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的“五四”好理解，指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等待“国际公道”，按照现在港中大的教书先生秦晖的说辞，公道自在国际，巴黎和会上的不公，等下去，自有“国际会议”还中国一个公道。秦先生的这个观点在他的文章《秦晖：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中就这样说(http://www.aisixiang.com/data/92394.html)。原话：

　　【如今，国际上通常把由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形成的一战后远东格局称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显然，如果仅看“凡尔赛”，中国作为战胜国几乎一无所获，国人的被欺负感是明显的。但从这个体系的整体上看，由于“凡尔赛”的不公在“华盛顿”得到很大程度的纠正，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所得不仅是“大体可接受的”，而且就中国当时的实际实力地位而言甚至可以说是很大的成功。】

　　秦晖先生说了：“凡尔赛”的和会，与“华盛顿”会议本是一个整体，前头无福，后面有报，中国的国家权益在这个体系里总能得到很不错的解决，无非是个时间问题，等一等何妨?而且，等到的还是个很不错的好结果。

　　在这一段话里，有一个重大事件——“五四”运动被屏蔽了。这也是秦晖先生在这篇文章论里论说的一个“重头”。他还引用某个“数据库”的数据证明，“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巴黎和会，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多要紧的话题，它的重要性是后来随着意识形态的原因，逐渐放大的。原话如下：

　　【上述“数据库”还显示：巴黎和会在1919年的“小五四”时期虽为社会热点，但以思想文化评论而非新闻报导定位的《新青年》其实没怎么提及此事{7};直到1921年后，即陈独秀等《新青年》主持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后，才大量提及巴黎和会。金观涛、刘青峰据此分析曰：巴黎和会虽是五四当天游行的直接原因，但从观念史上看“它还不能被视为推动知识份子放弃自由主义的最重要事件。巴黎和会的意义，是在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断被加强、深化的”{8}。】

　　假设，这些数据是真的，也不能得出秦晖先生上文的结论。固然，被先锋性的传媒(《新青年》)所关注的话题是当时热点，但是，反过来讲，只因为当时被《新青年》的文章关注度不够，就要否认被巴黎和会的屈辱激发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意义，这就成问题了。怎么说，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等行动，早已超出笔杆子们在纸面上的交锋对垒，全民对国家权益丧失的忧虑与愤怒实实在在地爆发了，这绝不是笔杆子们不去多写就能屏蔽了的。仅凭一两份先锋杂志的不够关注就否认一个重大事件的意义、影响?民众走上街头的起而行，居然不如知识精英们在报纸上的坐而议?难道“观念史”是被少数知识精英把持着的?民众的认识、觉悟不能登堂入室?民众爱国心激发的爱国行动是无意识的“布朗运动”?由此看得出，不少贬低“五四”运动的酸文，抹黑、诋毁“五四”运动的黑料文的写手们，就是本着这样一种精英心态，用精英话术说黑话!“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等等匪话不止在威虎山上有，在当下的不少自命“精英”的知识分子的嘴里、文章里也有!

　　本文不打算就如上话题多做纠缠，只想就秦晖先生对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的不实记述提一些质疑。

　　如我引用的秦先生的第一段文字看，巴黎和会之时，华盛顿会议之前，“五四”爱国运动显得可有可无了。而且，他还有进一步的说明，就是不公道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也是有争回山东权益的概率的：

　　【我们知道，在巴黎和会上美国的立场是比较接近于中国的。由于美日国家利益的竞争、尤其是“海约翰主义”(在太平洋地区坚持门户开放、列强均势而反对日本独霸中国)与日本侵华意图的冲突，不可否认也由于此时美国外交思想中“威尔逊主义”(以“公理战胜强权”、支持“民族自决”等为内容的美国式理想主义)而非“汉密尔顿主义”(不讲道义的国家利益至上){9}正居主流，美国在巴黎和会中本倾向于抵制日本对华企图，虽然因为英法等盟国迁就日本而没有实现，但美国人对此也很不满，美国国会因此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中国的拒签和美国的拒批，使得亚太的战后国际秩序在巴黎和会后仍然悬而未决。在“小五四”中体现的中国人民的愤怒、“海约翰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下美国的不满，加上战后英日同盟的解体、英国更愿意附和美国，都使纠正巴黎和会的不公有了可能。】

