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新加坡即将发行20元新钞，有位福建人被印在钞票上，他就是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著名南洋侨领、实业家陈嘉庚。

　　陈嘉庚一生中的转折点是他1940年对延安的访问。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身为南洋华侨领袖的陈嘉庚，寄希望于“蒋委员长乃是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的抗战。他奔走呼号，积极募款汇回国内。据1940年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1939年军费为18亿元,同年华侨汇回祖国之款达11亿元,其中捐款约占10%,而南洋华侨捐款占华侨捐款总数的70%。

　　1940年3月。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回国考察和慰问。

　　蒋介石对这接待位“财神”十分重视，在重庆一地即准备8万元经费，拟举行一系列大小宴会。顺便说一句，当时的延安，边区的官员如贪污50元者革职，贪污500元者格杀勿论，可见这个8万元是个什么概念。但陈对当时的国统区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早有所闻。全程陪同陈访问的成员之一的侯西反先生，原是南侨总会的常委，陈的亲密同事，因宣传抗日于1939年底被驱逐回国。侯曾1940年1月起在重庆住了60余天，无日不被请赴宴，有时一天两次。侯将这一切都如实告知陈，陈对这种舌尖上的腐败极为反感，因此特地在重庆各报刊刊登一则启事：

　　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

　　蒋介石得知后，在宴请陈嘉庚时特地只安排“虽用西餐，然物系土产，四五样，加以面包，似颇简单，足以果腹有余。”但是，很遗憾，重庆达官贵人们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情形，国民党的腐败，还是没有逃过陈嘉庚的眼睛。蒋介石光注意到了菜式简单，没想还是露了馅。因为宴请所在地的嘉陵宾馆，早已以国民政府搞舌尖上的腐败而名声在外。而且这个宾馆实际上是行政院长孔祥熙私人开设的。陈嘉庚原来还感到难以相信。后来孔祥熙亲口承认确是他办的，这才使陈嘉庚为之愕然。他想孔祥熙身为政府高官，竟公然私营企业，并作为政府公宴的指定场所，可见国民党大官贪污腐化到了何种地步。

　　上梁不正下梁歪。这种腐败也渗透到了最底层。陈嘉庚到重庆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了一辆汽车专供陈嘉庚外出使用。没多久就发现该司机公然作弊，虚报冒领，而且屡次交涉无效，只好将其辞去。几天后，陈嘉庚要用车，让招待员另请一个司机来，没想到来的依然是那个司机那辆车。该司机贪婪如故，每日还要5元茶钱。对此，陈嘉庚感慨道：

　　至用油虽多，乃政府之事，我何必干预。第花费无度，不忍坐视不言，不图屡言亦无效。如此足知重庆官员，费用公共物件，似无关痛痒，由下人自由出入耳。

　　陈嘉庚开始对蒋介石政府深感失望，私下曾不胜感慨地说：

　　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要职，但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

　　陈嘉庚把眼光投向了延安。他不顾蒋介石亲自劝阻，冲破蒋介石暗中派员的监控拦阻，于当年的5月31日下午到达延安进行了考察。第二天下午，毛泽东设宴招待陈嘉庚，场地就在窑洞门外的露天。朱德夫妇、陈绍禹夫妇等十多人围坐一桌。由于人多，就拿来一个旧圆桌面放在方桌之上，桌面陈旧不光洁，便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替桌巾。不巧，一阵风吹来，把白纸吹掉，干脆弃之不用。饭菜上桌，只有在延安比较稀有的白米饭和洋芋、豆腐等陕北农家菜。唯一的美味佳肴是一只鸡，毛泽东解释说：

　　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下蛋，她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

　　据《陈嘉庚回忆录》，在延安的7天，陈嘉庚考察到哪，往往就在那里就餐，都是比较简单的。在此期间，毛泽东先后数次到陈嘉庚住宿地拜访恳谈，一起就餐。唯一的特殊化是餐桌上有延安本地少见的大米饭，最好的菜也就是鸡蛋。

　　中共领导的廉洁之风也吹到了底层。离开延安前往山西前，陈感到几天来那位负责照顾他们的招待所服务员辛苦了，送去一百元表示谢意。但被婉言但很坚决地谢绝了。这与其在重庆遇到的司机每日索要五元的茶钱的情形，恍若是生活在两个社会。

　　6月7日晚上，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欢送会，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出席。朱德致欢送词，陈嘉庚登台讲话，说他这次访问延安，最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了中共方面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的坚定立场和诚恳态度;真正感受到了延安党政军民所激发的艰苦奋斗精神并由此形成的良好社会风气。因此，他对抗战胜利有了绝对的信心。

　　陈嘉庚7月17日返抵重庆。7月24日作了《西北之观感》讲演。他说，在离开重庆前听到了很多关于延安的传闻，但他刚到延安“两三天，已明白传闻均失实。”接着，他举出他在延安所看到的许多生动的事实，证明延安并没有实行共产共妻制度，而社会风气及治安秩序无论哪方面都有一派新气象。民众都很自由，民众生活也很好，教育也不错，毛泽东住在简朴的窑洞里等等。他还一再声明，这些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陈嘉庚这篇演讲重庆引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官员纷纷指责陈嘉庚以华侨领袖的地位发表这样的演讲，

　　未免为共产党涂脂抹粉，火上添油。

　　最为愤怒的是蒋介石。他认为一个华侨大资本家，竟然直言不讳地为共产党讲话，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他怀疑陈是否受到了身边人的摆布。于是7月28日在接见陈嘉庚一行时，专门请其他人回避，单独和陈谈话。陈语气委婉地规劝，国民党必须革新政治，否则即使共产党不反对，也有其他的人反对。蒋介石听后立刻破口大骂：

　　无论如何，同国民党作对的只有共产党!共产党简直不是个东西!

　　他面红气盛，声色俱厉：

　　抗战要望胜利，必须先消灭共产党!若不消灭共产党，抗战决难胜利!此种事外国也多经验，凡国内反对党必先消除，对外乃能胜利。此话我未尝对人说出，今日对你方始说出，确实是如此

　　陈嘉庚于1940年7月底由重庆乘飞机赴昆明，计划经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西、浙江到他的家乡福建。陈嘉庚一路考察所见，与延安有天壤之别。其中两点特别令他失望。

　　第一是国民党军队壮丁的悲惨命运使他震惊。陈嘉庚在行程中，

　　见路旁有两死尸，其一全身无衣服。据同行宪兵言：‘该尸系壮丁病死，衣服被押官取去，在途逢相当平民，就被拿去抵额，将衣服与穿，故民众多有中年失踪者。’”“壮丁用绳索缚联，此为余亲见之。至于其他多样，如用铅线环于颈项，然后用绳穿在铅线，相联成对，与及铅线环于手臂，再用绳索缚之，此系余入省之前所未闻者，余未敢信为事实：迨今亲见用绳缚之事，乃信前闻不谬也。

　　这样的壮丁，如果上了战场，会有什么样的战斗力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二是他沿途目睹的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和骄奢淫逸，特别是他家乡福建的贪腐官员比比皆是。他曾一连几次致电蒋介石报告，但蒋却久久不予答复。直至陈嘉庚要回新加坡，路经云南芒市时，才接到蒋介石一封复电：

　　来电悉，闽省田赋系中央意旨。闽事可电我知，切勿外扬。

　　陈嘉庚对蒋介石这一复电的评语是：

　　护恶讳疾。

　　至此，他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已不抱任何希望了。

　　两相对比，陈嘉庚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他感概地说：

　　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