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5日，看到一篇名为《文贝：“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是当时政府高层的共识》的文章。文贝文总体较好，但对于九一八事变的产生，文贝着力表述是几个日本关东家中级军官“策划”的。文贝这种表述是沿用最近些年常见的说法，既不符历史事实，政治上也是极其有害的。这种有害性首先表现为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似乎不是日本国家行为，而只是日本在某地驻军（关东军）的几个中级军官“策划”的，是个别中级军官的行为。日本可借此说九一八事变只是地方冲突，不是日本国家意志表现，不是日本有意发动，不是日本国家对中国的侵略。
文贝对九一八事变的产生有如下讲述：
【“据后来揭露，此次事件是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四人为核心策划的”。
“事变发生后的9月19日，日本内阁制定了‘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要求事变不得扩大，禁止关东厅(日本驻关东州的政务机构)和满铁公司参与事变。在辽宁的关东军部队集中到奉天，在吉林的关东军部队集中到长春。陆军大臣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向驻朝鲜军司令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不许增援关东军的命令。”
“关东军的军官们根本不理会上面的指示，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一郎也违令准备派出3万驻朝军队增援关东军。”】
在文贝的上述讲述中，似乎不仅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在某地驻军（关东军）的几个中级军官瞒着日本政府和军队首脑机“策划”的，其实施也是关东军这地方驻军私下实施，是日本的政府和军队首脑机关不允许的，日本政府和军队首脑机关还对关东军的侵略是制止的。按这讲述，似乎九一八事变及其后的扩大侵略不是日本国家行为，日本国家似乎反对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这种讲述严重不符历史事实，客观上是对日本的政府和军队首脑机关的粉饰（虽然文贝主观上沒有这种意图），政治上是极其有害。
文贝认为日本政府对九一八事变有责任的讲述是：
【“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对中国的图谋早在1931年6月《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明确，即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只是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事先并没有向军部报告。”】
但在这里文贝也有严重错误，1931年时东条英机只是中级军官，不是内阁阁员，更谈不上当时有“日本东条英机内阁”。东条英机履历，
【“1929年8月任步兵第1联队联队长，1931年8月任参谋本部整备局动员课大佐课长……1933年3月，东条英机被任命为陆军少将”。（ 《时刻关注》编委会编. 大审判 正义的审判和复仇的绳索在人性心底 这是无可逃脱的[M]. 2016，P161）】
1941年年末的“珍珠港事件”前，才产生了日本东条英机内阁。而且，并不是如文贝所说：
【“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事先并没有向军部报告”。】
按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说法，日本军部事前将一些侵华最积极的少壮派军官
【“调充关东军（配置于关东州和满铁沿线的日军）的参谋等职，担任放火的角色。他们（即军部派到关东军去的少壮派军官们——叶注）认为燃起侵略的凶焰是自己的任务，与盘踞中央要职的伙伴们同谋，计划挑起战争”（井上清《日本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279页）。】
井上清说法与文贝完全不同，在这里，井上清将日本军部要求和具体实施这种要求的关东军少壮派军官的关系，讲述得很清楚：日本军部高官和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间是指使和具体拟计划的“同谋”伙伴关系。最近些年常见的说法都是只聚焦关东军的几个少壮派军官，忽视了从历史大环境和日本几十年的一贯对华侵略行为出发来讲述，掩盖了日本帝国主义国家的责任。因此这种讲述是很错误的。
由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 《中国抗日战争全史》，则更为详细表述了九一八前关东军和日本军部分工并共同谋划侵略东北具体计划的事实。《中国抗日战争全史》写道：
【“（1931年）4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在他提出的《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中，强调占领满蒙地区‘不只对于战争命运有着重大影响，且关系到帝国的百年大计。’[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71页。]5月29日，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在一次会上说：‘唯满蒙之地，与帝国之国防及帝国之生存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不可以单纯之经济观点视之’，‘对满蒙问题作根本性的解决，实乃完成帝国崇高使命之第一步’。[〔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45页。]6月19日，日军制订《对满蒙方策》。然后，在参谋部新任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持下，由陆军省军事科长永田铁山、人事科长冈村宁次、参谋部编制科长山胁正隆、欧美科长渡久雄和中国科长重藤千秋等组成所谓‘五科长会议’，经反复研究，改为《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这个秘密文件，明确规定了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确定将‘采取军事行动’。