　　巴黎和会上，因为英法的作梗，中国受了不公待遇;但是华盛顿会议，主导会议的国际大佬美国人对日本很不满，对中国受到的不公道很不满，美国有主持公道的意愿，中国的国家权益得到了维护。秦先生的意思更明确了，“五四”运动没有必要。

　　秦先生如上文字的含义，也就是本文题目的由来：斗争的“五四”，不如等待“国际公道”?

　　对此，本人深表怀疑!首先本人质疑：

美国立场竟然“比较接近于”中国？

　　中国立场：作为战胜国的身份，争回被德国强夺的山东权益。日本要“接收”德国“权益”，中国当然反对。

　　美国对华政策的立场：“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别人打开了门，它跟着挤进门去。对中国是这样：你对某国出卖何种利益，也要给我同等利益;对其他列强：你在中国获得何种利益，不得独吞，我也要插一条腿分享。德国战败，日本趁火打劫，强力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利益，而且还是要独吞。这刺激了美国的海盗神经，如果日本同意分享，美国乐观其成，好商量;但是日本对山东独吞，美国必当设阻，必当反对!

　　从“反对”的态度上看，中美算是接近，但是，出发点不同!我们必须注意“立场”二字的内涵，不仅仅是指表面上的言辞，更是指深藏的出发点!

　　再次我还质疑秦先生这个看法：

美国本意抵制日本，却被英法阻止？

　　这是秦先生这段话里的另一层意思。这可要史实说话。

　　据顾维钧回忆，一战本与中国无关，但是为了把中国拉上贼船，协约国不断释放“善意”：

　　【保证中国会取得大国的地位。】

　　美国也一再表示：

　　【美国是中国的朋友，美国将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

　　但是，战后在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只获得了三流国家的待遇。美、英、法、意、日是一等大国，出席和会的正式代表都是5人;比利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18国是二等角色，出席和会的正式代表各3人;中国和西班牙等四国是三流货色，出席和会的正式代表各2人。会前，中国代表屡屡交涉，希望美、英、法履行承诺，兑现提携中国为大国地位的诺言，但是，被三国拒绝。英法固然不是好人，以“朋友”自称的活菩萨一般的美国也翻脸不认人!这个品行预示，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也将付出沉重代价。

　　一战开打，日本出兵山东，1915年1月向北洋民国提出“二十一条”，第一条就是山东问题。强迫北洋民国承认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并在1915年强逼北洋民国与日本就山东问题换文，1918年又迫令这个卖国政府与日本签署协议。

　　日本深知，在中国独吞这么大一块地盘进行排他性的经营，是会得罪人的，所以在1917年1月就这个事情照会英、法、俄、意四国。英、法开出条件换取日本独吞山东：日本要支持英国领有太平洋赤道以南徳属岛屿;日本应按照法国要求处置德国在山东的外交官、侨民、财产，允诺推动中国参战。日本照办。于是英、法支持日本攫取山东。俄、意两国也同意日本独吞山东。后来得知此事的美国对这件事的表态前倨后恭：开始威尔逊指责日本独吞山东违反了民族自决原则，建议由美、英、法、意、日5国共管山东，而后再做处理。北洋民国也做让步，同意青岛由5国共管一年，而后归还中国。如果这个方案接受，那么，日本与德国交战的军费中国支付。但是，这个方案被日本拒绝。因为日本出席巴黎和会最大的目的：

