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络上看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首创者是朱德而非毛泽东。事实上，关于游击战“十六字诀”的出处，学界确实有不同说法，因此，如果作为纯粹的学术探讨，个人感觉可以接受，然而，如果有人以讨论为名行贬低毛泽东之实，那就完全不能容忍了。

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们不妨一起探究下游击战的“十六字诀”到底出自毛泽东还是朱德。

1927年12月下旬，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由于团长陈浩投敌叛变，毛泽东深入连队安定部队情绪。（毛泽东）在讲到怎样打仗的问题时说：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的那套战法，更不能硬拼。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朱聋子，同官方的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儿”。打圈是个好经验，不过他打圈只是为了保存自己，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我们改他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出弱点后，就抓准狠打，打得干净利落，打得要有收获，既消灭敌人，又缴获武器。最后毛泽东概括起来说：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毛泽东年谱》上册上卷第227页）

相比于各种《传记》、《回忆录》，《毛泽东年谱》的权威性不容置疑。从这一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最迟在1927年12月下旬，毛泽东就对游击战的具体战术有了深刻和独到的认识，尽管当时还没有“十六字诀”那样言简意赅的精辟总结，却已经为日后的游击战术战法勾勒了一个雏形，草拟了一个蓝图。

到了1928年1月，毛泽东率部队攻克遂川县城，并在遂川县城召开了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字诀”。（《毛泽东年谱》上册上卷第229-230页）

由此可见，“十六字诀”起码有四分之三完全源自毛泽东。那么，坚持朱德提出“十六字诀”的观点依据的是哪些历史材料呢？

根据《龚楚将军回忆录》，朱德是在1928年5月13日下午的前卫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作为验证，从1927年就追随朱德赵镕中将在《赵镕回忆录》中同样说：

【“（朱德）乃于1928年5月间，在井冈山一次讨论游击战术时，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一完整的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当即得到毛主席的赞扬而经常引用。”】

无论是龚楚还是赵镕将军都认为朱德提出“十六字诀”的时间在1928年5月，比毛泽东的“十二字诀”提出的时间足足晚了四个月。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的时间是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会师后的一个月时间里，两位伟人之间毫无疑问会经常交流沟通。

一九二八年5月和朱德等根据敌强我弱、以弱胜强只能采用游击战术的原则，总结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革命军多次作战的经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为后来红军整个作战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年谱》上册上卷第241页）

按照《毛泽东年谱》的说法，“十六字诀”是集体的智慧的结晶。不过从“（毛泽东）和朱德等……”中的一个“等”字可以看出，其他人最多就是参与讨论而已，对十六字诀的贡献应该是忽略不计的，否则大概率不会被“等”掉。如此就意味着“十六字诀”比“十二字诀“中多出来的“敌疲我打”四个字应该有朱德的功劳。

当然，如果较真的话，从此前毛泽东“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出弱点后，就抓准狠打……”的讲话来看，“敌疲我打”大概率还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不过，同样有可能是朱德在毛泽东的启发下，用“敌疲我打”四个字对此进行了概括总结，并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认同，然后，顺势将“十二字诀”完善为“十六字诀”。

其实，“十六字诀”作为红军主要的作战方针，对革命的成功有着重要意义，因此，个人认为“十六字诀”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并没有那么重要，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朱德，他们的伟大都不会因是否提出“十六字诀”而有任何改变。毛泽东和朱德作为一辈子的战友，他们伟大的人格，伟大的战友情谊天地可鉴。朱德女儿朱敏披露，1976年，朱德在临终前最大的愿望是“我要去看望主席”。此情此景，思之让人落泪啊。

那些试图借朱德贬低毛泽东的人，恐怕只能是枉做小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