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蒋介石之对日政策，特别是“不抵抗”政策，史学界的研究多着重在这一政策的实施和结果，对之进行谴责和批判，少见透过表象，对指导这一政策的战略作研究的论著。本文旨在从战略高度，浅析其背景、成因和内容。不妥之处，请指正。

一、对日避战与抗日决心

对日避战和抗日决心，似乎是矛盾的。但在蒋介石的对日战略上，它们是同时产生，互为表里的。

蒋介石的对日避战和抗日决心，最早见之于济南惨案。

济案之前，蒋介石曾对日本寄以厚望。历史上孙中山革命时曾得到过日本的支持。蒋介石自己曾在日本留学过。蒋介石希望日本能支持他统一中国。1928年3月6日，蒋介石在开始二次北伐前夕，接见了日本的新闻记者，就中日关系发表谈话：“日本为我国休戚最深之邦，尤以中国国民党与日本之交谊为最久，总理在日组织同盟会之关系，世人所尽知也。故吾人确信日本在友邦中，必能谅解国民革命之意义，不愿加以妨害，而愿革命之早日完成也”。也许是考虑到去年访日的观感，蒋介石话里有话地说：“古语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言，勿为损人不利己。此等格言，在个人交谊及国际道德上，当为不磨之论”。蒋介石于1927年9月28日至11月10日访日，与日本政要密谈。11月5日与首相田中义一会谈，“田中每当蒋总司令谈及革命军北伐志在统一中国之语，则为色变。由此蒋公断其对中日合作毫无诚意，对中国革命统一之进行，其后必将出以妨碍之行动。”换句话说，蒋介石认为，日本如妨害北伐，是损人不利己。1928年4月下旬，北伐进展迅速。日本调兵遣将，借口“护侨”，干涉在即。蒋介石急电各部，要求“对日本始终忍耐，勿出恶声，勿使冲突，一切宣传品有丧失日本邦交者，一概不准发贴，并随时表示和平为要”。5月1日，蒋军开进济南。次日，日军福田彦助中将率先头部队600人入济南。5月3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至11日，共惨杀中国军民数千人。

面对日军的凶残、挑衅，蒋介石下令“禁止冲突，各军立回原地”（《战地政务委员罗家伦报告在济南事变中之经历》1928年6月14日），并向中央表示：“弟本革命精神，对此侵略，决不屈服，拟即将其横暴宣布中外，以促国人觉悟，而博世界同情，再图对付”。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急电蒋介石劝告说：“日兵挑衅，意欲逼我于无可忍，资为口实，无堕奸计”。蒋介石派其高参熊式辉去同日军谈判。熊式辉回报蒋介石说：“照现在的情形看，日本一定要向我们开战，我们现在还是决心与他决裂，对抗应战；还是忍辱一时，避免冲突，将来再作计较，此时不作无谓的牺牲。除掉这两条路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蒋介石《誓雪“五三”国耻》）。这样，蒋介石连夜下令：留两团守济南，其余各军绕道北伐。

蒋介石作此选择时的心态，从当时他的日记和电文中均可窥见。5月9日他自记：“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辱乎？忘之乎？雪之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又言“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者，此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余今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者可耳”。 5月10日自记：“余自定日课——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以至国耻洗雪净为止”。5月12日，蒋介石致电谭延闿：“此次济南事件，诸同志闻之，度必悲愤万分，然究未如中正身受痛苦之深也。帝国主义者欲妨碍我国民革命，早在意中，初不料其凶毒至于此极，中正欲举此十日中亲历之事实，详告诸同志，而不知从何说起，简言之，则我之国土彼占领之，而不许我居住与通过也；我之人民，彼屠戮之，我瞠目直视而无如之何也；我之军队，彼侮辱之，虐杀之，我欲采自卫之手段而不可能也。彼为戎首，乃谓其曲在我，我欲玉碎，又非环境所许，国尚未亡，而痛苦实逾于亡国之民也！中正从事革命以来，饱经忧患，奇耻大辱，无若今兹”。蒋介石含愤忍辱和抗日雪耻的心态，于此毕露。

