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岳在湖南狂征暴敛中饱私囊是“赋”，几千年来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还有“役”，薛主席号召“化路为田”老百姓破路就是“劳役”，除了劳役人民还要服“兵役”。

1939年2月2日薛岳在就职典礼上,提出了“安、便、足”的施政方针。所谓“足”按薛主席的解释就是“运储粮食,调剂供求,以足食；乐服兵役,共享权利,以足兵”。“运储粮食,调剂供求,以足食”这个从我之前的文章可知不过是子虚乌有罢了，我们再看看是否实现了薛主席的就职誓言——“乐服兵役”。说兵役之前先简单说说国军士兵待遇。

武汉会战后的1938年11月26日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针对第一期国军抗战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总结，其中对伤兵待遇差、新兵待遇差、军纪差等问题说：

【“关于病兵伤兵的处置和救护，应研究改良办法。现在前方作战部队退下来的病兵，无论交通沿线和各个城市沿街随时可以看到。不仅病不能得医药，而且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流离呻吟状如乞丐。……”

“现在你看，一般部队新兵的生活。大都是饮食不洁。服装不整，营房污秽潮湿，一切凌乱无章。士兵如同乞丐，生活不得安定，他心里感觉厌恶、烦闷，自然会要逃跑。……而逃亡之事，亦毕一天一天加多。……”

“凡是我们军队到达一个地方，如果民众闻风而逃避。亦是我们官长最大的耻辱。……如果我们不能爱护民众。军队开到的地方，民众纷纷逃避一空，这不仅是我们军队的耻辱，而且是招致失败，最大的危险。”】①

由上可知蒋公很生气，但是并没有什么（luan）用，直到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也没能解决。

伤兵

文夕大火后薛岳任湖南省主席之初伤兵待遇还可以，长沙的伤病员相继转至常德,大部分学校的教室改成陆军后方医院的病房。熊纯耀当时在常德读书，学校不定期的组织慰问,表示对抗日将士的一点心意。开始转来的伤病员在医药上、生活上还是比较好,很多医药器材也是从美英进口的。越到后来伤员待遇越差。

1940年李文开就任第九战区江西万安一三八医院任中校政训员。这个医院收容伤病官兵近千人,药品短缺西医价格腾贵，这就给了国军医疗部门发财的机会。国军医院某些医疗人员将医院内的药品监守自盗转卖谋取暴利，导致伤员死亡率奇高。这一年秋,痢疾流行,每日只发给伤兵几个大蒜,用开水冲服,每日死亡达二、三十人之多，棺材也供不应求。医院的聪明人将眼睛盯在棺材上，军委会规定的埋葬费十五元，每口棺材也定价十五元。睹此情况,李文开即命见习官何静芳(专负监督埋葬)向棺木铺每日多预订十五口,做到当日死,当日埋。殊不知看护长与埋葬队趁机大发死人财。女见习官何静芳向李文开报告:经地方老百姓揭发,埋葬队班长与木材铺勾结,做一副活动木板材,底板可以抽出,把死者装进棺材,拍到山上,把底板抽出,尸体丢进坑内,用泥土盖上,照样燃放爆竹,掩饰一下,接着两个看护兵把活动棺材运回太平间拍第二具尸体。这样一来一去,把每日死亡的伤兵埋葬完毕,还是一副棺材。

1945年雪峰山会战时，国军后方医院大都后撤。为了收容从前方下来的伤病员,各地相继成立临时性的收容所,经收容所初步包扎,再运送后方医院治疗。熊纯耀目睹了那一时期国军伤兵的境遇。安江廖家祠堂的收容所,便是其中的一个。那时的收容所药物缺乏,设备条件差，加之有的医务人员缺乏人道主义,给伤病员造成了一些痛苦和灾难。廖家收容所,有些重伤员未停止呼吸,便被抬去河边掩埋,凄厉的喊声,惨不忍睹。沅水边埋葬了一排排尸体，每逢汛期就被洪水卷走。国府这件事做的太傻——伤兵康复之后重新归队是军队的财富，作战经验丰富兼之从鬼门关走了一圈不在乎自己的命，敌人的命更不在乎。

新兵

国民党军队,士兵粮饷微薄,待遇极差，而且官兵差距极为悬殊。1941年国军薪酬，

【“上将三百二十元；中将二百四十元；少将一百八十元；上校一百五十四元；中校一百二十四元；少校一OO元；上尉六十六元；中尉五十元；少尉四十二元；准尉三十二元；上中士照原晌增三元，下士照原饷增二元，兵照原增一元。此外士兵主食费一律由公给与,每人每月四元,如属不敷,得照当地另行核发主食补助费,士兵副食费原为每人每月三元,增为四元。”】②