　　【确保山东半岛的权利】

　　巴黎和会，在协约国其他战胜国看来，就是尽可能的瓜分战败国的“遗产”的机会，但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志存高远”，要建立一个“国际联盟”，由美国主导世界秩序，所以他并不在乎哪一块地方是否归美国自有，他刻意追求的是把所有列强都收揽到他的“国联”围墙里。这就是日本能利用的机会。它瞅准了美国因为“阜姆问题”与意大利闹僵的时候，向威尔逊施压，要求山东特权;还要求把种族平等写进“国联”的盟约中。否则，它将单独与德国媾和。在威尔逊的心理天平上，无论如何要建立“国联”，这个“国联”的盟约上还不能写进种族平等的条文，所以，中国山东的权益必须给日本。美国是迫于日本的压力，出卖了中国，与英、法站在一起支持日本。从史实上看，哪有什么受阻于英、法的事实?秦晖先生这个教历史的教师怎么在这个问题上这么不清不楚?

　　在个人的政治野心中，威尔逊所谓的“民族自决”，所谓“十四点纲领”可以论斤卖，也可以论两卖。中国山东的主权在巴黎和会上被美日做了交易，一心要促成“国联”的美国的坏作用最大!但是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忽视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权益的决心和力量。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如意算盘砸个粉碎——北洋民国的谈判代表畏惧民意、民愤，没敢签署出卖山东的和约。

　　巴黎和会上，列强固然要强加屈辱于中国，但是，中国人民敢斗，不咽这口鸟气，列强也无可奈何!

　　史实并非秦晖所说，美国是“因为英法等盟国迁就日本而没有实现”抵制日本对华的企图!

　　然而，超能的秦晖先生有更“高能”的说辞：

　　【美国人对此也很不满，美国国会因此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

　　因为没能阻止英、法合谋支持日本，仁慈的美国愤怒了，所以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

　　What,真的如此?

真是因为没有帮到中国，美国国会拒签《凡尔赛和约》？

　　那么我们真要好好看看是哪些美国活菩萨这么悲悯多难的中国：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亨利·洛奇、孤立派领袖威廉·波拉。他们对《凡尔赛和约》的反对主要是针对和约中“国联”的盟约展开的。他们反对的立场就是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

　　洛奇的口号：盟约第十条把我们当作抵押去保障每一个国联成员国的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门罗主义是我们围绕西半球划定的一条无形的防线，我们设置这道屏障是为了排除外部对美洲事务的干涉。我认为靠拆除它来维护它捍卫的西半球是永远办不到的。

　　波拉的口号：你的条约不会带来和平，它离和平很远、很远，我么如果根据过去判断未来，他将带来战争。

　　孤立主义在美国是一股很强大的政治力量，威尔逊带回来的《凡尔赛和约》碰不过孤立主义。而且，这两个反对者还针锋相对制定了14条保留条款：美国不接受国联盟约第10条对美国对美国的约束，不接受盟约对美国内政的干预，门罗主义不受任和约任何规定的影响，不承认和约关于中国山东问题的决定等等。

　　在这里，出现中国山东问题了，似乎可以证明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的动机里，有对中国的善意。但是，我们要注意了，山东问题被提到桌面上，最要紧的原因是：日本图谋中国山东是排他性的，美国的“利益均沾”在这里行不通!这样的日本，这样的独吞中国山东，美国的政客们岂能干休?这是关键!当然，这也是个策略，为了反对国联盟约而拿出来的一把“道义”锤子敲打威尔逊，敲打威尔逊的国联盟约的锤子!反对者宣传最猛，提到最前头的，还是反对美国为了世界秩序去尽义务。这是孤立主义在起作用，并不是真的对中国有什么善意!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是确立全球霸权之前的美国在攫取中国利益时，处理与其它列强关系的基础原则!美国对中国无善意，秦晖先生的高能解释歪曲了历史!