一年后，蒋介石在中央军校讲《誓雪五三国耻》，明确表示：“去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济南横阻我们北伐，残杀我们同胞，霸占我们土地，这是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个纪念日，凡是我们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不能忘怀的，如果这种耻辱一天不洗雪，中华民国便没有一天能够独立”。但是蒋介石并不要求立即雪耻，而是要求持志养气，卧薪尝胆，避战蓄力。他告戒说：“须知我们报仇雪耻的敌忾心，决不能暴露出来，我们所有吞敌的气概，非到最后关头，是不能有一点流露的，因为那将徒然为敌人所忌，要来对我们下毒手”。蒋介石认为，当今中国，国贫民弱，根本无力同日本作战，“三天亡国”或“十日亡国”都不是虚言。因此，“我们除掉刻苦忍辱，养精蓄锐，自立自强，用了五年十年的苦工，再没有第二个方法。”“我们现在国家快要亡了，民族快要灭了，我们自己只有悲痛，只有奋斗，老老实实的认识我们不良的地位，危险的环境，只有忍了声，吞了气，埋了头，一点不作声的用苦工来做事，等到有了时机，有了力量，再来同他们说话”。

这足以表明，此时蒋介石已萌生对日避战的长期战略。避战是表，抗日的决心是里。这也合乎蒋介石一贯之两面性格。济南惨案是蒋介石同日本正面交锋的第一个回合，蒋介石以避让消日军凶焰于无形，对以后蒋介石的国防战略颇具影响，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改变对日本存在的幻想，认清“日本要灭亡中国，就绝对不能让中国统一，它才可以分别的宰割”的事实。使蒋介石转取联合欧美以制日的策略。在济南惨案中，蒋介石已积极寻求美英和国际联盟的帮助。国联虽以国民政府尚未加入国联为由拒绝提供帮助，但美英态度积极。这从王正廷5月27日呈蒋介石的电文中可以看出。王电称：“外交联结英美一节，现以极有进步，美国务卿有明显之表示，国会并已提案承认国民政府，其态度最为鲜明。英国亦已确有把握，决不至附和日本，必将有对外友善之表示”。对东北问题，蒋介石忧心重重，视其为战争导火线：“东三省为我重要国防疆地，乃日本势力侵入已久，吾处置方法，非慎重周详不可，否则，东亚战祸之导火线一旦触发，将不可收拾也”。他所担心的是，由于东北问题，打破东亚均势格局，“东亚均势之局既破，列强逐鹿之心益切，其因中国问题而引起全世界第二次大战，殆为必然之事”（蒋介石《告友邦人士书》1928年4月2日）。

蒋介石对东北的处置办法，就是对日避战以使之国际化，借国际力量来牵制日本，寄希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说：“大家知道帝国主义者之在东方，或者在中国，其冲突均随时可以发生。他们的利害，无一时不相冲突，英美之于日，日之于俄，其冲突尤为显然。冲突之焦点，必在中国。第二次大战之起，亦必在中国！”所以“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和张学良都强调要以公理相周旋。

二、不抵抗和期待国际局势变化

如前所述，避战是蒋介石的长期战略。避战的明显表现就是不抵抗。1931年夏，万宝山事件发生，中日关系极为紧张。疲于内争和国内水灾的蒋介石，于7月12日，电嘱张学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张学良也告戒部属：“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所谓公理，就是中日都参与的《国际联盟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等国际条约。蒋介石张学良等均认为日本如采取侵略行动，必然和公约抵触。张学良后来回忆说：“当时我曾站在日本的立场想过。即‘九一八’事变显然违反国际条约，势必成为国际问题，所以这种军事行动不可能成功。‘九一八’事变的这种做法，对日本也是不利的，因此我相信他们不会扩大事件”。显然蒋介石张学良将满洲问题国际化，就是想以此来制衡日本，使之不敢轻举妄动，即有行动，只要中国力避冲突，不予口实，日本也不敢扩大。9月6日张学良给部属发出了著名的“鱼电”，谓：“查现在日方对外交涉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兹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9月12日，蒋介石在石家庄召见张学良，说：“最近获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只有提交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见面，最主要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本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由此可见，“不抵抗主义”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已决定了的，而且是在获知日军即将行动的情况下决定的。故当蒋介石获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时，首先就表露出了果然如此的感慨：“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省矣。”继而又为无力抵抗而痛惜：“呜呼，痛哉！夫我内乱不止，叛逆既无悔祸之意……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呜呼，痛哉！”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从江西“剿”共前线回南京，立即召集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介石“主张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先行提交国际联盟与签定非战公约诸国，以此时惟有诉诸公理也。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最后之行动”。此已表现出蒋介石以不抵抗来静观国联处理以及准备最后自卫的心态。