当时在长沙吃一碗面就需要三块。壮丁征集送接兵部队后,每人发草绿色单军服、军帽、绑腿等一套,稀布村衫一至二套,帆布军鞋一双,洗脸巾一条,冬季发粗灰布棉衣及短棉腿一套,两人共用五斤重棉被一条。夏季发草席一张,但无蚊帐,冬天挨冻,夏天难熬。每天口粮1.5市斤,伙食费法币二角五分,虽然随着物价上张,有所增加,但被层层克扣。

湖南醴陵人苏文秀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在国军当新兵的时候，军部按照连部上交的士兵名册,把粮食发到连部，连长就将虚报空缺的士兵粮食塞了腰包。到了司务长手里,他也得雁过拔毛，每天扣粮10-20斤不等。接下来,粮食到了伙夫手里,他也如法泡制,利用淘米的机会,偷偷摸摸搞去一点。班长是新兵的顶头上司,他的“客人”来了,随意拿去一钵以至半脸盆,士兵见了也不敢作声。为了让士兵少吃饭，多克扣一点油水，国军有的是聪明人,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即用黄豆作菜,限制新兵每筷只准夹黄豆一粒,不得多夹,同时用时间限制,规定只准吃五分钟,由值星排长鸣哨“开动!”这样一来就达到了目的。好计！这样,经过层层剥皮,最后落到士兵口里的粮食,究竟还有多少,只有天晓得。由于士兵待遇太差，导致士兵身体素质极差。

黄绍紘1941年4月在视察浙江某国军部队时发现,该队士兵每日的饮食除了二十四两米之外,就是用白开水煮些青菜来伴饭,月中见不到一丝肉和一些油。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士兵的身体素质低下。尽管当时天气已很炎热了,某团长要士兵将棉衣脱下来,士兵皆怕冷,不肯脱下。士兵因营养不良而导致的身体素质低下,不要说与敌人作战,就是抵御气候的寒暑,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不仅克扣军饷还要面对国民党部队残酷的阶级压迫，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枪毙、活埋等等残酷对待士兵的方法令人发指。（限于篇幅不详述，感兴趣的可以参考高戈里老师的《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鹿钟麟在考察国军部队士兵待遇后，发出这样的感叹：

【“士兵生活太苦是大家都视入营当兵为进监牢,甚至简直就等于判死刑。”】③

这就造成了人民不愿意当兵，不愿意当兵好办，可以去“抓壮丁”！

抓壮丁

“郡县制，天下安。”国民党实行保、甲制，保长、甲长是国民党政权基层政权的执行人。国民党保甲长工作繁重、地位低微、薪酬可怜、文化不高。熊式辉抗战期间询问一位保长，

【“问其组织，只有保长寡人一个；问其经费，只有每月法币一元，要他经常的办理管教养卫，还有许多临时性质的差遣，稍有贻误谴责罚随之。这样，遂使乡村稍为自爱的人，都不愿意做保长，有许多当保长的人，情迁徙流亡到别县或别省去。但是，保长毕竟非有人做不可，于是初则土豪劣绅，继而流氓地痞，乘机而入。他们别有用心，别有做法，保甲制度，遂成虐政”。】④

张治中在其人湖南省主席时就有县长一个月之内写了三封辞职报告的，也有湖南某地商人被强选为保长因不愿意拉壮丁而入狱的。这就形成保甲长好人不愿意干，坏人干不好，农村基层权力掌握在土豪、劣绅手中。

国民政府《兵役法》规定：兵役分两种。18—45岁男子为国民兵役；20—25岁男子为常务兵役。在号称“平等”、“平均”、“平允”原则下，以下几种情况可免服兵役：

【“体格不合标准者；独子；侨居国外而有正当职业回国时已逾现役适龄者；高中或同等以上学校毕业者”。】

后又补充：

【“依国家官制由中央及省政府授予委任以上之现仍官职者；有正当职业在外国旅行短期尚未能回国者；身体疾病不堪行动在数月中无康复之望者；主任官公事务及现任小学以上教师经登记合格者；因刑事嫌疑再追诉中尚未判决者；同胞半数现役在营者。在各种兵役中有下列事项之一者可停服兵役或免役：被选为国家或地方之议员或代表在任期内者，判处有期徒刑在执行中者；现役中身体残疾不堪行动在半年内无康复之望者；受荐任职务者。”】

但在实际执行当中全变了味道，什么“独子”，“老师”，“残疾”照单全收，兵役署（国民党主管征兵的部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抓壮丁成为保甲长发财、公报私仇的工具。

