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我们是初升的朝阳，用生命点燃未来。”】

　　我是老团干，提起五月，我总会想起我们的《团歌》;而如今，办起这爿茶馆，写了这么多文章，提起五月，我总会想到血雨腥风的“红五月”。

　　“五三”是“济南惨案”纪念日，“五四”当然是“五四”运动纪念日，“五七”、“五九”是国耻纪念日，前者是鬼子下最后通牒的日子，后者是袁项城接受“二十一条”的日子，“五二一”是“马日事变”纪念日，“五卅”则是“五卅惨案”和后续“五卅运动”的纪念日。

　　三十四年后，这位“学子”缔造的国家，将尽洗百年国耻

　　顺便说，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还应该铭记个“五八”，纪念1999年美国轰炸我驻南大使馆，牺牲三位烈士的国耻日。

　　说到“红五月”，就得从1928年的“济南惨案”说起，这是“红五月”的第一滴血，也是日后诸多历史事件的张本。不但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走向，甚至时至今日，依旧能以此为鉴，观照到对岸国民党的未来走向。

“京师患者，莫如山东”

　　说这话的是明末清初的顾祖禹，见于《读史方舆纪要》。

　　明清到民国，无论漕运，还是铁路，北京—南京，宛若一根扁担，山东就是它的承力点，不管你的首都放在在南京，还是北京，山东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

　　山东，于中国，于日本，乃至整个东北亚，兵要地理价值巨大

　　岛国日本，作为帝国主义的后起之秀，对东亚大陆的所有半岛，从朝鲜半岛到辽东半岛，再到山东半岛、雷州半岛，乃至中南半岛，都有异常偏好。鬼子的小短腿，总是希望借助一块跳板，能尽快蹦到亚洲大陆腹地，掏心噬肠，肆意啃咬。

　　众所周知，“红五月”的标志性事件“五四运动”，即因日帝争夺青岛和胶东而来。鬼子把一战视为“大正天佑”，觉得欧美列强一通乱打，无暇东顾，我可逮住扩大东亚势力范围的机会了，遂以夺取德国在远东的根据地为最低目标，以实现在华优势地位为最高目标。

　　怎么着，也得从中国身上，咬掉一大块肥肉，这就是山东。

　　不料战后，美英卷土重来，日美在远东的角逐日趋激烈，鬼子的小身板儿，相比新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帝，还孱弱得多。

　　反映日德战争争夺青岛的明信片

　　日本经济虽然狂吃一战红利，仍比较落后，在原燃料、商品销售市场及资金技术等方面，还需要美英的大力支持。在对外出口上，日本40%的产品销往美国，其余也大都销往英国及美英属地。

　　生丝和丝绸是其最大宗的外销产品，甚至靠“南洋姐”挺身创汇，商品及销售市场都比较单一，对英美有严重的结构性依赖，有技术含量的工业品，能换汇的没几个。存点钱，又多半给进口原材料消耗了，实力对比太过悬殊，所以几番争斗下来，日本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

　　说白了，怎么吃，怎么给我吐出来，但日帝耿耿于怀，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从兵要地理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山东半岛是插入华北的一把刺刀，等于拦腰斩断了整个中国。

　　“五四运动”即因日本妄图侵占我山东而起

　　一方面，由于山东是低山丘陵，在中国东部大平原上可以作为凭恃;另一方面在交通上，运河时代的大运河和铁路时代的津浦路，即北京—南京之间，山东恰好处于枢纽性地位。

　　对南方来说，得山东则进可问鼎中原，北逼幽燕，退可翼蔽淮泗，巩固江淮;对北方而言，得山东则进可饮马江淮，退亦确保河北。

　　由是观之，得山东谋中国，日本所图非小，特别是食髓知味后，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到嘴边的肉呢?

