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发动的细菌战，这一反人类的国际犯罪，惨绝人寰，给常德人民、中国人民造成了持久的创伤。在“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在新中国即将迎来70华诞之际，我们不能忘却今天安宁美好生活来之不易，铭记历史，呼唤和平，珍惜和平，维护和平。

1941年11月4日，刚刚破晓，初冬的大雾笼罩着静谧的常德城。

一声响亮的空袭警报刺穿天际。随之而来的轰鸣声，让人们从酣眠中惊醒。胆大的居民打开窗，看见一架日军飞机正在低飞盘旋。

飞机并未投下炸弹，却在城中心洒下不明颗粒。

人们定睛一看，谷子、麦粒、棉絮和破布条窸窸窣窣落在大街小巷，如同下了一场雨。警报解除后，有人将这些东西扫拢来，足有四五百斤。

几天后，家住城中心的蔡桃儿打着赤脚，跑过街巷给父亲送饭。12岁的少女并不知道，致命的鼠疫病菌正迅速潜入她的身体。

11月11日晚，蔡桃儿发高烧、周身通红、神志不清，于13日早晨死亡。

档案记载的常德细菌战第一位受害者12岁的蔡桃儿。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档案记载，蔡桃儿是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的第一位受害者。自此，夺命的瘟疫迅速蔓延，数度卷土重来，戕害常德大地。

在1941年的中国抗战版图上，湖南常德是一个战略要地。它既是连接前后方湘川公路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又盛产稻米和棉花，是重要的军粮、军棉、兵源供给地。

细菌战，这一反人类的国际犯罪，给常德造成了持久的创伤。在日本投降74年后的今天，这里有一群老人，耄耋之年仍竭尽所能记述这段经历。

他们说，害怕自己走了以后，这段历史，再没人知道。

1942年，参加常德鼠疫防治医疗队全体人员合影，第二排中间的外国人为欧洲医生伯力士。（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供图）

鼠疫蔓延：死亡不止7643人

蔡桃儿去世后，多名鼠疫专家、医生先后对其进行解剖化验，确诊为败血症鼠疫。

鼠疫，是死亡率很高且极为痛苦的恶疫。它起病急骤、加重迅速，主要包括腺型、败血型、肺型，症状有高热伴畏寒寒战、呕吐腹泻、淋巴结肿大、神志不清、鼻出血、呕血、咯血等，患者全身极度衰竭而死，死后皮肤呈黑紫色。

根据侵华日军731部队资料记载，1941年11月4日，他们在常德投放1.6公斤鼠疫跳蚤。

无数家庭因此家毁人亡——

现年87岁的张礼忠，因幼年的记忆而心痛了一生：1942年4月，5岁的四弟和3岁的五弟发起高烧，淋巴结肿大，抽搐而亡。为了逃避解剖火化，父亲用箩筐挑起两个弟弟，用衣服遮住他们发紫发青的小小身躯，混出城，草草埋在乱葬岗上。

