大道北侧，向大道绕击，阻滞胡敌西进，同时利我四方面军北出界石铺大道。”[27]

　　从以上所引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多次催促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静、会等地区，因为红一方面军由于防范宁夏“二马”在甘宁边境不能南下，因而要扼阻胡宗南部，只有依靠红四方面军的部队。鉴于当时胡宗南部推进很快，如果胡宗南部一旦占领了界石铺为中心的静、会地区，那么就会不但严重影响宁夏战役计划的顺利施行，甚至可能导致宁夏战役的流产。因而，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多次催促张国焘一定要赶在胡宗南之前抢占界石铺地区。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共产国际确定了对红军援助的地点和时间，同时由于胡宗南部在两广事变解决后迅速向陕甘挺进，中央对战略方针作了重大调整，即由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兵攻占宁夏和青海、甘西，变为两个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二方面军仍然担任牵制任务。由于胡宗南部推进很快，因而能够扼阻胡宗南部乃至消灭其一部就成为宁夏战役能否施行的关健。鉴于红一方面军主力在甘宁边境牵制宁夏二马，难以南下，因而扼阻胡宗南部的任务就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来承担，这样就使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产生了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的不同导致了随后中央与红四方面军之间以及西北局内部的激烈斗争，同时又成为十月红军大会师后，为执行宁夏战役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在渡河问题上出现分歧的重要渊源，造成了后来西路军孤军冒进的结局。

　　4、在围绕红四方面军北上还是西退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与张国焘之间及西北局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迫使张国焘率军北上的主要因素。

　　对于中央确定的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夺取宁夏的计划，张国焘是有不同看法的。他说：“先机占领甘北，是实现我们计划的最重要的一环嘛!你们想想，如果继续北上到靖远一带再渡黄河，势必与胡宗南接战，能脱身渡河西进吗?与陕北中央会合了，再西渡黄河有保证吗?我很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看，从永靖、循化一带渡河西进最合适。”[28]由这段话可以看到，张国焘反对北上是因为和中央红军会师后，就难以脱身西渡了，同时也担心在同胡宗南作战中损耗实力。而在会师前，还有渡河西进的时机和条件。

　　(1)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决定继续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会议，讨论了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陈昌浩、李卓然、董振堂等。会议就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产生了分歧。

　　张国焘等少数人认为在静会地区与胡宗南部作战是不利的，坚持其西进计划，主张红四方面军由临潭西进青海，经循化、乐都翻越祁连山，向河西走廊和新疆前进。

　　对于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以极大的耐心进行批评帮助。朱德对张国焘说：“现在的形势是，敌人正集结在我们和毛主席、党中央之间这块地区，如果我们迅速北上，与来接应的中央红军会合在一起，力量就会增大，就能更快地消灭敌人;要是我们不去，就会使来接应我们的兄弟部队遭到危险。因此，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只有继续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了陈昌浩的支持。对此，陈昌浩认为：张国焘在红军进入甘南后，“不在相当时间休息整顿之后，迅速东进与一方面军会合，准备乘先击敌;反而长期停顿大军于狭小地区，积极从事洮河及河西退却的布置。这时他的观点，的确估计东进之没有出路，只有向洮河及黄河以西退却，达到西宁、甘北之偏僻地区，接通远方，再图发展”。“在这个时期，由于党中央苦心规劝，许多党内同志的或明或暗的反对，而我个人也是当时积极反对国焘同志计划的一个。”后来陈昌浩还说：“岷州会议是西进与北上的争论。张国焘是不会合的。会议开了好几天，张国焘坚决主张向青海之西宁进军，怕会合后他就垮台了。我们坚决反对西进，与他争。”“那时，我和总司令、刘伯承都谈过了，无论如何要会合，甘孜会议的决议不能在半路上违反。”

　　会议最后否决了张国焘的意见，制定了贯彻中央方针的《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其目的是“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相机占领静、会及通、定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29]

　　通过以上我们引用的史料可以看到，在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上，就北上与西退的争论非常激烈。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由于在红二方面军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而这是主要由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和原先在左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令人瞩目的是作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坚定支持者的陈昌浩反对张国焘西退，和朱德、刘伯承一块主张北上，这就使张国焘西退主张的施行遇到很大困难，并最终否决了张国焘的西退主张。

　　那么，张国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重提西退主张呢?张国焘重提西退主张，除了认识上的原因以外，就是张国焘想通过西退取得的胜利来进一步加强自己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通过以前的分析我们知道，在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本来是决定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的。但张国焘提出由红四方面军向青海、甘西进军，曾一度获得中央的同意。但鉴于共产国际来电表示将从宁夏给红军提供援助，同时，国民党胡宗南部进入陕甘，推进甚快，为保证宁夏战役的顺利施行，才决定红四方面军北上和红一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张国焘主张西退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在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主张南下，结果南下损兵折将，遭到巨大损失，减员过半，这已从事实上证明了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张国焘另立“中央”，最后在多方压力下，迫于形势需要，又不得不取消。这两件事表明张国焘在政治上缺乏深刻的洞察力和远见，与陕北中央相比给人们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使张国焘的权威遭到猛烈撞击，这大大降低了张国焘的威信。更不用说他另立“中央”，违背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策私自率军南下所犯的组织错误了。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清醒地认识到在政治斗争失败后他到达陕北可能会遭到什么样的结果。当然，后来虽然对他进行了严厉批判，但也没有他想象得那样严重，如果他不逃走的话，毛泽东甚至还想保留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果说在一年前，张国焘凭借强大的实力，在夺取党和红军领导权的斗争中没有达到目的，那么现在在政治、军事、组织上都遭受重大挫折的情况下，他更没有实力和条件与中央对抗了。到陕北和中央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就会置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之下，他就会失去对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而这是张国焘不甘心的。

　　红四方面军在南下过程中已经折损过半，现在红四方面军仍然具有四万人左右，是当时党内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也是张国焘在党内进行斗争的资本。因为红一方面军难以南下，因而红四方面军北上就必然要和胡宗南独自作战，处于保存红四方面军的目的，他是不愿意北上的。同时，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就意谓着要交出红四方面军指挥权。而西退，一方面凭借红四方面军当时的实力，他觉得还是能够在青海和甘西重新开辟一个新局面的，红四方面军的力量应该用在西退开辟一个新局面上，因为这个新局面的开辟，会提高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扭转他在党内斗争中的不利地位，使他在与中央的斗争中能够分庭抗礼，为他在党内斗争中争取到一个有利的态势。新的根据地搞成了，他还可以保持他的指挥权。这才是张国焘不愿意北上的一个主要原因。

　　(2)中共中央西北局漳县会议否决了北上决定，实施向西退却。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上，张国焘的西退主张被否决。由于张国焘过去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南下红军又遭到巨大损失，因而他清楚地认识到，一旦北上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会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而他将失去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这是他所不甘心的。鉴于此，他想凭借红四方面军现有的力量，到青海、甘西去，另搞一块根据地，以便扭转自己在党内斗争中的被动地位。

　　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之后，根据会议决议，红四方面军开始了北上行动。二十日，张国焘也由岷县出发，前往漳县。这时，张国焘的思想又出现了重大反复，严重阻碍了中央方针和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陈昌浩曾说：“命令下后，张国焘就知道了。他深夜三点多种找我来了，谈了三点：(1)我无权改变他的计划;(2)命令是错误的，今天革命形势应该保存红四方面军;(3)会合后一切都完了，要让我们交出兵权，开除党籍，军法从事。说到这里就痛哭起来。我当时表示：(1)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决定是错误的;(2)必须去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3)我们是党员，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谈到这里张国焘就走了。我以为他回去睡觉了，准备明天再去漳县对向前说明。但哪知当天晚上他就连夜到漳县去了。我知道后立刻骑马赶了去。”[30]

　　关于张国焘反对北上，主张西退，徐向前曾回忆道：“我们正忙着调动部队北进，张国焘匆忙赶来漳县。进门就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来，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们大吃一惊，莫名其妙。问了问情况，才知道才开完岷州会议。会上陈昌浩和张国焘的意见不一致，陈昌浩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分歧的焦点是：陈昌浩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立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这是张国焘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我觉得，陈昌浩在这个时候和‘张主席’闹得这么僵，似乎有点想‘取而代之’的味道，也不合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劝了张国焘一通。

　　关于军事行动方针问题，我们说，可以继续商量。张国焘了劲头，指着地图，边讲边比划。大意是说，四方面军北上静、会地区，面临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就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从军事观点看来，我们觉得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于是，当场制定了具体行动部署：四方面军以两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这个方案，一是避免了在不利地区同敌人决战;二是吸引胡敌南向，减轻了对一方面军的压力;三是并不违背中央关于两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企图;四是便于解决四方面军的就粮问题。部署既定，张国焘即电告朱德、陈昌浩，要他们来漳县会商。同时，令部队调动，准备从循化地区渡河。

　　次日一大早，陈昌浩赶来，见这边都同意张国焘的方案，他也就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朱总司令到来后，亦同意照此决定行动，并提出应报告中央。张国焘一面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一面令部队开始行动。”[31]

　　从徐向前的这个回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张国焘与陈昌浩的争论很激烈，向西退却并不仅是张国焘的个人意见，在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认识。因而他们能够很快改变作战部署，推翻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关于北上的决定，重新实施西退。至于徐向前在回忆中说朱德同意红四方面军的西渡决定，就与我们下文要引用的电报出现不合，这恐怕是徐向前的记忆之误。

　　本来，徐向前对九月十三日朱德、张国焘向中央提出的作战方案就持保留意见，他后来回忆说：“我仔细考虑了这个方案，认为主要问题是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我们沾不到便宜。据情报说，胡宗南的第一师、第十八师十八日即可抵咸阳，第四十三、四十七师随后跟进，再加上王均第三军和毛炳文师及马家军的兵力，敌优我劣的态势相当明显。而战场选在西兰公路附近，敌人运输方便，调兵迅速，我军南北夹击不成，反会遭到敌人的左右夹击。同时，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粮困难，不便大部队久驻，也是严重问题。因此，我向朱、张建议，以一部兵力速围马步芳的家乡河洲，吸引马敌，主力乘虚从永靖以南的莲花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与兰州的东北军配合，控制这一战略枢纽地区，休整补充，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打通苏联，创造有利条件。但是，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32]

　　从徐向前的这个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他也是主张西渡的，这与他前文回忆的在张国焘来漳县后变更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北上军事部署相吻合。徐向前主张西渡黄河，按他的意图还是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之所以要西渡黄河的原因是由于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不利，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大部队在陕北就粮困难问题。

　　尽管从红四方面军的角度看，徐向前的主张也并非没有道理，不过我们可以设想，一旦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避开了胡宗南部，固然有利于保存红四方面军，但失去红四方面军牵制的胡宗南部如果迅速向北推进，无疑将会给红一方面军造成巨大压力。一旦红一方面军顶不住胡宗南部，那么宁夏战役的执行就会遇到很大困难。因而，我们说，徐向前和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保存红四方面军力量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渡河后红四方面军的发展方向上可能有所不同。

　　至于说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后，会将胡宗南引过黄河，减轻红一方面军的压力，能否达到这个目的还在两可之中。当时从蒋介石来说，红军分散后更便于他将红军各个击破。红一方面军的力量弱于红四方面军，这样红一方面军可能首先成为打击对象。况且要追击红四方面军还要过黄河，深入甘北、甘西一带，运输不便，而北上进攻红一方面军直接转兵就可以做到，比较便利，因而我们判断红四方面军西渡后，吸引胡宗南部渡河来减轻红一方面军压力的设想难以实现。我们还可以从后来西路军渡河后胡宗南部主力仍然向北进攻没有被调动的事实可以得到进一步验证。

　　在获得红四方面军主要高级干部的支持后，张国焘就推翻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关于北上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决定。二十一日晚二十一时，张国焘致电朱德，表示：“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请你即来漳县面商。”同时张国焘还命令红军总部机要局的负责同志，“所有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请兄等绝对负责。”企图割断朱德等同志与党中央的联系。二十二日晚二十二时，张国焘独自发出了要部队渡河的电令，指出：“根据各方情况估计，在会宁地区与敌决战，四面受敌，颇为不便。原定与一方面军会合目的几受障碍，故重新决定，根据迅速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北部之战略计划，迅速在循化附近渡河，先机占领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拒阻兰州之敌北进，在靖远、中卫地带与一方面军会合。”张国焘未经朱德、陈昌浩等西北局主要成员同意，粗暴地推翻了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决议，调动部队开始了西进行动。

　　正在率军北上的朱德，得到张国焘命令部队渡河西进的消息之后，感到“不胜诧异”，冲破封锁，立即于九月二十二日向党中央和一、二、四方面军领导及张国焘分别发出三封电报，表示自己的原则立场，采取措施，力图挽救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局面。电报的主要内容是：一、向党中央和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通报情况，揭露张国焘的错误。指出：“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国焘已到漳，根本不同意静会战役，请求速开西北局会议。”二、阐明了自己维护西北局岷县会议决议的原则立场。指出：“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三、严肃劝告张国焘维护大局，改正错误。指出：“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静、会战役各方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四、“续开西北局会议”，“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随后，朱德、陈昌浩等西北局成员急速赶赴漳县。

　　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漳县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西北局成员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和部分红四方面军负责人。朱德在发言中严肃指出：“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对整个形势是有利的。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已签字同意北上计划，但未经中共中央西北局重新讨论，又马上改变计划，张国焘把自己同党对立起来了。能够和一方面军会合为什么不会合?执行西进计划是要受到重大损失的，我仍坚持北上计划，我认为我坚持的意见是正确的。”由于张国焘一意孤行，加之部队西进已成为事实，会议未能纠正张国焘的错误，否决了北上意见，决定西进。关于这次会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一段自白，他说：“会议根据这些情况，研讨军事计划，认为停留在甘南地区甚不合算。我们认为蒋介石既能调动几十个师的嫡系部队到甘肃来，那么张学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似乎大有疑问了。”“由于陈昌浩这一主张所召开的通宵会议，许多事情经过研讨和解释，结果相当园满，我们在全军中展开宣传，指出我军的西进计划正确而又合时宜。在政治意义上说来，我们如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可以保障未来抗日联合政府的后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在军事意义上说来，可以分散蒋的兵力，河西走廊、陕北和西安三点，将使蒋在甘肃的军队处于多面受敌的境地。”

　　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二时，在朱德拒绝签署的情况下，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联名向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发出了《四方面军拟从循化、永靖一带渡过黄河》的电报，通报了漳县会议决定，电文如下：

　　(甲) 我们完全同意国际指示，实现红军主力进到宁夏及甘肃北部的计划。

　　(乙) 并具体实现一、二、四方面军在这一地区的会合。

　　(丙) 估计到一、二两方面军能够牵制的敌力和四方面军的实力，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

　　(丁) 宁夏地区狭小，一、四方面军集中宁夏，不免后有黄河、沙漠之险，前有敌人封锁，如在该地区作战，须停留六个月，物质补充不便，万一决战不利或不能有力阻止敌人时，则将陷红军于不利地区。

　　(戊) 为迅速实现夺取宁夏和甘肃北部的战略方针，和实现全国红军大会合的目的，我们提议为如下的部署：

　　1、四方面军以基干两个军，迅速由兰州西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经乐都、享堂附近一带抢占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扼阻兰州敌北进;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并监视西宁、河州之敌;以两个军暂在岷州、漳县一带活动，将胡敌向岷州方向吸引。这一任务完成后，上述三个军即迅速全部转移凉州、永登一带地区，以主力扼阻兰州敌，以有力一部向一条山、静(靖)远、中卫活动，配合一方面军由靖远、宁夏段渡过黄河，形成会合和互相策应形势。

　　2、一方面军即在现地区活动，将敌人逼向西兰公路，并从侧面牵制之;尔后在结冰时期或一、四两方面军渡河工兵队的隔岸互相援应，实现一方面军主力渡过黄河，相机消灭马鸿逵一部，占领宁夏、中卫一带地区。

　　3、二方面军完成在两当、宝鸡牵制胡敌东进任务后，即经栒邑、鄜县、庆阳中间地区，打通一方面军;在一方面军主力渡河后，即依据原陕北苏区向南活动。

　　(己)依据四方面军造船技术，即永靖、循化两桥被敌破坏时，亦能达到迅速渡河之目的。两个军由洮州到永登，连造船时间在内，约需十二天。时机急迫，千祈采纳，并告国际。[33]

　　从以上我们所引用的史料可以看到，张国焘以在西兰大道和静、会地区与胡宗南部决战不利为借口，在首先获得了红四方面军不少高级干部支持的情况下，未经西北局和中央批准，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就命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他的主张之所以能够施行，除了他在红四方面军仍然具有权威以外，西渡黄河可以避免与红四方面军在西兰大道与胡宗南部决战，保存红四方面军实力，这就与红四方面军不少高级干部的想法有着一致性。陈昌浩由当时主张北上到后来又赞成张国焘的西渡主张，也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和说明。张国焘的西渡主张却遭到了朱德的强烈反对。由于任弼时、贺龙和刘伯承等领导人在红二方面军，没有参加西北局漳县会议，参加会议的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占多数，因而在这次会议上否决了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作出的北上决定，转而通过了红四方面军从永靖、循化西渡黄河，向甘北进军的计划。

　　从张国焘的回忆看，他显然对蒋介石嫡系部队进入甘肃后，对击败蒋介石嫡系部队缺乏信心，因而对与东北军共同开创抗日局面产生动摇，而这由他自己表白出来的心里动机也正是他主张西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他所主张的“河西走廊、陕北、西安”三点，显然不仅仅是因为要避免与胡宗南作战和为配合红一方面军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才令红四方面军去西渡黄河的，而是要令红四方面军在甘北、甘西独立开创一个新局面。

　　从上文我们所引用的朱德拒绝签署的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二时电报中可以看到，张国焘首先讲了西渡黄河的原因，他主张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和进军甘北并重，这显然改变了中央提出的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部署。虽然他也提出仍然要红四方面军一部配合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但我们从电报中可以看到他把红四方面军向甘北乃至甘西进军摆在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因为一旦红四方面军向甘北展开后，东有黄河，红四方面军处于维护后方安全的需要，也必然要向甘西延伸，以求控制战略纵深，防止被逼向黄河，处于不利地位。因而我们说如果红四方面军过河后一旦在甘北、甘西展开，既使想配合红一方面军作战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没有足够的兵力可以使用。

　　至于张国焘在电报中谈到的前有敌军，后有黄河、沙漠之险，大军集中于西兰公路以北，物资补充不便，在狭小地区一旦与敌决战不利，没有回旋余地等等情况，也并非没有道理，但当时只有集中红一、四两个方面军主力才能歼灭胡宗南一部，阻止胡宗南的进攻，为红一方面军渡河创造条件，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宁夏战役计划的实施。因而，这里北上还是西退的争论从形式上是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还是红一方面军独立进行宁夏战役、红四方面军进占甘西的问题，而实质上则是关系到红四方面军是否绝对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能够集中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行动的问题。而由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夹击还是红四方面军单独抗击胡宗南部则是导致这场争论的导火线。

　　由此看来，张国焘西渡黄河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使红四方面军独立进军青海和甘西。红四方面军独立进占甘西，这样就不仅避免了和胡宗南部在不利地区的决战，而且还可以独立开辟一个新局面，以便张国焘还可以继续掌握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同时，由红四方面军独立进军甘北、甘西，打通与国际的联系，这不但从军事上可以获得补充，大大改善红四方面军的武器装备，而且在政治上也会处于优势，以扭转自己在党内斗争中的不利地位，从而在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斗争中居于有利态势。当时张国焘的这种用心是含而不露的，他又是打着维护红四方面军利益的旗号来行事，他讲的一些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因而蒙蔽了不少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这样就使得张国焘赢得了不少支持，也就成为西北局漳县会议推翻北上决定的重要背景。

　　西北局漳县会议后，四方面军即开始按照西进计划向青海进军。九月二十五日，周子昆在给党中央和二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通报了这一情况，电文指出：“四方面军照二十三时电□(令)，由临潭向乐都进，部队已行动。在通渭之九十三师于二十四日回开。二十八日撤集(岷县)围。洮河东岸仍留四、五两军活动，该两军直到先头军渡黄河成功后，亦行续进。”红四方面军开始渡河之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连续致电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陈述西进理由，通报部队行动。九月二十六日十二时，在《关于先机占领甘北等问题》的电报中说：

　　甲、我们首先申明对国际指示和统一战线进展情况，不甚明了。

　　乙、根据已经知道的材料，我们有如下的估计：

　　(一)国际对红军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我们请求帮助军事专家和技术人员以及大批新式武器。据我们估计，国际的帮助现在还只能是秘密的。交通线如只有定远营一条，易受日本特务机关和内蒙王公反动势力的妨碍。遵照国际指示，先机占领甘北更为有利，因甘北有更多道路通外蒙和新疆，交通易于秘密，不受日本势力的阻碍。

　　(二)胡宗南入甘必然向我们积极进攻，且有后续部队增加可能，张学良在蒋势力压迫下，对我军有可能采取较积极行动。来电谓：恩来将去南京，我们对此不大懂得。

　　(三)如果一、二、四方面军都集中西兰公路以北，万一敌将宁夏兵力加强，甘北凉州、古浪、永登线形成封锁，敌主力由西兰公路向北压迫，整个红军将陷于狭小地区。

　　(四)如果准备决战，红军集中在一块是有益的，否则不如在宽广地区互相配合行动，以至互相接通，更为有利。

　　(五)应当估计须首先求得战斗胜利和先机占据有利地位，国际帮助才能获得。

　　(六)因此，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的一环，既可接通外蒙、新疆，得到国际帮助，又可接引一、二方面军占领宁夏地区。

　　丙、根据上述估计，因此，我们决定四方面军即经循化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将胡敌向甘北吸引，对一、二方面军实为有力配合。敌若以主力入甘北，又给一、二方面军在现地区大大活动机会，由四方面军以有力一部接引一、二方面军合力取宁夏，则宁夏更有把握取得。现部队已按此决定调动，不便再更改，千祈采纳。

　　丁、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日是，不应再有分歧。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34]

　　在这封电报中，张国焘等人虽然提出“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这在红一、四方面军分裂后还是第一次。在张国焘违背中央指示，要求西渡的情况下，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说出这样的话，显然是有用心的。这种用心就是张国焘知道他们西渡黄河并非中央的批示，也认识到这种行为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因而这样说可以尽量避免因西渡黄河导致他们与中央的关系恶化。从这一点来说还是与张国焘南下时对中央的态度有重大区别的。张国焘想以名义上承认中央领导为条件来换取中央对他西退的认可，在不引起党内重大争议的情况下来实现他的西退计划，以达到他与中央分庭抗礼，继续掌握红四方面军领导权的目的。

　　从电报中看，他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的一环”，这显然是说占领甘北比扼止胡宗南部更重要。不知他想没想过，如果一旦胡宗南部控制西兰大道，向北又占领界石铺和静、会地区后，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进而实施宁夏战役计划会遇到很大困难。同时，张国焘在电报中“由四方面军以有力一部接引一、二方面军合力取宁夏”，从这里可以看到，张国焘改变了原先中央规定的红一、四方面军共取宁夏的计划，而将攻占宁夏的任务推给了红一、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仅以一部配合。这样，张国焘实际上就把红四方面军从宁夏战役中解脱出来。那么，解脱出来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又将用于何方呢?张国焘在电报中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我们可以逻辑地推测出来：其主力占领甘北，并适时向河西走廊延伸，占领甘西。由此我们推断，张国焘此时急于西渡黄河，以避战而保存红四方面军实力的根本目的就是：占领甘北、甘西，控制河西走廊，打通与国际联系，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开创一个新的根据地，以此扭转自己在党内斗争中的有利态势，奠定自己在党内的根基。

　　九月二十六日二十时，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向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再次致电，在继续陈述西进理由的同时，强调了西进行动成功的把握性，申明了坚持西进的出发点。电文指出：

　　(一)在西兰公路速击胡敌，坚决甲军(东北军)必须战斗胜利才能做到，否则不但不能坚决甲军，反促其动摇。

　　(二)四方面军到静、会地区后，必须将后方靠向赤区。如企图太明，敌知我以宁夏、甘北为战略退路，一面调马步芳、马步青于古浪、永登、红城子线和一条山、靖远线，形成两条封锁线，胡敌一部有可能集中兰州，并加强宁夏守兵。如此，西渡和打通远方均受阻碍，其南有西兰公路封锁线，天水、甘谷、陇西线和武都、成、康线，势将陷我军于狭小不利地区。

　　(三)至于四方面军先机抢占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很少可能陷一方面军于困难环境与难能西渡。敌最怕我打通远方。若四方面军转到甘北，胡敌必向四方面军压迫，不会转其凶锋对一方面军。

　　(四)四方面军到甘北后，可集中主力到兰州，一面作战灭胡敌，有把握以有力一部在中卫、靖远间接引一方面军，并有把握且决心负此任务。根据目前情况，估计四方面军在循化附近渡河不成问题，万一渡河未成，回头通过西兰公路与一方面军会合，还是有把握，也免误时机，对各部队均已照西渡计划行动，九军已到洮州新、旧城。八十八师仍到中寨集。三十一军已到三岔。再折回，必与西渡和静会地区作战计划，均失时机。极望注意。

　　此次西渡计划决定，决非从延误党和军事上统一集中领导观点出发，而是在一、二、四方面军整个利益上着想。先机占领中卫，既可更有利实现一、二、四方面军西渡打通远方，又能在宽广地区达到任务。此心此志，千祈鉴察。关于统一领导问题已有具体提议，因恐同志对西渡计划可发生延误统一领导之误会，故决然如此，从此领导完全统一可期，当可谅解。西渡计划确系站在整个红军利益的有伟大意义的正确计划，现我们仍照西渡计划行进，望以此实情多方原谅。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时机急迫，万祈留意，至祈至祷。[35]

　　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张国焘等人还是说得很客气，同时又在为其西渡极力进行辩解。从电报中看，张国焘对在西兰公路击退胡宗南部是没有把握的，这时到底他是担心损耗红四方面军实力呢，还是害怕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呢?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张国焘的这种心态我们也可以从两河口会议后，他消极对待北上，不愿意红四方面军担负与胡宗南部作战中反映出来。[36]

　　张国焘说一旦红四方面军北上后，攻占宁夏、甘北的态势就会明朗，从而引发国民党军队极早对这两个地区增兵，增加以后我军对这两个地区作战的难度。张国焘率先占领甘北，确实可以占有先机，消除了国民党军占领甘北后给我军作战所带来的困难。但红四方面军抽兵河西确实会给红一方面军作战带来巨大困难，严重影响宁夏战役计划的顺利实施。这里实际上是实施宁夏战役，还是控制甘北那个占第一位的问题。

　　至于红四方面军向河西进军，能否调动国民党军继续西进进入河西，减轻红一方面军的压力，这里仅是一个设想，能否实现尚等进一步观察。以前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歼灭国民党军队，才能打破它的进攻，扼制它的进“剿”。因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采取避战而非歼灭国民党军的方式，是难以扼制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红四方面军进入河西后，这恰巧给国民党军提供了对红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就当时战场的态势来分析，胡宗南部以在河东和红一方面军作战更为便利，因而张国焘想调动胡宗南部进入河西减轻红一方面军压力的设想恐怕难以实现。

　　九月二十六日深夜，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又向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发出《红四方面军执行西渡计划》电，在质疑中央方针的同时，强调四方面军已照计划行动，企图以红军西进的既成事实逼迫中央认可。电文如下：

　　(一)胡宗南部入甘，不知兄等有何根据来估计在隆、静、定、会道上不致于有严重战斗。

　　(二)如四方面军转移到海原和甘北地区，敌是否能估计我军以宁夏和甘西为战略退路?是否会设法阻碍?

　　(三)如四方面军西渡，兰州、凉州间约有五百八十里，敌决不可能限制我于青海一角。

　　(四)现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请注意敌有可能从固原、中宁间将一方面军截为两段，希妥为布置。

　　(五)请参看二十时电，如兄等认为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希即明令停止西渡，并千告今后方针。时机急迫，万祈鉴察(如西渡计划仍应执行，则育英同志望于一月内在靖远附近与我们会合)[37]

　　九月二十六日二十二时，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又在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禁止，决照此计划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我们在一月内能在靖远附近会合，请善解释，决不可使全党全军对会合失望。”九月二十六日，他们在给曾传六等人的电报中，认为“我军由兰州西渡河，先占领甘北计划有伟大历史意义：(一)争取广大而巩固的西北后方;(二)会合一方面军;(三)联合回民打马步芳;(四)在更有利地区消灭胡宗南;(五)接联(连)外蒙和苏联。请大大宣传，形成思想上团结一致。”[38]

　　从以上所引的史料中我们看到，面对中央的批评，张国焘仍然执迷不悟，还在为自己辩解，极力主张西渡。当然，他们在电报中也说得非常委婉，留下了回旋的余地，表示如果党中央明令禁止，就停止西渡。但是从电报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西渡的倾向性还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既着力西渡，又表示听从党中央的号令，反映出他们对西渡占领甘北、甘西的一种矛盾心态。正是由于存在这种矛盾心态，才使得他们既有可能在受到强大压力时会同意重新北上，也有可能一旦西渡占领甘北、甘西后，遇到困难时会信心动摇，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

　　(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反对张国焘率军西渡而进行的斗争。

　　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夺取宁夏问题。毛泽东发言说：今天讨论一个军事问题，就是夺取宁夏，大体计划已定下来了。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夺取宁夏的胜利，对开展局面有决定的意义，陕甘亦可巩固。

　　同日，毛泽东就夺取宁夏、打通苏联问题，同周恩来、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并致任弼时、贺龙：“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宁夏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39]

　　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和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宁夏和甘西这两个发展方向上，重点在宁夏而不是甘西，占领宁夏是当前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首先向宁夏发展，这不仅是由于宁夏在西北地区所具有的特殊地缘战略位置和丰富的物产资源，而且也由于国际来电说占领宁夏以后才给红军提供援助。要占领宁夏，就必须“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这就是说红四方面军必须北上，和红一方面军一起首先阻止胡宗南部，而后联合攻占宁夏才有把握。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毛泽东和张国焘在战略发展方向上的分歧。毛泽东主张，红四方面军北上后，在红一方面军的配合下，首先扼止胡宗南部，而后红一、四方面军联合占领宁夏。在占领宁夏，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向甘西进军。而张国焘认为，红四方面军北上在西兰大道乃至静、会地区和胡宗南部决战不利，因而首先应该西渡黄河，占领甘北，以一部配合红一方面军渡河，并以主力适时向甘西发展。这是他们分歧的关健。

　　九月十九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致电朱德、张国焘、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指出：“胡敌由陕入甘，时机紧张，如我军指挥不集中，兵力无具体适切部署，则良机可以都全失去。”并提出建议：“马上以军委主席团集中三个方面军作战。岷县朱张，陕北周王，应迅速亲临前线会合工作。”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复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英：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四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主席团地点暂在同心城附近为宜。[40]由贺龙、任弼时等红二方面军的领导人提出统一指挥问题，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及时的，也是具有针对性的，这实际上是以统一指挥的名义将三个方面军置于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这就对张国焘的行为作出了重要限制。

　　为了消除张国焘的顾虑，增强党内团结，促使张国焘能够率军北上，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贺龙、任弼时：已照来电向部队大动员，拥护与庆祝会合胜利，并通知全党全军注重当前的政治任务，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林育英俟朱、张到达界石铺大道即动身来前方。[41]

　　在张国焘西渡后，开始收缩兵力，这样在胡宗南部快速推进的情况下就给红一方面军造成重大威胁，因而毛泽东不得不命令红一方面军部队迅速南下，占领界石铺地区，阻止胡宗南部。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接朱德来电，张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为使胡宗南不占去先机，请加派有力部队南下交红一军团指挥，增兵界石铺并分兵至隆德、静宁大道游击。至要。

　　同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再次表明与张国焘之间的争论应该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电报说：胡宗南部陆续入陕，企图压迫与消弱红军，隔断中苏，隔断东北军与红军，然后强迫我们就范，成立妥协。我们的对策：

　　第一步骤似应集合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及其南北，给胡宗南以相当打击，使其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第二步骤以两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以一个方面军控制胡宗南，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一环。至于第三步骤则在占领宁夏之后，那时我们已得远方帮助，处于有利地位，分兵略取甘西、绥远、乃至重占甘南均甚容易。电报还说：红一方面军一师已占领界石铺，红四方面军宜以先头师迅速进入，余部陆续北上。[42]

　　这里我们看到中央对下一阶段三个方面军作战的战略布署，其要点还是三个方面军集中作战，红一、四方面军首先联合攻占宁夏，红二方面军担任牵制任务，然后再攻占甘西。

　　在红四方面军西渡后，阻止胡宗南部的任务就由红一方面军来承担，这就加大了红一方面军的作战压力。毛泽东一方面要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抢占先机，提前作好准备，同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调红二方面军北上，协助红一方面军。对于张国焘说得渡河后红四方面军以一部来策应红一方面军占领宁夏，毛泽东并不太相信，无奈之下也只好听之任之。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四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渡河，谋占永登、凉州，其通渭部队二十四日撤去。据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卫策应一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电报强调目前阻止胡宗南西进仍属重要，界石铺仍应确保于我手中。同时，又电彭德怀：“四方面军既向西，应考虑何时由何地策应二方面军北上问题。”[43]

　　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国焘动摇，老总(指朱德。—引者注。)曾有电来表示很不满意，说到漳县与张等开会，但结果仍是西进。其参谋长周子昆电告，部队已动，在通渭者二十四日撤，其部署是经永靖渡河向乐都进。他们有造船工人，据云造船不成问题。但我所虑者，毛、胡(指毛炳文、胡宗南。—引者注。)将先据乐都，且将先据永登、凉州，遮断其西进路。所谓一部出中卫策应，恐是空中楼阁。”同日，毛泽东、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秦邦宪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本日，毛泽东又与林育英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44]

　　由这些电报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对张国焘声言西渡后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河一事感到是“空中楼阁”，没有什么希望。同时，也对红四方面军西渡后的发展甚为忧虑，还通过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作张国焘的工作，表示红一方面军主力南下接应红四方面军，坚定张国焘的北上信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直接发电报给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能够改变西渡计划，继续北上。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致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告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关于坚持四方面军执行北进方针的意见，指出：“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而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布署(即关于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引者注。)，迅从通渭、陕西线北进，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牵制敌，则万无一失。”复电强调说，务请顾及整个局势。采纳北上方针。[45]

　　本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甲)中央明令已下，请速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乙)俟得复电，我二师即出庄浪、秦安策应。

　　(丙)胡宗南之补充旅已由会宁退兰州，会宁城仅留二个连，甚恐慌，有袭占该城可能。胡之余部不敢走西兰大道，向宝鸡、天水进，我二方面军足以钳制之。二师出庄浪后，胡更不敢冒进。四方面军现有充分时间进入隆、静、会、定大道，敌无阻止可能。

　　(丁)兰凉线虽有五六百里，但沿途人户稀少，粮食不足，且中有大雪山。此为邓发亲历函告者。如敌先占要点，我将遇绝大困难。

　　(戊)请速决速复。”[46]

　　我们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中央是反对张国焘率军西渡，力主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北上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不仅可以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打通国际联系，而且也会保存革命力量，防止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为了打消张国焘的顾虑，从当时国民党军的兵力布署出发，还着重说明在红一方面军的策应下，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不会遇到严重战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张国焘西渡的坚决斗争，成为张国焘后来最终北上的主要原因之一。

　　(4)、红一、二、四方面军指战员反对张国焘西渡的斗争。

　　张国焘西出青海的错误主张，也遭到了一、二、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强烈反对。

　　当时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彭德怀、聂荣臻等人对张国焘西渡黄河洞若观火，真切认识到红四方面军西渡是由于躲避胡宗南部作战，从而使红一方面军失去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夹击胡宗南部的机会，这将导致胡宗南部直接压向红一方面军，使红一方面军作战面临巨大困难。

　　九月二十五日，聂荣臻在复电毛泽东时指出：“ 大帅(指张国焘。—引者注。)此时全系逃避战斗之狡计，将有在临夏偷安可能。”二十六日，彭德怀就张国焘的西退计划在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揭露说：“其目的在黄河、洮河间背靠青海南部，回避胡宗南，使该敌全力对付我一方面军，破坏打通国际计划。”并认为张国焘所说在渡河后援助红一方面军夺取宁夏，“这完全是鬼话，事实上很少可能。因须渡河器材，黄河既无桥梁又无船只，造船需时过久，敌备更严。”至于张国焘所提出红二方面军经略阳、郿县，接通红一方面军的提议，“这是自欺，目的是使二方面军回岷县就张之范，或出陕南，使之在事实上不能与一方面军会合，证明其军阀主义思想更进了一步。”当日，彭德怀还致电西北局与一、四方面军领导人，委婉地指出张国焘的西进计划“欠妥善”，红四方面军出青海地域虽大，但无发展余地，天险限制不易作战，而且会失去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配合，造成战略上的不利局面，建议西北局“冷静考虑”四方面军的行动。

　　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等，在得悉张国焘要西渡黄河进军青海时，也以焦虑的心情于九月二十五日就党和军队统一领导和作战方针，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请红四方面军停止西进。电文表示：

　　(甲)你们提议以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义统一党和军事方针之领导，我们认为这是为着党的顺利团结、加强党在目前紧急关头中对革命战争领导最适当的建议。

　　(乙)关于一、二、四方面军目前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否则，只有利于敌之各个击破，于革命与红军发展前途有损。我们已向陕北建议，根据目前情况和三个方面军实际情况，做出三个方面军行动的最后决定。

　　(丙)以四方面军目前位置再北移转会宁地区，尚不致丧失时机。我们请求你们暂以四方面军停止在现地区，以待陕北之决定。陕北与国际有联络，因国内情况较明了，而且与各方面行动、统一战线有相当基础，必能根据各种条件订出有利整个革命发展的计划。”[47]

　　九月二十七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秦邦宪、王稼祥，请中央决定四方面军的行动。电文说：“你们与朱、张来电俱读悉。国焘等同志已提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义统一党的领导，并请中央最后决定四方面军行动。我们建议中央即按各方情况与需要，迅速做出三个方面军目前行动计划的决定。我们已电朱、张、徐、陈，请求暂令四方面军停止现地，以待中央最后决定。”[48]

　　由以上引用的史料中可以看到，红一、二方面军领导人反对张国焘西渡，要求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军会师，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任务。这样来自红军三大主力中其他两支主力领导人的意见，就成为推动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的重要因素。

　　这个时候，红四方面军内部又出现了不同意见。徐向前回忆：“我带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张国焘他们继后。过了洮州，向老乡调查。据老乡说，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根据这样的地形、气候条件，我觉得渡河的计划难以实现。遂返回洮州，向朱、张汇报。”[49]原先徐向前是主张西渡黄河的，这时他转变了态度。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而朱德本来就反对西渡，主张北上。在他们的带动下，红四方面军的不少高级干部逐渐转变过来，这就成为从红四方面军内部推动张国焘北上的一个有力因素。

　　这样我们看到，通过红一、二方面军领导人的斗争，同时在红四方面军内部朱德等人不懈的斗争，中共中央坚决主张红四方面军北上并做了大量工作，再加上当时西渡黄河地形、气候条件的限制，这样就使张国焘对进军方向不得不重新予以考虑，这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召开的背景。

　　(5)、 中共中央西北局洮州会议又重新确立北上方针，挥师北上。

　　九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洮州举行会议，研究、讨论了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傅钟、李卓然、肖克等。

　　会上朱德对张国焘苦口婆心地进行了劝导与帮助，指出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徐向前、陈昌浩也纷纷表示拥护朱德的意见。这样，在朱德和西北局成员及四方面军大多数领导同志的强烈要求与主张下，处于无可奈何境地的张国焘不得不表示同意北上。会议最后重申了岷县三十里铺会议精神，做出了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的决定。对此，肖克指出：“朱德同志又在洮州西北局会议上，详说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北进的理由。徐向前同志语重心长地说：鄂豫皖来的老同志也不愿向西走了……他和陈昌浩、傅钟、李卓然同志还有我都起来拥护朱总的意见。张国焘无可奈何，才同意部队回头。”徐向前也指出：“朱、张在洮州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一致决定放弃西渡计划。”

　　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结束后，九月二十七日二十时，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党中央及红二方面军领导，通报了北上决定：“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现时据考察兰州西渡河须时较长，有可能失去占领永登一带先机之利。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八日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50]

　　获悉红四方面军重新北上后，毛泽东令红一方面军立即南下，策应红四方面军北上。九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朱德、张国焘来电说：“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先头师十月四日可到通渭，八日到界石铺。”为策应红四方面军北上，红一方面军第二师应立即南下，取直径超越隆静大道，相机袭取庄浪、秦安、天水，然后在大道渭水之间向华亭、陇县广大地区纵横游击，成为三个方面军之中间的战略支队。[51]

　　九月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签发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四方面军以迅速出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地区，争取迅速与一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巩固、扩大甘陕宁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友军，接通外蒙、苏联为目的”。其纲领是：“以主力扫除陇西、武山之毛炳文部，进出于通渭、界石铺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合，迎击西进胡敌部队，以一部东进武山、甘谷间，迷惑天水敌人，折向北挺进于庄浪及其以南、以东、以北地区，发展扩大该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与策应二方面军之行动，并钳制胡敌。”三十日，红四方面军分为五个纵队，相继由岷县、临潭等地向北前进。[52]

　　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告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回师北上之电敬悉，各同志十分佩服与欢慰。”“兄处似宜即用原占通渭部队，日内迅占通渭，以取先机。”[53]

　　这样经过一番艰难复杂的斗争，张国焘终于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了。

　　(6) 红四方面军北上面临的局势出现隐忧。

　　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干扰，红四方面军回头北上时军情已发生了不利于红军的变化。对此张国焘说：“我们由岷县前往通渭开会的时候，军事情况已有不能乐观的迹象。”陈昌浩曾说：“虽然达到四方面军东进之目的，可是停顿延宕，东驰西调，以至纵逝了许多宝贵的时机，使敌人从容集中，而我军则慌忙应付，种下了以后战局上极严重的恶果。”“首次西北局决定东征后，应当继续坚持东进，如果这样则会合时间早在二十天前，局面当大有不同。”[54]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张国焘节外生枝，主张西渡，从而延误了北上时间。这样就使得在西北的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胡宗南部能够从容集结，形成对红军作战的有利态势，使红军失去作战先机，造成了红军以后作战的困难。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使红军难以及时扼阻胡宗南部。而能否扼阻胡宗南部却是宁夏战役计划能否顺利执行的先决条件。这样基于难以扼阻胡宗南部而导致的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就成为西路军形成的一个重要背景。

　　5、从张国焘自述中来看张国焘的西退动机。

　　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甘南期间，张国焘又一次主张向甘肃、青海退却。后来张国焘在谈到这次西退问题时曾说：

　　“我们乃决定全师北上。决定由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率二方面军和罗炳辉军为右路，出甘肃的岷县、静宁，进到海原一带的甘北地区。总司令部则率原四方面军和董振堂军为左路，经岷县取道泷(陇西)通渭，折而向西，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

　　上述的军事行动计划，就军事上说来，是企图拥有西北的一大片地区，即以陕北的红军居右翼，红四方面军在夺取河西走廊之后，居于左翼，二方面军在到达甘北之后，则居左右两路的中间地位。在政治上说来，是增加我们与张学良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是局限于陕北的弹丸之地，而且握有甘北甘西一带地区，这不仅可为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通往苏联的道路。

　　陕北同志赞同我们的这个军事计划，一直在催促我们北进，似乎没有我们的实力作资本，就不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二、四两方面军的同志都很满意这个决定。在二方面军来说，他们居于中路，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可起桥梁作用，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摩擦。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这是四方面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55]

　　“……我们总司令部仍本原定西进计划行事。陈昌浩率先头部队一度围攻岷县，不克，伤亡四百余，消耗了大批弹药，乃率部经通渭，进占了会宁县城，并勘察兰州东北靖远的渡河地点。徐向前率主力驻扎在通渭，监视天水之敌。总司令部则驻岷县附近，直接指挥一个军，向临潭及其以北地区挺进，以勘察兰州西南面的渡河地点。

　　就在这个时候，陈昌浩提出了改变整个军事计划的建议，他主张我军应留在甘南地区。他由会宁前线，专程赶往总司令部与我面谈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的军事行动延误了约两个星期。

　　陈昌浩受到陕北电报的影响，过于乐观，对西北的抗日局面，估计过高，而对蒋介石控制西北的能力和剿共的决心，又估计过低，他主张四方面军应在甘南建立新根据地，与陕北苏区成犄角之势。对于党内的政治情况，他又感到忧虑，指出陕北已与莫斯科发生联系，又快要与张学良、杨虎城组成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在政治上显然已占上风。他提议召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确定红四方面军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并要求我驰往陕北，解决党内争执问题，以期四方面军不要受到莫斯科的歧视，在中共党内和未来的抗日联合政府内获得适当的地位。

　　这是我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意见冲突，而且发生在这个紧急关头，自然是一件颇伤脑筋的事。他的心情显得矛盾，他一面很敬重我，并且非常珍视我们这些年来无间的合作。另一方面觉得我有不满共产国际的表示，而他则正想避免这一点。他指出我已住预先见到苏维埃政策的错误，这虽是正确的见解，但在莫斯科看来，不免是对共产国际的信仰不够坚定，这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前途。我认为这时来讨论改变军事计划，会贻误戎机，但仍答应他去通渭召开高级干部会谈。

　　我们由岷县前往通渭开会的时候，军事情况已有不容乐观的迹象，右路军经天水附近北进时，曾受到胡宗南部的截击，颇有损失，正向靖宁以北地区急退，因此我们的东面顿显空虚。又据情报，胡宗南、朱绍良、关麟征、毛炳文等部敌军正向天水平凉西移，蒋介石并严令他的这些嫡系部队迅速截击我军，阻止我军与陕北军会合。

　　通渭会议根据这些情况，研讨军事计划，认为停留在甘南地区甚不合算。我们认为蒋介石既能调动十几个师的嫡系部队到甘肃来，那么张学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就大有疑问了。如果我们停留在甘南，在不利的情况之下，会被逼退到毛儿盖一带去，而‘抗日’的口号已经叫出，再往南退就会影响士气。如果我们突破敌人的包围，向陕北前进，沿途会受到敌军的截击，而且所有红军都挤到缺乏粮食的陕北，反而引动敌军集中包围一处，自然更为不利。

　　这些情况摆在我们面前，陈昌浩便撤销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提议，认为应照原定计划，迅速从靖远渡河西进。他这样很快的接受会众的意见，使得大家都颇为高兴。但多数干部不满陈昌浩这个冲动的主张，指责他独断的进攻岷县，使第九军蒙受创伤，是违背原有军事计划的行动，接着又按兵不进，要求举行会议，延误了渡河的时机。这件事破坏了高级干部间的和谐，也种下了西路军失败的根苗。

　　关于解决党内争端问题，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对于这一点，我声明我主动的去陕北，足以表示内部团结的诚意，一俟西进计划顺利实现，我决这样做。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经解除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了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由于陈昌浩这一主张所召开的通宵会议，许多事经过研讨和解释，结果相当圆满，我们在全军中展开宣传，提出我军的西进计划正确而又合时宜。在政治意义上说来，我们若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可以保障未来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后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在军事意义上说来，可以分散蒋的兵力，河西走廊、陕北和西安三点，将使蒋在甘肃的军队处于多面受敌的境地。我们现在所应努力的是迅速渡河，训练对付骑兵的技术，以及与回教人民建立友善关系等工作。”[56]

　　在张国焘这一大段关于西退的自白中，讲到他和陈昌浩的第一次争吵，实际上是在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做出北上决定后他和陈昌浩就北上和西退的不同意见进行的争论。张国焘在回忆中将自己违背西北局会议做出的北上决定反说成陈昌浩要改变军事计划，将红四方面军在甘南滞留的责任推到陈昌浩身上是与史实不符的，其他还有象他说的陕北好象没有他们就难以形成西北抗日局面就带有几分吹嘘。至于张国焘说陕北中央赞同他们向西退却，也没有准确地反映史实。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原先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共同进行宁夏战役，但在张国焘表示异议后，又一度同意由红一、四方面军分别向宁夏和青海、甘肃进军，并报告了共产国际。但在共产国际表示从宁夏提供援助后，中央又决定红四方面军北上与红一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除了这几点外，我们看到其他内容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这个回忆中，张国焘鲜明地表露了他主张的西退计划。这个西退计划在张国焘的行动中是一以贯之的。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回忆中来解析张国焘在北上会师后以执行宁夏战役的名义乘机西渡，实现他梦寐以求的西退计划。这也就是后来西路军形成乃至失败的主要原因。

　　张国焘讲了他不愿意到陕北的原因：一是他认为胡宗南等国民党中央军开进陕北后，他对抗日局面能否形成表示怀疑。如果到了陕北，鉴于当时红四方面军是三支主力红军中最强大的一支力量，必然要承担起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的重任。因而，从避战考虑，他自然不愿意到陕北。二是他处于维护个人利益的考虑。张国焘借用多数人的口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先执行西退计划，要到河西走廊去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后他再去陕北。三是他说陕北粮食缺乏，难以供养大军。这确是实情，不过为什么张国焘不主张向东发展，而主张向西退却呢?东部应该更有发展的潜力啊!四是红军三大主力均到陕北，会吸引敌人集中兵力包围一处，自然更为不利。这种说法倒更像一个借口。当时经过长征后，红军三大主力均遭到了消弱。只有集中主力，才能显示出力量，防止被敌人各个击破。同时，红军到达陕北，兵力集中后，当然会吸引国民党军到这个地区。而要与国民党军作战，鉴于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兵力比红一、二方面军的总和还要多，作战的重任必然要由红四方面军来承担。在张国焘当时没有掌握中央领导权的情况下，这是他所不情愿的。他要保全红四方面军，因为红四方面军的安危直接关系到他今后在党内的发展前途和政治命运。因而，他想让红四方面军向甘肃、青海退却，在河西建立根据地，以此来巩固乃至提高他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我们从张国焘的回忆中看到，当时有不少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赞成西退。这也可以从我们现在搜集到的有关史实资料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印证。这些高级干部赞成西退，不仅是因为对东进北上和南下西退的认识理解不清，而且也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施行家长制统治所形成的盲从有关，也是处于维护红四方面军的局部利益和他们个人利益需要的结果。这就构成张国焘能够实施西退的组织基础。

　　张国焘虽然对自己向西退却从政治上、军事上也作了一定程度的论证，我们从张国焘对西退计划的回忆中看到，他当时不仅有这样一个西退计划，而且对这个计划的施行坚信不已，表示了乐观的态度。而且这个计划还得到了红四方面军不少高级干部的支持。虽然在甘南，张国焘向甘肃、青海退却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但是随后北上会师后，张国焘在渡河期间却置中央要求击破南敌于不顾，在红四方面军一些高级干部的支持下，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九军过河，造成既成事实后，再迫使中央承认，以图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实现他向河西退却的愿望。这样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最终导致了西路军的形成，

　　6、张国焘西退原因的深层分析。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北上东进，而张国焘却主张南下西退。这是战略方针的分歧。那么，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分歧呢?下面我们对此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1)认识问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出现这种分歧，首先是由于他们对当前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认识的不同造成的。

　　张国焘认为，红军三大主力退出根据地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红军北上东进，就要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从而遭受很大损失。因而就应该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进行休养生息。川康和甘肃、青海就是这样的地区，因而他提出南下西退的路线。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革命根据地是通过进攻创建起来的。红军退出根据地后，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是在低潮的时候更要提高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仍具有较强的力量，是能够通过和国民党军作战创立根据地的。川康和甘肃、青海地区，是少数民族居住区域，经济落后，物资匮乏，扩红筹资困难，处于这一地区就会使革命力量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而向东发展，人口众多，物资丰富，经济条件较好，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中国的腹心区域在东方，只有向东发展，才能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对中国政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这为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中国共产党只有向东发展才能适应民族战争的要求，承担起民族战争的领导重任，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才能够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向北发展，地域开阔，便于回旋，不易形成敌之封锁，而且靠近苏联，也便于打通苏联联系，解决根据地的靠背问题，形成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与苏联之间的策应与支持。

　　我们知道，张国焘的南下已经失败。在南下失败后，他又想西退。张国焘只看到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敌人的力量是强大的，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受了巨大损失。他没有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军阀林立的国家，存在着蒋介石中央军与各派军阀的矛盾以及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同时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加剧，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制约着其他矛盾的发展。这一系列矛盾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这些矛盾的作用和发展就为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创造着条件。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看到了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孕育着向高潮发展的因素，因而主动地、自觉地为摆脱低潮创造条件，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因而就要北上东进，而不能南下西退。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在认识上的主要分歧。这种分歧关系到红军发展的方向和未来。

　　(2)利益问题。

　　张国焘除了这种认识的分歧外，还有利益的纠葛。这种利益的纠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自己所主张的战略方针化为全军的实际行动，从而提高自己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地位与影响力。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东进北上路线，而张国焘则提出南下西退路线。在南下失败后，张国焘又极力主张西退。到底那个路线是正确的呢?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广大指战员，就是不少高级干部也没有认识清楚。当时，在军事力量对比上红四方面军占有优势，而张国焘在中央却不占优势。虽然后来应张国焘的要求中央同意增补了几名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但是张国焘在中央仍然难以取得优势。如果按正常表决，由于张国焘在中央不占优势，他主张的南下西退路线就很难在中央通过，化为党和红军的实际行动。因而，他就想通过自己造成既成事实的行动，迫使中央承认他的路线，通过自己所主张的行动路线被中央接受，化为全军的实际行动，从而事实上提高自己在中央的地位和影响力。

　　二是处于保全红四方面军的考虑，因而主张向西退却。如果张国焘从保全红四方面军的角度，提出向西退却主张，就便于打动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从而使张国焘的主张在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产生共鸣。因为这不仅仅是从他个人的权势和地位，而是从红四方面军全军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涉及到更多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的切身利益，因而就便于张国焘获得更多的支持者。我们看到，张国焘主张西渡的原因是由于北上要和胡宗南部作战。他以前主张南下，也是处于担心与胡宗南等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的缘故。这样不论南下还是西退就绕开了胡宗南等国民党中央军，达到了保全红四方面军的目的。这样他以保全红四方面军的名义来要求西退就便于获得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支持。当然，我们也承认红四方面军中的广大干部并不是斤斤计较于个人得失，沾染本位主义的气息，而是识大体，顾大局的。我们可以从右路军过草地后，徐向前、陈昌浩主动要求由红四方面军攻打包座来得到证明。但我们也不能不说，当时在红四方面军中确实有一些高级干部在保存红四方面军的问题上和张国焘有着一致性。

　　三是张国焘处于保全个人利益的考虑，主张向西退却。我们从前文陈昌浩及张国焘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张国焘担心如果到了陕北，可能要他交出兵权，这是张国焘所不甘心的。因而他要到青海、甘肃去，打通苏联联系，获得武器装备，想依靠红四方面军的力量重新创立一块根据地。如果张国焘创建的根据地能够不断发展，红四方面军在发展中进一步壮大，他觉得中央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他就不但可以继续保持对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同时也取得了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基础。这样处于保全个人权势和地位的需求，就成为张国焘极力主张西退的内在动机。

　　张国焘也提出如果三个方面军都集中在陕北，就粮困难，难以养活大军。初听起来，确实有些道理。不过，我们要问的是，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向东发展，却一直坚持向西退却呢?这显然是一个幌子。当然，我们也承认，长征结束后，几万大军集中在陕北，就陕北的经济条件来说确实难以供养大军。从这个角度上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的东征、西征，实行的宁夏战役，包括张国焘向甘肃、青海的退却，都是为了拓展根据地而展开的行动。

　　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中央实施的宁夏战役是正确的，而张国焘向甘西的进军就是错误的呢?他们可都是向河西的进军啊!