　　它只是以退为进，蛰伏待机，且等羽翼丰满，不但要蚕食山东，更要鲸吞中国，甚至争霸东亚，暴揍美英，彻底打破华盛顿体系的限制，建立为其马首是瞻的东亚政治经济新秩序。

　　近代中日关系，就是日本不断蚕食中国的历史

“日本，与我国民党交谊最久。”

　　说这话的是蒋介石，时间是1928年3月6日。

　　为了二期北伐，也为了重返权力中心，在其期间，蒋介石做了大量工作。

　　娶了宋美龄，勾兑好了冯玉祥、阎锡山、桂系，乃至湖南的唐生智、四川的刘湘。再加上江浙财团的支持，还有宋家背后的英美势力，北洋政府的覆灭和中国的统一，几乎可以倒计时了。

　　至此，南京国民政府以非常自信的态度，昭示天下：

　　【“中国统一之期已近，国民革命成功不远!”】

　　一贯迷信武力的蒋介石，算了笔账：

　　【“这次前线奉鲁军最多二十万条枪，我们足足有五十万条枪，所以在枪械上、兵力上，确有致胜的把握。”】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婚照

　　此外，“四一二”向国内外反动派缴足了投名状，蒋介石又亲赴日本，遍拜码头。从首相田中义一到黑龙会，财界、政界、军界和右翼团体，能磕的头，一个不落，都磕到了。他的北伐和革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

　　但鬼子的态度很明确，消灭某党，才是你的当务之急，给我盯紧了。长江以南，我已经许给你了，见好就收，北边跟你没关系，别蹬鼻子上脸，不拿自己当外人!

　　蒋介石这辈子，对日本有特殊的感情，这个我就不多做评论了，历史就在那里，朋友们自有评说，咱们只说二次北伐前后的蒋日关系。

　　别看鬼子啪啪打脸，蒋介石还是对日本心存幻想，回国复职后，大谈：

　　【“日本与我中国关系最深，与我国民党交谊最久，故吾人确信日本在友邦中，必最能谅解我中国国民革命之意义。故我敢相信，日本国民对于我之北伐，不特不加阻害，且必进而乐观我之成功。”】

　　蒋介石与黑龙会头目头山满

　　什么叫与虎谋皮，还迷之自信，就是如此。

　　作为近在咫尺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怎么可能乐观其成，让你走向统一强大?

　　早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日本政府就制定了阻止中国统一，维护其在满蒙特殊地位的《对华政策纲领》。其中第五条，说得非常露骨：

　　【“帝国在华权益及日侨生命财产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时，除根据需要，采取断然自卫措施予以维护外，别无他法。”】

　　既然国民党不听招呼，又眼见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各路军阀土崩瓦解，日本政府出兵已是弦上之箭，只不过正在等待时机，寻找“体面”而“适当”的理由。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以“田中奏折”闻名中国

“日本应该下决心出兵时机已到。”

　　说这话的是酒井隆，时任驻济南武官，时间是1928年4月16日。

　　他致电陆军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如果失去出兵时机，可能造成人心动摇。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那些流氓浪人和日侨社团，还有豢养多年的汉奸和军阀，都已摩拳擦掌，就等着借机生事，为蝗军前驱呢!

　　一看这份电文，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和铃木都急眼了，迅速联动海军、外务二省，19日，日本政府正式下令出兵山东，特别声称：

　　【“为达成任务，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

　　酒井隆几乎把蒋介石坑死在济南，《何梅协定》又差点要砍何应钦

　　首相田中义一在议会讨论军费预算时，公然威胁：

　　【“如不通过该案，则再解散议会!”】

　　作为增援部队的第六师团，原本只是受命进驻青岛，在未等待东京的命令的情况下，直接开进了济南。在此同时，日军参谋本部已经完成了名古屋第三师团的动员，并做好了战时编组，随后很快也被派到了山东。

　　如果局势进一步发展，成为正式的中日战争，那么日帝就会源源出动侵略军，从山东开始蚕食中国。

　　换句话说，抗日战争就不是“九一八”和“七七”的版本了。

　　“日本第二次出山东”

“兵者，诡道也。”

　　要说国民党被帝国主义吓破胆，搞出来的“不抵抗政策”，最早并不是“九一八”，而是九十一年前的“济南惨案”。

　　1928年4月20日，由天津南下的日军三个中队，强行进入山东省会济南，公然在主要街道修筑工事，封锁交通，试图阻遏中国军队北伐。

　　面对日本明目张胆的干涉和侵略，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全体党员，须有“忍辱负重精神”。4月24日，蒋介石严令北伐军：

　　【“对日本始终忍耐、勿出恶声、勿使冲突，一切宣传品有丧失日本邦交者，一概不准发贴，并随地表示和平为要。”】

　　在济北伐军张贴的宣传标语

　　犹觉不足以感动日帝，蒋介石派出亲信，也是留日同学的张群，秘密赴日本游说，表示愿意萧规曹随北洋的老章程，日本“在华既得之权利，亦必获如常保护。”

　　5月2日凌晨，蒋介石进入济南，当时在济南的北伐军总兵力约有5万人，是日军的10倍，即便考虑到装备因素，真打起来，起码中国军队也不至于是引颈受戮的命运，打个平手是没啥问题的。

　　即便你不准备打，起码也得有防范之心，《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总读过吧?