“插标卖首”的华盛顿会议

　　“插标卖首”，把自己脑袋上插一根草标，作价卖自己的人头。北洋民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拙劣表现就是这个样子。

　　中国拒签《凡尔赛和约》，《凡尔赛和约》又被美国国会拒签，并且美国国会抵制国联盟约，土耳其独立又砸碎了《色佛尔条约》，《凡尔赛和约》近乎一块破破烂烂的臭抹布，作用不大，所以极有必要做后续的修补工作。一战以后，美、英、法、日又展开了军备竞赛，尤其是在耗资巨大的海军装备上，各国展开了竞逐。然而各国都越来越难以支撑庞大的军费负担，在一致裁军的幌子下怎样限制别国扩张实力，“坐下来”谈也成了各国的需求;列强争夺的重心也移到太平洋，要在太平洋上的争夺占优，必须独霸中国，近水楼台的日本志在必得，而这也是其它列强，尤其是美、英最忧心的事，即所谓“中国问题”。所以有必要在“中国问题”上做出利于自己的安排。种种“需求牵引”，由美国主导，在华盛顿召开国际会议解决这些问题。

　　在这次会议中，裁军，尤其是海军裁军是会议主要议题;极为重要的“中国问题”却被安排在会议之外谈判解决。这样的“会外会”被称作会议的“边际”。美国召开会议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自己侵华的“门户开放”主张，在会议上升格为条约，藉此限制日本。日本反击：要把“门户开放”的范围扩及到美洲，和美国讨价还价。美国通知中国参会，也把要讨论的这个议题通知给了北洋民国政府。在收到美国递送的会议有关中国的内容后，北洋民国政府向各驻外使节问询意见，对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多人认为“各国果肯就范，开放门户，我乐所为”;更有人认为“此次美为主动，自当以彼为衡”;“提出问题，最好先与美国政府(共)同意”。

　　“门户开放”本质上就是侵华政策，对于这样的侵华意图，中国的外交官们居然有“多人”赞许，而且还有意逢迎，那么受此影响，本来“惧外”的北洋民国政府会有什么样的对策选择，而由它派出的中国外交使团在华盛顿会议上会有什么糟糕的表现可想而知。

　　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召开。11月16日全体会议上，中国使团提出了“十大原则”，捡要紧的说，第二条：

　　【中国既完全赞同所称开放门户或又称有约各国工商业机会均等之原则，故愿承认并实施此原则于中国各地，无有例外。】

　　北洋民国政府自觉、自愿、自动把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扩及全国任何地方，这比美国自己提出的“门户开放”更彻底、更“深度”。美国的“门户开放”不过是跟在别人屁股后头起哄取巧，它的“利益均沾”能到什么程度，也要看其他列强打到哪里、讹诈到哪里。可是，这个“原则”给美国，也给其它列强省了事，打都不用打，全中国范围，“友邦”自取之!

　　这就叫做“插标卖首”!用这种自贱、自卖的下等做法逢迎美国，祈求美国能“拉兄弟一把(电影《南征北战》经典台词)”。但是，之后的代价却由中国百姓付出。这帮子“庙堂之器”会付出他们自身的代价么?不会。不光不会，其中还有人在当今受无尽的怀念呢——顾维钧!他也是里面无耻的一员!

　　重要的还有四、五、六三条：

　　【无论何国在中国或对于中国要求之特别权利、优越权、特别权及一切成约，均应宣布。若未经宣布，概作无效。其现已知悉或自行宣布者应予审查，以便确定其范围与效力;如属有效，亦应使之不相抵触，并与本会议宣布之原则相融。

　　中国政治、司法、行政之行动自由上现受之限制，应立即废止或于形势所许时废止。

　　中国现时之成约无限期者，概须付以相当确定之期限。】

　　这三条倒是提得堂皇，目的

　　【公布列强同中国签订的要求各种特权的条约协定，并重新加以审定;立即废止对中国政治、法权、行政上的自由行动的种种限制;现行对华条约中无期限者明确规定期限。】(陶文钊 《中美关系史(1911-1949)》74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7月)