《兵役法》规定实行“抽兵”，也就是抽签决定是否当兵，所谓抽签,就是决定应征壮丁谁先去谁后去的问题。假如每保100户,其中两兄弟一户的占30户,三兄弟一户的占40户,五兄弟一户的占20户。根据以上情况,分为三组进行抽签,即30户一组的30名壮丁先应征,谁后应征？20户一组的20名壮丁。中第一签的最先应征,中第二签的次应征,如此类推。如若中第一签那名壮丁在送交部队之前逃跑了,则由第二签应征。决定谁能中签都掌握在保甲长手里，让你中签，不中也中。

民国三十一年，湖南黔阳（今洪江市）江市毛家冲冯济才，全家五口，三个孩子未成年,生活极其困苦。冯姓家族出自怜之心，七捐八凑，给置买了一亩二分稻田,自耕自种,养活全家。这一亩二分田正好在黄本瑚乡长住宅的近处,冯家的住房(一幢茅屋),也紧邻黄家。黄便蓄谋霸占。因此,就动手脚让冯济才抽签“中壮丁”,将冯济才扭送黔城接兵站。行至三里岩时,借故“冯济才要逃跑”,悍然将冯杀害,并弃尸于河中。随着,黄将冯家的一亩二分田,以逃避兵役罪“充公”。使了一些手段稻田即落入了黄家。冯妻则带着三个孩子,四乡行乞度日。当时其家族冯美璠抱不平,连连向县府告状。国民党政府官官相护，黄本瑚逍遥法外而无事。借着抓壮丁谋人钱财，还夺人妻女。

辰溪县城郊大坪村独子印玉金，由于其妻子田阿毛长得漂亮可人，被该保保长薛兴前的弟弟薛兴纯看中。薛兴纯一心想将田氏据为己有，遂生歹意。保长薛兴前借征兵之名率三名兵丁闯入印玉金家中，将印玉金扭送至乡公所，转而押送县城交了壮丁。印被拉走后，薛兴纯随后用强迫的手段使田氏与其完婚。

国民党抗战败仗一个接一个，伤亡极大，兵员奇缺，农民视当国军的兵为判死刑，想尽一切办法逃兵役。面对问题国民党政权不去从根本解决，将压力直接转压至保甲长，规定：如有漏丁或壮丁逃亡而未捕获，

【“每甲二人以上者，甲长提充兵役；每保如有五人以上者，保长撤职，保队附均提充兵役”。】⑤

于是签也不抽了，直接抓，简单明了。

郴州市永兴县悦来乡（今悦来镇）的自卫队经常在上路口、壕塘口、五里桥、新坳等处客栈巡查,遇有未带身份证或证上所填箕斗(左手指纹)不符的人,即抓抵该乡壮丁。普通老百姓抓，连银行职员一样抓，驻江西修水县的团管区谢司令邀第九战区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的樊崧甫去校阅他的补充兵团并宴会看戏，刚巧靖安县送到一排新兵，请谢验收，谢盛夸这排新兵精壮，要樊同去看看。这排新兵有四十二人，点名后，谢请樊讲话，樊给他们讲些大道理，勉励他们保家卫国、踊跃从戎。最后秘问他们：

【“有没有抓来买来顶替的人，有的话向前两步。”】

不意涌出来有三十六名，内中最精壮的六名说：

【“我们六人是昨夜替南昌中央银行送钞票到修水支行，带有中行通行证书，今早回去，走了十五华里被这排长抓来当新兵，给他通行证看，他把证扯毁了，请长官放我们回去。”】

其余三十名异口同声，都说是这排长沿途抓来的，并且控诉有两个人被这排长开枪打死，请为申雪。另外六个未走出队的，老的老，少的少，还有瞎一只眼的。说抓来的壮丁头发斑白了吧，抓兵的说是未老先白头；说（年龄）小了吧，他说还在吃长饭。这类的笑话层出不穷。《兵役法》规定非良家子不得进军营，但实际执行中因为兵员短缺，招收的壮丁小偷、赌徒、强盗来者不拒。

1942年11月22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抵重庆出席国民党第五届十中全会,重庆全国慰劳总会、妇女慰劳总会、国民外交协会等28个团体联合举行欢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大会。大会门首及主席台悬挂“欢迎湘北大会战三战三捷的薛将军大会”横额,两边对联为：

【“戚将军之风范  岳武穆之功绩”。】

国民党中央委员张厉生、马超俊、邵力子、吴稚晖及旅渝湘籍人士出席了欢迎大会。众所周知戚继光招收士兵非“良家子”不收，而1939年薛主席下令将赌博犯、盗窃犯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罚充兵役。1940年湘乡从监内提服兵役的17名,1942年,盗窃犯胡宗起自请服役,提前拨交。