　　作为先遣部队进占济南的四十军军长贺耀祖，当时就跟蒋介石汇报过济南城中的严峻形势，并提醒后者，特别要注意双方爆发直接冲突的可能性。

　　进城的北伐军

　　但蒋介石相当不以为然，觉得贺耀祖是庸人自扰，说人家相继来了好几批人，新朋旧雨，诚意满满，已经跟我打包票了。

　　贺耀祖立刻就急眼了，我进城好几天了，城里啥情况，还不清楚?何况我还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也有自己跟他们的沟通渠道，还不了解小鬼子啥德行?

　　可蒋介石就是油盐不进，他就信鬼子的“友善”，心生麻痹，心存幻想。

　　后来贺耀祖说：

　　【“蒋介石并没有意识到中日民族间的矛盾和日本出兵济南的企图是怎么一回事。他好像还是同住在上海的租界一样，有了帝国主义军警的保护，就可以高枕无忧。”】

　　济南街头，荷枪实弹的鬼子兵

　　5月3日晨6时左右，距离济南惨案正式爆发不足3小时，蒋介石再次致电张群，要他利用自己的公私关系，劝说日方撤兵。

　　此前，蒋还多次呼吁英美和国联主持正义，他总觉得日本是体面的帝国主义国家，总得顾忌吃相吧?

　　过了三个小时，9时许，又来了批鬼子到蒋介石的司令部。外交官和军官都有，也包括酒井隆，他们继续忽悠：

　　【“北伐军颇守秩序，迄今鲜见暴动掠夺之事，吾等颇为欣喜，日支关系日益亲密。”】

　　宾主相谈甚欢，临走握别前，日本人表示，随后将安排福田师团长跟蒋会晤，一准化干戈为玉帛。

　　日军第六师团，济南惨案元凶

　　可前脚刚出门，日军就发起了进攻，对中国军民无差别开枪射击，一时间济南商埠街头死伤枕籍。10点后，连重炮都拉出来，开始点名轰炸了。

　　即便到了如此光景，蒋介石还是不太相信鬼子在“耍”他，而认为只是“日本士兵或不服从其司令之命，由于平日纪律不严”所导致的偶然事件。

“此种国耻，何时可雪？”

　　日军在济南的种种暴行，相关公私史料，汗牛充栋，我就不赘述了，只说几件。

　　被日军成批杀害的济南市民

　　在搜捕中国军人时，日军在省银行附近的一处澡堂里，发现了几件军衣，竟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所有洗澡的中国人，都枪杀在浴池中。

　　济南商埠小学教员黄咏兰，因学校无法正常上课，准备回家照看不满6岁的儿子，途中被日军兽兵那啥后虐杀，挖眼割乳，连带暂避处的女老板，也被砍下双手。

　　外交人员也不放过，蔡公时是国民党元老，参加过钦廉和镇南关起义，给孙中山做过秘书，又两度留日，日语水平极好，此时以外交处主任的身份担任山东交涉员。日军冲进交涉署的时候，蔡公时并没觉得大难将至，毕竟“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古今中外，这是通例。

　　日军在伤兵医院的暴行

　　可随后，针对外交人员的虐杀开始了，侥幸逃脱的勤务兵张汉儒回忆：

　　【“诸人大多有耳无鼻、有鼻无耳、血肉模糊，其状之惨，令人毛骨悚然。蔡主任被削下鼻子，割去双耳，挖去双目后，整个头部和胸前被鲜血染红。”】

　　临死时，蔡公时大喊：

　　【“此种国耻，何时可雪?”】

　　济南惨案烈士遗属呈报国民政府外交部、内政部死亡烈士抚恤花名清册上，自主任、科长到会计、杂役和厨子共有17人。

　　但实际上，交涉署里到底死了多少中国人，却是一笔烂账。因为蔡公时带人进驻，一天不到，还来不及跟留守人员熟悉磨合。事发突然，后者多是本地人，看势头不对，一哄而散，或藏或死，确切数字也就成了问题，跟后来南京大屠杀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颇为相似。

　　蔡公时和他的同事，几个小时后，多数都被鬼子残酷虐杀

　　据后来济南惨案被难家属联合会调查：中国军民死亡6123人，伤1701人，财产损失2957万元。

　　还有说被缴械的五千多国民革命军中，有700多名被日军以“土匪”名义枪决，尸体被抛入黄河，这也成了笔烂账。

　　而根据国民党方面的不完全统计，日方仅死、伤各15人。

　　当然日本方面，也有自己的统计数字，但中日死伤人员的巨大差距，却是不争的事实，更何况中国人民请你们来中国的土地上，为非作歹了吗?