　　然而，提出这十条之后，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修斯称提案重要，立即宣布休会。19日，第二次会议上修斯宣布对中国提案进行“概括时论”。到21日，美国综合了19日的讨论内容，提出“四条议案”取代中国提出的“十大原则”：

　　【尊重中国的主权及领土与行政完整;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维持和巩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消除由改革帝制政府所产生的困难;保护各国在中国全境商务实业机会均等的原则;不得因中国现在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或优先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的权利，不得奖励有碍友邦安全的举动(陶文钊书同页)】

　　这“四条议案”论及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却把中国提出的“十大原则”里最要紧的四、五、六三条全部阉割了，意图达到限制日本独霸中国，压制中国伸张权利的目的。这就是美国操弄的“中国问题”的实质。

　　然而如上的“四条议案”只强调了“机会均等”，没有论及“门户开放”，所以，休斯又提出了《在华门户开放案》共四条。经过会议讨论，第四条被删去，余下三条被通过：

　　【“为适用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更为有效起见”，除中国各缔约国不得以任何办法“获取有关商务或经济发展至一般权利”和破坏“机会均等原则之实行”;规定中国政府“对于外国政府及外国人民之请求经济上权利及特权”“悉依本约原则办理”;要在中国设立一个审议局，以审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实施事宜。】

　　“四条议案”与“休斯三条”完美的阐释了美国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机会均等)”，被写进了《九国公约》，并成为基本原则，尽善尽美地把中国“十大原则”中的第二条具体化了。至于北洋民国提出的“十大原则”里，其他争回国权的所有内容被扔在一边了。这就唤做“插标卖首”!

　　在这次会议上，北洋民国还有计划收回关税自主权，也即顾维钧提出的“税则自由案”。但是这个提案首先遭到美国的反对，日本反对的态度最强烈。最后拉锯的结果：

　　【将来召开特别会讨论修正税则问题;同意实征税值百抽五，裁撤厘金。附加税一律百抽2.5】

　　这个结果被写在了《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中。中国关税自主遥遥无期!不但这样，在中国提出关税自主期间，英国人挑头出笼《关于裁减中国军队决议案》。本来华盛顿会议的最要紧议题是列强的海军裁军，可是最后竟出笼这个针对中国军队的议案。可是，当时的中国军队是用来打外国人的么?不是的，是打内战的!谁都知道!英国人士存心要恶心中国的!把中国小看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中国要废除“领事裁判权”——王宠惠提出《治外法权案》，但是列强以中国司法条件不够为由，用拖的法子予以回绝。

　　北洋民国政府，以及派出的使团，深以为逢迎美国，献上在全国“门户开放”的大礼，就能得到美国帮助争回若干国家权益，不想处处碰壁。就损害中国利益来讲，这个华盛顿会议和巴黎和会没什么区别，实实在在是一个坑中国的“整体”。

屈辱的宿命，因斗转机

　　中国出席这个会议最为重要的使命，是收回山东权益。但是就华盛顿会议与巴黎和会的相同性而言，想达到目的缘木求鱼!而且，中国代表能不能在大会正式会议上提出解决山东问题的议案，还要美国人点头;什么时候提出议案，也要美国人同意。

　　华盛顿会议的主要的议题是限制军备，尤其是海军军备竞赛。当美、日之间在这个议题上僵持不下时，休斯示意中国代表团提出《民四条约》议题。将山东权益的归属作为一个压向日本的筹码。中国代表团在1921年12月14日第16此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废止《民四条约》。日本代表反对，但是休斯表示，对问题需要加以研究，并宣告休会，以便“海军问题讨论迅速，山东问题交涉顺利”。