【“奶奶不敢发出声，就用毛巾捂着嘴哭，直到捂出了血。”】

这场鼠疫，夺走了张礼忠家中四条生命，原本生活在核心城区的富裕之家，从此破败。

受害者遗属回忆，1942年春天，处于疫情高峰期的常德城内，夜间总有人穿街走巷，喊着亲人的名字哭嚎。有人哭瞎了双眼，还有人精神失常……

张礼忠老人在鼠疫死亡者分布情况统计表上的手写笔记（受访者供图）

张礼忠痛失亲人一个月后，鼠疫病菌寄居在小贩李佑生身上，蔓延出城。

1942年5月4日，在城中做小生意的李佑生回到位于常德城西北25公里的桃源县李家湾(现马鬃岭镇)，一病不起，口吐血沫，于5月10日死亡。

李佑生的小女儿李玉仙回忆，短短几天，接触过父亲的多名亲属邻居纷纷染病，20天内17人死亡。

【“发病时间一个比一个短，一个比一个死得惨。葬事无人办，棺材无人抬。只要听到‘李家湾’，就吓得毛根直竖。”】

李家湾“沦陷”几个月后，鼠疫侵袭了常德城东北20余公里的新德乡。

新德乡石公桥镇，是濒临洞庭湖西岸的商贸集镇，商铺云集，十分繁华。今年97岁的王华璋曾居住于此，他是目前仍在世的极少数常德细菌战受害幸存者之一。

1942年10月底，石公桥开始出现成堆死老鼠。那一年，20岁的王华璋听说谷米行老板丁长发一家11人染疫而死、无人收尸，来到丁家门口看了一眼。

【“大人和小娃娃都躺在屋里，脸都是乌黑的，我没敢进去。”】

短暂的停留，让王华璋感染了鼠疫。第二天，他开始高烧、昏沉。外籍专家伯力士率领的防疫队抵达石公桥，王华璋被家人送去，得到伯力士的救治。

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夺去了他们的生命。

【“都说是发‘人瘟’，没人知道是什么病。直到防疫队来了，我们才听说了‘鼠疫’。”】

王华璋说。

染疫幸存者熊善初今年90岁，住在石公桥以北5公里的周家店镇。“细菌战”三个字，如一道伤疤烙印在他生命里。

【“白天晚上都时时听见哭嚎，到处死人。这边上坟，那边出殡，连做法的道士都不敢来。”】

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花费近7年走访调查，严格甄别，确认7643名细菌战受害者。这一数据得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承认。

然而，7643人远非全部。

一方面，法律认定受害者有极其严格的标准，7643人皆有名有姓、有详细病程，且有后人遗属为证；另一方面，对受害者的调查1996年才正式启动，50多年过去了，常德居住人口变动极大，一部分受害者及其遗属无法找寻。

数据之外，是调查组实地走访中真实存在、却“没有名字”的伤痛——

石公桥北济公庙里曾居住着一个“丐帮”，所有乞丐都在鼠疫中死去，没人留下姓名；

长岭岗乡神寺山王家祠堂，先后有上千官兵壮丁染疫，但姓名无可考；

双桥坪蔡家湾99户371人，仅一人因外出帮工幸免于难，死者大多没了后人，故无法登记；

……

1.6公斤鼠疫跳蚤，让洞庭湖畔的鱼米之乡，一夜间化作了“瘟疫之城”。

多年后，遗属和幸存者已成了耄耋老人。他们说，儿时的记忆是黑色的，那是焚尸炉日夜不息燃起的烟。

83岁的遗属李明庭记得，疫情高发期的某一天，城西门外的焚尸炉，因疫尸太多，烧塌了。

2001年12月，细菌战对日诉讼期间，声援团在东京游行，拉起签名横幅（受访者供图）

对日诉讼：“让东京听见我们的愤怒”

2002年7月18日，陈玉芳抱着几十斤重的签名名单，在临近下班时，火急火燎赶到了邮局。

当时，她是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主任，而她的怀里，是数十万常德学子声援细菌战民间对日诉讼的签名。

1997年，日本法律界正义律师200多人组成律师团，108名湖南常德、浙江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代表组成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两年后，又有72名细菌战受害者加入原告团。

历时5年，开庭27次，直至2002年8月27日，诉讼一审判决。

律师一濑敬一郎在电话中告知陈玉芳，务必在8月初将声援签名寄到日本。耗时数月的签名整理完成时，距截止日期仅剩十余天。

邮局年轻的工作人员帮助陈玉芳将签名打包，整整三大纸箱。最快的邮寄方式，费用要数万元，需要十余天；而最便宜的，需要两千多元，却要历时40天。

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自发成立的调查组织，由于经费拮据，只能选择最便宜的方式。陈玉芳咬咬牙，借来几张大白纸，粘在纸箱上，用黑笔写了一段话：

【“沿途海关、邮政的同志们，这是常德数十万学子声援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的签名，务必在8月前送达日本法庭。请支持我们!”】

花了2230元邮费，声援签名被寄出。陈玉芳内心有些绝望，

【“按理要40天，一定来不及了。”】

大约8天后，她接到了一濑律师办公室中文翻译打来的电话：

【“您寄来的签名，我们收到了。”】

“不可能吧!是我们的签名吗?”她难以置信。

电话那头，翻译将纸箱上的话一字一句念出来，陈玉芳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紧握着手机，泪如泉涌。