　　被鬼子杀害的普通济南市民

　　《纽约时报》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Edward Abend)调查发现，日军在中国军队奉命停火、撤离的情况下，仍然动用三英寸野炮、斯托克斯迫击炮和飞机轰击济南城区。大量屠杀中国人的同时，难免殃及城内的本军和侨民，造成自己人的大量“炮弹破片创伤”和“爆炸创伤”。

　　换句话说，即便是日本方面的损失，也多数是他们自己下手过重误伤的，纯属咎由自取。

“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

　　中国人不都是没有血性的。

　　方振武是百折不回的民族英雄，可惜他孙女是汉奸

　　这里应当提到方振武、陶峙岳、李延年、邓殷藩、苏宗辙，起码他们还有中国军人的气节，率领部队进行了坚决抵抗。

　　可蒋介石在干什么呢?

　　差点死于乱军之中的他，惊魂未定，5月3日12时，也就是日军展开大屠杀最激烈的时刻，蒋介石下令：

　　【“所有的军队，今天下午五点钟以前，除了在城内的军队之外，凡在城外的军队，一起要离开济南，不要再同日本人冲突，让了他们，他们若来找岔子的时候，我们就便让了他，不许同他们冲突。”】

　　二次北伐时期的蒋介石

　　5月5日，蒋介石正式向北伐军下达了撤出济南，继续北伐的命令，并随大部队离开济南，在城外的党家庄，与专程赶来的冯玉祥紧急会商。

　　两人“皆主忍耐”，以维邦交，冯玉祥还引经据典，大谈“多难兴邦”，作为不能与日方正面冲突的理由。这对盟兄弟要高挂“免战牌”，山东随你折腾，我不要了，我走了，还不行?

　　到了5月10日，蒋介石南下兖州，与从南京过来的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和张静江会合，很快达成共识：

　　【“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惟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

　　执行“不抵抗”政策，缴械被俘的北伐军，满脸彷徨

　　近些年想到“济南惨案”，我总会以此为纬度，对历史做纵深观察，如今在台湾政坛依然活跃的国民党，到底怎么走过的百年?未来他们将向何处去?

　　也许“济南惨案”是面很好的照妖镜，既能看到蒋介石的传统配方，依然在如今的国民党地区候选人身上发酵，比如挟洋自重，比如对中国人民的刻骨仇恨和鄙视;更能看到这九十一年间，真个是“换了人间”，让蒋介石的嫡派传人和便宜子孙，卖国无门，唯造谣、诋毁以逞口舌之快耳!

　　朱希祖先生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史学系系主任，制定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史学课程体系，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又发起成立了中国史学会，堪称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开创人。

　　客家史研究的奠基人罗香林是他女婿，未来老丈人给待考察状态的毛脚女婿写信，动辄尊称“香林兄”，自称“弟朱希祖”，也是当日奇观，不过却是彼时习惯。蒋介石还管宋美龄叫过“三弟”，瞬间出戏，有没有?

　　老先生是浙江海盐人，章太炎的学生，又留过日，老同盟会员，政治上和国民党走得很近。一度曾经很迷信蒋介石，期许度相当高，对有损其威信的地方势力和我党，绝没有半句好话，恨不得食肉寝皮。标准的老果粉，还是个守旧派，怎么都不可能是我党的同路人。

　　可是到了1939年前后，老先生对于时局恶化忍无可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最高当局已深恶痛绝，开始看《新华日报》，关注毛周讲话了，对我党的评价也日趋正面。要不是抗战前夕去世，继续左转的速度，就更惊人了。

　　日本鬼子教会中国人民，不反抗就没有出路

　　1927年“四一二”之后的社会各界，稍有些良心的中国人，或早或晚，都在向左转，这是形势逼人，更是日本鬼子的贪婪无度，蒋介石、国民党的买办本色造成的局面。

　　1928年的济南惨案，给全中国社会各界敲响了警钟，虽然它的悲鸣，还不够洪亮。

“国内政争，致外人乘隙，辱我孰甚。”