　　我们认为，宁夏就西北地区来说，是比较富裕的地区，经济条件较好，便于供养大军。从当时发展态势来看，如果控制了宁夏，我党就不但可以建立巩固的抗日后方基地，有力地策应陕北根据地的发展，而且鉴于宁夏是西北的枢纽，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还可以打通苏联联系，东出绥远，西进甘肃和新疆，大大改善我党在西北的处境。当时共产国际表示红军攻占宁夏后，就可以给中共提供援助，这也是发动宁夏战役的一个重要原因。占领宁夏后，红军还可以随时出动到绥东抗日，国民党军也难以通过沿河封锁将我军局限于河西地区。

　　如果向甘肃、青海退却，那么，不但在政治上对我党不利，同时如果国民党军沿黄河布防，我军就有可能局限于河西地区，难以向东发展。而这一地区地瘠民贫，经济落后，人口稀少，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就会受到极大限制。

　　在三大主力红军先后退出根据地，遭到严重消弱，又面临国民党重兵“围剿”的情况下，我军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分兵更有利于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因而从大局计，我军只有联合行动才能完成重大的军事行动。同时，红一、四方面军联合进行宁夏战役，还是各自分兵进攻宁夏和甘肃、青海，这又是关系到红四方面军是否置于党中央领导之下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组织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从实质上反映出张国焘是服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挥，还是以此来谋取私利，仍然要搞“独立王国”。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不是最终为了向西退却，而是为了向东前进而向西所作的一个小的退步。这个退步就是为了建立巩固的后方，留下必要的回旋余地，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向东发展。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为了前进而向后退一步的道理。而张国焘的向甘肃、青海退却，则是将红军主力拉向甘西，而反对红军向东发展，这样就会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被局限于河西而难以得到发展。

　　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在形式上同样都是向西发展，但是却在本质上不同的原因。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开始要求红一、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但在张国焘表示异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征求前方指挥员的意见后，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分别向宁夏和甘西进军，并将这个决定报告了共产国际。但在共产国际表示对红军从宁夏提供援助后，同时也鉴于宁夏地区的经济条件及在西北地区的重要地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决定红四方面军北上和红一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在宁夏战役完成后，再向甘西进军。但是张国焘却仍然坚持向甘肃、青海退却的主张。因此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以及三个方面军之间，同时还包括西北局内部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终迫使张国焘取消了西退计划，率军北上。但是这种斗争却耽搁了时间，先前南下的胡宗南部这时在两广事变结束后迅速北上，从而使北上执行宁夏战役的形势呈现出复杂的局面。由于西退计划在张国焘心目中已经占据根深蒂固的位置，虽然这次在甘南没有能够实现向西退却，但是随后宁夏战役执行期间，就又一次乘机发作起来，并最终导致了红西路军的形成。

　　四、暗渡陈仓—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西路军最终形成。

　　根据红军会师前后的实际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当时河东红军处于国民党南北两敌的夹击之中。由于南敌推进迅速，于是在击破南敌和渡河问题上，执行宁夏战役还是向甘西退却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最终成为导致宁夏战役被迫中止和西路军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

　　根据前文我们引用的史料知道，宁夏战役计划原来打算是在黄河结冰后实施的。因为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计划。那么，是那些原因导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计划呢?

　　(1)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为提前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创造了条件。

　　我们知道，中央原先决定红一方面军单独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同意红四方面军向甘肃、青海进军。后来在得到共产国际从宁夏提供援助的消息后，为攻占宁夏，打通国际联系，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共同实施宁夏战役计划，红二方面军担负牵制和策应任务。虽然张国焘在北上问题上出现过几次反复，但毕竟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我党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这样就使在河东的红军陡增为六万多人，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实施宁夏战役计划提供了条件。这样即使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中央就能够通过分兵的方式，以河东红军之一部抗击国民党“围剿”军，另一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这就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提供了兵力上的保障。

　　(2)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生存需要及渡河工具的解决，为提前实施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了迫切要求，也提供了技术保证。

　　红四方面军有一个造船队，能够立时造船渡河，这样就解决了渡河的工具问题。为提前发起宁夏战役，西渡黄河提供了技术条件。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将红四方面军的造船能力向中央报告后，进一步坚定了中央提前发起宁夏战役的信心。同时，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就靠陕甘苏区的物资供给远远满足不了红军的需求，当时的红军面临着经济上的巨大困难，而宁夏则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地区，因而攻占宁夏，拓展根据地，解决物资供应，就成为当时红军的迫切任务。

　　(3)国民党对会师后的红军发起大规模“围剿”，为扩大根据地，打通苏联联系，粉碎国民党“围剿”，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

　　我们知道，在宁夏战役计划策划时，当时适逢两广事变。蒋介石正专意于西南，为镇压两广事变，调胡宗南部南下，这在客观上减轻了西北红军的压力，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提供了有利条件。而红军大会师后，两广事变解决，胡宗南部已经重新北上，集结于陕甘南部，给红军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带来很大困难。

　　面对红军三军会师的局面，蒋介石为消灭红军，制定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计划。计划第一步组织发动“通渭会战”。令胡宗南部第一军推进至泰安、清水地区，王均部第三军两个师及关麟征部第二十五师向天水、甘谷集结，毛炳文部第三十七军向陇西、武山、榆盘集结;东北军于学忠部从兰州抽调两个师前进至定西，王以哲部控制平凉、隆德、静宁一线，董应斌部抽两师推进至固原一线策应;马步芳、马步青部沿黄河西岸筑碉防堵。蒋介石企图在西兰通道地区与红军会战，给红军主力以致命打击，防止红军西渡黄河。第二步组织发动最后“围剿”。集中几十万大军，配备百余架新式战斗机和轰炸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主力红军压迫于黄河以东、西兰大道以北地区，一举消灭。所剩“残匪”，予以和平“收编”，收编数目不超过五千人。 [57]

　　在国民党大规模进攻下，红军为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向宁夏进攻，通过占领宁夏，拓展根据地，形成对陕甘根据地的策应与支持，扩大防御作战的战略纵深，打通苏联联系，获得武器装备，这是有利于粉碎国民党“围剿”的重大举措。

　　(4)张学良的建议也成为中央提前发起宁夏战役计划的一个推动因素。

　　鉴于蒋介石在进攻红军的同时想乘机观察张学良、杨虎城的动向，如不服从军令，则撤职查办，并将东北军、西北军调离西北，肢解消灭。国民党军队作战计划为张学良所知晓后，他既不愿意进攻红军，但又不能违抗蒋介石的命令，感到非常着急，就及时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通报了消息，表示将尽量拖延蒋介石作战计划的实施，并建议红四方面军迅速通过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会合，执行宁夏战役。张学良希望“朱、张速通过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会合，执行宁夏战役。”十月九日，毛泽东、周恩来将张学良的意见向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作了通报。[58]

　　我们知道在中共抗日政策的感召下，我党与张学良、杨虎城部建立了统战关系。本来，在面临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发起的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我党领导的红军面临着巨大压力。张学良建议中央早日发起宁夏战役，表示在国民党进攻的时候给我党领导的红军以尽可能的策应和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我党对来自国民党巨大军事压力的担忧。同时，张学良看重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因而提前发起宁夏战役计划，打通与苏联联系，还具有分化国民党“围剿”军，巩固与张学良、杨虎城部统一战线的意义。

　　(5)共产国际表示及时从宁夏提供援助的承诺，进一步促使中央下定了提早发起宁夏战役的决心。

　　九月二十七日，共产国际电告中共中央，告知苏联只能从外蒙给中国红军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并前伸到外蒙接取物资。十月二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提出希望得到包括相当数量的飞机、大炮的清单后，十月十八日，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明确了援助物资的数量和具体接运方式。电文说：负责供给一百五十辆汽车，并保证提供司机和所需的汽油，以便来回两次将货物运到你们指定的地点。但货物不象你们二日电所要求的那样多，它大约有五百五十吨至六百吨左右，其中没有飞机和重炮。……为此，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收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59]

　　以前，共产国际只不过是有表示提供援助的意向，而现在共产国际就提供援助的方式、行进路线及援助清单，都予以明确和具体化。这是共产国际与中共就援助问题的最后商议，在取得一致意见后，就按此方案进行实施。这种商议的结果更进一步坚定了中央发起宁夏战役的信心。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央提早发起宁夏战役计划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提供的条件，又有红军生存的需求，还有粉碎国民党“围剿”的军事需要，也有坚定抗日友军的现实要求，以及共产国际的具体承诺。即使有了这些条件和因素，中央也并没有匆忙行事，而是在广泛征求意见，以使决策放在稳定可靠的基础上。

　　因为发起宁夏战役，就要西渡黄河，因而发起宁夏战役的时机要依红四方面军的造船情况决定。[60]我们从现在的史料中看到，在提前发起宁夏战役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之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还表现在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上。我们看到，在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是没有分歧的。但是随着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开始，河东形势的恶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在红四方面军西渡兵力上的分歧日益公开和尖锐化。这里关健是红四方面军的造船速度。造船速度直接关系到宁夏战役的发起时间，在这方面张国焘似乎比中央还要急迫，为此还与中央产生了一个小小的分歧。

　　张国焘为什么要急于西渡呢?西渡红军的兵力到底是红四方面军一个军，还是红四方面军全部呢?渡河后是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还是为了向甘西进军呢?这时由于张国焘的西渡动机尚在腹中没有显示出来，因而我们还无法判定。不过渡河开始后，我们可以从红四方面军的动向上很快看到张国焘西渡的动机是确实存在的。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张国焘在执行宁夏战役动摇的情况下的两种对策。

　　张国焘北上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张国焘到底采取什么态度呢?

　　为加强对红军三大主力的领导，中央派张浩(林育英)、彭德怀前往红二、四方面军，从政治上加强三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从军事上完成对三大主力红军的统一指挥，真正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实施宁夏战役创造必要的条件。红军大会师后，当时从大局计就是如何能够使红军三大主力并肩作战来实施宁夏战役。中央对张国焘的斗争策略就是要围绕这个原则来进行，以求使他能够指挥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起来实施宁夏战役。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后，并不承认陕北中央，还是希望另建一个“中央”。在遭到陕北中央拒绝后，北上途中，张国焘虽然提出请洛甫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工作，但当时中央还是难以将红四方面军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鉴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影响，中央当时还是要通过张国焘才能有效实施对红四方面军的领导。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影响这个现实出发，对张国焘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将坚持原则和讲究斗争方式结合起来，其目标就是团结张国焘使他能够调动红四方面军参加宁夏战役，同时通过灵活的斗争来消除其思想的消极方面，制止其不利于团结和大局的行为。

　　为了团结张国焘，中央采取了四大措施：

　　(1)中央仍然通过两总(既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来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十月十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朱、张已到会宁，询问见面人员与地点，中央已复。我们意见，以兄西去就他们为宜。“朱、张来电称中央及毛、周、彭，自称西北军委，又一电称执行毛、周、彭所示任务，亦事实上承认我们军委。我们方面曾有两电去，称朱总司令、张总政委，以后即照此种方式解决，以便顺利执行宁夏战役。朱、张以两总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各军作战。为使之增加对于执行军事任务之坚决性，防止可能的动摇性(在目前防止对宁夏战役之某种可能的动摇)，兄须加以特别之注意。” [61]我们知道，张国焘在担任总政委期间，违背中央政治局关于北上的集体决策，擅自南下，使南下红军损兵过半，另立“中央”，分裂党，因此犯有严重错误。尽管这样，我们看到中央也没有变动张国焘在党内和军内的职务。他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可以以总政委的名义来指挥军队。我们由以上的电报可以看到，毛泽东就和张国焘之间的称呼、联系方式及其他有关注意事项叮嘱彭德怀，就是为了搞好与张国焘的团结，顺利执行宁夏战役。

　　(2)中央还是要通过张国焘来领导红四方面军。十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会议，就林育英去红四方面军问题，讨论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和中央的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能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工作怎样做?第一，任命他为前线指挥;第二，张浩(林育英)同志去的任务主要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62]我们知道，当时张国焘掌握着红四方面军，中央尚难以对红四方面军实施有效的领导。中央当时并没有因为张国焘犯了错误就取消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而是要帮助他提高认识，还是要经过他来指挥红四方面军。

　　(3)中央表示妥善处理张国焘的错误。十月十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在和张国焘“见面时对老问题请一概不谈。”[63] 毛泽东十月十六日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时说：关于张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的。但如说到时应指出：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另方面应指出是个别的、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对中央路线的估计不足)，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因为就其整个历史来说，还只是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还有一点，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误，那是应与之斗争的。[64]我们看到，当时中央对张国焘过去的错误采取搁置态度，而且对他犯的错误采取淡化处理的方式，就是为了缩小分歧，增强团结，同心协力来实施宁夏战役。

　　(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张国焘及一部分红四方面军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转变留下了充分的时间，要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使他们想通问题，逐渐转变过来，而不要急于求成，以求使党和红军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复电彭德怀：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国焘及其他干部不可求善太急。我们政策应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使国焘及其他干部逐渐进步，估计他们是可能进步的。[65]我们看到，在要求四方面军干部认识错误方面，中央没有用压制的方法，而是用说服的方法，为张国焘以及一部分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留下了充分的时间。这不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民主作风，而且也提供了一条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方法。

　　由这些措施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着眼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未来，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宽宏大度，目光长远，以求团结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来共同执行宁夏战役，打开西北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尽管张国焘在北上会师前夕承认了陕北中央的领导，但当时中央实际上还是难以对红四方面军实施有效领导，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考虑到张国焘可能对宁夏战役动摇，一再提醒前方指挥员彭德怀要对此加以注意，提前作好准备。一旦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不能参加时，由红一方面军独自执行宁夏战役。十月十三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充分注意个别同志之可能的动摇性。准备在无别部参加时，野战军单独执行冰期计划。”[66]

　　有人可能要说，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擅自南下，使红军损兵折将，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为什么中央在红军会师后就不撤销张国焘的职务，对他进行审查呢?

　　如果我们从当时红一、四方面军的力量对比和维护全党团结的要求以及党内斗争的现实状况出发来进行分析，这种想法恰恰带有浓厚的“左”倾盲动主义色彩。这不但有违于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的干部政策，而且会破坏大局，导致党和红军的分裂。当时尽管张国焘另立“中央”和南下失败在一部分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有了警醒意识，但从总体上他们对中央与张国焘分歧的原因、焦点及张国焘路线的本质及内容还缺乏明晰的认识，中央也尚未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变动张国焘职务的时机尚不成熟。中央也只有从斗争的现实出发，利用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影响力，通过他来做好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执行宁夏战役。我们后来看到就是在批判张国焘路线后，也没有把张国焘个人怎么样，以致于毛泽东后来多次说，要是张国焘不跑的话，还要给他一个政治局委员当。[67]毛泽东的干部政策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干部政策呈现出鲜明的对比。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张国焘还担任着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在红四方面军尚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同时也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中央对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还不能实施有效的领导，红四方面军的不少高级干部对中央的东进路线尚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没有产生执行东进路线的自觉性，同时我们也不排除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保存实力的本位主义考虑，这就为张国焘推行西进路线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张国焘就是利用他所掌握的指挥权来要求红四方面军以执行宁夏战役的名义乘机暗渡陈仓的。毛泽东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当时中央尚未具有领导红四方面军的权威和实力，同时也受到他所制定的干部政策和遵守党内斗争底线的限制，因而只有从这个现实出发来制定对张国焘的斗争原则和策略。这里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光明磊落的革命斗争品质。但最终却难以阻止张国焘的西渡。

　　3、渡河前夕在对宁夏战役“一致同意”下的氛围中蕴含着张国焘又一次西退的思想苗头。

　　我们看到在两广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又集中力量“围剿”西北的红军。驻扎在陕甘南部的国民党“围剿”军主力胡宗南的第一军、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王均的第三军和关麟征部，在北部马鸿逵、马步青和邓宝珊部的配合下，由南往北逐次推进，蒋介石计划乘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机会集中兵力将西北的红军一举“剿”灭。

　　这样我们看到西有黄河天险，南北均有敌军重兵驻防，红军面临的形势非常严重。北部的敌人筑有牢固的城防和工事，既可配合南部敌人进攻，又可依托阵地进行防御，因而如果进攻北部的敌人，就又会打成阵地战和消耗战，得不偿失。而南敌则是“围剿”军的主力，正在向北积极推进，是运动之敌，便于诱敌深入，迂回包抄，创造战机，通过运动战的方式来消灭敌人。因而从当时南北两敌各自所处的状态、兵力分配和作战方式上来看，我党领导下的红军只有给南敌以沉重打击才能防止南北两敌配合起来对河东红军发动进攻，为执行宁夏战役创造条件。当时对南敌是给予歼灭性打击，还是予以牵制，不仅取决于红四方面军的造船速度，而且也取决于南敌的推进速度，更取决于南敌向北快速推进，一旦南北两敌会合后对宁夏战役的影响。

　　十月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在十月、十一月内，似有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的必要，但如果红四方面军的渡河技术能保证迅速在靖远、中卫地段渡河，则自以早渡为妙，对南敌一般可暂取钳制手段。[68]毛泽东不是仅仅主张抗击，而是主张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给南敌以打击。但又没有肯定这一点，而只是根据红四方面军的造船速度来决定到底是采取打击还是抗击手段。

　　在会师前夕，张国焘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执行宁夏战役还是向甘西进军问题上又一次产生分歧。我们先来看张国焘致中央的电报。

　　十月十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电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以渡河为中心，设想了各种情况，对目前军事部署提出建议。电报指出：

　　甲、现日本侵略甚急，速与南京谈判是对的。

　　乙、对目前军事布置，我们有如下意见：

　　(一)四方面军之三十军即向靖远进，协同打拉池之七十三师，布(部)署渡河。三十军以一部向兰州威胁，四军对定西，五军对陇西，九、三十一军对泰安，大大扩展游击活动区，扩红筹费，迟滞胡、毛、王、关的进攻。

　　(二)二方面军主力最好转移到单家集、硝河城一带休整，以一部在界、静、隆、庄间活动。

　　(三)一方面军可否以一部佯攻固原，并以一部配合二方面军在静、隆、庄一带活动，威胁胡侧背，请告。

　　丙、这一布(部)署要点，即靖远渡河布(部)署，宜迅速，因二、四方面军过渭河北进后，我之企图已太明。

　　丁、对胡拟进行外交，表示我先停战，看有效果否。

　　戊、如统一战线有更大成就，一、二、四方面军主力不需渡河，可以四方面军两个军过河在甘北行动，打通远方，其余的可在现地区活动，结冰后以一方面军主力占领宁夏地区。

　　己、如靖远渡河不成功，则须对胡、毛、王为部分决战，阻止该敌，待结冰后实现宁夏计划。

　　庚、如靖远渡河成功，又须三个方面军主力一同过河到甘北时，则首先以四方面军两个军先渡河，接着二方面军跟渡，尔后一、四方面军互为掩护一同过河，黄河右岸留适当兵力活动。

　　辛、这一计划请你们决定告之，并告国际，要求其迅速准备与我接通，如何，盼速复，以便执行。

　　寅、前电贺、任、刘、关同意，告以到通渭、马营后才可稍休息一二天，再行北进静宁地区。二方面军此时宜多得休整机会。[69]

　　这封电报首先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部署提出了建议，指出红四方面军的红三十军向靖远部署渡河，其他四个军呈防御态势，阻止南敌进攻。这里尤其强调要快速部署渡河，因为红二、四方面军过渭河后，我之企图已太明。这里是说从进军方向上敌人可能会判断出我军要执行宁夏战役，会预先作好准备，使我军失掉战机。但这里也蕴含着如果渡河迟缓，一旦南敌向北推进，为赢得渡河时间也就不得不对敌进行决战。这里强调快速渡河实际上也具有避战的考虑。

　　这封电报对靖远渡河成功与否都作了谋划。

　　如果靖远渡河不成功，就要对南敌进行部分决战，待结冰后再进行宁夏战役。

　　如果靖远渡河成功，又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河东统一战线取得成就，红军三大主力不需要过河，这样就由红四方面军出两个军西渡黄河向甘北进军，打通远方，待结冰后由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执行宁夏战役。电报中说的统一战线成功无怪乎就是在抗日的名义下和国民党达成协定，以和平方式阻止了胡宗南部的进攻，使河东形势缓和下来。但在电报中张国焘明确表示红四方面军两个军向甘北进军，打通远方，在结冰后由红一方面军主力执行宁夏战役，这样就修正了中央决定的红一、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的计划。

　　至于电报中所说红四方面军两个军西渡，实际上是指整个红四方面军西渡，而不过是说的比较隐晦而已。我们可以从后来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因故没有西渡留在河东，陈昌浩指责中央分割红四方面军来看，显然他们是不会让红四方面军其他三个军留在河东的。既使抛开全局，单从向甘西进军的局部利益出发，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显然是有利于开辟河西根据地的，因而他们就是光从军事角度着眼也不会让红四方面军余部留在河东的。退一步说，就是当时有一部分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留在河东，鉴于当时中央尚未掌握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这部分留在河东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也是随时可以西渡的。

　　有人可能要问，后来留在河东的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不是最终也没有西渡吗?我们要看到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最终没有西渡是有原因的，抛开中央对这两个军加强工作及这两个军的指战员所具有的党性原则外，我们看到，还有两个因素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张国焘留在了河东，客观上对这两个军起到了滞留作用;另一个因素是当时敌情的限制，使这两个军失去了西渡的机会。下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军就是留在了河东，但是由于中央尚难以掌握这两个军的指挥权，因而才有张国焘命令这两个军撤出阵地，导致海打战役流产，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的结局。

　　我们看到，张国焘在这个电报中为了使红四方面军全军最终实现西渡，获得中央的谅解和承认，使西渡披上“合法化”的外衣，他向中央阐述了向甘西进军的机会是如果河东统一战线取得成就，目的是为了打通远方而先派两个军西渡，委婉地表达了西渡的意向，以此来试探中央的反映。

　　至于张国焘说得打通远方，就颇让人费解。苏联表示从外蒙边境和宁夏这一路线提供援助，红一、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这样最便于打通与远方联系。可张国焘却硬要撇开共产国际已经表明的外蒙和宁夏路线，而要向甘西进军去打通国际联系，而当时共产国际又尚未变更援助地点(共产国际直到十一月三日才表示从新疆提供援助)，由此看来，他说的打通远方除了是他向甘西进军的借口以外，便不好作别的解释了。

　　这样我们看到张国焘又恢复了他过去主张的红一方面军执行宁夏战役，而红四方面军向甘西进军的设想，而否定了中央所提出的由红一、四方面军共同进行宁夏战役的计划。这就又一次暴露了张国焘向西退却的思想苗头。

　　另一种情况需要三个方面军共同过河，也是由红四方面军先渡两个军，而后由红二方面军跟渡，然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交替掩护渡河。

　　张国焘在电报中没有说明三个方面军西渡的原因，不过我们可以对他签发的这封电报的相关内容经过分析从逻辑上对西渡的原因作出判断：或者是河东局势紧张，导致红军主力难以立足，因而不得不全军西渡;或者是为执行宁夏战役而全军西渡;或者是为了向甘肃、青海进军而全军西渡。

　　我们可以由此进一步分析，如果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而全军西渡，由于在这种情况下河东尚未就统一战线取得成就，因而要执行宁夏战役，就必须留下相当的兵力来阻击南敌，防止南北两敌会合严重影响宁夏战役的实施，而电报中建议留下的兵力是远远难以满足抵御南敌作战要求的。同时，如果要执行宁夏战役，也没有必要三个方面军都要从靖远过河，红一方面军从灵武、中宁、中卫一带过河才更便捷，因而我们分析这不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

　　如果是由于河东局势紧张而西渡，那么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不向东转移呢?而向东不论在政治上，还是从发展潜力上都要比向西要有利得多啊!当然，向东就要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而向西可以避开国民党中央军，只和地方军阀交战，张国焘认为阻力要小一些。至于向甘肃、青海进军所表露出来的西退主张就昭然若揭了。

　　通过以上我们对张国焘主张三个方面军主力西渡原因的分析，他主张的主力西渡显然不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不论是由于河东局势紧张也好，还是他公开主张向甘肃、青海退却也好，他主张的主力西渡显然就是他一贯坚持的西退路线，而这是和中央的东进路线背道而驰的。由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曾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在红军战略行动方针上的主要分歧。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了张国焘的南下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而在张国焘南下失败后，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北上途中，在甘南张国焘又一次要求向甘肃、青海退却，在中央的批评和诱导及广大指战员的抵制下，最终不得不北上。现在在三个方面军会师前夕，我们从这个电报中看到张国焘并没有从思想上真正接受中央的东进路线，在新的条件下他的西退意识又一次萌发，而这就给会师后宁夏战役的实施蒙上了严重的阴影。

　　张国焘发出这封电报后到底中央是什么态度呢?张国焘关于向甘西发展，主力西渡的意见中央接受了吗?我们可以从下面中央发布的《十月作战纲领》的分析中来进一步作出判断。

　　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和军委致电朱、张两总及彭、贺、任、徐、陈等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正式发布了《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主要内容是：

　　甲、根据目前敌我情况，为着集中一切力量克服困难条件，完成基本战略任务起见，十月份作战纲领拟定如次。

　　乙、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泰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丙、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支队伸出静隆以南，威胁胡敌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之防御任务。

　　丁、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间之枢纽地段及预旺城于手中，其第二师相机袭占庄浪，待二方面军到达静隆线后北上归还建制;第一师及陈支队暂时在黄河海原间威胁与抑留于学忠部使不敢东进，尔后逐渐西移归还主力;二十八、二十九两军集中定盐地域，一部逼近灵武，准备居民条件，完成侦察任务;独四师确保环曲苏区，其余东方部队任务不变。

　　戊、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己，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宁准备。

　　庚、十一月十日前，各部注重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意训练，以便有力地执行新任务。……[70]

　　由中央发布的《十月作战纲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作战纲领是为宁夏战役作准备的，对十月份三个方面军的兵力部署作出了规划，中央正在积极准备执行宁夏战役。我们从这个纲领中看到：

　　(1)十月份三个方面军兵力的部署及作战计划。三个方面军要注意休息，完成扩红和物资补充，加强训练，为执行宁夏战役作好准备。同时对宁夏战役发起前三个方面军的兵力分布及有关作战事宜作了布置，在南敌的进攻下节节抵抗，其目的就是迟滞敌人，确保十月份西兰大道在我手中，为造船争取时间。

　　(2)宁夏战役准备工作的最后期限。至迟在十一月十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这里尤其注意造船计划要按时完成。因为能否完成造船计划是实施宁夏战役计划的必要条件。

　　(3)宁夏战役发起的决定因素。就当时情况来说，宁夏战役开始的时间依造船进度来决定。后来在船只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因为敌情又有了新的变化，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由南向北推进迅速，不停止南敌就难以实施宁夏战役的情况下，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就成为宁夏战役能否及时实施的首要条件。

　　(4)三个方面军在宁夏战役过程中的兵力部署。中央决定将河东红军三大主力分为攻宁部队和阻击部队。攻宁部队由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联合组成，以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定盐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阻击部队，也就是向南防御部队由红二方面军全部和红四方面军二个军及陕甘独四师组成，在必要时抽调其一部参加攻宁。

　　(5)由红四方面军攻占定远营。要求四方面军派一个军到靖远、中卫地段，加速造船，同时选择利于攻击中卫和定远营的渡河点。由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央是让四方面军去占领定远营的。

　　这里我们看到，中央决定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参加宁夏战役，而后来西渡黄河的也是三个军，这三个军渡河后组成西路军向甘西进军。于是，有人就说：西路军是奉中革军委命令过河的，你看，中央制定的《十月作战纲领》中就是要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参加宁夏战役的呀!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持这种说法的人只看到了在中央《十月作战纲领》中要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参加宁夏战役，西路军恰好也是三个军，就以这种表面上的偶合为依据，作出西路军是奉中革军委命令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而西渡黄河的判断。这种认识的错误在于恰恰忽视了对当时问题的具体分析。

　　下文我们引用史料还要进一步分析，因为当时南敌向北推进迅速，只有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才能实施宁夏战役。否则，红军就会面临南北敌人的夹击，或者南北敌人一旦打通，加强了对宁夏的守备，宁夏战役的实施就会面临极大困难，或者根本就不可能。因而中央提出要首先集中兵力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要求红四方面军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却违反中央决定，让九军过了河，而后还要求让红四方面军全军过河，这样就消弱了河东红军对抗南敌的力量。同时在海打战役期间，张国焘擅自命令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撤离阵地，造成海打战役流产，宁夏战役被迫中止。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如果是要执行宁夏战役，就必须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南敌的进攻，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渡河和海打战役问题上两次违背中央的决定，就反映出张国焘对执行宁夏战役没有诚意。既然对执行宁夏战役没有诚意，再结合张国焘以前屡次出现的西退主张来分析，那么他要红四方面军西渡其实就是为了向甘西进军。这又怎能说西路军是因为执行宁夏战役而西渡黄河的呢?

　　由此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在全力以赴地为实施宁夏战役进行准备，确定十一月十日为完成准备工作的最后期限，决定按原定计划由红一、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将造船和阻击南敌作为能否顺利实施宁夏战役的关健环节来进行重点布置和安排。我们也注意到中央有要红四方面军攻宁部队占领战略要地定远营的意向。

　　从以上我们所引用的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等人十月十日的电报和中央发布的《十月作战纲领》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张国焘对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产生动摇，提出红四方面军派两个军西渡黄河，由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执行宁夏战役，这样就改变了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的计划。他甚至还提出三个方面军主力共同西渡黄河的建议，进一步暴露了他潜存已久的西退主张。张国焘在重新北上红军大会师前夕就又一次流露出西退的思想苗头，虽然他在电报中对西退讲得比较委婉，提出了一些限制性条件，但是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他对西退还是比较坚定的。

　　而中央在《十月作战纲领》中却明确规定了完成宁夏战役准备工作的时间，决定由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和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来实施宁夏战役，由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其余两个军及独四师来阻击南敌。由红四方面军一个军到靖远造船，准备渡河，抢占战略要地定远营。能否及时完成造船任务和阻击住南敌成为宁夏战役实施的两个决定性条件。从中央制定的《十月作战纲领》中可以看到，中央没有接受张国焘十月十日电报中关于西退的建议，而是仍然在按照既定计划作好实施宁夏战役的准备工作，并且力图将张国焘拉上执行宁夏战役的轨道。

　　我们看到在会师前夕，张国焘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红四方面军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还是西渡黄河向西退却问题上又一次产生的分歧为宁夏战役的实施埋下了严重隐患，当时这种分歧不过是比较隐晦地出现于双方来往的电报中，随后不久这种分歧就在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行动上表现了出来。

　　为了进一步作好宁夏战役的准备工作，迟滞南敌进攻，为造船赢得必要的时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要迟延胡宗南进攻，使我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保持西兰大道于手中，以便红二、四方面军休息整理，顺利执行新任务。[71]

　　朱德、张国焘根据《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计划，于十月十六日作出《关于红一、二、四方面军作战部署》。其中对红四方面军的要求是：红三十军开至靖远附近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准备渡河。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即速跟进，该两军以主力控制一条山、六墩子、永登一带地区，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三个团以上兵力向中卫扫击。四军、五军、三十一军，沿会宁、界石铺、华家岭、马营、通渭、宁远镇、葛家岔、静宁等地，梯次配置，抗击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等敌的进攻。如渡河不成，而南敌突击，则以四、五两军担任钳制任务，牵制敌之侧翼，集中三十一军、九军“对前进之胡敌以有效之突击，消灭胡敌一部，争取时间。”[72]

　　我们看到，朱德、张国焘制定的这个作战部署中关于红四方面军的规定，基本上和中央《十月作战纲领》相衔接，对渡河成功与否作了两手准备。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部署中，计划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紧随三十军渡河。但后来由于南敌推进迅速，中央要求九军留在河东，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却仍然按照既定计划要九军过河。这就不禁令人发问，张国焘为什么要置中央的命令于不顾，而执意要九军过河呢?他到底要干什么呢?这是应该发人深思的。

　　为了使三个方面军作好充分休整，以便执行宁夏战役。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及任弼时、贺龙等：“我三个方面军目前应以休息整理、蓄积锐气、准备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为基本方针。对敌采迟滞其前进方针，判断在敌情地形等条件下可能达此目的。即使船渡不成，我亦应坚持此方针，方于尔后行动有更大利益。”[73]

　　为了早日作好宁夏战役的准备工作，制定出宁夏战役的具体计划，就要依照《十月作战纲领》，迅速制定出宁夏战役实施纲要。毛泽东于十月十三日致电彭德怀：“请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准备作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出于军委。”[74] 我们看到，毛泽东为了联合红四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特别提醒彭德怀要和朱、张协商后提出于军委。

　　那么，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对《十月作战纲领》是什么态度呢?十月十四日，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和军委指出：“对十月份作战纲领和军事、政治、外交指示，我们及徐、陈完全同意，请迅速进行。”[75]我们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到当时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对中央制定的《十月作战纲领》是同意的，这个电报是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意见呢，还是他们对中央的应付呢?从十月十日他们致中央的电报来分析，我们对他们的这种同意表示怀疑，从下文红四方面军在渡河问题上的表现更进一步会证实我们的这种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彭德怀根据《十月作战纲领》的要求，在和朱德、张国焘面商后，于十月二十三日九时就宁夏战役部署致电毛泽东，主要内容是：战役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红一方面军主力占领黄河沿岸，以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攻击中卫，牵制马鸿逵。第二步渡过黄河，控制宁夏门户，以一部袭占定远营，相机攻占宁夏省会。[76]

　　这个部署由于是和朱德、张国焘商量后制定的，因而他们也是同意的。十月二十三日，朱德、张国焘到达打拉池与彭德怀见面，就战略部署取得了一致意见。二十四日，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德怀同志提出之战役计划要旨，我们完全同意，正根据今日情况研究具体化之方案。”[77]

　　正是因为这个部署是根据中央制定的《十月作战纲领》制定的，彭德怀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之间又一致同意，因而毛泽东接到彭德怀关于宁夏战役部署的电报后，于十月二十四日复电彭德怀：“同意二十三日九时电之计划。”[78]这样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之间在宁夏战役部署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在红军大会师前夕，张国焘又一次露出向西退却的思想苗头，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在准备实施宁夏战役。这种分歧在双方来往的电报中显示了出来。不过，由于宁夏战役尚未实施，张国焘来电表示同意中央制定的《十月作战纲领》，又表示同意彭德怀作出的宁夏战役部署，三个方面军又处于会师之际，这样双方在执行宁夏战役还是向甘西进军上的分歧暂时被会师的欢乐气氛所掩盖，给人一种“协商一致”的印象。但这种“一致”维持不了多久，随后他们之间的分歧就在渡河和击破南敌方面表现了出来。

　　4、由于国民党军进攻导致河东形势严峻，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西退的主张开始见之于行动。

　　由前文的分析我们看到，在红军会师前夕，张国焘又暴露出西退的思想苗头。当时河东红军面临着南敌和北敌。南敌是在胡宗南率领的第一军，毛炳文率领的第三十七军和王均率领的第三军以及关麟征部，北敌是马鸿逵、马步青部及邓宝珊部。当时，北敌依托防御工事，对红军进可以攻击，退可以防御，因而攻打北敌带有阵地战性质。而南敌则向北推进，属于运动之敌，因而攻打南敌，可以诱敌深入，创造战机，采用运动战的方法，将敌人先头部队通过歼灭战的方法予以消灭。因而在《十月作战纲领》中，中央将河东红军分兵两路：一路实施宁夏战役，一路阻击南敌。为了保证宁夏战役的实施，将根据南北两敌面临敌情的轻重缓急，随时抽调兵力，互相进行支援。只有停止南敌，才能为即将实施的宁夏战役解除后顾之忧。在停止南敌之后，再集中力量对付北敌，实施宁夏战役。

　　(1) 河东南敌迅速推进，宁夏战役的实施面临严峻形势。

　　在河东红军正在为实施宁夏战役进行准备之际，河东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南部的国民党军快速向北推进，从而使河东红军面临的威胁空前增大。

　　十月十六日，蒋介石下达了“进剿”令。十八日，敌西北“绥靖”主任兼第三路总司令朱绍良发布《剿匪计划纲要》，称：“本路军以歼灭会宁、静宁、通渭附近朱、徐等股匪之主力之目的，以第一军及三十七军由东西向夹击，而以第三军由南向北进击，求匪于该地而歼灭之。”十月二十日，国民党军队在第三路军总司令朱绍良的统一指挥下，发起“通渭会战”。二十一日，集结在秦安、清水、天水、甘谷、陇西、武山一线之敌胡宗南、王均、关麟征、毛炳文等部，以二百六十个团的优势兵力，在飞机的掩护下，分为左、中、右三路，向红军所在的静宁、会宁地区大举进犯。蒋介石也于十月二十二日亲自飞抵西安，逼迫东北军、西北军参加“进剿”，并指挥西北的马家军配合作战，妄图将刚刚会师的红军一举歼灭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同日，敌第三十七军在七架飞机的配合下向华家岭发动进攻。担任防御任务的五军指战员在与敌激战中遭受严重损失，伤亡八百八十七人，副军长罗南辉不幸牺牲。四军、三十一军也多减员。二十三日，敌三十七军占领会宁后继续向靖远方向的一、四方面军会师部队逼进。敌第三军占领通渭后，与敌第三十七军协同，经会宁向靖远进攻。胡宗南部第一军在进占静宁、界石铺等地后，向固原、海原方向的一、二方面军会师部队进攻。如果南敌继续突进，渡河计划便有流产的危险。[79]

　　通过我们以上引用的史料可以看到，当时河东胡宗南部、毛炳文部和王均部急速推进，而且进展迅速，如果一旦阻止不住南敌的进攻，南敌和北敌打通会合后，不仅渡河计划会流产，而且会使红军执行宁夏战役面临的敌人空前增大，如果再执行宁夏战役就必须和强敌进行阵地战、消耗战，这样就使红军在作战上处于不利地位。因而，为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保证宁夏战役的顺利实施，就必须首先停止南敌进攻。从目前敌人进攻的势头来看，要停止南敌进攻，就必须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否则就难以遏制住敌人的进攻势头。在这种情况下，集中力量打击南敌就成为保证宁夏战役能够实施的首要任务。

　　(2)面对河东形势的紧张，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渡河方面的心情日益急迫，于是建议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的设想油然而生。

　　我们知道，中央制定的《十月作战纲领》要求各方面军于十一月十日前完成宁夏战役的准备工作，十一月十日后实施宁夏战役。而这时在河东南敌的进攻下，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这种变化就成为张国焘要求提前渡河的一个重要因素。

　　十月十八日，张国焘与朱德联名致电军委：“三十军电谓二十日晚可开始偷渡，我们决二十日早去打拉池。”十九日，军委回电指出：“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河为宜，恐船过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二十日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请依具体情况斟酌。”[80]十月二十日，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及红军大学一部人员，离会宁去打拉池，行前交待，前线作战事宜，由徐向前、陈昌浩负责，“按《十月作战纲领》的要求，机断处理。”[81]

　　中央对渡河是慎重的，为保证渡河成功，提醒张国焘备足至少十个以上的船再进行渡河，否则推迟数日。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央反对红四方面军二十日渡河是由于担心船只太少不能保证渡河成功，还不是因为河东形势变化反对红四方面军渡河，也没有对红四方面军的兵力分布提出要求。

　　三十军已造船十六只，具备了渡河的条件。面对战场态势的严重变化，徐向前、陈昌浩于十月二十三日命令三十军在当晚开始偷渡。“同时向军委及红军总部建议，为打开河西战局，四方面军至少应以三个军以上的主力渡河，南拒兰州北进之敌，北进一条山及五佛寺，西控永登、红城子一带，以便有力策应一方面军的渡河行动。拒阻南敌的任务，请从兄弟部队中抽一部力量，协助四方面军完成。”[82]

　　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到，一旦渡河成功，徐向前、陈昌浩建议红四方面军至少应以三个军以上的主力渡河，以便打开河西局面。我们知道在《十月作战纲领》中要求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参加宁夏战役，两个军和红二方面军一起阻击南敌。红四方面军有五个军，而这个电报中要求三个军以上的主力渡河，也就是要把担任阻击南敌的红四方面军中的两个军或一个军抽调过来西渡黄河，这样就违背了《十月作战纲领》的要求，同时显露出他们有要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用意。如果联系到因为南敌推进迅速而导致河东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阻击南敌可能面临重大伤亡，他们的这种要求很难排除有保存实力的嫌疑。

　　至于说，从兄弟部队中抽调力量参加阻击南敌，当时就只能从红一、二方面军抽调。红二方面军兵力总共才一万人左右，已经全部用来阻击南敌，因而在红四方面军担任向南阻击的部队西渡后，就只有从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中抽调兵力了。

　　按照《十月作战纲领》的要求，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是要和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共同实施宁夏战役的，如果从西方野战军中抽调兵力，肯定会影响宁夏战役正常执行。且不说红一方面军要南下作战，没有红四方面军就地阻击方便快捷，由于当时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担负着抗击北敌的任务，如果一旦南下，必然会消弱北方的防御力量，北敌将会有所行动，突破红一方面军在北部的防御，占领红一方面军西征以来创建的根据地，使得红一方面军攻宁失去依托和渡河点。这不仅会严重影响宁夏战役的正常进行，甚至会导致宁夏战役难以实施。如果他们渡河果真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而不是向甘西退却，显然他们不应该这样作。这样他们就又一次违背了《十月作战纲领》的要求。因而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徐向前、陈昌浩的这个电报实际上具有使红四方面军逃避河东作战任务的意图，隐含着向河西退却的玄机。

　　在已经具备渡船的情况下，红三十军开始偷渡。十月二十三日晚的渡河因为船到河心后因遇到浅滩而未成功。李先念说：“10月23日晚上，三十军先头部队开始渡河，由于河面的情况没有侦察清楚，夜间又看不见，等船靠岸后，才发现还有一道河，原来是渡到了河中间的一个沙洲上了。时间来不及了，又渡回来。敌人丝毫没有发现。”[83]

　　十月二十三日晚的偷渡没有成功，张国焘十分着急。随后他发出一系列的电报就有关渡河事宜作出安排，从这些电报中可以看出他对西渡的急迫心情，也流露了他向甘西退却的意向。

　　二十四日，朱德、张国焘连续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和中央，就渡河和阻击蒋军进行部署。电文指出：

　　“三十军渡河尚未成功，对自会宁突击之敌应进行部分决战而掩阻之。二十五师即开会宁，如敌未到会宁城，使九军接替三十一军主力集会宁，此后配合九军击敌。”

　　“三十军渡河必须请当地船工掌舵，如未为敌发觉，今晚应再偷渡。”

　　稍后，朱、张又致电徐、陈并报毛、周：

　　(甲)如三十军今晚渡河不成，应在靖远上游至营房滩之线继续渡河吸引敌人注意该方，同时速移一部兵力在靖远下游东面陡城堡秘密造船渡河。靖远下游及打拉池榆树甚多。

　　(乙)今晚渡河如成功，请速开一个船工分队配足工匠到打拉池来，以便即开去助一方面军渡河。

　　(丙)我们今与德怀、海东已会面。[84]

　　由以上所引的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布置向南阻击的红四方面军部队要采取部分决战的方式来阻止敌人，为渡河赢得时间。要求二十四日晚再次偷渡，并对再次偷渡的成功与否也作了妥善布置。

　　二十四日，朱德、张国焘还在另一封致徐、陈并报毛、周的电报中分析了战场态势的发展，进行作战部署。电文指出：

　　甲、估计胡、王、毛、关占领西兰大路后，略加部署，即将继续向我进攻。如三十军今晚渡河成功，敌主力或即向兰州移动的企图，在兰州北通永登县线，实现拦头政策;如渡河未成，敌将以会宁、定西、兰州为后方，主力向郭城驿、打拉池进逼，企图压迫我军向海原、同心城转移。

　　乙、方面军为完成渡河任务，必须对北进敌以有力迟滞。尔后河左岸所需兵力及在海、静间及其以南所需掩护部队，当看情况再行区分。据目前情况看来，以四、五军任海、靖线防御与维持海、静及同心城交通至必要，时间已感不足。

　　丙、一方面军主力最好于结冰前在宁夏地区渡河，抢占定远营。二方面军担任海固一带防御任务，该军现已开一个师去七营接防。……

　　电报在部署四方面军的任务时强调指出：“在郭城驿或蒋家大路以南，须准备与敌决战，企图消灭敌之一部，这样才能争取渡河之充裕时间。如靖远附近渡河机会已失去，四方面军亦须于打拉池、郭城驿、靖远间迟滞敌人，打拉池以东不便敌人大部队行进，我军据海原附近地区与敌决战。[85]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对渡河成功与否及敌人的动向作了估计，表示要准备与敌决战以便为渡河争取必要的时间，河东河西所需兵力根据情况再行决定，建议一方面军结冰前在宁夏地区渡河，抢占定远营。

　　张国焘表示要为争取渡河时间与敌进行决战，可为什么下文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通过决战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其进攻后，再渡河进行宁夏战役时，张国焘却置中央的命令于不顾，而要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呢?

