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些年来，不少人为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当中的表现辩护，宣称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的决定，蒋介石不应该负责任。但事实上，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且不要说有着大量蒋介石与张学良往来的相关电文与台湾方面的档案都论述了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态度都是不抵抗，而且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的9月22日，蒋介石就在国民党南京市党员大会上的公开演说当中明确指出，不仅自己不会抵抗，而且要求举国上下一致“逆来顺受”，“勿做轨外之妄动”：
【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我全体同志，服从三民主义，革命救国，自当有不顾生死之决心，以保民族之生存，但国家存亡，关系至大，此时务须劝告民众，严守秩序，服从政府，尊重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
王桧林主编；郭大钧副主编,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09,第107页】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这只是在公开场合的一种外交辞令，其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抵抗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蒋介石不仅自始至终没有派出一兵一卒赶赴东北，而且此后不久面对广大学生要求收复东北进行抗战的示威游行，不但未予支持，反而下令开枪镇压，当场打死打伤100多人。也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便愤怒地写下了那篇曾经长期被收录在初中语文教材当中的老课文《友邦惊诧论》，强烈谴责蒋介石当局的不抵抗政策：
【“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
因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无法劝阻”，学生们怎会“无法劝阻”？每月一千八百万的军费，四百万的政费，作什么用的呀，“军政当局”呀？】
二
要是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点儿，考察一下蒋介石当局在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这14年间的政策，就会发现一个让很多人匪夷所思的现象。也就是其始终没有把东北当成一回事，在讲话当中多次表示东北是可以抛弃，可有可无的。
像蒋介石在1933年4月7日江西抚州对中央军高级将领的演讲中便公开表示，“这回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是“无所损失的”：
【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无论是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在东三省与热河过去都没有在革命势力之下统治着，革命主义在东北不能宣传。照这样说，这回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革命党是不能负责的，失掉了是于革命无所损失的。
原载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民国二十四年七月编印的《剿匪之理论与实施》一书第七十五页，转自中国现代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三集,1979.05,第550页】
在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仍然强调，所谓“抗战到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并不包括收复东北三省：
【抗战到底这句话，有很多人发生疑问，究竟战到什么时候才算是到底？这问题很严重，要研究这问题，如果没有明白界限，或者以为战到中国亡了的时候才是到底；假使到底的意义是如此，那我们抗战非到国家灭亡不可。要我们抗战到日本灭亡，也是事实上所不能的。抗战到底的意义并不如此。
我们要解释“到底”两字的意义，先要检讨这回抗战起头是在什么地方，才可以得到结论。我们这次抗战是起于卢沟桥事变，凡是一种战争，要有目的，要有限度的；如果随便瞎撞，会使国家民族自趋灭亡。我们这次抗战的目的，当然是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
原载于《外交趋势与抗战前途》，蒋介石1939年1月26日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报告。转自陈红民主编,中外学者论蒋介石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01,第84页】
在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集团8月14日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一系列协定，除了承认外蒙的独立，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承认东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其公开声明：
【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独立，即以其现在的边界为边界；旅顺口海军基地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其港口工事设备的一半，无偿地租与苏联，为期30年；中长铁路中苏两国共有，并共同经营，为期30年。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第四卷 大战的最后较量、结局与总结,军事科学出版社,2015.04,第357页】
