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放通化，建立政府
西元1946年2月3日凌晨四点，正与东北其它地方一起进入回归祖国后第一个新年的大年初二的通化市，市区电灯忽然全部熄灭，随即许多地方枪声、爆炸声、嘶喊声响成一片。
一场反革命武装暴乱发生了。
暴乱者是三千多名日寇匪徒和国民党匪徒。暴乱的目的是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通化市民主政府。
这场武装暴乱是当年国民党反动政权抢占东北的逆行之一。
西元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向侵占我国东北的日寇发起全线攻击。当月15日，日寇酋首裕仁宣布投降，在东北的寇兵向苏军缴械，东北的主要城市和战略要地由苏军实行军事管制。此后一段时期，东北地方的权力机构和社会治安处于空虚混乱的状态。
这时东北的形势，正应了两句话：近水楼台先得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时的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由于在抗战中连连失败、避敌退缩，远处于西北和西南，一时对东北是鞭长莫及，而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其领导的山东、河北与内蒙古抗日根据地都临近东北，于是，十万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依照中共中央的敏锐调配率先进入东北，在苏军有限度的配合下进驻了主要城市和战略要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初步控制和稳定了东北的社会治安状况。
国民党反动政权自然不甘于这种状况，除了在USA军舰和飞机帮助下加紧向东北运送军队之外，它还派遣党务、特务人员去到东北，招纳汉奸、伪军、土匪乃至日寇顽固分子，组建反动武装，企图与我民主政府争夺控制权。举行武装暴乱是它们的主要逆行。据统计，从西元1945年8月日寇投降，到西元1946年6月国民党发起全面内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特务先后在沈阳、本溪、抚顺、安东（今丹东）、长春、通化等地策动了三十多起大小暴乱。
通化暴乱是这其中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一起。
“八一五”以后，像东北其它主要城市一样，通化市由苏联红军进驻实行军管，但地方权力暂时处于真空状态，各方竞相争夺：伪“通化省公署”成立“通化省地方临时治安维持委员会”，国民党地下人员设立“通化县党部”并招兵买马组建“自卫团”，中共地下党则发动组织矿山工人建立了“八路军抗日游击纵队第八支队”并进驻通化。
然而，各方都还没有建政立权的力量。
面对这种状况，通化中共党组织及时派人到沈阳，与已进驻沈阳的冀热辽军区部队取得了联系。西元1945年9月下旬，冀热辽军区派部队和干部来到通化，建立了民主政府。
此后，中共辽宁省委、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陆续派来一批干部、部队，到西元1945年12月，通化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党、政、军系统：中共通化省分委，书记吴溉之；东北人民自卫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员朱瑞，政治委员吴溉之；辽东军区通化军分区，司令员刘东元，下辖人民自卫军通化支队和朝鲜族义勇军南满支队；通化行政公署，专员蒋亚泉；中共通化市县（原有通化市和通化县，西元1945年12月市、县合并，称通化市县）委员会，书记刘克刚；通化市县民主政府，市县长樊鹏飞。
此外，通化还进驻有：东北炮兵学校，校长朱瑞；东北航空学校，校长白起；以及其它一些机关。
至此，中共和民主政府基本掌控了通化地区，使之成为东北人民自卫军的重要后方基地。民主政府积极行动，抚慰当了十四年亡国奴的通化人民，消除乱兵土匪之患，恢复城乡社会治安。