　　说这话的是常荫槐，就是后来跟杨宇霆一起，被张学良处死那位。

　　济南惨案的消息，当晚传到北京后，奉系骨干、安国军政府交通部长常荫槐义愤填膺，致电前线的张学良和杨宇霆，除谴责日本的无理干涉行径外，还希望大家一起劝说张作霖，放弃内战，一致对外。

　　济南惨案中被鬼子杀害的中国老百姓

　　奉系军阀，我们都知道跟日本的关系最近，然而让日本始料未及的是，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到杨宇霆、常荫槐，乃至多数奉系军人，并不甘心做汉奸傀儡和千古罪人，对日帝南北朝而治的“好心”，坚决抵制。

　　他们被“济南惨案”刺激到了，基于民族感情，认为不能再打下去了，不然真是让小鬼子，捡咱中国人的大便宜了。从张作霖到河北前线的张学良、杨宇霆都觉得，是时候卷铺盖回家，以便南京政府能腾出手来对付外人了。

　　请注意奉军的脸部表情，皇姑屯事件的震撼由此可见

　　后面的历史，大家知道，鬼子恼羞成怒，制造“皇姑屯事件”，爆杀张作霖。四天后，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北洋政府宣告结束。15日，国民政府为统一告成发表对外宣言，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撤退山东日军。

　　而此时，满盘落空的日本也已是骑虎难下，自侵略山东以来，虽然耗费大量军费，但却没有得到什么实际利益，反而遭到国际社会和反对党的攻击。

　　日军的所为，造成全中国的排斥日货运动，更致日本工商业损失严重。1928年6月至12月，日本对华出口额比1927年同期，减少2400万日元。当时的日元相当值钱，1美元等于2.3日元，而当时的美元更比如今值钱，以黄金兑换价格比较，相差30多倍，你说值多少钱吧?

　　侵占济南，制造惨案的日本鬼子

　　有鉴于此，日本从山东撤军也就毫无悬念了。但赔偿损失就别提了，连道歉，你都别妄想!

　　折腾来去， 1929年3月28日，中日两国就解决济南惨案问题在南京正式签字，并发表声明书：

　　【“中日两国政府对于去年5月3日济南所发生的事件，鉴于两国国民固有之友谊，及两国政府和国民现迫切希望增强睦谊，故视此不快之感情已成过去，以期两国邦交益臻敦厚。”】

“侈言抗日，立斩无赦！”

　　蒋介石日记，为此连写18次雪耻

　　蒋介石爱写日记，1928年从5月9日开始，到31日，他的日记中，写了18次“雪耻”，可见济南惨案的刺激。

　　知辱雪耻，听起来，真带感!

　　济南惨案后三年，1931年“九一八”;四个月后，刚迈入1932年的门槛，“一二八”接踵而来;越明年，热河事变，不但丢了“东四省”，连带冀东22个县，也成了鬼子的“王道乐土”。

　　自济南惨案始，日本鬼子把国民党软弱的小排骨摸得一清二楚，自然要不断触碰你的底线，反正你总能退让嘛?不如一辱再辱，让我不断蚕食。

　　面对得陇望蜀的日本，蒋介石在干什么呢?

　　留日学习军事的蒋介石

　　1934年的秋天，病榻上的蒋介石口述，陈布雷笔录，以“徐道邻”署名，发表了一篇奇文，曰：《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

　　文章太长，我的水平有限，幸好鲁迅先生给总结了一下。

　　“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今年就要将‘一二八’、‘九一八’的纪念取消，报上登载的减少学校假期，就是这件事，不过他说话改头换面，使大家不觉得。“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讨伐的。”

　　“攘外必先安内”，你懂的，何况这也是日本朋友最担心的问题，顾客就是上帝，顾客的痛点就是我们的经营方向。

　　不抵抗政策，一以贯之

　　此前，1927年11月5日下午1时半，蒋介石造访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青山私宅，谈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田中一再跟蒋介石强调某党问题，表示：

　　【“日本对于贵国的内乱，固然可以一概不予干涉，但某某党如在贵国得势，便断难袖手旁观。”】

　　所以，后来在江西剿“匪”前线，蒋介石杀气腾腾：

　　【“本总司令此来，决与我赣中诸将士共生死，同荣辱，殄灭赤氛，以安党国。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

　　大屋里进了强盗，连抢带杀，可这家老大，不管不问，正指挥手下人和小弟打得不亦乐乎，最后连手下都看不过去了：老大咱家进贼了，要不要先打强盗?老大暴怒：先把咱家小弟杀了再说，在小弟被打死之前，谁敢和我说啥赶走强盗的屁话，定斩不饶!