　　休斯的手段高明，用这个筹码很快逼迫日本接受了美、英、日海军吨位5：5：3的比例。在达到目的之后，美国对中国收回山东权益，废除《民四条约》的正当要求采取一拖再拖的办法，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才开始重新讨论。意图就是用会议即将结束，用时间紧迫压制中国代表团向日本屈服。在第22次全体会议上，日本做了一点不损及根本利益的让步，美国赶紧表态赞同，并向日本代表许诺“此事不会再提出来成为喧嚣一时的问题了。”

　　这样的双簧，一如巴黎和会上美、日拿中国利益做交易，中国收回山东权益又一次成为美日之间做交易的筹码!在这样的极端不利情况下，怎么能指望美国活菩萨发善心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秦晖先生屏蔽“五四”运动，只凸显华盛顿会议的论说，是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当然我们不能说美国一般公众对于中国就没有同情心，不少美国公众对中国收回山东权益是有同情心的。但是，美国是个极权国家，一般公众在政治上的“权重”太小，根本不及个别身居要职的大佬们一言九鼎。华盛顿会议美国代表团的团长、国务卿休斯就可以左右美国政府的言行。此人对中国没有丝毫同情心和好感，而且他更对他的助手说了这样的话：

　　【日本应当在胶济铁路中享有份额。他希望中日之间达成妥协，是山东问题的解决至少从表面上看来但对中国有利。陶文钊书77页】

　　铁路问题一直是山东权益的核心问题，而休斯的看法基本上就定下了美国在中日争执中“拉偏架”的立场。早在1月17日、11月25日，英美代表贝尔福、休斯就建议中国代表团由美、英调停，中、日在会外直接见面交涉，并且通过各驻北京公使向北洋民国政府施加压力。11月28日，北洋民国政府同意由美英调停，中日会外交涉。

　　但是，当时的国内人民与舆论，以及国外华侨都强烈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当得知中国代表团同意直接与日本交涉的消息后，在华盛顿的中国各界代表与留学生群情激奋，12月1日，向中国代表团强烈抗议，阻止代表团去开会。代表团编造出在“华盛顿会议的‘边缘’进行会谈的巧妙安排”的谎言欺蒙群众。在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也畏惧休斯，在头10天，不提收回领土、主权的大问题，只在一些无关大局的点上与日本作无谓的拉锯，而日本也借此在放弃一些次要权益上大造声势，欺骗舆论。

　　中国代表团的软弱立场遭到国内舆论的抨击，学生和各界群众不断示威游行，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要求彻底解决山东问题。在这样的舆论力量下，中国代表团的立场态度也渐趋强硬，美国国务卿休斯发电报指示美国驻华公使向北洋民国政府施加压力，使代表团成员改变强硬态度：

　　【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国内压力造成的……代表团中的一些成员甚至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也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刁(参加山东问题交涉的中国代表团员刁作谦)的辞职和王宠惠坚持如不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就要辞职的威胁，已经束缚了施肇基和顾维钧的行动自由。】

　　当时代表团感受到的中国人民的爱国声浪，是“五四”运动的震耳回响!“五四”运动给了北洋民国政府一个教训，所以它也不敢违逆爱国舆论的压力，和各界群众、学生的爱国呼声，12月11日对美国公使的施压做了回应：

　　【中国外交部长回答说，中国政府将支持施、顾二人，并坚持代表团全体成员应一致行动。】

　　在得到这样的政府训令后，中国代表团从12月10开始，不再就无关大局的琐碎问题上与日本做无谓的纠缠，直接转向山东权益的核心，铁路问题。一切都超出了日本的期望，不受调停者美、英的掌控。这样的转变，全在于中国人民不妥协的斗争所致!这是“五四”运动树立起来的国家新民风，新民意，新民心!

