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文立意极其荒谬，完全为张国焘开脱，混淆西路军失败的因果关系
金文开篇讲道：“西路军的征程，是来自不同方向的红军队伍，在内外矛盾中向着统一纪律、统一意志、统一指挥转变的，艰难痛苦的蜕变。”
开宗明义，义错则其文是不会得出正确结论的。
金文立意是一个悖论。金文意指，党为实现金文所讲的“三统一”，就一定会有一个“艰难痛苦的蜕变”过程。意为西路军的失败不仅是历史的必然，而且是党在实现“三统一”过程中的必然结果。
在同一历史时期，党中央与陕北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实现“三统一”，“艰难痛苦”吗？三个方面军会宁、将台堡会师之后，党中央与红二方面军实现“三统一”，也“艰难痛苦”吗？难道党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三统一”，只有“艰难痛苦”这一种方式和途径吗？为什么只有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经历这一“艰难痛苦的蜕变”过程？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既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也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开始新的征程。统一纪律、统一意志、统一指挥是客观需要和历史的必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必须自觉接受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这一过程中，以张国焘为首的个别人，与党中央离心离德，不接受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不听从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是导致“艰难痛苦的蜕变”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主席在1938年10月14日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1）
时任前敌总指挥的彭德怀在《我的自述》中讲道：“如果没有张国焘这个反革命捣乱，使四方面军主力进到凉州这个死胡同里，后又被青海马步芳军全部歼灭，把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送掉，则一、二、四方面军还可保存六、七万人，红军是可能完全控制西北地区的。那么，我们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就要优越得多。”（2）
西路军失败正是由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党有党纪，军有军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是哪个人的私人军队，更不是土匪军阀。西路军问题研究绝不能脱离党的纪律和军队作战的根本原则，随心所欲地谈什么“分歧”，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原则立场问题。西路军问题的实质是党指挥枪还是张国焘的枪指挥党的问题；是张国焘及西路军是否服从党的领导和军委统一指挥的问题；是张国焘退却路线对西路军的决定性影响而导致失败问题。按照金文“三统一”之意，如果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及西路军能遵守党的纪律、服从中央意志、听从军委指挥，还会导致“艰难痛苦”吗？西路军失败的责任者难道不清楚吗？是党为实现“三统一”，客观形成的“艰难痛苦”，还是张国焘破坏“三统一”，人为制造的“艰难痛苦”？
金文所讲的“三统一”，把党中央与张国焘的路线斗争，张国焘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谬解为党为实现“三统一”，从而导致西路军失败“艰难痛苦的蜕变”过程。这个说法根本站不住脚，立意荒谬，颠倒是非，意在推翻中央决议以及张国焘的历史责任，其意图昭然若揭。
在西路军历史问题研究上，凡背离党的纪律和军队作战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
二、金文对西路军的总体评价完全颠覆中央决议对西路军失败所作的正确结论
金文概略讲西路军征程后，继而讲到西路军问题的复杂性。先讲到1951年《毛泽东选集》注释中对西路军的一段评价，由此讲到1991版《毛泽东选集》经修改后新的评价。金文对这两段评价都不认可，从而提出自己对西路军的评价。
金文讲：“西路军是指1936年10月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方针，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2.18万人组成的西征队伍，因种种复杂因素在河西走廊发生重大牺牲，到1937年3月分路突围被迫终止使命。”
金文对西路军评价的核心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方针”，刻意混淆战略上张国焘路线与中央路线的根本区别，刻意混淆战役上三个方面军按中央意图共同进行《宁夏战役计划》与四方面军按张国焘意图先违令全军渡河，然后独立西进组织《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继而再按张国焘命令弃凉继续西进的区别。这与某些人坚称“渡河是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西进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计划”的说法没有任何区别。
金一南作为一个研究者，无视、回避、不认可中央1937年3月《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对西路军失败的结论。中央决议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金文完全颠覆了这一结论，无视和回避张国焘路线与中央路线的根本区别；无视和回避张国焘路线对四方面军及西路军的决定性影响；无视和回避西路军主要指挥员一心按照张国焘既定方针坚持西进，不接受中央军委正确指挥的历史事实。
金文所讲西路军失败是“因种种复杂因素”，究竟是什么因素？有没有一个主导性、关键性、决定性因素？金文在其后“西路军为什么损失惨重”得出几条结论，根本没有触及实质性问题，也没有回答路线错误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根本性错误这一根本因素。
西路军历史本来是清楚的，中央早已有结论，而且这个结论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当年以及此后一个较长历史时期，为了维护党的利益，维护军队的团结，维护四方面军的形象和一些领导的威信，对这一段历史并没有广而告之，这成为个别人口中所谓刻意的“尘封”。在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去世之后，个别人结起伙来编造西路军历史，从而演变成西路军问题，导致西路军历史问题的复杂化。
西路军历史演变成西路军问题的实质是“去张化”和“奉命说”，即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没有关系，西路军是按照中央及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金文不论其如何修饰对西路军的评价，其结论：西路军失败是执行中央方针，这与意图颠覆西路军历史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金称自己身处局外，与身在局中之人不同，能公平公正地评价西路军。金文在意图推翻中央决议及对西路军的评价上，与翻案者如出一辙。
在西路军历史问题研究上，凡任何回避张国焘以及张国焘路线的说法，都是违背历史事实，是不可能“公平公正”的，只是掩人耳目的说辞，也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
三、金文在“为什么渡河”问题上刻意混淆战略方针与作战指导（方针）的区别
金是一名军人，同时也是一名学者和西路军问题的研究者，但金在这一问题上与普通人的认知没有什么区别，与颠覆西路军历史个别人的言辞完全一致。
金文在“为什么渡河”问题上，结论“就是要打通国际路线、接通苏联”，用较大篇幅讲述了这一战略意图的由来，即“长期以来打通新疆、接通苏联联系，一直是我们党追求的目标。”
金文从长征途中中央的设想，到一、四方面军会合，再到分裂，一直到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叙述长达一年多时间，中央关于接通国际打通苏联方针的提出酝酿、努力和批准，以及中央下达《宁夏战役计划》的过程。
金文称：“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前，中央已经定了，就是打通苏联路线，占领新疆，从新疆获得苏联援助，这是我们重要的方向”。这种说法，与某位领导所讲：“打通国际，是中央在长征途中就定下来了”的说法并无二致。实际上，接通国际打通苏联的想法，很早就是由苏联人提出的，并不是什么突发奇想，只不过在长征途中困境之下把这一目标提到议事日程。
金文称“中央已经定了”，但金忽视了一个问题，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央为什么无法执行这一计划。很简单，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同时说明，此前的一个战略设想和意图，还不能成为一个可以实现的作战目标。当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战略方针是要通过具体的作战行动来实现的，不论是战略意图、战略规划还是战略设想，还是最后确定的战略方针，也不能替代作战行动的具体指导即作战方针，军队的行动必须要由作战指导（方针）和作战命令来确定，三个方面军的行动，必须接受和听从中央决定及中央军委的指挥。这既是党的纪律，也是军队作战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而金文恰恰无视和回避了这一纪律和原则。