然而，就在这过程中，通化却发生了东北最大一次武装暴乱。
二、蒋、日勾结，阴谋暴乱
通化发生大规模武装暴乱，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在当年麋集了大量日寇败兵和殖民者。
通化位于东北的东南部，长白山西麓，与朝鲜半岛接壤，北距伪“满洲国”的“首都”长春约六百里。这里有几个大的优质铁矿山，又盛产木材，以通化附近的三源浦为中心是一个大产粮区，因此，日寇侵占东北后拟订了庞大的“开发通化”掠夺资财的计划，除派驻军政人员外，还从其国内向这里大量殖民。据统计，西元1945年8月之前通化市内有日寇居民八千余人，通化境内矿山、农垦区等地还有数量不等的“开拓团”寇民，另驻有寇兵“关东军”第一百二十五师团。
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日寇“关东军”总司令部及其直辖部队、以傀儡“皇帝”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军政要员及其宫廷府人员逃到地处山区又靠近朝鲜的通化，把这里作为暂且避开苏军、观望局势、以后逃亡朝鲜乃至日本列岛的喘息、中转之地。由于“感到此处安全”，许多败逃的寇兵、附近的寇民乃至东北北部、东部“避难”的寇民也跟随“挤进”通化市。到西元1945年底，通化市区共有被缴械的寇兵和寇民三万七千多名。另外，通化市郊和附近山区还潜藏着多股未完全解除武装的“关东军”一百二十五师团等部残兵，以及无可计数的日寇散兵游勇。这，就成为国民党特务策划通化暴乱的基础。
国民党在通化勾结日寇顽固分子策划暴乱的首要分子是孙耕尧。孙耕尧原是伪通化省“王道书院”院长，“八一五”后又投靠国民党辽宁省党部，被委任为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排挤掉另一个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之后，成为国民党在通化的主要负责人。当时正是国共和谈时期，通化民主政府准许孙耕尧及其“党部”合法活动，但不久就接到许多通化人民的控告，指控他在伪“满洲国”时期有汉奸行为，近来又秘密勾结日寇，民主政府立即停止了其党部的活动，他和他的“党部”便转入地下活动。
孙耕尧与国民党派来的其它特务人员互相联络，秘密发展反动组织，派遣特务混入我党政军机关进行拉拢、策反活动，并在国民党省党部派来的日籍国民党特务的帮助下，与暗藏在通化的以“复兴”为企图的日寇秘密组织取得了联系。
经过一番联络谋划，西元1946年1月15日，蒋、日双方决定秘密成立“暂编东边道军政委员会”（“民国”时通化属吉林省东边道管辖），孙耕尧为“主任委员”，下设“政治部”和“军事部”，日寇秘密组织头目、原“关东军”一百二十五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任“军事部部长”。
在随后的谈判中，藤田实彦代表日寇提出参与武装暴乱的四个条件：第一，保证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回国；第二，保证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失业；第三，在通化的日本人加入台湾籍；第四，暴乱成功后，在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对此，孙耕尧等“县党部”人员代表国民党方面全盘接受，蒋、日双方于西元1946年1月21日就此签订了“协议”。
次日，蒋、日双方又共同成立了“武装暴动总指挥部”，孙耕尧和藤田实彦分任蒋方和日方“总指挥”。并制定了详细的暴乱计划，规定了暴乱的目的和任务、暴乱兵力、武器配备、主攻目标、行动方案、行动信号、口令、标志等。
其中暴乱兵力的安排，通化市内以三千多名日寇（大部分是被缴械的“关东军”寇兵）为暴乱主力，另有两百多名国民党人员，还有炮兵学校、航空学校和第一医院留用的日寇技术人员中一部分反动顽固分子；“外部援军”则有通化市附近村镇和山区潜藏的日寇残兵、地方反动武装和土匪等共计九千一百多人；此外，还有国民党打入或策反的通化支队、县大队、市县政府警卫排、行署警卫连、区中队、市公安局等单位的“内应力量”数百人。