　　“三光政策”的发明者，应该算是蒋介石

　　砍脑壳还是“轻”的，对苏区，那是“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

　　其实要说后来日寇的“三光政策”，蒋介石和汤恩伯这种日本军事教育出来的货色，比他们的同门日本师生在中华大地上执行的还要早。当然前几年，为了统战基本都不说了，甚至是洗地洗掉了。

　　汤恩伯的参谋长吴绍周，说过一个细节：当时在鄂豫皖，蒋军穿的草鞋，都是从民家抢来的新旧衣物和布匹撕成缕编的。烧杀太多，以致见不到人烟，连军队住宿的地方都没了，一遇雨雪就冻死士兵，所以吴绍周就被两名排长质问：

　　【“‘剿’供究竟是为什么，是专门抢杀的吗?”】

　　那几年，武汉的妓女、童工价格大跌，因为蒋军把大量苏区人口卖过去，“人市”熔断了!

　　“兄弟阋墙，外御其辱”，国民党军内部，不是没有热血男儿，从陈诚到李默庵、戴安澜，到汤恩伯部的这两名排长，对蒋介石“安内攘外”吐槽的，不在少数， 以致后者大为光火。

　　除张杨外，国民党军内部，要求抗日的并不在少数

　　可您别忘了，黄埔师生再忠于你蒋介石，他们也是五四洗礼出来的一代，有基本的民族主义认识。

　　陈诚就毫不客气地批评努力栽培他的蒋介石：

　　【“不直接打倒帝国主义，而日事讨逆剿‘匪’，乃舍本逐末，其谓须先求国内之统一，肃清一切反动，而后始能打倒帝国主义者，适倒因为果也。”】

　　不是张学良、杨虎城先行兵谏，也许就是蒋军内部忍不住，来个中央军版本了。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田中义一在某党问题上，对蒋介石耳提面授，那真是千叮咛万嘱咐，老鬼子还真没看走眼我党。

　　诞生于五四洗礼中的我党，对中日，包括中国与诸列强关系问题的认识，从一开始便与国民党有本质区别。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五卅运动，也是我党反帝的宣言书

　　蒋介石口授《敌乎?友乎?》的时候，引用过孙中山的一段话，预言“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前者更悲观，认为“他只要发一个命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

　　说到这里，我想起个冯玉祥的典故。当年他在清军当大头兵，很有民族意识，也努力训练，誓要保家卫国。可战友们讥笑他，说别瞎折腾，中国人怎么可能打败洋人?任你拼命，洋人一来，你就是个死的命，所以给冯玉祥起了个绰号，叫“外国点心”。点心，正餐都不算，撒牙缝都不够。

　　百多年的屈辱，让不少中国人丢掉了民族自信心，逆向民族主义成为时尚。

　　但我党却跟他们不一样，一方面承认列强的强大，另一方面更强调，近代中国所有不幸的根源，全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是侵略就要反抗，是压迫就要推翻，所以把“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写入党的决议和宣言之中，公开告诉中国人民和世界列强。

　　我党“二大”宣言，跟帝国主义死磕到底

　　谁欺负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就带着中国人民，跟他死磕到底!而且要死，你们让开，我们先来，这才能唤起大众，跟他们缠斗到底，直至胜利。

　　济南惨案那会儿，我党可是地下党，还没有从一系列反革命事变中，完全缓过劲来，不但力量弱小，经验不足，关键是朝不保夕，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不管是洋鬼子，还是国内外各路新旧军阀，哪个对我们不是高举屠刀?

　　但我们学国民党那套“机会主义”了吗?

　　没有!