　　我们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这时张国焘提出的与南敌决战是为了通过决战，延缓南敌前进，争取时间，以便于红四方面军渡河。决战是为了渡河而不得已采取的办法。而下文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是在渡河成功后，从渡河的速度以及当时对南敌抗击的态势上看，张国焘认为在不与南敌决战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也能够全军西渡。

　　这样我们看到，张国焘为了为渡河赢得时间主张与南敌决战，而为了阻止南敌为宁夏战役创造必要的条件却逃避决战。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张国焘要求红四方面军西渡果真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吗?如果是的话他又为什么不对南敌给以歼灭性打击，以便停止其进攻，为宁夏战役的实施创造条件呢?如果不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的话，他命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又是为了干什么呢?

　　这样我们从张国焘是否对南敌给予歼灭性打击的态度中透射出张国焘对宁夏战役的态度。因为如果不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就难以停止其前进。一旦南敌与北敌打通，两股力量合在一起，就会挡住河东红军去宁夏的道路。事实上使宁夏战役的实施会遇到很大困难，甚至不可能。这样从张国焘对南敌的退避和积极西渡来看，反映了他对宁夏战役的消极态度。而在西渡后，既然对宁夏战役持消极态度，那么四方面军的发展方向自然是向西退却了。

　　张国焘建议红一方面军结冰前在宁夏地区过河，攻占定远营。本来，红四方面军从靖远渡河后，攻占定远营最为便利，现在张国焘把它推给红一方面军去攻占，并且建议红一方面军从宁夏地区渡河。这显示出张国焘有使红一方面军单独实施宁夏战役，而使红四方面军脱身宁夏战役而向西退却的苗头。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红军会师前后，随着国民党军特别是南路敌人对河东红军“围剿”的加强，河东的形势渐趋恶化，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加速了造船的进度，千方百计早日西渡。这虽然是在中央《十月作战纲领》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是从他们来往的电报中我们分明发现他们的行动和计划开始脱离纲领的规定，又一次流露出向河西退却的苗头来。

　　5、在河东敌情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是以击破南敌为重点，还是按照原定计划红四方面军继续渡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

　　我们从前文引用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根据《十月作战纲领》于十月十六日制定了三个方面军的作战部署，在红四方面军的部署中要求在红三十军渡河后红九军即速跟渡，控制河西沿岸。但是在河东形势发生变化后，中央要求红九军留在河东，可是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竟然置中央的要求于不顾，仍然按照原定计划命令九军西渡，从而给河东打击南敌带来很大困难，这样就产生了是继续渡河还是以打击南敌为重点的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突出表现在红九军是否渡河问题上。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必须击破南敌才能向北进行宁夏战役。由于红三十军、红九军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在红三十军渡河的情况下，要在河东留下红九军。在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其前进后，再西渡黄河。

　　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并致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 “胡、毛、王、关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而地形、给养条件又可能给以基本限制，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现虽有各种材料判断，南敌不能持久，但蒋介石在短期内拚命一干之可能仍是有的。因此，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86]

　　我们看到，虽然毛泽东从材料中判断南敌可能不能持久，但是还是要作好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其前进的准备。随着南敌的快速推进，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河东我军处于南北两敌夹击之中，不击破南敌是无法向北执行宁夏战役的。现在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停止南敌的问题。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在二十四日就已经知道了中央要击破南敌的决定。既然要击破南敌，而不是仅仅抗击南敌，如果不集结相当兵力是不会达到这个目的的，这就对红四方面军的渡河产生影响。他们不会意识不到这一点。在他们知道中央这个决定的情况下，还要照常渡河就不能不说他们违背了中央的指示。

　　二十四日，朱德、张国焘在打拉池与彭德怀、徐海东会面。当日十时，军委致电彭德怀，要其与朱、张详商“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似以暂不渡为宜，尔后北进至海靖线防御”等问题。[87]毛泽东还叮嘱彭德怀，在与朱、张见面时，详商西兰大道以北坚壁清野问题，静会大道以北，海原、靖远以南构筑防御阵地问题;准备在该地区与北进敌进行决战，企图消灭其一部，停止或扼阻其追击问题。 [88]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要彭德怀在与朱德、张国焘协商后，准备在静会大道以北构筑防御阵地，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其进攻，为下一步实施宁夏战役创造条件。张国焘在二十四日也已经知道中央要红九军留在河东。

　　十月二十四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就当前行动提出如下建议：渡河成功时，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这一建议红军总部于二十五日以一五八号电令批准。[89]

　　徐向前、陈昌浩在拍发这个电报时是否已经知道了中央关于击破南敌和要红九军留在河东的决定，由于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电报没有署出二十四日几时拍发，因而给我们作出判断带来困难。不过，我们可以断定他们在执行红军总部一五八号电令时是已经知道中央关于击破南敌的决定的。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张国焘在二十五日以红军总部一五八号电令批准时，他是明确知道中央这两个决定的。张国焘不会不明白徐向前、陈昌浩要求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渡河，背离了中央的决定。在张国焘知道中央这个决定后还仍然签署这样的电令，我们不能不说张国焘是有意为之。

　　这就不禁使我们进一步深思，张国焘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这样做，或者是为了保存实力，或者是为了乘机西渡，向西退却。我们从前文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后，张国焘在和陈昌浩的谈话中说当前情况下要保全红四方面军中可以看到，他确实有这方面的意思。他可能想到，他现在的地位是建立在红四方面军尚具有强大实力基础上的，南下已经使红四方面军损失过半，如果现在红四方面军再受到严重损失，那么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同时，他还想保存红四方面军以便于他向西退却，以后时机成熟的时候留下复苏强大的根基。而要击破南敌，在红一方面军不能南下的情况下，鉴于红二方面军力量较小，这样击破南敌的任务就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承担了。因而处于保存实力的考虑，他也就倾向于西渡了。

　　至于向西退却，我们从前文看到，张国焘有过几次西退的念头，虽然都未成行，但是也可以看出西退在他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这种西退实际上是缺乏信心造成的。信心的缺乏是由于对当时政治形势、革命的发展前途及敌我对比认识上的不足所致，他没有看到当时社会矛盾的转化为我党发展提供的契机，向东发展的巨大潜力，西退面临的严重困难和风险，以及在低潮的情况下依靠进攻才能创建根据地的现实要求。这就形成张国焘西退路线的思想认识根源。

　　这样我们看到，在击破南敌方面的不同意见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在战略方针上的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红四方面军是和红一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还是单独向甘西退却上。也正是由于这种分歧，才造成了宁夏战役的被迫中止，红西路军的形成。

　　6、围绕红九军渡河和攻占定远营这两个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联合实施宁夏战役，还是单独向甘西退却。

　　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不顾中央的指示，让红九军紧随红三十军渡河。而且，张国焘又一次提出要红一方面军攻占定远营。由于红三十军和红九军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因而在红三十军渡河后，为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中央强调红九军要留在河东。后来，在红九军未经中央同意渡河后，从大局考虑中央不得不认可了这一事实，并同时要求红九军必须袭取定远营。

　　十月二十四日晚三十军渡河成功后，徐向前、陈昌浩十月二十五日立即致电朱德、张国焘并报毛泽东、周恩来：“宁夏、甘北地区广大，人烟稠密，物资丰富。我军渡过黄河将大大扩大红军，开展陕甘宁苏区根据地，把抗日后方放在更广大、更巩固的基础上。”“目前部队正在夺取甘北、宁夏，巩固与扩大陕甘宁苏区，实行停止内战，准备出师东北抗日，大大扩大红军，高度巩固部队，尽一切扩大力量，争取广大回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学习与发扬我三十军英勇坚决战斗的模范。”[90]

　　从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对向甘北进军是乐观的。这种乐观如果是一种宣传鼓动，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作为一个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对向河西发展的理性判断，我们不能不说这种判断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是他们的一种臆想，与现实之间还存在着很大距离。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种盲目的判断使他们吃了不少亏。同时，他们也提出了夺取甘北和宁夏的双重作战目标，这实际上违背了中央的《十月作战纲领》的要求，也偏离了中央宁夏战役计划的目标。

　　十月二十五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四方面军各军首长，下达了《关于各军行动的计划》。主要内容是：

　　甲、我三十军已渡河成功，今夜三十军可全部过河。对岸敌打数枪即跑，我一团已占四儿湾前进中。

　　乙、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九十一师一个团今下午即接五军防，九十三师两团位其后，作预备队，节节制敌。

　　丙、五军交防后，今夜开蒋家大路，明夜到郭城驿一带休整待命，以得力之一团迅速开靖远接三十军监视城的任务。

　　丁、四军对新集儿、葛家岔线上，仍以三个团尽量制敌，以郭城驿、马家堡为后方线，十二师坚守现阵，积极向兰州方向活动。

　　戊、三十一军位张城、些家咀(嘴)北山的部队亦尽量拒止敌人，以甘沟驿、郭城驿为后方线。

　　庚、各部队在优势敌进迫后，勿失良机，相机消灭敌一部，并与左右友军配合取联络。[91]

　　我们看到这封电报对河东红四方面军四个军的布防和渡河作出了安排，其中明确了红九军于二十五日夜渡河。虽然这封电报要红九军渡河是根据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一五八号电令批准的，张国焘对此应付主要责任，但是徐向前、陈昌浩二十五日拍发这封电报时，他们应该收到中央二十四日要集中力量击破南敌的电报，知道了中央重点要击破南敌的决定。从军事上来说，如果把红四方面军的两个主力军调往河西，会对河东击破南敌产生怎样的影响，他们难道就不考虑吗?如果说在收到中央二十四日这封电报前他们要红四方面军主力过河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他们明确知道中央要击破南敌的决定后还要按红军总部电令要红九军渡河，而没有对此提出复议，就不能不说他们是有意为之。如果结合下文他们要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就可以更鲜明地看出这一点。虽然在中央与张国焘在渡河问题上出现分歧时他们处于中间很不好办，有这样一个实情，但是我们却不能不说他们也应该对此负有重要责任。

　　二十五日十六时，在打拉池前线的张国焘，以他本人和朱德、彭德怀三人的名义，向中革军委和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发出《关于夺取宁夏的作战部署》。电文如下：

　　甲、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

　　乙、我们的意见：

　　(一)一方面军将来主要在金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渡河，以从五堆子渡河为次要，必要时可从五佛寺渡河。

　　(二)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

　　(三)我军若以一部在海、固线以南活动，可维持较宽活动区。若让海、固线给东北军，可缩小胡敌进攻正面，发生阻敌进攻正面，发生阻敌前进作用，究以何者为宜，上述三点请中央军委指示。

　　丙、纲领：根据中央军委历次关于战略方针指示，我三个方面军在这一时期以占领宁夏地区，扩大甘北地区和尽量巩固陕甘宁赤区以及维持扩大活动地区，吸引胡、毛、王、关诸敌于西兰大路一带，接通远方，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公开形成为战略目的。

　　丁、布置：

　　(一)一、四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并对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右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和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五佛寺段渡河。

　　(二)二方面军除四师向七营开进接替一方面军任务，另外主力应以海原东二十里之马营和其西之古西安州为重点，组成若干支队，在硝河城、将台堡、王家河、新营、赵化川、孙家塬一带为有力之活动。目前应尽量保持单家集、平峰镇在我手中。该军目前部署、当面敌情、地区情况应否经常电告。该军应设法吸引敌人于自己阵地前方，如敌不进，应在海、固直到西兰大路这一地区开展工作，情形适应以运动防御迟滞之。

　　(三)一方面军主力应速集结同心城、关桥堡地区，准备渡河技术，其在海原附近之七十五师，应俟二方面军接防后开始归还建制。

　　戊、上述任务约于十一月十七号前完成，执行方法，另以个别命令指示之。关于政治、军事、对内对外各项工作，仍按照中央关于十月作战纲领电所指示继续执行。诸同志有何意见，请即电告。[92]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就河东作战和渡河的有关事宜作出了安排。这里有两点应该值得我们格外注意：

　　一是张国焘在红九军留在河东和击破南敌方面违背了中央的指示。

　　张国焘在已经知道中央击破南敌和要红九军留在河东的情况下，仍然同意徐向前、陈昌浩十月二十四日电建议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的意见，同意红九军渡河，同时又留下了河东红四方面军余部从五佛寺渡河的口子，这里显示出张国焘有让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迹象。张国焘这样做显然违背了中央的指示。

　　二是张国焘要红一方面军而不是红四方面军去攻占定远营，显露了他要红四方面军向甘西退却的意向。

　　由于定远营是一个战略要地，是实施宁夏战役打通苏联联系必须攻占的首要目标。我们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攻占定远营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他对宁夏战役的态度。从当时情况看，以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从河西去取定远营为便捷。而在这个电报中张国焘却建议红一方面军从金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渡河，就是从靠近宁夏地区的地段渡河执行宁夏战役。他明确提出“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实际上是要红一方面军去取定远营。这就表明张国焘对宁夏战役持消极态度，起码已经发生了动摇。

　　张国焘在置中央击破南敌和要红九军留在河东的要求于不顾，执意同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设想红四方面军主力身处河西，东面和南面有黄河拦阻，北面是宁夏，如果不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从当时的发展方向上判断也只能是向甘西退却才有出路。这也就是说他主张西渡黄河的目的也就是向甘西退却。张国焘向西退却的意向也可以从这个电报制定的不仅要求“占领宁夏地区”(这是指红一方面军)，而且又增加了“扩大甘北地区”(这是指红四方面军)的战略目标的纲领中反映出来。

　　这个电报是以朱德、张国焘和彭德怀三人的名义发给中央的。至于张国焘在南下后的电报往往是以朱、张两人的名义拍发的，在涉及关于路线分歧和党内斗争及行动方向的电报并不能代表朱德的意见，朱德在长征结束后曾向中央反映过这一情况。这在党史上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史实。

　　至于这封电报中有彭德怀署名，是不是表明彭德怀就同意这封电报的部署呢?我们看到并非如此。彭德怀针对张国焘这封电报未经他同意就以他的名义拍发，大为不满，认为张国焘这样作是“阴谋强奸式的”，并且为此专门向中央致电反映情况。

　　十月二十七日，彭德怀就张国焘十月二十五日十六时给中革军委的电报致电毛泽东、左权、聂荣臻，电文如下：

　　甲、大帅(注：指张国焘)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并破坏打击蒋敌停止追击的计划，更企图将总部移干盐池枱(注：将台)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

　　乙、西北局有剧烈斗争，朱德、傅忠(钟)、陈昌浩三同志拥护中央，张全无进步，代表了一条明显的取消主义道路。

　　丙、本日决去找徐、陈面谈。

　　丁、前廿五日前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93]

　　我们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到张国焘签发的二十五日十六时电报并没有经过彭德怀的同意，是盗用彭德怀的名义，而电报中的建议其实是张国焘自己的意见。张国焘对当前局势采取取消主义态度，仍然对中央抱有怀疑，破坏中央决定的给河东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其追击的部署。当时中央调彭德怀、林育英(张浩)到红四方面军驻地，其实是为了加强中央对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张国焘当然知道他们的来意，对他们的到来并不欢迎，而是采取戒备心理，设置障碍，阻止他们与徐向前、陈昌浩见面。

　　关于红三十军渡河成功的消息及河东红军的部署情况，彭德怀也及时向毛泽东报告。十月二十五日十六时，彭德怀致电毛泽东，通报了三十军成功渡河的消息，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甲)三十军昨晚渡河已得手，本日黄昏前可渡毕，第九军继续，估计蒋敌在我军既已渡河，集中兰州一部占永登，可能一部仍向郭城驿、靖远追击前进。

　　(乙)已提出部署意见如下：

　　1、四方面军主力以三个军渡河，两个军抗击会宁之敌。

　　2、二方面军应逐渐向沛干池抗退一部敌六营、七营以北。

　　3、一方面军主力仍集中王家团庄、高崖子、同心城，在金积、灵武之线为主渡河点，中宁、中卫为次渡点。

　　4、已渡河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应向兰州北岸永登、景泰扩大占领区。[94]

　　我们看到彭德怀在这封电报中报告了三个方面军在河东及渡河的兵力部署。这里证实了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包括红九军)的情况。当时关于三个方面军的部署，在河东也还只有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有权部署，而彭德怀还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对这个部署到底彭德怀是什么意见呢?从电报中还是没有反映出来，这个问题还需要待考。

　　在 收到张国焘和彭德怀分别于十月二十五日十六时拍发的关于河东兵力分布及渡河情况的电报后，中革军委是什么态度呢?

　　十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向红军总部及三个方面军领导人，发出《关于击破南面之敌的部署》的电报。电文如下：

　　甲、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两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

　　乙、因此，部署如下：

　　(一)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头卢塘、三眼井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击取定远营。

　　(二)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三个军。二方面军除派七营部队外，尚余其主力。对南敌不须多加抵抗，如在若干天内逐渐集结于打拉池南北地区，对敌则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对我则构筑阵地，鼓励士气，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

　　(三)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灵武地带。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属之，迅速造船，准备渡河。

　　(四)在南敌确受严重打击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之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全部防御南敌，如何盼复。[95]

　　我们现在引用的中革军委二十五日电报没有说明是几时拍发的，不过我们判断是在中央收到张国焘和彭德怀二十五日十六时电报后得知红四方面军主力要过河的情况下才拍发的这封急电。如果是在张国焘和彭德怀二十五日十六时电报前拍发的，那就说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在二十五日十六时发报前就已经知道中革军委反对红四方面军主力(包括红九军)西渡，而张国焘在知道中革军委这个命令的情况下仍然同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这就表明在渡河问题上张国焘明目张胆地违犯了中革军委的命令，张国焘的责任就更大了。

　　中革军委的这个电报强调了如下几点：

　　(1)首先重点击破南敌，然后第二步再转向北。因为我处南北两敌夹击之中，如果两敌相向而进，缩小包围圈，对我实施夹击，将会使我处于不利地位。南敌是运动之敌，向北推进极为迅速，而与北敌作战则带有阵地战性质。因而从作战上来讲，对南敌易通过诱进深入，创设战场，迂回包围，集中兵力，给其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其前进。在南敌停止前进后，然后再转向北敌。

　　(2)以红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三个军)留在河东。中央明确规定以红九军以外的一个军尾随红三十军渡河。河东红四方面军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和红二方面军(不含七营部队)全部在河东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其进攻后，红九军再从中宁渡河。而以红四方面军两个军和红二方面军防御南敌。

　　(3)红一方面军在红四方面军过河的两个军在河西展开行动的同时，突然占领金积、灵武地带，迅速造船，准备渡河。

　　(4)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派一个军占领定远营。

　　这就是中革军委这封电报的要点。这里我们看到，中革军委的这封电报鉴于南敌进展迅速严重威胁到宁夏战役的实施，决定首先给予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其前进。为此需要集中兵力，于是在河东留下以红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和红二方面军(不含七营部队)共同打击南敌。这就改变了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包括红九军在内的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的计划。

　　同时，中革军委决定由河西红四方面军派出一个军占领定远营，不仅是因为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由河西向定远营进攻比较便捷，而且这也是中革军委把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拉上宁夏战役的轨道，防止其向甘西退却的一个重大举措。(我们可以从下文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中看到毛泽东由张国焘建议红一方面军抢占定远营的建议中敏感地意识到张国焘有向凉州前进的意向。)因为定远营在河西红四方面军部队的北面宁夏，是实施宁夏战役攻占的首要目标，如果河西红四方面军一旦攻占了定远营，就将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纳入了宁夏战役的实施轨道，张国焘也就难以再向西退却了。这样就改变了张国焘提出的由红一方面军部队在宁夏地区附近攻占定远营的建议。

　　中革军委的这个电报是发给红军总部和三个方面军领导人的，由于渡河部队主要涉及的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那么，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收到这封电报后又有什么动作呢?

　　二十六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称：“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大力压迫，两个军速控五佛寺、一条山、红水一带战略地区，留五军在河岸监视靖远、一条山之敌及守船任务，四军位现阵地扼阻会、定敌人。”“今十七时，我们即出动过河指挥。”对此，朱德、张国焘于当日复电徐、陈，表示“同意你们布置”，并要红四方面军“以一部在靖远下游陡城堡、东海一带，收集渡河(船只)，控制这些渡口，虎豹口船只将来亦可同夜赶到陡城堡，四方面军后卫将来从该处渡河。”[96]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仍然按他们原定计划要求红四方面军主力(含红九军)渡河，二十六日十七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即过河指挥。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完全同意徐、陈提议，并在电报中要求红四方面军后卫从陡城堡过河。在红三十军、三十一军、九军要过河的情况下，五军把持渡口并看守船只，这里的后卫显然是指担任阻击任务的红四军。由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出张国焘有要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迹象。

　　关于红九军渡河，徐向前后来有一段回忆：“九军虽已开抵河边，但不得不待命行动。部署变来变去，我们很着急，只好令机关人员先过一部分。二十六日一时半，中革军委又电令九军过河：‘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当时，敌机白天轮番前来轰炸扫射，封锁河面，给我军造成很大困难。部队渡河，主要在黄昏后至日出前。滔滔黄河，奔腾咆哮，小船驰渡，颠簸飘摇，往返一次，至少需要一个多小时。至二十八日拂晓，我三十军、九军及方面军指挥部，渡河完毕。”[97]

　　我们看到，徐向前在引用的中革军委二十六日一时半的这个电报中规定了红九军渡河后的任务。这封电报与下文毛泽东、周恩来二十六日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的电报中关于九军渡河后任务的文字相同，因而我们判断这是同一封电报。这是中革军委在得知九军已经开始渡河的情况下对九军渡河这个既成事实所作的认可，而不是命令红九军渡河。通过前文我们知道中革军委本来是不同意九军渡河的。徐向前在这里把它作为中革军委命令九军渡河的电报，是不恰当的。

　　我们判断在中革军委的这个电报之前，中革军委应该收到张国焘或徐向前、陈昌浩关于红九军已经开始渡河的电报，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才不得不改变要九军留在河东的决定，同意九军渡河。在徐向前的回忆中也承认他们让机关人员先过了一部分，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验证我们的这个判断。

　　由此看来，这个电报是中革军委为击破南敌明确要求红九军留在河东的电报发出后，又从张国焘或徐向前、陈昌浩发来的电报中得知红九军已经开始渡河，于是才不得不对九军已经开始渡河的既成事实作出追认，同意九军渡河。

　　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中革军委到底是命令九军渡河，还是同意九军渡河，而不能有所混淆。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革军委显然是同意九军渡河，而不是命令九军渡河。如果说中革军委这时命令九军过河，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中革军委为击破南敌刚刚发出要九军留在河东的命令后，在南敌没有被消灭，仍然对宁夏战役的执行构成严重威胁，同时宁夏战役也没有放弃，仍按既定计划照常实施的情况下，中革军委怎么会突然改变九军留在河东的决定，而要九军过河呢?

　　这就使我们感到奇怪，中革军委指令要求红九军留在河东，这个电令是发给红军总部和三个方面军领导人的，而红九军却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命令渡河了。在红九军渡河前，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到底收到中革军委要求红九军留在河东的电报了吗?由于我们引用的中革军委的这个电报没有标明是二十五日几时拍发的，因而给我们的判断带来一定困难。不过，我们可以肯定是在二十五日二十四时以前拍发的，结合上文我们引用的张国焘和彭德怀二十五日十六时电报来分析，我们判断可能是中革军委收到他们二十五日十六时电报后，得知红九军要过河，随后又发来急电要求红九军留在河东。因而我们判断中革军委这封电报应该是在二十五日十六时至二十四时之间，而以靠近十六时的时段拍发为宜。就是退一步讲，既使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在二十四时收到这个电报(这个可能性很小)，按徐向前的回忆他们也只是让机关渡过了一部分，红九军的主力没未过河，完全可以渡回来嘛!因而我们判断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不同意红九军留在河东的。

　　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

　　(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

　　(二)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

　　(三)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又失时机。

　　(四)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

　　(五)一方面军速集结同心城休息。[98]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抓住了当前的两大主要任务：一个是打胡敌，一个是取定远营，并对这两大任务进行了布置。要一方面军迅速集结同心城休息，准备渡河。同时他也敏感地意识到张国焘不愿意执行宁夏战役，有出凉州，向甘西退却的意图。

　　毛泽东是怎么看出张国焘有向甘西退却的意图呢?

　　我们认为毛泽东从两个方面判断出张国焘的这个意图。

　　一个是张国焘对击破南敌的态度。因为只有击破南敌，才能使河东红军免遭南北两路敌军的夹击，顺利实施宁夏战役计划。而张国焘让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就使河东红军击破南敌遇到很大困难，难以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如果不能停止南敌，也就难以实施宁夏战役计划。因而，从张国焘对击破南敌的态度，就可以反映出他对宁夏战役的态度。

　　二是从对攻占定远营的态度。由于定远营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是宁夏战役的首要目标。如果红四方面军攻占了定远营，实际上也就标志着红四方面军开始实施宁夏战役了。本来红四方面军从河西攻占定远营较为便利，而张国焘却要求由红一方面军从宁夏地区来攻占，这说明张国焘不愿意向宁夏发展。在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已经渡河的情况下，东、南面有黄河拦阻，北面是宁夏，如果张国焘不愿出宁夏，就只有出凉州，向甘西退却了。毛泽东命令河西红九军必须攻占定远营，这不仅是因为从河西攻占定远营较为便利和配合红一方面军渡河的现实要求出发，而且这样做实际上也就把张国焘拉上宁夏战役的轨道，防止他向西退却。

　　这样在得悉九军已经过河的消息后，中革军委在坚持击破南敌为重点的前提下，对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进行新的部署。

　　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指出：

　　甲、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

　　乙、等二三日如真(证)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目前，封(对)南敌应取击破手段，仅抗击手段不够。[99]

　　在这封电报中也强调河西红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准备袭取定远营。红四方面军在黄河两岸的兵力分布要根据胡宗南部的北进状况来进行调动。如果胡宗南部确无北进之意，红四方面军再以一个军渡河。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围绕红九军渡河和攻占定远营这两个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张国焘要求红一方面军由宁夏攻占定远营，并且同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红四方面军主力(含红九军)渡河的提议。毛泽东由此敏锐地意识到张国焘不愿意执行宁夏战役，有向甘西退却的意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红四方面军应该留下以红九军中心的三个军在河东与红二方面军击破南敌，并为此下达了命令。可是红九军在没有中央电令的情况下，还是开始了渡河。在中央获悉红九军已经开始渡河的消息后，不得不认可了这个事实，并且明令红九军渡河后必须攻占定远营，以图将张国焘拉上宁夏战役的实施轨道。

　　7、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全军渡河问题上高度一致。

　　我们由上文的分析知道，鉴于南敌推进迅速而导致河东形势的变化，中央决定为击破南敌，要求以九军以外的一个军渡河，在河东留下以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和红二方面军共击南敌。可是红九军未经中央同意就奉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的命令开始了渡河，中央获悉九军开始渡河的消息后，认可了这个事实，但要求红九军必须抢占定远营。红四方面军河东三个军和红二方面军抗击南敌，在确定南敌无北进之意后，红四方面军再以一个军渡河，另外两个军继续和红二方面军一起防御南敌。

　　九军渡河之后，四军、五军、三十一军三个军在胡宗南部压迫之下，也向黄河边上转移，形势危急。二十七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建议红四方面军全部渡河。电文说：“为着迅速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及便利迎接一、二方面军全部渡河起见，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以一个军对待兰州之敌，四个军迅速出中卫、宁夏，并放船到大庙及中卫，迎接一、二方面军。”“如果一、二方面军可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无须我们在技术力量上配合时，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过河，准备在兰州、平番间与敌部分决战，亦乘机占兰州之线死守均较妥当。”电文还认为：“四方面军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护顾此失彼，不但开路、掩护、决战都难完成，甚至根本影响战役计划，望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100]

　　从以上我们所引电文中看到，不管是否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三十军、九军西渡后，均建议红四方面军全部渡河，也就是留在河东的红四方面军所属的四军、五军及三十一军西渡。

　　看来这时他们对击破南敌已经没有信心，或者认为没有必要击破南敌了。这就不禁让人感到奇怪，如果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南敌猖狂北进，单靠河东的红二方面军无论如何也是抵挡不住的。要想挡住南敌就必须要河东的红一方面军参战，这样击破南敌的任务就由河东的红一、二方面军来承担了。既使他们能够将南敌挡住，也会延误宁夏战役的实施，打乱中革军委的战役计划。令人忧虑的是，一旦红一方面军南下作战，北敌也会乘机行动，跟随南下，从而和南敌一起夹击红一、二方面军。在尚有北敌后顾之忧的情况下，要想单靠河东红一、二方面军来给予南敌以歼灭性打击是很困难的。而不能给予南敌以歼灭性打击，也就难以实施宁夏战役，甚至会导致宁夏战役的中止。

　　一旦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在南北两敌的夹击之下，河东红一、二方面军的发展方向有三种选择：

　　一是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南敌，继续实施宁夏战役。我们从上文的分析中看到，在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后，在北敌威胁的情况下，单靠红一、二方面军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是很困难的。如果停止不了南敌，这样就使红军在实施宁夏战役时面临南北两敌的重兵堵击，从而使战役的执行会面临极大风险。因而这是很难行得通的。

　　二是红一、二方面军西渡黄河。在处于南北两敌夹击的态势下，红一、二方面军是难以获得必要的时间来西渡的。我们从后来尽管有红一、二方面军的配合，但是红四军、红三十一军还是难以渡河上就可以反映出来。既使抛开违背中央东进路线的方针不论，单从不能保证必要的渡河时间方面来考虑，向这个方向的发展也会面临很大困难。

　　三是红一、二方面军向东转移。这种可能性极大。因为在南北两敌夹击之下，红一、二方面军如果顶不住，作战不利，在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一旦难以及时西渡，就必然要向东转移。这样黄河东岸西征以来所占领的大片土地也就不得不放弃，宁夏战役也就难以获得及时实施的有效保证。后来在南敌进攻之下，河东红一、二方面军及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实际上就是走的这条路线。

　　从以上的分析表明，徐向前、陈昌浩提议的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实际上隐含着红四方面军脱离红一、二方面军联合作战而单独西退的玄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当时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看到在电报中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渡河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执行宁夏战役，迎接红一、二方面军渡河。这样他们就是要求红军三个方面军全部西渡。三个方面军如果全部西渡黄河，尽管当时他们打着宁夏战役的旗号，其实这不就是张国焘所坚持的西退路线吗?如果在河东不能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南敌北敌一旦打通，他们从正面加强宁夏的防御力量，就会使宁夏战役的实施遇到很大困难，再配以沿河防御，那么红军就会被局限在河西，只能向甘西、青海发展。张国焘的西退路线也就会变为现实。这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东进路线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

　　二是如果红一、二方面军能够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不需要红四方面军配合，红四方面军也要全军西渡，他们认为这是为了在兰州和平番间与敌部分决战。既然红四方面军西渡不是为了实施宁夏战役，那么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后进军方向是哪里呢?身处河西的红四方面军，东、南面有黄河相隔，北面是宁夏，这显然就是要向甘西退却。这个西渡理由，很明显地表现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向西退却的意向。这个西退意向当然是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至于他们说的如果红四方面军不能全部渡河，就会各方掩护顾此失彼，根本影响宁夏战役的实施，就颇为令人费解。根据我们以上作出的分析，如果红四方面军一旦全军西渡，就会改变中革军委关于宁夏战役的计划。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因而要中革军委“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这无疑对宁夏战役的执行带来严重影响，甚至会导致宁夏战役计划难以实施。那么，他们到底是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这种作为会对宁夏战役的执行构成致命的影响呢，还是他们另有一些玄机呢?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

　　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建议，张国焘是非常赞同的，立即部署三十一军渡河，并对中央集中兵力击破南敌表示异议。十月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报毛泽东、周恩来，命令“三十一军即开大、小卢子，准备待命渡河，四军主力应在郭城驿、蒋家大路线牵制敌人”。“中革军委认为必须由四、三十一两军在打拉池与敌决战时，三十一军那时即开打拉池。如明晨八时前毛、周无回电，三十一军即宜开和堡口(河包口)渡河。”[101]

　　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全部过河的提议立即得到了张国焘的批准，这说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一致的。这既符合张国焘的西退路线，也与张国焘“保存”红四方面军的要求相吻合。张国焘命令三十一军准备渡河，但张国焘又意识到一旦三十一军开始渡河，就只有红四军对南敌进行防御，而南敌推进迅速，又会对渡河构成严重威胁，因而这时张国焘的心情是急迫的。但他又考虑到中央关于阻击南敌的要求，因而给中央限定了答复的最后时间，到时没有收到答复，就让三十一军渡河。张国焘这里似乎是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但张国焘要三十一军西渡的态度是明确的，这显然就改变了中央关于击破南敌的方针。

　　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还致电中革军委和徐、陈，认为“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的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不如利用天然障碍坚壁清野。以四军牵制敌人，也可得到争取时间之利”。部署“三十一军即跟三十、九两军后面，迅速渡河”。电文最后还说：“取得物质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究应如何?盼今晚十二时电复。如未得复，徐、陈即依此电执行。”[102]

　　我们看到这封要三十一军渡河的电报比上一次提前了八个小时，也就是在二十八日晚十二时前如果中央没有答复，就要三十一军开始渡河，由此可见当时张国焘的急迫心情。张国焘在这封电报中也讲了要三十一军渡河的原因，就是他认为河东红四军、三十一军也难以完成击破南敌的任务。这样击破敌人徒增消耗，因而不如先渡河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返回头来击破敌人。这样我们看到张国焘不是依靠自我力量来战胜敌人，而是将击破敌人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援助上。这当然是一种对战胜敌人缺乏信心，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央在十月三十日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说：“中央(革)军委屡次命国焘坚决打击南面之敌，但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103]我们通过以后的分析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河西转战期间没有立足于自我奋斗，而是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苏联援助就与此极为相似。

　　面对张国焘态度的变化和基于三十一军已经开往河边待命渡河，二十九日，中革军委决定“根据朱、张、徐、陈意见，为迅取宁夏起见，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在九军、三十军后跟进。”三十一军在军长肖克、政委周纯全率领下急行军到黄河边，军直属队当天就开始渡河。[104]

　　这里我们看到中革军委不得不同意三十一军开始渡河。因为在前文我们引用的张国焘致中革军委的电报中说，如果在二十八日十二时前没有收到中革军委的电报，徐、陈就指挥三十一军渡河。而中革军委这封电报是二十九日发出的，也就是说在中革军委这封电报发出前三十一军事实上已经开始渡河，中革军委不过是从大局计认可了张国焘要求三十一军渡河的这个命令吧了。关于三十一军最后没有渡过河去，我们下文还有交待。

　　在张国焘的自述中也谈到了关于红四方面军的渡河问题。他回忆道：

　　“敌人的兵力愈来愈多，分路攻击的行动愈来愈积极。我军在会宁、靖远大道上的掩护阵地，悉为敌军所攻下。敌军的另一部并进占了靖远城，控制了渡口，我们至此不能渡河了。我和朱德乃令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移到这条大道的东北面，以打拉池徐海东部驻地为后方，这样我们的西进计划，便没有能够全部实现。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单位，在河西开始了单独行动。

　　我们与徐海东讨论当前的军事情况，告诉他靖远的渡口已被敌攻占，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两军急须从陡城堡及其以北地区渡过黄河，请他速派人前往那一带考察地形、敌情和渡河工具等，并向靖远、会宁方面警戒，严防敌军的进击。我们的总司令部准备在打拉池驻扎一个时期，处理这一渡河的军事行动。

　　徐海东部侦察的结果，认为继续渡河已不可能，陡城堡已为敌占领，敌机沿河搜索，河中没有任何渡河工具，而敌军胡宗南的一部正由兰州循甘新大道，开往武威，马步芳的骑兵也正由西宁北移，其目的都在截断我军西进的道路。此外我们南面的敌人，也正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城、豫旺一线进逼，企图歼灭我在河东的部队。徐向前、陈昌浩来电希望我们继续渡河。于是他们一面以第九军掩护总司令部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向古浪挺进，另一面则由徐、陈两人率领第三十军及第五军团北向占领景泰一条山一带沿海阵地，俾能掩护我们在石佛寺(五佛寺。—引者注。)附近渡河。

　　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电告徐、陈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们率已渡河的部队，单独行动。我们指出在敌军压迫和缺乏渡河工具的情况下，时间上已不允许第四军、卅一两军安然渡过黄河。如果他们仍徘徊河边，势将进退失据。应即率全部，迅速行动，占领古浪、武威一带地区，集中力量，控制甘新大道，以武威以西的适当地点为后方。至于总司令部，将督率第四、第卅一两军及彭德怀、徐海东等部，尽量在打拉池、海原、同心城地区，抑制大部分敌军，以期减轻对西路军(即徐、陈所部)的压力。从此，徐、陈所率的西路军便与我们分道扬镳了。他们遵照我们的电令，由景泰沿长城往古浪以北的土门子，直趋武威。我们则在敌军压力之下，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城，逐渐向东移动，靠近陕北苏区。”[105]

　　由张国焘的这段回忆我们看到，本来他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要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这与我们前文引述的电报相吻合。不过是由于敌军一部占领了靖远，控制了渡口，才导致红四军、三十一军被阻在河东。尽管这样，他还要徐海东进行侦察，以求在陡城堡西渡黄河，只是由于该地被敌军占领，同时南敌也迅速向北逼近，才不得不作罢，并率军向东转移。在红四军、三十一军不能西渡的情况下，又是他命令河西红四方面军向西退却的。

　　陈昌浩后来也回忆道：“他(张国焘)是反对会合的，一会合其王国就垮台了。到岷州后他又要西进，到会宁后他又要我们全军渡河。为什么全军过河他一个人留下呢?有他的道理：如果打通国际路线，取得了援助，军队机械化了是他的，中央对他是无可奈何的。”[106]

　　从陈昌浩这段回忆我们看到，张国焘是极力主张向西退却的。向西退却的原因就是想打通国际联系，取得武器装备，实力强大后再继续搞他的“独立王国”。在红四方面军渡河问题上张国焘确实包藏着个人的私心。

　　三十军、九军及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渡河后，五军一直滞留在黄河岸边担任守船及监视靖远之敌的任务，后随战局变化，奉四方面军指挥部之令，于十一月七日离开河边西进。当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五军沿河北岸部队于七号撤收”。[107]

　　我们看到，在徐向前、陈昌浩致张国焘的这个电报中报告“五军沿河北岸部队于七日撤收”，也就是说五军十一月七日开始离开河岸向西退却。红五军渡过河后，在岸边滞留，保护船只和防御渡口，最后在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因敌情紧急难以渡河的情况下，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命令离开岸边，向西退却。五军渡河没有中革军委的命令。

　　关于渡河问题，陈昌浩在回到延安后写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他说：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五军急向北开进，四军、三十一军扼阻大路。敌人急进之下，指挥部本总部命令，随九军、五军渡河，三十一军亦准备渡河(直属队大部已渡河，随后又开返河东)。我们渡河后，在中和堡约停住了一天一夜，中间接到毛主席电报：‘河西只要一个军，指挥部带两个军仍过河东准备夹击敌人。’这时四军、三十一军正向打拉池前进，毛(炳文)部先头已抵靖远，事实上已不好东返。加以总部同时来电，又说四军、三十一军都准备在靖远以下渡河。我们到三角城时，还本总部电：‘已得毛主席同意，四军、三十一军即在三角城过河，准备迎接。’我们等到下午五时以后，又接到总部说：‘该两军不渡河’的电报后，才向北开走。此时三十军先头部队在击退马禄骑旅及祁明山步旅一部(马步青部)之后，即乘胜向一条山进。九军与指挥部尾后向赵家山、锁罕堡附近集结。五军因会宁损失后，即在靖远河西一带扼守休息。此地明显看到：

　　1、我们率三军渡河虽得总部命令，可是是反军委意图的。国焘同志纵令三个军甚至全部渡河，无疑的是执行自己一贯退却计划，而不是真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如果不是敌情地理限制，三十一军、四军均已渡河。

　　2、我们当时同意三个军渡河的动机，外表上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跨河而下，以与河东主力呼应，实质上是违反了军委意图，曲解了宁夏战役计划，恰恰作为国焘同志退却计划的实施者，因为宁夏战役计划决不是分散主力，无条件的避过敌人，而是要在有利时机(诸如会靖线上及以东)集中兵力打击敌人，争取消灭其一部，借以巩固自己根据地。当时三个军渡河无疑是违反宁夏战役计划的，是退却路线支配下之行动。

　　3、过河本身根本上也是不对的：(1)暴露宁夏战役的意图，使敌人主力敢于长驱直入向苏区进攻，使河西次要敌人很快集兵防御。(2)分散主力，实际上破坏了会合，消弱了打击当时主要敌人(胡宗南……)的力量。(3)消弱民族统一战线中坚力量，影响到友军的愿望与对红军的团结，影响到整个统一路线。(4)当时主要敌人是蒋介石部队，而我们策略尚且是“施行不得已之自卫战”，而过河之后，我们是主动向人家进攻，而被进攻者又是少数民族之回军，这很严重的防碍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政策之施行。”[108]

　　从陈昌浩这段回忆中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是奉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命令过河的。在过河后，毛泽东曾让徐向前、陈昌浩带河西的两个军返回河东，击破南敌，只不过由于毛炳文部已逼靖远，事实上已不好东返。至于陈昌浩说的红四军、红三十一军过河，从他回忆的上下文来分析显然是在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以后，要这两个军过河。陈昌浩说如果不是敌情地理限制红四军、红三十一军也已过河，联系我们前文引用的电报及张国焘的回忆来分析，这应该是事实。张国焘来电说这两个军过河获得了毛泽东的同意，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考证。如果这是事实，我们判断这与以前中央同意红九军和红三十一军渡河相似，并非中央意图。陈昌浩说他们率三个军过河虽然奉总部指示，但是却违反军委意图，这也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他这时才比较真切地认识到张国焘退却路线的错误，对自己在执行这条路线过程中的错误所作的自我批评也是中肯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红四方面军全部渡河问题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和张国焘意见是一致的。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指示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在河东和红二方面军共同击破南敌的情况下，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竟然要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从而使中央击破南敌的计划难以施行。这是他们继红九军渡河后又一次违背中央的指示。如果考虑到击破南敌的任务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河东部队承担，那么他们的这种逃避显然具有保存实力的嫌疑，同时也就增大了兄弟部队作战的难度。如果从思想认识上来看，就是对战胜敌人缺乏信心，缺乏一定的全局意识，显现出和中央分离的倾向。这使我们隐约可见西退的路线又一次露出水面。

　　8、以海打战役流产为标志，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西路军最终形成。

　　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看到，在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情况下，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一个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态度，另一个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及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态度。后来，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最终没有渡河除了敌情紧急以外，与这两个因素的制约也有密切关系。

　　下面我们进一步分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红军总司令朱德、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情况下是怎样部署海打战役的。

　　在击破南敌上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一度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取得一致意见。

　　十月二十七日五时，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报毛泽东、周恩来，转达了中革军委的方针，调整了作战部署。电文指出：

　　(甲)毛、周电令，目前作战重点，系注重击破南敌，停止追击。我各部应遵照这一指示执行。

　　(乙)为击破南敌，德怀已令第一师在郭城驿东北待命，必要时第一、第二、第七十三三个师都可参加战斗。

　　(丙)四方面军部署：

　　1、三十、九两军，即由你们中去一人指挥，迅速占领大芦塘、眼井堡、大营盘、三塘驿、五佛寺地区，以一个军向中卫延伸，一个军夺取战略要地定远营。

　　2、四、三十一两军即以一部逐渐迟滞敌人，准备于郭城驿附近与敌决战，消灭敌之突进部队，而停止其前进。

　　3、虎豹口船只即速顺水放，逐次放到五佛寺渡口。船工水手两队，即开一半来打拉池。……[109]

　　我们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这个电报和中央的部署趋于一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来予以说明。难道是张国焘从心里真正接受了中央的部署了吗?我们经过分析以后认为不是这样。如果张国焘接受了这个部署，真正认识到击破南敌对宁夏战役实施的重要性，就不会随后在海打战役进行过程中命令红四军、三十一军撤走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发出了和中央部署一致的电报呢?我们只能从逻辑上判断这可能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作用的结果，他们想通过努力来将张国焘拉上中央制定的击破南敌实施宁夏战役的轨道。

　　十月二十八日，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并告各军首长及政治部主任，表示完全同意朱、张二十七日五时部署。电报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力量消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现当敌人轻我锐进之时，正是我们打胜仗时候，必要时拟请德怀赶赴前线指挥这次战役。在政治上立即开始大动员，坚决消灭南敌。[110]

　　这里我们看到中央对朱德、张国焘二十七日五时电表示完全同意，指出现在三个方面军要紧靠作战，互相策应，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由这里看到中央是反对三个方面军分散作战的，这自然也包括反对张国焘向甘西的退却。为了使战役指挥能够统一，免得张国焘再节外生枝，影响击破南敌，因而中央要彭德怀赴前线担任总指挥，以保证中央的指示能够得到贯彻执行。

　　十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和朱德、张国焘：

　　甲、胡敌以我避免决战，十分轻我，向打拉池锐进，王、毛向靖远进。

　　乙、我三个方面军主力应依兄等二十七日部署，立即集结在有利阵地，在数日内坚决突击消灭胡敌先头一个师至两个师，以小部抗阻靖远王、毛。

　　丙、九及三十军速复河岸西向中卫、定远营扫荡前进。

　　丁、此是消灭敌人开展局势最适当之时机，请兄等速图之。[111]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要求前线指挥员迅速抓住有利战机，以小部牵制王均、毛炳文部，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重点给予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作战目标是通过消灭敌人一个至两个师，停止南敌前进，为实施宁夏战役创造条件。

　　彭德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十月二十八日制定了《海(原)打(拉池)战役作战计划》，决定集中三个方面军的力量，在海原、打拉池地区给追敌以歼灭性的打击。为了保证党中央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当日，中革军委任命彭德怀为总指挥兼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组成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112]

　　在影响战役的其他因素已经具备的情况下，这次战役能不能打好，主要取决于张国焘对战役的态度。因为红四方面军有三个军参加这次战役，而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具有绝对指挥权，不得张国焘同意，中央是无法调动这三个军的。如果张国焘对参加海打战役动摇，命令这三个军退出战役，海打战役的实施就会面临巨大困难，直到最后不得不放弃。但是在当时情况下，鉴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影响，为团结三个方面军共同作战，中央还无法取消张国焘在红军中的指挥权，于是为了保证战役计划的顺利实施，不得不采取变通的方法，限制张国焘对战役的干涉，这样中革军委就任命彭德怀为总指挥兼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组成前敌总指挥部，负责直接指挥这次战役。

　　十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完全同意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彭德怀同志俭日七时之海打战役计划，(彭德怀十月二十八日提出的在海原、打拉池地区打击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战役计划)望各兵团首长动员全体红色指战员下最大决心，努力争取整个战役的全部胜利，开辟今后伟大的战略胜利之途径。”[113]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电红军总部和三个方面军领导人，批准了彭德怀制定的海打战役计划，要求各部听从指挥，认真准备，下定决心，取得战役的全部胜利。

　　张国焘也对《海打战役计划》表示赞同，二十八日十九时，朱德、张国焘发出《关于三个方面军协歼胡敌之部署》电，提出“现决心集中一、二、四方面军打胡敌，消灭其先头一二个师，以小部扼阻靖远毛、王”。认为“此战关系全局，各军政首长即速大大动员，坚决灭此阻碍抗日之胡敌”。二十时，朱、张还致电徐、陈和三十一军军长肖克、政委周纯全，表示“决遵照军委之电令，在海原以南地区消灭胡敌先头一两个师，以王、毛由五军牵制之”。电报还分析了战场态势的变化，称“若我不在海打线灭敌，敌将由海原、靖远、同心城、中卫线隔断我军，不仅攻占宁夏目的不能实现，却有被敌各个击破之危险”。[114]

　　我们从电报中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在执行海打战役上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之间达成一致意见。这到底是张国焘真正接受了中央的意见，还是另有别的原因呢?我们如果从下文张国焘擅自命令红四军、三十一军退出海打战役来看，他似乎没有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执行海打战役的重要性。但这封电报又确实是以他名义发出的，这又该怎么理解呢?我们分析后认为，这个时候张国焘对执行海打战役是动摇的，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总司令朱德乘机做了工作，因而才有了那封张国焘署名的电报。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张国焘先是同意执行海打战役计划，后来又出现反悔的情况。由于没有相关的史料，这仅是我们的一种推测。

　　十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发布关于各兵团集中协同消灭胡宗南部的命令，其要点是：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在古西安州、关桥堡、麻春堡一带，第十五军团在盐池一带，红四方面军第四、五、三十一军在打拉池一带，形成对胡宗南部作战的有利部署。[115]

　　三十日，彭德怀向一、二方面军与在河东的红四方面军做出实施《海打战役计划》的部署。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六个师集结于古西安州、麻春堡、陈家湾一线，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集结于打拉池以东干盐池一线，共同组成突击集团，从东西两翼歼灭胡宗南部先头一两个师;第四军和第五军在靖远、打拉池一线钳制敌第三军和第三十七军，保护突击集团右翼安全，红二方面军主力北进到海原以北或西北地区，保护突击集团左翼安全。中革军委批准了这一计划。三十日，中央又改变同意三十一军渡河的前电，命令：“为战胜胡敌，三十一军即照德怀29日20时电令部署执行任务，胜利后直由中卫渡河。”这样，已经过河的三十一军直属队又一船一船返回东岸。[116]