暴乱的主攻目标是通化支队司令部、通化专员公署、市公安局、县大队、市电报局、市电业局、炮兵学校、航空学校、第一医院、广播电台、通化日报社等主要党政军机关和要害部门。
暴乱的行动信号是市内电灯闪灭两次，最后完全熄灭。
在策划过程中，暴乱分子曾先后于西元1946年1月17日和27日两次企图发动暴乱，都因与“外援”联络不成，民主政府又有所觉察，不敢轻举妄动而流产。最后，蒋、日双方决定在新年节庆期间举行暴乱，时间为大年初二的凌晨四点。
三、接获警讯，紧急部署
俗话说得好：狐狸的尾巴总是要露出来的。蒋、日匪徒丧心病狂地进行反革命暴乱密谋的警讯逐渐被民主政府接获。
早在西元1945年年底，兼管县大队的通化市县民主政府副市县长董滨接到县大队侦察员王晓峰报告，说有人正对自己进行策反，策反者还提到敌人将举行暴乱。董滨命令王晓峰继续与策反者接触，了解详细情况。后来王晓峰又两次向董滨汇报，但仍未摸清暴乱的时间、人员等具体情况。通化市县委先采取预防措施，将已掌握的一批日寇军官关押起来以防其参加和指挥暴乱。
西元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卫军通化支队也发现了蛛丝马迹。当时，通化支队司令部驻扎在龙泉旅馆中。这个旅馆位于通化市区西北部一个山坡的半坡，坡顶上是日寇侵占期间形成的寇民主要居住区之一。新年之前两周起，司令部门口的哨兵发现每天清晨都有寇民排着队跑步，跑到下坡处则顺着结冰的路面快速下滑，滑到坡底后很快返回坡顶，又是排队、跑步、下滑，如此反复多次后散去。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除夕前一天才停止。事后得知，这是参加暴乱的日寇在对计划中所要攻占的目标进行攻击演练。哨兵及时将这种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引起领导注意，但观察几天后，见那些寇民们并没有其它异常举动，以为这属于一般性的锻炼身体，也就忽视了这一迹象。
大年初一（西元1946年2月2日）下午，通化市县民主政府副市县长董滨终于接获明确的警报：县大队文书小关向董滨自承被人逼迫加入暴乱团伙，揭发县大队和市县政府里有内奸。董滨将小关指认的内奸之一的县大队警卫员于宝春抓起来审问，获知了暴乱的信号、时间和其他一些内奸的姓名。
几乎与此同时，通化支队也得到了暴乱即将发生的警讯：支队新战士小李在日寇侵占时期曾是暴乱头目孙耕尧的学生，他大年初一下午外出办事时被孙耕尧骗去。孙耕尧软硬兼施，逼迫他做暴乱内应。小李迫不得已，假意应承，并被告知了暴乱的时间、信号、口令等。脱身回到司令部后，小李立即向支队参谋长茹夫一做了报告。
大年初一黄昏后，驻守在市区丰岛、平安、永信旅馆的朝鲜族义勇军南满支队一营五连的哨兵正在执勤，忽然看见一个戴袖章的人从街上走过，那袖章上印有“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徽！哨兵将其拦下盘问，那人说话吞吞吐吐、含混不清。哨兵便将其押送到连部，连长高应锡立刻审问，那人除了说自己与朋友下馆子喝酒，其它的就吱吱唔唔，不肯老实交代。高连长又奉命把他押解到支队司令部，经再次审讯，他才全盘交代了当晚要搞暴乱的内情。
更详细准确的情报是由驻通化的辽东军区后勤兵工部总务科供给股股长沈殿铠提供的。沈殿铠的同乡刘子周和姨夫刘靖儒都是暴乱团伙的重要头目。刘子周以前接济过生活困难的沈殿铠，沈把刘称为“恩人”。以“恩人”自居的刘子周在除夕日（西元1946年2月1日）邀请沈殿铠吃饭，以关心他的前程、共产党在东北待不住等“闲谈”对他进行思想恐吓、瓦解。次日（大年初一），刘子周把沈殿铠叫去，告诉他暴乱即将发生，让他跟着自己以保命，实际上是企图利用他的职任从兵工部获取资财和武器。沈殿铠以顺从的态度取得了刘子周信任，使刘把自己带到国民党方面的暴乱总指挥部，见到了孙耕尧等暴乱主要头目，了解到暴乱的兵力、目标、信号、时间等信息。沈殿铠又以机智的应对解除了孙耕尧等暴乱头目的戒心，他们让沈回去做内应。回到兵工部，沈殿铠当即把敌情汇报给兵工部长吴润清。
多方面的情报汇集而来，都证明敌人的暴乱迫在眉睫！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通化主要领导立刻行动起来。