保甲抽拉壮丁的方法五花八门，有诱捕、有夜袭、有围击，抓的对象自然是“活该”被抓的，而且最好是抓独子，担负家庭生计者，或身有疾病的人，为的可以立刻得到赎金；关进房子里，冻之饿之，请家属出钱来赎。保和乡三保保长高泽仁,挟嫌将火马冲街上同春药店老板李三伢的独子李寿乾抓去当壮丁,李三伢百般乞求,并送谷五十但赎儿，保长为报私仇收下稻谷后置之不理。李被抓壮丁后一直杳无音信，父母的眼睛都快哭瞎了。

悦来乡乡长潘维藩还时常派自卫队员往各保坐催壮丁,并到中签壮丁户讯人,既要酒肉招待,还强索要差费，借此中饱私囊。湘西苗族自治州双溪乡农民谢申其、谢申考兄弟俩,自民国二十七年起,每年送乡保长七十多块银洋,请其代买壮丁,连续三年,卖光了六亩多田和全部衣服被褥，待财尽物空时,还是被抓去当了新兵。他们的母亲急得了神经病,不久就死去了；他俩的妻子也因生活所迫改了嫁,好好一户人家,被搞得家破人亡。

郴州市永兴县景庆乡(今东山乡)杨家均的李海云,家境贫寒,又未到应征年龄,也被强行抓去当兵。其寡居老母卖鸡蛋的钱都被迫开了差费。湖南省怀化市麻阳县珠宝村黄应培是个鳏夫,在五十多岁时,讨得一个老伴雷氏,带来一个继男取名黄秀元。黄秀元于民国31年十月间,到兰里镇赶集,因家里生活困准,卖红薯度日,被乡公所抓去当兵。当时在兰里中心学校当老师的黄焜明得知此事，就同兰里中心学校校长黄牧之随即到乡公所做证黄秀元系独子。乡长说：

【“国难当头,独子也要抽。”】

于是黄焜明深夜奔告黄应培夫妇,但他家实在太穷,无法送贿,独子被送征入营。黄秀元在军队中挨饿遭毒打,得了重病不能作战,被遣返回家不久病死了。黄应培俩老夫妇生活无着,只有沿门乞食维生。其妻雷氏因伤痛儿子无辜惨死，不久病故，黄流落街头。国民党抓壮丁所犯下的滔天罪恶令人发指！

湘潭县银田乡第九保一个姓崔的壮丁,中签后外出,乡警前去捕捉不获,就抓去他年迈的叔父作为人质关进班房。崔妻王氏出门找人担保具结,要求释放叔父,在途中竟被乡警强奸后推至塘中溺死。

常宁县田塘邓柏扬,本人当兵之后,家中还有一妻和一子一女三口人,遇上一九四六年的大灾荒,妻子被迫嫁给别人作妾,五岁的女儿送人做了童养媳,儿子不知所踪。

1941年,郴州市永兴县东乡(今横洲乡)一保一个姓谭的学生被乡长陈某带四个枪兵抓走,引起公愤。国民学校教员陈传煦以索教济粮为名,带领学生围住乡长,把姓谭的学生的抢了回来。有人写了首对联:

【“乡长象阎王,横行乡里抓丁入伍；学生装饥民,直捣宝座抢人回乡”。】

“抓壮丁”闹得鸡飞犬吠,阖闾骚然。被抓走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为了不被抓壮丁想尽了一切办法有将巴豆捣烂抹在小腹装性病的、有切断食指的、有把一眼弄瞎的，采取各种办法企图逃避当壮丁。民国二十八年,黔阳县黔城北门有个潘跛子,家境贫困,事母极孝，与老母相依为命。被抽中壮丁，为取得“残废”身份,免服兵役,竟狠心将右手五指全部砍去。但刘保长说“右手残了,左手还可用”,硬要抓潘去当兵。潘无可奈何,只好将仅够母子安身的房屋变卖,所得全部送给刘保长。兵役得免,但潘家母子却无处安身,不得已而流落四方。

中壮丁后先送县进行体格检查，兵役科及检查医生又以此大辟生财之路,只要送去大量贿款,就可以假说身体不合格予以放回。检查身体合格后，壮丁被送至义勇常备队，在里面的生活,与犯人无异。睡的是稀疏的几把稻草,吃的是一碗稀饭或几碗米汤拌青菜，行动受管制,大小便也得请示报告,一人入厕所,绑在一起的也得同往。壮丁家中送来的路费和饭菜,均被看守者贪污中饱私囊,连要求与亲人见一面也横加拒绝,义勇常备队附近,往往哭声震天。“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栏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穷人家孩子真是学生也会被抓壮丁，至于地主豪绅及当权者的子弟,则利用免缓役的规定,或送去读书,或谋一公职,或找亲友在军队里弄一张现役证明,千方百计逃避应征。