金文与西路军历史的颠覆者一样，在这个问题上回避中央及军委的《宁夏战役计划》，并没有认真研究渡河行动是违背中央军委确定的“击破南敌”、“先南后北”作战方针的违令行为，以战略方针取代作战指导（方针），似乎只要符合战略方针总意图就是正确的，大而化之地得出渡河为执行“接通国际打通苏联”方针的结论，混淆战略与作战指导两者在作战行动中的区别和各自的地位作用。金文的表述，只能说明四方面军并未执行中央宁夏战役作战方针，因为金以战略方针取代了作战方针，从而其军事行动脱离作战指导，直接以战略方针代之。
凡是个军人都懂得，战略方针是一个时期的战略目标，并不能直接作用于作战行动，需要通过作战指导（方针）转化和作战命令指挥。刻意混淆两者区别，要么真不懂，要么别有用心有意为之。某些人在回顾历史时，尚借渡河是为执行宁夏战役的说法，为渡河行动提供理由和借口。金文干脆直接用“接通国际打通苏联”方针代之。
作战是有原则、讲规矩的，凡违背党的纪律以及作战原则和规矩的研究，大多不明就里，有的则是强词夺理，愚弄世人，误导大众。金文关于“为什么渡河”的结论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是荒谬的。
金文一是刻意回避张国焘蓄意破坏宁夏战役，于1936年11月5日，命令渡河的四方面军主力向西发展，在甘北建立根据地；二是回避红四方面军根据张国焘的命令，11月6日制定的《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三是颠倒时间及因果关系，编造了“宁夏战役计划终止之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将提供援助的方向，由外蒙定远营改到安西，后来又改到新疆的哈密。”意指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孤军深入”，完全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使命。
我们有必要把红四方面军西进的时间关系进行一个梳理，以正金文谬误。
1936年10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总指挥部、三十军、九军、五军）渡过黄河，“击破南敌”的海打战役遭到张国焘破坏，无疾而终。红四方面军在等待后续部队渡河之时，依据张国焘向西发展的既定方针，提出向西发展的设想。
10月30日，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央军委屡次命令国焘坚决打击南面追敌”，“由于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3）
11月1日，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彭德怀以及当天赶到的林育英，在关桥堡召开统一作战思想和作战指挥的会议，根据中央意图，欲击破南面追敌之后，再向宁夏方向发展。
同日，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依得实际配合一、二方面军，我们拟在现地向凉州、平番扩大活动区域，准备尔后待机向大靖、古浪、凉州发展。”（4）这是红四方面军在宁夏战役计划并未终止的情况下，提出向西发展的计划。
11月2日，军委毛、周致电红四方面军徐、陈，一是通报河东情况；二是纠正徐、陈的西进计划。告之：“朱、张、贺、任、彭昨日在关桥堡开会，坚决主张打胡敌，首先消灭其二三个师。三方面军在河东兵力统受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调遣，现准备作战中。”指示四方面军：“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5）中央的意图是在河东积极寻求击破胡敌，尔后三个方面军再向宁夏发展，即“大的方向仍前不变”。
当日，张国焘指示四方面军，提出与中央军委完全相反的意见，即“出宁夏三条件”，指示红四方面军“我们估计五、九、三十军三个军能单独解决二马”，“即迅速准备完成新任务”。（6）张国焘口中的“新任务”，与军委“大的方向仍前不变”，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11月3日，红四方面军徐、陈根据张国焘的“新任务”作出决定：“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7）
同日，军委接四方面军徐、陈此电后，对四方面军的行动进一步作出具体指示：“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动。”（8）军委并不赞同渡河部队全部西进。
同日，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改变援助方向、地点的电报。
11月4日，红四方面军徐、陈第三次向朱、张提出四军、三十一军渡河和西进建议。（9）
11月5日，由于四军、三十一军位于河东，被敌切断渡河通道，且受彭德怀指挥在河东作战，无法渡河，张国焘背着中央及军委，向徐、陈下达最后命令：“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并指示：“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10）
11月6日，红四方面军制定《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
11月7日，张国焘批准这一计划，指示“迅速执行为好”。（11）
同日，红四方面军为独立行动，向中央提出组成新的党政军领导机构的建议。
11月8日，鉴于战场形势的变化、张国焘及四方面军西进决心、共产国际援助方向改变，迫使中央不得考虑新的战略计划。在这个“新计划”中，指出：“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在这个“新计划”中，提出西路军的任务。中央“新计划”只是一个提议，征求主要领导意见进行酝酿，即“上述新计划暂时还不作为最后决定，征求五兄意见，准备在两星期内最后决定之。”（12）
当夜，红四方面军根据张国焘“以迅速执行为好”的指示，提前向西开始进军。
历史文献和事实证明：
一是在共产国际改变援助方向之前，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已经决心西进。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西进最初的意图并没有金文所讲的“为了取得援助”。
二是在宁夏战役终止之前，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已经对西进计划进行了协商，并作出西进决定，完成了西进作战计划提出协商、调整部署、下达命令、拟定计划、组织筹划、准备与实施的全过程，从而导致宁夏战役计划彻底终止。
三是最为重要的是，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中央正在酝酿“新计划”。中央此时并没有把共产国际改变援助方向、地点的情况通报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也就是说，此时红四方面军西进与中央“打通国际”方针没有关联。只不过此后某些人为达到改造西路军历史的目的，把中央酝酿中的“新计划”，当作“作战新计划”为行动依据，从而把西进行动，由张国焘命令转嫁到执行中央方针。
金文同样采取这种嫁接之法，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坚持独立西进的决心和行动，改造成执行中央“打通国际”的方针。
金文编造了宁夏战役终止时间和历史背景，颠倒了西进因果关系。宁夏战役在金文里提前终止，张国焘及四方面军西进才具有某种合理的成分，意指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符合中央“打通国际”的方针，进而演变为执行中央方针。
金文关于“为什么孤军深入”的历史背景不符合历史事实。凡回避张国焘的西进命令，把中央“新计划”当作“作战新计划”为行动依据者，把中央酝酿中的战略“新计划”当“作战新计划”而称执行中央方针者，无一不是试图搞乱西路军历史。“孤军深入”是张国焘“独立行动”的命令和红四方面军自己的意愿。
五、金文在“为什么没有东返”问题上完全回避西路军按照张国焘意图所坚持的“根本大计”
金文讲到西路军有三次东返的机会，但都丧失了。“为什么没有东返”？金文只叙述了表面原因，回避了西路军不愿东返的根本原因和实质问题。
金文叙述第一次未能东返的原因，是“西路军指挥部放弃了”，理由是“有轻视马匪的因素”；第二次未能东返的原因，金文的理由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央取消了东返的命令”；第三次未能东返的原因，金文讲到的理由是，中央授予“行动自决权”，于是“24日西路军在威狄堡受阻，又回到倪家营子，丧失东返最后一次机会。”
这三次东返，当事人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回忆录中都有记述。第一次未能东返是徐向前坚持西进；第二次未能东返是徐向前不愿东返，在陈昌浩坚持下，提出有条件东返。军委只能同意其继续西进。金文与搞乱西路军历史的人一样，把责任推到中央，是“中央取消了东返命令”；第三次东返未成，金文同样着了朱玉（《历史的回顾》执笔人）的道，地图都不看，不仅把方向地点搞错了，把战场情况也没有搞清楚。威狄堡与第三次东返没有任何关联，威狄堡（今新华乡）在倪家营子的西北方向。第三次东返，西路军高台失守、临泽作战失败，五军董振堂军长率五军主力在高台全军覆没，西路军决定突围，东返进至西洞堡、龙渠一带，在西洞堡打一胜仗，歼灭马匪宪兵团和手枪团一部，龙渠会议决定返回倪家营子。返回原因金文只讲“受阻”，可见金文对西路军的研究浅薄到何种地步。
如果不了解西路军的“根本大计”，也就不可能得出西路军不愿东返的真实原因。
12月6日，西路军第二次西进至永昌、山丹一带建立根据地。西路军向中央提出其为中国革命设计的总路线、总方针。此电全文如下：（13）