许多人都在为这次诉讼提供力所能及、甚至超出分内的支持。

一审开庭前，常德组织40余人的声援团赶赴日本，其中既有以个人身份加入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也有受害者遗属。声援团需要坐火车抵达上海，再从上海飞往东京。

可是，从湖南怀化通往上海、途径常德的火车每天仅有一趟，留给常德的卧铺指标仅有6张。声援团的同志来到火车站提出请求，对方也犯了难。就在这时，巧遇一名怀化火车站的负责人前来沟通工作，被引荐到陈玉芳的办公室。

【“我把声援团为什么要去东京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他只说‘等我消息’。”】

陈玉芳回忆，不久后，这名负责人给她打来了电话：

【“陈主任，我们给声援团另外挂一节卧铺车厢。你们一定加油!”】

乘坐着临时挂上的卧铺车厢，声援团抵达上海，登上了飞往东京的班机。他们都怀揣着一叠宣传单，正面是受害者满目沧桑的照片，背面是一篇文章，题为“让东京知道我们的愤怒”。

飞机起飞后，成员们自发地向飞机上的乘客们发起了传单。当时，赴日旅行团较少，大多数乘客都是日本人。不一会儿，空姐赶来制止声援团成员，将传单拿走。

声援团的成员张礼忠回忆，过了一会儿，空姐又走过来问，

【“这样的传单你们还有多少?都给我们。”】

成员们都不说话，空姐又说：

【“机长说了，交给我们，我们帮忙发。”】

就这样，在机舱乘务组的帮助下，宣传单被发到每位乘客手中。

几小时后，飞机缓缓降落在东京，机舱广播里响起通知：

【“常德声援团的同志请等一等，请最后下飞机。”】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所有人都陷入了忐忑。

等其余乘客下机后，广播再次响起：

【“常德声援团的同志，你们可以拿上行李下飞机了。”】

声援团陆续走出。机舱门口，空姐们列队成两排，不停地鼓掌。机长抱着一大束鲜花，走上前来，将鲜花交到声援团手中，说道：

【“谢谢你们为同胞伸张正义。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胜利不收兵，我们支持你们!”】

时隔17年，回忆至此，陈玉芳仍然热泪盈眶。

【“我们声援团，原本有很多能说会道的人，那一刻，大家都说不出话来。如果没有社会各界这些温暖，我们坚持不下来。”】

声援团走上了东京街头。他们打起反战横幅，分发宣传单，振臂高呼。出发之前，有些人有顾虑，问陈玉芳“去游行要不要喊口号”。

【“等真的走上街头，这些平时很沉稳的人，一个个冲在最前面，拉都拉不住，手臂挥得比其他人都高。”】

一位受害者遗属回忆。

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经过27次开庭审理，在原告团、律师团提供多达500项书面证据及31名原告的陈述、11名证人的法庭证词等基础上，认定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被告(日本政府)在本案细菌战中负有以《海牙陆战公约》第三条内容的国际惯例法规定的国家责任；”

“本细菌战一案确实给予受害者以极大和悲惨的伤害，原日本军的战斗行为属于非人道的行径是毋庸置疑的。”

“因常德流行的鼠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7643人以上”。】

……

然而，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

【“铁一般的证据，迫使日本法院不得不承认细菌战罪行。这也许不算100%意义的成功，但东京乃至全世界，听见了我们的愤怒。”】

陈玉芳说。

共同坚守：反人类罪行不能被忘记

7643名受害者的名单，是日本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之一。人们难以想象，时隔60年，这份真实度、准确度难以挑剔的名单，如何得来?