　　基于这样民风、民意、民心，在于日本的会议交锋中，尽管有美国的偏袒与作梗，还是达成了表面上看还不算太屈辱的《解决山东悬案条约》：

　　【日本将胶州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其全部开为商埠，并准外人自由居住经商;日本将胶济铁路及一切附属产业移交中国，中国以国库券付给日本53406141金马克，库券以铁路产业及进款作保，支付其为15年，但中国可于5年后全数清偿;未清偿前，中国聘一日本人为车长，一日本人为会计长，与中国会计长全权限相当;日本军队立即撤出山东;日本可以投资经营淄川、坊子及金岭镇各矿山，但股本不能超过中国股本。(陶文钊书81页)】

　　但是在秦晖先生的论说里，这可是个了不得大胜利，这个胜利怎么来的?他这样说：

　　【中国在会议上据理力争，西方列强(主要是美国)在尽量维护自己在华权益的前提下也对日本形成很大压力，最终使《凡尔赛和约》中惹怒中国的主要错误(把德国的“山东权益”转给日本)得以纠正，并延及中国参战前日本对华最无理的逼迫(“二十一条”与“民四条约”)也被追究】

　　一个“据理力争”敷衍，再一个美国对日本的压力大吹喇叭，就要解释历史事件?这个学问做的可是真糟糕!只问：为什么中国代表团有“据理力争”的胆量，秦晖先生能说清楚么?

　　中国代表团敢于在华盛顿会议上据理力争，胆量就来自人民的支持，来自中国人爱国的民意。这个民意的源头就要从1919年5月4日那天算起!那些中国外交官们敢于在列强代表面前拒签文书，胆量就来自“五四”运动;敢与日本代表争执，还是来自民意的威力。扯出美国人如何如何就能解释历史?这个学问作的太糟糕!

　　接着再看秦晖先生的“学问”：

　　【由于“凡尔赛”的不公在“华盛顿”得到很大程度的纠正，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所得不仅是“大体可接受的”，而且就中国当时的实际实力地位而言甚至可以说是很大的成功。只要看看以当时中国经济与军事的孱弱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却能在此后几年里先后收回青岛、胶济路、威海卫和原则上收回广州湾，而1949年后在中国大陆统一和国力相对明显提高的条件下却用了6年才收回旅顺、48年才收回香港、50年才收回澳门，就能理解华盛顿会议的意义。再考虑到中国在一战晚期才参战，而且只派出了华工，并未实际参与作战，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提前”抗日和举国大规模殊死战所付惨重代价而言，一战后中国的所得应该说是很可观了。】

　　看到了么?不但是蒋记民国不如北洋民国，就是在朝鲜打平美国人的新中国也不如北洋民国了。如此看来，这位秦晖先生还是个果粉，一个比较另类的果粉——只为北洋民国吹喇叭的另类果粉。而且，秦晖先生还把所有功劳记在了北洋民国政府及其派出的谈判代表，以及代表了“国际公道”的美国名下，中国人民的爱国行动也被他屏蔽了，但是揆诸史实，这么一小撮人有胆量和列强对阵么?这位秦先生的学问做的太糟糕!不知道是学力不够还是心术不正!

　　不但如此，秦晖先生更可能刻意无视了一件事情，新中国送(逼)走苏军之后，中国大陆还有洋兵么?还有洋警、洋大人么?还有么?反过来看，北洋民国在华盛顿会议之后，驱逐了洋兵、洋警、洋大人了么?别拿北洋民国国力衰弱作遮羞布胡扯!侏儒就是侏儒!赶不走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洋大人，说什么都是假的!

　　屏蔽“五四”运动在收回山东权益上的伟大作用，实际上就是在虚无化“五四”运动，但是，回看历史就能知道史实真相!中国任何时候都等不来什么“国际公道”，但是，中国人却能用一个“斗”字争回自己的部分权益!再进一步，中国人民更能用一个“打”字把各路强盗打出国门!从“斗”到“打”，源头就在1919年5月4日!把“五四”运动虚无化，秦晖先生，你真办不到!

　　论从史出，本文主要参考王绳祖 《国际关系史·4卷》;另，陶文钊 《中美关系史(1911-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