　　我们看到，中革军委批准了彭德怀的海打战役的具体部署。彭德怀开始调动部队，海打战役进入到实施阶段。由于在海打战役部署中要红三十一军参加，这样已经过河的红三十一军直属队又渡河返回河东。为什么中央能够将红三十一军渡河部队调回来呢?这与张国焘一度表态同意执行海打战役有关。不然的话，中央要想调回三十一军不会那么顺利。

　　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与南敌决战，关系重要。现敌轻我锐进，胡敌先头又是郭华宗旧部周(祥初)、孔(孔令恂)两师，打得好可获大胜。”同时提议：“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人手里。”“以野战军全部为主力，从二方面军抽二分之一辅助之，专打周、孔两师。四方面军为右翼钳制队，或任右翼之部分突击，专对付胡之西路及毛、王两路。”“实行打时要在有利之地形条件下，首战限于打两个师，并首先消灭其一个师。不合此条件时再退一步，总以胜仗为目的。”[117]

　　这里毛泽东又一交重申了他一直倡导的作战要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打则必胜，慎重初战。胡宗南部轻我锐机，战机难得，首战仅限于打两个师，消灭其一个师。为保证战役的胜利，排除张国焘的干扰，毛泽东提出以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作为战役主力全部投入，特别嘱咐战役指挥权掌握在彭德怀一人手中。

　　十月三十日，毛泽东致电张浩，提出：

　　一、目前方针是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

　　二、你与朱、张略谈后即转二方面军，提高其士气，再转朱、张处。

　　三、对张态度不对，不要太软，也不要太硬，诚意相处，避免硬化。[118]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又一次强调了给胡宗南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南敌，是实施宁夏战役的先决条件。张浩(林育英)实际上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三个方面军之间穿针引线，沟通联系，加强团结，以保证中央方针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告诉张浩处理张国焘的基本方针，“诚意相处，避免硬化”，搞好团结。从这里可以看出张浩可能对张国焘执行中央击破南敌和渡河的指示表示不满，并将对张国焘的不满报告了毛泽东，因而毛泽东才在电报中说了这样的话，要他处好与张国焘的关系，在当时条件下团结张国焘尽可能贯彻中央的方针。我们由毛泽东对张浩谈到的这个方针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张国焘的态度是从当前中央权威尚未在红四方面军确立以及红军三大主力的对比状况这一现实出发，为了保证海打战役的成功，尽可能团结张国焘执行中央的方针。这与他以前主张的还是要通过张国焘来弄好红四方面军，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不要求善太急是一致的。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央因何没有对张国焘一再违背中央关于击破南敌和渡河问题上的指示而采取的相关行动进行通报批评和处理，而且往往在事后进行追认或认可的原因。因而我们在研究中就要分清那些事件是中央指示要做的，那些事件是张国焘要做的，而中央在事后从大局计认可了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发现双方分歧的要害。否则的话，可能会引用中央事后认可的事件而作为中央的意见，从而使研究走上歧途。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有的西路军的研究者就是不注意这一点，断章取义，将中央为大局计事后认可的电报中的话，作为中央决策来使用，从而使研究工作出现重大偏差。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要吸取的教训。

　　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住此中心关健而领导之。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德怀二十九日部署使用，一战而胜，则全局转入佳镜矣。”[119]

　　毛泽东在致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中又一次重申了战胜南敌是进行宁夏战役的先决条件，将海打战役作为搞活全局的中心环节来对待。提醒他们只要给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停止了南敌，我军则赢得主动地位，全盘皆活，就可以为宁夏战役的实施创造有利条件，因而一定要打好这个战役。

　　张国焘并没有执行中央的指示，却于三十日命令红四军撤至贺家集、兴仁堡，红三十一军撤至同心城、王家团庄地区。因而，《海打战役计划》未能实现。对此，十月三十一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说：“张令第四军开到贺家集、兴仁堡，三十一军开同心城、王家团庄。”“三十一军不配合一、十五军团……于明晨到总部与朱贺任再商解决，以便取得一致行动。”[120]

　　本来中央为防止张国焘干扰海打战役，特意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决定战役指挥权掌握在彭德怀一人手中。但鉴于历史的影响，在张国焘干预的情况下，彭德怀尚无法排除张国焘的干扰，直接指挥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实施海打战役计划。也就是说彭德怀对红四军、红三十一军的指挥权只有在张国焘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够实施。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遗憾地看到在战役进行的关健时刻，在张国焘命令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撤出战斗的时候，彭德怀除了向中央报告这个情况外，当时没有任何可以制约的办法。这样我们看到，张国焘命令红四军、三十一军撤出战斗，就给海打战役的实施带来很大困难，埋下了后来西路军孤军西退的隐患。

　　十一月一日，彭德怀在与朱、张、贺、任见面后，就作战计划与统一红军各部指挥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当日，彭德怀致电中革军委和一、四方面军领导人，通报了情况，称会商的结果是：“一致坚决主张打击胡敌，消灭其二三个师，停止其追击。”关于统一指挥“一方面军、三十一军、四军、二方面军一致努力，为争取上述胜利，并有(由)前敌总指挥统一调遣，朱、张不干预的坚决表示。”关于下一步部署，认为“海打以南战役计划已失去先机，现决在海打大道以北，寻战役机动来打胡敌，战役计划另告。”[121]

　　我们看到，虽然前方指挥员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战机却是瞬间即逝。战机已失，河东红军不得不向北向东退却。海打战役的流产，导致宁夏战役被迫中止，西路军最终形成。

　　彭德怀后来回忆说：“张国焘到了打拉池后，敌王均两个师尾追四方面军被截断部分前进。我与张国焘面商，只要被截断部分在正面阻拦该敌前进，一军团即可从追敌侧后进攻，在打拉池布置伏击阵地。这样，消灭王均部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样还可与四方面军北渡主力取得联系。张口头同意，却秘密令王宏坤部向同心城方向撤走，破坏了当时的作战部署。我又与张商，在海原和同心城之间布置伏击阵地，歼灭王均部。他口头同意了，实际上他又令四军东撤了，使伏击计划又被破坏。张国焘多次破坏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军消灭，西安事变就可提早，我军就可能控制兰州和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122]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红军总司令朱德、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经过共同努力，在击破南敌问题上曾经一度取得一致意见。根据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彭德怀制定了海打战役计划。为了保证战役的顺利实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特意成立了彭德怀为总指挥兼政委的前敌总指挥部，并明确指示战役指挥权掌握在彭德怀一个人手中。但在战役进行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却命令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撤出战斗，这就给海打战役的实施带来很大困难。虽然后来彭德怀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又在击破南敌问题上统一了认识，但战机已失，无法阻止南敌，河东红军不得不向东退却，导致宁夏战役被迫中止，西路军也最终形成。

　　9、景泰一条山战斗评析。

　　我们先来介绍景泰一条山战斗的基本概况，然后对在这个地区的战斗作一点儿评析。

　　(1)景泰一条山地区作战的基本概况。

　　红三十军渡河后，在河西迅速展开。而后，红九军渡过黄河，也迅速投入战斗。红五军渡河后没有投入景泰一条山战斗。

　　① 红四方面军西渡后在河西进展顺利。红三十军西渡后，兵分两路，向黄河西岸南北方向发展。马步青部河防前线指挥马廷祥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时许才在靖远北湾接到红军渡河的消息。马廷祥一面向景泰撤退，一面组织部队增援，企图堵击红军。十月二十六日下午，红军用迫击炮轰击北湾守敌马福仓团，马福仓团逃走，红军后续部队于当日午后在北湾渡河，向吴家川前进，截断了韩起禄旅的退路。

　　二十七日，红三十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率领，没黄河西岸向北挺进，另一路由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率领，经碾子湾、石板沟也向北挺进，乘胜追击溃逃的敌人。二十八日凌晨四时左右，红八十九师先头部队二六七团追击前进到吴家川，遇到马步青部骑兵第五师第一旅的阻拦。八十九师各团遂乘夜幕掩护，展开兵力向敌人发动攻击，这次战斗共俘敌二百多人，缴获步枪八百余支，机枪十余挺及其它物资若干。溃逃之敌到达尾泉、脑泉一带。二十八日二十二时，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到达尾泉，向守敌发动进攻，先后占领尾泉和脑泉。三十一日晚，红三十军和红九军分头进军，包围了锁罕堡，占领了景泰县一条山大部分村庄。红八十九师在攻击景泰县城时由于地形不利和缺乏重武器受挫。红八十八师攻占重要渡口五佛寺。红九军也占领了锁罕堡(今兴泉)、打拉牌地区。

　　至此，一条山大部村寨被红军占领，为进攻宁夏创造了条件。十月三十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报告了战场情况，“马步青部战斗力极弱，一、二旅大部均被我一击即溃，估计三十、九军有把握消灭该敌。对我方请勿顾虑。”

　　② 红八十八师激战一条山。红四方面军渡河后，马步芳既命令马元海率两个骑兵旅及部分民团，共约一万六千余人赶往一条山。十一月二日，马元海部到达寺儿滩，先头部队向红三十军阵地一条山发起进攻，被红军击退。十一月三日，敌二马部队会合，以马元海为总指挥，马廷祥为副总指挥，又纠集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分三路齐头围攻一条山。八十八师指战员以少胜多，英勇还击，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一条山战斗从十一月二日到四日，整整持续了三昼夜。红八十八师指战员在八十九师和红九军二十七师的支援下，用顽强的意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以弱胜强，奋起还击，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共歼敌一千多人，击毙敌副总指挥马廷祥。

　　③ 红二十七师在打拉牌地区进行的战斗。敌河防前线被攻破后，马步芳由青海派出增援的马全义团及民和、乐都、互助三县民团，和马步青派出增援的马呈祥团共约六千多人，分成两个梯队，沿着大道经沙河井向打拉牌前进。十一月四日中午，开始向红九军二十七师占领的两个大堡寨进攻。后来朱绍良又派三架飞机前来助战，二十七师以五个营的兵力，将敌人击溃，而且发起反击，缴获机枪数架，迫击炮三门。十一月五日上午，敌人又集中第一、第二旅一部进犯，被赶来增援的红二十五师击溃，缴获人枪各数百。红军乘胜占领镇虏堡。十一月五日十五时，徐向前、陈昌浩立即向方面军各部报捷：“我二十七师以五个营之少数击溃敌步、骑五千余众，血战终日，卒获全胜，实可为全军之模范。望各深入动员，学习这一模范战术，争取比赛灭敌。西北是我们的。” [123]

　　由以上对河西红四方面军部队作战状况的阐述可以看到，红四方面军刚刚渡河，甘、青二马由于猝不及防，因而红四方面军在河西进展顺利。但是在甘、青二马抽调兵力进行反击后，在打拉牌和一条山却由于河西红军分兵打成了阵地战和消耗战。虽将敌人击溃，却没有大量歼敌，在一条山地区还打成了僵局，形成了对峙状态。最后，就是在这种对峙的状态下，为摆脱僵局，西路军才丢下敌人，匆匆向西退却的。

　　(2)景泰一条山地区作战评析。

　　我们看到，在红四方面军刚刚渡河的时候，由于甘、青二马猝不及防，因而作战进展顺利，马家军一触即溃，因而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认为甘、青二马不堪一击，产生轻敌倾向。而后在马家军的援军到来后，在这个地区进行了两次比较大的战斗。一次是红八十八师进行的一条山战斗，一次是红二十七师进行的打拉牌战斗。这两次战斗都是以少敌众，以弱击强，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主要的作战方式，而没有打成歼灭战。虽击溃了敌人，却没有对敌人造成大量杀伤，消灭其战斗力，同时红军也难以从战场上获得有效补充。这对于外线作战的我军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河西红军在景泰一条山地区的作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① 轻敌问题。我们从前文阐述的河西红军在景泰一条山地区初期的作战过程可以看到，红军刚到河西进展顺利，很快占领了一条山大部分地区，因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产生了轻敌的倾向，认为甘、青二马“战斗力极弱”，“一击即溃”，“有把握消灭该敌”。我们从前文引用的他们的电报中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这种乐观情绪。我们不能不说这种乐观是没有根据的，因为红军突然渡河，甘、青二马猝不及防，兵力分散，难以集结，因而单凭初期的作战状况就作出这个判断，未免有些草率了。他们刚刚与马家军交战，对敌情及其战斗力尚未有一个切实的判断，就产生了这样的乐观情绪，从而对河西红军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这种轻敌的倾同，导致西路军向西退却时两路分兵，并成为红九军在古浪遭受重创的一个重要因素。

　　② 兵力分散问题。当时，过河后河西部队迅速展开，为扩大战略纵深，分兵占领要地是必要的。但是在甘、青二马援军到来的时候，就应该集中兵力，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第一原则。在适当时候为了作战的需要，还要放弃一些据点，以便于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我们看到，红二十七师在打拉牌，红八十八师在一条山，几乎是这两个师在孤军奋战，难以得到其他部队的有力配合，对来敌进行歼灭性打击。其他部队显然是因为抢占了一些据点，致使兵力分散，从而难以集中兵力灭敌。我们由此看到，在集中兵力和抢占据点之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显然是抢占据点的指导思想占了上风。既然要占领这些据点，那么就要用兵守卫。这样必然将兵力分散，也就难以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了。

　　③ 作战方式问题。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在景泰一条山地区从作战方式上主要打得是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而没有以歼灭战为主要的作战方式。这对于处于外线作战，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主要靠战场缴获才能获得补充的我军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当时，不论从河西地形来说，还是从马家军骑兵运动的快捷来说，确实对打歼灭战造成了不少困难，但是不是就没有这样的战机呢?指挥员也没有可能创造这样的战机呢?当时河西红军就是红五军暂时不参战，光红三十军、九军就有一万四千人左右，这两个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战斗力比较强。河西的红军还是有打歼灭战的实力的。如果在一条山和打拉牌地区，一部扼守阵地，然后集中两个军的主力，对敌包围，有没有可能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呢?我们认为，这是有可能的。敌人一个团，也就是一千多人，一个旅两个团，也就是三千四百人左右，只要通过几个歼灭战，消灭敌人几个旅团，灭敌气焰，就可以赢得战场的主动权，河西红军也就能够站稳脚跟。同时，还可以获得有效补充。像河西红军这样外线作战的部队，如果不能通过给敌以歼灭性打击来获得补充，就是光拚消耗造成的损失，自身也是承受不起的。长此以往也必然会走向失败。

　　要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就必须集中兵力。而要集中兵力，就不能多占据点，甚至为了集中兵力的需要，还要有针对性地放弃一些据点。指挥员经过谋划，进行战术的迂回包围，通过运动战的方法，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当然，我们也承认如果在河西打歼灭战、运动战，从地形及马家军骑兵的快捷上会受到一些限制。但红四方面军刚到河西，士气正旺，兵员比较充足，集中兵力还是可以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的。可惜的是他们能够没有做到这一点。

　　④ 战术创新问题。在红四方面军到河西后，在地形、敌情、民情、村落分布等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要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要根据新的实际情况，研究在新的条件下的战术原则。特别是面对马家军骑兵的集团冲锋，如何能够在打骑兵的战术上有所突破，则是战术创新中的关健环节。如果说在景泰一条山地区由于时间短，在战术创新方面难以有所成就，但是以后他们也没有在这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形成在河西独具特色的战略战术原则。这成为后来他们遭受损失的重要因素。

　　通过以上我们对河西红军在景泰一条山地区的作战状况的评析可以看到，由于一开始河西红军进展顺利，因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对甘、青二马存在轻敌思想。他们由于占领了据点，因而导致兵力分散，这样就难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这样在马家军的反击之下，河西红军在这个地区的作战就以阵地战、歼灭战和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式。这种作战方式是红军之大忌。同时，随着作战环境和敌情的变化，河西红军也应该在战术方面适时予以创新，以适应新形势下作战的需要。我们通过后来西路军在河西作战的历程可以看到，这几个问题西路军领导人以后几乎没有实质性变化，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就成为西路军后来遭受损失的主要因素之一。

　　由以上我们对红四方面军在渡河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在红军会师之际，鉴于当时我党面临形势的迅速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决定提前发起宁夏战役，但是由于张国焘一贯坚持西退路线，在即将会师的前夕又一次露出了西退的思想苗头，表现出对执行宁夏战役的动摇态度，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作好了两手准备，就是在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一旦不参加的情况下，由红一方面军单独实施宁夏战役。

　　这个时候，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西北红军展开了新一轮的“围剿”，河东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在红四方面军是以继续渡河还是以击破南敌为重点，是执行宁夏战役还是向甘西退却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问题上保持了一致意见，西退的行动逐渐付之于实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分析了河东红军面临的敌情以后认为，河东我军处于南北两敌夹击之中，必须通过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阻止其前进，然后才能实施宁夏战役。他们之间的分歧集中表现在红九军是否渡河和由谁占领定远营上。

　　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积极主张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以红九军以外的一个军尾红三十军河，在河东红四方面军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与红二方面军一起来集中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但是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仍然按原定计划命令红九军渡河，在中央得知红九军已经开始渡河后，从大局出发不得不认可了红九军渡河的行动。在红九军渡河问题上可以反映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击破南敌上的态度。由于击破南敌是宁夏战役实施的先决条件，因而在击破南敌上的态度也就反映了他们对待宁夏战役的态度。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应该由河西红九军占领定远营，这不仅是由于从河西占领定远营较为便利，而且也是想以此将张国焘拉上执行宁夏战役的轨道。而张国焘则要求由红一方面军从宁夏地区渡河后占领定远营，反对由红四方面军占领定远营。占领定远营上的态度，也可以反映出他们对待宁夏战役的不同态度。

　　张国焘对宁夏战役的动摇态度，实际上表明他向甘西退却的路线又一次出现。这在他签发的电报中已经有所显示。在这种背景下，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但由于敌情限制红四军、三十一军被隔在河东。这时，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根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击破南敌的指示，组织了海打战役，如果能够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仍然可能继续实施宁夏战役。但是张国焘却在战役进行的关健时刻命令红四军、三十一军后撤，导致海打战役流产。这样宁夏战役被迫中止，红西路军最终形成。

　　在河西红军景泰一条山战斗中，在取得初步进展的同时，西路军从作战指导思想及战略战术上也暴露了不少问题。西路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没有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加以纠正，这成为他们以后作战失利的主要因素之一。

　　五、挥戈西向—《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我们知道，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根据《十月作战行动纲领》，下一步就是三个方面军协作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为此就需要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从河西向宁夏进军，配合红一方面军渡河，以便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根据当时河东的敌我对比态势，击破南敌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前提。但张国焘却擅自同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从而消弱了河东红军南线的反击力量。而在海打战役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又令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撤走，从而使海打战役遭到严重破坏，导致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本来张国焘并不愿意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他之所以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经过反复斗争才取得了一致意见的。我们注意到，尽管在执行过程中张国焘在击破南敌和渡河这两个问题上屡屡违背中央指示，这种行为也已经严重干扰了宁夏战役计划的顺利施行，但是这个时候他还是打着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旗号，没有公开表示向河西进军。然而，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过河后，张国焘却迅速表现出了向甘西进军的意向。

　　1、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战略发展方向上面临三种选择。

　　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战略发展方向上有三种选择：一是返回河东;二是向宁夏进军;三是向甘西进军。

　　根据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史料看到，当时不论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还是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他们都没有主动提出要东渡黄河，到河东去的问题。那么，在已经西渡的情况下，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返回河东，到底有没有可能性呢?

　　我们可以引用当时红三十军代理军长程世才的一段回忆：“红三十军两个团占领五福寺的第二天，忽然接到总部电报，命令我们大量收集船只，准备回陕北去。……当时我们不知道上级为什么突然放弃进军宁夏的战略计划。事后得知，宁夏敌人兵力雄厚，定远营敌人派了好几个师控制着，恐怕打不进去，上级才改变了主意。回河东，去陕北是我们衷心盼望的，所以接到电报后十分兴奋，经过一天的努力，我们收罗了大船七只，小船十余只，同时将对岸情况也作了些调查。不料第二天上级又来电报说，船只不要了，并命令我带领部队返回一条山。……渡河以来，红三十军虽然节节胜利，但是整整一夜我没有睡好，有很多问题困绕着我：北进宁夏的计划应该放弃，可是为什么东进陕北与中央会合的计划又撤销了呢?‘五马’主力十三个旅在我们周围，胡宗南的一个补充旅随时都可赶到，我军面对着压倒优势的敌人，在这片地瘠贫困，没有群众基础的狭小地区，能够长久地呆下去吗?部队暂时还没有饭吃，但未来怎么办呢?天气已经冷了，全军还穿着过草地时发的一身单衣，冬装哪里来呢?”[124]

　　从这个回忆看，程世才是同意返回河东的，当时返回河东也是有机会的。之所以没有返回河东主要是由于上级的决策所致，而并不是当时渡河条件的限制。这个上级到底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还是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程世才没有明确说出来。如果河西红军东返，肯定会获得河东红军的配合，也符合中央集中红军三大主力歼敌的要求，这是中央所期望的。从河东国民党军队的部署看，也不见得在黄河上就找不到合适的渡口进行渡河。我们从徐向前后来回忆西路军的惨败时说得 “如果预见到是那种情况，谁不主张东返啊!”的话中，[125]也可以看到西路军东返还是有机会的。我们再联系前文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是在违背中央指示的情况下要求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的，这说明他们是执意要西渡的。

　　因而，我们认为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没有东返，不是有没有返回河东的机会，渡河条件的问题，而是当时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徐向前、陈昌浩所在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决策问题。

　　为什么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向宁夏进军呢?

　　对此徐向前有一个回忆：“如我们单独北进取定远营，通过腾格里大沙漠至少需四天以上的行程，部队缺粮、缺水，缺骆驼，很难完成任务。而且，苏联的军用物资何时到达那带，还是未知数，我孤军深入该地，取不到援助物资，就有被宁马封锁和消灭的危险。”[126]

　　从徐向前的回忆看，他认为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宁夏挺进显然是不利的。不过，徐向前的这个回忆也有令人生疑的地方。既然认识到如果不知道苏联的援助物资何时到达，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孤军向宁夏进军，一旦得不到援助物资，就有被消灭的危险，那么他就应该同样联想到在苏联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时间和方式未明的情况下，河西红军脱离和河东主力的联系，孤军深入甘西，那面临的风险比他们进军宁夏应该更大。因为宁夏毕竟靠近河东，而甘西却有几千里地的距离，这比进军宁夏更让人忧心。既然能够认识到向宁夏进军的风险，也绝不会想不到孤军深入甘西的隐患。可是他们却仍然一味主张向甘西进军，这也只能说明他们有一个了不断的西部情结，张国焘的西退路线依然时不时在他们心中作祟。

　　彭德怀十一月八日致电中革军委：“徐、陈之三个军应自己努力解决冬衣，乘敌薄弱，扩大占领地区，以袭占镇虏、凉州及其以北为目的，估计目前单独出宁夏不利。”[127]彭德怀也认为在河东红一方面军主力暂时不能过河和红四方面军主力一块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情况下，单独由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是不利的。本来在宁夏战役计划中预计是红一、四两个方面军主力共同执行的，但因为在海打战役被破坏后，南线的国民党军很快打通了和宁夏的联系，河东的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向东转移，暂时无法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因而，我们认为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再按预定目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在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不愿东返，又难以向宁夏进军的情况下，也就只有向甘西进军了。

　　联系前文我们看到，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就提出红军主力向西退却。在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又主张西出阿坝，占领青海和甘肃等边远地区，继续西退。甘孜会师后，在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途中召开的西北局漳县会议上，张国焘武断地推翻了西北局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做出的北上决定，要西渡黄河，向青海和甘肃退却。因而我们认为，从以前张国焘几次要求红四方面军向西退却来分析，从张国焘思想逻辑的发展历程来看，他这时转向甘西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具有必然性的。关于向西退却，并非是他个人的一个孤立事件，这种主张在红四方面军高级领导干部中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因而这就是宁夏战役中止后，河西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选择向西退却的历史背景。

　　2、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后，在战略方针“一致”下的分歧又一次萌发。

　　我们知道，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红四方面军西渡，直到十一月初，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就表现在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尽管不时冒出向甘北进军的苗头，但总体上还是表示要和红一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基本上没有脱离宁夏战役计划的轨道。尽管在这个期间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和击破南敌方面多次违背中央指示，为宁夏战役计划的顺利施行埋下了严重隐患，但是据我们发现的他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之间及他们与中央来往的电报，以及红四方面军的整体行动表明，他们还尚未公开修正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不过从前文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黄河，说如果红一方面军能够单独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就可以向河西发展的要求看，这其码已经表明他们对宁夏战役计划发生动摇，有红四方面军向河西单独发展的考虑。在河东的红四方面军部队目前难以西渡的情况下，河西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就提上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议事日程，他们要公开修正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了。

　　徐向前、陈昌浩于十一月二日，致电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请示行动方针：

　　甲、此方人户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久作战，(一)条山地区河谷间还不能放重兵。

　　乙、我们建议：(一)若主力能够速渡河，需此方待接时，即向中卫、宁夏进;(二)或单(独)游击定远营;(三)或以大部向平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四)无论向何方行动，此方三个军再不能分散，应集中使用。

　　丙、行动方针请速示，因一条山、五佛寺在地理、生活、敌情各项估计，都不容许我们争取较久时间。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目前大靖、土门、古浪、凉州甚虚、易袭，不缺粮，人多，均汉人。若不出动，待敌迫近或布妥，在此方即陷于极大困难之境况中。[128]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鉴于河西沿岸的敌情、地形、给养并不允许大部队在此久留，向西进军战机难得，因而向中央及红军总部提出建议，请示行动方针。应该说，他们讲得是实情，既使在紧急情况下，为部队生存着想，他们一时自主决定行动方向，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看到在电报中他们提出了关于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略行动的三个建议，前两个建议或者由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配合红一方面军过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或者由河西红四方面军单独攻占定远营，这都是按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来行动的。这里引人瞩目的是在第三个建议中要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平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这实际上偏离了宁夏战役计划的轨道，从行动方向上从向北转向向西，显示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有向甘西进军的意向。如果从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被国民党军隔断，河东红军主力难以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角度看，当时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进军确属偶然。但是如果从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直至三军大会师后从击破南敌到红四方面军渡河问题上产生的一系列分歧来综合分析，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进军又是必然的。

　　在接到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后，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通(皋)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129]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仍然强调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但是可以扩大战略纵深，来缓解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遇到的压力，力求河西红四方面军处于有利的态势。

　　同日，红军总部也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并报毛、周称：“远方货物已准备好了”、“你们出宁夏须有三个条件：(1)你们能单独解决马鸿逵、马鸿宾。(2)海原战役的胜利。(3)从一条山到宁夏露营，一般地形、天候、敌情条件(必须查清)。我们估计五、九、三十军三个军必能单独解决‘二马’，海原战役也有把握取得胜利”。要渡河部队做好准备工作，“完成新任务”。[130]我们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也仍然是要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估计他们能够单独战胜宁夏“二马”。这个时候，从电报上看在河西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上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中央还是“一致”的。

　　鉴于河东红军主力暂时难以过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为河西红四方面军争取主动，改变背靠黄河的不利态势，十一月三日二十二时，毛泽东、周恩来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一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行动。”[131]从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中央同意红四方面军向永登、古浪进军，但是明令在一条山、五佛寺派兵驻守，扼守渡口，保持与河东的联系。一旦如遇不测，能够及时返回河东。我们看到，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向西发展保持谨慎态度。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根据目前公开的史料，在十一月三日前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中央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上是“一致”的。在十一月二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致红军总部和中革军委的电报中提出了河西红四方面军向西发展的动议。这虽然有河西红四方面军面临的严重敌情这一背景，但从此前他们要求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及如果红一方面军能够单独攻占宁夏，红四方面军可另辟发展方向的意见看，他们向西进军的动机显然是深远的。

　　3、在向西退却问题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保持了高度一致。

　　我们通过前文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十一月二日的电报中比较委婉地提出了向西退却的建议，表明在必要时向西发展。随后，他们又向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明确提出了放弃一条山地区，向大靖、凉州发展的要求。

　　十一月三日，中央书记处接到共产国际书记处及王明、陈云来电，称：“现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你们曾否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请告如何接收办法及你们采用何种具体运输。”[132]

　　毫无疑问，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获得苏联援助，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目标和重要内容，也是占领宁夏的重要前提。现在共产国际援助地点的变化，无疑对宁夏战役计划的执行，红四方面军主力向甘西的进军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现在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在下文确定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行动的时候，他们是否已经获悉了共产国际这封改变援助地点的电报内容。因为这对判断他们西进的动机具有重要意义。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共产国际十一月三日改变援助地点的电报到来前，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及行动一再表现出西进甘北的意向。

　　十一月四日，徐向前、陈昌洁致电红军总部，汇报关于一条山地区敌我态势状况，并请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提出在宁夏战役难以完成的情况下，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的意见。电报说：“目前战役计划已决定，务请速战，迟则敌齐头并进，难决战。关麟征师、马鸿宾师既有令开石嘴子，如不速战，则该两敌若先我出中卫、宁夏后，使宁夏战役更难速完成，我方情况实不允许久控制现地区，等待配合右岸行动。”“韩起功旅全部固守一条山寨子，外交无效。马步芳之一、二旅据寺儿滩及通一条山中间，每天以两三团来犯一条山阵地以山炮配合。八十八师限于地形接敌太近不便周转兵力灭敌，拟集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师先灭寺儿滩敌军。现地区粮难、资材缺，敌据堡寨，须分兵围困，而敌骑四出活动，我又不能分兵行动。如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133]

　　在这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电报中，报告了当时河西战场的基本情况，提出要放弃现地区，向大靖、凉州进军的要求。

　　十一月五日十四时，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复电，同意徐、陈放弃一条山的建议，要求他们迅速占领凉州，独立开展新局面：

　　……

　　(戊)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

　　(己)敌人可能隔断你们与河左(似为右。—引者注。)面主力之联络。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

　　(庚)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决之于明后日之决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你方和河右岸主力行动有何意见?请随时电告。[134]

　　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的十一月四日要求向西进军的电报很快得到了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支持和肯定，并为他们向西退却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一是战略方向上的变化。原先是向北，现在是同意他们向西进军，要求他们“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和凉州地区;二是下放权力，要他们“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根据面临的情况，机断行事，具有自主权;三是独立行事，不必顾忌河东形势发展的要求，不受一切牵制地去独立完成任务。这样张国焘通过这封电报实际上打开了河西红军向西退却的“闸门”，造成了红四方面军主力向河西的孤军冒进， 对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退却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表明在向西退却问题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已经获得了张国焘的授权，他们在向西退却问题上已经达成了高度一致。

　　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在河西红军向西进军问题上是一致的。这个行动方向显然改变了宁夏战役计划规定的河西红军的行动方向。在三军配合作战的情况下，像河西红军关于行动方向上的重大调整，从大局出发，在组织程序上应该事先报经中央批准。可是我们从现在公开的档案资料中，尚未发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在十一月五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前已经取得了中央批准的证据。由此我们判断，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是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先批准徐向前、陈昌浩向河西进军，造成既成事实后才由中央追认同意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根据目前公开的史料，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议，经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批准的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的向西退却，酿成了河西红四方面军的孤军冒进，开始了向西退却的悲壮征程。

　　4、在能否即时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问题上，彰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河西红军向西退却上的严重分歧。

　　我们通过史料知道，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张国焘的授权，很快就制定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此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立即予以批准，并希望他们马上施行。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对此持慎重态度，没有立即批准，这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河西红军向西退却的忧虑。我们下面依据相关史料对此作进一步分析。

　　(1)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当即批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报送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

　　根据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十一月五日同意河西红四方面军向西退却的电报精神，红四方面军总部迅速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

　　十一月六日，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向中革军委报告了部队的行动纲领和具体部署。战役计划内容如下：

　　甲、敌情：据先念电话称，敌人位置：

　　(一)马步青一、二旅各一个团固守一条山寨子，一团守景泰城，一团守芨芨水，马所率队由锁罕堡似退山城，五佛寺有第三团四个营。

　　(二)马步芳一、二旅各一个团位一条山附近。保安第六旅在一条山北十里通中卫路上。其一、二旅各两团及三旅全部，经二十七师击溃，向镇虏堡、永登方向撤退。四、五旅似仍在寺儿滩、永泰堡一带。

　　乙、纲领：我四方面军北渡之主力，遵军委电令有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配合主力行动之任务。

　　丙、部署如下：

　　(一)三十军为一纵，以占大靖为目的，约于十二、十三日动，拟经永泰堡或寺儿滩向大靖前进。

　　(二)九军为二纵，以占领古浪为目的，约于十二、十三日由镇虏堡地区出动，经松山城、干柴洼、红凉山向古浪前进。

　　(三)五军为三纵，于七日夜开始出动，经吴家川、赵家水，约于十一、十二日进军永泰、红水地区，有监视一条山、景泰与寺儿滩敌之任务，尔后集结干柴洼、红凉山，对东南各方警戒，待三十、九军确到大靖、古浪后，有经土门取凉州任务。

　　(四)指挥部随九军行动。

　　(五)各部关于物质补充、路线调查，即具体准备。各部接电后立复，并将原稿焚去。行动前须严守秘密。

　　丁、平大古凉战役政治工作要点：(略)[135]

　　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动作是迅速的。十一月五日得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同意他们向河西进军的电报，十一月六日就将制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红军总部和中革军委。这个计划将河西红军向西进军的设想化为战役的实际行动，标志着河西红军向西退却进入到具体实施阶段。在这个计划中，先是陈述了河西红军面临的敌情，而后阐述了行动纲领，兵力部署和政治工作要点。但在兵力部署上，分两路向西进军，这样就分散了兵力。后来出现的干柴洼、古浪的折兵，就与这种兵力分散有密切关系。我们注意到在这个计划中，没有打通远方的内容，可能在制定这个计划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尚不知道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的消息。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制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是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关于河西红军可以向西退却的精神指导下制定的，因而我们就可以想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在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计划后的态度了。

　　十一月六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复电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批准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

　　甲、战役计划已读悉，我们同意，希望照此执行。

　　乙、你们的独立行动，对实现党的策略路线在战略方针(上)有极大意义：1、随时可进到抗日前线。2、创造西北巩固的抗日新局面。3、与河右岸主力互相呼应，完成新任务。4、争取广大回、蒙群众。5、接通远方。……

　　辛、你们即在甘北、宁夏西部、青海东部大大扩大行动区，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回、蒙革命团体政权机关和游击队等，必要时你们自己提选人员组织地方党和政权机关。[136]

　　我们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随即批准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这表明在向西进军问题上，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是配合默契的。在这个电报中明确提出了要河西红军接通远方，看来红军总部已经知道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的消息。

　　十一月六日十七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准备放弃一条山、五佛寺，“约十日向目的地出发”。[137]我们看到河西红军准备放弃黄河西岸及渡口，向西进军了。

　　为了促使河西红军迅速向西进军，十一月七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又电示徐向前、陈昌洁：“《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以迅速执行为好，兵力集结应稍提前。”“少打消耗战和少围土寨，首先占领有粮和地形扼要之地区，集结最大精锐，一举而灭马敌。”[138]我们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还是催促河西红军迅速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要占领险要地段，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少打消耗战和阵地战。在关于作战方法上的指示是正确的，也是有远见的。可惜后来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贯彻好。但我们也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对甘、青二马的战斗力估计不准确，要“一举而灭马敌”， 没有提醒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对甘、青二马予以足够的重视。这显然具有轻敌思想，从战争指导上来说这给西路军以后作战带来不利的影响。

　　对于河西红军的处境和行动方向，河东红军领导人也非常关心和重视。十一月八日，前敌总指挥彭德怀致电中革军委，在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意见中建议：“徐、陈之三个军就自己努力解决冬衣，乘敌薄弱，扩大占领地区，以袭占镇虏、凉州及其以北为目的，估计目前单独出宁夏不利。”同日，中革军委表示，同意“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139]

　　我们看到，在河西红军向西进军问题上，彭德怀也是没有疑义的。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彭德怀同意河西红军向西进军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向西进军显然是有区别的。从前文引用的史料看，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实际上是要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黄河向甘西进军(不过因故另两个军没有来得及渡河，滞留在河东。)，这显然违背了中央的东进方针。因为中央认为红军主力必须向东发展，而当时红四方面军兵力占红军总兵力的一半以上，如果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黄河，无疑就是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河西，这显然有违于党的东进方针。彭德怀是同意中央东进方针的，这时他赞成河西红军向西进军，不过是在宁夏战役计划中止后，河西红军又暂时无法返回河东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主要还是为河西红军的生存着想，防止他们停留黄河西岸，背靠黄河，缺乏战略纵深，陷于不利地位。而这时的中革军委同意河西红军向凉州进军，显然也是处于同一考虑。

　　因而我们说，从当时的情况分析，虽然河西红军向西进军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我们也要看到在这种合理性的背后，却隐藏着张国焘借机西退的用心。这是我们在分析过程中应该辩清的。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以后，不但有利于我们分清彭德怀同意河西红军向西进军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的区别，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央对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向西进军问题上忧虑的原因，还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张国焘推行西退主张的多种形式，使我们能够从广阔的视野来认识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这个电报是不是说明中央就同意了河西红军向西进军了呢?我们看到这个电报是对彭德怀的复电，实际上是和彭德怀交换意见，并不是对河西红军向西退却的正式答复。我们知道，在中央收到徐、陈《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报告后，没有立即答复，显然对于河西红军的向西退却是有顾虑的。因而，我们认为中央的这个表态并不表明此时中央已经同意河西红军向西退却了。

　　由以上分析看到，徐向前、陈昌浩报送的河西红军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迅速得到了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批准，这样河西红军向西退却就从指挥程序上获得了突破，河西红军已经是横戈马上，整装待发了。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没有立时批复，而是予以暂时搁置。

　　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是同时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红军总部和中革军委的。在兵贵神速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并没有像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那样对上报的这个计划迅速批准，而是采取了暂时搁置的态度。这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河西红军向西退却深感忧虑，因而才显得格外慎重，还需要作一番调查研究后才能最后作出决定。

　　宁夏战役计划中止后，从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和前景来看，红军是不可能局限于陕北一域的。那么，到底黄河两岸红军往什么方向发展呢?根据当时的敌我态势及形势发展要求，党中央又在考虑新的行动计划。十一月八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拟定了一个《作战新计划》，发给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征求意见。电文如下：

　　甲、胡、毛、王、关各部北进，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

　　乙、拟作如下之新计划：

　　(一)三个方面军主力十一月份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与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引胡师北进，并使关师进到石嘴子，王以哲进到豫旺。

　　(二)十二月上旬以后，分两路出动。

　　(三)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合水、正宁、宁县地域;第二步占领同官、耀州、淳化中部、宜君、洛川、鄜县地域;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以上三个步骤尽可能延长时间，估计可容许活动三个月左右，其任务不是消灭张学良、杨虎城，而是扩大苏区，扩大红军，解决给养。

　　(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第一步安边地区，设法夺取安边城;第二步横山、榆林地区，以佯攻姿态吸引二高及二十一师向北增援，以便恢复瓦市、延川一带，并吸引神府残敌向西，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

　　(五)于适当时机开始在两延、在清绥、在神府三个地区造船，准备渡河入晋。

　　(六)如此时我与蒋阎之妥协成功，则依协定行动。

　　(七)如此时妥协不成，则实行东征。

　　(八)入晋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

　　(九)如不能抗日，则第一步占领同蒲路作战、扩大红军;第二步如无妥协希望，东进有甚大困难，则出至冀豫晋之交;并应计划第三步，出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尔后再转西北。以一年至两年完成之。

　　(十)第二步至第六步之目的在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

　　(十一)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丙、上述新计划，暂时还不作为最后决定，征求五兄意见，准备在两星期内决定之。此计划不能过早执行，故十一月内全军须以求战与引敌入宁夏为目的。

　　丁、请五兄开一秘密会，慎重考虑，见复。育英参加。[140]

　　在这个新计划中，中央计划整个红军兵分三路：以红一、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河东红四方面军两个军组成北路军，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战略方向及目标：北路军和南路军向东，渡过黄河，进入山西，适时再南渡黄河进入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安徽，而后转回陕西，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建立统一战线，以一至两年来完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以一年完成。

　　我们看到，在这个新计划中并没有要西路军配合河东红军的内容，而西路军不过是作为一支独立开辟河西新局面的战略别动队来使用的。从新计划中关于西路军任务和行动方向的规定来分析，看来中央已经初步接受了西路军领导人报送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但鉴于这个新计划是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同时中央对西路军向甘西进军又存在忧虑，因而中央关于河西红军的行动也还没有最后确定。后来，由于河东红军山城堡大捷和西安事变发生，这个新计划没有实施。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极为关心河西红军的行动方向，因而需要直接向他们了解情况，以作为决策的依据。十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直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甲、你们现到何处，情况如何?

　　乙、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战役计划的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

　　丙、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

　　(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

　　(2)如果返回河东有何困难情形?

　　(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141]

　　在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在作调查研究，主要是询问徐向前、陈昌浩河西红军返回河东和向甘西进军如何更为有利?这里是在征求他们的意见，丝毫没有强迫命令的气氛，中央希望在听取他们的实际判断后才最终决定河西红军是返回河东还是向甘西进军。

　　我们看到，在徐向前、陈昌浩已经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军委，表明他们要向河西进军的情况下，中央还在就河西红军的行动方向来征求他们的意见，显然是中央对河西红军向西退却存在忧虑，同时也有希望他们重返河东的意思。但鉴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红军大会师后在西渡黄河和配合河东红军击破南敌上一再违犯中央的指示，这个责任虽然主要应该由张国焘来负，但我们也不能不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也是有责任的。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河西红军的行动方向处理起来才格外慎重。

　　从中央对徐向前、陈昌浩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没有立即批准来看，就明显感觉出中央对河西红军向西退却的顾虑来。但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已经制定了西退作战计划，执意要求西退的情况下，中央如果反对，就有可能将关系搞僵，导致党和红军的分裂，这是中央所竭力避免的。况且对于西退东返的具体情况，中央也并不很了解。因而中央不得不反复征求河西红军领导人的意见，以求向甘西进军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当时在对红四方面军还无法进行有效领导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代表的党中央既要维护大局，又要避免红军分裂的无奈之情。

　　由于没有及时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徐、陈的复电，同时也为了征求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意见，十一月十二日十五时，中革军委又向红军总部发电，再次询问西路军行动方向的意见：

　　甲、河西徐、陈所部进到何处?情况如何?

　　乙、依据西面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142]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河西红军的行动方向，是非常关心的。在反复了解他们东返西退面临的困难，以求为河西红军选择一条稳妥的道路，减小河西红军的行动风险。

　　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都是脚踏两边船，最好是，向西的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还可以转向东。”[143]

　　我们从毛泽东的发言中看到，他对西路军向西进军是心存忧虑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这时已经收到十一月十二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中央十一月十一日电报的复电(下文当有电报内容)，知道西路军已经向西退却了。从他说的“能否调回来还是一个问题”来看，显然对西路军能否听从中央的电令顺利东返没有信心。从他说的“最好是，向西的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还可以转向东。”来看，这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当中央从徐、陈处了解到东返比西退更为困难，他们又认为依靠自己能够在河西独立开辟一个新局面，同时鉴于红军主力要离开陕北，因而从维护红军团结的要求出发，毛泽东才说了这样的话。这并不表明毛泽东赞同河西红军向甘西进军。

　　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什么对河西红军向甘西进军心存忧虑呢?我们分析如下：

　　① 张国焘西退路线的继续。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就主张南下西退，而且后来在沙窝会议后他又重申向青海和甘肃边远地区进军。在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途中，张国焘联合一部分红四方面军高级领导干部在中共西北局漳县会议上又武断地推翻了岷县三十里铺会议关上北上的决定，要从永靖西渡黄河，向青海、甘肃进军，后来在多方制约下又不得不放弃西退转为北上。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又在西渡黄河和击破南敌方面多次违背中央指示，将红四方面军主力调过黄河，致使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现在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又要向甘西进军，联系前面张国焘几次要求红四方面军向西退却的历史来分析，不能不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保持必要的警惕，慎重对待。

　　② 西路军向甘西进军偏离了党中央制定的东进路线，因而从我党发展的根本利益着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对西退格外慎重。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我党的根本利益出发，只有河东才是发展的重点和中国革命的重心，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确定了东进路线，反对张国焘的西退路线。当时河西红军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红三十军和红九军又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就人数上来说河西红军占红四方面军的一半以上，占当时三大红军主力的三分之一。从我党的根本利益以及民族矛盾和形势的发展要求看，只有河东才是发展的重点，显然应该向河东发展才最为有利。而西路军向西进军，分明是要将红军三分之一的力量投入这一地区，从发展潜力及当时的政治形势的要求看，这显然是失衡的，和河东河西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这也就成为中央对河西红军向甘西进军的一个顾虑。

　　③ 西路军在甘西一旦遭遇困境，河东红军主力尚难以给西路军以实质性援助。本来按照《作战新计划》，河东主力红军要离开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河南、安徽等地，到外线去作战。这样就只有依靠西路军在河西孤军奋战，而难以得到河东红军主力的策应与支持。既使河东红军主力留在陕北，在面临国民党重兵围困的情况下，如果西路军一旦遭遇险情，也是难以给西路军以实质性援助的。我党的发展重点在河东而不在河西，而河西红军已占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河东红军要给以实质上援助，这势必会导致我党发展的重点转向河西。如果国民党重兵布防黄河，围困河西地区，我党的势力也就会局限在河西地区，难以得到发展。这会严重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给我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发展的前景投下严重阴影。

　　④ 苏联援助的不确定性，也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进军甘西产生忧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打通新疆，获得苏联援助是河西红军向甘西进军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是对苏联能不能及时从新疆向西路军提供援助，毛泽东显然是忧虑的。我们可以从宁夏战役计划正在实施过程中，苏联竟然中断从外蒙向红军提供援助来判断毛泽东的这种忧虑并非杞人忧天，这客观上显示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深谋远虑。如果西路军冒然向甘西进军，到达甘、肃两州的时候，苏联不能准时从新疆向西路军提供援助，从当时形势看河东红军又难以给西路军以实质性帮助，那会将西路军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这就不能不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向西退却表示忧虑。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共产国际和苏联，又是不便于向西路军领导人说明的。因而，毛泽东后来(至少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才一再要西路军领导人立足于自我奋斗，三个月内不要依靠苏联援助。这显然是有所指的。

　　⑤ 河西的民情、地形、经济、人口等因素的制约，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孤军进军甘西忧虑的一个因素。在毛儿盖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补充规定》里面，就讲过这些问题。因而，中央主张东进，反对西退。甘西堡寨众多，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物资匮乏，原先计划是通过宁夏战役后获得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后，再进军甘西，这样也就比较容易攻破甘西的堡寨。而西路军现在以这样的武器装备来攻破敌人的堡寨是困难的。西路军孤军深入甘西贫瘠的地方，在扩红和物资补充上，将会面临很大困难。而河东红军主力将要脱离陕北，一旦遭遇险情，也难以援助西路军。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向河西的进军感到忧虑。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收到徐向前、陈昌浩报送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后，暂时予以搁置，没有立即批准。而没有批准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西退与东进路线的偏离，河东红军主力难以给予实质性援助，又有苏联援助的不确定性和甘西的经济及社会状况等因素的制约。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向河西进军采取慎重的态度，还需要作进一步调查才能最终确定。

　　由此看来，围绕河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制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表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两种不同态度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在河西红军行动方针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因而在河西红军行动方针上的认识能否取得一致，就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否能够保持团结，避免分裂的一个关健问题。

　　5、关于红西路军的组成及河西敌我力量对比问题的评析。

　　我们先来分析红西路军的组成，然后再来就西路军和甘、青二马的兵力对比问题作一点评析。

　　(1)红西路军的组成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成立。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和红军总部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表明了他们主动要求向西退却，这个计划随即得到了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批准。但中央显然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想法不同，没有立即批准这个计划。为了再一次向中央表明他们西退的强烈愿望，同时也为了便于加强对河西红军的领导与管理，十一月七日，徐向前、陈昌浩等致电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委及军委西北分会：

　　(一)为加强与统一河左岸四方面军部队党政军的领导及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我们提议左岸部队在目前独立行动中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简称西北前委，以昌浩、向前、传六、李特、国炳、树声、先念、海松、义斋、卓然等各同志组织之，并由昌浩、向前、李特、卓然、传六等五人组织常委，以昌浩同志为书记。

　　(二)在军事指挥方面，提议组织军委西北分会。

　　(三)上二项提议当否，请中央及军委复准，以便遵照。

　　昌浩附呈：我力难胜任，提议由向前、卓然中择一人代理。[144]

　　我们看到，这封电报实际上是继《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又一次向中央发出了向西退却的明确信号，表明了他们主张向西退却的坚定态度。我们试想，因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随主力一起过了河，指挥机构健全，如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要求东返而不愿向西退却的话，是没有必要再成立一个新的领导机构的。从下文我们也可以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组织照旧不变，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已。如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没有向西退却的意图的话，是没有必要作这样的变动的。我们从他们提议的要求建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来看，显然他们是想独立开辟一个新局面，要在河西长期驻扎下去。

　　我们看到，建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及机构的组成人员都由他们自己拟定，然后再报中央批准，有鉴于此，陈昌浩才在拟就的前委书记人选后附了一笔，希望中央从向前和卓然中择一人代理书记。不过，恐怕陈昌浩也清楚，中央是不会同意他的附呈的。因为当时从他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和影响力来看除张国焘之外还是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的，因而当时离开他中央还是难以指挥得动河西红军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为了保持对河西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也不会不经过陈昌浩。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避嫌而已。

　　中共中央在次日立即指示：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甲)提议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我们基本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你们来电批准。