大年初一（西元1946年2月2日）下午六点多，通化市已经夜幕四合，市民们正在阖家团圆吃饺子，通化党、政、商、学各界京剧晚会也敲响了开台锣鼓。这时，在一座挂着“通化地区各界民主建国联合会”牌匾的小楼里，不公开地在此办公的中共通化省分委召集了紧急会议。会议由分委书记、东北人民自卫军后方司令部政委吴溉之主持，参加者有：分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王铮、组织部副部长兼通化地区民主建国联合会主任张益民、辽东军区通化军分区司令员兼人民自卫军通化支队司令员刘东元、通化支队参谋长茹夫一、东北航校校长白起、通化行署专员蒋亚泉、行署公安处长兼通化市县公安局长刘甄淼、通化市县委书记刘克刚、市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剑云等。
当时局势很严峻：通化支队主力远在临江建政立权，朝鲜族义勇军南满支队大部分也在外地执行任务，而人民自卫军后方司令部司令员、炮兵学校校长朱瑞一个月前就带着炮校两个营到辽源剿匪去了，通化城内我军兵力只有通化支队一个警卫连和司令部少数留守人员、朝鲜族义勇军南满支队留守的两个连和少数司令部人员、炮兵学校和航空学校留守的警卫部队、行署警卫连、通化公安局公安队、通化县大队等，而行署警卫连、公安队、县大队本来人数就不多，又发现了暴乱内应分子，可信用的兵力就更少了。总的算来，我方能作战的兵力仅有五百余人，与敌人相差悬殊。
面对此种局势，与会领导当机立断作出决定：通知朝鲜族义勇军南满支队主力火速回援；各单位马上整肃内部，清理内应分子；武装干部、党员、工人自卫队；各机关单位各级领导、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带领群众就地坚守，人在阵地在，决不后退一步，直到取得全部胜利；分兵拒敌，同时抽调通化支队、朝鲜族义勇军南满支队和炮兵学校各一个连兵力为机动部队，支援各阵地战斗。
决心既定，晚上七点多会议结束，与会领导们立即分头行动，召集各自分管单位营级以上党员干部开会，传达省分委紧急会议的决定，进行作战部署，命令全体人员全副武装做好战斗准备，同时收押已查明的内应分子，看管留用的日寇技术人员。
擒贼先擒王。在各单位紧锣密鼓备战的同时，由沈殿铠引领，通化支队参谋长茹夫一率领支队警卫战士三十多人直扑国民党的暴乱总指挥部，一举抓获暴乱头目孙耕尧、刘子周等十余名匪徒，并当场搜获暴乱计划、密令、名册、印章、委任状、标识袖章、传单、文稿等大批罪证。随后，沈殿铠又向茹参谋长请命，带领几个战士赶到姨夫刘靖儒家，将这个暴乱组织重要头目捉拿归案。
在吴溉之书记亲自审问下，孙耕尧的顽抗很快被击溃，他交代了日寇的暴乱指挥部地址和其它暴乱计划。茹夫一参谋长立刻率战士前往日寇指挥部，抓获十余名日寇暴乱头目，但匪首藤田实彦因临时外出而侥幸漏网。
通过对捕获的孙耕尧等要犯的突击审讯，以及对缴获文件的审查，不仅确认了敌人的暴乱时间、信号、主攻方向等关键情况，还发现了更多的我军、政机关内部的内奸，当即通知各单位进行清理。清理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将县大队缴械，换上了由矿山工人组成的队伍，以及将行署警卫连中通敌的两个排长、机枪班长等拘押，连、排指挥员都换上可信任的干部。有的单位清理工作颇为惊心动魄，比如通化市县长樊鹏飞竟然被三个内奸控制，幸得公安局副局长李剑云派公安战士前来解救，将内奸击毙。还有航校、炮校等单位，竟发现有留用寇军技术人员中的暴乱内应分子上了飞机、坦克，有的在大炮旁边做开炮准备，我警卫部队立即将其逮捕，并将其他留用人员全部软禁。这些措施，消除了内部许多重大隐患。
由于事出突然，时间仓促，当时只抓住了策动和指挥暴乱的部分头目，没能全部摧毁敌人尤其是日寇的指挥机构和组织系统，更无法当晚就从三万多寇民中清理出暴乱分子，而派去守护电业局的公安队人员中又暗藏着未发现的内奸，于是，反革命武装暴乱还是发生了。
四、沉着应战，铁拳镇暴
就在各单位积极备战、紧张地审讯、抓捕暴乱头目和内奸的过程中，时间到了大年初二（西元1946年2月3日）凌晨四点，全市亮着的电灯忽然灭而复明两次，最后全部熄灭，随即许多地方响起了密密麻麻的枪声、爆炸声，伴随着急促的集团队伍跑步声、呀呀的喊叫声。以日寇为主力的暴乱开始了。