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7月31日，日本陆军省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回东京，将这个《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作为指令下达。8月3日，日本陆军在东京召集军司令官[此处指关东军、朝鲜军、台湾军司令官。]和师长会议，传达在满洲作战的计划。裕仁天皇分别接见各司令官，暗示了他知道并且批准预定在最近将来发生的事件。次日，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会议致词中说：“满蒙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并勉励军人善尽‘应变责任’。[《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50页。]9月6日，日本政友会头目森格公开发表题为《紧迫的满蒙对策》的文章，声称：‘日本消耗了20亿的国家经费，以10万同胞鲜血，好容易才把俄国的势力，从日本之生命线和满洲人故乡的满洲驱逐出去；并以和平的开发政策，取代武力的封锁政策，在满洲各地进行经济建设’。9日，他又在名古屋市举行的一次讲演中说：‘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满洲作为清朝始祖即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是满族的领土’。[〔日〕山浦贯一：《森恪》，第995～996，第993～994页。]”】
由《中国抗日战争全史》可看出，不管是日本军部还是在中国东北驻军，一直在谋划侵略中国东北的实施计划并协调。“裕仁天皇分别接见各司令官，暗示了他知道并且批准预定在最近将来发生的事件”，日本资产阶级政党代表在九一八前摇旗呐喊以为日军即将发动的侵略进行舆论准备。这些事实都表明九一八发生前，日本帝国主义已从整个国家层面做了充分准备，根本不是几个关东军军官私下准备发动。
文贝还写道，
【“历史来看，九一八事变虽然是几位少壮派军官策划的，没有得到东京大本营的指示。但是，成立满洲国，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军部好战分子只是把这种方针提前实施。在中国政府软弱不抵抗下，歪打正着的迅速完成了日本占领东北的战略企图。”】
九一八事变时，根本没有“东京大本营”，所以不存在文贝“没有得到东京大本营的指示”一说。据我看到的资料，在好几年以后，战争扩大，日本才设立大本营（以前在日俄战争等时，日本也设立大本营。即大本营是战时机构）。文贝既然说“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就不应再去突出什么少数关东军参谋军“策划”之类的。军事首长和参谋关系就首长提出总体要求，参谋应拟定实现这总体要求的具体方案。希特勒突袭波兰、法国、苏联，都是希特勒提出总体要求，而参谋们拟出实现这总体要求的具体方案。但发动战争的是希特勒统治集团，沒多少人会忽略希特勒统治集团而聚焦拟定具体方案的参谋（或高参）们。而在九一八事变中，最近些年常见的说法却是聚焦拟定具体方案的参谋们而忽略日本统治集团，忽略日本几十年来的侵略历史。这种纠缠于某些少壮派军官具体拟定行动方案这一细节，却不将整个事件放到当时国际国内历史大环境去理解（即将整个事件与当时国际国内历史大环境相隔离）的做法是错误的。
日本军部不但派一些侵华最积极的少壮派军官调充关东军的参谋等职，“担任放火的角色”，而且事件前军事准备，也应是军部决定的。如前所述，1931年8月，日本在东京召开高级军官会议时，
【“裕仁天皇分别接见各司令官，暗示了他知道并且批准预定在最近将来发生的事件”（井上清《日本近代史》第280页）】
次日，
【“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在师团长会议上训示说:‘军人干预政治是当然的，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井上清《日本近代史》第280页）。】
天皇“暗示了他知道并且批准预定在最近将来发生的事件”，这事件计划应是军部提供（或关东军拟定，军部认可后转呈天皇的）。次日，陆军大臣在军队高级领导会上作出“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的决定。天皇“批准预定在最近将来发生的事件”和次日陆军大臣在军队高级领导会上作出“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的决定，必然有相应的军事准备。这个准备也是国家层面的准备，不是关东军几个中级军官的私下准备。而天皇批准和陆军大臣训示不久的9月，关东军就实施了“用武力解决”的行动。这中间的关系更证明九一八的关东军侵略，就是实施天皇批准和陆军大臣决定的“用武力解决”的行动。
九一八前关东军的准备不可能完全保得住秘密。日本共产党事前就有透露并明确反对。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2个月，共产党机关报‘赤旗‘就透露了日本最近将在中国东北发动战争，并组织了反战的斗争“（《日本近代史》第285页）”】
《南方周末》为蒋介石辩护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张学良和蒋介石》也说：
【“（九一八之前，）国民政府情报机关发现……关东军‘事先不通知即进行军事演习’事件，日本还陆续向南满输送大批兵员与军火，东北形势趋于紧张”。】
日本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察觉，说日本政府不知道日本关东军将行动就是假话。只是日本政府知道日本关东军将行动，但不知关东军何时以何种方式行动的细节，是可能的。