洛、毛、朱、张、周：
我们根据已知情况，对主力行动有以下意见：
1、抗日形势仍未取得应有的具体开展，蒋曾在防共抗日中表现一种动摇，但目前不是着重“剿赤”，关防阻打开国际，仍成为抗日共同立场。
2、依据形势估计敌我情况，主力在河右岸暂时出击难能站稳脚跟，取大的胜利。只有先在有力的准备力量，再图有决定意义之发展。
3、甘北气候、地区、人粮、物力与新疆、远方关系均便利。
4、蒋不能移大兵到甘北，二马实力夜战削弱，我主力可单独箝制之。
5、主要集中组织力量均增强，因此，我们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大、凉、民进。主力西进时，主力于宁、卫方面实行取道凉、靖、卫（原文为丑）段渡河；或另行先移主力于宁夏中卫地区，争取时间过冬，而后或经定远营到民勤。第二着恐失先机，而受限制，当为第一步为好。如何，当看整个情况决定指示。
六日十五时
这个“主力速来”的建议电，表明了西路军主要指挥员忠实执行张国焘错误路线，是张国焘中国革命处在“两个高涨之间”理论的军事版，避战求安、静观国内局势的变化、等待抗日高潮的到来。不仅西路军要这么做，而且中央和红军主力也要这样做。他们怀疑中央统一战线，怀疑中央团结抗日方针，怀疑红军的前途命运。西路军在这份电报中表达的西进意图，清晰地反映出西路军西进是借“打通国际”之名，行占据一方之实的张国焘路线，这既是西路军行动的总方针，也是西路军为中国革命即中央和主力红军设计的行动总纲领，是西路军提出的中国革命的“根本大计”。
西路军提出这个“根本大计”与张国焘路线有什么关联？
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指出：“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在蒋介石主力的前面张皇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命运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14）
西路军这份关于“主力行动建议”的电报，无疑是张国焘路线的继续，三次东返未果的根源即在此。
西路军不愿东返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2月7日，西路军返回倪家营子后，提出新的行动计划，并对东返行动及返回原因作出解释。“目前在（东进时）取敌有利条件下，目前较易做到，如果延搁根本大计，反长“二马”之力，尔后击之更加不易。”（15）此电，西路军认为此时向东进，如果击敌条件有利，不难做到，但“延搁根本大计”。这说明向东不是不可能，而是违背了西路军西进的既定方针和目的，这是西路军坚持不愿东返的根本考虑。
当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陷入“严重困难”的时候，西路军与中央及军委的根本性分歧彻底暴露出来，三次提出“根本大计”的主张。
第一次，2月7日，西路军第一次重返倪家营子后，遭敌围攻。西路军向军委提议：“为长久根本大计，当在奠定甘北抗日根据地，接通新苏区，必速灭‘二马’，始能实现。”“以四军一部西进夹击，则加速歼灭该敌。否则不但对西路军，而且对整个抗日局面均为妨碍。”（16）
第二次，2月24日，西路军第二次突围再返倪家营子之后，再次向军委提出援军八个团“向凉州进攻”。提议：“我们适时夹击，可彻底消灭此敌，夺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远方，实现根本大计，无论对西安之和平、战争计，无论对中国红军及西路军计，此为上策。”(17)
第三次，3月4日，西路军第三次突围进至三道柳沟地区又陷入重围。西路军向党中央及军委及各方面军提出：“恳望援军星夜奔来，或以更迅速而有效的办法灭马敌，保全西路军……(以)取得甘北，奠定大计，策之上也。”(18)
西路军有三次东返机会，但与张国焘为其制定的“根本大计”不符，这是西路军不愿东返的根本原因。而金文完全回避了西路军的“根本大计”，对西路军丧失三次东返机会的认识，不仅是片面的，结论也是荒谬的。凡回避西路军坚持的“根本大计”，西路军不愿东返问题以及西路军历史问题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
六、金文在“西路军为什么损失惨重”问题上完全回避西路军坚持张国焘错误路线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金文讲述了“西路军损失惨重”的三条原因：一是轻敌;二是高层决策的分歧;三是错判。金文在前文评价西路军讲道，西路军失败是由于“种种复杂因素”，这三条原因无疑就是金文所讲的“种种复杂因素”。
(一)关于“损失惨重”与“全军覆灭”
金文中称：“我们不能讲西路军全军覆灭。为什么?成建制地突破到星星峡，最初统计403人，最后统计为470人，这是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唯一成建制保留的力量。”中央决议指出西路军是“严重失败”，金文称为“损失惨重”。在金眼里，西路军不是失败，而仅仅是“损失惨重”。这与金文的脉络是一致的，因为西路军还保留唯一一个所谓成建制的力量。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说辞，是有的人标榜其“功绩”的一种说法。
一支2万余人的队伍，仅约2%的人员脱离险境，到达新疆，其中大部分是西路军的干部和机关人员，这是什么建制?西路军石窝会议作出决定，西路军分散突围，西路军解体，已经宣告西路军失败，只有李先念支队即左支队有400余人最终到达星星峡。从金文可以看出，这400多人也是陆续到达。李先念(时任三十军政委，负责军事指挥)决定攻打安西失利之前，还有近千人，被马匪追击到红柳园最后一仗，这个所谓的成建制也解体了，各自逃命，完全不成建制，丧失战力，人员零零散散汇集到星星峡。一支军队遭受重大损失而解体，无法完成既定的任务而失败，西路军不存在了，难道不是覆灭。难道只有全部牺牲或被俘即被马匪全部歼灭，才可称之为全军覆灭?照金文逻辑，被俘的西路军也是一股保留力量，这些俘虏在关押期间还成立党支部，一部分人最后回到陕北，这些力量比到星星峡的力量大十倍。
金文称“我们不能讲西路军全军覆灭”是与“损失惨重”相呼应的。中央决议中指出西路军“严重失败”，金文并不认同这一结论，从而提出西路军“损失惨重”的“新说法”。
(二)关于轻敌
每一次作战失败，无一没有轻敌的因素，都可以从轻敌方面找到原因。也就是说，轻敌是作战失败的共性因素。金文讲“损失惨重”的首要因素是由于轻敌，掩盖西路军“损失惨重”的根本原因。
金文对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只字不提，是认识不清，还是有意回避。金文在前文中讲到，西路军有三次东返机会。如果西路军抓住其中一次机会，西路军的失败就不会“损失惨重”。第一次，西路军命名当天，西路军如能听从军委意见，择机东返，四方面军渡河部队即刚命名的西路军可基本保存;第二次，西安事变后，西路军如能按照军委意图坚决东返，西路军可大部保存;第三次，西路军高台、临泽作战失败后，西路军如能按军委意图和西路军最初决心，克服困难果断东返，西路军可以部分保存，西路军也就不会“损失惨重”，遭到灭顶之灾。
金在文中刻意喧染五军军长董振堂对西路军领导的“误导”作用，是造成西路军轻敌的重要原因，唯独不讲张国焘和西路军主要指挥员为实现张国焘既定方针而坚持西进，是其“损失惨重”的根本原因。
金文极尽“茶馆艺术”演义之能，指责董振堂“误导”。一如金文一贯特色，不给董振堂“误导”的出处。徐向前回忆录虽然有执笔者的诸多编造和谬误，也没有提到轻敌是董振堂“误导”;陈昌浩在延安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书，也讲到轻敌，也没有把责任推给董振堂。反倒是张国焘11月3日给徐、陈的电文中指出：“我们估计五、九、三十军三个军必能单独解决“二马””。(19)11月12日，西路军回复军委决心西进称：“敌战斗力平常，战术顽强，指挥亦差，”“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20)
金文的结论，由于轻敌，结果分散了兵力，未能集中力量歼敌，一次次的吃亏。轻敌绝不是“损失惨重”的首要因素和主要原因，一次轻敌造成损失，还不接受教训，全程轻敌，导致“损失惨重”，这就不是轻敌能够解释的，更不是董振堂“误导”所能起到的作用。金文回避西路军路线错误是根本性错误，回避西路军坚持张国焘路线，数次不愿东返是导致西路军“损失惨重”的根本因素。
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包括一方面军一部)南下，百丈关一仗损失惨重。四方面军南下及北上，在草地上涮来涮去(有的部队三过草地)，8万余人的队伍，到会宁会师时不足4万人，损失大于西路军一倍，为什么没有人揭秘清算张国焘，为什么没有人研究“损失惨重”的原因，因为这与中央和毛泽东无关。大肆吵作西路军“损失惨重”，刻意寻找中央之误和毛泽东之错，甚至改造历史文献，歪曲历史事实，把西路军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一定要编造成执行中央方针，其用心不就是为某些人鸣冤叫屈，意在颠覆西路军历史吗。
轻敌是并不是什么新说法，只不过在金文中，上升为西路军“损失惨重”的首要因素。这是西路军绝大多数将领都不会认同的说法。
时任九军参谋长李聚奎，在1937年7月写下《关于西路军的历史教训》一文中指出：“失败的重要原因，不是由于军事力量的不够，而是由于政治路线的错误，与一贯的退却路线及军阀主义的单纯军事观点。”“对军委和党中央抱着仇视的成见，军委给西路军的命令是没有执行的。”(21)
时任三十军军长的程世才，在1945年2月写的《关于西路军的材料》中指出：“西路军失败最主要的是主观原因，由于路线错误才产生大失败，客观原因有，但不是主要的。”“主观原因主要在什么地方呢?”“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产生西路军的失败……”。“总之，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主观上的原因，错误路线产生失败的结果”(22)
(三)关于“高层决策的分歧”
金文这一部分内容，可以说是文章的核心和要害。金文立意提出的“三统一”，为什么“艰难痛苦”，要在此寻找答案，这也是金文区别于其他搞乱西路军历史个别人的“独门绝技”。