三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始终不把东北当一回事儿，认为这一部分领土是可以抛弃的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和现在某些学者把蒋介石称之为“富有民族大义的人”相反，一方面，其带有浓重的军阀意识，认为自己实际掌控下的江浙地带才是属于自己的地盘，而一直在东北军集团掌控下的东北地区则和自己没有多少关系。另一方面，更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站在地主买办阶级的立场上，始终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看成最大的敌人。为了反共这个总目标牺牲领土主权，在他眼中是理所当然的。其名言便是：
【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李松林等:《中国国民党大事记》,第213页。】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不要说是日本或者美国这些和蒋介石集团本来就有比较深厚关系的国家，即使是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控制东北，在蒋介石看来也比中国共产党手中好的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在抗战结束之后就曾要求苏联延期撤军以防止中国共产党军队控制东北：
【此时蒋介石心中正有这样一个担忧,即如果苏军按照原计划在12月3日前从东北完全撤军,而国民党军队尚未到达,那么中共军队便可乘机占领这些空白地区,营口和葫芦岛被共产党军队占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联的照会解除了他的顾虑,因此他命令外交部于11月19日向苏联驻华大使馆发出照会,同意就延期撤军和接收方法等问题进行协商。此外,国民政府外交部拟定了重新接收东北办法要点,主要包括:“(一)为使中国政府能以飞机安全运输军队至长春沈阳起见,苏方允负责对于在长春、沈阳市区及其飞机场地面工作人员先至长春、沈阳飞机场,指挥飞机起降工作。(二)中国政府如需利用北宁铁路及东北港口运输军队时,苏方允予可能之便利。(三)苏方对于中国政府担任接收工作之人员,允予以各种道义的及物质的协助;关于该项人员赴各地方编组各地方团警之工作,尤愿予协助。以上办法,经双方同意后,则原定苏军自东北各地点撤退之时间表,延长一月,即以1946年1月3日为苏联撤退完成之期。”
赵庆杰著,角力东北:战后中苏关系研究（1945年08月-1946年05月）,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05,第42页】
相反，中国共产党则一直把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九一八事件之后，尽管在东北并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什么根据地，中共却仍然在第一时间便支持东北抗战，后来又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积极进行抗战。这一切都和蒋介石集团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
一言以蔽之，和近些年某些学者用抽象的“民族利益”取代阶级分析相反，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只有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真正捍卫民族利益，蒋介石集团等依附于外国的地主买办阶级绝不可能真正捍卫民族利益。这，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北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事实。
最后再说一点题外的话，尽管抛弃东北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长期方针，但是丝毫不妨碍其在后来与中国共产党东北的军事冲突当中，又把自己打扮成为“东北主权和中国民族利益的捍卫者”。只不过，当时中国共产党立即用无可非议事实做出了严厉的驳斥。像胡乔木所执笔的《解放日报》社论中便指出，这种做法只会使“使中国人民为之羞愧无地”：
【蒋介石特别可耻的是他竟如此不顾名誉，捏造了一大篇所谓国民党一贯坚持东北抗战的可笑“历史”。蒋介石假装健忘，好象他并没有在“九一八”以来一贯坚持不抵抗主义与中日亲善，直到至今还未释放的张学良采取了一个步骤不许他再这样做为止。为了恢复他的记忆力，我们不能不劝他把自己过去的作品全部温习一遍，并且在这里姑且少许作一些味如嚼粪的征引。……蒋介石将来对于他自己的这类杰作不免有焚毁窜改之一日，以便使全国幼稚园的儿童都能相信他在今年四月一日讲演中的童话，都能相信他在“九一八”以后并没有下过不抵抗与中日亲善的命令，并没有签订过淞沪协定、塘沾协定、中满通车通邮协定、何梅协定等等，在抗战后并没有进行过出卖东北以求投降妥协的外交活动，在日本投降后也没有委派东北的伪军并勾结日本法西斯残余去“接收东北主权”，但是不幸今天他还没有来得及做到这一切。蒋介石造谣说日本投降以前东北没有中共的军队，这只能证明蒋介石之毫无国家民族观念，因为任何稍有国家民族观念的中国人就决不忍心抹煞全世界闻名的东北抗日联军十多年的英勇历史，也就决不忍心抹煞全世界闻名的冀热辽边区八年的英勇历史，也就决不忍心抹煞八路军之一部李运昌、吕正操、万毅、张学诗[思]等部在日本投降以前的八月十一日就奉命首先进入东北，增援抗日联军与冀热辽边区，协助苏联红军以消灭东北敌伪，解放东北人民，恢复国家主权的英勇历史。蒋介石为了一党一派一人的私心，不惜以国民政府主席资格任意厚颜造谣，实使中国人民为之羞愧无地。
刘斯奋主编；区鉷编纂,今文选 5 时评卷,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10,第168页】
笔者希望，今天那些为蒋介石丢掉东北辩护的人也最好看一看当时人们的评价，不要再“使中国人民为之羞愧无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