　　相反，我们敢于高扬反帝的大旗，不畏艰难，不惧生死，勤于思考，勇于作为，通过不懈的反帝斗争，在亿万民众面前，塑造了中华民族利益忠实代表者与维护者的鲜明形象，不但积累了革命斗争经验，同时也树立了威望，凝聚了人心，日益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信任与支持。

　　济南街头的死难同胞

　　我总说我祖父1935年入党的原因，这次说位亲身经历了济南惨案的党员，正是那一代中国青年向左转，跟党走的代表。

　　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前身是清末的“济南府中学堂”，现在的济南一中，绝对的好学校，也是邓恩铭烈士的母校。

　　济南惨案的时候，鬼子无差别攻击，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是中国人，我想杀就杀，一颗炮弹落下来，把一名17岁的省立一中学生，炸成重伤，引发大出血，差点没把性命给丢了。

　　在齐鲁医院和济南医院(现山东省人民医院)，治了两年，开过好几次刀，才算痊愈，但几次大手术，伤筋动骨，影响了发育，以后个子也没有长高。

　　济南惨案中，向孩子挥舞屠刀的日军

　　换了你，能不恨日本鬼子吗?这是国恨家仇啊!

　　带着这种情感，1932年，他同时考上清华和北师大，最终读了北师大历史系。不光书读得好，还积极参加革命，投身抗日洪流，工作能力也强，不但是北师大文学院的党支部书记，还兼着“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其实就是我团)的负责人，同时领导北师大、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民国大学、新闻专科学校和师大附中等多所学校的青年工作。

　　我党这样“学霸”，当时可不少，原因很简单，我爷爷就说过，“谁抗日，我跟谁干，掉脑袋也要干!”

　　从此，少了位历史学家，多了位革命者，1948年在福建“城工部事件”中被冤杀，这个结局令人唏嘘，今人也许会问，他后悔吗?

　　但他曾经告诉妹妹：

　　【“虽然学者的梦没能实现，没能过所谓舒适的生活，我从来没有后悔，为什么?就是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奋斗着其乐无穷，奋斗着是美丽的!”】

　　济南惨案中的罹难群众

　　他叫李铁，一位济南惨案中走出来的烈士。

　　说到烈士，我还会想起我的两位河南老乡：杨靖宇烈士和吉鸿昌烈士，前者为抗日而牺牲，后者为争取抗日的权力而牺牲。

　　吉鸿昌烈士临刑前，赋诗一首：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山河在，我何惜此头!”】

　　我党有“头”，国民党有“羞”吗?

　　杨靖宇、吉鸿昌，为抗日而死的两位河南老乡

“‘国防’靠美国，科技靠日本，市场靠大陆。”

　　中国有句老话：

　　【“兄弟阋墙，外御其侮”。】

　　兄弟们闹不团结，必然为外人所趁，中国近现代史上，如此状态，并不鲜见。

　　当然很多时候，你想跟“兄弟”团结对外，可人家奉洋若神，挟洋自重，不拿你当“兄弟”，反视你为家奴，为生番，总之不灭你就是好的了，趁早滚远些!

　　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从民族资产阶级政党蜕化到买办资产阶级政党，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漫画《我正在后退》，张谔，1944年

　　孙中山先生曾经幼稚过，幻想依靠列强的“恩赐”，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却一挫再挫。到陈炯明叛变，列强不仅不施以伸出援手，反趁危难之际落井下石。

　　被逼无奈，孙中山对中外关系的认识，于其生命的最后三年里急骤左转，在国民党“一大”上，喊响了“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时代最强音。

　　但实际上，国民党内部存在着相当强大的右派势力，当时我党就看得很清楚，认为“他们的阶级性每易趋于妥协，也很难必其能为中国民族完全独立奋斗到底。”

　　所以每每“回避反帝国主义的争斗”，总希望跟列强勾肩搭背，没有东西洋教师爷的“调教”，他们总觉得啥也干不成，别人干什么，他们也觉得是瞎胡闹，甚至是误国误民。

　　《田中义一与蒋介石会谈纪录》节选

　　蒋介石这个“新右派”，即便“清共”之后，革命口号一样喊得山响，动辄指斥别人是“反革命”，但实际上呢?

　　还是在田中义一的私宅，“四一二”之后，刚过半年，蒋介石已经跟老鬼子“推心置腹”了。

　　这可不是我断章取义，是蒋介石自己说的，可见于两人的《会谈纪录》(《近代史资料》总45号，第218-224页)。

　　有多“推心置腹”呢?