金文特意讲到一段话：“我们今天研究西路军问题，切忌“大翻烧饼”。过去讲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路线错误的损失，今天又讲西路军失败是中央决策的损失，两种讲法都有问题。”金文对上述两种说法都不认同，要寻找第三种说法，把西路军这张“饼”要立起来“烙”，或者撕开了“烙”。这就是金文从“高层决策分歧”，印证党为实现“三统一”，导致“艰难痛苦”立意的由来。
金文讲：“共产党的力量、红军的力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不同山头形成的。”“不同的力量来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山头。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山头通过磨合、斗争形成统一领导、统一步伐、统一指挥、统一意志，那是非常困难的，必须付出代价的。”金文所指的“代价”，实际指西路军“损失惨重”，而且还是“必须付出”。这种说法比“阴谋论”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
一是中央为实现集中统一指挥，明确朱德、张国焘的指挥权限。
金文为了论述“高层决策分歧”，特意把朱德和张国焘拉入中央决策层，即“高层”。金文讲：“实际上，当时在中央领导层内部分歧是很大的，而我们也不能说张国焘完全不服从中央指挥。因为张国焘时任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第二领导者，中革军委主席是朱德。”金文言外之意是指，中革军委第一、第二把手都在，张国焘无疑就是“高层”。简言之，金认为朱、张也可称之为“中央”。
金文把张国焘与中央及军委的领导认定为同一层次，形成事实上的两个“中央”。二、四方面军北上，张国焘已经放弃“伪中央”，表面上接受陕北中央的领导。张国焘的“伪中央”、“伪军委”已经不复存在。一、四方面会宁会师之后，11月11日，中央对红军的指挥关系进行明确。
中央及军委在下达《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的当日，中央书记处对朱德、张国焘的指挥权限与中央及军委的指挥关系进行了明确：“现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新的伟大战斗即将开始，为统一指挥起见，拟请朱、张两同志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23)
徐向前总指挥在回忆录中记述：党中央为统一军事指挥，团结对敌，确定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周恩来因准备与蒋介石谈判，暂不参加)。并规定三个方面军的行动，统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的决定组织指挥。《十月份作战纲领》的各项任务，亦由“朱张两总及各方面军首长以个别命令行之。”中央这种顾全大局、不咎既往的做法，使大家很兴奋。(24)
朱德、张国焘只是中央及军委决定的执行者和战场指挥者，而不是决策者。
金文刻意混淆中央及军委决策与张国焘战场指挥的关系，统称之为“高层决策”，意把中央及军委与张国焘混在同一层级，张国焘也具有“中央”的职能，把张国焘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称之为“高层决策的分歧”。
现今，军队每一个干部战士都知道，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服从中央军委习主席的绝对指挥。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根本制度和最高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我军从战争实践血的教训中得来最为宝贵的财富。而金文却将张国焘不服从中央决定、不接受军委指挥、违背党和军队纪律的行为称之为“高层决策分歧”。形成金文特色的第三种说法。
按照金文之意，张国焘也可代表“中央”，或具有“中央”的职能，那些翻案者所称“西路军执行中央方针”，也就有了解读和出处。
二是张国焘违背中央决定和军委命令，在渡河及西进问题上施展阴谋对付中央。
朱德、张国焘得到中央授权之后，又是如何执行和指挥的，“高层决策分歧”又是如何产生的?
金文关于“高层决策分歧”讲道：“当时毛泽东与张国焘对红军发展方向和方式各执已见：先河东还是先河西，先向南还是先向北，先建立根据地还是先取得援助，靠自身力量还是靠外援力量。思路不一致，步调不一致，缓急不一致，方针不一致。西路军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艰苦作战的。”金文以此证实其所说：“所以当时对西路军行动出现的分歧，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分歧”。
在四方面军渡河时期，张国焘施展阴谋，阳奉阴违，六次采取“先赞同、后变更”的手法欺骗中央，指挥下令四方面军部队渡河。
在四方面军主力渡河之后，张国焘更是变本加厉，采取不请示、不报告、不理睬的态度，下令指挥四方面军主力西进。
金文承认并辨解，“在过河这个问题上，九军、五军都没有得到中央认可。中央后来追认了九军过河，但一直没有认可五军过河，简单说它不服从中央的领导，不服从中央指挥，也不太对。”金文给出的理由，“问题在哪里呢?从中央层面看，要求九军、五军不要过河它却过了，可以说违背了中央的意思，但从它的指挥程序来看，当时中央还不能够完全指挥调动红四方面军，他们一直是服从张国焘指挥的，具体行动也得到了中革军委的背书，所以也不能够简单的说成是擅自行动。”金文很清楚的表明红四方面军渡河，“违背了中央的意思”，既然红四方面军根据张国焘命令渡河，那无疑就是张国焘“擅自下令”。
金文遗漏了一项，四方面军指挥部渡河既没有报告，也没有得到军委批准，更没有得到军委“追认”。
金文关于“高层决策分歧”偷换概念。一是把的张国焘列为“高层”即“中央”，张国焘这个“高层”与“中央”这个“高层”，只是“高层决策分歧”，而不是违纪违令;二是把四方面军的渡河行动和张国焘擅自下令混为一谈，把张国焘擅自下令，转嫁为红四方面军“擅自行动”;三是把张国焘对抗中央、违背中央决定和军委命令的行为称之“高层决策分歧”，并称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分歧”，只是个人之间的“分歧”，把张国焘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变成毛、张之间“决策分歧”和权力争夺，也就是金文立意“三统一”的根本所在。这就是金文第三种说法的新创举。
历史事实证明，是张国焘命令四方面军渡河，是张国焘擅自作主，四方面军根据张国焘命令渡河;历史事实同样证明，是张国焘命令四方面军及西路军西进，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依据张国焘命令坚持西进而不愿东返。
在四方面军渡河以及西路军问题上，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绝不是什么“高层决策分歧”，“分歧”客观存在，行为却是违令，中央事后仅追究张国焘的责任，金文却将其转嫁到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张国焘既不是什么“中央”，也没有中央授予其决策的职能，张国焘违背中央及军委的决定命令，是违纪违令。
三是关于“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自相矛盾。
金文称，“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这与前文“为什么渡河”问题上所述，“就是要打通国际路线、接通苏联”的说法自相矛盾。究竟“为什么渡河”?结论就是金文不论事实、不讲是非、不顾逻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金文称，“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是将宁夏战役看作另辟根据地的非常好的机会。他积极指挥四方面军部队抢先渡河，主要是为了在河西找一个全新的安身之地。所以10月28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陈述他的部署：四方面军主力迅速取得宁夏定远营，取得物资后，再与主力回击深入之敌就更有把握了。”
金文认为，张国焘这一部署只是高层分歧。金文再述：“张国焘的意思是先到宁夏，先拿装备。中央的意图是一、四方面军共同取装备，包括二方面军也共同到定远营。如果不明白当时三个方面军之间的分歧，和来自不同的根据地、不同山头之间利益的不同取向，你就很难明白西路军的形成及其后来错综复杂的行动。”
金文居然把张国焘这种欺骗中央的“鬼话”，当作“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的依据。学问作到如此地步，真叫人无言以对。
金文一如继往地混淆概念，把战略方针与作战方针混为一谈。张国焘处心积虑的破坏宁夏战役计划，被金贴上“支持宁夏战役计划”的招牌，只是执行中有“分歧”。宁夏战役计划目标及步骤是“击破南敌”、“先南后北”，方向是向宁夏，渡河地点在靖远至中卫段，力量是三个方面军合力，预定渡河时间是11月10日前完成渡河准备。张国焘指挥四方面军可有一处按宁夏战役计划执行?“支持宁夏战役计划”又从何说起?金文不仅改造了张国焘电文的原意，而且回避张国焘给红四方面军的西进命令。张国焘说给中央是假，发给红四方面军指示其向甘北并前进是真。真假都分不出，还搞什么研究?难道只有一句先到宁夏而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的话，就变成支持宁夏战役计划，进而变成执行中央计划，只是在如何执行上有“分歧”?这与金文渡河西进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方针是一个路数。
金文一如继往颠倒是非，“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是将宁夏战役看作另辟根据地的非常好的机会。他积极指挥四方面军部队抢先渡河，主要是为了在河西找一个全新的安身之地。”这还是宁夏战役计划吗?宁夏战役有向西发展的计划吗?金文已经道明，张国焘支持的究竟是一个什么计划，是西进计划还是中央宁夏战役计划?
