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2年6月，周恩来同志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报告中讲到四方面军主力和五军团渡河及其失败的情况时说：“张国焘到了西北以后，又变了计划了。这个人因为是个坏人，他总是动动摇摇的，总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是个阴谋家。他又下令给四方面军主力和五军团西渡黄河。这时已经快到陕甘宁边区了，六盘山的左右了。他忽然又分兵，他先把四方面军总部调过去，向前同志他们过去了，然后许多军队也过去了，五军团也过去了。幸好当时有一个军队挡住了，就是关麟征的部队。关麟征也是归胡宗南指挥的，是那个时候跟我们在甘宁地区作战的部队之一。张国焘一听说关麟征是胡宗南的部队，他就停了，他就没进，否则他也过去了。又加上朱德同志、刘伯承同志在一起，所以还是把他接到陕甘宁这边来了。已经过去的就受苦了。渡过黄河以后，在甘肃的那个弄堂里头，就是凉州、甘州、肃州一带，在祁连山之北，不顾长途跋涉和马家骑兵的袭击(因为那个地方是宁夏、甘肃、青海马家骑兵出入的地方)，地形又不熟，就在那个狭窄的胡同里行动。他的目的，仍要往西逃跑，打通苏联的道路……因为他反中央，另立新中央，所以他不愿意再回到主力红军一起，想跑到西边去。结果呢?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李先念同志率领的三、四百名红军到达新疆，那个时候只有三、四百人。那时我们已经可以同莫斯科通点消息了，通知了莫斯科，就派陈云同志、滕代远同志去接李先念同志，以后接到新疆。当时新疆盛世才跟我们还有关系，他那时候反蒋，跟苏联有关系。这样他们就到了新疆。经过训练以后，经过休息以后多数都回到陕北了。”

（二）

　　1936年10月24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徐陈)对今后行动提出“全军西渡”意见的电报。电报说：三十军“渡河成功时，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向发展。”尔后“五、四军续渡北岸，最后以两[个]军向兰州、平番[即永登]方面活动，全部主力至少三个军向中卫、宁夏发展”;并“建议一、二方面军另由靖远以北抢渡”。

　　1936年10月25日16时，张国焘以“朱张彭”名义复电“四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的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

　　10月26日，徐陈致朱张彭电：“我们即遵25号提议之电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今17时我们即出动过河指挥，总部有何指示，望速告。”10月26日17时，朱张致徐陈电：“同意你们布署”。四方面军两万多人及总部，就是这样遵照1936年10月25日16时，“朱张彭”联名的那个电报西渡黄河。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朱玉却说：“部队过河，完全是根据党的《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和中央军委、红军总部的命令行事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9期第16页)朱玉把1936年10月25日16时“朱张彭”联名电作为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的命令，使不了解情况的人信以为真。

　　1《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9~350页。

　　2《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840页。

　　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843页。

　　4《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

　　事实告诉我们，部队过河完全是根据徐、陈二十四日电所提意见和1936年10月25日16时“朱张彭”联名的那个电报行事的，和《十月份行动纲领》相悖，更无中央军委、红军总部的命令。这是清清楚楚的。

　　(作者是中央档案馆研究馆员，自1961年起专做毛泽东、刘少奇手稿的保管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