听到暴乱的声音，正在省分委受审的孙耕尧等要犯不禁喜形于色，态度又嚣张起来。为防备这些暴乱组织头目在敌人攻来时脱逃，造成后患，吴溉之书记果断下令，将孙耕尧、刘靖儒等七名首要罪犯和两名顽固的内奸就地枪决。
通化支队司令部是暴乱的重点目标之一，日寇匪徒使用重兵分两路发动猛攻。支队参谋长茹夫一沉着冷静，先经请示后下令处决了关在这里的几名暴徒和内奸，然后指挥战士们集中火力向日寇猛烈射击。他们打退日寇匪徒十几次冲锋，打得匪徒们鬼哭狼嚎，弃尸遍地。日寇匪徒的“武士道精神”被我英勇的战士彻底打垮了，活着的匪徒落荒而逃，我军乘胜追击。此战当场击毙日寇匪徒二百多人。
行署大楼的战斗更为激烈。由日寇和国民党匪徒组成的混编暴乱团队倚仗人数和武器的优势，向一楼大厅发起疯狂进攻。负责军事指挥的行署秘书长夏骏青带领战士们顽强抵抗，甚至与敌人进行了白刃战，终因寡不敌众而退上二楼，随后又退到三楼。敌人连续冲击三楼，都被警卫连指战员击退。这时，一个新参军的警卫员突然持枪逼迫蒋亚泉专员下令投降，被警卫连长听见后将其击毙。蒋亚泉等领导干部一边参战，一边鼓励战士们坚持。正当敌我相持不下之际，通化支队和朝鲜族义勇军南满支队的机动部队赶来，向敌人后背发起攻击。日寇腹背遭打，垂死挣扎，疯狂地向三楼冲击。夏骏青举枪高喊冲锋，指战员们杀声震壁，子弹、手榴弹如急雨般打向敌人。匪寇们死的死，伤的伤，有的举手求饶，有的狼狈逃窜。在我军楼内、楼外勇猛夹击下，指挥攻打行署大楼的日寇队长及属下数十人被俘虏，余者一部分溃逃，一部分丧命，楼内楼外寇尸遍地，横七竖八。
市县政府方面的局势比较和缓。当电灯明灭的暴乱信号出现时，樊鹏飞、董滨等市县领导正在清理抓到的内应分子，市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剑云率领一部分公安战士也在这里参与审讯。他们立即停止审讯工作，李剑云马上打电话给公安局，命令留守人员迅速去电业局恢复供电。随后他们提枪下楼赶到院门口，这时一伙匪徒已到大门外不远处，正在黑暗里用手电筒发信号与内应分子联络。我方立即开枪，匪徒们连声惊叫，未攻而退去。此后我方严守阵地，准备迎战，但直到天亮匪徒再未前来进攻。显然，敌人本以为有内奸控制的县大队做内应，拿下市县政府机关轻而易举，所以派来的匪徒不多，也没带多少武器，发现阴谋失败，我方已有准备，便放弃了占领市县政府机关的计划。
在江南机场方面，虽然航空队留用的日寇技术人员中的内应分子已被我预先控制，但两百多名日寇暴徒仍然向驻扎在这里的朝鲜族义勇军南满支队司令部和机场警卫部队发起了猖狂进攻。敌寇冲进支队司令部后大门，跑在前面的一个在柴堆上点起火来。支队副分队长卢昌炳首先发现敌情，他勇敢地冲上去一个拼杀，将放火的匪徒当场刺死，紧接着向后面的敌人开枪射击，打死打伤多名。这时司令部内的机枪也开了火，把冲在前面的匪徒打倒一片，其余的连滚带爬退出大门。日寇不死心，又接连发起了多次进攻，都被我军击退。紧要时刻，奉命从辑安回援的朝鲜族义勇军南满支队一营一连赶到了，一个冲锋就将日寇击溃，使敌人攻占飞机场的企图化为泡影。
在我军第一医院，日寇则实施了最令人发指的暴行。暴乱开始后，在内应分子帮助下，日寇暴徒两个分队偷袭进入医院，以手枪、步枪、炸弹疯狂攻击驻守在这里的朝鲜族义勇军南满支队一个排。与此同时，受我军留用的日寇医生、护士一百余名，在留用院长柴田带领下分成三个战斗分队，一个分队配合外来暴徒围攻义勇军，两个分队跟着柴田冲进病房，对手无寸铁、行动不便乃至正在昏迷中的我军伤病员进行屠杀。日寇男女医、护暴徒们残无人性地用手掐，用手术剪扎，用手术刀割、刺，共杀死、杀伤我军伤病员一百五十余名！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朝鲜族义勇军南满支队一营五连连长高应锡率部赶来救援。敌寇分出大部分兵力到医院门口，用猛烈的射击阻止我援军靠近。高应锡连长当即命令战士们卧倒，以密集的火力压制敌人。匪徒们抵挡不住，退入医院，我军指战员义愤填膺，迅猛追杀，一番激战后收复了医院，解救了幸存的我军伤病员。三十余名暴徒被抓住，恶魔医生柴田等匪徒三十多人逃跑，其它匪寇被击毙。