金文一如继往地自相矛盾，一方面称“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另一方面讲道：“10月26日，张国焘命令九军、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渡河。就在渡河当天，中央以绝密电致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金非常清楚的写道，“凉州在西面，宁夏在北面，张国焘有意向西不向北。”金文自己已经否定了“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的说法。
这就是金文混淆概念、颠倒是非、自相矛盾的所谓第三种说法。
四是关于集中统一指挥问题。
金文称，党为实现“三统一”，造成“艰难痛苦的蜕变”，在这一部分中给出了答案。
金文讲：“毛泽东设想通过组织宁夏战役，实现统一指挥，获得对三个方面军的指挥权。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召开会议让各方面把指挥权交来，而是通过一次实际作战实现统一指挥、统一号令。”
金文所谓第三种说法，完全是不着边际的奇谈怪论。一是中央及军委把战场指挥权交给朱德、张国焘，难道不是解决统一指挥;二是当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计划，中央决定由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指挥，关桥堡会议，河东部队达成统一，彭德怀指挥河东一、二、四方面军部队共同作战，打赢了山城堡战役，通过实际作战真正实现统一;三是大敌当前，当时的战场形势谈何以开会方式解决统一指挥，把四方面军指挥员叫回来开会吗?渡河期间，彭德怀试图找四方面军指挥员开会协商，可人家早已渡河而去。实际作战行动是实现统一指挥的最佳途径，开会只是表面的统一，行动才是真正的统一。
金文指责毛泽东为什么不用开会方式解决统一指挥。中央自会宁会师前后，就酝酿召开一个会议，最后把会议地点落实到彭德怀指挥部所在地打拉池。在张国焘精心谋划下，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及主要指挥员直接渡河，根本没去参加。中央把前线指挥权交朱德、张国焘，徐向前讲“中央这种顾全大局、不咎既往的做法，使大家很兴奋”。金难道不知道，张国焘还用杀人的办法解决统一指挥问题，难道毛泽东的设想不对吗?金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金文也指出，中央及军委意图集中力量先打胡敌，后取宁夏，可张国焘一心向西，这就是金文所指的“高层决策分歧”。金文的结论是：“因步调不一致，中央的海打战役计划、宁夏战役计划、作战新计划等需要一、四方面军配合的作战计划，都未能实现。这是我们今天看起来难以理解的，却是当时存在的非常复杂的的问题，就是指挥层面出现了分歧。尤其是中央对四方面军没有完全掌握，不好直接指挥、也不能直接指挥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军之间的误解交叉其中。由此造成西路军后来的命运。”
金文称：“中央对四方面军没有完全掌握，不好直接指挥”，谁指挥一目了然，红四方面军执行谁的命令不是很清楚吗?金文称：“当时存在的非常复杂的的问题，就是指挥层面出现了分歧”。真的很复杂吗?仅仅是“指挥层面出现了分歧”吗?四方面军听谁指挥，按谁的命令行动复杂吗?金前文讲了张国焘与毛泽东的那么多“分歧”，现在只承认是“指挥层面出现了分歧”，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西路军问题确实很复杂，复杂之处金文清楚地表明，是由于“高层决策分歧”，“中央对四方面军没有完全掌握，不好直接指挥”，四方面军及西路军只听从张国焘指挥，而不接受中央及军委指挥，致使中央及军委正确的决定计划无法得到贯彻执行，从而导致西路军后来“损失惨重”、“艰难痛苦”的命运。而这一切，被后来改造西路军历史的人冠以“执行中央打通国际方针”的名义。事实上，西路军以执行中央“打通国际”之名，行张国焘“占据一方”之实的张国焘路线。而这一切，被金文称之与毛泽东意图实现“三统一”的必然结果，导致西路军问题人为的“复杂化”。
按金文逻辑，如果中央和毛泽东不实行“三统一”，又没有用开会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那只有由张国焘统一指挥西路军一条途径，西路军的结局才不会“艰难痛苦”。这就是金文所创的第三种说法。
(四)原因之三：关于中央错判
金文称“不仅张国焘发生了错判，中央也发生了一些错判。”金文并没有触及张国焘有哪些错判，重点叙述中央错判。张国焘错判为虚，中央错判为实。这就是金文的第三种说法。
金文叙述了中央两个方面的错判。“错判之一，中央低估了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的难度，毛泽东同志也低估了。”“错判之二，高估了东北军对西北军阀的影响。”中央一个低估，一个高估，两个错判，意指对西路军无疑是致命的。
在此请教金将军一、二。
请问，一是张国焘错判了些什么?二是张国焘错判与中央错判，谁的错判对西路军失败起着决定性和关键性作用;三是西路军主要指挥员有没有错判?
金文称“中央错判”。既然认定“中央错判”，一是需拿出“中央错判”的事实依据;二是需提供“错判”导致的事实后果;三是需得出“错判”依据与事实后果之间存在某种直接关联。简单讲，就是讲述事实，提供证据。一是不能把其他人的“错判”转嫁中央;二是不能把不相干的事实后果与“中央错判”相联系;三是不能时间混乱，因果颠倒。
关于“中央低估了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的难度”的错判。金文仅以1936年6月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为据，指责中央和毛泽东错判。金作为军人，又是专家，难道不知，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战略意图、方针是通过具体的作战指导和作战行动实现的，这正是战略意图、方针与作战指导的各自作用。作战指导分敌情、分战场、分时间、分地点、分方向、分目标、分步骤、分力量，作战指导在实现战略意图、方针的过程中，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和变化的。
且不讲张国焘命令指示红四方面军在河西“站稳脚根”的意图，中央总的意图是先取宁夏，以此为据，再视情向西发展，先取宁夏立足之地，获得援助，解决供给。在此情况下，再组织力量向西发展建立根据地。此时有枪有炮，有可靠的根据地为依托，有主力红军的支援，在河西建立起安全、可靠、通畅的国际通道。战略意图只是意向，以此提出确定战略方针;作战指导依据战略方针，制定指挥具体作战行动。两者吻合，主观指导才能符合客观实际。向西发展建立根据地是有条件的，金文所讲的错判，混淆战略意图、方针与作战指导的关系，与其前文所述“为什么孤军深入”也是相互矛盾的。
“中央错判”导致的后果是什么?金文并没有以事实为依据表明“中央错判”造成的后果，更没有给出这个后果与“中央错判”有什么关联，武断的得出结论：“实际上在甘、凉、肃三州的河西走廊一带，建立根据地非常困难。这是中央发生的第一个错判。”
中央三次(不止三次)提议西路军东返，西路军三次丧失免于“损失惨重”的机会。这难道是“中央错判”的后果，难道是导致西路军三次不接受中央意见，拒绝东返吗?事实上，中央在宁夏战役被迫终止之后，已经考虑战略重心转移，河东击破胡宗南是战略全局的重心，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在甘北建立根据地与战略全局背道而驰，这将中央置于一个非常无奈的地步，命令不听，征求其东返意见，红四方面军执行张国焘意图决心和信心，迫使中央不得不接受其西进建立根据地的现实。
鉴于篇幅，不再把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及西路军一心在甘北建立根据地的电文一一摆出。金文自己文中有两点就可驳回关于“中央错判”的谬论：一是中央三次指示西路军东返，西路军坚持不返，是张国焘和西路军“低估”，还是中央“低估”?二是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多次要求援军援助，甚至要求红军“主力速来”，战胜二马不成问题。2月24西路军提议：“夺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远方，实现根本大计，无论对西安之和平、战争计，无论对中国红军及西路军计，此为上策。”(25)是西路军“低估”，还是中央“低估”?金文指责“中央错判”，不讲条件、不述背景、不计后果，没有事实依据，是站不住脚的。这只是西路军历史的编造者，将张国焘和西路军主要指挥员“错判”转嫁到中央的手法而已。
至于中央“高估东北军对西北军阀影响”的错判，更是胡咧八扯。一是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这绝非中央和毛泽东所依，但尽一切可能去争取，则是中共和毛泽东所为;二是依靠东北军制约马家军，无疑是天方夜谭，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三是历史事实是，中央希望利用西安事变之机，挽救西路军，叫周恩来到西安后与张学良商讨对策。12月15日，周恩来在西安致电中央称：“于学忠(甘肃省政府主席)与回民关系比我方更坏，对二马不能派人疏通”。(26)由此提出西路军向兰州东进，配合东北军的意见。
