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过去，邢台临西县东留善固村的乡亲们回忆村里走出去的“大干部”吕玉兰时说，“后来当到那么大的官，每次回村里，总是还没进村口就下了车，见了上岁数的老人就聊这聊那，见了小孩子就抱起来，她经常是在地里边帮着乡亲们干活边拉家常。”
东留善固村的吕玉兰纪念馆
在东留善固村是吕玉兰的家乡，也是她跌宕起伏从政生涯的起点。
时至今日，还会有人想起这位曾经的女省委书记。
15岁时，吕玉兰就组织东留善固村24户农民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她带领村民植树造林、锁风固沙、平整土地、兴修水利。
根据媒体报道，他们“把贫困落后的家乡，建成了林茂粮丰的新农村”，先后多次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并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接见。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党的好女儿吕玉兰》长篇通讯和吕玉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文章《十个为什么？》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轰动全国。她在全国政协礼堂作报告，震动了京城。
自此，吕玉兰开始“跨越式”进步。1960年，她还是东留善固村党支部书记；1969年就成为邢台地区革委会常委、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 1977年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那个时代从村里跃升到高层的农民，还有山西大寨的陈永贵。吕和陈都参加过中共“九大”、“十大”和“十一大”，也是几次党代会主席团中仅有的两位头裹白毛巾的成员。有报刊在报道中称吕玉兰为“头扎白毛巾的女省委书记”。
吕玉兰与陈永贵
后来有人问吕玉兰，“为什么要头扎白毛巾？”
她回答：“北方风沙大，头裹毛巾，可以防风沙，冬天还可以御寒，夏天热了还可以擦汗。俺从小就喜欢扎白毛巾。”
当年这位喜欢扎白毛巾的省委领导爱慕者不少，可是她迟迟不解决“个人问题”。
中国青年出版社在1966年6月出版的《英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吕玉兰》一书中，她曾这样坦诚表露心迹：“1956年植树造林时候的几个女伙伴早结婚了，早成家了，如今拉着大的，携着小的。她们一见我就说：‘玉兰，我们要是也像你这几年把力量都用在工作上，该多好啊！’看到她们今天的情况，想到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期望，我下定决心，坚决晚婚，改变早婚旧习惯，为阶级姐妹闯出一条路子来。”
一转眼吕玉兰已成了三十多岁的大姑娘，升任省委副书记仍然孑然一身。周恩来、邓颖超等领导对此也很关心，多次催促她考虑婚姻大事。
1974年，新华社河北分社女摄影记者张彬采访时同吕玉兰谈心，得知这位领导同志还没有对象时，便产生了当“红娘”的念头。回去跟新华社河北分社领导一商量，觉得记者江山合适，于是决定给两人牵线搭桥。
这是一段“深受组织关怀”的姻缘。
江山曾征求新华社老领导、老同志的意见，他们多数也表示赞成。新华社社长穆青鼓励他说：“吕玉兰同志是中国有名的女劳动模范，是我们的女中豪杰，思想品德非常好，实际工作经验也十分丰富。你同她结合，可以向她学到很多东西。”
初次交往，江山坦率地说：“我挺喜欢记者这个职业，可能一辈子都是个小记者，职务上永远比不上你这个省委副书记。”
吕玉兰也很实在地说：“别看俺现在地位挺高，可当省领导经验不足，也可能下去，说不定哪一天回村当农民呢！请你认真考虑。”
两人交往后常常互通书信。吕玉兰接到江山信件后，看过几遍，仍怕“理解”不透，又特意把信拿给当时河北省委的“大秀才”、省委宣传部长、常委，后任省政协主席的尹哲同志看，“共同研究”如何复信。
她在信上告诉江山：“我先后向邓颖超大姐、陈永贵同志、倪志福同志汇报了我们相识的情况，征求了他们的意见。不久，就先后收到了他们的回信，支持我们的结合。”
1974年10月3日晚上7点，时年28岁的江山与34岁的吕玉兰，在河北省委大院一号楼二楼会议室——其实就是吕玉兰办公室的楼上，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结婚仪式。
后来江山在《我和吕玉兰的难忘岁月》一文中回忆，之前吕玉兰跟他通信时写道：“刘子厚同志（注：时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回来后，又在常委会上讲了我们结婚的事。经过再三说服，我们不摆喜酒好，我们要带个好头。”
两人的婚礼，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担任主婚人。参加仪式的有省委书记郑三生、马辉、马杰和副书记马力等省领导，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米荣运，副社长刘方辰、农村组组长侯志义，以及省委机关的几十位同志。