现在一些文章常将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军方称为“激进派”，将当时日本政府中非军方阁员称为“稳健派”。但不管“激进派”还是“稳健派”，他们都主张侵略中国，他们的差别主要是采取侵略的方式方法和时机掌握上的不同。这尤如二战后美国统治阶级中“鹰派”、“鸽派”的区别只是策略和时机上不同，不是一派要侵略而另一派要和平。除无产阶级政党——日本共产党反对日本侵华战争外，日本资产阶级政党和日本文职高官都支持了日本侵华战争，这也表现了日本侵华战争的阶级性。日本资产阶级政党和文职高官与军部差别，总体看，也就是所谓“稳健派”与“激进派”差别，是侵略的方式方法和时机掌握上的不同。而只将侵华战争归于军方中的“激进派”，日本侵华战争的阶级性、社会性也就被掩盖了。
对日本陆军准备在东北进行侵略，当时的日本政府和政党这些所谓“稳健派”又是何种态度呢？井上清在下面的讲述中，讲到这些所谓“稳健派”和军部一样的“决心要在最近发动侵略满洲的战争”的态度。井上清写道：
【“（日本）政府和政党都完全没有认真努力制止军队的这一行动。……币原外相在内阁会议上，虽提请南陆相注意:陆相的训示(即南次郎在师团长会议上训示‘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陆军大臣也有称为陆相的——叶注)如对外公开发表恐不妥当等等，但对其内容并未反对。自称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币原外相也于1930年12月，就中国方面计划建设威胁满铁垄断地位的铁路一事，训令驻外机构，说可‘采取一切手段’阻止此事等等。
此外，若槻首相对其在8月民政党大会的讲演稿，要求内阁会议的谅解，其中也谈到‘在处理中国问题上，如有不当不法之处，为了保卫国家的生存，你必须不惜任何牺牲，勇敢奋起。国民不能对此准备有所松懈。’鼓励积极准备战争。8月31日，在政友会的干部会上，森格等人的满蒙调查团报告说，在满蒙‘事实上已处于交战前夕状态’，‘确信为了把日华关系恢复到合理的的位置上，必须有待于国力的发动。’而干部会也承认了这种看法。
总之，包括币原外相在内，无论是政府还是执政党的民政党，也都和军部及政友会一样，决心要在最近发动侵略满洲的战争，并进行了准备，还向这方面转移国民的注意力。”（井上清著《日本历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73、874页）】
日本政府首相公开要求“在处理中国问题上，如有不当不法之处”也要支持的讲话，说明所谓“稳健派”的日本政府，在侵略本质上与军部是一样的。
但是，
【“（9月）19日上午10时，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关东军关于‘柳条湖事件’的报告。在内阁会议上，若槻礼次郎首相和陆相南次郎均认为关东军发动武力是为了‘自卫’。对此，内阁决定采取‘不扩大’方针。会后，日本陆相和参谋总长马上分别向关东军发了电报，传达内阁‘不扩大’方针，同时赞扬关东军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宜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这无疑纵容和支持了关东军的行动。”（朱晓艳，班惠英著,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华文出版社,2011.03,第76页）】
文贝只谈日本表面宣布的“不扩大”方针，不谈“在内阁会议上，若槻礼次郎首相和陆相南次郎均认为关东军发动武力是为了‘自卫’”，不谈“日本陆相和参谋总长……同时赞扬关东军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宜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这“纵容和支持了关东军的行动”的讲话，客观上这是无视事实粉饰日本帝国主义国家机关。关于日本内阁“不扩大”方针，不应作出过分解读（犹如不应过分解读美国说它不在钓鱼岛上选边站队讲话，而无视美国实际上支持日本）。币原外相在内阁会议上提请南陆相注意其“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的训示如对外公开发表恐不妥当，因此九一八后日本内阁公开发表“妥当”的“不扩大”方针是装饰门面（以免在国际上较被动），暗底下是纵容支持关东军侵略。
从以下的一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统治集团对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侵略是非常欣赏的，而不是反对。从这也可看出，九一八侵略并不只是关东军几个少壮派军官违背统治集团意志的擅自行为，而是体现了日本统治集团意志的行为。
2014年3月12日三联生活周刊的《1932年：国难之下蒋介石的机会》讲：
【“‘天皇不知道，正是他上个月所表彰的坂垣利用海军争风吃醋挑起了这一天的进攻上海。’齐福霖说：‘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获得大量的奖赏并被日本本土看作是英雄使得当时海军眼红。’”】
从这可看出，日本天皇表彰了参与具体策划九一八事件的板垣征四郎（文贝称九一八“事件是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四人为核心策划的”）。而“‘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获得大量的奖赏并被日本本土看作是英雄使得当时海军眼红”，则更是表明日本统治集团高度评价日本关东军实施的“九一八事变”。这里日本统治集团并未将此事看作关东军几个少壮派军官的犯上擅自行为，而是认为关东军侵略是在实施英勇并正确的行为而予“表彰”和“大量的奖赏”。
因此，近些年在讲述九一八事变时，聚焦关东军几个少壮派军官而忽视从当时国际国内大环境（包括当时资本主义危机环境）去解读九一八事变，其讲述既违反历史事实，政治上也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