金文称中央“高估东北军对西北军阀影响”的错判，依据从何而来，这难道就是金文所称的“中央错判”?金文既没有给出东北军如何影响西北军阀的直接证据，仅以间接的西安事变后，中央12月27日同意西路军西进电为据，便指责“中央高估东北军对西北军阀影响”。金文不提此电的来龙去脉，便称中央“高估”。中央根据张学良、于学忠提议，西路军东返意在牵制胡宗南，策应东北军。此电是在西路军回复中央有条件东返的情况下，中央按照西路军西进意愿作出的。此时，东北军急需红军援助，根本谈不上什么“高估”和“影响”。
“中央错判”导致的后果是什么?金文称由于“中央错判”，“这样就出现了西路军忽西忽东的拉锯局面。”中央提议西路军前两次东返，西路军根本没有任何行动，也就不存在“拉锯”之说。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作战失败后，根据中央第三次东返的提议，开始有实际行动，返回倪家营子后，西路军出现金文所讲的“反复拉锯”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中央错判”没有任何的关联，完全是西路军自己主导的行动。西路军组织四次突围：第一次，即东返，又返回倪家营子;第二次，向西北方向的威狄堡突围，再返倪家营子;第三次向西北方向的三道柳沟突围;第四次因三道柳沟坚守困难，折转经梨园口向祁连山转移。
“反复拉锯”是“涮来涮去”的翻版，并强拉硬扯的认定是“中央错判”，这个罪名安不到中央头上。
金文标新立异的第三种说法，既不是什么新说法，更没有事实依据，也与所谓“错判”没有关联。
(五)关于经验教训
金文称：“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经历过很多失败，西路军是其中一个重大失败。怎么总结出经验教训来?经验教训总结来自于它的客观，指挥层面、统帅层面都有问题，都有加以检讨的必要。而我们不能用统帅层面的问题掩盖指挥层面的问题，也不能企图用指挥层面的问题掩盖统帅层面的问题。”
金文此段看似公平公正的话，有三点疑问。
一是金文没有回答主次关系。指挥层面和统帅层面都有问题，这毫无疑义。任何一次失败，都存在这两个层面的问题，但任何事物都存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哪个层面的问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哪个是次要方面。金文自己在此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二是金文全篇刻意以战略方针替代作战指导。在此看来并不是不懂，前文混淆战略方针与作战指导之区别，在此特意强调“指挥层面”和“统帅层面”都有问题。这两个层面，一个是战略及作战指导，一个是作战指挥，金文刻意混淆两者区别，从而得出““高层决策分歧”、渡河执行中央“打通国际”方针，以及“张国焘支持宁夏战役计划”这样的荒唐观点。在此又对两者进行了区分，充分说明前文是有意混淆其区别。西路军最根本的问题是不认可中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并试图以张国焘制定的既定方针左右中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这才是西路军不服从中央决定和军委指挥问题的实质。
三是金文没有回答哪个层面起了决定性作用。金文讲了那么多“高层决策分歧”，又讲中央对红四方面军“不好直接指挥”，那谁在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行动的决策上起到“统帅”作用，谁在西路军“损失惨重”的问题上起决定性作用。金文没有回答。
金文自己没有回答，却借用徐向前回忆录的几点教训回答了这几点疑问：
第一、任务多变。
第二、战场主动权的丧失
第三、战场指挥缺乏机断专行。
第四、对蒋介石的轻信。
第四条回忆录并没有单列，金文专门把这一条单列，是何含义?中央及毛泽东“对蒋介石轻信”，有事实依据吗?你信吗?
这几条教训，从表面上看，似乎讲的都是“统帅”层面的问题。详观其内容，印象最深就是徐向前称“不想吭声”。(27)按金文两个层面分析，这三点教训(金文分解为四点)，“统帅”层面的问题，属中央即毛泽东;“指挥”层面的问题，属西路军总政委陈昌浩，徐向前总指挥只是“不想吭声”，两个层面问题不仅均与其无关，也与张国焘无关。从徐向前回忆录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西路军三次东返问题上，徐向前哪一次“不想吭声”?第三次东返虽然记述的不清不楚(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但前两次，无疑是按徐向前坚持西进的意见而不愿东返;在西路军是否执行中央军委命令指示，徐向前称两次与陈昌浩发生激烈争吵，这难道是“不想吭声”?
《徐向前回忆录》(即《历史的回顾》)的执笔人，在西路军这段历史的记述上，编造历史事实，选择使用历史文献，甚至改造历史文献，颠倒是非，搞乱因果，其谬误多达几十处。研究西路军问题时，要长点心，分辨一下正误，只可为参，不可为据。凡以徐向前回忆录关于西路军历史记述为据者，无一不错上加错。
如果说中央和毛泽东有错判、有失误，最大的错判和失误就是：高估了张国焘以及西路军领导层一些人的党性觉悟，低估了张国焘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以及造成的严重危害。
中央于1937年3月底，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决议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历史事实证明，这个结论正确无误、准确无误。任何推翻这一结论的企图，都是不会得逞的。
党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及西路军失败的教训，使我们从中得到最为宝贵的经验教训就是：对异心之人不可放权，对下级非为不能迁就，对外力援助不宜依赖。
从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中，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坚决维护党的纪律，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服从中央军委指挥。
金文讲：“摘几份于已有利的电报，得出自己的结论。于已不利的电报，一概不引用。这是在研究历史、思考教训吗?”请金将军按此对照一下，以免着了别人的道。作为一名研究者和名气颇大的专家，既然做不到深钻细研，秉笔直书，也不能胡编乱造，歪曲事实，颠倒是非，误导大众。
金在文中讲到：“把西路军问题变成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个人权力之争，以牺牲西路军为代价，取得对红军的统一领导，这是对我们党史的严重玷污和亵渎。”这句话，说明金还是有是非观念的，也是知道对错的。但金文所讲西路军“艰难痛苦的蜕变”，党实现“三统一”过程中的立意;以及“西路军行动出现的分歧，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分歧”的论述，以及中央“错判”的种种说法，恰恰达到“对我们党史的严重玷污和亵渎”这一目的。
金文所讲的“三统一”也好，“高层决策分歧”也罢，以及所谓第三种说法，无一不试图说明，西路军失败是中央及毛泽东为取得对红军统一领导指挥的“必然代价”，这与“阴谋论”有何区别?金文的所谓公平公正以及第三种说法可以休矣。
七、金文关于“西路军的价值意义”，完全回避路线错误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
金文最后一部分内容，“西路军牺牲，浴血为使命”，重点讲述“西路军的价值意义”。这一部分内容虽然有些散乱，但金文想要表达的基本意思还是清楚的。大体讲了三个方面：一是“指挥层面”、“指挥员判断错了”，西路军将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无法“力挽狂澜”;二是西路军“艰难痛苦的蜕变”，党最终实现了“三统一”;三是中央及毛泽东对西路军将士处置措施做出调整。金文其核心还是围绕其文立意“三统一”和所谓“第三种说法”进行阐述和归纳。
(一)关于“西路军的价值意义”
金文“西路军的价值意义”，难道就是证实“指挥层面”、“指挥员判断错了”，导致西路军失败;难道就是党为了实现“三统一”，证明西路军失败是“必须付出的代价”;难道就是调整了对西路军的干部政策，证明中央纠正自己的错误?金文寻找“西路军的价值意义”，其视角完全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这倒也符合其自称“局外人”的身份。金文看似视野开阔，胸襟博大，立意错了，西路军失败的根源不清不楚，不论以什么身份、什么视角，对于“西路军的价值意义”，也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
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一支军队的胜利或失败，都存在其“价值意义”。胜利之时，既要找经验，也要找教训;失败之后，既不回避根源，也不回避价值。胜利有胜利的主要经验，失败也有失败的主要教训。研究“西路军的价值意义”，一是要站在中国革命的全局高度研究其“价值意义”;二是要在正确得出失败根源教训上研究其“价值意义”;三是要以维护党的纪律和军队团结为根本研究其“价值意义”。否则，还有什么“价值意义”?