　　(乙)二兄有何意见请复。[145]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对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和要求成立西北前委、军委西北分会的处理方法是不同的。对《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中央没有立即批准。而对徐向前、陈昌浩要求成立西北前委、军委西北分会，除了名称稍微改了一下外，很快批复同意，并进一步征求他们的意见。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实际上《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和要求成立西北前委、军委西北分会，都表明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要求向西退却的态度。但是《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是作战行动，一旦批准，就会立即变为河西红军向西退却的行动，而当时中央对河西红军的向西退却又是深感忧虑的。而河西红军领导机构的成立，则是为了加强对河西红军领导和管理的需要，并不见得马上转化为河西红军向西退却的行动，还可以为中央对河西红军行动方向的决策留下斟酌的时间。不过，我们从中央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和组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来看，这又同中央《作战新计划》中对河西红军的安排相吻合，由此我们认为中央实际上已经初步认可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提出来的向西退却的主张。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中央同意河西红军领导人成立河西新的指挥机构，是处于舒缓关系，以便于下一步再争取河西红军领导人重返河东的策略考虑。

　　十日，朱、张致电中央，“完全同意组成西路军。十一日，中央及军委正式批准组成西路军及其领导机构。电文说：

　　徐、程(陈)、李并转各同志：

　　甲、你们所部组织西路军。

　　乙、依照你们提议的名单组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主席，统一的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

　　丙、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照旧不变。[146]

　　我们看到，河西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获得了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征求意见后于十一日正式作出了河西红军称西路军和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决定。我们根据前文知道，也就是这同一天，中央又就西路军东返和西退问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询问他们东返有何困难。在一般情况下中央是不会既同意西路军在河西发展，同时又就东返问题征求西路军领导人意见的。这里出现的带有矛盾性质的作法使我们又一次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积极主张的西退是疑虑的，对西路军西退采取的态度是慎重的。这是在无奈的情况下从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大局出发所作的具有妥协性质的让步。

　　(2)关于河西敌我力量对比的基本概况及评析。

　　我们先来看西路军的领导人及兵力状况。

　　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供给部长郑义斋，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下辖三个军：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共三千余人，枪一千余支。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共六千五百人，枪二千五百支。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共七千人，枪三千二百支。骑兵师，师长董彦俊，政治委员秦贤道，共二百人马，枪二百支。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政治委员吴富莲，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全军共二万一千八百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147]

　　我们再来看甘、青二马的指挥人员及兵力状况。马家军的部队分为正规部队和民团。国民党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马步芳，统一指挥敌骑五师及新二军向河西红军进攻。前防总指挥马元海，副总指挥马彪。

　　马家军正规部队：

　　陆军一百师，师长马步芳，参谋长马骥。下辖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约三千四百余人;二九九旅，旅长马继融，约一千七百余人;三百旅，旅长韩起功，约三千四百余人;骑兵旅，旅长马朴，约一千七百余人;直属手枪团及所属宪兵营约二千五百余人，师直属炮兵团约一千七百余人，工兵营约四百人，辎重营约四百人，共计一万四千余人。另有青海南部边区警备部队，骑兵第一旅，旅长马彪，约二千余人;第二旅，约一千三百余人(只有若干固定训练人员，无兵员，依靠临时抽调。)。共一万七千七百余人。

　　骑兵第五师，师长马步青，参谋长马廷祥。下辖骑兵第一旅，旅长马禄，约一千七百人;骑兵第二旅，旅长韩起禄，约一千七百人;步兵旅，旅长祁明山，约三千四百余人;直属八个处二百八十余人，师直属手枪团约一千六百二十余人，师直属炮兵团约一千六百五十余人，工兵团约一千六百二十人，辎重营约五百六十人，共计一万四千余人。

　　“国民兵团”的青海民团七万九千余人，甘肃河西民团一万三百余人和国民党空军第十五大队参战。

　　这样青海、甘肃河西民团为八万九千三百余人，甘、青二马正规部队三万一千七百余人。[148]

　　我们从以上史料中看到，马家军并非象有人说得那样主要是骑兵部队，以上数据显示马家军正规军中的骑兵约占其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西路军与马家军总兵力对比约为一比六，西路军与马家军正规军兵力对比约为一比一点五。如果考虑到西路军的机关、医院、病号及勤杂人员占百分之四十，这部分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力，把他们抛除在外，西路军作战部队与马家军正规军的兵力对比约为一比二点四。

　　如果单从敌我双方作战部队的兵力对比来看，马家军在兵力对比上并没有占有绝对优势。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的突击能力确实很难对付。但在进入热兵器时代以后，骑兵在战争中的突击作用日益下降，直到被赶出历史舞台。虽然马家军骑兵的突击机动能力很强，但是骑兵才约占其正规军兵力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只要西路军战术得当，其实马家军骑兵也并不见得能给西路军带来多大损失。马家军是内线作战，补给便捷，深受二马反动宣传，头脑顽固不化。至于作战指挥就非马家军所长了，时任马家军五九六团团长的刘呈德后来有段回忆：

　　“参加作战后，(我)深深感觉到指挥部没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战斗计划，每当战斗开始，总指挥马元海只派人传达口头命令说：‘明日早饭后，你团以三成兵力扼守原据点，以七成兵力进攻，临时听候指挥。”既至部队出动，在进行攻击前，马元海又把各团、营长传到指挥部，他乘骑引导，团、营长徒步随行，到达红军据点附近，约略视察，选定目标，然后当面指定某团以几成兵力配合某团，从某面夺取某点，某团以几成兵力，由某团配合某团攻取某点，随即命令开始出动。至于战斗失利，如何应付危机，如何收拾兵力，事先没有任何布置，听其各自行动。有时他命令暂时撤退，以便另选目标，再行攻击。这就是他指挥作战中一贯运用的手法，混乱不堪，再也谈不上精密计划。

　　马元海另外的一套办法是，也还在战斗开始前，派出总指挥部的传令队50余骑，分头侦察，然后亲行(自)乘骑，带领参谋人员进行视察，作出决定，即分别下达口头命令，某团某营夺取某点，某团某营支援，某团某营作预备队。这些团营的兵力大体上也是以三七成或四六成的比例配备，从来是不把整旅整团整营的兵力摆上去。这种作法的用意是，使基本部队的有生力量在任何时机，都有一定的积蓄，既使失败受损，也能即刻原团原旅地迅速补充上来。”[149]

　　这是刘呈德在解放以后的回忆，可能对马家军前敌总指挥马元海的叙述有几分戏剧化，但基本上还是反映了马元海的指挥方式。就马家军的作战经历来说是没法和西路军相比的，西路军领导人经过了从鄂豫皖到川陕，再到长征的无数次战斗，其战斗经历和作战指挥也是马元海无法比拟的。

　　甘、青二马占地幅员辽阔，他们还要抽出部分兵力担任地方守备。同时，鉴于上文刘呈德回忆马元海指挥作战时为保存部队有生力量在旅团兵力的使用上总是按三七成或四六成的比例配备，因而西路军在具体作战过程中正面所面临的力量可能比我们按总体数字计算的比例还要低，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分兵行进，分兵把守据点，导致兵力分散，因而就客观上使马家军在民团的协助下集中兵力对西路军的某个据点进行突袭时取得了兵力上的很大优势，有时甚至是绝对的优势。这时在这个据点上的敌我力量对比比我们按西路军作战部队与马家军正规军计算的比例要高得多，这就给西路军的作战带来很大困难。难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而不得不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主要作战方式。我们知道，马家军的精锐是他的正规军，民团数量庞大，但战斗力却不强。只要西路军创造战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歼灭马家军的几个旅团，不但可以获得补充，更重要的是灭敌气焰，而马家军的民团则会崩溃瓦解，西路军的战场态势就会大为改观。西路军的领导人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他们作战指挥上的严重失误。

　　6、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除向前、陈昌浩试图说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同意河西红军向西退却。这样他们也就主动放弃了西路军第一次返回河东的机会。

　　我们先来引用河西红军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回忆当时他们主张的向西退却的材料，然后我们再就徐、陈关于中央十一月十一日询问电的复电来进行分析，看徐、陈是如何说服中央同意他们西退主张的。

　　对于当时河西红军的向西退却，陈昌浩后来有一段回忆：

　　“西进当时说来是正确的，因为既已失去东进之机，而不能不西进。西进本身主要还是想联合回军抗日，接通远方，造成西北更巩固之根据地，这一根据地在接通新、蒙，打通中国革命与新疆联络，并图取得远方之帮助，在当时中国革命要求上说来，是很重要的。如果认为西进是根本错误，这不但违犯了当时的中央与军委之指令与要求，而且恰恰受了‘二马’之政治攻击。如果真正西路军完成了这一任务，或者能够保存实力进而至今达到与‘二马’和平解决，如果有了我们力量在甘北立足，这对于今天中国实行抗战，对于衔接内地与新、蒙及中国与苏联联络上是有莫大意义的。”[150]

　　在陈昌浩这段回忆中，陈昌浩除了认为西退是“当时的中央与军委之指令与要求”与事实有出入外(这有当时双方来往的电报为证)，其他说得还算是比较属实的。在当时东进已经失去机会的情况下，转向西退，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一种合理性的选择。西退的目的就是要开辟河西根据地，打通与新疆联系，建立巩固的抗日后方。如果成功了，使我党领导的根据地在西北有一个回旋余地，对陕北根据地也是一个策应和支持，会对中国抗战有很大意义的。不过我们不禁要问：当时当真就没有东进的机会了吗?陈昌浩主张西退，是不是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动机呢?陈昌浩虽然没有进一步揭示出来，但我们从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后陈昌浩签署的电报及河西红军的动向来分析有理由对此发出疑问。但这里有一点可以肯定，陈昌浩当时是极力主张西退的。

　　对于当时的西退徐向前后来有一段回忆：“陈昌浩拿不定主意，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我在发言中列举了西进新疆的好处：(1)解决了西路军的战略靠背问题;(2)能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3)回过头来再打马家军，易如反掌;(4)对河东红军和友军，能起到有力的鼓舞和策应作用;……我列举了五六条理由，说明西进的必要性。大家赞成我的意见，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与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于是下决心西进，向中央表了态。我们计划第一步进占凉州、永昌，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前接通新疆。”[151]

　　我们从徐向前的回忆看，对于东进还是西退问题，陈昌浩并没有个人做出决定，而是召开会议来讨论这件事。徐向前也是极力主张西退的。

　　从徐向前列举的理由中，他是主张西退打通国际联系可以获得苏联武器装备，返回来再来打马家军，就易如反掌。这个设想当然不错，但是却极具风险。他显然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在苏联就援助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没有一个确切保证的情况下，河西红军就远离河东，直插甘西，一旦苏联不能准时提供武器装备，西路军又难以进入新疆，居此荒僻之地，在马家军的进攻下，就会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再说，当时苏联就是有了这样一个保证，从宁夏战役进行过程中苏联擅自改变援助地点来看，也难以保证苏联援助以后就不会发生变化。如果一旦苏联的援助发生了变化，西路军也会面临同样的危险。

　　由此我们看到，徐向前主张的西退是建立在苏联能够及时给他们提供武器装备基础上的。这实际上就是将西路军自身命运及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在能否及时获得苏联援助上。对于一个担负独立战略任务的高级指挥员，将全军乃至战争胜负寄托于外力，而不是立足于依靠自身力量来摆脱危局，有这样的的思想倾向是极为危险的。因为一旦苏联援助不能及时提供，西路军领导人又没有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心理准备，那将会给西路军带来灭顶之灾。我们看到，后来西路军的失败就与此有密切关系。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苏联援助上与西路军领导人的想法有明显的不同。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因而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一直保持慎重态度，一再提醒西路军领导人要建立根据地，依靠自我奋斗来战胜敌人，克服困难，三个月内不要依靠苏联援助，注意保留东边回旋余地，不要向西伸出过远。这就是为了西路军在一旦不能及时获得苏联援助的情况下，能够比较从容地应对困难局面，摆脱危局。既使遭遇损失，其基本骨干仍存，不会遭到灭顶之灾。可惜的是西路军领导人后来没有做到这一点。

　　由以上我们引用的陈昌浩和徐向前的回忆中看到，他们在当时都是主张西退的。从徐向前的回忆可以明显感到他对获得苏联援助抱有乐观的态度，对西退的前景及可能面临的困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而没有将西路军能否在甘西站稳脚跟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力量上。我们从后来陈昌浩的检查报告中也可以看到他也有这样的认识。

　　徐向前、陈昌浩上报中央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没有及时得到批准，中央于十一月十一日又来电询问他们到了何处，再次就东进和西退征求他们的意见。中央的意向是很明显的。但是他们在中央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却于十一月九日夜向西退却开始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因而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说服中央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的要求。

　　十一月十二日，徐向前、陈昌浩向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发出一封长电，详述了西路军面临的情况，提出了下一步发展战略的建议：

　　(一)毛、周真(十一日)十一时电悉。此方详情今望电报总部。指挥部全部及八十八师今集大靖附近，靖城只马步青部祁旅残部。现时未进行战斗，正办外交中。八十九师全部今早出土门。我军主力位于干柴洼，截击松山敌一部，经红凉山到古浪。

　　(二)马步芳部三个旅共九团，马步青三个旅共八团，二马主力约三分之一已受我打击，与我历次战斗中伤亡约在一千五百以上。其寺儿滩、景泰两处，遗弃伤兵实数约九百。但敌战斗力平常，战术顽强，指挥亦差。与汉回群众关系恶劣，军官都是回人，士兵三分之二为汉人。对马步青部应用统一战线，初有成绩，正加紧进行中。

　　(三)我们过河后，共十余战斗，颇激烈，共伤亡约千人，弹消耗甚多。前昨两日因过荒冷地区，落伍较多，现十分之八已归队。

　　(四)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方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我力量估计，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

　　(五)提议：此方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以一部尽量控制土门、古浪，迟滞南敌，占领凉州地区后击敌;以一军进占永昌、大靖，扫清后路。我第二步，如受着南敌压迫时，或后路受威胁时，即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在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永。

　　(六)对外与远方，请中央即具体迅速布置，一切免失时机，最好第一，请国际与我们发生直接联系，并在新、蒙适当地点建立联络站。第二，要求中央与国际迅速多派干部、技术人员来此工作。第三，请在华侨青年与新疆之东北义勇军中进行公开工作。

　　(七)对主力行动，我们前天已有提议;对西路军行动，望常详细指示，并常告各方情况。[152]

　　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这封长电中我们看到，他们首先通报了西路军所在的位置。这是中央在十一日电报中询问的内容。从西路军的兵力分布就可以看到，在中央尚未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就已经实施了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批准了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电报也通报了敌我双方的对比态势及伤亡情况，并对甘、青二马的战斗力作了评估。当然电报中对甘、青二马的伤亡和战斗力评估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报告凉州、永靖地区人粮俱丰，扩红筹资均有办法，对发展前景极为乐观，表示依靠西路军自身能够完成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双重任务。我们认为西路军领导人之所以在电报中表现出这种极为乐观的态度，除了他们被一些表象所迷惑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以此使他们的向西退却得到中央的认可，以便说服中央批准他们的向西退却，使他们的向西退却从领导程序上合法化。

　　西路军领导人又对下一步行动提出建议，表示如果不受南敌马步芳部的压迫，后路不受威胁，他们不会放弃凉州、永昌地区，也就是力求保持他们与河东的联系。同时，建议中央同意他们与国际直接发生联系。从电报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们显然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缺乏深刻的认识。至于在电报中徐向前、陈昌浩表示他们对河东红军主力的行动已有所建议，到底是什么建议呢?我们现在尚未发现此时他们对河东红军主力行动建议的电报。如果我们联想到后来他们建议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建议，我们推测这个时候他们的建议极有可能也是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黄河。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是坚决主张向西退却的。在他们制定的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被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批准后，就迅速进入实施阶段。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东返和西退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时，在已经向西退却的情况下，他们根据当时了解的一些情况，对向西退却作了极为乐观的估计，以此说服中央批准他们的西退。这样他们也就主动放弃了第一次东返的机会，而这对西路军命运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7、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终同意了西路军领导人要求的向西退却?

　　由上文分析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为了使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能够得到中央的批准，在十一月十二日致中央的电报中试图说服中央同意他们向西退却。这封电报也同时发给了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这封电报率先在红军总部得到了回应。

　　十一月十二日，朱德、张国焘致电西路军，指示：“你们应利用目前时机，在凉州、民勤、永昌、古浪、大靖地区形成巩固的新局面。”

　　十四日又致电徐、陈并报毛泽东、周恩来：

　　……

　　戊、以此判断，对你们之敌，现为马步芳、马步青两部，又分散，便于你们各个击破。东追之敌并不多，守甘、凉、肃之兵力亦不充足，最利你们各个击破敌人。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是你们独立可能完成的。但是，兵力仍须集结梯次行进，后卫必须强大，相机消灭尾追之敌，便能完成根据地任务。

　　己、远方正设法接济你们，速调查甘、凉、肃以北地区可通远方有几条路，以何处可能最大，速报。

　　庚、大局日益紧张，蒋欲与我们速决战，我们应调动其兵力持久之，在运动战中灭敌，使敌疲于奔命时打击之，以争取政治胜利。你们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153]

　　我们看到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收到徐向前、陈昌浩十一月十二日电报后，立即作出了回应，认为他们能够独立完成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认为甘、青二马兵力分散，利于河西红军将其各个击破。这无疑对当时河西红军领导人是一个鼓励。由这封电报我们也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对河西红军的向西退却持一种乐观态度，这无形中助长了河西红军领导人的轻敌倾向，给以后战局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十一月十三日，中央致电王明、康生、陈云并转共产国际。电文说：

　　甲、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已渡河者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成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二万二千。令其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肃州前进。请你们确实无误的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

　　乙、在河东之主力军不得不改变行动方向，现拟第一步从庆阳、镇原、合水南下，占领平凉、泾川、长武、邠州、正宁、宁县等战略机动地区，尔后或出山西，或出鄂豫，依情况再定。[154]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除了通报河东红军的行动外，主要是要共产国际落实能否从新疆提供援助。电报中用“确实无误”这几个字，表明中央对共产国际能否准时提供援助感到忧虑。如果西路军到达甘西，而共产国际不能及时提供援助，鉴于甘西的生存状况，那将使西路军处于极危险的境地。这表明中央对西路军向甘西进军的慎重态度。该电要求共产国际将准备的情形迅即电告，表明中央将根据共产国际向西路军提供援助的情况来决定西路军的行动方向。虽然现在我们尚未发现共产国际就此事的回电，但从中央要求共产国际将准备情形迅即电告及十一月十五日中央最终同意西路军向西进军来看，我们判断中央应该是得到了共产国际及时提供援助的保证的。不然的话，中央是不会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的。尽管如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共产国际作出的保证能否真正及时兑现，也是必存疑虑的。这从后来中央一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靠自我奋斗中反映出来。

　　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为什么最终同意了西路军向西进军呢?我们认为原因如下：

　　(1)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执意要求向甘西进军。

　　从前面我们引用的已经公开的史料中可以看到，西路军是主动要求向甘西进军的。不论是十一月二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的电报，还是他们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都是主张西退的。十一月七日，他们又致电中央要求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他们向西退却的坚定态度。因为如果他们要返回河东，是没有必要成立这些领导机构的。就是在十一月十一日中央就东进和西退征求他们的意见时，他们在十一月十二日的复电中也没有回答返回河东有什么困难，而是摆了若干向西退却的理由，仍然积极主张向西退却。从电报中他们对东进和西退的倾向看，分明他们认为西退优于东进。

　　由于中央远在陕北，而徐向前、陈昌浩是在一线的高级指挥员，身临其境，对当时的敌我双方的发展态势有切身体会，因而中央不能不重视他们的意见。在他们陈述理由强烈要求向西退却的情况下，中央从河西红军的生存出发，以尽量减少河西红军的损失为目的，也就不能不考虑他们的主张，同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试探性的向西进攻，但要求他们保持向东回旋余地，控制黄河渡口，不要向西深入太远，一便遭遇不测，可以随时能够返回河东。这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从河西红军的安全与发展着眼，尊重前方指挥员的意见，又及时纠正他们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规避风险，力求将损失减小到最小程度，寻求摆脱困境的新徐径。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向西退却的乐观情绪，对凉州一带经济、民情、人口等社会状况的陈述，对苏联援助的企盼心理，对甘、青二马战斗力的评估，对他们能够完成任务的保证……，中央虽然对他们的认识有所指导和纠正，但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所陈述的理由中那些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那些属于误判，当时远在陕北的中央也是一时难以断定的。我们看到，既使中央同意了河西红军的向西退却，但总的看来，中央对于西路军的向西退却也不是没有疑问，对西路军向甘西进军表现出一种忧虑的态度。这从毛泽东十一月十三日 “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可以转向东” 的发言中反映出来。[155]

　　(2)处于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目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得不答应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西退要求。

　　长征结束后，党中央尚不能对红四方面军实施有效的领导。这从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和海打战役被破坏中表现出来。这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采取以斗争求团结，以忍让求统一，在维护大局的前提下又适当迁就的方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避免分裂局面的出现。

　　我们看到，本来中央是同意红三十军过黄河的，要求以红九军以外的一个军跟随三十军过河，明令红九军留在河东，但实际上却是红九军未经中央同意就过了黄河。红九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过河后就给河东击破南敌造成困难，最后中央也只好认可了这件事。海打战役期间，张国焘私自命令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后撤，退出战场，破坏了海打战役，最后中央不得不放弃海打战役，再谋求寻机歼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将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于十一月六日上报中央后，七日又致电中央要求成立西北前委和西北军分会，中央于八日复电同意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徐向前、陈昌浩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和建议成立河西红军领导机构的要求中可以看到，河西红军领导人是不愿意返回河东，主张向西退却的。中央于十一月十一日向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发电询问他们在何处的时候，西路军已于十一月九日夜兵分两路向凉州进军。徐向前、陈昌浩于十一月十二日致中央的复电中报告西路军的主力已位于大靖和干柴洼地区，前锋业已到达凉州西土门一带。在西路军向西退却已经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得不于十一月十五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同意他们向凉州进军。[156]从这里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了谋求团结，对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违背中央指示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在当时却是顾全大局的无奈之举。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执意西退的情况下，中央从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大局出发，也不得不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河西红军占当时红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如果中央强令西路军返回河东，在当时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尚未能够有效领导的情况下，就可能造成党和红军的分裂，从而失去将这支红军置于党中央领导下的机会。这将给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损失。因而中央在处理这件事时是极为慎重的，以忍耐求团结，在团结的前提下，逐渐将这支红军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在这种时候，必须冷静对待，沉着应付：既要注意维护大局，坚持原则，又要讲究妥协和忍让;既要避免中央与河西红军关系的破裂，又要避免河西红军向甘西进军遇到巨大的风险，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因而，中央在同意河西红军向西进军的时候多次提醒西路军领导人要依靠自我奋斗，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以便河西红军在不利情况下返回河东。这体现了中央的良苦用心。

　　(3)苏联表示从新疆提供援助，这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西路军向甘西进军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十一月三日，共产国际来电报说准备从新疆给红军提供援助，这当然对河西红军向西进军产生了重要作用。但中央曾告诉共产国际除非他们将货物送到安西，否则要河西红军到哈密去是不可能的。[157]我们现在尚未看到共产国际表示将货物送到安西的电报，但从逻辑上推测共产国际应该是答应了中央提出的要求。否则，中央是不会轻易同意西路军向甘西进军的。十一月十三日，中央给共产国际发电报，要他们切实无误地提供援助，直到十五日才正式答复西路军领导人同意他们向凉州进军。我们现在尚未发现中央十一月十三日致电共产国际后共产国际的回电，但我们从逻辑上判断中央应该是得到共产国际的答复后才正式同意西路军向甘西进军的。这个判断我们还可以从中央后来致西路军领导人 “远方物资只送到安西，送到肃州是不可能的。”[158] 电报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在对待苏联援助问题上，显然西路军领导人和中央的认识是不一致的。西路军领导人一再要求打到新疆得到苏联援助后再返回头和马家军作战，这种对苏联援助的急切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感到，他们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没有依靠自我奋斗摆脱危机的心理准备，也没有预先作好这样的工作。而中央与他们的认识显然不同。根据我们现在发现的文献资料，至迟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前中央就告诉西路军领导人三个月内不要依靠苏联援助，明告西路军领导人要将战胜敌人的希望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159]显然中央对苏联能否按承诺及时从新疆提供援助表示疑虑。由此我们看到，既使在苏联表示提供援助的情况下，中央也在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作好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准备，这是很有远见的。可惜西路军领导人后来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4)西路军向甘西退却，是打通国际联系，开辟新的根据地的尝试。尽管当时他们西退的形成和动机比较复杂，他们西退的前景也确实存在隐患，但从根本上说也没有违背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和东进路线，这就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终同意他们西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毛儿盖会议上确立的党中央的东进路线，红军主力当然是向东部发展，但可以在适当时候派一支部队向新疆进军，打通国际联系。这个时候河东红军面临国民党重兵围困，形势危急，显然向西派出一支部队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在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指导下，只有迅速扩大红军，拓展根据地，才能使革命力量不断壮大，求得巩固和发展。当时陕北革命根据地地瘠民贫，物资匮乏，单靠陕北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无论如何实现不了这个目标的。因而红军只有打到外线去，才能完成扩大红军，拓展根据地的任务，以求迅速壮大革命力量。

　　中央到陕北后，红一方面军进行的东征和西征，就是执行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完成这两大任务的重大行动。从这个角度上说，不论是河东红军准备东渡黄河，还是河西红军的西退，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重大行动。当然，河东红军向东进军，不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人口、给养及发展潜力上都要比进军河西要有利得多。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时河东红军占全部红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河西红军占全部红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红军主力仍然在河东。在河东红军主力东进的条件下，河西红军向西退却，从宏观方面来说也和毛儿盖会议确立的东进路线并不矛盾。在这个背景下，尽管中央认为西路军向西进军的时机尚不成熟，这个时候孤军深入甘西也确实具有某种风险，对此存在着忧虑，但他们向西进军是为了打通国际联系，建立甘西根据地，独立开辟一个新局面，因而他们的向西进军同中央的东进路线和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也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终还是同意了他们的向西退却。

　　尽管我们从刚才的分析中看到，西路军向西退却从总的来看和中央的东进路线和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没有根本性冲突，甚至与毛儿盖会议上中央同意适时派一支部队远征新疆倒有偶合之处，但我们也不能不说西路军的向西退却与中央的适时派一支部队远征新疆还是有重大区别的。

　　这种重大区别就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所主张的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的红军主力向东，而适时派一支部队远征新疆的东进路线，而是主张红四方面军乃至红军主力脱离中国主体区域向甘肃、青海边远地区退却的西退路线。这种区别不仅表现在长征期间张国焘一再要求红军主力向青海、甘肃退却上，而且还表现在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会师后，宁夏战役计划执行期间，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要求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黄河上。只不过是由于中央的干预才没有实现而已。以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十二月六日致中央和红军总部的电报中又一次提议红军主力西渡黄河。[160]由于红三十一军和红四军没有西渡黄河，陈昌浩还指责中央分割红四方面军。[161]当时红四方面军占红军总兵力的一半以上，因而就是红四方面军全部过了黄河，也就意谓着红军主力到了河西。这显然就是执行西退路线。明白了这种重大区别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后，西路军领导人三次主动放弃返回河东的机会而执意西退，在面临危急存亡关头又以东返困难重重而裹足不前，最终导致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仍然执行红军主力向西发展的西退路线，不过是由于中央的反对才没有出现红四方面军全部乃至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结局。由此可见他们的要求与中央的主张显然是有重大不同的。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本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向甘西进军表示忧虑，但是在西路军领导人的执意要求下，处于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考虑，苏联又表示从新疆提供援助，处于打通国际联系，开辟河西根据地的需要，又与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和东进路线没有根本性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于十一月十五日正式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同意他们向凉州进军。[162]

　　8、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苏联援助我党的复杂性分析。

　　从中共成立到遵义会议，中共方针政策的制定和重大人事变动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以遵义会议为标志中共虽然确立了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了党中央领导人物的更替，但也要获得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能有效。毫无疑问，在中共发展的早期，苏共确曾给予中共很大帮助，但也因为其指导的错误，又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惨重的损失。比如大革命的失败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都与苏共的错误指导密切相关。共产国际就是在苏共的倡导下建立起来的。鉴于苏共在共产国际的领导地位，共产国际的意见实际上就是苏共的意见，因而本文所用的苏共(苏联)和共产国际虽然名称不同，却是一个概念。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占领热河，向绥远、内蒙扩张，策动华北独立。一九三六年，广田弘毅组阁，法西斯主义政权在日本建立。随着日本在中国的扩张，苏联远东地区就直接处于日军的威慑之下，严重威胁到苏联的安全。这样苏联处于在远东遏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需要，就力图使中国成为其遏制日本侵略扩张的一支重要力量，从而减轻苏联远东地区的压力。因而，改善对华关系，联合中国遏制日本扩张就成为苏联远东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当时中国国内的两大政治力量，而当时国民党在中国掌握着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居于支配地位，在国际上又代表着中国。国共两党的政治力量对比，使苏联为了实现其远东外交政策目标就必然要选择以国民党为主要合作对象，希望通过与国民党改善关系来实现其共同遏制日本在远东侵略扩张的目的。

　　但我们也看到，在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上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处于遏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目的苏联要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但要改善和国民党的关系，除援助国民党外，还要调整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使苏联与中共的关系服从和服务于苏联与国民党关系发展的需要。而当时国共两党是敌对党，正在国内打得热火朝天，因而苏联为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就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他对中共的援助。对国民党改善关系的需求程度直接制约着苏联对中共的援助程度。另一方面苏联又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不大信任。苏联(斯大林)不会忘记当时蒋介石背叛大革命屠杀共产党的血的教训。因而，对于蒋介石是否能像苏联希望的那样在远东遏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斯大林也是没有把握了。这样，为了在一旦蒋介石和日本求得妥协的情况下，苏联还能够在远东有一支牵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力量，同时也因为中苏两党不论从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上，还是在远东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上，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基础，苏联也就没有放弃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援助。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还比较弱小，但也是牵制日本军国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特别是一旦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情况下，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在远东对日本牵制的作用就会大幅度提高，成为苏联在远东的重要依靠对象。因而，我们看到苏联对国民党的政策呈现出两面性。这个两面性的政策表现在苏共与中共的关系上，就是既会严重影响到苏共对中共的援助，又不会中断苏共与中共的关系与一定的援助。这就使苏共对中共的援助受到苏联与国民党关系及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呈现出不确定性的特征，从而给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我们再来分析进入三十年代中期苏共与中共的关系。这个时候苏共对中共的援助既具有支持中国革命的阶级斗争性质，又具有支持中共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还具有通过援助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来牵制日本，维护苏联远东安全的卫国性质。我们通过对苏共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研究发现，苏共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坚持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统一。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直接掌握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就会给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联以巨大的支持和帮助，这当然有利于苏联的安全和国家利益的维护。当时的中国正在进行着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党力量强大，共产党力量弱小。从在远东地区牵制日本以维护苏联利益的角度，苏联认为尽管在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上苏共和中共之间有关共同的基础，但鉴于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当时的中国只有国民党才有力量牵制日本军国主义，维护苏联的远东利益。因而苏联就会优先选择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来实现其远东外交政策的目标。这种选择当然会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由此我们看到，在苏共与中共的关系上当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出现矛盾的时候，苏联坚持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由于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苏联也就必然会选择国民党作为实现其远东外交政策目标的首选对象。为了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也就必然会使苏共对中共的援助服从苏联与国民党发展关系的需要，限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援助，使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

　　从以上的分析出发我们再来审视宁夏战役期间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变化。我们要认清苏联向中共提供援助的复杂性：既有向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提供援助的准备，但是这种援助又受到苏联为了与国民党发展关系及担心日苏关系复杂化的制约。应当说，斯大林不反对中共在靠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虽然这里具有便利于为我党提供援助，支持中国革命的内涵，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能够使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成为苏联遏制日本扩张的一支重要牵制力量，减轻苏联的压力。当初苏共提出给中共援助的时候，就是具有这样的双重动机。前文说过，苏联为实现其远东外交政策目标必然会选择优先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改善关系，而当时国民党正在西北对共产党进行“围剿”，苏联担心在这种情况下给中共提供援助会易于被国民党察觉，影响苏联与国民党改善关系，损害其民族利益;同时，苏联也担心一旦日本发觉后，会导致日苏关系恶化。[163]基于这种考虑，苏联才提出从新疆方向给中共提出援助。我们再来看西安事变后，苏共对中共援助的变化。由于苏联选择以国民党蒋介石为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的优先选择对象，蒋介石政府的安危直接关系到苏联远东外交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因而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予以谴责，认为是张学良与亲日派搞的阴谋，[164]而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部搞统一战线的事实苏联是知道的。鉴于此，在局势变幻莫测的时候，自然影响到苏共对中共的援助。

　　我们看到，苏共对中共的援助确实是有准备的，这从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云的回忆中可以证明。[165]但这种援助主要受到苏联是以国民党为主要对象来实现其远东外交政策目标的制约，援助与否取决于苏联同国民党关系的发展程度以及国民党在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中的作为，因而对中共的援助呈现出不确定性并最终导致中共也没有获得这种援助。这对于希望向西退却获得苏联援助后再返回头来打击马家军的西路军领导人来说无异于望梅止渴，并成为最终导致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

　　9、对西路军在执行平大古凉战役期间作战的评析。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平大古凉战役执行期间西路军作战的基本概况，然后再来分析这一时期作战失利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1)平大古凉战役执行期间西路军作战的基本概况。

　　为实现《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红西路军于十一月九日按指定位置集结完毕，当夜分三路出发，向河西走廊挺进。

　　红三十军为第一纵队，在右路由一条山地区向大靖前进;红九军为第二纵队，在左路由镇虏堡地区经松山城、干柴洼向古浪前进;红五军为第三纵队，经吴家川等地在三十军之后跟进。

　　红三十军和红五军的行动比较顺利。十一月十一日，红三十军在击退敌人沿途拦阻后进至大靖附近。大靖守敌为骑五师祁明山旅，在南门与红军接触了一下，被痛击后，龟缩城中固守不出。红三十军未再攻打，继续西进，包围土门子，迫使守敌骑五师工兵营三百五十余人投降。马步青龟缩凉州，持静观态度。经与马步青代表谈判，双方达成口头停火协议后，三十军后续部队撤出了对凉州城的监视包围，西移四十里铺、丰乐堡一线。继而，红三十军主力八十九师、骑兵师指向永昌，十一月十八日，守城的敌军闻风逃窜，永昌城不战而下。二十一日，程世才率八十九师二六七团一部、二六九团、骑兵师乘胜攻占了山丹。随后，红五军进驻山丹，接替了三十军防务。三十军及总指挥部直属队全部集中于永昌水泉子至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一线，休整待命。

　　左路的红九军在一条山地区突出敌人重围，且战且行，向永登、古浪地区行进。十一月九日，左路支队红九军二十五师由沙河进移至镇虏堡时，即遭十二架敌机四小时的轰炸袭扰，同时敌马朴旅马志武团、韩起禄旅马长青团猛烈进犯。二十五师英勇奋战，给敌人以重创，为甩开追敌，九军改用急行军的办法，昼夜兼程，经大国沟、干柴沟向古浪方向前进。十一月十日拂晓前，红二十五师的先头部队抵干洼沟，击溃守敌马福仑部，占领了干柴洼(今干城)。军部命令部队立即修筑工事。随后，马元海率马彪等四个骑兵旅、马全义团及互助等县民团尾追而来。早晨八时许，战斗打响，敌人以骑兵和步兵相配合，由东、南、北三面向红九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军长孙玉清和政委陈海松各指挥一个师，利用地形进行顽强的抗击。战斗打到次日晚，红九军撤离干柴洼，向横梁山前进。干柴洼战斗虽然消灭了许多敌人，但是九军也受到重创，这是渡河西进后红九军和西路军第一次失利的战斗。

　　十一月十一日晚，红九军先头部队二十五师在孙玉清率领下到达横梁山。十二日，九军主力全部到横梁山。在向横梁山推进途中，敌人的骑兵即跟踪而来，尾追不舍，伺机与九军决战。十二日晚十时左右，马元海命令敌各部队和民团出动，进攻横梁山红军阵地。九军与敌激战一昼夜。而后，九军西进，直逼古浪城。十四日，九军向古浪发动进攻，经半天激战，击溃守敌马华荣部、西宁东南川十二大营马骏民团等一千四百余人，红军占领古浪县城。

　　古浪古称“虎狼关”，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祁连山北麓，为“河西走廊”咽喉要冲。古浪城东是古浪峡，东南方是乌鞘岭，是西进凉州，南下兰州的门户，地当要冲，地势十分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古浪失守，引起敌人极度恐慌。国民党西北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深感不安，严令马步芳加紧进攻。抽调胡宗南部杨德亮补充旅进入古浪峡，紧随于马步芳部队的尾后，形同督战。马步芳也十分震惊，为避免国民党中央军插手于甘、青事务，电令马元海在古浪东南部公路沿线布置部队，以隔断杨旅与前线的联络;同时，一面调集大量兵力增援古浪，展开攻势，企图不惜一切代价，集中优势兵力，消灭红九军。

　　马元海依据地形，制定了三面围攻的作战计划。马家军的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四个民团约两万人蜂拥集中于古浪县城附近，将古浪城团团围住。

　　十一月十六日拂晓，敌人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从西南和东北首先向城外的红九军阵地进攻。古浪城西南有两个制高点，一是南山(又名古龙山)，二是西阳山(又名阳洼山)，距古浪城很近，居高临下，可俯瞰古浪全貌。要固守古浪城，必须要牢牢地控制西南制高点;要攻破古浪城，也必须首先攻破这两处地方。敌人重点进攻南山和西阳山。十八日中午，南山和西阳山制高点失守，敌人越发疯狂，马元海下令所有人马向县城发起更猛烈的进攻。随后敌人用山炮轰开城墙一角，冲入城内。红九军与敌人打起了巷战，展开肉搏战，虽然消灭了不少敌人，但红九军伤亡也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红九军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出战斗。十八日晚，部队连夜突围转移，向在永昌的红三十军靠拢。此时，西路军总指挥部也获悉了古浪的不利消息，立即命令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率二六八团迅速东返接应;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也率主力东移凉州四十里铺进行策应。在双方的配合下，追击之敌被打退，红九军进至四十里铺。

　　红九军在古浪苦战三天，共毙伤敌两千余人，但自身伤亡也超过了三分之一。其中排以上干部伤亡尤重，参谋长陈伯稚、红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红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骑兵团团长黄高宏等壮烈牺牲。[166]

　　十一月十九日十七时，西路军给红军总部、中央和军委发去了电报，汇报红九军在古浪战斗的情况：(一)敌集中主力猛攻古浪。九军血战终日，阻击溃敌。敌伤亡约千余。伯稚牺牲，秀铎、□□带重伤，子弹消耗极大。九军收到古浪东北之定宁寨。已令其今夜续开凉州及东北地区双城堡一带向永昌转移。五军、三十军按今天行动。(二)甘州有马敌一团及民团，城高坚，壕宽深，不易袭击。马敌虽受重创，但仍能集新锐之兵与我拼死战，我方过河后人弹消耗极大，未得补充。九军渡河至今伤亡二千四百左右，干部伤亡极大，更难提起。……“[167]

　　对于红九军在古浪的严重损失，徐向前后来回忆道：“这一仗叫人十分痛心，我主力部队九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西路军后来作战，主要靠三十军。五军人数少，名义上是个军，实际上不足一个师的兵力。再剩下的就是机关人员、医护人员、妇女独立团等，战斗力毕竟是有限的。”[168]

　　通过上面我们对西路军在平大古凉战役执行期间的战况回顾看到，西路军是兵分两路向西退却的。右路是红三十军、红五军和西路军总指挥部及总部直属队，这一路是西路军的主力。左路是红九军，是西路军的支队。右路主力进军却出乎意料地异常顺利，而左路支队却是遭到敌人重兵围堵，激战频繁。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判断：马家军对右路西路军主力取守势，避开西路军主力，集中兵力打击左路红九军。我们看到，红九军是在没有得到主力支援的情况，依靠自己一路苦战摆脱险境的。在目前公开的史料中，我们也没有发现西路军领导人对左路红九军摆脱困境发过具有重要意义的指示和采取过实质性的配合与增援。他们是在“出人意料”的情况下得到左路红九军古浪失利的消息的。[169]我们由此看到在西路军兵分两路向西进军的时候，西路军领导人对两路红军在西退过程中的相互配合支援安排失当，特别是经过干柴洼战斗失利后，竟然没有引起警觉，致使红九军古浪惨遭更大失利。

　　(2)关于在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期间西路军作战失利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西路军在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期间的失利实际上就是左路红九军作战的失利。我们先从红九军战场指挥的角度，然后再从西路军领导人战役指挥的角度来分析这个时期作战的失利，并简要说明这种失利对西路军造成的影响。

　　(一)红九军指挥员战场指挥的责任问题。

　　对于红九军在古浪的失利的教训，后来徐向前曾评论道：“古浪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麻痹轻敌，死打硬拚，指挥不当，没有及早组织突围。为此，总部将九军军长孙玉清撤职，派原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他是负伤住院期间跟医院渡河的)前往九军，进行整顿。”[170]

　　十一月二十三日，西路军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总结九军失利的教训是：“指挥上有严重的缺点”，“致遭不应有之大损失”。[171]由此我们看到，从红九军战场指挥的角度来分析，战场指挥失误是造成古浪作战失利的主要原因。这种失误表现在：

　　① 没有守住城外制高点，组织好城内二线防御。本来，在古浪城周围是敌强我弱，要想减少伤亡，守住古浪城，就必须依托城防及城外制高点，修好工事，加强防御力量。古浪城外有两个制高点，也就是南山(又名古龙山)和西阳山(又名阳洼山)。这两个制高点距古浪城很近，居高临下，可以俯瞰古浪城全貌，是守卫古浪城的天然屏障。如果守住这两个制高点，再配以城防工事，将防御与反攻结合起来，进行积极防御，组织起严密的防御体系，就会使九军的防御态势大为改观。如果这两个制高点一旦失去，那么敌人就可以居高临下，在山头上开炮、射击，如泰山压顶，九军就很难守住二线城防工事了。我们看到，当时的九军实力尚在，士气旺盛，如果组织得力，是能够在防御战中打出声威的。而红九军指挥员没有以城外制高点为防御核心，把城外制高点、城防与突击队的反击相结合，通过积极防御，组织起坚强有力的防御体系，结果导致这两个制高点失去，致使城防很快被攻破，古浪失守。王树声总结古浪之战的教训时说：“从指挥上说，这仗欠妥当啊!古浪的城墙残破，地势低洼，确实不利防守;可如果把守好城外的制高点，先把敌挡住，再在城内做好第二道防线，情况就会好得多了。而我们偏偏忽视了这些，被敌人抢占了城外的高地。这就好比高山压顶，毫无办法。”[172]

　　② 在敌人的进攻之下，指挥员指挥部队死打硬拚，没有施行攻防结合的灵活机动的战术。我们看到，在敌人进攻时，依靠城外制高点及城防工事，组织防御是正确的。但要把组织防御和有效反击结合起来。城外制高点与城防之间的空间，孤悬于城外的两个制高点之间的有效配合，为实施反击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可是，当时的九军指挥员却没有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将防御和反攻有机的结合起来，导致在敌人的优势兵力进攻下，消极防御，被动应战，造成严重失利。而反击在没有迂回包围和友军策应的情况下，注意不要脱离防御工事的有效范围，防止离开工事太远而被敌人杀“回马枪”。古浪之战后，李聚奎到红九军任参谋长，他认为九军指挥员在战术上确实存在问题，主要是“呆板的正面战斗，很少采用迂回包围的动作，总是敌人包围自己。每次战斗均限于正面的火力战和拚命战，结果虽将敌击溃，得不到缴获，甚至自己受敌人包围陷于危险状态，到最后用拚命战挽救战局。”[173]

　　③ 没有及早组织撤退，致使九军遭受严重损失。在敌人重兵围攻之下，从敌人攻击的猛烈程度及势头可以判断出敌人对古浪城是志在必得的。在九军遭到敌重兵围困的情况下，应该及时将当时面临的敌情报告西路军总部，而总部也应该及时对九军的作战及行动作出指示。当时九军与西路军总指挥部之间的电报联系是畅通的，我们现在尚不知道他们之间的联系情况。九军是在苦战三天后才被迫放弃古浪的，在西路军主力不能及时赶来援助的情况下，九军指挥员应该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态势及战况，及早组织突围，保存实力，避免进行这样的阵地战和消耗战。因为敌强我弱，西路军又处于外线作战，补给困难，这种作战是西路军消耗不起的。如果西路军长期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主要作战方式，长此以往，有耗无补，既使没有被打败，这种消耗也会把西路军最终推向失败。我们现在尚不知道到底是西路军总指挥部不允许九军撤退呢，还是九军指挥员没有及时报告总指挥部要求撤退?不过从徐向前总结九军古浪失利的教训时说九军指挥员没有及时组织撤退是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判断似是九军指挥员的责任。不管怎么样，没有及时组织撤退，确是九军遭受损失的重要原因。

　　以上我们从战场指挥的角度分析了红九军在古浪失利的原因，我们看到如果战场指挥得当，本来象红九军在古浪的惨重损失是可以避免的。当然从战场指挥的角度无疑是红九军指挥员应该负有主要责任。在红九军进行古浪战斗时，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就在古浪，不过是因为有病才没有参加指挥古浪之战的。[174]王树声就是有病，但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就是不参加具体的指挥，也应该在组织防御和及时撤离方面进行必要的指导。作为西路军的副总指挥，红九军领导人也会尊重他的意见的。他尽管有病，但在这方面却疏于指导，因而我们说他对红九军在古浪的失利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的这个分析可以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十二月九日致中央的电报 “玉清随我们学习。树声在这几次战斗中，已公开承认其思想、战术上的错误，下大决心意献九军。”中得到证明[175]

　　(二) 关于西路军领导人在战役指挥上的责任问题。

　　前面我们从战场指挥的角度分析了红九军指挥员在古浪失利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现在我们再从战役指挥的角度来分析西路军领导人在红九军古浪失利的原因及其责任问题。

　　① 平大古凉战役执行前的情报侦察失误是导致这个时期西路军作战失利的重要因素。在平大古凉战役发起前，西路军对甘、青二马的情报侦察出现了失误，因而导致西路军领导人对马家军的兵力部署和进攻重点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成为导致这个时期西路军作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看到，西路军兵分左右两路向西进军。红三十军、五军及总部这一路，绕大靖，掠凉州，降土门，不战而进永昌，乘胜攻占山丹，进军异常顺利。而九军却在经过镇虏堡时，遭到敌机四小时轰炸，九军昼夜兼程，急速前进。随后马元海率领甘、青二马主力在后面紧追不舍，经过干柴洼两天急烈的战斗，九军过河后首次作战失利，又经横凉山战斗，直到古浪城的三天恶战，致使九军损失兵力达三分之一，元气大伤。当时西路军右路是主力，有红三十军、红五军和西路军总部直属队，而左路就只有红九军，显然马家军是避开西路军主力，而集中主力来对付左路红九军的。我们知道，西路军电台的破译效率是很高的，[176]当时的侦察系统也没有受到损失，可是在情报侦察上西路军却没有发现马家军正在集中主力来打击红九军，而对右路西路军主力则采取防御态势。这种情报侦察上的失误，导致了西路军领导人对敌情判断的错误，从而影响到作战部署，致使左右两路红军之间缺乏策应配合，导致红九军孤军奋战，遭受严重损失。

　　② 西路军领导人对敌我力量对比及甘、青二马的战斗力没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因而在平大古凉战役执行期间存在轻敌思想。这种轻敌思想的产生，不仅是因为西路军领导人对甘、青二马的偏见，而且还与他们在西渡后由于马家军猝不及防，西路军节节胜利，进展顺利有关。这种轻敌思想导致了西路军领导人对敌我力量对比及马家军战斗力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这种认识上的偏差直接影响到战役的部署和指挥，这就造成了西路军领导人在九军作战失利战役指挥方面的责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于一支脱离后方深入外线作战的部队，在与敌人兵力对比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为了能够集中兵力，保证初战必胜，更要谨慎行事，详细侦察，根据在侦察过程中所获得的敌人的信息，周密谋划，以便对进军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情况，提前作出预案，同时也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进行调整，以保证作战的胜利。我们从当时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就可以看到，他们关于西退的态度是乐观的。对此，徐向前后来回忆道：“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177]

　　③ 由于轻敌及侦察失误导致西路军兵分两路向西退却，这两路红军又缺乏必要的策应与支持，致使左路红九军孤军奋战，遭受惨重损失，这就形成了西路军领导人在战役指挥上的重要失误。我们看到，西路军是兵分两路向西退却的。右路是红三十军、红五军和西路军总部，是西路军的主力。而左路就只有红九军。这种分兵固然是由于河西村落分散，部队按一条路线行军在筹粮驻扎方面多有不便，也有扩大纵深，在必要时互相策应的考虑，但同时这又是与他们轻敌及侦察失误分不开的。本来，西路军相对于甘、青二马来说，就兵力上处于劣势，且又因河西特殊的民情难以及时得到有效补充，因而这种分兵自然就分散了西路军的力量。既然兵分两路向西退却，就应该对这两路红军在行进途中的联系与沟通，如遇敌情，进行策应增援的有关事宜作出周密的计划和安排。

　　西路军领导人当时也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了，因而我们从逻辑上判断，作出了分兵西退的决定，他们应该想到鉴于右路是西路军主力，而左路红九军是支队，马家军有可能避开右路西路军主力，而集中甘、青二马主力来进攻左路红九军，因而及早对此有所部署和安排。就算是当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西路军出发前也没有就左右两路红军的策应与增援问题作出安排，但是在行进途中两路红军还是应该保持联系的。西路军总指挥部由于在右路，应该及时了解左路红九军行进的方位，遇到的敌情，出现的困难，部队的减员等等情况，红九军指挥员也应该及时将这些情况向西路军总指挥部进行报告。从军事常识及指挥程序上来说，这是必然的。当时西路军总部和红九军的联系是畅通的，按说西路军总部也应该是收到这种报告的。