【“在湖南各处初级中学，无论国立省立县立尤其各私立中学皆收容避免兵役之壮丁。最恶劣者，一般投机营业份子竟特别创立野鸡中学或从事商业之商店，专收一些逃避兵役之子弟，现在每校皆有人满为患之感。学校人数少则二三百，普遍六七百，多者数千。只要有校舍，有教师，就可立即办学校。至于入学之子弟学力为何，资格为何，课程为何，概不问也。即有授课每日仅二三小时者，也无人退学。此类学校开学早，放假久。学生年龄在二十以上、三十以下者为司空见惯；甚至有四十岁者，至于学风如何姑且不论。仅据吾等所亲见，耒阳监狱有初中生为匪者二十余人，年皆二十上下。吾等讯之直认不讳，即以一事即可知其在学校之所有，吃喝嫖赌，吟咏弦诵矣。据兵役视察员报告，江西各中学亦有此病弊。可知及龄壮丁以野鸡中学为逃避兵役者非一省一校一人矣。”】⑥

终上所述富人家孩子借上学逃兵役是普遍现象。

还有些安富裕家庭,如果抽中签,就出钱买人顶替，1939年,兴仁乡(今洪塘乡)的冯复生顶替冯桂桥,得稻谷二石(老秤140斤一石),冯丙云顶替陈德兴,得银洋120元（这个价格比较贵）。还有些专靠卖壮丁赚钱的人,如归德乡(今双江乡)曹家铺的杨丙坤,几年内卖了十多次,悦来乡(今尾仑桥办事处)五里桥的星桥、曹汉卿也都卖过四、五次。这种人叫“壮丁贩子”,他们顶替入伍后,买通接兵人员乘机逃跑,也有抓获处死的。为利用“壮丁贩子”顶替,有的乡保征收买壮丁的钱或谷,谁中签应征,由保内补贴一部分买壮丁。“飞机兵”由买家向卖家支付费用，买卖壮丁双方订约为据。订约之日,由买方大办筵席,敦请乡、保甲长和地方上的绅士来家大吃大喝一顿,由卖方当场出具“卖身契约”。约中载明,“如有三长两短,生命危险,概由卖方自己负责,与买方无干。”买价为银洋50-70元不等（折毛谷为25石-35石)。此款由买主先付三分之一,等到县保安中队把壮丁交部队接收后,才全部付清。卖方收到这笔卖身钱并没有完事,还得向乡、保长“献礼”,当场交出三元、五元、十元不等。假如卖方既不请客,又不出“献礼”,触怒了乡、保长的话,马上就会得到报复,他们立即将卖兵用绳索绑交县保安中队,而县保安中队与乡、保长勾结甚紧,谁是卖兵,谁不是卖兵,他们事先都在花名册上作了记号。保安中队据此即向卖兵索款,不是三、五元可以完事的。其结果是“征兵商业化”、“壮丁商品化”、“逃兵职业化”。

还有利用关系买通征兵处的或个人渔利或造福乡里的。1938年,湘乡县政府科员朱湘奎买通长岳师管区接兵人员,买得几个名额的收据抵销第一区某些乡保的名额,因而得到某些本应服兵役之家的好处。不能说国民党基层官员都坏，也有好的，湘乡县一区区长胡溥泉利用与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的关系,以该集团军在长沙招收学兵200名的名额,转抵湘乡第一区的应征名,得当地群众的歌颂。前文说的送孩子上学等等种种手段的不算厉害，更厉害的还在后面。

民国三十二年,黔阳县红岩富户高学明，也是四个儿子：长子在乡公所挂名任乡队副，次子、四子在中学读书。唯独第三子失学在家,应服兵役。当时所在地的唐保长,不识时务,去到高家谈及其第三子属服兵役对象,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其服兵役,但高家认为唐是“有意上门寻衅”。不几天,唐保长就被撤职了。上门说你家孩子要服兵役都被撤职，可见高家的手段。

《兵役法》实施后,各乡镇组成9至11人的“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委员会”,按田推派实物(稻谷)筹集优待资金。当时,每个出征壮丁,约获稻谷10石左右,在后日久时长,这个优待也无形废止。苏文秀回忆：