婚礼没有鞭炮、没有喜宴，只是人们在一起坐了坐，吃了点吕玉兰事先买好的水果糖和她从老家捎来的西瓜，时间总共还不到一小时。
从1971年调进河北省委大院，到1980年12月离开省委，吕玉兰在省委大院近10年时间，先后担任省委副书记5年零11个月，省委书记3年零7个月。
据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编《中共河北省委大事记》，吕玉兰在省委常委中“分管农业”。另外，她还抓过一段时间的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计划生育工作和保定地区的工作。
期间，她还一直兼着临西县和东留善固村的工作，一有空就回村里和县上。有时，白天开完省委常委会，天都黑了，只要有重要精神，她吃过晚饭，还要连夜坐五六个小时的车子赶回去。
当时的省委工作人员冀平说：“她跟我讲，她不是认为兼着支部书记，东留善固村会发展得多么好，也不是对后来的人不放心。她是觉得自己到了省领导这么一个位子上，还在村里兼个职，会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脱离群众，要时刻想着群众。”
江山回忆说，吕玉兰走上公社、县的领导岗位，继续坚持参加农业生产，长年劳动在100天以上。从1971年5月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后，她仍然注意参加生产劳动。
虽然没离开过农村，但她在1977年进中央党校学习时写思想小结仍反思：“当一个领导干部，最重要的是搞好思想革命化，可俺到省里工作后，出门坐专车，办事有秘书，开始，对这套还不习惯，时间一长，也就习以为常了。过去，整天同群众在一起，在风雨里爬，在泥水里滚，浑身尘土，满手老茧。现在，经常是泡在会议上和机关里，脸变白了，身体变胖了，老茧不见了，身上也没劲儿啦。”
“说来可怜，省委书记却过着石家庄市民最低层的生活。”江山在《我和吕玉兰的难忘岁月》一文中这么写道。
当时吕玉兰夫妇76元的工资，要负担大小7个人的生活。就在这时，省委几次动员吕玉兰，让他们从平房搬到了省领导住的石家庄市红军路上一栋二层楼里。房租先是一个月两元，不久就涨到十几元，后来又涨到了20多元。这样，他们每个月的生活费人均还不足10元钱，生活显得非常紧张。
此时，吕玉兰动员全家“开源节流”。
“开源，就是捡废旧物品去卖，家中所有的废纸，都装起来卖掉了，5分钱一斤。节流，就是千方百计节省开支。”
吕玉兰一家
他们成家后有十几年，买不起一件家用电器，包括收音机。在红军路的时候，他们想看电视，就到别的领导家里去看。玉兰开玩笑说：“这样既省电，又充分利用了电视。”
为了节省菜钱，吕玉兰带领全家人，在门口开了一块菜地。他们除了种菜，还养了好几年的鸡，鸡蛋基本上没买过，一直养到石家庄市禁止在市区养鸡。
特殊年代的仕途，遭遇不一样的起落。
上世纪80年代初，吕玉兰被免去河北省委书记等所有的领导职务，到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
当时一起搭班子的县委书记是从北京来的，他叫习近平。
“我在正定与玉兰同志一起工作了3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加姐弟的情谊。”多年后，习近平在一篇题为《高风昭日月 亮节启后人》的文章，回忆了他同玉兰在正定共事的情景。
他写道：“那时，虽然她在100多公里以外的河北农业大学学习，还时常在节假日回正定来了解县里的工作，给我当参谋、出主意、想办法。有时学习紧张顾不得回来，就给我写信。她曾联络农大正定籍学生，给我写信，表示要为家乡的建设刻苦学习和出谋划策。玉兰同志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也使我永远难忘。她像大姐姐一样，惦记着我的饮食起居，常从家里拿来鸡蛋、挂面、点心给我，劝我按时进餐。我到石家庄出差开会，还常在她家里吃饭。她常劝我，要经常活动活动，加强体质锻炼，不要累坏了身体，不要吃年轻的本钱。”
1985年4月，习近平和吕玉兰来到正定县武装部与大家合影留念
1993年，吕玉兰不幸逝世，当时习近平已调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未能参加吕玉兰的告别、追悼仪式。在她逝世一年后的1994年，习近平专门写了怀念吕玉兰的文章《高风亮节 一代楷模——深切怀念吕玉兰同志》。
习近平写道：“知道玉兰同志病魔缠身，去年春天我因公到石家庄，赶忙去看望她。见她虽未康复，但精神尚好，也就放心了许多。谁知病魔无情，当我从北方回到福州不久，就传来了她病逝的噩耗。我为玉兰同志英年早逝而感到深切地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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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9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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