　　这样从十一月九日夜出发后，红九军一路经过镇虏堡敌机四个小时轰炸，在干柴洼遭到马元海率领的甘、青二马主力的围堵，在横凉山又经过激战，于十四日到达古浪城。而右路红三十军却绕大靖，掠凉州，降土门，行动异常顺利。从左路红九军一路激战，而右路红三十军一路顺风来分析，这两路红军遭遇的敌情不同;再又结合红军兵分两路后，右路是西路军主力，而左路是支队的兵力部署来思考，西路军领导人应该得出马家军避开红军主力，正在集中兵力对付左路红九军的结论。就是在由于轻敌及侦察不实而导致战役部署存在失误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他们也应该根据两路红军的战况作出这个判断并及早采取对策了。如果那样的话，就有可能避免古浪战斗的惨重损失。可惜的是，我们却没有看到西路军领导人采取这样的措施，这不能不说是他们在战役指挥上的严重失误。

　　④ 由于没有对两路红军的战况进行分析并得出关于敌人兵力部署的正确判断，因而导致西路军领导人在古浪战斗中没有对红九军进行及时指导，致使红九军古浪折兵，元气大伤，这又造成西路军领导人在战役指挥上的又一个严重失误。我们知道，古浪战斗是在十一月十六日拂晓开始的，一直打到十八日夜才被迫撤退。在古浪保卫战前，西路军领导人应该根据两路红军遭遇的不同，对马家军正在集中兵力打击红九军的用兵部署作出判断，及早采取对策：或者对古浪的防御战及作战指挥进行指导，或者指示红九军及早撤出古浪，或者派兵增援，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在这个时间内西路军总部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他们对红九军在古浪的失利感到“出人意料”。[178]古浪作战失利固然有红九军指挥员在阵地防御及作战指挥方面的错误，但通过前面我们的分析在西路军分兵、两路红军的相互策应与支持、由于两路红军遭遇敌情的不同而对敌人兵力部署的判断及采取的对策方面，西路军总指挥部领导人显然在战役指挥上也是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轻视甘、青二马，认为甘、青二马的战斗力不及蒋介石的中央军。正是由于这种轻敌，才导致西路军领导人在向西退却时兵分两路，这样就分散了兵力，反而给敌人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使得敌人有机会集中兵力来打击红九军。按说，西路军兵分两路向西退却，西路军领导人应该预先作好在退却过程中一旦遭遇突袭左右两路如何策应的应急方案。同时，他们也应该想到在向西退却过程中两路红军不应相隔太远，以便能够互相策应配合，集中全力对敌。我们看到，尽管红九军一路战斗频繁，行进艰难，但是在和右路主力会合前，一直是红九军孤军奋战，而没有得到右路的支持和援助。红九军在古浪也是经过三天苦战后才被迫突围的。就是由于侦察失误，在西路军兵分两路的情况下，主力集中于右军，西路军领导人也应该想到马家军有可能集中主力来攻击红九军，在右路进军异常顺利的情况下，而红九军一路战斗激烈，恶仗不断，也应该使他们警觉到马家军可能将主力集中于左路了。当时，西路军总部与红九军的通讯联系是畅通的，红九军指挥员应该是每天都将面临的敌情及有关作战事宜上报给西路军总指挥部的，我们从平大古凉战役期间红九军一路孤军奋战的历程看，西路军领导人似乎并没有对两路分兵，马家军集中兵力来重点打击红九军的行动有所察觉，因而也没有对西路军的作战部署及时进行调整，以便于策应九军。我们也没有发现西路军领导人对古浪战斗发出适宜的指示。

　　这样我们就得出如下结论：西路军领导人对马家军兵力的部署和进攻重点的判断上，在向西进军的分兵上，左右两军的配合策应上，以及对九军作战的及时指导上，均出现了严重失误。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平大古凉战役期间，西路军失利主要表现在左路红九军的失利上。红九军作战的失利，又表现在干柴洼和古浪战斗上，而以古浪作战的损失尤为让人痛心。这种损失固然有红九军指挥员没有组织好阵地防御，指挥上死打硬拚，没有实施攻防结合的灵活机动的战术，没有及早组织撤退等原因，但是在西路军总指挥部领导人由于轻敌及侦察失误，导致他们决定兵分两路及两路红军缺乏密切配合的部署上就已经埋下了失利的隐患。同时西路军领导人又没有及时对两路红军遇到的不同敌情进行分析，对敌人的兵力部署做出正确判断，并果断制定对策，因而也就难以避免红九军在古浪的严重损失了。

　　由此我们进一步得出结论，西路军在平大古凉战役期间遭受的损失，固然是由于深入外线作战，远离后方，补给困难，马家军在兵力对比上占有优势，骑兵众多，具有强大的机动性，后勤补给便捷等因素，但这不过是决定战争胜负可能性的重要条件，还远远不是现实。我们试想，在革命战争年代，那一支红军不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打仗的。要想取得战斗的胜利，红军指挥员必须通过灵活机动的战术，并配以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依靠广大指战员的革命激情及献身精神，把战略上的劣势变为战术上的优势，来战胜敌人并发展壮大的。因而，通过以上我们的分析就可以看到，如果不出现指挥上(既有战场指挥上的，也有战役指挥上的。)的失误，象红九军的严重失利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损失当然会有，但绝不会导致红九军伤筋动骨，元气大伤。红九军和红三十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当然也更是西路军的主力军，是西路军的两只铁拳。古浪一战，使红九军兵力损失三分之一，干部损失尤为严重，以致于再难提起，这严重消弱了西路军的战斗力，使得西路军以后的作战只得主要依靠红三十军，给西路军的向西退却蒙上了严重的阴影。

　　这种严重的损失主要还是作战指挥上的责任。这个责任既有红九军指挥员的，也有西路军领导人的。当然从平大古凉战役指挥的角度来分析西路军领导人显然应该对战役期间出现的严重失利负主要责任。

　　在古浪战斗后，西路军领导人将红九军军长孙玉清给予撤职处分，让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担任九军军长，调李聚奎担任九军参谋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他们的这种作法似乎有不同意见。十二月二十二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关于撤换九军军级首长，我们认为有慎重之必要，因为他们均是高级干部，培养是不容易的。他们错误的严重性是应该严重指出的，给他们深刻的批评，务使他们明白错误范围与性质，是完全必要的，但给予撤职处分则不适宜。我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固执自己的错误而承认改正，应该继续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在工作中求得确实的转变，这是干部政策应注意的原则之一。”[179]这里我们看到，中央是不赞成西路军领导人给予九军军长以撤职处分的。这不仅是党的干部政策的要求，也是鉴于在甘西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更需要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团结一致，这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同时，中央也认识到造成九军重大损失的结果，不仅有九军指挥员的责任，而且也有西路军领导人的责任，不过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没有明确说出来而已。我们在以后引用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中央会指出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指挥上的缺点的。

　　但让人遗憾的是在总结失利的教训时，西路军领导人只是把红九军军长孙玉清简单地撤职就了事了，而没有对战役期间的严重失利作出深层次的思考：

　　这种深层次的思考之一，就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检讨在战役失利上的主要责任，从而对他们的战略战术进行反思，并及时作出调整。我们看到在平大古凉战役期间西路军领导人在抢占要地，兵力分散，各部之间缺乏密切的支援配合方面存在严重失误，而在以后的永昌、山丹期间，高台、临泽与倪家营子期间这种失误仍然存在。这就致使西路军难以集中必要的兵力，积极谋势，创造战机，打歼灭战，而不得不仍然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主要的作战方式。这是一种“乞丐向龙王”“比宝”的“滑稽”闹剧。[180]就凭这种作战方式也会最终注定西路军的败局。

　　这种深层次的思考之二，就是红九军的失利应该启发西路军领导人对他们的行动方向再次进行审慎评估。通过红九军的失利，他们对敌我力量对比，向西退却的困难和风险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应该对西路军继续向西退却进行周密的思考，经过认真分析，作出理性的判断。在西退无路的情况下，及早组织东返。红九军古浪失利后，虽然已经严重影响了西路军的战斗力，这个时候东返也会面临一些困难，但是西路军当时仍然具有较强的实力，在作战上还是游刃有余的。从前文中央十一月十一日的电报也可以看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并没有为西路军东返设立限制。我们以后可以看到，西路军还有两次东返的机会，但西路军领导人都是以东返有重兵围堵为由主动地放弃了这两次机会，这样也就最终奠定了西路军最后近乎覆灭的悲剧命运。

　　以上我们根据目前公开的历史资料，通过对西路军平大古凉战役执行期间的分析可以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首先提出了向西退却的建议，在获得了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支持和授权后，又迅速制定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并将这个计划上报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立即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上报的这个西退计划。为了便于开展河西的工作，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表明他们西退要求的同时，徐向前、陈昌浩又致电中央要求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基本同意他们这个要求的时候，还就东返和西退反复征求他们的意见。徐向前、陈昌浩列举了不少理由说明依靠他们现有力量，能够完成打通远方和建立根据地这两大任务，以求说服中央同意他们的西退要求。鉴于西路军已经开始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同时还考虑到其他方面的因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经过反复思考后最终同意了西路军领导人的向西退却。

　　西路军兵分两路向西退却，右路红三十军、红五军、西路军总指挥部及直属队是西路军的主力，进军顺利。而左路红九军却在马家军的重兵围堵下惨遭损失，给西路军的西退蒙上了严重的阴影。左路红九军的作战失利固然有红九军指挥员的责任，但从战役指挥的角度上看无疑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由此汲取教训，从战略行动方向上对西路军的向西退却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估，从战役指挥的角度就西路军的战略战术进行反省和检讨，仍然指挥西路军继续向西退却，在战略战术上也没有明显的改进，逐渐造成了西路军悲剧性的命运。

　　六、安营扎寨—创建永昌、山丹根据地

　　程世才、李先念率领红三十军掠过凉州，兵锋直指永昌，守城敌军闻风逃窜，于十一月十八日不战而下永昌。二十一日，程世才又率军乘胜攻占山丹。随后，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进驻山丹，接替红三十军防务。红三十军及总指挥部直属队全部集中于永昌水泉子至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一线，休整待命。攻占永昌、山丹后，在西路军的行动方针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从西路军十一月二十一日攻占山丹到十二月二十七日撤离永昌、山丹地区，西路军在这个地区停留了一个多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西路军停留该地，果真是配合河东红军的需要吗?西安事变发生后对西路军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搞清的问题。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行动方针上产生严重分岐。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定了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 要西路军依靠自己战胜甘、青二马，河东“只有战胜胡军”，“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的方针。

　　十一月十八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指出：

　　“甲、十七日电悉，我们已告远方，但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如果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战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严整政治纪律，建立会计给养制度，使尔后与远方见面时焕然一新。

　　乙、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

　　丙、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汽车送，正办交涉中。

　　丁、袁立夫不要派去，无安全保障;邓发以公开名义西行，还经过五个月，新疆没有护照不准入口。”[181]

　　从中央的这个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之所以采取这个方针，是由于中央尚未得到苏联援助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的明确保证，同时指出安西、哈密间环境恶劣，物资贫乏，人烟稀少，不利于大部队前往，为慎重计，才做出西路军暂时留住该地的决定。中央让西路军控制古浪险要，保持东面回旋余地，就是为了一旦西出不利时，能够使西路军东返。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本来中央对西路军西退就感到忧虑，在苏联援助尚未落实前，西路军是不宜深入到甘、肃州及以西荒凉地带的，因而中央才让西路军暂停永昌、山丹地区，同时保留东返后路，一旦时局不利，可以随时返回河东，免遭重创。

　　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袁立夫可随进占安西之部队同去到安西，再向哈密。接济军用品、弹药及派人接洽帮助等事，正同彼方接洽中，结果如何，容后告知。”此时，党中央与共产国际正为援助事宜进行紧急磋商，二十三日，毛泽东、张闻天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着重在凉州、永昌之间，各个消灭马部，西面仅以五军占领之。”[182]

　　我们看到，中央仍然是要西路军主力停留在永昌、肃州地区，可以以一部向肃州、安西发展，西路军可派代表直接与苏联进行联系，但明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苏联反对退入新疆。中央让西路军“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实际上还是防止万一情况有变，为西路军能够顺利返回河东提前作好准备。

　　毛泽东十一月二十五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183]

　　这里毛泽东明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三个月内不要依靠远方援助，全靠自己打开局面。这实际上是说要让西路军不要寄望于依靠苏联援助，而要依靠西路军自身来战胜甘、青二马。这时西路军刚刚到达永昌、山丹地区，尚有一万八千人左右，还要在这里呆上一个月。毛泽东这个话讲得也并不迟，而实际上西路军领导人并没有听得进去，更没有见之于他们的行动。这对西路军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成为后来中央与他们的主要分歧之一。

　　十二月六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甲、远方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

　　乙、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并调查肃州至安西道上是否便于行军，计算占领甘、肃两州包括休息补充时间在内共需多少天，并计划西路军全部包括红五军在内，在甘州地区集中训练一二星期，休息体力恢复力气。

　　丙、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军的任务下暂不西进。[184]

　　在这封电报中对西路军向西进军又作了周密的布署和安排，明确说明在至少两个半月内不要依靠苏联援助，河东红军主力暂不西渡，重申了要西路军依靠自我力量战胜甘、青二马。河东红军西渡援助西路军问题，后来成为西路军与中央分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针对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提出帮助和策应西路军的意见，同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强调指出“只有战胜胡军，才便于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185]这也就是说在当前态势下，河东红军是无法向河西增兵的。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乃至西路军领导人的一个重大分歧。为什么毛泽东认为河东红军不能再向河西增兵呢?我们从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在北上后，红军主力必须是东进而不是西退到黄河以西，但并不反对适时组织一个支队向西打通国际联系。黄河以东不论在经济、人口、民情、地缘等方面均比河西要好得多，向东可以打起抗日的旗帜来，因而东进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革命力量的发展上都是非常有力的。从我党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着想，革命的重心在河东，决不在河西。当时西路军已经拉走了全部红军三分之一的力量(其中红三十军和红九军还是红四方面军的两个主力军)，如果再向河西增兵，进而像西路军领导人建议的那样红军主力西渡黄河，这实际上就意谓着革命的重心脱离河东，向河西转移，这不仅违背中央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而且更重要的是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使我党在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难以承担起领导民族战争的重任，失去发展壮大的机会，同时也会严重损害我们民族的根本利益。况且，当时胡宗南部等国民党军正在对陕北根据地进行“围剿”，河东的红军因为消灭胡宗南部，保卫苏区的需要，也难以抽兵西渡，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从我党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不再向河西增兵，而且拒绝了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建议。[186]

　　(2)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主张继续西退，打通国际联系，以便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歼灭甘、青二马;要求河东帮助和策应西路军，却没有将战胜河西甘、青二马的着眼点放在西路军自我奋斗上。但在中央做工作后，也基本上同意了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

　　十一月十六日，朱德、张国焘致电中革军委，“认为我西路军已无再东渡可能，他们只有占领永昌、凉州地区，与新疆办好外交，背靠那方。”“我们需急设法帮助和策应他们，因为他们太孤立，并需急打通远方，得到接济至关重要。”十七日，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致电西路军：“你们兵力应相当集结，以迅速打通远方为要着。”十九日，林育英、朱德和张国焘联名致电中革军委，转告了西路军的意图。电文指出：“西路军已占永昌，拟以主力在凉、甘之间发展，拟以一部西出肃州、安西，要无困难年前可达，并决定袁立夫秘密入新疆转国际联络。”“请以上项转国际，并望能于西路军到达安西控制交通后，即取得远方初步接济(目前弹药最缺)，以便回攻。”[187]。

　　由此我们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主张要对西路军提供帮助，要西路军迅速西进，取得武器装备后再歼敌。张国焘的这种设想具有盲目性。西路军在不给追敌以重创乃至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是难以顺利西进的。西路军西进后，苏联能否及时给予援助?在没有得到苏联保证的情况下，西路军进到肃州、安西荒凉地带，不仅难以获得苏联援助，而且在追兵打击下就连生存也会面临严重威胁。至于帮助西路军，由于我党只有向东才能有所发展，才符合我党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当时在河东红军主力又面临国民党重兵“围剿”，西路军又已占红军力量三分之一的情况下，从维护我党的根本利益出发，河东是难以再调兵西去的。我们看到，张国焘此时主张西退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与他在西路军西渡及海打战役时的态度一样，避免与国民党军决战，待获得武器装备后再决战。这种避战行为最终导致了宁夏战役计划的被迫中止和西路军的分路冒进，酿成了严重后果。

　　十一月十九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就西路军行动方针提出意见。电文指出：

　　甲、(一)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的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向凉州、永昌方向前进;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

　　(二)具体部署在甘州占领后，可以五军在甘、肃两州、安西线活动，九、三十两军可在永昌以南地区活动，大大的扩红、筹资，准备灭敌。

　　(三)远方对于经哈密接济你方，已原则同意，物资、经济均可接济，正设法解决交通运输，拟技术手续。大约以明年开春后可望大批接济，现正谋小部接济，大的于我占领安西后即可实现。

　　……

　　(七)你方须在甘州以东建立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位置于甘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惟远方路途，也须调查清楚。

　　乙、毛炳文部大约已到大小兰塘，于学忠抽两个师对你方，该敌似以加紧封锁黄河兰州、靖远，中卫(段)，敌大部对你方，企图封锁你们，不以再东出。……[188]

　　我们看到，这封电报与此前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给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是不同的，而与中央十八日致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的布署是一致的，不过比十八日电报更详细了一些。这说明周恩来到了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后，经过做工作，使张国焘同意了中央的布署，然后他们再向西路军领导人联名发电，以使中央关于西路军的方针落到实处。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关于苏联援助的具体时间和方式仍然没有落实。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张国焘要河东为西路军提供帮助和策应，显然有让河东向河西增兵的意图。这种增兵预示着革命重心有从河东向河西转移的迹象。这个意图和张国焘在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两河口会议和毛儿盖会议期间采取的西退主张是一致的。同时张国焘还仍然如以前一样主张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前从保存实力角度考虑避免和国民党军决战，这样过分依赖苏联武器装备而不是依靠自我奋斗表现了张国焘对依靠自己现有力量战胜敌人缺乏信心，这种信心不足在路线上的表现就是继续主张西退(为了获得武器装备)，反对东进。这种将西路军战胜敌人放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和河东帮助上，而不是主要依靠西路军自己力量去战胜甘、青二马的观念，也对西路军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3)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和陈昌浩在建立根据地和继续西退方面存在重要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陈昌浩主张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而徐向前主张继续向西退却，打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但这种分歧只是一种表象，而在本质上徐向前和陈昌浩则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表现在他们均没有确立依靠西路军自身力量战胜甘、青二马的决心、信心和方法上。

　　在关于西路军行动方针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之间产生严重分歧。现在我们首先引用两位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从这些材料中来评述他们当时的观点。

　　据徐向前回忆：“陈昌浩满有把握，劲头十足，要建立永凉根据地。我呢?不以为然，对中央要我们停止西进的意图，百思不得其解。我对陈昌浩说：现在可得好好估计形势哩!九军被搞了一家伙，马家军整天进攻我们，毛炳文部又要西进，形势和过去大不相同，弄得不好，我们还得吃亏。陈昌浩却漫不经心地说：现在形势大好，马家军被我们基本击溃，有什么可顾虑的?!我听了这话，真是火冒三丈。我说：什么叫‘基本击溃’?基本击溃敌人有个标志，就是我们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现在恰恰相反，敌人在进攻，我们在防御;敌人是优势，我们是劣势;敌人有后方，有补给，我们没有。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

　　和陈昌浩共事几年，我从来没有与他面红耳赤地争吵过。这次破了例，吵得很凶。他强调形势大好，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我强调形势困难，在这里被动挨打，无法周旋，要吃大亏。我俩住在间民房里，围着炭火盆，边烤火，边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天气很冷，门窗都是破的，寒风嗖嗖地往屋里灌。我的脚尖烤得暖和，脚后跟却冻得生痛。大西北的冬天，就是这般滋味。

　　争来争去，陈昌浩固执己见，拿‘尚方宝剑’压人。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我拿他没办法。就说：你说能建立根据地就建立吧，给部队作动员，我可以照你的口径讲，但保留自己的意见。陈昌浩认为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事后曾找军政委员会的成员做工作，准备召开会议，向我‘开展斗争’。因曾传六他们反对，只好作罢。

　　陈昌浩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强调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使我憋了一肚子气。李先念他们也很有意见。有天，先念来总指挥部，对陈昌浩说：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陈昌浩说：你懂什么?多嘴!”[189]

　　那么，在当时徐向前的主张又是什么呢?据徐向前回忆：“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有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190]

　　从徐向前的回忆看，他显然认为在永昌、山丹地区是难以建立起根据地的，因而他主张西路军应该迅速西去，打通远方联系，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和马家军决战。而陈昌浩则对在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充满信心。在敌我力量对比及马家军的估计上，徐向前的认识比较符合实际。他认为正是由于没有消灭敌人，因而在这个地区是难以建立根据地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徐向前的认识是正确的。

　　徐向前虽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徐向前的失误恰恰在于他没有将着眼点放在依靠西路军自身力量去在这个地区创造战机，通过歼灭战去消灭敌人上。他幻想往西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与马家军决战。这样他就将西路军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能否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上。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想法。在马家军围追堵截而没有被西路军给以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能不能顺利西退这个问题先不考虑，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在交接时间、地点和方式上没有明确的情况下，使西路军贸然深入到甘州、肃州西部荒凉地区，那对西路军又意味着什么呢?既不能向新疆退却，这个地区比起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难度更大，严酷的生存环境不但会大大消弱西路军的战斗力，而且在马家军的进攻下还会给西路军带来灭顶之灾。这样我们看到，徐向前实际上是没有确立依靠西路军自身力量来战胜甘、青二马的决心和信心。

　　陈昌浩后来回忆说：“西路军当前任务之如此巨大，不击灭‘二马’至少给予严重与基本打击，迫其一时停战是不能完成‘接通远方之任务’的，然在当时我们有着这样的估计：A、以敌力及地形对敌之优势，毛炳文部之继进，不愿在凉州以东与敌作不利之决战;B、以为相当团聚兵力接次或集结前进，在极力讲求避免决战条件之下，可以先进入甘肃、玉门、安西，先接通远方得到补充再与二马决战;C、企图执行限期占领甘、肃二州与安西之任务，而惟恐损失实力不能按期完成任务。这样观念，若有相当根据，然在实际上既不能逃避决战，在敌人紧迫进攻之下，不先求击退敌人是不能达到目的地的。这一战略估计的不正确，结果不能在古浪地区集结兵力打敌，不能在凉州到永昌、山丹地段集结全力打敌。”“即使进入肃州以西，‘我能往寇也能往’，不击退敌人又如何能取得东西到手呢?”[191]

　　这是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回到延安在检查报告中总结失败教训时的一段话。在这个反思中陈昌浩认识到，如果不给甘、青二马以歼灭性打击，是无法完成打通远方任务的。同样，如果不给甘、青二马以歼灭性打击，也是难以建立根据地的。西路军领导人是具有保存实力，避战心理的，希望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与甘、青二马决战。这种作法导致西路军在古浪和永昌、山丹地区没有集中兵力打敌，结果也难以逃脱追敌的打击，使西路军处于被动地位，兵力分散，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造成巨大损失。

　　陈昌浩是不是机械地执行中央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呢?我们研究后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本来在西路军领导人十一月十二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就提出过在这一地区建立根据地[192]，在中央十一月十八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明确说明苏联援助尚未落实，而且肃州以西环境险恶，这种情况下西路军贸然向甘、肃两州及以西地区进军显然是不利的。因而，陈昌浩经过思考后认为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适时再向肃州、安西进军。我们研究后认为这才是陈昌浩接受中央方针的原因。

　　这里我们看到，虽然陈昌浩对敌我力量对比及马家军的估计上存在失误，但是在没有得到苏联交接武器装备的时间和地点的确切消息前，采取稳妥态度，不急于向肃州以西进军，而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以求西路军之生存则是正确的。但在这种正确中又交织着错误。作为西路军的第一负责人，在创建根据地过程中，他没有将消灭敌人作为创立根据地的第一要务。却分兵把守堡寨，导致兵力分散，作战被动，反而易于被马家军各个击破。之所以如此，实际上他这时仍然存在着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前保存实力的想法，存在着避战心理，因而就没有在和马家军周旋中创造战机，通过歼灭战去消灭敌人。这样就将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上，而不是依靠西路军自身力量来战胜敌人。这种作法成为导致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难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乃至最后不得不撤离这个地区的主要原因。

　　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西路军领导人多次致电党中央、中革命军委和红军总部，反映：“我们目前战线甚长，人少弹虚，有减无增，必要时决集主力在甘、永线上，甚至肃、甘线上击敌，不然敌向我拦阻，顾虑实大。”十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陈昌浩向红军总部和中革军委发出一封长电，详述了西路军面临的情况：

　　甲、马敌现伤亡已约五千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迅速补充，人马、子弹均有。凉州即能抽壮丁三万。因此仍能继续与我拼战。

　　乙、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出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即又集兵猛攻另一点。敌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则无生还。

　　丙、这一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木、房屋，尽有堡垒，不便迂回抄击。

　　丁、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兵力，枪弹少，难阻敌攻。激战终日，部队即可耗尽子弹、炸药。矛刀、刺刀极少，又难补充，弹尽致陷，损失更多。我今天查九军现有一千八百支步枪，每枪弹两排不足，现全人数四千六百余;五军人四千不足，枪弹更少;三十军人数近六千，步枪二千余，每枪弹有二、三排。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我们拟壮大骑兵，但马不易筹。我们现只有五百人马之骑兵。

　　戊、九军任掩护阻敌，此次激战古浪，敌几面破城而入，人人血战，终将敌击退。三十军连续作战，五军更弱，始终不能以优势兵力击敌。现九军在永昌，因受大损失待休整。三十军主力在四十里铺，子弹、炸弹耗尽，都用大刀拼杀。指直在永昌，大都任城墙守备。敌马彪部三个团，两天来仍在城郊活动。

　　己、骑师、二六九团、三十九军已到甘(州)东二十里铺。守城敌一旅约两团，民团二三千，敌有备，不便硬攻。五军主力明日集山丹，到时肃州敌一营。

　　庚、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

　　辛、三十军在四十里铺激战三日，伤亡五百余，昨晚以二六五团夜袭骚敌，获马马百余。敌今三个团犯三十军，全日主力被敌杀进两层，终用刀杀退。敌死尸未运者三百余，其一团团长打死未抬走。现仍拟将九、三十军在永昌附近寻机歼敌。[193]

　　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西路军领导人反映了他们面临的敌情、所处的地形及西路军自身的作战状况和兵力现状，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西路军领导人表示“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因而“难在甘东灭敌”，因而向中央请示方针。由这里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对依靠自身力量战胜甘、青二马已经缺乏信心，可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知道，西路军当时的作战部队(不含指挥部直属部队)尚有一万四千人左右，西路军的实力仍存，那么他们要向中央要什么方针呢?在中央十一月十八日电报中曾指示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而十一月二十四日西路军领导人致中央的电报，据徐向前说是他起草的，他向中央反映情况，请求中央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194]联系到他和陈昌浩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上的不同意见，很显然徐向前是要中央同意西路军主力继续向西，打通远方联系，获得苏联武器装备。这种在苏联援助尚无着落的情况下，贸然向西退却的后果却会给西路军带来灭顶之灾。

　　正是由于当时西路军领导人在依靠自身力量战胜敌人缺乏信心，因而他们才打电报希望河东主力前来河西。

　　十二月六日，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致电中央和红军总部，建议红军主力西渡，向河西走廊进军。电文指出：我们根据已知情况，对主力行动有如下意见：

　　1、抗日形势仍未得应有的具体开展，蒋曾在防共抗日中表现一种动摇，但目前不是着重“剿赤”，关防阻打开国际，仍成为抗日共同立场。

　　2、依据形势估计敌我情况，主力在河右岸暂时出击难能站稳脚跟，取大的胜利。只有先在有力的准备力量，再图有决定意义之发展。

　　3、甘北气候、地区、人粮、物力与新疆、远方关系均便利。

　　4、蒋不能移大兵到甘北，二马实力夜战削弱，我主力可单独箝制之。

　　5、主要集中组织力量均增强，因此，我们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大、凉、民进。主力西进时，主力于宁、卫方面实行取道凉、靖、丑(注：应为五，即五佛寺)段渡河;或另行先移主力于宁夏中卫地区，争取时间过冬，而后或经定远营到民勤。第二者恐失先机，而受限制，当为第一步为好。如何，当看整个情况决定指示。[195]

　　为了配合红军主力西渡，十二月六日，西路军还致电中央和红军总部，西路军主力准备东返。电文说：“我们拟主力回山丹、永昌及二十里铺据点驻四个或六个团，骑师直出凉西四十里铺，骑师迫近凉州毁其飞机场，迫马远海主力后退;夹击之。至尚能开展地区，迫敌改变进攻计划，在此争取时间过冬与适时策应主力。如主力不来，我们再移主力向甘州逼进，总要争取在甘、永、凉线过冬。”[196]

　　十二月九日，西路军就河西敌我两军的情况及加强九军的措施致电中央，“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到三十到四十天休息”，再一次建议“主力最好在开春前西来较妥当”。[197]

　　从西路军领导人建议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来看，随着红军主力的西渡，那么河东必然会被国民党军占领，我党领导的革命重心也就由河东转移到河西。从这里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显然对革命重心应该在河东而不在河西，只有向河东发展才有利于我党的根本利益缺乏清醒地认识。正是他们这种认识上的失误，才导致了他们要求红军主力西渡，直至一味主张西路军向西退却。这种认识产生的根源，是由于他们对当前形势中的敌我力量对比及依靠红军战胜国民党军的信心缺乏所致，同时也与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们违背中央北上方针跟随张国焘南下的行为密切相关，又与毛儿盖会议中央确立的东进方针相抵触，客观上承袭了张国焘的西退路线。从西路军领导人要红军主力西渡来看，显然是对他们依靠自身力量战胜甘、青二马缺乏信心，希望红军主力西渡来帮助他们消灭二马，因而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西路军将战胜甘、青二马放在河东红军主力西渡而不是依靠自身力量上。这和寄望于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一样也是一种危险的想法。这种认识后来对西路军的命运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方面虽然存在严重分歧，但他们同样都缺乏依靠西路军自身力量战胜甘、青二马的信心。这种信心缺乏的原因还不是由于西路军已经失去了和甘、青二马作战的实力，而主要是西路军领导人的避战心理和作战方法所致。这种不是将战胜敌人的希望立足于自我奋斗，而是寄托于外力的援助上，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行为。这种外力既表现为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也表现为河东红军主力的西渡。西路军领导人寄希望于外力，而不是依靠自身力量来和甘、青二马进行战斗，这成为西路军失败的决定性原因之一。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在苏联援助不明的情况下，要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暂时留住一个时期，建立根据地，以便将西路军在甘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并告诉西路军领导人不要寄望于外力，而要依靠自我力量来战胜甘、青二马。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领导人认为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前西路军总体上应该采取避战态度，获得苏联装备后再和甘、青二马决战。因而，应该继续向西退却，打通苏联，获得援助。并且提出要河东红军来河西帮助西路军。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张国焘的工作，因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也同意了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

　　由此我们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西路军领导人的分歧在于：是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还是继续西退;西路军战胜甘、青二马，是必须依靠外力(苏联援助和河东红军西渡)，还是依靠西路军自身奋斗;西路军战胜甘、青二马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下文当有论述)。

　　2、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一个多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西路军到达永昌、山丹地区后，创建根据地，在这个地区停留了一个多月。西路军为什么要在这一地区创建根据地呢?西路军在这一地区停留一个多月的真实原因又是什么呢?这是主观指导上的失误，还是有着不得已的原因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西路军到达永昌、山丹地区后，在行动方向上面临三种选择：一是返回河东;二是继续西退;三是就地发展，创建根据地。西路军到达永昌、山丹地区后，不论是红军总部，还是西路军领导人均认为东返难度更大。当时西路军还有一万八千人，虽然遭受重大损失，仍然具有较强的实力，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还是可以打通苏联的。同时他们也不甘心于放弃西渡后的征战所得，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是不会选择东返的。这样他们就只有在西退和就地建立根据地之间进行选择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要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在该地停留了一个多月才进行西退呢?我们认为原因如下：

　　(1)苏联援助不明是导致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知道，西路军西退时，肩负两大任务：一是打通苏联联系;二是创建根据地。这两大任务是由西路军领导人主动提出并经中央认可的。党中央是在要求共产国际“切实无误”地从新疆提供物资并获得他们的保证后，才同意西路军向甘西进军的。但当西路军进到永昌、山丹地区后，共产国际就援助的时间、地点、方式及物资种类仍然没有明确答复。党中央是无法左右共产国际决策的，只有向共产国际说明情况，请求他们尽快解决援助问题。这样在共产国际没有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同时鉴于肃州、安西一带，人烟稀少，环境恶劣，物资奇缺，苏联又明确表示反对西路军进入新疆，为了不使西路军在苏联援助不明的情况下贸然进入该地，与河东相隔太远，保留必要的回旋余地，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让西路军 “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

　　(2)独立向西，力求建立根据地，开辟河西斗争新局面，是导致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主要原因之二。只有建立了根据地才能在河西站稳脚跟，才有利于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建立抗日战争的巩固后方。不论是西路军领导人给中央的电报，还是中央征求意见的《作战新计划》，都提出了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永昌、山丹地区处于河西走廊蜂腰部，从地形等方面也有种种弊端，我们承认在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确实是困难的。但既然要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永昌、山丹地区不论从人口、物产还是经济状况要比甘、肃州及以西地区好得多，且又离河东较近，便于联系和策应，因而从整个甘西来看在这一地区建立根据地还是比较适宜的。我们不能因为后来西路军失败了，在这个地区建立的根据地没有存在下去，就简单地认为在这个地区没有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要建立根据地，首先就必须消灭敌人，这是建立根据地的前提。在没有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根据地是难以建立起来的。我们看到西路军过河后，分兵冒进，处于战略进攻下的战术防御状态，被动出击，打得是击溃战、消耗战和阵地战，始终没有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这样在敌人肆虐猖狂的情况下，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

　　(3)在条件不具备时，避免西路军孤军深入甘西，保持西路军东边回旋余地，以求与河东红军成策应之势，一旦西路军如遇不测，可立即返回河东。我们看到在中央十一月十八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电报中就有防止东边被毛炳文部过早占领，保持西路军回旋余地的要求。本来中央对西路军西退就有顾虑，不过是在西路军领导人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主动要求下最后才不得不同意的。当西路军到达永昌、山丹地区后，在苏联援助不明的情况下，中央显然对西路军继续西退是忧心忡忡的。由于当时河东红军主力正在与国民党重兵作战，一旦西路军如遇险境，河东是难以抽兵到河西去直接援助西路军的，因而中央在要求西路军依靠自我奋斗打开局面的同时，又为避免西路军孤军深入甘西，预先为西路军一旦如遇不测重返河东留下后路，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保持东边回旋余地，要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

　　(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的方针，也是导致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的重要原因。我们要准确界定这个方针在导致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正是因为中央在苏联对西路军援助不明和西路军表示要担负起创建河西根据地任务而又不愿东返的情况下，中央才从开辟河西根据地和巩固抗日后方的要求出发，制定了这个方针。由此看来这个方针恰恰是在苏联援助不明和西路军领导人表示要创建河西根据地这两个因素的基础上制定的，也就是说是由前两个因素派生出来的。既使这样，鉴于要求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的方针毕竟是中央制定的，不管处于何种意图西路军领导人毕竟也是执行了这个方针，因而我们说中央也应对此承担一定的责任。由此看来，中共中央下达的这个方针绝不是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的主要原因，充其量也仅仅算是重要原因。

　　(5)西路军领导人的责任。我们看到没有将西路军战胜甘、青二马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却对外力抱有幻想。这始终是西路军领导人的一个弱点。作为担负一个方面独立任务的高级指挥员，应该根据所面临的瞬息万变的形势，独立思考，果断决策，尽可能保全革命力量，以保证任务的完成。当时我军过河后作战的经验教训是什么?西路军要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敌我力量的对比状况到底如何?面临的困难是什么?这些困难能不能克服?当时到底是应该西退还是东返?西退和东返的希望有多大?各有什么利害得失?从当时情况看，如果难以在这个地区创建根据地，又难以立即西退的话，就只有果断决定返回河东，免得在这里被动挨打，白白损失革命力量。对这些情况西路军领导人始终没有能够进行深入而又周密的分析，对西路军的发展做出一个清醒的估计，因而他们也就难以做出正确决策。这样就导致西路军领导人犹豫徘徊，舍不下已经到手的根据地，不愿意放弃打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的希望，及时采取果断措施，脱离险境了。

　　(6)西安事变发生后，对西路军滞留永昌、山丹地区也有重要影响。西路军是在十一月十八日占领永昌，二十一日又占领山丹的，到西安事变发生时，西路军已经在这个地区停留了二十一天。西安事变发生后，一开始也并没有要求西路军策应河东。只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应张学良的要求，周恩来向中央建议要西路军东进策应东北军，但十二月二十五日因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就取消了这个东进命令。据现在公开的电报是二十七日中央电告西路军，仍然执行原定任务的。由此看来，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央要求西路军策应河东，仅仅发生在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这五天内，这绝不是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一个多月的主要原因。过分强调西安事变爆发后西路军策应河东而导致西路军长期停留永昌、山丹地区的作用，是不符合事实真相的。

　　由以上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到，尽管苏联援助不明和力求独立建立根据地是西路军在这个地区停留的主要原因，但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长期停留的原因却是复杂的。正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才最终导致了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一个多月，这对西路军的命运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3、西路军是为了要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而受命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吗?

　　有人认为中央作出西路军在“现地区停留一时期”的方针，是由于根据《作战新计划》的规定，为了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的需要，因而中央让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这样会造成河东主力红军和西路军在河西会师的假象，为河东主力红军转移创造条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导致了西路军长时间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198]那么，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前面我们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现在我们从这个角度再作进一步分析。

　　我们知道，在十一月八日中革军委下发的《作战新计划》中，确有河东主力转移的设想。一般来说，如果要有让西路军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的要求就会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以便于沟通思想，取得一致意见。但在这个计划中并没有要西路军配合的内容，在当时中央致西路军和其他领导人的电报及相关会议记录中也没有发现要西路军配合河东主力转移的要求。因而我们说其码到现在为止尚未发现中革军委有让西路军配合河东主力红军转移意图的文字依据。

　　至于有人说，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可以牵制敌军，策应河东红军主力的转移。我们看到，西路军西渡黄河后，确实吸引了一部分国民党军(毛炳文军和杨德亮旅)到河西来，减轻了河东的压力，对河东红军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策应作用。但河东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却没有西渡黄河，仍在河东“围剿”红军。作为与西路军交战的马家军来说，其作战范围主要在河西，主力一般不会到河东作战。我们的这个判断可以从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陕北时，马家军主力也没有东渡黄河直接配合胡宗南部与陕北人民解放军作战中得到验证。这样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是为了防止甘、青二马出兵河东，而将甘、青二马主力牵制于河西的说法就很难成立。

　　毛炳文军和杨德亮旅不仅是为了追击西路军而西渡黄河的，也是为了防止西路军重返河东而布置的堵截力量。西路军在河西转战期间，毛炳文军与杨德亮旅由于西路军西进，又有甘、青二马的阻隔，实际上一直处于“观战”状态，并没有和西路军交战。这两支国民党军要由甘、青二马与西路军的交战态势及结果来决定其去向，他们实际是甘、青二马的预备队。不管西路军停留在甘西什么方位，只要甘、青二马与西路军的交战没有结束，只要西路军没有返回河东，河东国民党军的战场形势没有恶化，这两支国民党军在短时间内一般不会撤去。因而我们认为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是为了牵制毛炳文军和杨德亮旅之说似也难以讲得通。

　　我们可以设想，由于西路军在河西受到甘、青二马围堵，交战正酣，又有毛炳文军和杨德亮旅在黄河西岸一带追击拦截，虎视眈眈，东边再有黄河相隔。在宁夏战役计划中止后，河东红军在国民党军进逼下被迫放弃了西征以来的大片土地，向东转移。同时西路军也已西退到河西走廊的蜂腰部—永昌、山丹地区，西路军又是步兵，从作战态势上看，河东国民党军一般不大担心西路军会到河东来对其造成重大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对河东国民党军队的战略牵制作用并不明显，也就难以起到牵制河东国民党军，以配合河东主力红军转移的作用，造成西路军与河东红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

　　有人从毛泽东十一月二十五日致西路军领导人“在你们打破马敌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199]的电文中引申出中央要求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是为了配合河东形势的发展，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如果孤立地看这段电文，容易使人们误认为是中央要求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向东发展，以便策应河东。但是我们从前文对决定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诸多因素的分析来看，策应河东决不是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主要原因，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进一步，恰恰是为了使其不隔断与河东的联系，保持东边回旋余地，防止西路军孤军深入甘西，以使西路军在河西的发展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中央正是从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这个现实出发，才要求西路军东进策应河东的，而不是中央为了要求西路军策应河东才命令西路军停留于永昌、山丹地区的。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到的问题，否则的话，就可能使我们的研究进入误区。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让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是为了配合河东主力红军转移之说，既没有得到中央意图西路军配合河东的相关文献上的支持，也不是以西路军西渡后黄河两岸敌我力量对比及分布状况的深入分析为依据，而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事后凭着主观想象演绎出来的附会之说。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说西路军之所以在永昌、山丹地区长时期停留，是为了配合红军主力转移的需要，是为了大局而作出的必要牺牲，从而为西路军的失败寻找一种“合理的解释”，以便于为西路军“正名”提供“证据”。

　　当然，我们也承认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期间确实在客观上对河东红军从战略上而非战役上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策应作用。但这种策应作用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就表现在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后，就再也没有能够将河东的国民党军队调往河西，反而是河东的山城堡大捷后，迫使毛炳文军撤离河西，减轻了西路军的压力。

　　4、西安事变发生后西路军果真是因为要策应河东形势而继续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十五天吗?

　　从西安事变十二月十二日发生到西路军十二月二十七日撤离山丹，共有十五天时间。这果真是因为西安事变后河东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又迫使西路军继续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十五天吗?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虽然要求河东红军配合张、杨，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但是并没有因河东形势突变就让西路军予以策应，改变西路军的行动方针。因为西路军作为一支独立担负战略任务的部队，且在已经深入甘西与甘、青二马激烈交战的情况下，中央为了保证西路军的安全和执行任务，对西路军采取了慎重态度，没有轻易改变西路军的发展方向。我们现在尚未发现西安事变发生后十天内中央明确要求西路军策应河东的电报。

　　这里就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十二月十五日，军委主席团就西路军的任务和行动方针进行了部署：“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十五日，在西安的周恩来、秦邦宪致电中央，称：“因于军与二马部队之间隔着补充旅，于军以一部西进，不起威胁作用。”“目前时局于军须守兰州，不便分兵西顾。”所以，十二月十八日军委主席团又明确指示西路军：“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200]从这里我们看到，中央实际上并没有变更西路军的任务和发展方向。中央在十五日电报中是要西路军主力仍然停留于这个地区，各派出一部向东接近兰州，向西占领安西。这和以前的方针并没有什么区别。虽然有要西路军准备接通兰州的要求，这与以前要求西路军保留东边回旋余地并无什么不同，我们当然不能因为电报中有这样一句话就说中央要变更西路军的行动方针，况且随后中央又取消了这个要求，仍然转到打通远方的轨道上来。由此看来中央十二月十五日电报对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并没有产生影响。

　　十二月下旬，何应钦指挥国民党军进抵潼关，应张学良请求，中央开始要西路军东进策应河东作战。

　　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建议西路军东进，逼进兰州，与东北军于学忠部打通。电文说：“王(王以哲)、张(张学良)希望河西四方面军能以一部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军打通。张答应令于军援助子弹，同时以一部骑兵向靖远游击。能做到否?请立复。?”二十二日，周恩来、林育英、王稼祥就西路军的行动从西安再次致电毛泽东：“一、于学忠对四马关系较我方犹坏，其兵力只能退保兰州，不能西出策应我们。二、可否暂留西路军在原地，待春暖后西进，否则东进是否能达到凉州以东，待到古浪、永登后尚可设法要于策应。”十二月二十二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征求对东返的意见。[201]

　　我们从中央征求西路军意见的电报来看，中央开始并没有硬性要求他们东进，而是问他们东进有什么困难，能否达到东进目的。因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中央对西路军行动方针的慎重态度。从西路军领导人的态度来看，他们显然认为东进比西退难度更大。从陈昌浩十二月二十三日致中央的电报看，[202]西路军还是主张西退执行打通远方任务的。西路军领导人表示如果中央要求东进，他们可以东进，但为减少伤亡，提出了两个条件，要求新疆运送物资和驻兰州的东北军策应。当然，我们说这两个条件是很难得到满足的。兰州的于学忠部受国民党中央军牵制自顾不暇，东北军又与甘、青二马关系恶劣。新疆盛世才部出兵，这里又涉及到苏联、盛世才、中共与国民党的复杂关系。这两者均非中央所能决定的。

　　二十四日，周恩来又给毛泽东发出“万万火急”的电报，再次要求西路军向兰州前进：“不论谈判如何，军事部署即照你二十三号十二时电执行，四方面军主力即向兰州进，但请留一部于永昌，以便打通安西。”此时，中央调西路军东进的决心已定，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军委主席团电示徐、陈，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时局，分析东进的有利之处：

　　“一、时局在发展中，有改组南京政府之可能;抗日联军已经组成。红军为第三集团军。西安有款一千八百万，能支持十个月，东北军、西北军主力均集中西安，准备消灭东进之敌，只要打得二、三个胜仗，局面即可开展。我主力红军并准备出河南，但胡、毛、曾、关准备向固原、平凉进攻，我们以东北军五个师及红军一部固守与箝制其一个月。

　　二、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德隆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这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

　　三、你们在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203]

　　从这里我们看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从河东形势发展及配合友军作战的大局出发，最终做出了东北军东移的决定。

　　二十五日十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复电军委主席团，表示执行东进任务：

　　“(一)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

　　(二)估计到国内战争的长期性及目前西路军实际情况，此间二十三号十二时致军委电中所述各节请予考虑。

　　(三)为尽量保持我们有生力量，新的战斗，西路军东进前建议由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向古浪出动，配合我们东进，使我们减员更少。”[204]我们看到，西路军从服从中央命令和顾从大局出发，表示执行中央东进命令。但是他们在提出东进要求友军配合的同时，还在作最后的努力，请求中央考虑他们在二十三日十二时电报中提出的继续西退，打通苏联的要求。

　　二十五日下午，张学良陪蒋介石由西安飞抵洛阳。二十五日晚二十四时，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认为：“四方面军主力既不便东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为妥。”“于军西去和棉衣、鞋袜、弹药，候张回商后定告。”十二月二十七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领导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甘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据情况决定。”[205]

　　从周恩来电报中我们看到，他处理西路军东进也是很慎重的。在西路军提出的东进配合要求没有满足之前，周恩来从西路军的自身利益考虑，同时也从西路军领导人不愿东进的现实出发，提议取消西路军东进，仍执行原先任务。军委主席团取消了西路军的东进决定，同意西路军仍然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对打通远方的时机和作战方式，由西路军领导人自主决定。我们看到中央对西路军并没有采取一种硬性的规定，而是采取一种宽松的方式，在大政方针确立以后，具体行动由西路军领导人自主决定，下放了权力，使西路军领导人拥有自主权。这对担负一个方面独立作战任务的部队来说是必要的。

　　我们注意到，从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征求西路军东进意见到十二月二十七日又决定西路军西退继续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共五天时间。而从中央正式确定西路军东进到取消这个决定只有两天时间。当然，我们在分析中央要西路军东进对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的影响时，还是应该以五天为准。

　　我们看到，从西安事变发生到中央向西路军征求东进意见时西路军已经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了十天时间，在这十天中我们没有发现中央要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配合河东形势的电报，因而在这十天内就难以说西路军是因为配合河东形势而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的。

　　这里我们要思索的是为什么西安事变发生后到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征求西路军东移意见前，西路军领导人在这里仍然停留了十天呢?

　　这里我们不能不说西路军领导人对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形势发展存在着盲目的乐观情绪。他们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西安事变的发生并没有改变他们的处境，他们面前的困难和敌人依然如故。由于河东红军要配合张、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暂时无法支援西路军。西路军只有依靠自身力量战胜敌人和克服困难。当时与西路军在河西交战的甘、青二马，并非国民党中央军，因而西安事变发生后会暂时停顿而不会从根本上影响马家军作战。因为西路军向甘西进军就是要在甘、青二马的地盘上建立根据地，处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不管南京政府谁当权，甘、南二马也会与西路军拚下去的。当时中央指示西路军和甘、青二马及杨德亮旅搞统一战线，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斗争策略上考虑也未尝不可一试，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应该清醒认识到西路军在没有给甘、青二马以歼灭性打击之前，要在甘、青二马的地盘上是建立不起根据地的，统一战线也是难以搞起来的。只有通过战争，在歼灭敌人的基础上才能言和。西路军面临的主要敌人是甘、青二马，目前甘、青二马未受到歼灭性打击，他们不会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就放弃对西路军的进攻，西路军面临的局势依然严峻。由于当时西路军领导人对西安事变后河西面临的形势存在乐观情绪，而未认识到他们面临的严峻形势不会随着西安事变的发生从根本上有所改变，因而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以摆脱困境，争取有利态势，这对以后西路军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西安事变发生后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又停留了十五天。现存文献难以为西路军在西安事变后至十二月二十二日这十天是因为要配合河东形势需要而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提供有力的证据。从十二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这五天，虽然中央明确提出了要西路军配合河东形势的要求，但从十二月二十四日正式决定西路军东移，二十五日又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取消了这个决定。这对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的西路军实际上也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我们把这五天与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的三十六天比较来看，显然不能说西路军是因为要配合西安事变后河东形势的需要才在永昌、山丹地区长期停留的。由此我们说配合河东形势决不是西安事变发生后西路军继续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的主要原因。

　　5、西路军失去了第二次东返的机会。

　　西安事变发生后，甘、青二马惊慌失措，对西路军一度采取守势。如果当时要东进，这本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机会。我们看到，直到十二月二十二日前，这十天里西路军根本没有东进的准备。中央征求西路军意见时，西路军领导人经研究后认为东进阻力更大，不愿东返，仍然主张向西打通国际联系。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最后决定西路军东返后，西路军领导人在表示执行中央东返命令的同时，又提出西路军东返需要新疆友军派兵援助和驻兰州的东北军接应的条件。这又一次表明西路军领导人对东返顾虑重重，持消极态度。这样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央鉴于西路军领导人主张西退打通远方联系而不愿意东返的态度，就又让西路军继续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从这里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当时是不愿意东返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愿意东返呢?