　　蒋介石说：

　　【“自己身为革命党，说这种话，将要被人看做是卖国贼，遭致国人的唾弃，不过阁下是自己信赖的前辈，所以才向阁下披沥衷情。”】

　　济南惨案中被日军杀害的医护人员

　　换言之，俺身为革命领袖，保护帝国主义利益会很丢面子，但咱是哥们儿，才对您掏心掏肺。

　　田中义一感动了，也“推心置腹”，包票打了一箩筐，当然随后的历史我们都看到了，鬼子的包票，连擦屁股纸的价值都不如。

　　顺便说，国民党的包票，也是这路数。

　　且不说雪耻大计如何落实，就是说好的抚恤五三烈士，都做不好。

　　中日已经就济南事件的最终解决，达成协议，文件签了字，香槟酒都喝了，可到了下个月，1929年4月9日，国民政府内部，要求抚恤济南惨案期间山东交涉公署的殉难人员并发给治丧费的文件，还在外交部和内政部之间踢皮球。

　　此前，外交部曾经数次致函内政部，希望抓紧拨付。牺牲的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基本是唯一的经济来源，但如今人死俸停。那么多孤儿寡妇，要吃要喝要上学，砸锅卖铁，也撑不住。时过境迁，人走茶凉，一年了，财政部仍然打哈哈，告曰：

　　【“迄未准拨付。”】

　　1929年蒋介石和他的南京国民政府要员们

　　工作很忙，事情很繁，政府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所以再等等吧，既然牺牲了，就多牺牲一些，你看蔡公时烈士家属的抚恤，不是也没发?

　　是啊，蔡家已家破人亡，小闺女都不得不送人了，真心等不及大老爷们的公文旅行了。

　　好歹，抚恤终于下来了，幺蛾子又出来了。

　　济南惨案中，跟蔡公时一起被日本鬼子杀害的，还有位张鸿渐烈士。他的名字很好记，如果你看过《围城》的话。张时任外交部第一司第一科的科长，曾获英国牛津大学硕士和法国里昂大学博士学位，可谓前程似锦。然而很不幸，一切都戛然而止于1928年5月3日，牺牲时不过32岁。

　　张鸿渐牺牲后，妻子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后来抚恤金发下来，地方上的财政局拖着不发，因为县长看中了烈士遗孀，觉得姿色可餐，想以此要挟，占人家便宜，你不让我上手，我就不给你抚恤，这都什么玩意啊?!

　　日军在济南收缴的大批枪械，不抵抗政策自此为祸

　　国民党的底色斤两，向来如此，但你架不住，毫无信用的国民党，却坚信洋大人的包票，决不掺水，还挟洋自重以为无上荣耀，到今天也是这样，你看韩国鱼和郭囼铭这些独囼分子，不依然秉承蒋介石的传统配方?

　　当然剩菜必须回锅，加点时鲜佐料，否则太糊弄洋大人可不行，所以“进步”还是很明显的，起码“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早就不说了，但洋爸爸的黑科技，必须继续吹，唱衰咒，更要念。

　　可不管是替美国人吓唬我们，自诩有多重管道，在“华府”、白宫，何等有面儿?还是公开叫嚣“‘国防’靠美国，科技靠日本，市场靠大陆”。

　　总之，我有洋爸爸，还不止一个，所以你就得乖乖掏钱给我，还要跪舔，而且不许再对人家有非分之想，否则洋爸爸们，可不答应，特别是我家川普大人，分分钟拆了你的破房子，信不信?!

　　帽子上，右边狗牙旗，左边星条旗，意味深长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

　　百年老店，百年配方，买办政党就是这个德行，吃定了“国际局势”的大力药丸，一切希望系于国际干预，从来不知自力更生，是为何物?

　　我常讲，国民党是我们的好老师，好就好在，当我们面对强敌，不管是军事上的刀枪，外交上的讹诈，还是经济上的打压，阴魂不散的国民党都殷鉴不远，随时提醒我们：

　　统一也好，和平也罢，都不是靠跪舔，就有人赏赐给我们的，必须时刻保持清醒，警惕“国民党化”，敢于烧铺草、上刺刀，才能险中求胜，死里得活。

　　记住济南惨案，那是我们这个民族，在昨天，为明天，收获的血训，付出的血赋。

　　新政协第一届会议上的讲话

　　另：今日之中国，未来之中国，早不是九十一年前“济南惨案”时之中国，也不是二十年前“五八惨案”时之中国。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指日可待，所以我们更应该记住国耻，更应该奋发作为，更应该以百倍成就来献祭先烈。

　　最后，我想引用二十八画生同志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组系列文章。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

　　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

　　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