蒋介石认为，中国的战争条件，陆海空军实力远不如人，“殊无与日本作战的可能”（蒋介石《对<对日问题专门委员会报告>补充说明》1931年11月20日）。在“外交方略尚未用尽，国力自卫，毫未充实”的情况下，贸然与日本绝交宣战，简直是自取灭亡（蒋介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1932年1月11日）。“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不周而轻敌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但是如果是日本对我绝交宣战，或是相逼过甚，“则我中国决不能屈服于武力压迫之下，虽牺牲我四万万同胞之生命亦所不惜！何哉？与其不战而亡，何如力战而亡。……如此战争，乃为不得已之战争，乃为求得无上代价之战争”（蒋介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1932年1月11日）。因此，中国一定要有最后的决心，“什么是最后决心，就是流血的决心”（蒋介石《对<对日问题专门委员会报告>补充说明》1931年11月20日）。忍耐到什么限度呢？“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蒋介石决定了最后不惜一战的决心，可是又一再强调当前国力之不能战，这一矛盾似乎有些令人费解。但如果从战略高度去分析，理清这一战略的国内外背景，就容易理解其矛盾之处境。其战略主要是基于如下之背景：

第一，国民党和蒋介石没有把东北看作“中国本部”。从满清确立在中国的统治以来，“中国本部”是指除满洲、蒙古、新疆、西藏之外的内地十八省。满洲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曾严禁关内之汉人进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其“驱除”之含义，已比用“推翻”耐人寻味。而日本势力在满洲的不断渗透，以及奉系军阀在满洲的统治，已给国民党蒋介石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在蒋介石眼中，尽管东北已于1928年底易帜归顺中央，但仅仅是名誉上归属中国，实际是独立至少也是半独立之地，而且是列强特别是日本争夺之棘手场所。其内心早有满洲特殊化的心态。后来蒋介石所说的“东北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仅名誉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是非革命势力以内之地，不过从前有名无实，而今并丧名实”，并非只为丧失东北开脱罪责，且还表明了蒋介石不愿为此“有名无实”的东北，去与日本死拼。

第二，幻想日本政府能控制军方。日本是出了名的二重外交，即外务省和军方。“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擅自发动的，它没有事先征得政府和天皇的批准。在其他国家，此类情况几可视为叛乱。事实上也曾有关东军将在满洲独立的惊人传闻，以至有白川义则大将的赴满规劝。日本内部对“九一八”事变，军方持扩大方针，如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主张：“事已至此，相信当此绝好机会，首先积极地把全满洲的治安维持委托给军队乃最为要紧”。日本内阁持“不扩大”方针。表面上，两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不止是中国，就是美国、国联都存有日本政府能制止军方的幻想。1931年9月30日和10月24日，国联通过的两个决议案，某种程度上是这种幻想的结果。直到1934年蒋介石对这段历史还有如下的检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中国当局“迟迥却顾，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

中国、美国、国联对日本政府的幻想，是寄托在日本内部的分歧之上。日本内部的分歧虽然很激烈，但分歧的焦点并非要不要对中国实施侵略，而是在侵略手段的不同和发动侵略时间的缓急上。1931年7月，日本制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表明要“尽力使关东军首脑都熟悉中央的方针和意图，要他们在今后一年里隐忍持重，避免卷入因排日活动而产生的纠纷，万一发生纠纷时，只限于在局部范围内处理，不扩大其范围”。对此，关东军颇为不满，提出《关东军对中央关于情势判断之意见》，表示“不可坐待偶然之良机，要主动创造机会”。因此，日本政府和军方的分歧，由于其侵略基础和侵略目标的一致，使得军方的擅自行动恰能为主政者起到探风开路的作用，主政者也能假借军方的强硬，作各种自圆其说之表述。也就是说，他们往往能相辅相成，产生相得益彰的效果。“可怜我们许多日本通，及一般社会人士，还以为人家是不统一的。这个来走这个路线，那个又走那个路线，结果条条路线，都是人家有计划的布置。我们不知上了多少的当，受多少的骗。”（黄绍竑《五十回忆》）