　　(1)西路军领导人认为东返面临的阻力更大，难以顺利实现东返。

　　陈昌浩说：“中央来电指示我们，让我们考虑是西进好还是东进好。那时我们考虑东面有马家的部队和蒋介石的部队，敌人力量大，西路只有马家的部队，因此答复中央与其东进还不如继续西进，实际上那时还是害怕蒋介石的部队。仍一股劲往西走，还是非打通国际路线不可。结果既无补充，又无群众基础，希望越来越小了。”[206]从陈昌浩的这个回忆中我们看到他们不愿东返还是因为认为东边有蒋介石的中央军，敌人兵力大，不便东返。

　　后来徐向前有个回忆：“二十二日，(中央)来电征询我们的意见。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当即开会，讨论是否东进的问题。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东进和西进比较，前者的困难更大些。因为马家军的主力集中在东面，西路军东进，势必与敌决战。从山丹、永昌至兰州，近千里行程，沿途多堡，缺少补给，夜间气温达零下二十度以下。西路军彩病号又多，约两千名，不便就地安置，带上则更增大行军、作战的困难。据此，东进取胜的把握不大。且放弃河西走廊这一抗日后方基地，不论从策应西安会战上、打通苏联上、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上说，都是不利的。陈昌浩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东进兰州附近，取得物资补充，向河东进击。我赞成多数同志的意见，认为我军乘虚西进，把握大，损失小，最有利;东进，难免付出大的代价，能否突破马敌的重兵防堵，还是个问号。”[207]

　　从徐向前的回忆看，他显然是主张西退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多数人也持这种观点，而陈昌浩却主张东进。对徐向前的这个回忆，不禁引发我们的深思：西路军东返确实面临着不少困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和以后西路军几乎全军覆灭相比，到底那个损失大呢?由此可以看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中的多数人显然对西路军西退存在着乐观的看法，对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河西的敌情、民情、地形、天候仍然没有一个符合实际的判断，因而对西路军的处境缺乏清醒的估计，而这导致了他们主动地放弃了东返的机会。按说，经过这两个月的河西征战他们是应该有一个科学的判断和认识的。

　　从当时情况分析，西路军利用西安事变刚刚发生，甘、青二马和杨德亮旅惊慌未定的有利形势，而驻兰州的东北军不论从与中共的统战关系还是自身利益角度都会给西路军以帮助，西路军当时仍然具有较强的实力，坚决打过去，本来是可以实现东返的。就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征询西路军东返意见时也是如此。西路军东返要脱离甘、青二马控制区域，鉴于当时西路军还有较强的力量，甘、青二马从保存实力角度考虑，也不会与西路军拚死作战。我们也可以从红四方面军南下在百丈战斗后，川军拉开阵势将红四方面军“挤出”四川的作战中得到验证。因而，西路军在这个时候不能东返只能是西路军领导人的意愿和决心问题。

　　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在征询西路军领导人东返意见时，西路军在河西已经呆了五十多天，按说他们经过征战的经验教训应该对甘西的敌情、地形、民情等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对西路军的生存和发展应该能够作出理性的判断。况且是在中央征询意见而非命令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个表达他们真实想法的机会。但遗憾的是他们却放弃了东返的机会，选择了继续西退的方针。而随后不久的高台陷落和倪家营子的血战证明了这是一次错误的选择。

　　(2)西路军领导人仍然希望向西打通远方联系，获得苏联武器装备。然后杀一个“回马枪”，歼灭甘、青二马，创建河西根据地。

　　十二月二十三日，陈昌浩等复电中央：

　　一、迅速取得远方接济，成为目前红军，张、杨及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经过很大代价基本上已无问题。

　　二、战略方面目前应如何集兵，首先各个击破胡、毛、王部，奠定西北抗日基础，而速消灭扫清抗日后方，巩固兰州实属重要，西安当较次要。蒋介石确不可释放，如其无可利用或紧急时，必坚决枪毙之。

　　三、敌方情况，除三个旅在山丹以上外，余部主力同在永、凉线上，要求与我速战或迫我西进，便集中凉州以应事变。如我不西进，必难免于决战，过速西进可能使二马向兰州出兵。由山丹到兰州九百二十里，战备行军须十七日，由永昌到凉州只一条大路，凉以下可采古浪两条路。沿途多堡，天寒零下二十度，白天有零下十余度。敌骑有数千，行动速。而我军必采夜行军，病员已二千，如我们单独向兰州进，伤亡掉队必大，如绕道，则因为天气寒冷雪山路远更不可能。

　　四、即令我们在二十天内到兰，至多只能达到巩固兰州作用策应兰州作用，策应主力行动其作用不大，且需很大代价，而基地放弃，再打通远方，时机又过，若二马退，我进迫兰州更不合算。

　　五、我们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不过为牵制二马，可以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永昌城重要，惟现存粮极少，只要粮食有法，可尽力控制。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

　　1、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夹击消灭两马于凉州一带。

　　2、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如何速示。[208]

　　中央对西路军的建议高度重视。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毛泽东再次给周恩来发电，通报西路军的情况和东进的具体要求：

　　“1、徐、陈因永昌至古浪只一条路，气候白天零下三度，夜间零下三十度，马敌集中主力在凉州、永昌线，东下有许多困难，子弹又极少，提议仍执行打通新疆计划，否则要求于学忠在古浪与之夹击马敌，并问兰州究竟(有)弹药、被服补否。

　　2、向张商量派四个团突然袭占永登、古浪，策应徐、陈，并为准备棉大衣一万五千件，鞋袜各一万八千双，子弹带一万五千条，补充子弹十五万发，是否可行，盼复。”[209]

　　从毛泽东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向周恩来转述了西路军的要求，这表明毛泽东对西路军提出继续西退和东北军配合的要求非常重视，对变更西路军的行动方针持慎重态度。尽可能满足西路军领导人提出的要求，以便为西路军争取一个有利的东进条件。

　　从十二月二十三日陈昌浩等人复中央的电报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西路军领导人认为打通远方已无问题，不愿意放弃已经付出很大代价的打通远方问题。他们列举了许多东返的不利因素，说他们东返对河东难以起到应有的策应作用，为牵制二马，还可以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提出了东返要东北军和新疆配合的两个条件，其目的还是希望继续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

　　西路军领导人认为，根据当时的军事实力，是能够打通远方联系的，因而想继续西退，而不愿东返。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西退能够打通远方，这个判断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当时西路军还具有较强的军事力量，士气也还正旺。但他们显然对马家军对西路军的威胁缺乏清醒的认识。我们知道，西路军西渡以来，与马家军作战，主要打得是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还没有打过一个像样的歼灭战，这固然有当时敌情、地形的限制，但是也与西路军领导人的作战指导思想密切相关。这样马家军在前一时期作战中虽损失严重，但由于能够随时抽调壮丁进行增补，其主力仍然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尚未受到歼灭性打击，士气也正旺。按说西路军此时已经与马家军作战二个月，西路军领导人对前一时期西路军在作战中对马家军的打击状况、马家军现存的战斗实力以及当时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状况，应该有一个符合实际的判断。但令人惋惜的是他们却仍然没有得出一个符合实际的认识，这从西路军西退后与马家军作战的失利中可以反映出来。

　　同时西路军领导人也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缺乏深刻认识，在没有得到苏联确切无误的保证的情况下，既使打到安西又有什么意义呢?那里的环境更为恶劣，不利于西路军生存。深入此地后，在甘、青二马的追击下，西路军处境会更为艰难。这里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把战胜甘、青二马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上，而没有放在依靠自己力量战胜敌人方面。有了这个观念对西路军来说是致命的。

　　(3)西路军西退是为了创建甘西根据地，独立开辟一个新局面。在西路军已经付出重大代价，深入到永昌、山丹地区，并在甘西创建了一定范围的根据地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是不甘心于失去所得，放弃打通远方联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河西敌我力量对比和形势的冷静分析，从而使他们难以认识到河西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致使西路军领导人对西路军行动的决策脱离了现实，这给西路军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央在西路军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的一个多月中，除了十二月二十四日要西路军东移，而后因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又取消了这个决定外，中央对西路军的行动方针与以前保持着一致性，并没有强制变更西路军的行动方向。尽管中央认为从整个战略方针着眼，以西路军东进对全局有利，[210]但在西路军领导人主张西退的情况下，中央最终还是采纳了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在西路军停留永昌、山丹地区期间，西路军领导人根本就没有返回河东的愿望。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当中央征求西路军领导人东返意见时他们明确表示不愿东返上。西安事变发生后出现的有利态势，本来是有利于西路军东返的，但西路军领导人却主动地放弃了这一机会。

　　6、对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期间作战方式的评析。

　　西路军要在河西开辟一个新局面，就必须首先解决生存问题，建立根据地。而只有消灭敌人才能够建立根据地。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要消灭敌人，就必须力争打歼灭战，力戒打击溃战，严禁打阵地战和消耗战。要打歼灭战，就只有集中兵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迂回包抄，创造战机，这样才能将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术上的优势，达到消灭敌人，取得胜利的目的。应该说这对于善于以弱胜强，具有丰富实战经验，从艰难困苦中冲杀过来的英勇红军来说是拿手好戏。但我们遗憾地看到，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的作战却并非这样，这究竟是由于甘西的地形、民情和敌情使西路军根本无法采取这样的战术，还是西路军领导人主观指导上的失误呢?抑或两者兼而有之，那么又以那一个原因占主要呢?或者是否另有别的隐情呢?现在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下来就是要创建根据地。要建立根据地，就必须发动群众，分散兵力;要消灭敌人，就必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这是一个矛盾。到底应该以那个为先呢?我们知道消灭敌人是创建根据地的根本前提。本来，在西路军深入甘西地带后，这个地方向来没有我党工作基础，受革命影响较小，群众基础薄弱，况且地理环境特殊，堡寨分散，马家军骑兵机动性强，来往快捷，在没有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之前，是没法建立根据地的。因而西路军只有在消灭敌人的前提下才能创建根据地。要消灭敌人就必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西路军领导人显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当时西路军总共才一万八千人左右，抛去机关、病号和勤杂人员外，作战兵力大约有一万二千人左右，部署在永昌、山丹地区东起凉州西四十里铺，西至山丹大约东西三百余里，南北约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摆成“一字长蛇阵”，这自然就分散了西路军的兵力。光永昌、山丹这两地就相隔二百余里。如果从战胜敌人着想，显然是两者只能防守一处，不可能两处均防守，因为这样会分散兵力。但西路军领导人将兵力作这样的布置后，造成了西路军作战的被动，也就失去了打歼灭战的条件。因为在三百余里的战线上，西路军是步兵，既使有这样的战机，在短时间内也是无法集中兵力的。更何况分兵驻守各个据地，也无法创造战机。

　　我们从西路军占领永昌、山丹地区后的兵力分布看，显然西路军领导人是以创建根据地而不是以消灭敌人为第一位的任务了。当时，西路军虽经古浪失利，但仍然保持较强军力，且士气正盛，是有力量进行歼灭性战斗的，可是他们却选择了以创建根据地而不是以消灭敌人为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这种以创建根据地为第一位的兵力布署，导致西路军力量分散，不但难以集中兵力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为创建根据地奠定基础，反而客观上给敌人提供了对西路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导致西路军在马家军的优势进攻面前，不得不以所占堡寨为依托，以阵地战、消耗战为主要作战方式，消极防御，死打硬拚，被动应战，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我们看到，在战略上西路军深入甘西，处于进攻态势，但在战术上，也就是具体的战斗上，西路军因为要分兵守卫三百余里的各个要点，在每一个点上就变成了守势。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主要进行了凉州西四十里铺战斗、永昌八坝战斗、水磨关战斗、永昌保卫战和山丹保卫战这五次战斗。这五次战斗，只有山丹保卫战是红五军打的，其余战斗都是红三十军打的，红九军因为在古浪遭到重挫这个时候基本上处于休战状态。而红三十军也被分割在多个堡寨，只能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主要作战方式，难以集中主力打歼灭战，好的时候也仅能打成击溃战。这种战斗方式，对于深入外线作战，后方补给中断，主要依靠作战缴获才能进行补给的西路军来说，则是兵家之大忌。这种作战方法如不纠正，西路军是必败无疑的。从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的一个多月中，其作战方式始终没有出现根本性改观来看，尽管有敌情、地形和民情等条件的限制，但在西路军当时仍然具有相当实力打歼灭战的情况下，如此分布兵力，进行战斗，我们不能不说这是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指挥上的严重失误。

　　而要改变这种作战指挥上的失误，就要改变作战方法，必须集中兵力，以歼灭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但消灭敌人，而且还能够有所缴获，补充自己。要集中兵力，就必须根据作战需要主动放弃一些已经到手的据点，这是西路军领导人不忍心的。我们从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的作战中几乎找不到他们为了作战胜利而主动放弃所占据点的例子。他们放弃据点，往往是在敌人攻击的情况下，在与敌人进行阵地战的反复拚杀后，不得已时才被迫放弃。比如凉州西四十里铺就是在血战三天后才被迫放弃的。永昌和山丹的放弃也与此相似。这样西路军为了保存所占据点就不得不采用与敌人进行死打硬拚的阵地战和消耗战，而不是进行主动灵活地进退，创造战机，通过歼灭战来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由此我们认为西路军领导人主观指导上的失误是造成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最终难以站稳脚跟的决定性原因之一。

　　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红军在战略上尚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由于对作战目标选择的差异，就会产生不同的作战方法。在作战目标上是选择保存根据地还是消灭敌人，直接关系到在作战方法上选择打阵地战、消耗战还是打歼灭战。如果以保存根据地为作战目标，那么就不得不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乃至于击溃战为主要作战方法;如果以消灭敌人为作战目标，那么就要以运动战和歼灭战为主要作战方法。在永昌、山丹地区敌人向西路军进攻的时候，西路军领导人不能正确处理保存根据地和消灭敌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在作战指挥上出现了失误。这种失误表现在作战目标的选择上，西路军领导人是以保存根据地而不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是以保存根据地为作战目标，因而也就产生了以阵地战、消耗战乃至于击溃战为主的作战方法;也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以消灭敌人为作战目标，因而也就难以选择运动战和歼灭战作为主要的作战方法。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正是由于在作战目标选择上的错误才导致了他们在作战方法上的失误。而这种作战方法上的失误致使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不能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导致西路军最终不得不撤离这个地区，埋下了西路军失败的隐患。这也就构成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作战指挥上的严重失误。

　　那么，是不是因为当时的敌情、民情和地形等因素的限制，导致西路军根本就失去了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条件和机会呢?

　　我们认为还不是这样。我们承认由于我军深入外线作战，没有群众相配合，后方补给中断，甘西地形狭长，地势平坦，堡寨分散，而甘、青二马骑兵机动性强，动作迅速，长于突击，补给便捷，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要给甘、青二马以歼灭性打击确实比较困难。但是西路军在永昌和山丹地区在不少方面还是具有优势的。在这长达一个多月里除了在短短五天时间内中央应张学良请求要西路军策应河东局势外，其它时间中央没有干预过西路军的行动，西路军领导人在决策和作战指挥上是有充分自主权的。西路军中的三十军和九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是从鄂豫皖发展起来的部队，经历过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及长征中的艰难战斗，五军原是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负责殿后，打过一些苦仗、恶仗，西路军领导人及各军的领导人均已身经百战，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西路军在士气和战斗力上要远远超过马家军，西路军在当时还具有较强的力量，以弱胜强，灵活的战略战术更应该是西路军所长，这些都是马家军所难以企及的。

　　甘、青二马正规军有三万余人，民团有七、八万人。真正有战斗力的是甘、青二马的正规军。而马家军的这三万多正规军也不可能一下子都用来对付西路军，他还要留下相当部队担任地方守备，因而一次作战马家军集中起来的正规军至多也就是一万人左右。本来，像马家军这样依靠血缘形成的家族军，虽然守旧顽固，凶狠毒辣，骑兵和武器装备较好，但并没有经过多少战斗，一旦西路军对其进行几次歼灭性打击，消灭他们几个旅、团，马家军士气将会大为沮丧，民团则会一哄而散，再配以统一战线的感召，就会扼制它的进攻，其码也会打成对峙状态。

　　从兵力上，甘、青二马(正规军和民团)本来占有绝对优势，如果西路军分散守卫各地堡寨，恰恰是分散了兵力，更便于马家军各个击破。所以在马家军进攻之下，因为分兵把守，分散了兵力，因而西路军就再没有机动兵力对进攻的马家军进行迂回包围，配合坚守据点的红军将马家军围歼了。在失去外力的配合后，守卫据点的西路军也就不得不和力量占绝对优势并且能够迅速得到补给的马家军进行阵地战和消耗战，这对西路军来说是得不偿失的。这是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作战上的最大失误。因而，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是以保守据点，而是给甘、青二马以歼灭性打击为目标，应该是西路军摆脱被动局面，在永昌、山丹地区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的首要选择。

　　当时中央也给西路军领导人发电报，在战略战术上对他们予以指导。

　　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作战方法应“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211]在这封电报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出了西路军领导人以前作战上的缺点和不足，告诉他们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方能从敌取得补充，灭敌锐气，从根本上消灭其战斗力。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就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关于作战方面：(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二)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三)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四)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八)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望酌行之。”[212]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让西路军东进一步，一是要策应河东，二是要保持东面回旋余地，以防割断西路军和河东主力的联系。要西路军其码在三个月内不要依靠苏联援助，将消灭敌人，开创新局面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特别是对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进行了详细交待，告诫西路军领导人不打无把握之仗，必须要打歼灭战。毛泽东的这封电报具有高度的预见性，是针对当时西路军领导人对苏联援助的过份依赖和作战方法上的不足而提出来的，可惜西路军领导人并没有将毛泽东的指示真正落到实处，这样也就难以避免以后的损失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就其二十五日关于作战部署的来电，提出：“我的意见，把全部一万八千人集中于四五十里内，进则集中的进，退则集中的退，打则集中的打，不打则已，打则必包围消灭一部。如此打两三次，有问题就解决了，教育训练也方便些，只要粮房不缺，似以此法为好，望酌行之。”[213]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问题。这样还可以防止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从此后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的兵力部署和战斗状况来看，西路军领导人显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个方法。后来高台血战，红五军覆灭的悲剧也从反面印证了毛泽东这个见解的英明。

　　我们从西路军后来作战的状况及结果中可以看到，中央在战略战术上对西路军的指导并没有对他们发生效力。本来，这个时候西路军有西渡黄河后在作战方面的经验教训，又有中央在战略战术上的指导，况且西路军当时尚有这样的实力进行歼灭作战，他们是应该汲取教训，在作战方面有所反思，有所改观的。但我们遗憾地看到，在战略战术方面西路军领导人却没有从根本上予以改变。纵观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的一个多月，每天战争不断，西路军所占的各个据点遭到敌人的袭击，他们只有被动应付，进行阵地战，消耗战，最后不得不决定撤离永昌、山丹地区。这实际上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在永昌、山丹地区已经站不住脚了，不得不撤走。

　　西路军领导人将兵力作这样的分布，究竟是他们在创建根据地和消灭敌人关系的认识上的失误呢，还是另有不得已的隐情呢?

　　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之所以坚决主张往西打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想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在打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后，如虎添翼，再返回来和马家军决战，易如翻掌。因而在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前，在马家军进攻的时候，他们想依靠当时的堡寨，抵挡马家军的冲击，尽量避免与甘、青二马决战，以求保全兵力。因为要消灭敌人就必然要集中兵力和敌人进行决战，这是西路军领导人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前所竭力避免的。正是由于这种思想认识的存在，因而为了避免决战，保存实力，他们认为就必须守住堡寨，因为只有堡寨才能为他们提供抵御马家军进攻的屏障，能够达到保存实力的目的。这样他们也就不仅分散了兵力，客观上为马家军对西路军各个击破提供了机会，而且在马家军的进攻之下，他们也就舍不得轻易放弃堡寨了。为了守卫堡寨，避免决战，保存实力，西路军也就不得不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作为主要的作战方式了。

　　这样我们看到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前不愿意和甘、青二马决战，因而为避免决战，保存实力，抵御马家军的进攻，就不得不分兵占领堡寨。而占领堡寨却分散了西路军的兵力，更便于马家军对西路军的各个击破，同时西路军也就失去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机会。由此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就将自己生存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上，而不是依靠自我奋斗来战胜马家军。这是一种极不可靠，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想法。一旦难以及时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那对西路军就会造成致命性打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多次对西路军领导人提出批评，要他们不要依靠外力而要依靠自我奋斗来打开局面，这也成为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的主要分歧之一。这种对苏联援助的过分依赖，反映出西路军领导人对自己战胜甘、青二马缺乏信心，当然也有保存实力的想法在作祟。这种主观上想获得苏联援助后再和马家军决战的思想，是和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主要依靠自我奋斗背道而驰的。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西路军在停留永昌、山丹地区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在只有消灭敌人才能创建根据地的认识上，在作战目标的选择上存在严重失误。这种失误使西路军领导人难以集中兵力，通过运动战和歼灭战的方式，主动地创造战机，消灭敌人。同时他们在获得苏联援助之前不愿意和甘、青二马决战，存在着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依靠堡寨就能够使西路军避免遭受甘、青二马重大打击的侥幸心理。这不仅导致了西路军领导人不能集中兵力主动歼敌，而且也在客观上为马家军歼灭西路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这里既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对苏联援助的过分依赖，又有保存实力的想法。这表现出西路军领导人不但缺乏依靠自己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而且也没有对西路军的行动作出周密谋划。他们只是在形势的推动下被动应付，仓促决策，这对西路军的未来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这时西路军领导人应该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在没有获得苏联援助，也没有给马家军以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西路军在甘西究竟能否生存得下去。如果生存不下去，西路军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关系到西路军命运的关健问题，必须马上解决。

　　7、西路军因何火速撤离永昌、山丹地区?

　　我们看到，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给西路军的电报中指示：“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据情况决定。”当天夜间，西路军便以五军开路，九军和指挥部机关居中，三十军殿后，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向西进发。

　　为什么西路军这样匆忙地向西进军呢?

　　一是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分守据点，被动挨打，处境困难，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前文我们说过，西路军将一万多人马分散在二三百里的走廊里，这正便于马家军利用兵力优势，各个击破，而西路军却始终难以集中必要的兵力，给马家军以歼灭性打击。在这个地区进行的几次战斗，都是西路军在马家军的挑战下，以据点为依据，被动应战，以阵地战、消耗战为主要作战方式，连击溃战也打得很少。由于兵力分散，根本就打不成歼灭战。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只好突围，丢掉据点。像这样的战斗西路军是耗费不起的。因为若不转移，在这个地区呆下去，最终西路军会被消耗待尽，走向灭亡。从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这几次战斗的沉痛教训及面临的严重形势看，西路军领导人也觉得难以在这个地区呆下去了，只有转移才是上策。

　　在前文分析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之所以不能集中兵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舍不下已经占领的堡寨。有人可能要问，既然西路军要撤离永昌、山丹地区，他们撤离后，这个地区肯定会落入甘、青二马之手。那么，西路军领导人现在既然要放弃这个地区，为什么不在这个地区集中兵力打几个歼灭战呢?这样也许还能够保住这个地区。我们分析西路军领导人在这个时候宁可放弃永昌、山丹地区，而不愿集中力量在这里打几个歼灭战的原因则是他们存在保存实力的企图，不愿在这种情况下和甘、青二马决战，而是想向西打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后再决战，这由陈昌浩的话则可以验证。这是西路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的外部原因。

　　二是西路军领导人仍然坚持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我们前面分析西路军领导人是反对东返的，他们仍然坚持西退，打通远方，希望获得武器装备。对苏联武器装备的过分依赖使西路军失去了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决心，而在总体上处于一种避战状态，因而在马家军的进攻下显得日益被动。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苏联武器装备和援助落空，对西路军造成的打击是致命的。西路军应该首先依靠自己力量解决生存基础，然后再谋求打通远方。而要解决生存，就必须建立根据地，消灭敌人。这恰恰是西路军自身所缺乏的。这是西路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的内部原因。

　　三是中央已经取消令西路军东返的命令，仍要西路军执行原定任务。这使西路军领导人向西打通远方更为名正言顺，他们的主张又一次获得中央的认可。那么，中央为什么原先让西路军在这个地区留住一时期，而现在又同意西路军西退了呢?我们从中央十二月二十七日电报中看到，中央指示西退时机及如何作战，由西路军领导人相机决定，这实际上是中央给西路军领导人以行动和作战的自主权。中央并没有要西路军放弃永昌、山丹地区，放弃永昌、山丹地区是西路军领导人的自主决定。当然从敌我双方作战的态势看，我们也不能不说西路军放弃永昌、山丹地区是不得已的选择。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西路军不愿东返的情况下，鉴于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中央同意了西路军继续执行原定任务的要求，西路军为了执行打通远方的任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自主决定放弃了永昌、山丹地区，向西进军。这种进军是在中央给予西路军自主权的情况下最终变为现实的。

　　通过以上对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长时间停留的分析看到，在东返和西退问题上，西路军领导人反对东返，主张西退，从而没有利用在西安事变后出现的有利时机使西路军返回河东。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除了在西安事变后期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有让西路军配合河东形势的要求外，在长期内并没有变更西路军的行动方针，并且及时与西路军领导人进行沟通，采纳西路军领导人的合理建议，对西路军进行战略指导，使西路军领导人拥有必要的自主权，最后又同意了西路军领导人的西退意见。

　　苏联援助不明和创建河西根据地的要求是西路军长期停留在永昌、山丹地区的主要原因，而配合河东形势决不是西路军在这个地区长期停留的主要原因，将它视为主要原因则潜藏着为西路军失败寻找理由的内在动机。

　　我们看到鉴于苏联援助不明，西路军本身就提出要在河西建立根据地以及保持西路军东返回旋余地的需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制定了要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的方针;同时也要西路军领导人将消灭甘、青二马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西路军自身而不是依靠外力(苏联援助和河东红军的帮助)上，及时告诫西路军领导人力避过去的消耗战，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并且传授了歼灭战的战术要则。

　　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领导人从总体上看则希望继续西退，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后再返回来和甘、青二马决战。但由于开辟河西根据地本来是西路军领导人提出也经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同意的，这样在中央的说服下，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领导人也就同意在永昌、山丹地区创建根据地。

　　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西路军领导人希望河东红军出兵西渡黄河直接援助西路军，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我党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河东也受到国民党军重兵围困的情况下，反对由河东直接出兵援助河西，认为应以河东战胜胡敌的方式来援助河西。这样我们看到不论是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还是西路军领导人都是希望借助外力(苏联援助和河东红军的出兵帮助)，而不是将战胜甘、青二马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西路军自我奋斗上。

　　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认识到消灭敌人是创建根据地的根本前提，同时也由于西路军领导人在马家军进攻的时候是以保存据点而不是以消灭敌人为作战目标，西路军领导人也存在获得苏联武器装备前尽量避免和马家军决战的心理，因而导致西路军分兵守卫据点，兵力分散，在马家军的进攻下，被动应付，以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主要作战方式，难以集中兵力，通过运动战和歼灭战来消灭敌人，最后迫使西路军不得不撤离永昌、山丹地区。

　　七、高台殒落—西路军走向失败。

　　十二月二十七日，西路军撤离山丹、永昌地区继续西进。以五军开路，九军和指挥部机关居中，三十军殿后，向高台、临泽开进。为了避开马家军骑兵，红军每天都是夜行军，经过民乐、洪水，越过甘州，涉过黑河，西行进入临泽境内。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红五军进入临泽(原抚彝)县城，一九三七年元旦拂晓，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两个团和总部特务团四个连及两连骑兵共三千余人，几乎兵不血刃地一举攻占高台县城，守城的一千多民团投降，被红军收编。西路军总部随红三十军进驻倪家营子，红九军驻沙河堡。总部直属各部及总后勤部隶属的兵工厂和妇女团一部进驻临泽县城。[214]

　　1、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在行动方向上面临的三种选择。

　　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在行动方向上仍然面临三种选择：一是继续向西，占领肃州和安西、敦煌，打通与新疆的联系，获得苏联援助。二是东返，派兵向东收复刚刚失去的根据地，直到返回河东。三是在高台、临泽地区就地发展，创建根据地。

　　在这个时候，西路军到底应该向那个方向发展呢?

　　如果我们单就西路军领导人的意向来说，他们当然是愿意继续往西，早日打通苏联联系，获得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这也是他们主张西退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事态的发展并不以西路军领导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而是由各种客观的因素决定的。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却止步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2、西路军停止于高台、临泽地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西路军在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后，火速向西进军，但是在占领高台、临泽地区后，却止步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就象有人说得那样是因为河东形势紧张，要西路军配合河东作战，中央不让西路军前进了吗?还是另有别的隐情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在西路军先锋部队红五军攻占高台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致电中革军委：

　　(一)连日西路军全部已行军通过沙漠滩地，且战且行，虽极艰苦，各军圆满达其任务，均无伤亡。五军一日占抚彝城(今临泽县蓼泉镇，当时临泽县城。—引者注。)，昨晚打开高台城，敌只打一枪，县长及民团千余全部被俘。人粮均极丰。三十军今早到六坝，明由甘俊堡附近往沙河堡进。我们及九军今早用火攻击拒敌堡，人逃亡甚多，今或明向甘俊堡、高台进。

　　(二)马元海率主力今可到洪水，马彪部在三堡，有犯六坝可能。马步銮团在六坝附近，马朴二团今由甘向抚彝前进，甘州敌仍如前。

　　(三)因敌骑多且速，不宜分兵与敌战，日行不便，落伍相当多，但士气极旺，九军稍差。

　　(四)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对各方情况及我方行动有何指示?[215]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首先报告了西路军的进军状况，同时也汇报了马家军的部署。从电报中看，当时进军比较顺利，虽然落伍较多，但是士气极旺。由于高台、临泽一带人粮极丰，如果没有大敌压迫，西路军领导人决定大部留高台、临泽地区休整。如果被敌压迫时，就准备向肃州进军。从电报中看，西路军领导人还是充满信心的。西路军领导人想利用高台、临泽地区物资储备丰富的优势，在本地暂时休整后，再继续向西退却。但是严峻的现实却打破了西路军领导人的设想。

　　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封电报中找到依据。一月四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电军委及总政：“高台以下人粮极丰，以上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则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此方六千骑兵，决非番骑或陕骑兵可比。”[216]

　　我们看到，一月二日电报对西路军发展是乐观的，而在这封电报中却有些悲观气息，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认为一月二日发电报时西路军领导人尚未发现这些问题。但西路军领导人在驻扎下以后，经过调查发现高台以上“甚荒凉，据点少且远”， 高台以下“人粮极丰”，因而才给中革军委发了这封电报。鉴于这种情况，如果要是继续西退，那么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东进又因为西路军领导人强调敌人众多而放弃，中央才不得不要求西路军暂时停留于高台、临泽地区。

　　在收到西路军领导人一月四日电报后，一月五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在前进。”[217]

　　这样我们看到，军委在收到西路军领导人强调西退困难的电报后就电令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在前进”。有些西路军研究者单纯引用军委主席团一月五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而回避西路军领导人一月四日致中革军委的电报，从而得出当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时是中革军委阻止了西路军的西退，因而西路军失败应由中央来负责任的结论。他们虽然从行文之逻辑上求得了一致，但是却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

　　对于军委主席团要西路军领导人“暂时勿在西进”的电报，西路军领导人是难以理解的，因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于一月六日致电军委主席团：“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 [218]

　　我们从这封电报中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开始对中央有了几分埋怨情绪，认为中央指示多变，致使西路军遭受了一些损失，影响到今后西路军的行动。西路军领导人说对近来各方情况了解不明，反映的倒是实情，但是他们对“整个战略企图”和“西路军基本任务”提出的质疑，我们认为似有明知故问之嫌。因为中央已经屡次电告他们，要在河西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打通远方。至于西路军的行动部署，中央不能越俎代庖，就要西路军领导人根据面临的具体情况由他们自己来决定。

　　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的这种疑问，因而军委主席团才于一月七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219]]

　　我们看到，当时中革军委之所以要西路军“暂勿西进”，是根据西路军领导人一月四日致中革军委电报中陈述的高台以下“人粮极丰”，高台以上“甚荒凉”的相关事实，所以才让西路军“暂勿西进”的。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苏联援助问题上出现了危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失去了联系。

　　“远方货物是只能在约定时间送到安西的，最近两个多月没有电报来。”[220]这是军委主席团一月十六日致西路军电报里的话。最近两个多月没有电报来，也就是至少从十一月十六日以后中央就没有收到共产国际关于对西路军援助的电报。如果在没有和共产国际(苏联)约定好的基础上，西路军继续西退是不会获得援助的。

　　另外，据中央与共产国际(苏联)以前的电报约定，“远方物资只送到安西，送到肃州是不可能的。”[221]这也就是说，既使苏联能够及时提供武器装备的话，如果不占领安西，西路军也是难以获得的。而西路军领导人在前文电报中所说的高台上下的境况如此不同，就使得中央在没有获得共产国际(苏联)及时提供援助的消息前，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让西路军暂时驻扎于“人粮俱丰”的高台、临泽地区，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以图使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不然的话，继续要求西路军西退，由于高台以上甚荒凉，人烟稀少，粮食匮乏，马家军再席卷而至，苏联的援助又难以及时到达，那对于西路军来说直可谓灭顶之灾。

　　徐向前后来曾对西路军停留于高台、临泽地区有一段评论：“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前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危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222]

　　在徐向前晚年的这段评论中，他仍然认为当时并不知道中央要他们停留在高台、临泽地区的原因。我们通过前文西路军领导人与中央的来往电报可以看到，西路军领导人确实在一月六日给中央打电报对要他们停留于高台、临泽地区发出疑问，但是在一月七日中央就回电告诉他们之所以要西路军暂停于高台、临泽地区，是根据他们一月四日来电所述情况指定的。这个时候他们应该理解中央要西路军停留于高台、临泽地区的原因了。如果当时徐向前对于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尚缺乏清醒的认识，那么徐向前在晚年也应该对苏联援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了。正是由于苏联援助不能及时到位，才使得中央不得不对西路军西退有一个更为谨慎的态度，暂时让西路军停留于“人粮极丰”的高台、临泽地区，而暂不向荒凉的安西、肃州进发。这体现了中央对西路军安危的高度关心，而决不是让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唰来唰去”。

　　从徐向前的评论中可以看到，他似乎仍然对当时中央没有能够及时援助西路军抱有怨言，产生怨言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他对东进路线和西退路线的根本区别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我们知道当时在河东已经集结了国民党中央军四十个师，中央领导的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要比西路军在河西面临的甘青二马的压力大得多。这个时候，要求河东红军援助西路军显然是不可能的。尽管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原先属于红四方面军，但这两个军并非红四方面军的私家军，而是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从河东面临的巨大军事压力和我党的根本利益着眼，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留在河东是必然的。在这方面党中央此前确实曾为全党作出了表率。红二方面军的红六军团和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九军团)是原先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中央也没有因为是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就要求他们重回红一方面军建制。红四方面军的红五军原先是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中央也没有因为红五军原先是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就要求红五军重归红一方面军建制。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因为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原来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就不顾河东面临的严重敌情和我党的根本利益，要求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来援助西路军，开往河西，归还建制，这显然是置大局于不顾的本位主义行为。

　　至于将西路军停留于高台、临泽地区与河东形势联系起来，说西路军留在高台、临泽地区是因为要策应河东的需要，这似有牵强附会之嫌。因为从现在公开的电报中我们没有发现中央要求西路军东返策应河东的命令，但是却透射出西路军领导人根据当时处境自己要求东返的迹象。[223]这种说法也与军委一月二十四日致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的授权相矛盾。[224]既然中央要西路军策应河东，那么为什么又授予西路军领导人行动方向的自决权呢?这显然说明要西路军领导人策应河东本来就不是中央的意图，是后人的附会之说。对这个问题下文我们还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之所以要求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暂勿西进”，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致中央电报中报告的高台上下境况的差异所致，同时又鉴于共产国际(苏联)没有及时履行他们从新疆提供援助的承诺，因而中央才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要西路军暂停于“人粮极丰”的高台、临泽地区，创建根据地，以使西路军在甘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

　　3、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依靠自我力量战胜甘、青二马的信心产生动摇，因而极力主张外来援助。

　　我们看到，在西路军向西退却后，西路军领导人一直强调依靠他们自己是可以完成任务的。但是当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他们依靠自我力量战胜甘、青二马的信心逐渐动摇，首次提出了依靠外力援助来摆脱困境的要求。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月四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致电军委及总政：“估计马彪、韩启禄两骑旅附属马朴，元海各骑团及马禄骑旅，向抚、高几路进。韩启功步旅在甘，马步康旅一步团在肃。马步康一团、祁明山步旅、马继融步旅，正由红水向我尾追。敌颇有决心阻我进。来敌并不敢猛攻，只利集团骑兵拦头尾追截杀，沿途沙滩多且大，白天绝不易行动。行军周日，敌骑一早赶到，且战且行，全无休息。”

　　“西路军抱最大决心□□空前困难，不怕牺牲。从战役政治打敌上，求得最大进步，当自照前电完成任务。但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以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望采纳下见。情况消息多供给，任务多指示，问题多有答复。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电台日夜与我通报，免失时机。如何，盼复。”[225]

　　这封电报和一月二日的电报比较起来显得悲观。这封电报有两个要点：

　　(1)马家军对西路军的攻击特点。鉴于西路军还有较强的战斗力，在西退过程中西路军兵力又比较集中，因而马家军只不过是利用集团骑兵拦头击尾，并不敢对西路军主体部队发起歼灭性攻击。我们知道马家军正规部队当中，并非全部都是骑兵，骑兵仅约占其正规部队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从电报中看是六千骑兵，可能说得少了些。西路军领导人认为西路军是步兵，而马家军骑兵众多，在作战机动性上显然不如马家军迅捷，因而显得很忧虑。

　　(2)西路军领导人要求中央对西路军援助的办法：

　　一是用外力帮助西路军。这里的外力显然是指苏联，西路军领导人说的帮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供物资和武器装备，他们要求苏联能够将援助西路军的物资直接送到高台一带。二是直接出兵援助。这个要求表明西路军领导人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缺乏清醒的认识，而且他们的这个要求也并非中央所能满足的。因为中共中央只能是建议而不能左右苏共中央的决策。

　　二是外交或武力扼阻二马。这就是利用与国民党改善关系或利用抗日联军的名义通过对二马进行统一战线来缓解二马对西路军的压力，让二马停止攻击西路军。或者干脆利用武力方式，也就是让东北军、西北军或我党领导的河东红军直接出兵来扼阻二马。

　　三是要求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

　　至于西路军领导人在电报中说，只说占领甘、肃二州及安西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中央光作出指示不行，必须要给他们以实际的帮助，否则他们就难以完成任务。这样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仍然没有树立依靠自我奋斗完成任务的决心，也没有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信心。他们还是认为必须依靠苏联援助和河东帮助才能完成任务。

　　一月五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甲)略

　　(乙)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

　　(丙)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226]

　　在这封电报中，军委要西路军领导人将西路军集中到二三点上，并且要求这二三点之间不要相隔太远，一天左右行程，能够集中作战，加强训练。这里中央又强调要集中兵力问题。西路军在永昌、山丹期间，毛泽东在给西路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就强调将一万八千人集中于方圆四五十里的范围内，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却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这里中央再一次提醒西路军领导人要将战胜敌人的希望放在自我奋斗上，不要依靠任何外面的援助。因为当时对西路军援助的力量只有苏联和我党领导下的河东红军及东北军、西北军。对于苏联援助，中央是左右不了的。当时河东形势紧张，内战一触即发，河东红军及东北军、西北军根本无法抽调兵力对西路军进行援助。因而中央明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只有依靠自我奋斗才能战胜敌人。

　　面对军委作出的要西路军依靠自我奋斗在高台、临泽地区战胜敌人，建立根据地的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为了获得外力帮助，再一次向中央提出要求。一月六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军委主席团：

　　(一)西路军实力：五军仍四个团，每团约八百人，骑团约百余，内有新兵约一千;九军只三个团，每团约八百余，骑团百五十余;三十军六个团，每团约六百余;骑师约三百余骑。弹药极少，刀枪甚缺。此次由永昌行军，共减员八百余。

　　(二)此地村落尽是堡垒，分兵即不能灭敌，集结则缺粮，易被敌困，攻则伤亡甚大，所以补充训练事实上不易做到。

　　(三)略

　　(四)来电所谓不依靠外力，是否包括远方与统一战线，究竟前电所称远方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属实，抗日联军方面目前对二马有无可能争取。

　　(五)西路军以现有力量，可以在此争取必要时间，准备以全力接近远方。

　　(六)负完成任务使命，但依此太久消耗实力，全靠自力不能解决二马，奠定抗日后方。如必须先机或同时完成奠定抗日后方的任务，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如何速示。[227]

　　在这封电报中，西路军领导人首先报告了当时西路军的兵力，我们看到当时西路军的作战部队至少尚有近万人，这在当时仍然具有较强的力量。针对中央要他们集结兵力，他们提出分兵不易灭敌，集结则缺粮，易被敌困，进攻则伤亡较大，补充训练不易做到。至于西路军领导人问的不依靠外力是否包括远方和统一战线，其实在中央致西路军的电报中已经讲的非常明确了，西路军领导人这样问可能是还不死心，想再确认一下而已。至于远方货物的到达时间及争取二马问题，下文中央有电报答复西路军领导人。西路军领导人再一次重申要消灭敌人，创建抗日后方根据地，依靠西路军难以完成任务。如果难以获得外力援助，那么就将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这实际上说，既然我们要求苏联和河东援助办不到，那么，就让四军、三十一军来援助我们吧，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嘛!

　　收到西路军军政委委员会的电报后，军委主席团于一月七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

　　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成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远方物资只送到安西，送到肃州是不可能的。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因此，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祥容另告。[228]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同二马搞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因为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四军、三十一军已经到达长安附近，也不可能援助你们。远方物资只能送到安西，送到肃州是不可能的。其实，中央还没有告诉西路军领导人关于苏联提供援助的时间、方式到目前仍然没有着落(苏联对援助表现出了迟疑，毁约的态度逐渐流露。)，在这种情况下，对苏联的援助就不能有所依靠，否则的话就非吃大亏不可。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理智的。虽然中央比西路军领导人还要着急，但在苏联援助问题上又是无可奈何的。因而从西路军安全计，只有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一切立足于自我奋斗，不能依靠任何外力援助，从这个基点上来布置西路军的工作。

　　一月八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甲、你们应从依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因为消灭敌人创造根据地，正是接通远方，建立抗日后方的实际行动。

　　乙、依现时敌情、地理、经济、粮食、气候条件，西路军须全部集结临、高地带，执行上述任务，并求休补，现勿分兵去安西。

　　丙、你们当前之情况，西路军且多系骑兵，特别是在冬季作战，便于你们抓几支点，集结强有力的突击队，窥敌弱点，出敌不意而各个击破之。从政治的路线和纪律，进行居民，特别回民的工作。整理统一供给事项，是创造根据地及整补红军的必要条件。[229]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军委要求西路军领导人要依赖自身力量，来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因为消灭敌人是建立根据地的前提，只有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西路军才能求得在甘西的生存和发展，完成打通远方，建立抗日后方的任务。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要集中兵力来完成上述任务，暂时不要分兵去安西。至于电文中说“西路军且多系骑兵”，我们怀疑是电报译文之误。(电文中的“且”似为“宜”之误，“系”似为“集”之误。这仅是一种推测。)至于集中兵力，进行突击，打击敌之薄弱环节，采取灵活的战术，则是必须的。关于加强政治路线和纪律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面对军委要求西路军不要指望外力帮助，要全力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于一月八日致电军委主席团：再次请求将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开进，以便彻底击破该地。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但此地有其特点，不可忽视。[230]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竟然置军委要他们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指示于不顾，一再要求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除了他们本位主义的因素以外，还是由于他们对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已经动摇，这对于身处外线担任独立作战任务的高级指挥员来说，则是用兵之大忌。

　　鉴于西路军迫切希望中央提供援助，否则就要求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一月八日，张国焘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

　　甲、你们在甘北(应为甘西，即甘肃省河西地区。—引者注。)这一时期英勇卓绝的奋斗，和用自我批评精神，检查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来源，求得进步，都是值得敬佩的。

　　乙、蒋回南京后，亲日派主张再向西安进兵。目前整个战略中心是巩固整个张、杨部队和红军的联合，在西安附近击退亲日派的进攻，稳定抗日派，争取中间的动摇派别，求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现。这种方针是正确的，并已得到中外舆论的同情。

　　丙、目前西路军是处在独立作战的地位，要达到甘北根据地和接通新疆的任务，必须击退二马的进攻，在临泽、高台、甘州地区站住脚跟。如此，远方接济才能得到手和更有意义，对于西北整个局面的配合才更有力。

　　丁、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不能经常供给情况，因为二部电台声音过小的原(缘)故。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戊、相信和细密准备，独立击退二马，是西路军必须负担的。提高士气，坚强信心，争取群众，提高战术，来克服任何困难。[231]

　　鉴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影响力，这可能是在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在援助西路军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情况下，在中央建议下张国焘拍发的这封电报。在电报中张国焘首先对西路军在河西的奋斗和自我批评作了肯定，而后指出我党的战略中心在河东，河东形势异常复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河东是难以分兵援助西路军的。西路军作为一支独立作战的部队，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敌人，建立高台、临泽根据地，打通远方联系。要西路军领导人相信军委的指示是正确的，要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最后要求西路军完成击退二马的任务，并作了一些指导。

　　面对西路军领导人置军委的解释于不顾，一再要求河东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一月九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

　　(一)四军、三十一军路途三四千里，沿途阻塞，何能来援助你们，请勿作此想。

　　(二)你们集中主力，坚决歼敌，才是出路。马敌只是善打游击战，如能诱敌伏击，能缴械一部，有可能停止其进攻。而自己部队应紧缩编制，每人能拿一样武器，刀矛也好，能人自为战，即可灭敌。

　　(三)政治上团结一致，自信能解决当前问题，才能完成任务。[232]

　　我们看到，军委又一次明确告诉西路军领导人，红四军、三十一军与西路军相隔三四千里，沿途阻塞，劳师远征，是难以援助西路军的。西路军只有依靠自己，团结一致，集中主力，消灭敌人，才有出路。这又一次告诉西路军领导人除了依靠自我奋斗外暂时没有任何外力可以帮助西路军。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西路军领导人对依靠自身力量战胜二马的信心发生动摇，因而要求苏联援助，或将援助物资送到高台地区，希望中央用外交或武力扼制二马，要求红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中央要求他们不要依赖外力援助，将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这个指示在西路军位于永昌、山丹地区的时候，中央就电告了西路军领导人。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难以领会，更没有化为西路军的实际行动。

　　西路军领导人置中央的指示于不顾，又一次要求中央给予外来援助，否则他们难以完成消灭二马，建立根据地，打通远方的任务。最后，他们竟然提出如果中央难以援助西路军，鉴于红四军、三十一军是原红四方面军的部队，那么就把这两个军归还四方面军建制的要求。因而，中央又通过张国焘给西路军领导人发电报来说服西路军领导人依靠自我奋斗，以求达到在高台、临泽地区歼灭敌人，建立根据地的目的。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领导人的一再要求下仍然坚持要西路军领导人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而没有对西路军进行援助呢?下面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因何在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一再要求的情况下难以为西路军提供援助?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一到南京，张学良就被扣压，而后国民党中央军出兵陕西，重兵压向东北军、西北军和河东红军。当时在国民党大兵压境之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依靠河东红军，联合东北军、西北军，巩固和扩大抗日联军统一战线，开始进入紧张的备战状态，作好应付大规模内战的准备。

　　一月六日二十时，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博古：

　　甲、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迎张。

　　乙、顾来则张、杨二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

　　丙、张、杨两军速筑坚固阵地，红军担任野战，坚决为保卫西北革命局面奋斗到底，不为南京和平空气所松懈。如此干法，才能求得和平，广西前事可证。

　　丁、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张学良去宁已上了大当。[233]

　　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针对顾祝同指挥的中央军压向陕北的实际情况，敏锐意识到一旦东北军、西北军被宰割，红军就会陷于孤立，在陕北也很难呆下去。因而，必须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只有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立足于打仗，才有可能避免内战的爆发。既使内战爆发，由于有了充分准备，才能够从容应付，减少损失，以利于最后取得胜利。

　　由于西路军领导人一再强调形势不明，同时也为了让西路军领导人明白当时河东面临的严峻形势，使他们能够理解中央难以为西路军提供援助的原因，一月八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

　　甲、胡宗南一师、七十八师、关二十五师、孔九十七师、周四十三师，现驻同心城、七里营城镇，有南移天水讯。

　　乙、毛炳文部八师、二十四师住会、静宁一带，曾万钟部七师、十二师驻天水、通渭一带，李及兰四十九师驻泰安，王耀武五十一师驻驻汉中。

　　丙、马鸿奎仍在宁夏附近，有辞职讯，以兵单、防广、财困为词。兰州仍为于学忠所占，马步芳、马步青除留守西宁及对付兰州外，均随我西路军前行。第一军杨补充旅在兰州被于部缴械。

　　丁、我陕北苏区有高桂滋八十四师、高双城八十六师及李仙洲之二十一师对峙中。

　　戊、蒋回南京后，违反条约，将兵撤出陕甘之计划不执行，重新部署逼迫陕甘，调第二师、六师、十四师、二十三师、二十八师、七十九师、八十三师、一百零三师入潼关，占领华县，第十师、九十五师入商南，十三师入洋县。

　　己、张、杨、红三方面仍团结很紧，决心抗战。

　　庚、川、桂、粤、晋、鲁均与东西(指东北军和西北军。—引者注。)有密切联络，反对内战;英美及上海报谈论和平解决企图，和平声浪甚高。

　　壬、新疆与绥远日前已通车、通运，途中甚平静。

　　癸、……据以上情况，西路军仅二马大部尾追，已离其策源地甚远，粮、弹、人、马接济均必困难，趁此时机已占高台、临泽有粮地区，集中全力反攻追敌，消灭其一部，即可创肃、甘、安根据地，远方也自然打通，寒候已渡过，接济亦必到手。否则不趁此良机决心消灭敌人，前途困难更增。望你们早下决心，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决定创造肃、甘、安根据地。[234]

　　我们从这封电报中看到，鉴于西路军领导人曾说他们对当时时局知之甚少，因而我们看到军委在这封电报中首先向西路军领导人介绍了当时的形势。从电报中看到，当时河东红军及东北军、西北军面临的敌情比西路军要严重得多，而且大都是国民党中央军，战斗力比较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河东红军去增援河西显然是不可能的。西路军面临的敌人主要是甘、青二马，并且已离其策源地较远，补给困难，因而在西路军占据高台、临泽有粮地区后，中央要西路军乘机消灭敌人一部，建立根据地。这是当时西路军唯一的出路。

　　一月七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路军现占领高台、临泽，令其暂时在该地停住。但二马骑兵扰击甚紧，子弹十分缺乏，希望派飞机送子弹去，如有可能请设法运送十万发。”[235]

　　我们看到，在河东面临的严重形势下，从我党的根本利益出发，尽管中央难以派兵直接援助西路军，但是中央应西路军的要求还是在尽可能采取一切办法援助西路军。

　　那么，在国民党的重兵围堵之下，河东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是哪里呢?是为了撤往河西，才让西路军停止于高台、临泽地区予以配合的吗?