对日诉讼中，原告团向法庭递交了数百件历史证据。陈玉芳说，其中常德的证据约占70%。

铁一般的证据背后，是一群老人的坚守——

1996年12月，常德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或亲属经历过细菌战的退休老人。办公室是常德市外事办腾出的杂物间，七八平方米的地方拾掇拾掇，挂上牌子，就开始办公了。

六七年间，这群老人的足迹遍布10个县56个乡486个村，座谈30万人次以上，整理收集了15600余份材料，又反复甄别比对，才确定了7643人的死亡名册。

今年79岁的徐万智是受害者遗属，5名亲人因鼠疫丧生。1998年，他下乡调查，来到石门桥镇枫树岗村，村民们讲述亲人逝去的惨状痛哭流涕，却只知是“发人瘟”，不知是鼠疫。

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成员徐万智下乡入户调查（受访者供图）

这种“茫然无知”，深深刺痛了徐万智，让怀着国恨家仇加入调查委员会的他，感到了更沉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把到底有多少受害者搞清楚，难道这么多同胞就不明不白死了吗?”

就这样，一批像徐万智一样的离退休老人不拿报酬、自带干粮，蹬着自行车，日复一日奔走下乡，路途最远的一天骑了100多公里。他们走村入户，找到一个人，就发动一批人，渐渐形成了“市、乡、村”三级调查网络。他们把受害者较多的地区标记为疫点，反复核查搜集。

加入调查委员会那一年，张礼忠早已年过花甲，负责管理资料。他不会用电脑，眼神也不太好，却靠着一笔一画写“正”字，归档整理了上万份受害者调查材料。

2011年5月，张礼忠老人整理细菌战受害者资料（受访者供图）

“当年做这些事的人，在世的都八十几岁了，还有好些人，去世了。”说完这句，现年87岁的张礼忠沉默良久。

对日诉讼原告团中，常德细菌战原告有61人，如今在世的仅剩18人。其中，细菌战受害幸存者仅剩两人——97岁的王华璋和90岁的熊善初。

2004年，熊善初第一次离开家乡。那是细菌战对日诉讼二审开庭，他来到东京，在日本法庭上做了陈述。熊善初居住的熊家桥村有73户、152人感染鼠疫死亡。

陈述书每一个字，都是熊善初自己写的，在法庭上，75岁的老人挺直腰板，一字一句读出了自己的陈述书。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骨肉亲人。假如你们(法官们)的兄弟姐妹、父母祖先也像我们细菌战受害者一样遭到无辜杀害，你们将会是怎样的心情?”】

然而，怀着巨大伤痛与愤懑的熊善初、王华璋、张礼忠们，没有等来苦苦期盼的回音——东京地方法院一审驳回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

一审判决中，侵华日军在常德发起细菌战的残忍罪行和7643名受害者名单得到法庭确认。但，这还远远不够。

不服判决结果的中国原告随后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7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驳回中国原告团对二审结果的申诉。至此，起诉日本政府的细菌战诉讼走完了所有法律程序。

但，坚守仍在继续，坚守仍有意义——

在调查委员会使命终结后，2011年11月4日，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受害者遗属、律师高锋担任会长，徐万智成了常务副会长，许多老人成为骨干成员。

我们见到高锋时，他刚从日本回来，这一次，他又自费花了三万多元，买回一堆关于侵华战争的日方资料。

【“先到日本的图书馆、资料室去找线索，找到与常德有关的，就抄下来、拍下来，再花几天到街头巷尾的旧书店去淘。”】

1997年，高锋（左三）陪同日本律师进行细菌战受害者民间调查（受访者供图）

这些年，高锋自费前往日本11次，自掏腰包买回整整一书柜的资料，多次为协会捐款。这一切，只为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里，将关于常德、关于中国的记忆，一点点打捞起来。

今年69岁的胡精钢是协会的“年轻人”，懂一点儿“科技”。7643人的纸质名册，是他眯着眼睛、一字一字敲入电脑的。他打字不顺溜，590多页的名册，敲了半年。

几年前，胡精钢花了3000块钱，买下一个3.2米长、11.6米高、1.45米宽的储藏室，把当年调查委员会的办公桌椅、牌子、宣传板和一些资料都放了进去。

“留下这些东西，总是有意义的。”胡精钢说，桃源有一位97岁的受害者遗属，在他录下口述六个月后离世。

【“把它们作为历史档案教育后人，就是意义。”】

七十余年过去，一批执着的学者们，也在坚守——

2001年9月18日，湖南文理学院(时称常德师范学院)成立了细菌战罪行研究所，重点研究侵华日军在湖南和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恶果。