电话局的保卫战，由于事先布置周密，进行得有惊无险。省分委紧急会议作出反暴乱部署后，晚上八点来钟，通化市县公安局公安队队长即带领一排一班赶到公安局南侧隔街相对的电话局楼。他们把电话局的要害部门交换台和机械室控制起来，只留下一个话务员和两个维护工，让其他职员回家过年，另外将二十多个留用日寇技术人员集中看管起来。部署完兵力配置后，队长明确交代班长王殿富全权负责，坚决守护住电话局，如有外人企图进入，警告三声仍不退去，可以立即开枪，打死无责！队长布置完后离去，班长王殿富和战士们坚守岗位，百倍警惕。暴乱发生后，电话局周围暂时没动静，约半个钟头后公安局失守，匪徒们分兵二十多人向电话局扑来，先从后门攻进院内。敌人离大楼二十米左右时，王殿富下令开火，子弹手榴弹劈头盖脑砸将过去，打得匪徒们滚的滚、爬的爬，很快退逃出去。过了十几分钟，匪徒们又攻进来，王殿富命令战士们每人准备好两个手榴弹，待敌人临近，一声令下，连续投出，炸得匪徒们死伤遍地，余者慌忙溃退。一班战士就这样沉着、勇猛地打退了暴徒的多次进攻。他们还利用居高临下的优势，对公安局院里出来的匪徒进行狙击，半个多小时就击毙十几个。直到通化支队司令部警卫部队反击过来，消灭了电话局院内的匪徒，保卫电话局的战斗胜利结束，一班战士无一伤亡。电话局的坚守，保障了我党政军各单位的联络畅通，使我指挥机构能够及时了解战况、调动兵力，对镇暴胜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与电话局隔街相邻的公安局则形势非常严峻。公安局副局长李剑云带着公安队一个排去市县政府机关清理县大队和机关人员中的内奸，留一个排守卫公安局。留守负责人麻痹大意，没有及时清理和控制可疑分子，战斗准备也很松懈，以致暴乱信号出现后，内应分子突然作乱，并接应一百多名日寇匪徒冲进公安局大院。留守人员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公安局遂被敌寇占领。敌人找到了楼内的武器，并把关押在这里的伪“满洲国”宫内府人员全部释放出来。撤离出去的公安队战士在公安局门前和附近集结，准备夺回公安局，他们不住地向院内打枪，使被放出来的人员未敢逃离。敌寇利用抢来的武器疯狂向外射击，阻止公安队的反击，双方一时对峙住了。正在这时，回援的朝鲜族义勇军南满支队主力和其它援军赶到城外，省分委书记吴溉之和军分区司令员刘东元立刻命令各部发起总反攻，城内的通化支队、南满支队、炮兵中队、行署警卫连、公安队、工人自卫队等部队冲出阵地，与城外的援军配合夹击暴乱匪徒。通化支队一路追杀敌人来到电话局和公安局，将敌人包围起来。我军喊话，命令占据公安局的日寇匪徒投降，但敌人负隅顽抗，加剧向外开枪射击，造成我军几名战士伤亡。炮兵中队请得上级同意后拉来一门大炮，架在电话局和公安局之间的中心广场上，向公安局大楼放了几炮，把外墙打出一个大窟窿，炮弹在楼内猛烈爆炸，敌寇血肉横飞，鬼哭狼嚎，纷纷爬出大楼，或逃或降。公安局就此收复。
这时天已大亮，我军指战员在市区奋勇追击，消灭敢于顽抗之敌，许多市民也拿着棍棒刀剑参加进来，大楼前，山坡下，马路上，扔下一片片暴徒尸体。未死的暴乱匪徒丧魂失魄，像被围猎的野兽一样四散逃窜躲藏。
至此，这场凌晨四点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仅过了两个多小时就被我党政军民铁拳平定了！
当天上午，通化市民主政府宣布全市戒严。各部队、机关的干部战士和工人自卫队打扫战场，清理匪徒尸体，收缴武器，集中俘匪，同时组织搜捕队缉拿首要罪犯。
当天晚上，逃出市区的日寇恶魔医生柴田等匪徒在郊外山区被我搜捕队抓获。
次日（大年初三）上午，躲在市内寇民居住区一间房屋天棚上的暴乱首犯藤田实彦，以及其它二十八名日寇匪徒，被我朝鲜族义勇军南满支队一营五连连长高应锡率队瓮中捉鳖，抓个正着。
其它暴乱头目在我民主政府的追拿下也纷纷落网，个别漏网人员中的国民党匪徒，都在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先后被逮捕归案。
事后统计，通化市区与郊外参加这次武装暴乱的蒋、日匪徒共一万二千三百余人。战斗主要在市区发生，我军共当场击毙暴乱匪徒一千余名（时任通化市县公安局副局长的李剑云后来著文说“我们约计在战场上击毙一千五百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日寇匪徒；战斗危急时刻，预防性处决国民党首要罪犯孙耕尧以下二十余名、顽固不化的内奸和暴乱前逮捕的日寇战犯等一百余名；俘获暴乱匪徒三千余名，其中国民党匪徒一百三十余名，其余为日寇匪徒。缴获暴徒使用的武器：轻机枪五挺，步枪五百余支，手枪一百余支，手榴弹、战刀、匕首、铁锹、斧头、棍棒未计其数。还缴获了大量暴乱物资、经费。