【“我当过三次壮丁,只得过一次两石毛谷的所谓起脚费。”】

就是这点起脚费也大都被保甲长贪污。抓壮丁对于老百姓是苦难，对于国民党的官吏则是发财的工具。辰溪县保和乡长麻尚廉,因抓壮丁置田一百六十余亩。1942年,辰阳镇副镇长朱国俊(城郊双木桥人)贪污兵役费数千元,县长王正传讯追究。朱国俊趁审讯休息时逃回双木桥,王即派刑警队前往追捕,三十二旅旅长袁德胜出面给王正打电话,请免于惩办,这桩公案,就此不了了之。湘潭县花石乡一个姓陈的乡长,勾通壮丁贩子为应征户顶替,从中牟利发财,担任乡长不到一年,就买了房屋一栋,水田二十亩。1942年12月，湖南攸县办理壮丁抽签，县政府派出的督察人员与乡镇保甲长相互勾结，利用免缓役审査的机会，大肆敲诈勒索。后经湖南军管区和师管区派人查明，全县22个乡镇保甲中，有11个参与了贪污舞弊；县政府14名督察员中，也有9人参与其事。“金保长、银甲长”，百姓口中传诵“生的儿子是老蒋的，整的钱是保长的”。

在国民党保甲长眼里，壮丁意味着良田、银元而不是人。1939年4月11日上午,日机轰炸辰溪,队长张雍如因怕壮丁乘机逃跑,竟然不许外出躲避,结果炸弹命中万寿宫戏台,壮丁与警士死伤达五、六十人。壮丁被解送时,如有人患病,押送枪兵全然不顾,一味催促前行,至实在不能行走时,则将其打死。如辰溪中和乡十七岁的雷细娃,病重不能行走,押邀人即在路边挖坑将其活埋,雷不断惨叫：

【“我还活着！不要埋啊，不要埋啊!”】

这是壮丁苦难的第一步。

壮丁集中在壮丁营后，师管区先把壮丁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搜刮殆尽，将衣服收起来，包括内裤，全部变卖获利。进了军营再搜刮一遍，国军军官或以代为保管为名将新兵藏留的钱财再搜刮一遍。对待这些壮丁,部队也有他一套办法。一开始按5人或10人一组,用绳索紧系每名壮丁的右上臂,并在每个壮丁的头上剃光一块约茶杯口大小的头发为记,规定无论气候怎样寒冷,一律不准戴帽,以防逃跑。苏文贤回忆其被抓壮丁后的经历说：

【“他们把我们这些壮丁哪里当人,简直比牛马还不如。”】

一次,攸县、酸陵、平江、浏阳四县壮丁,共计3000余人,由部队接收后,在醴陵阳三石车站集中,随即押上闷罐子车厢里。苏文贤被关在最前面的车厢内,时值夏令,酷热难熬。这闷罐子车厢经太阳一晒,就像坐在蒸笼里一般。大家只好将衣服脱个精光。为防止壮丁逃跑，押上火车后,每人每餐只发米糕七片，就是每人一餐吃70片,也是吃不饱的。火车一颠簸,早把原先吃的一点东西给颠空了,肚子饿的咕咕叫,到后来连叫也不叫了,只一个劲的痛,再后,实在受不住,饿的头绿眼黑,昏昏沉沉只想睡。饿的晕过去,看你咋逃？整个车厢就一个便盆，二三百号人关在一起，有人闹肚子来不急就地在车厢解决，车厢里散发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列车到达湖北武昌徐家棚站,停车约四、五小时之久。车开动时,还有点风从车厢菜碗大的小窗口透进来,车停时一点风也没有了。这时邻车厢传来一骇人听闻的消息，说后面弃车厢里闷死280余人。原来是列车到达徐家棚站后,那个车厢的当官的和守兵到街上去耍，怕壮丁跳车逃跑,将车厢门紧闭上锁所致。一起被抓壮丁的议论说:

【“这280多个鬼,真是得到了超脱,免得象我们一样再受苦了!”】

闷死在闷罐车里不是个例，1941年,某国军部队从粤汉铁路乘火车运往前方,有一个连,除连排长外,都锁在一个无窗的铁皮货箱里,抵株洲时全部窒息而死。

对逃跑的壮丁想尽各种现代人难以想象的残忍方法迫害以警示后来的壮丁。1940年某夜,辰溪县城春茂隆药店关押的五十名壮丁,有七人掲瓦逃走,第二天发觉后,剩下的四十三人被惨遭毒打,并捆绑禁闭于不见天日的船仓中；1942年秋，有10多个百姓被抓壮丁，深夜从永顺县城隍庙住所墙下壕沟爬出，藏在地楼板下伺机逃役，后被前来接兵者发现，逃役未能成功，最后被接兵者用长篙挨个捅死。活埋的有之；活活用棍棒打死的有之；1939年,湘乡杨家滩有一个姓刘的壮丁,入伍后逃跑,被抓获押解至湘乡汽军站枪决。临刑自撰挽联:

【“无地可安身,早死免流亡国泪；无钱难买命,他生莫做贫家儿。”】

我一个长辈的老父亲十六岁高小毕业后当八路，刚当兵的时候要上战场，部队首长说什么也不让他去，就当了文化教员。从这幅对仗工整的挽联可以看出杨姓壮丁有一定的文化，在八路拿这样的人当宝，而到了国民党却被随意滥杀，本来是一块璞玉却被当做烂瓦。

借押运壮丁之机大肆走私、贩私。洪江的富商、巨贾如李新盘、李汉平、李虞衡(绰号麦帅)等,曾于1943年2月勾结当时的芷绥师管区兼司令官李弥,借将新兵带至贵州贵阳去,按交远征军的新兵接收处,以便用飞机运到印度的加尔各答。武装押运一千多担花、纱、布闯过贵州镇远缉私队的检查站,偷漏税收运到贵阳销售,收取巨额暴利。承运者,除营、团正副长字号各得数量不等的报酬。此行对于李弥等国军军官不啻是一次发财的良机，对于吃不饱、穿不暖还要负重的壮丁们用死亡行军称呼绝不过分，不知道多少人又倒在押运途中。

国民党《抗日战报》所言：

【“征兵制度（抗战时期的）谁也不能认为它是坏的，但在执行的时候却谁也认为它坏透了。”】

（台湾）国史馆侯坤宏先生1990年编辑的《役政史料》说：

【“借口防止逃亡，苛刻虐待，防制如盗贼，役使如牛马，道途惨赎，志士寒心”。】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942年12月，有接兵部队押解一批湘西被征壮丁乘船去沅陵，船至凤滩，壮丁们乘接兵官兵登岸用餐之机，突然发动暴动，夺取枪支，把接兵排长及士兵全部击毙，然后各自逃散。面对着非人的待遇壮丁有当逃兵的，有呼啸山林当匪的，以各种形式反对国民党的征兵。抓壮丁招募来的兵员素质极差。

【“战前虽然实施普遍的征兵制,但是由于有知识、有钱、有地位者,可以逃避兵役,以致各地征送的丁多为贫者、愚者和弱者。”】

1941年,据第十四师一位排长的亲察：

【“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管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练其他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一般的部队对于新兵，一方面要实行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则要补习国民教育，如教一普通士兵认阿拉伯数字,需2至3星期,认米突尺2至3星期，讲弹道抛线也得2至3星期,要教到会射击，则需2至3个月。”】⑦

兵员素质可见一斑，说征募壮丁年龄在18岁-45岁之间，45岁以上的大头兵也有。

1945年第十四军士兵年龄统计表 

国军老、少、傻都齐全了，战斗力可想而知，话题太沉重说点轻松的。有一个黄埔二期生，充某师副师长的高级军官，便衣过滑南、临潼间，被部队抓去，勒充新兵，这副师长怕遭暗害，不敢暴露身份，顺服地当了一个多月的新兵。一天团长集合全团讲话，这团长是他后期同学并且当过他的部下，他才挺身而出来叫屈，团长一看，原来是他的老长官，惊问为何到此，他以实相告，才得脱身。师长被抓壮丁不是个例，1944年6月20日，镇新师管区视察郑子宜赴陕参加兵役会议，途中被汤恩伯部队强拉为壮丁。

【“不意途径临汝、宝丰、叶县等地，先遭军师检查劫取，后职行抵叶县汝渎桥附近，又适暂编军师由和尚桥作战淸退，将职俘截，强迫将头剃光，易穿士兵破衣，抬运伤兵并恃强将职所带行李文件等抢劫一空。……后职乘隙逃至襄禹附近，而军坚指职为逃兵，复又被抓。……唯职现无所有，状同乞丐，已经察报师区张司令测民。唯上述部队均系汤副司令长官恩伯管辖，因而张司令威慑汤公势焰，且均系其直属部队，故咸谕职不可据实呈报。”】⑧

1938年9月29日戴笠致电蒋介石：

【“特急，汉口委员长侍从室钱主任。密。请转至委员长钧鉴。1、生今午道经上饶见警察由各乡征来壮丁均用绳索捆绑，经调查结果，江西各县征集壮丁皆如此办理也，似此征募不仅不能抗敌之用，影响政治实大。……生笠。”】