第三，国联和美国不愿担负支持中国抗日的责任。中国将“九一八”事变完全托付于国联，是希望国联担负起职责，维持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均势。可国联的注意力正集中于遍及世界的经济危机，不愿因负责而开罪日本，加重危机。特别是国联领袖英国表现消极，它正因印佛戈登水兵兵变和放弃金本位的事而应接不暇，只能看重日本政府的“不扩大”声明，希望以让步来缓和事态。所以国联对中国的不抵抗给以肯定。1931年10月初，英国要求中国采取措施，避免在国联行政院开会（10月13日）前与日本冲突，说是“任何草率的行动都将是不明智的，有害的”。10月14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官员普拉特，要求中国“放弃一切使用武力的打算，纯靠诉诸理性来解决问题”，他认为“中国政府应该考虑他们能如何更好地使日本政府在不失面子的情况下易于撤退他们的军队”。英国驻华公使兰普森甚至要求中方避免使用“战争”一词。时在中国的国联卫生署署长拉西曼等人，也劝蒋介石说：“希望你不要说中国政府将与日本作战的话。如果对日宣战的话，从中国方面说出去，深恐世界各国之拥护正义与和平者，将予中国不表同情”。意为如中日开战，其他同情中国的国家不得不保持中立。至于美国，“美国人把亚洲的战争看成是相对来说并不重要的战争，即无关紧要的民族为无关紧要的争端而进行的一场无关紧要的战争”。美国既不想因对公约负责卷入战争，又不甘听任日本撕毁公约，在对日政府“不扩大”的期望破灭后，便抛出“不承认主义”，表示不承认日本用武力改变的现状。

第四，从战略上看，日本早有“北进”攻苏联和“南进”攻美国的既定目标。日本侵占东北而存在的日苏战争的危险，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上俄日对东北亚领土拓置的野心和殖民利益的争夺，曾引发1904-1905年的战争。俄国革命后也没有完全放弃帝俄的殖民利权和野心。在权益上，日俄是外国在满洲投资最多的国家。再加上日本开动各种渠道之舆论，宣传进攻苏联。从民间报刊的鼓噪，到军方制定对苏作战计划，以及“日本须对苏联采取果断政策，并且准备在任何时候开始战争”的叫嚣，甚至派人跑到南京，请求中国“允许日本军队通过东北三省，向俄国进攻”。真真假假，意在造成日本兵锋是对准苏联的形象。因此，国内外均有不少人确信日苏战争即将爆发。诚如著名的历史学家蒋廷黼所说：“从“九一八”事变以来，许多人望着莫斯科，以为日本的帝国主义和反共主义可以引起苏俄的抵抗”。

既然日本的兵锋是指向苏联，蒋介石认为与其与日决战引火烧身，不如静观其变或能坐收渔利。他所说的对日宣战是自取灭亡就含有此层意思。他确信，“日本的军事准备，不是对我们中国，他没有拿我们中国的军人，中国的国家、军队，放在眼里，中国也不配做他军事上的目标”。日本“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日本为要吞并我们中国，而须先征服俄罗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才可达到他的目的，这是他们早已决定的国策”（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因此，他要以避战来静观国际局势的变化，等待日苏战争、日美战争的爆发，同时赢取必要的战备时间和战争时机。他自信：“当彼等帝国主义者互相残杀之时，即我中国独立奋发之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蒋介石眼中，东北三省的丢失，正如塞翁失马。他说：“即就东北四省（即东三省加上热河——笔者注）被占为例，在中国国家丧失此重要之领土，当然为一严重之损失，但以革命期内国民政府的性质视之，一时的得失几无关系，且无宁谓塞翁失马”。与其对日开战而使同情中国的国家不得不中立，以无胜算的战争，致使外交亦陷孤立和被动，不如用军事上避战来争取外交主动，陷日本于不义和孤立。拿丧失满洲来作塞翁之赌，“以东三省来做日本的炸弹，来收回东三省失地，进一步使日本为东三省而亡”。这才是蒋介石对日战略的关键。

三、结论

综上所述，蒋介石对日本有一套较完整的战略。它实际上包含有三个互相关联的层次：一为依靠欧美维持国际均势，在此均势中埋头苦干以自立自强；二为均势被打破后，力图在列强的争夺中避战自保，为此不惜牺牲满洲，导引日苏战争或日美战争。这是以满洲为赌注，避免怀壁其罪的方法。三为迫不得已，中国退无可退，只有孤注一掷，全力一战，以鱼死网破之决心，来博全中国之命运，死中求生。但蒋介石这一以避战为中心或关键的战略，实施并不顺利。先是国联和美国不愿或不敢开罪日本，听任日本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国际均势；继是苏联看清中国的“不抵抗”带给它的战争危险，也以避战为主旨对日退让，化解战端；再为日本将战火燃及上海，蒋介石认清日本战而不敢宣的弱点，为消减因“不抵抗”而激发的沸腾民怨，在不损及避免全面战争的战略前提下，从三个层次中又衍生出一个层次，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非宣战的抵抗。此后，随着日军向华北的步步进逼，蒋介石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以满洲作赌注的主要目的已难以达到，只有退而求其次，算是“以空间换时间”，作持久打算。

【本文原载《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10月第2卷第5期，部分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