湖南文理学院副校长李红革说，学院学报上开辟的细菌战研究专栏，是目前国内学术期刊中唯一的日军细菌战学术研究专栏。

【“这一段历史，研究的人不多，但在我们看来，它最有价值。”】

2004年9月陈致远（右二）赴日本出庭作证（受访者供图）

66岁的研究所首席专家陈致远，仍然奋战在细菌战研究一线。他曾为对日诉讼做出长达10万字的鉴定书《1941年日军常德细菌战对常德城区和石公桥镇和平居民的加害》，并以学者身份在二审时出庭作证。

陈致远为对日诉讼二审作出的鉴定书和个人陈述书。记者袁汝婷 摄

【“细菌战，是反人类的罪行，它是超越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的，是整个人类惨痛的战争灾难记忆，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共同抵制的罪行。”】

陈致远说。

2019年5月，陈致远在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向记者展示对日诉讼鉴定书。记者袁汝婷 摄

研究所教授朱清如，在2003年非典期间作为声援团成员赴日，在日本街头，他高喊出“牢记历史”“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口号。

【“历史学的研究者是专业的、学术的、理性的，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有与生俱来的爱国情。”】

在反人类的战争罪行面前，一些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1995年，日本正义知识分子森正孝发起了细菌战受害者调查；

曾经的侵略战争参与者土屋公献，成了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担任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日本辩护律师团团长，发起200多名律师参与的联合支持；

当原告团谢罪赔偿的请求被驳回，许多人心灰意冷。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却起立朝陈玉芳等人深深鞠了一躬，说：

【“请你们坚持。你们坚持，我们也坚持，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到底!”】

……

2011年，高锋前往日本祭拜已逝的土屋公献，见到了他的夫人土屋富美子。她告诉高锋：

【“以前我只知道先生是一名律师。直到两年前他离开，来自中国、美国、世界各地的人都来参加追悼仪式，我才知道，先生这样伟大。”】

“真正爱好和平的人，一定能感同身受，这是超越国别的情感共鸣。”高锋说，这些年来，研究者们、受害者遗属一直在呼吁为常德细菌战修建纪念馆、纪念碑。

【“等我们也老了，如果这些资料没人整理，这些证据没地方展出，这段历史，会不会被忘记?”】

2015年12月中日和平人士座谈后，对日诉讼原告团日本律师团向常德会战抗日纪念碑敬献花圈。（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供图）

历史如果不被铭记，就会被忘记。谁也不愿承认，可关于常德细菌战的鲜活记忆，正如灯油般，一点点燃尽。

2019年初夏，耄耋之年的熊善初坐在农村老家的前坪，手中捧着一大袋泛黄的资料。那满是褶皱卷角的纸张，是他一字一句写下的陈述书、一家一家跑下来的受害者名单。

90岁的熊善初老人怀抱着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名册及个人陈述书等资料。记者袁汝婷摄

他把陈旧的、装满文件的塑料袋抱在怀里。不知情的人很难想象，落满灰尘的小袋子里，记录着多少鲜活生命的消逝，沾染着多少家庭的血泪。

70公里外，桃源县马鬃岭乡，一座小小的劫难碑，树立在群山环绕的兴街村。那是李佑生的孙子、抗美援朝老兵李宏华多方奔走呼吁后，社会各界出资修建。

2016年12月 对日诉讼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右七）、受害者遗属李宏华（右六）等在桃源县马鬃岭劫难碑前合影（受访者供图）

离开劫难碑，我们随机走进了一所中学的课堂。初中的孩子们翻开历史教科书，里面没有关于细菌战的记载。我们询问，有谁听说过常德细菌战吗?49人的班级里，有5个孩子举起了手。

那一刻，与熊善初告别时他说的话，又在耳边响起：

【“我们怕自己走了后，这段历史，再没人知道。”】

【本文原载8月30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