　　我们从下面的电报中可以得到回答。

　　一月八日二十四时，毛泽东致电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如敌决心开战，红军主力应以第一步出商洛，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路为上策。如此方能改变整个局势，分化南京，迫蒋就范。留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在内线作战。尔后内线之红军与友军同外线之红军主力互相策应，为战略上之配合作战。但目前争取在三原、咸阳多休息几天，不致和平被敌人破坏，一时不向东出动。[236]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一旦内战爆发，河东红军主力不是向河西发展，而是向东南发展，沿着商洛、豫西、京汉路的路线，出动到外线，到进攻西北的国民党中央军的后方去，通过外线作战配合处于内线作战的红二方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歼敌，以达到击破国民党中央军的目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关于红军主力的作战部署不但要取得党和红军内部领导层的同意，而且也要取得友军的理解和认可。

　　一月十一日二十一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过细考虑，红军主力以出商洛为宜。该路击破即可转入豫西，敌中右两路无能为矣。使用二方面军及二十七军于蒲城，威胁陈诚集团之翼侧，使之不敢猛进，协助我主力在商洛之成功。请即取得杨之同意。如主力用于渭北，则战略上全处被动地位，战术上亦有很多困难，如彭、任所顾虑者，故不宜取此方针。[237]

　　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又重申了一月八日二十四时电报中确定的河东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及路线，同时又要周恩来、博古向杨虎城解释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的原因。由此看来，红军主力的作战方向进一步得到确认。

　　到了一月下旬，河东形势日趋恶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按原定计划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准备向南出动，出商洛，进豫西，转战平汉路，深入到外线作战。

　　一月二十一日二十时，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彭德怀、任弼时：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于川陕之间，除二方面军留渭北外，其余应准备在数日内向南出动。请即调查山阳、柞水、镇安、旬阳、安康、紫阳、汉阴、石泉等城驻军情形，并要求杨同意让出各该县。 [238]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准备将红军主力按原定计划向南出动，到外线作战，并不是象有人说得那样要西渡黄河，退往河西地区。[239]

　　当时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只有向东发展，才能使我党不但承担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而且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才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壮大。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所坚持的东进路线。而向西不论从政治、经济条件、人口及地形等方面均将我党置于不利地位，如果国民党军沿黄河布防，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被局限于河西地区而难以得到发展。这就是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所反对而为张国焘所坚持的西退路线。因而，从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确保河东，向东发展，才符合我党的根本利益。

　　西安事变后，河东形势变化万端，国民党中央军入陕使河东红军及东北军、西北军面临的敌情空前严重。在国民党军重兵云集之下，河东红军面临的压力比西路军要大得多。而西路军西退已经拉走了红军三分之一的力量，当时河东红军抗衡国民党军尚嫌兵力不足，以致于产生不得不打到外线去的设想。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河东红军放弃我党根本利益去援助西路军显然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从我党发展的全局出发，命令河东红军西渡黄河，挺进河西，这样不仅会严重消弱河东我军的力量，引起联军内部的分裂，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旦河东我党领导的根据地失守，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被局限于河西地区而难以得到发展。同时留在河东失去根据地的红军也会被迫向他方转移，由于力量弱小，也就难以有所作为，甚至会被国民党中央军消灭。这会极大地损害我党的根本利益。

　　在河东形势日趋严峻，红军主力难以西渡的情况下，我党中央还难以找到合适的方法来约束二马。同时，在苏联运送援助给西路军问题上，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比西路军领导人还要焦虑，由于这个时期中央致共产国际的电报尚未披露，因而我们只能从逻辑上来判断这个问题。在共产国际(苏联)表示从宁夏提供援助的情况下，红军渡过了黄河，正当宁夏战役执行之际，他们却突然中止了从宁夏提供援助的承诺，又改为从新疆提供援助。当着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共产国际(苏联)对提供援助的事不声不响，以致“二个多月”竟然没有音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不断发电催促(逻辑判断上)，却也望洋兴叹，无可奈何。因为中共中央是无法左右共产国际(苏联)的决策的。

　　正是由于这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反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全靠西路军自我奋斗，消灭敌人，创建根据地，把西路军的生存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恰恰是冷静的，理智的。

　　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却置我党发展的大局于不顾，一再强调河西的困难，这到底是他们认识上的不足呢，还是处于本位主义的思想意识在作怪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5、从历史的角度来剖析苏联对我党援助的深层动因。

　　前文我们曾经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由于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的巨大差异导致两党对苏联实现远东外交政策目标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在苏联坚持民族利益首选原则的条件下，才使得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取决于苏联与国民党关系的改善及政治形势的变化，因而使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呈现出复杂性，表现出不确定性的特征。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再进一步作出分析。

　　我们看到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政策是不断变化的。一九三六年九月，苏联(共产国际)表示从宁夏给中共提供援助。但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宁夏战役执行之际，苏联(共产国际)却又于十一月三日通知中共要从新疆提供援助。当着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苏联又对援助默不作声，实际上是取消了援助。苏联一会说要给予中共援助，一会又说要改变援助地点，最后当西路军深入甘西的时候，却又取消了援助。苏联这样做，表面上看来似乎飘浮不定，没有准则。但是如果我们穿过表象，从苏联反复无常的变化中来透射其本质，就会发现苏联这样做不仅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章可循的。也就是苏联以民族利益首选原则作为其制定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由于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差异导致两党在满足其远东战略目标上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因而使得苏联优先考虑与国民党发展关系，而与中共的关系要受制于他与国民党关系的发展状况。

　　我们看到，当苏联表示对中共提供援助时，当时恰逢中国发生两广事变，胡宗南部南下镇压两广事变，西北国民党兵力比较薄弱，在这个时候，苏联表示从宁夏为中共提供援助。但是，两广事变结束后，胡宗南部北上，这时蒋介石组织国民党军队对陕北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在宁夏战役执行之际，苏联(共产国际)突然通知中共，将援助地点由宁夏移到了新疆。苏联说是处于担心日苏关系恶化的考虑，移到了新疆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苏联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并非从现在才开始，在近两个月中日本也没有大的侵略行动，为什么在他们计划从宁夏提供援助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因而我们认为除了这个原因以外，肯定还有另外的原因。

　　当时苏联(共产国际)决定向中共提供援助时，国民党尚未向中共领导的陕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而现在国民党正在重兵“围剿”中共领导的陕甘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认为如果从宁夏向中共提供援助，就会使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卷入国共双方的内战，从而不利于改善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于是，苏联想通过改变援助地点，离开国共双方正在交战的区域，避开国民党，从而偷偷地完成对中共的援助，而不致于影响到苏联与国民党关系的改善与发展。这是苏联改变援助地点的更重要的原因。

　　可是我们看到，当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苏联却又不声不响地中止了援助，这又是为什么呢?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积怨甚深，国民党与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党关系恶化。国民党重兵云集于陕西，虎视眈眈，妄图肢解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形成的抗日联军，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因而苏联担心给西路军提供援助，实际上就标志着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中国的内战，意谓着苏联支持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而反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军，这会大大恶化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影响到苏联通过加强与国民党的关系来实现遏制日本扩张的战略目标，从而严重损害苏联的民族利益。因为当时苏联认为，不论张学良、杨虎城，还是中国共产党，都难以取代国民党在中国的支配地位，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国民党才有能力实现苏联遏制日本扩张的远东政策目标。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必然会对正与国民党处于对峙中的中共的援助持谨慎态度。

　　苏联拒绝西路军进入新疆，其公开的理由是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进入新疆会远离中国主要区域，担心中国共产党会失去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从苏联远东外交政策目标来看，苏联把中国当成在远东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不论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已经纳入了苏联牵制力量的范畴。鉴于当时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的不同，因而苏联更倾向于和国民党改善关系来实现其远东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目标。但是苏联不论是从阶级利益，还是从民族利益上都没有放弃对中共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又使这种支持和帮助服从并服务于苏联与国民党关系的发展。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进入河西地区，向新疆发展，脱离中国的内地，那么就会远离中国的抗日前线，这不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不利，而且更重要的是使苏联失去了一支在中国战场上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牵制力量，这就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中国之后向苏联远东地区进攻的可能性增强，从而严重威胁到苏联的国家安全。

　　同时，新疆的盛世才是亲苏的。苏联给予盛世才以巨大的支持和援助，从而事实上把新疆变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与盛世才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如果西路军要进入新疆，那么苏联首先要征得盛世才的同意，不然的话，苏联就很难再维持与盛世才的关系。我们可以设想，盛世才为了维护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地位，是不会同意西路军到新疆去的。因为以西路军二万余人的部队，如果一旦到了新疆，他在新疆的统治地位就会置于西路军的枪口之下，这会使盛世才既使夜里睡觉也是难以闭上眼睛的。我们可以从盛世才对去新疆的只有几百人的左支队所作的种种限制中，[240]也可以从蒋介石要求将西路军左支队编入盛世才部队时，盛世才为了免除后患，提出要把这几百人“礼送出境”中得到证明。[241]除非苏联要推翻盛世才的统治，否则的话，在盛世才的反对下，苏联是不会同意西路军去新疆的。

　　这么看来，苏联对待盛世才似乎比中共还要重视，这又是为什么呢?一方面，鉴于国共两党当时是敌对党，他支持中共领导的红军进入新疆，担心会引起国民党的猜疑，从而影响苏联与国民党关系的改善;另一方面，让盛世才继续控制新疆，就会为苏联在中国问题的选择上留下回旋的余地。这种余地表现在苏联可以利用对盛世才的支持与否，来作为与国民党改善关系的筹码，同时一旦和国民党关系恶化，苏联可以利用对盛世才的支持来作为维护苏联远东利益的一个屏障。

　　我们还可以对苏联支持盛世才，反对西路军进入新疆进行深入地探讨。从苏联的国家利益看，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会对苏联在亚洲地区的扩张构成严重制约，同时也会使苏联远东地区受到巨大压力。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说不论中国的掌权者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并不符合苏联的霸权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时候，斯大林对他逼迫国民党同意的外蒙古独立问题毫不让步，并曾要求在新疆与东北不要有外国人进入，当即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242]这种不满我们还可以从莫洛托夫在与毛泽东会谈时商定，苏联、中国、蒙古三国各自以外交部名义发表声明，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方领土合并的讲演，而毛泽东却起草了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新闻稿来驳斥艾奇逊讲演的事件中看到。[243]据师哲回忆，斯大林与莫洛托夫曾经专门为这事把毛泽东与周恩来找去，说这样搞就乱了步调，给帝国主义分子钻了空子。毛泽东的不满溢于言表，当他听说师哲要邀请斯大林到中国代表团驻地作客时，当场要师哲收回对斯大林的邀请。虽然双方语言不同，斯大林还是比较敏感的，由于当时翻译只有师哲一个人，因而他就问师哲毛泽东说了什么，师哲以我们私人之间的话为由搪塞了过去。我们还可以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乃至出现的对抗中看到苏联霸权主义的身影，尽管这次争论是以意识形态形态领域的分歧引发的。

　　如果追溯地稍远一点，在晚清时期，沙俄就是将中国的北方，也就是新疆、内外蒙古、东北地区(满州)作为他的势力范围的。不过，由于明治维新后日本在东亚的崛起，也由于十月革命后当时苏俄尚处于政权交替时期，因而苏联暂时退出了中国东北，日本及时填补了这个空白。但是苏联始终在外蒙古保持着支配性的影响，扶植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进行着分裂中国的活动。以致于在二战结束的时候，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斯大林曾说为了恢复沙俄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他们已经等待了四十年。这样外蒙古维持现状乃至独立，恢复苏联在日俄战争之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竟成为《雅尔塔协定》中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在这点上斯大林与同样想遏制中国崛起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心照不宣的。对盛世才的支持就与此有密切关联。

　　苏联希望在中国北方地区出现几个独立、半独立的“国家”或割据政权。中国对这些“国家”或割据政权或许能够维持一个名义上的主权，但是他们却处于中国中央政权的管辖之外。而这些“国家”或割据政权应该是亲苏的，这样这些“国家”或割据政权就在苏联远东地区形成一系列的“卫星国”，拱卫着苏联，也使苏联远东地区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战略缓冲地带，大大拓展了苏联远东地区的战略安全边界，从而使苏联能够从容应对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日本的，亦或是未来中国的冲击(从斯大林一九四五年与蒋经国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苏联不愿意让西路军向新疆进军。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路军占领了新疆，那么就会少了盛世才这样一个割据政权。如果不让中共领导的军队占领新疆，保持新疆在盛世才手中，不但可以维持新疆的半独立地位，而且让中共领导的军队在中国北部的一个区域陕北、绥远或甘肃的什么地方生存下来，那么就会在形式上又出现一个独立(自治)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政权，这样中国北部也就是苏联远东地区的南部就会出现一系列互不隶属的政权，这些政权同时又游离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之外，那么这无疑会有利于苏联的利益。

　　当然，苏联让中国北方出现几个政权的政策也不是固定不会的，这个政策根据维护苏联民族利益的需要会随时作出必要的调整。比方说，在日本全面侵华后，为了拉住国民党抗日，斯大林就曾建议中共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这么来的。在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为了让国民党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和恢复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斯大林曾给中共中央打电报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要求中共解散军队，到国民党政府里去作官。在毛泽东的抵制下，斯大林的设想才没有能够实现。也是在抗战结束时，斯大林曾以在新疆和东北(满州)问题上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保证换取了蒋介石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的允诺。[244]

　　当年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经历了共产国际(苏联)对西路军援助的整个过程。他当然清楚苏联从提出援助到最后取消援助的内幕，但是他又是无力回天的。因为当时苏共在共产国际居于领导地位，共产国际的决策权实际上掌握在苏共手中。正是因为这样，当他听到西路军失败的消息时，作为一个忠诚、勇敢而又正直、诚实的老布尔什维克，他当然明白共产国际(苏联)在西路军失败上的责任问题，也为共产国际(苏联)对西路军援助上的出尔反尔感到愧疚，因而就格外关注西路军，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西路军余部退入新疆的背后就隐现着季米特洛夫的身影。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联开始了全面卫国战争。为了防止驻守中国东北的关东军配合德军夹击苏联，苏联又一次向中共提出在外蒙古边境储存着一批武器装备，希望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到达蒙古边境，利用这批武器来装备部队，一旦日苏战争爆发，八路军能够主动出动，成为配合苏军对日作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九四二年的四、五月份是苏德战争最紧张的时候，苏联红军刚刚取得莫斯科保卫战和冬季反攻的胜利，苏德双方正全力以赴，准备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展开决战。斯大林十分担心，日本会在这个关健时候配合德军从东线发起进攻。为此，苏联方面曾连续几次给中国共产党打电报，要求中共领导的军队走出根据地，向北向东，以大规模行动牵制日军，给苏联以直接援助。毛泽东反复考虑过这些要求，并指示八路军总部研究是否有可能在日苏战争爆发之时派遣正规军一部及游击队一部开赴东北地区南部策应苏军作战。根据我军实际情况，衡量利弊得失，毛泽东决定还是坚持原订的以游击战为主长期配合的方针。

　　据师哲回忆，这次为了得到苏联方面的理解，毛泽东不仅请周恩来在重庆当面向苏联友人作了解释，还亲自致电斯大林，说明如果我们离开根据地不顾一切牺牲动作，我军就有可能被打败，无法长期坚持，这于我于苏都将不利。显然，苏联人对我党未按他们的要求去做有所不满。他们不了解中国党的政策、方针和实际情况，只认为中共不愿支持苏联。有个苏联代表，一到延安就责问我们为什么不与苏联配合，不集中大的兵力打日本。这是当时苏联认为中国共产党搞的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的一个原因。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量力而行的作法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真正有利于双方的。[245]

　　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认识曾经长期存在，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人。[246]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要中国共产党交出政权和军队，到国民党政府里去作官，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解放战争开始后，斯大林半信半疑，随后又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年对中国共产党形成较大的压力。[247]这种认识，直到斯大林未经与中国共产党协商就答应金日成统一朝鲜的要求，而当美国对朝鲜内战进行干涉后，他却袖手旁观，在朝鲜就要亡国的关健时刻，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出动为标志才最终推动了斯大林这种认识的转变，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我们结合以上所作的分析来透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所作的重要指示：中央一再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必须创建根据地，主要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以求获得补充。不要依赖外力，将西路军在河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如果西路军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做，立足于依靠自身力量来战胜敌人，通过歼灭战来给予马家军以重大打击，不但可以避免后来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而且也可以在河西创建一块根据地，如果搞的好得话还会开辟河西斗争的新局面。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西路军生存的希望寄托于获得外力援助上，一味抢占据点，据点到手后，根据作战需要却又舍不得放弃，在马家军的进攻下打成了阵地战和消耗战，最后酿成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既使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能不钦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英明与睿智，为当年西路军的损失而扼腕叹息。

　　6、对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作战的概述与评析。

　　(1)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作战的概述。

　　西路军撤离永昌、山丹后，即以红五军开路，沿祁连山西行，向甘州、肃州挺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红五军绕过甘州城，经过一天急行军，于三十日黄昏一举攻克临泽，全歼该城守敌。临泽攻克后，五军的前卫部队立即为攻打高台作好了准备。当晚，军长董振堂和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骑兵团和军部机关直属分队特务营(辖警卫连、侦察连、通信连)向高台进发。军政委黄超率三十七团、四十三团及其他直属单位留守临泽，筹备粮草，为西路军总部及后续部队西进作准备。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凌晨，红五军赶到高台城下，敌人毫无察觉，五军趁其不备，一举攻克高台县城。县长马鹤年及县民团一千四百余名守敌缴械投降，其中三百人被收编组建为“抗日义勇军”。

　　高台县位于河西走廊中段西部，城南是海拔五千余米的祁连山脉，山顶终年白雪皑皑，城北是荒无人烟的大沙漠，远处是合黎山。因为南北两面都是大漠高山，河西走廊在这里更加狭窄，很象个布袋口，所以高台成为兰州通往新疆之间的一个具有战略地位的咽喉要道，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西路军要西进接通远方，首先必须占领高台。

　　西路军两天内连克两城，势如破竹，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政府和马步芳，他们视高台的五军为心腹之患，急欲消灭，于是分兵牵制西路军其他部队，主力则集中向高台集中。

　　西路军进入临高地区后，马家军主力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团和炮兵团及大量民团约三万多人，配合以飞机、大炮，在马元海的率领下，立即蜂拥而来，将西路军各部分割包围。

　　五军进城后第三天，就发现城外围有敌骑兵在活动。敌马禄、马彪、韩起功三个旅和炮兵团、手枪团，还有甘州、肃州等地的地方民团二万余人，包围了高台城。其主力屯于城西，阻止西路军继续西进;其余敌人分布在城东和城南，意图切断五军与临泽等地红军的联系，消灭五军于高台城内。五军要向西路军总部报告高台困境，但五军唯一的一部电台留在了临泽。董振堂派人分批化装出城，向总部报告情况，但他们出城后有去无回，杳无音信。五军也作好坚守该城的准备，部署三十九团防守西北角、西门、南关，四十五团防守东北角、东门，骑兵团、特务团人少，各守北城一段。

　　高台西城外和东关外各有一座小庙，这两座小庙略高于城墙，可以看见城内情形，曾被敌高台守军加固成两个碉堡。五军部署兵力扼守城外的这两处制高点，形成拱卫全城的两个屏障。

　　一月五日，城外的敌军就对高台城发起进攻。敌人以强大的火力猛攻城外两个制高点，企图先占领制高点，以压制城内火力。东关外的碉堡距城墙较近，比城墙还高，可以控制全城，四十五团一个连据守这里。一月十二日，马家军集中炮火猛轰，防守的战士全部壮烈牺牲，碉堡终于被敌人占领。

　　西关外制高点距城墙六七百米，三十九团一个加强排坚守碉堡和附近工事。敌人见投以重兵仍然攻不下碉堡，就在碉堡周围堆集了大量柴草，连同西关民房一起放火烧毁。在烈火中全排战士三十余人全部壮烈牺牲，碉堡被敌人占领。

　　董振堂看到情况紧急，孤城难守，为保存实力，准备组织突围，以便和临泽部队会合后，待机破敌。遂下令骑兵团长吕仁礼率部在北关大佛寺附近的城墙处，掏挖几个洞，准备在紧急情况下突围时使用。北关城外是一片开阔地，背靠黑河，距北山不远，此地敌人力量薄弱，突围出去可以防止被敌人各个击破。一月十七日凌晨，军政委黄超派便衣侦察员给董振堂送来了一封信，大意是：“奉总部命令，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重要的军事据点，要军长坚守高台。”董振堂遂放弃了突围计划，决定坚守高台。

　　五军虽然组织了无数次反击，但因缺少弹药并没有把敌人彻底击溃。就在这时，进城收编的民团中有人叛变，与城外敌人密谋，里应外合，红五军陷入了腹背受敌的绝境。

　　一月二十日凌晨，[248]敌人在密集的枪炮配合下，集中了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高台城发起了最后的攻击。红五军与敌人在高台城进行了激烈的巷战，最后终因寡不敌众，高台失陷。红五军二千八百余名指战员除个别被群众掩护突围外，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其中有五军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军供给部长傅兰荪，卫生部长陈春甫，政治部民运部长盛茂吾，红十三师政委朱金畅，师长兼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团政治处主任罗福祥，三十九军团长吴岱朝，三十七团政委何志余等五军多名高中级干部在高台保卫战中壮烈牺牲。

　　一月十八日夜晚时分，西路军总指挥部三局局长宋侃夫破译了一则敌人的电讯，闻知敌人集结重兵猛攻高台县城，红五军危急。一月十九日凌晨五时，总指挥部立即派骑兵师前往增援。骑兵师有五百人马，是临时组建的，战斗力不强。当骑兵师驰至沙河堡时，遭马家军截击，大部受损。是役骑兵师师长董俊彦、政委秦道贤、政治部主任李庆雍、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子英壮烈牺牲。西路军总部也曾派其他部队增援，因受敌拦截未果。驻守临泽的五军政委黄超虽几次派部队增援，都因兵力单薄未能奏效。

　　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围攻高台的同时，又以两个旅和部分民团约万余人向九军、三十军发起进攻。

　　一月三日，徐向前、陈昌浩率西路军指挥部与九军一部西进途中，在甘州(今张掖)西南的甘浚堡突然遭受马家军的围攻。在突围中部队被冲散，吃了大亏。致使部分电台失落，通讯联络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一月三日，西路军总部进驻倪家营子后，敌人尾追而至，包围了倪家营子，与西路军发生了多次战斗。西路军在此一次又一次打退强敌的进攻，在重重困难的情况下，在倪家营子坚守了二十多天。

　　临泽县城位于甘州以西，南接肃南，北接阿拉善右旗，西与高台接壤。临泽县城虽小，但城墙坚固整齐，城四周又有两丈宽，三米深的护城壕沟，四周都是开阔地形，易守难攻。

　　董振堂率部前往高台的时候，红五军政委黄超率三十七团、四十三团留守临泽。随同五军进驻临泽的还有川陕苏区随军赶来的总部炸弹厂、被服厂及直属机关和九军的一支掩护部队。五军任务是筹备粮草，为西路军总部及后续部队西进做准备，并等待九军和总部到来接防，然后攻取肃州，出嘉峪关占安西、敦煌，以建设临、高根据地。

　　总部直属机关缺乏战斗力，因此驻扎在临泽县城里(今蓼泉乡)，五军主力部队则分布在城西南二三里路的几个庄子中。一月十二日，敌人猛攻高台的同时，以一部围攻临泽，这样临、高两地间的联系就被切断。接着，敌人又将临泽县城与周围村庄的红五军主力部队分割包围起来。种种迹象表明，敌人企图先拦住西路军前进的道路，把红五军分割包围，最后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西路军总指挥部命令五军和总部直属机关坚决守住临泽城，等待三十军增援。

　　由于敌人切断了与高台的联系，从高台方向传来隐隐约约的枪炮声，却不知道具体情况。期间，黄超命令三十七团团长饶子健带二营支援高台，途中，得知高台已经失守，派出的侦察员也回来证实了情况。二营也遭到了敌人的围攻，后来在夜幕中成功突围。

　　马家军攻占高台后，气焰嚣张，复掉头转攻临泽，以一部兵力攻击城外五军军部阵地，以一个旅的兵力猛扑临泽县城。一月二十二日夜，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五军余部奉西路军总指挥部命令，撤离临泽阵地，东返与红三十军会合。

　　驻守临泽城的是西路军总部直属部门，城内除了一个警卫连外，其余都是缺乏实战经验的干部和几百个女同志及勤杂人员。在临泽驻守的西路军最高领导人是后勤部长郑义斋和负责群众工作的军政委员会委员熊国炳。负责指挥这次守城的是郑义斋，他见马家军重兵围城，急电西路军总部。总部指示城中部队坚守，等待红三十军救援。郑义斋命令总部四局科长秦基伟负责组织城内机关部队坚守城墙。秦基伟将机关干部及勤杂人员按班排编组，打了三天三夜，最后奉总部命令东返与红三十军会合。临泽保卫战以弱敌强，打退了敌人五个多团兵力的多次围攻，创造了西路军史上一个以少胜多的战例。[249]

　　(2)对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作战的评析。

　　我们看到，西路军是以五军为先锋，九军和总指挥部居中，三十军断后，离开永昌、山丹地区，向西退却的。在退却过程中，西路军总指挥部与红九军在甘浚堡被马家军突袭，作战失利，遭到严重损失。

　　一月三日的甘浚堡战斗失利，西路军领导人一月四日就向军委汇报了这次遭遇战的情况：“我们及九军昨过卵河水桥，夜到甘浚，然敌骑一旅今早跟到我们附近拦头，三十军今早到俭首熬(龙首堡)。敌骑一旅接近，拟在现地反击敌”，部队“不易联络，掉队甚多，均被敌杀害。”[250]这里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首先向军委报告了甘浚堡战斗的基本情况。

　　一月八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又电军委主席团：

　　甲、我们带九军、三十军、直属队彩病员，多机笨重。敌将甘浚堡四周围住，不好出击，夜间突围，各部指挥不力，慌敌，致遭部分损失，十台、十一台、八台各损一部。现已合配第十台使用，余两台取消，此地二局机器损失。

　　乙、现已集九、三十军及我们于沙河堡，坚决灭敌。敌主力集此，五军仍回高(台)、抚(彝)。 [251]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向军委报告了损失的基本情况，关健是电台及维修设备损失严重。西路军领导人也坦率承认了在突围过程中由于“各部指挥不力，慌敌”导致了本来应该避免的损失。我们也同时看到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的兵力部署。西路军主力红三十军、九军及西路军总指挥部在沙河堡(倪家营子)，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让五军在占领临泽、高台筹集物资后及时收缩兵力向主力靠拢，而是让五军分驻高台和抚彝(临泽)。我们看到高台、临泽这两个据点显然是西路军的薄弱环节，这种兵力部署客观上造成了马家军将西路军分割包围后首先攻占高台的条件。

　　一月九日十六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再次致电军委主席团：

　　(一)九、三十军今夜可全部集中主力在甘浚堡，决在此灭敌。马朴主力，一团在高台西，一团在威敌堡、沙河堡一线;马彪部似在沙河堡以西;马元海率步骑各约三千，仍尾我三十军。昨敌以二团犯西洞堡三十军阵地，未得手。

　　(二)后卫从甘浚堡突围后，已全到此，主要干部无一损失，只事务人员及彩病员损失一部，约在二百人左右。八台机件已全到，二局之收音机两部已全失，十台收发报机被毁，三局所存电池、汽油及机件大部损失。今后器材难久持，即小规模之二局工作亦难恢复，务望军委供给我方材料。[252]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首先汇报了马家军在甘浚堡地区的部署情况，西路军主力决定在此灭敌。主要干部在甘浚堡战斗中没有损失，部队伤亡约二百人左右。电台及维修设备损失较大，这给西路军以后的通讯联络带来很大困难，严重影响西路军各部的协调作战和一致行动。至于西路军领导人要军委供给材料，远隔千里，障碍重重，军委又如何能够供给呢?

　　关于甘浚堡战斗失利，红五军保卫局长欧阳毅在后来给中央的电报中说：这一突围，确实是莫大的损失，确实是莫大的屈辱，在精神上给了西路军以莫大的颓丧。敌人的士气则更提高了。……这次突围的主要教训是地形、路线、方向未侦察清楚，向导没有准备好，干部没有掌握着部队，有些部队没有切实遵照出发时间。九军参谋长李聚奎也说：甘浚堡突围被敌人袭击，主要是干部的恐慌、动摇、指挥不一。如前卫尚未出动(延误了时间)，而总直属队自行前面插去。结果使战斗部队与非战斗部队混在一起，枪声一响，就一塌糊涂地乱跑。明知在敌人左右只隔300米远的中间通过，一定是要发觉的，不事先派出得力的掩护部队占领阵地，和先头及侧翼派出精干的搜索部队，严密搜索驱逐敌人的埋伏部队，使我主力安全通过。[253]

　　我们由此看到，如果指挥得当，这次失利本来是可以大幅减少损失的。但是由于侦察工作没有作好，指挥失误，结果导致重大损失。通过这个战例反映出西路军的组织纪律性，在危急情况下指战员的沉着冷静，干部的指挥能力，确实存在问题。如果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解决不了，那么西路军在身处甘西，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所带来的后患是极为严重的。本来在困境之下，只有同心协力，下定必死之决心，方有可能杀出重围，从万死中觅取一生。西路军的通讯设施在这次失利中遭到严重破坏，给西路军以后作战带来重大困难。这也是后来五军被困高台，西路军主力没有能够及时增援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路军分布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三个点上。董振堂率红五军两个团及西路军总部直属部队一部驻在高台，红五军政委黄超率五军另两个团驻在临泽县城周围的村庄里，西路军总部后勤机关驻在临泽县城，西路军总部及红九军、红三十军驻在倪家营子。当时，西路军全军共有一万五千人左右，[254]作战部队近万人。从西路军兵力分布看，西路军总指挥部、九军主力及三十军驻在倪家营子，红五军分驻高台、临泽，在高台有若干总部直属部队，临泽县城主要驻扎后勤机关。据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回忆：“从高台到倪家营子约有一百多里，为了打击敌人，根据任务，部队分散地配置开，恰恰又象一字长蛇阵。”[255]我们看到，蛇头在高台，蛇身在临泽，蛇尾在倪家营子。显然西路军领导人将重兵放在蛇尾上，而蛇头、蛇身则是西路军的“软肋”。

　　当着西路军占领高台后，马元海率领三万多马家军作战部队及民团蜂拥而至，将西路军分割包围。我们看到，马家军针对西路军的兵力分布，首先拦头，将三万兵力中的二万兵力用来围住高台，[256]挡住西路军西退的道路，作为重点攻击目标。同时将三万兵力中的一万兵力隔断了高台与临泽之间，临泽县城与县城周围红五军部队之间，临泽与倪家营子之间的联系，用于围困倪家营子和临泽的西路军，适时发起防御性攻击。[257]马家军采取的方法显然是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首先避开战斗力较强的红三十军，集中兵力攻击红五军。对红五军驻守的高台与临泽这两个县城，又以驻守高台的红五军为首攻对象。

　　尽管高台和临泽这两个据点都是西路军的“软肋”，但是马家军却是选择高台而不是临泽作为在这个地区首战的突破口，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如果马家军首战选择临泽，西路军临泽守军会得到倪家营子西路军主力和高台红五军部队的增援，使马家军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在作战上处于不利地位。这样就可能导致马家军难以挡住西路军西退的行动，致使西路军在与马家军的激战中突出重围，实现西退。如果先打高台，就不但会挡住西路军西退的道路，而且在马家军进攻高台的时候，避免了腹背受敌的隐患，同时也由于马家军已将高台与临泽之间，临泽县城与县城周围红五军驻地之间以及临泽与倪家营子之间分割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倪家营子的西路军主力向高台增援就面临重重阻碍。这样马家军一旦攻陷高台，就从西面截断了西路军西退的道路，而后乘高台获胜之威，回击临泽，再重兵围困倪家营子。

　　我们看到，西路军当时总兵力约为一万五千人左右，在高台、临泽地区的马家军有三万人左右，兵力对比是一比二。如果考虑到西路军中尚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后勤机关、伤病员及其他人员，而马家军三万人中也有较大数量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民团，经过折衷后我们认为这个比例还是能够反映真实情况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高台、临泽地区作战，虽然马家军占有优势，但在兵力对比上并不是绝对优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家军还不敢对西路军发起歼灭性打击，而只能是围追堵截，各个击破，逐步消弱。

　　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是一月一日占领高台的，而甘浚堡失利发生在一月三日，也就是说在甘浚堡失利前红五军已经占领了高台。而红五军作为先锋部队在西退的时候全军就只有一部电台，如果红五军要分散驻防，这显然就给红五军之间的联络带来很大困难。在甘浚堡失利前，西路军应该还是有备用电台的，可是却给充当全军先锋的红五军配备一部电台，不论怎么说这也是一个安排上的失误。既使由于甘浚堡突围失利，电台被严重损坏，但是西路军总指挥部还能不能从别处抽出一部电台供五军使用呢?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因而难以作出判断。不过，从逻辑上来说，鉴于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一部在攻占高台后就显得孤军深入，为便于策应和联系，从西路军中暂时抽调一部电台供五军临时使用，应当是不成问题的。能够这样作，而没有作，就是西路军领导人的责任了。我们知道红五军从一月一日占领高台到一月二十日高台陷落，一共二十天时间。如果从一月五日马家军对高台发起攻击，到一月二十日高台失陷也有十五天时间。就是因为高台的红五军没有电台，在这个时间内西路军领导人更应该及时沟通与高台红五军的联系，掌握敌我在高台地区的动向，并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损失。同时，在敌军重兵围攻之下，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从保存五军实力的大局出发，还要授予董振堂在紧急情况下临机决断的权力。

　　从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的兵力部署看，西路军领导人应该认识到马家军可能避开倪家营子，选择西路军兵力较为薄弱的高台或临泽作为突破口，集中兵力攻击这两个据点。在马家军将西路军分割包围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应该判断出马家军极有可能将进攻重点对准高台或临泽，从而对高台或临泽的防守预先作出谋划，或组织有力兵力进行救援，或令高台、临泽守军及时撤离，东返与主力会合。

　　固然，由于董振堂所在的高台驻军没有电台，又因为董振堂派出的人员没有能够将高台困境汇报给西路军领导人，导致西路军领导人没有及时获得红五军的确切消息，影响到他们的决策。但在这长达半个多月的时间里，红五军政委黄超与西路军总指挥部的电台是畅通的。从黄超所在的红五军驻地也能听到高台方面的隐隐炮声，在马家军隔断了高台、临泽之间联系的情况下，这么长的时间内沟通不了信息，他们也应该意识到高台发生了严重战事。因而我们也不能不说西路军领导人对马家军的主攻方向和在这种进攻下如果西路军主力难以进行有力的援助，不仅会导致高台失落，而且高台守军也将全军覆没的风险认识不足。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才导致了他们没有能够果断作出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撤离高台或用西路军主力增援的决策。

　　我们注意到，西路军领导人派出一个只有五百人马的骑兵师，结果遭到巨大损失，而红五军政委黄超则派出一个营，结果也是险遭损失。他们的援助皆因兵力弱小以失败而告终。这种支援对于遭到两万马家军围攻的红五军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难以济事。在援助的兵力上确实存在着矛盾，增援的兵力弱小就易于被敌人消灭，如果兵力较大，在离开了堡寨之后，行进途中也会遭到敌人的袭击，可能蒙受重大损失。

　　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兵力分散，高台遭到马家军重兵围困，而援助又难以及时实施的情况下，就应该要求红五军及早突围，与主力会合。而我们却看到红五军政委黄超专门派人突破重围将西路军领导人坚守高台的命令送到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的手中， [258]这样董振堂就不得不放弃突围，执行了西路军领导人死守高台的命令。

　　我们看到，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在高台经过了半个月的血战，在敌我交锋的关健时刻，收编民团趁机反水，敌人里应外合，最后攻陷了高台。退一步讲，就是没有收编民团的哗变，在放弃突围而又没有得到西路军主力增援的情况下，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在高台县城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由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一比二的相对劣势变为一比七的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也是难以守住高台的，至多不过是再坚持一些时日罢了。这样虽然能够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是防守高台的红五军却也难以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这对处于外线作战而在兵力上又居于弱势的西路军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是得不偿失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红五军坚守高台，是为了全局战斗的需要，配合主力完成更重要的军事行动，这种坚守不但是必要的，而且还具有无尚的价值。但我们分明看到红五军在高台抵抗马家军猖狂进攻的时候，西路军主力在马家军的围堵下没有对扭转全局被动局面开展任何具有战略意义的反击行动。由此看来，西路军在高台的坚守并不是为了主力突围或更重要的军事行动而必须在此牵制敌人所作出的必要牺牲，因而我们不能不说这是西路军领导人的一个重大失误。

　　后来，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总结了高台失利的三点教训：“(一)在战术指导上不应该为一城的得失死战。(二)高台守军无电台联络，打了两天我们还不知道，未能早想办法援助之。(三)被争取过来的民团，未经过改造，放心用人家，结果与敌人造成内应外合而失事了。”[259]这里程世才实际上对西路军领导人要董振堂坚守高台的作法委婉地提出了批评，同时也指出了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在吸收民团成员加入红五军方面缺乏应有的警惕，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对他们予以改造。这种批评是中肯的，也是恰当的。

　　我们看到在马家军进攻高台的时候，同时派兵将驻守临泽县城的总部后勤机关及县城周围红五军进行分割包围，但是驻守临泽的红五军及总部后勤机关却奉西路军总指挥部的命令等待红三十军的救援，[260]本来，在敌人重兵围攻高台之际，西路军领导人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不能增援，就必须命令他们突围，而不能死守据点，最后被敌人各个击破。在这里，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对敌人进攻的方向缺乏准确的判断，对在敌人重兵进攻之下，西路军主力能否对高台、临泽增援也没有作出正确的判断，因而导致他们在马家军重兵进攻高台的时候，没有作出临泽驻军迅速撤离，东返与西路军主力会合的果断决定。

　　临泽驻军的撤离显然晚了一步。我们从前文知道，在马家军将西路军分割包围的时候，西路军领导人就应该意识到马家军可能向西路军的薄弱环节高台、临泽发起进攻，并极早采取措施。在高台之战激烈进行的时候，他们应该考虑到如果红三十军增援不利，在马家军的重兵围堵下，高台失陷是必然的。一旦高台失陷后，西路军西退的道路被堵死，得势的马家军会蜂拥而来，包围临泽，如果红三十军不能及时增援的话，那么就不如及早将临泽地区的守军撤退。特别是驻守县城的是西路军的后勤机关，本来就没有什么战斗力，在马家军的攻击下，必然要蒙受巨大损失。由于后勤机关担负着西路军的物资供应，如果一旦遭到损失和破坏，就必然会削弱西路军持久作战的能力。因而，对临泽守军撤退的迟疑，导致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这是西路军领导人在作战指挥上的又一个失误。

　　尽管在倪家营子的西路军主力也遭到马家军的围堵，但这里显然不是敌人进攻的重点。由于马家军将高台作为首战的作战对象，因而敌人的重兵必然会集结在高台，而倪家营子也就成为马家军兵力配备上的薄弱环节。围攻倪家营子的马家军，不在于能够取得什么战绩，只要能在马家军进攻高台时把西路军主力拖在倪家营子不能及时增援也就算完成了任务。因为当时西路军毕竟尚有一万五千人的兵力，还具有较强的战斗力，马家军还不敢，也不能将西路军一鼓作气地消灭掉。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分驻倪家营子、临泽、高台三个据点，同时在马家军重点进攻高台时，高台守军的孤立奋战，恰恰为马家军提供了对西路军各个击破的机会。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西路军领导人是以保守据点而不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作战原则的。他们没有认识到如果消灭不了敌人，既使抢到了据点，也是保不住的。正是由于抢到了据点，所以在马家军的进攻下才为了保卫据点而分散了兵力，这样也就难以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了。我们看到抢占的据点反而成了西路军的包袱，使他们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下穷于应付，最终被打败。

　　究其原因是因为西路军领导人一直执力于西退，打通新疆，获得苏联武器装备援助。而高台是西退接通新疆的咽喉要道，西路军领导人舍不得放弃他们已经到手的据点。如果高台一旦失去，那么就会断绝西路军的西退之路，使西路军领导人通过西退获得苏联援助的希望化为泡影。因而西路军领导人才决定让董振堂死守高台，这也就注定了最后高台血战的红五军二千八百余名指战员(除个别被群众掩护突围外)壮烈牺牲的悲剧。

　　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在马家军重兵攻击之下，在作战上是以消灭敌人为主要作战目标，还是以保守据点为主要作战目标。如果以消灭敌人为主要作战目标，显然是不应该让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在高台血战到底的。就应该在主力不能增援的情况下，在进行必要的抵抗后及时撤离高台，收缩兵力，保存实力，以利于下一步寻机歼敌。而不是一味地死守高台，最后被马家军各个击破。我们看到，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的作战又重演了永昌、山丹地区作战的失误。而这种失误则把西路军一步步导向失败。

　　在敌人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我军就必须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以运动战、歼灭战为主要作战方法，注意保存实力，力戒打阵地战和消耗战。为了消灭敌人，就必须打歼灭战。而为了打歼灭战，就必须集中兵力。要集中兵力，就必须在敌人的进攻下，果断放弃已经占领的据点。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战争的胜利，据点的放弃是会经常发生的。一切以消灭敌人为原则，而不是以保守据点为原则，这应该成为处于弱势条件下的我军作战的基本原则。西路军领导人显然在这方面出现了重大失误。高台的战略地位确实很重要，依托县城设防不但有利于杀伤敌人，而且还能够减少自身伤亡，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主力增援，在马家军的重兵进攻之下，单靠高台驻军防守就只能打阵地战和消耗战。而阵地战和消耗战则是处于外线而又居于弱势的我军作战之大忌。长期采用这一作战方式，就必然会导致西路军与马家军在作战中拚个精光。这种作战方式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但是绝不能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高台失陷不仅导致红五军高台驻军几乎全军覆没，而且还动摇了西路军领导人的信心，重创了西路军的士气，助长了马家军的嚣张气焰。这样在马家军的进攻下，在作战上西路军就更加处于被动地位，失败的阴影日益显现。

　　这样我们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在高台、临泽地区的作战中存在三个方面的失误：一是没有根据西路军的兵力分布而准确预测到马家军的重点进攻方向;二是没有能够及时组织主力对高台、临泽守军进行有效援助;三是在不能及时进行有效援助的情况下，没有命令他们从保存实力出发，果断放弃据点，东返与主力会合。

　　董振堂率领红五军的两个团及一部分总部直属队坚守在高台，如果按常理来分析，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身临一线，不清楚当时红五军在高台的具体情况，情急之下，董振堂从大局出发，为保存实力，避免无谓的牺牲，机断决定突围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一位亲临一线的身经百战的高级指挥员，他当然知道在马家军的重兵进攻下如果坚守下去必然会落得全军覆没的结局，因而他提前在高台北城墙下挖好了通道，选好了突围的路线，作好了突围的准备。就在这时红五军政委黄超派人送来西路军领导人要求董振堂坚守高台的命令，董振堂遂放弃了高台突围的打算，和全军指战员立下“人在高台在”的誓言，为守卫高台而壮烈牺牲。

　　董振堂指挥的红五军原来是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是宁都起义时参加红军的。长征期间是红一方面军的后卫，打过不少硬仗、恶仗。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随左路军北上，而后被张国焘裹胁南下，被编入红四方面军建制。这次随军西征，西路军领导人并不信任董振堂，以致于要撤换董振堂的军长职务，在西路军领导人为此事请示张国焘时，张国焘担心此举会影响西路军内部的团结，就于十一月十二日以朱德、张国焘的名义专门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振堂以不动为宜，仍任五军军长，将来有机会时，他可到远方学习一时期。”[261]在这种背景下，从董振堂的处景来考虑他虽然知道这种拚死作战的行为于大局不利，但也只有服从命令，坚守到底，因而董振堂没有指挥部队突围，而是忠实地执行了西路军领导人的命令，为坚守高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驻守临泽地区的红五军由政委黄超率领，这里有红五军唯一的一部电台，可以随时沟通与西路军领导人的联系。黄超曾当过张国焘的秘书，是出身于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又担任红五军的政委，对红五军的作战行动有最后决定权，因而在红五军是否坚守高台问题上，他比董振堂应该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在马家军的重兵进攻之下，他起码应该向西路军领导人建议，在及时增援和撤离问题上拿定主意。如果难以增援的话，红五军就必须及时从高台撤离，否则就会面临着被歼灭的危险。我们现在没有见到黄超与西路军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联系的电报或其他文献资料，我们只知道是黄超派人将西路军领导人要红五军坚守高台的命令送到董振堂手中的。在高台保卫战打响后的十五天中，黄超也没有向高台进行过有力的支援，同时对驻守临泽县城的西路军总部后勤机关也没有作出撤离的安排，这也许是由于黄超对红三十军援助的企盼，也许是因为有西路军领导人要他们固守待援的电令，也许是他还对董振堂指挥的高台保卫战抱有希望。

　　作为身临一线的高级指挥员，他应该意识到如果高台一旦失守，那么西路军西退的道路将会被堵死，这个时候驻守临泽的后勤机关及部队就只有重返倪家营子与主力会合。而在高台失守前，由于马家军的进攻重点在高台，而对临泽采取监控态度，即使攻击也只是防御式的攻击，这极有利于他们突出重围与主力会合。一旦高台失守后，他们是无论如何也顶不住马家军的进攻的。我们看到，驻守临泽的红五军和总部后勤机关，是在与攻占高台后挥师东下的马家军经过艰难的鏖战才突围与红三十军会合的，这确实造成了无谓的损失。这个责任到底是应该由红五军政委黄超来负呢，还是由西路军领导人来负呢?由于我们现在尚缺乏这方面的资料，目前仍然难以作出确定的判断。

　　我们看到，高台陷落后的西路军，由于兵力的巨大减员，进一步丧失了打歼灭战的条件。不论在兵力的损失上，还是在士气的打击上，均遭到了重创，这使得西路军领导人的自信心出现动摇。这时的西路军全部聚集于倪家营子，然而攻陷高台、临泽后的马家军蜂拥而来，将西路军团团包围。由于西退的道路已被堵死，在倪家营子防守也只能是坐待消耗，这时候东返就成为西路军领导人的唯一出路。

　　我们由此看到，当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由于西路军领导人致军委的电报中反映了高台上下境况的巨大差异，同时也由于中央尚未收到共产国际(苏联)关于援助的具体答复，而西路军领导人又认为东返困难重重，仍然致力于西退，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西路军的安全出发，要求西路军暂停西退，在高台、临泽地区建立根据地，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将自身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到达南京，派谴国民党中央军以庞大的兵力进入潼关，我党领导的河东红军比西路军面临的压力要大得多，我党的根本利益在河东，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河东红军面临的巨大军事压力和大局出发，难以派出必要的兵力来援助西路军。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尽管我党领导的河东红军处境异常严峻，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西路军的安危着想，也没有向西路军领导人发出要求西路军策应河东的指令。

　　西路军领导人将西路军兵力部署于高台、临泽和倪家营子前后相距一百多里的三个点上，形成了一字长蛇阵。而马家军却将西路军分割包围，集中两万兵力首先对准了西路军的薄弱环节，一字长蛇阵的蛇头—高台，而以剩余的一万兵力围困和阻止西路军余部的增援。西路军领导人对马家军主攻的方向判断失误，没有能够对高台守军进行有效的增援，同时也没有授予防守高台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根据面临的敌情来确定突围的机动权力，反而却命令董振堂坚守高台。这样，在马家军的重兵进攻之下，董振堂率领的两千八百余名指战员血染高台，壮烈牺牲。攻占高台后的马家军气焰嚣张，随后挥师东下，进攻临泽。但令人遗憾地是驻守临泽的红五军及西路军总指挥部后勤机关的撤退又迟了一步，他们是在经过激烈的战斗才摆脱了马家军的攻击，东进与主力红三十军会合的。高台、临泽失守后的西路军就集中于倪家营子周围，西退的道路已被断绝，坚守本地也只是坐待消耗，这个时候东返就成为西路军领导人的必然选择。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