我方参加战斗的党、政、军干部战士共计五百余人，工人自卫队和自发参加平暴战斗的群众一千人左右。战斗中牺牲干部战士二十六名。
五、处理善后，政治战斗
大年初四（西元1946年2月5日），民主政府解除了全市戒严。通化市人民欢欣喜悦，走上街头，庆祝新年节庆和平定暴乱的胜利，秧歌队的表演，平暴战斗活报剧的演出，更烘托出喜庆的气氛。
但通化我党、政、军各部门仍在继续战斗：处理善后事宜，进行政治战场上的战斗。
西元1946年2月6日，安东省通化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发布第三号通告，敦促“所有国民党及日本法西斯残余势力，不论直接参加三日晨之暴乱行为与否，一律向市县政府实行自首（公开的、秘密的方式均可）”，自首者从宽，抗拒自首者从严；号召“所有通化地区居民（包括日、朝善良居留民在内），对已遭逮捕和尚未被逮捕之国民党特务分子及日本法西斯残余匪徒进行大胆控诉和检举，并协助军政机关逮捕上述罪犯（这包括秘密和公开的通风报信、协助捉拿等）”。
当日，通化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与通化支队司令部、政治部联署发布《告各界同胞书》，揭露国民党特务勾结日寇发动侵害人民利益的反动暴乱的真相，号召各界人民团结起来，检举揭发特务分子和战争罪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企图。
2月8日，通化市县政府制定颁发“六条规定”，给“一般胁从失足者”以改过自新的机会。
当日，还召开了通化各界代表座谈会，我党政军负责人在会上以大量事实揭露蒋、日勾结策动暴乱的罪行。
2月9日，《通化日报》以《揭露国特勾结日战犯举行叛乱真像》为标题，发表对中共通化省分委书记兼东北人民自卫军后方司令部政委吴溉之的访谈。吴溉之详尽介绍了蒋、日勾结发动暴乱及我民主政府平定暴乱的过程、我军取得胜利的原因等。
2月13日，通化支队参谋长茹夫一针对暴乱平定后人民关心的问题，在通化人民广播电台做了广播讲话。
当日起，《通化日报》开始陆续刊载国民党特务勾结日寇暴乱的铁证，如暴动计划、命令、布告、委任状等等。
2月17日上午，在通化行署大院隆重召开了“庆祝镇压国特勾结敌伪叛乱胜利及追悼阵亡烈士大会”，通化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代表近万人参加。大会沉痛追悼烈士，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法西斯分子发动反人民暴乱的滔天罪行，表彰、奖励了在平定暴乱战斗中英勇作战立下战功的英雄模范。大会向“国民政府蒋主席暨重庆各机关、各团体、各报社和美、英、苏等国驻华大使馆”发出通电，揭露国民党特务勾结日伪武装叛乱的罪恶阴谋，要求国民党撤销祸国殃民的特务组织。
此外，在通化市丁字街裕丰厚商店大楼举办了“蒋特勾结日伪残余暴乱罪证”展览，公开展出了孙耕尧、藤田实彦共同签发的暴乱命令、计划、密件、暗号、布告、名册、委任状等暴乱文件，武器、弹药、战刀、棍棒等暴乱凶器，战场、战俘照片等平暴图片。除了这些实物罪证，还将主犯藤田实彦、要犯刘庆荣等押到展览会现场，让其向群众自述罪行，以更直观地教育群众。
这期间，国共和谈军事调停处第二十九小组来到通化，在辽宁省主席张学思陪同下参观了这个罪证展览。面对铁证，小组内的我方代表对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提出了质问和追究幕后责任者的要求，使得二者哑言失色，狼狈不堪。
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头条以“辽宁省国民党内法西斯反动派勾结敌寇，举行通化暴乱，人民武装予以镇压，两小时内悉数扑灭”为题，刊登了新华社的消息，向全国、全世界人民报道了通化暴乱的缘由和平定暴乱的经过。