但失败就是失败，其“价值意义”也无法讲得比胜利还要辉煌。但西路军广大官兵用生命鲜血换来的“价值意义”，比胜利时官兵的流血牺牲，更加地刻骨铭心，也更加地“艰难痛苦”。徐向前1959年写给张掖地委的信中讲到：“这次失败，对我的惨痛教训也更觉得特别深刻而难忘”。(28)晚年的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西路军的两万多人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在我军历史上绝无仅有。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29)
西路军失败，其“价值意义”是金文所讲的，是党由此实现了“三统一”吗?以西路军广大将士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价值意义”，不要也罢，因为根本无需通过这种“艰难痛苦的蜕变”方式来实现“三统一”，这难道是为了实现“三统一”，“必须付出的代价”吗?这就是金文第三种说法，即西路军以“艰难痛苦的蜕变”方式，实现“三统一”所带来的“价值意义”。而西路军真正的“价值意义”在于，就是今后避免通过“艰难痛苦的蜕变”方式过程实现“三统一”，西路军广大将士的生命和鲜血就没有白流。金文没有找到西路军失败真正的根源，也就未能揭示西路军真正的“价值意义”。表面的统一也会再次分裂，其“价值意义”毫无意义;只有深刻反思失败的真正根源和教训，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其“价值意义”才有真正的意义。从金文中可以看到，不是不清楚，而是不认可、不愿说。
寻找“西路军的价值意义”，一是不能以西路军将士的鲜血，掩盖失败的真正原因;二是不能无原则地寻找宣扬所谓的“价值意义”，甚至夸大西路军的“价值意义”;三是不能掩盖西路军真正的“价值意义”。
(二)金文关于“指挥层面”及“指挥员判断错了”问题
金文关于西路军“价值意义”第一个方面，就是“指挥层面”及“指挥员判断错了”，西路军将士虽然英勇顽强、浴血奋战，但不足以“力挽狂澜”，从而导致西路军失败。
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的战斗历程“艰难痛苦”，广大将士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英勇顽强浴血奋战可歌可泣。至今看这些革命前辈们的回忆录、回忆文章，语言虽然朴实无华，但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将士们流血牺牲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和革命意志，至今仍让我们为之动容。我们不仅为之敬仰，而且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永远传承。西路军将士的战斗精神怎么评述都不为过，但绝不能用西路军将士的生命和鲜血掩盖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和真正的“价值意义”;更不能让西路军将士的生命和鲜血，成为个别人搞乱西路军历史的“工具”。
金文讲：“我们在指挥层面出了些问题，有方向的争论，有方针的争论，但我们一线官兵作战极其英勇”。继而写道：“指挥员判断错了，前方战士可能能够力挽狂澜，也可能不能。西路军就是一群最终无法力挽狂澜的战士。如果是悲剧，最大的悲剧意义就在这里。”
简言之，就是“指挥层面出了些问题”，“指挥员判断错了”，酿成“最大的悲剧意义”。这是“西路军的价值意义”吗?难道“西路军的价值意义”，就是证实这一说法吗?
金文其意含糊其辞。金文讲“指挥层面出了些问题”。前文讲了“指挥层面”和“统帅层面”，两个层面都有问题，相互不能掩盖。这里所说的“指挥层面”是指哪个层面，“指挥层面”出了什么问题?
金文其指不清不楚。金文讲“指挥员判断错了”。这个指挥员是“统帅层面”的指挥员，还是“指挥层面”的指挥员。是指毛泽东，还是指张国焘;是指徐向前，还是指陈昌浩。还是一种大而化之的泛指?
金文看似含糊其辞、不清不楚，实指“统帅层面”出了问题和“中央错判”。一是争议的问题是方向、方针，这不是“指挥层面”的问题，而是“统帅层面”的问题，是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出了问题。从前文可以看出，金文讲到：“当时对西路军行动出现的分歧，实际上就是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分歧”;二是“指挥员判断错了”，金文全文只讲述“中央错判”，即“统帅层面”“错判”，根本没有涉及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及西路军“指挥层面”的“错判”。所以，只能认为是指中央“统帅层面”出了问题和毛泽东这个“指挥员判断错了”。
军队早有“将帅无能，累死三军”的说法;我军也有“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俗语。西路军失败是路线问题。用“指挥员判断错了”，致使“西路军就是一群最终无法力挽狂澜的战士”，从而导致西路军的失败，这就掩盖了张国焘及西路军的路线问题。
徐向前1959年写给张掖地委的信中指出：“西路军确实是一支百炼成钢的部队，他们打过许许多多的胜仗，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为什么在河西遇到“马家军”就吃了败仗最后只剩下少数人退到新疆呢?从这种惨痛的教训中，所得出的唯一的结论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必须服从共产党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必须遵从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中国革命的正确政治路线和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久经考验的建军路线和指导中国革命战斗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引导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违反了这些原则就必然导致无情的失败。”(30)
徐向前总指挥给出了答案，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必须服从共产党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必须遵从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中国革命的正确政治路线和正确的军事路线。”“违反了这些原则就必然导致无情的失败。”
金文在其后文中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指出：“没有正确的革命路线，即使部队再英勇善战也难免遭受失败。”
金文表示认同这句话，讲到“毛泽东这句话值得我们牢记”。金文认同这句话，并不表明真正记牢了这句话，以这句话为指导研究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和真正的“价值意义”。金前文讲毛泽东与张国焘“高层决策分歧”，并不认同中央决议对西路军的结论。
(三)金文关于西路军“艰难痛苦的蜕变”，实现党的“三统一”问题
金文分析：“西路军的军事行动发动在中共中央若干重要转变过程之中”，即“三转变”。“一是中国革命即将由分散向集中的转变;二是红军指挥权将由分散向集中转变;三是国内政局由国共内战向统一抗战的转变。”进而讲道：“解决西路军问题过程中，中共中央则实现了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会师之时就想实现这样的指挥，但未能实现。西路军的失败是这一转变过程中付出的重大代价。”这即金文所指“西路军的价值意义”。
金文意指，凡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党实现“三统一”，必定“艰难痛苦”，而且“必须付出代价”。金文这段论述提示我们，西路军真正的“价值意义”给我们的启示是，凡在革命事业重大转折关头，怎么避免以“艰难痛苦”的方式和过程，不付出代价或少付出大的代价实现“三统一”。
西路军失败在“三统一”的过程中，还是失败于张国焘错误路线之下?显然金文并没有如其所说，“毛泽东这句话值得我们牢记”，不认可后者，而提出西路军失败于“三统一”转折过程中的“第三种说法”。
从金文混乱的逻辑中分析：一是金文称“解决西路军问题过程中，中共中央则实现了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统一指挥”。金文这句话，难道意指中央只有让西路军失败，才能解决西路军问题，才能实现“三统一”?如果不解决西路军问题，中央就无法实现“三统一”?西路军是被中央“解决”而失败的，这不就是西路军“阴谋论”的说法吗?二是金文讲“三个方面军会师之时就想实现这样的指挥，但未能实现”，那显然有人破坏“三统一”;三是从历史事实上看，中央对其他方面军和部队(包括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实现“三统一”，为什么没有经历“艰难痛苦”和“必须付出的代价”，显然是自觉接受党的“三统一”。
金文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历史证明：严密的党的组织和统一的被坚决贯彻的军政号令，是中国共产党制胜的关键条件。”这句话，是金文最有价值的一句话，金文自己已经回答了西路军失败的根源和其真正的“价值意义”。这句话虽然比较拗口(四个“的”)，但却指出西路军失败的根源和真正原因。正是由于张国焘及张国焘路线的破坏和影响，没有实现和执行“严密的党的组织和统一的被坚决贯彻的军政号令”，从而导致西路军失败。
金文对于西路军失败的根源是清楚的，西路军真正的“价值意义”就在这里，使我们找到西路军失败的根源，金文全部的“价值意义”，就在于此。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党的纪律，就是“西路军的价值意义”。金文“三统一”必然“艰难痛苦”，“必须付出代价”的说法是不成立、是荒谬的，因为实现“三统一”，完全可以不必“艰难痛苦”，也无需“必须付出代价”。
(四)金文关于毛泽东调整对西路军将士处置措施问题
金文讲道：“1937年12月下旬，毛泽东会见当时西路军左支队指挥员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等六人。西路军的失败，使其中一些领导人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毛泽东有所觉察，感到对西路军的返回将士处置措施过于严厉，要做调整。”这难道就是“西路军的价值意义”?
金文刻意回避毛泽东接见西路军部分将领时所讲的核心问题。事实上，毛泽东在接见时，对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作了分析，指出：“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同时，他还说：“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那一带是少数民族，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地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31)
关于对待西路军及四方面军干部政策。1937年3月底，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在会议结束时，张闻天代表中央作了《关于处理张国焘错误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总结讲话，揭示了四方面军及西路军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的原因，就四方面军干部问题，他在讲话中指出：“要把国焘主义和四方面军干部分开。反对那种以为反国焘主义就是反四方面军干部的观点。事实上这种观点是替张国焘主义打掩护的。错误的责任是要国焘担负的，而四方面军干部大部分都是为革命英勇奋斗的。他们过去跟国焘走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取消了党内教育，推行他的一套愚民政策;而这些同志以为国焘就是党，实际上是受了国焘的欺骗;再加上国焘的恐怖政策。因此一定要将国焘主义和四方面军干部分别开来。我们要帮助他们来反对国焘路线，帮助他们进步。现在国焘的老办法再不能奏效了，这也证明四方面军下面的干部都是很好的。中央对国焘路线下牺牲的同志是非常痛心的。”(32)
现在有人拿李先念连降六级说事(由军政委降到营教导员)，指责中央对四方面军及西路军干部有歧视，不公正，即金文称“过于严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是毛泽东纠正了这个问题。
关于干部安排，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的历史背景，红军与八路军、新四军的职级不是一个体系，不能这样比照。当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所有的将领都降职安排。原红一方面军军团长林彪为115师师长，原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为120师师长，原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为129师师长，这差了多少级。连降六级之说，没有可比性。但李先念的安排确实比同职级的干部低，后来毛主席专门对李先念做出调整安排。这只是个别事例。
1942年7月2日，中央中央下发《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之指示》，针对当时党内、军内对四方面军干部的态度，作出明确的区别。指出：“原四方面军干部，在国焘路线统治时期，是服从与执行了国焘路线，但必须区别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与积极帮手之间的分别，只有几个人，对国焘路线的发展是起了积极帮手的作用，压倒的大多数，由于文化政治水平关系，由于国焘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由于军队的集中原则等等原因，因而服从和执行了国焘路线。抗战五年来的实践，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了一九三七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所指起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内，他们在国焘路线时期，并未起过此种作用。就是对国焘路线起过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争取教育，使他们觉悟转变，而不是抛弃他们，这一政策亦已经收到了效果。”(33)
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回忆录中记述，邓小平同志与他谈话，准备让他担任军委副主席。理由和原因之一是：四方面军的干部比较多。四方面军及西路军广大干部经过张国焘路线斗争的洗礼，最后大多成为我军高级将领，甚至有人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当时中央没有正确的干部政策，团结全党全军尤其是红四方面军干部，能为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广大干部的成长进步打下坚实的基础吗?个别人的安排问题，不能代表和印证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的干部政策有问题，更不能以此隐喻中央及毛泽东对西路军失败应承担某种责任。这个问题与“西路军的价值意义”有何关联?
(五)西路军真正的“价值意义”
1937年3月底延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在讲到西路军问题时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央非常痛心的，也是红军未有的耻辱。这是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这是血的教训。这对于党是严重的教训。西路军同志的英勇艰苦，我们是佩服的。但是失败了。想将这责任推向中央，这企图是不成功的。如果不是胡宗南来，那四军、三十一军也无疑跟过去的。”张闻天又说：“国焘路线产生的恶果”“是说不尽的┄┄给了中国革命极大的损失。特别是西路军的失败，是空前绝后的耻辱。”(34)
西路军真正的“价值意义”：
一是使全党全军认清了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极大危害，挽救了一大批四方面军及西路军的干部战士。中央《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在分析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指出：“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宣告最后的破产。由于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的领导者中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虽然向中央路线转变有些进步，然而并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没有执行中央路线与各种指示去转变部队中的工作。”
1937年11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总结西路军失败的教训，继续进行反“国焘路线的斗争”。张闻天在会上作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教训与反国焘路线的斗争》的讲话，表扬了陈昌浩等认真进行自我批评的态度，批评了张国焘的两面派行为，指出：“比较七个月前开展反国焘路线斗争时，不但没有进步，而且退步了。”“这种两面派的行为，是为了要等待将来有利的时机向党反攻。”(35)历史让张闻天说中了，若干年后，果然有人向党“反攻”。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本质有着精辟的分析。他在报告中指出：“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36)
“西路军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及时清算了张国焘路线，“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获得解放”，从此，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与党同心同德，团结对敌，避免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和牺牲。
二是使全党全军认清了中央正确路线的前途与光明，坚定广大将士跟党走的理想信念和信心。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西路军的失败，虽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过渡时期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但由于党的全局路线是正确的，因而终于冲破重重困难，赢来了全民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崭新局面。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一个伟大斗争时期的新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英勇红军，将在民族革命斗争的烈火中，经受更为严峻的锻炼和考验，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37)
三是使全党全军在抗日战争及全国解放战争的征途上，避免重蹈西路军失败的覆辙。“西路军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此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征程中，以西路军为鉴，不再犯路线错误，不再以失败的经历，不再以惨痛的损失来实现“三统一”，从而避免了我党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再犯路线错误而导致重大挫折的惨痛教训。
西路军最根本的“价值意义”：西路军失败，证实毛主席作出的论断：“没有正确的革命路线，即使部队再英勇善战也难免遭受失败。”由此告诫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听从中央军委习主席指挥。我们这支从战火硝烟中、用生命和鲜血锻造的人民军队，在习主席的领导指挥下，才能克服强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注释：
(1)毛泽东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2)《彭德怀自述》第218页
(3)1936年10月30日《林武关于红军部署致共产国际转王明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58页
(4)1936年11月1日，中央档案馆：红四方面军电报，军档复(319)第206页
(5)1936年11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关于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暂以现地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致徐向前、陈昌浩电》、《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1)》第828页
(6)1936年11月2日，《朱德、张国焘为林育英到关桥堡致徐向前、陈昌浩并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59页》
(7)1936年11月3日，《徐向前、陈昌浩请示行动方针致朱德、张国焘并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58页》
(8)1936年11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关于河西部队行动部署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60页》
(9)1936年11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一条山地区敌我态势致朱德、张国焘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61页》
(10)1936年11月5日，《朱德、张国焘为河北纵队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独立开展新局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64页》
(11)1936年11月7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为迅速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69页》
(12)1936年11月8日，《中央提出新计划致朱、张、彭、贺、任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74页》
(13)1936年12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等对目前主力行动的意见致中央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5页
(14)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130页
(15)1937年2月7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目前情况力量之估计与西路军之行动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2页
(16)同(15)
(17)1937年2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战略方针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9页
(18)1937年3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要求速派援军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9页
(19)1936年11月2日，《朱德、张国焘为林育英到关桥堡致徐向前、陈昌浩并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59页
(20)1936年11月12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情况致致中央军委、总部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1页
(21)李聚奎《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印
(22)程世才《关于西路军的材料》，军事学院图书资料馆印
(23)1936年10月11日，《中央书记处请朱德、张国焘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指挥致朱德、张国焘电》，《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第289页
(24)《徐向前回忆录》第378页
(25)1937年2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战略方针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9页
(26)1936年12月15日，《周恩来、博古关于于军须集力守兰州不便分兵西顾致中央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0页
(27)《徐向前回忆录》第418页
(28)1959年3月2日，徐向前写给张掖地委的信及附文
(29)《徐向前回忆录》第410页
(30)同(28)
(31)程世才《悲壮的历程》第68页
(32)张闻天1937年3月31日《处理张国焘错误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164页
(33)《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之指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155页
(34)同(32)
(35)摘录秦川著《西路军史》第236页
(3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第531页
(37)《徐向前回忆录》第419页
(本文写于2018年10月，2019年1月修改，2019年7月再改。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