对抓获的三千余名参与暴乱的匪徒，进行了集中关押、审讯、判决。我方调集党政军大批干部参与审理，东北局先后派来负责干部指导。本着彻底弄清事实、宽大与严惩兼备的原则，到2月中旬即对第一批匪徒作出判决：日寇要犯除藤田实彦已在示众认罪期间病死外，八十余名罪大恶极者判处死刑；对国民党战俘一百三十余名中多数已查明是胁从者，予以教育释放；日寇匪徒中八百九十三名查实确为胁从或受骗参加暴乱，其愿意悔过自新、彻底坦白，予以宽大释放。其余匪徒继续关押审理。
2月19日，召开了释放战俘大会。许多被释放者痛哭流涕，尤其是日寇战俘，纷纷要求发言，他们感谢民主政府的宽大，发誓今后要“对共产党绝对的忠诚”，“好好协助政府工作，来赎回我过去的罪恶”。会后，被释放的战俘和来接的家属向民主政府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向在场的市民表示歉意。
至此，与军事上一样，通化平暴战斗在政治上也取得了完全胜利。
六、回顾历史，警示今人
回顾历史，七十三年前由国民党与日寇勾结策划发动的大规模武装暴乱，之所以很快就被我通化民主政府平定，主要原因如下：
在我方，中国共产党虽然在通化建立政权还不太久，但已初步赢得了民心，小关、小李、沈殿铠等当地年轻人面对威逼利诱不愿违心屈服，及时报告敌情，许多工人和市民自发协助我军平暴，充分表明正义者必胜；我党、政、军主要领导久经革命斗争考验，面对突发敌情沉着冷静，决断正确迅速，指挥若定，身先士卒，极大地凝聚起反击的力量；我党政军干部战士对倒行逆施的日寇及与之勾结的国民党反动派满怀义愤，战斗中英勇顽强，机智灵活，以一当十。
在敌方，国民党分子利令智昏，其招纳汉奸、伪军和勾结日寇的行径使人民困惑、反感，借寇兵取巧得利的心态让其言行混乱；日寇顽固分子不甘心失败，急欲借助国民党以实现部分“复兴”，而以其对原东北军阀部队和国民党部队孱弱无力的印象，以为凭借绝对的人数优势和简单的武器、偷袭的战术，就能消灭或者至少击溃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结果只能自取灭亡；寇兵和寇民虽然众多，“武士道”虽然残存，但在其群类战败的情况下，面对强有力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军队，它们大多数也就是乌合之众，稍触即溃，唯求保命罢了。
同时，仔细观察当年国民党与日寇勾结的过程，我们应当特别注意两个方面：
国民党为了抢夺东北，低下到竟联合侵占我国土、掠夺我资财、屠杀我人民达十四年的日寇，更低下到竟接受其在通化“建立中日联合政府”的荒悖条件。这充分证明，一切反人民的反动势力，为得私利往往不择手段，其不仅毫无国家民族责任心，甚至连起码的为人底线都没有。今之台湾、香港以至内地，都不乏这种势力。
而日寇为参加暴乱所提四个“条件”，其第二条“保证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失业”本已属荒谬无理，其第一条“保证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回国”、第四条“在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则更显其侵占中国、殖民中国的野心不死。至于第三条“在通化的日本人加入台湾籍”则耐人寻味：在当时中国已收回台湾的情况下，“加入台湾籍”也就是成为中国台湾省籍的人，可见在这些日寇顽固分子心目中，曾被日寇侵占五十年、殖民五十年、奴化五十年的台湾是适合生活之地，是其它三条万一不能实现时的退路。另一方面，日寇侵占台湾五十年间，也许有不少寇民被“安排”成为了“台湾本地人”，“八一五”日寇投降后，也许又有不少寇民暗中留下成为了“台湾本地人”，或许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为了利用日寇打内战（蒋介石曾聘用日寇组成的“白团”）而接受了不少寇民“加入台湾籍”，如此，则通化的这些日寇提出这个条件是再正常不过了。那么，现在的所谓“台独分子”，其中应当有不少是当年或更早以前留下或混入的日寇之民或其后裔。进而可以说，“加入台湾籍”就是日寇“台独计划”的安排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