  （《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彙编 军情战报》台湾国史馆 2001年出版 第218-219页）

蒋介石对于抓壮丁的事心里一清二楚，也枪毙过兵役署署长程润泽借以安抚民心但是国民党征兵出现的问题并没有发生一丝改变，其根本原因蒋介石是农村地主阶级和城市买办阶级的代言人，他靠这些人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也就决定了不可能对征召壮丁中的种种恶行进行根本的改变。

熊式辉提及国军军纪不良说：

【“军心、民气、官常三者俱属重要问题。关于军心，经济关系最大，此日军风纪之败坏，类皆由官兵生活之受压迫，食不能饱所致。”】

湖南人民不仅仅要遭受薛主席的横征暴敛、暗无天日以及的兵役，还有国军部队的欺压。

过兵如梳

第九战区有中央军嫡系，也有由川军改编而来的半国军嫡系部队，国军嫡系军纪还算不错，汤恩伯长官军队不在其内。薛岳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故意对一些杂牌军进行放纵，以收买人心，比如杨森部。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长官杨森，原系四川的大军阀（为人奸诈较猾，骄横跋扈，以小老婆多而闻名，人称“花花太岁”）。爱吃狗，又叫“狗肉将军”。杨森都队军纪极坏，驻防平江后，弄得四乡鸡飞狗跳，民不聊生，名曰“抗日”，实为扰民。群众说：

【“杨森到平江，灾难起四方。”】

他们的所作所为，可概括为六点：

一曰抓夫。杨森部队营以上军官和军官太太,都要坐四人大轿,加上挑夫,与他的士兵人数就不相上下了。

二曰打狗。杨森部队所到之处,鸡鸭鹅猪一扫光,自不必说。杨森爱吃到狗肉,每餐必备,因此在他的部队里专门有一个连队为他养狗、找狗和打狗。

三曰“逍遥捐”。杨森每到一地，就要找漂亮女人跳舞、演戏供他娱乐。所有花费,名叫“逍遥捐”，概由群众负担。

四曰征粮税。杨森一到平江,就通知各地“除地方原定各项款不变外，再加派劳军税、抗日捐、军粮、马粮四项，按人摊派，不得有误”，平均一次每人摊到的捐税达一到二元银洋，三到五斗稻谷。不交者则以“贻误抗战战”论罪,抓人抄家。

五曰垄断糖酒。杨森以确保军粮为名,禁止别人熬糖、蒸酒,违者重罚。而把当地有蒸酒熬糖技术的人,统统当作“壮丁”抓去，用强征来的军粮、马粮,为他熬糖、蒸酒,然后以高出市价两倍以上的价格出售。卖不出去的，就挨家挨户去送。不接受不付款者，则以“贻误抗日罪”论罪。

六曰任意没收。杨森部队每天出许多便衣岗哨，守在集市交通路口，日查行商，夜查客户，发现所需要的物资面客户商人又不常行贿者，则以“行迹可疑”罪，连人带物一起带走，人充壮丁，财物没收。

在武能封侯，文能拜相的薛主席领导下，湖南人民终于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满目疮痍

据国民党湖南省军管区统计自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至1945年，湖南征募壮丁203万,按当时各省人口基数计算,是全国最多的。据国民党兵役署的统计实际真正到军队的有157万。⑨差额的46万有被虐待致死的也有为了逃避抓壮丁逃亡在外的，46万在现代人眼里是数字，对于他们的父母妻儿是无尽的血泪，而这一切使农村劳动力不足，尤其是青壮年为了逃避国民党抓壮丁远逃他乡，目之所及白天在农田里干活的都是老弱妇孺，青壮年晚上出来下地干活，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在加之薛主席的刮地三尺，人民手中余粮被收刮殆尽，一遇到灾年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成千上万的民众被饿死,如1945年春夏大早,仅祁阳一县在5月份便饿死1200余人,其他各县被饿死者不计其数；再加上日军侵扰，抗战八年湖南全省耕牛损失19%,农民大量死亡,农业劳力和老幼妇女逃难躲兵。种种原因造成农业生产力迅速下降,农田水利失修,洞庭湖区14个县溃决堤垸44个,至1945年全省荒废土地占耕地面积9%以上。1936年稻谷种植面积347072万亩,总产14.72亿斤；1937年面积增至3498.62万亩,总产降为125.1亿斤；1938年面积同上年,产量增至168.73亿斤；1939年降为3053.43万亩,111.59亿斤1940年更降至2760.3万亩,100.07亿斤;1941年虽有3053.43万亩,产量却只有85亿斤,较战前减产40%以上:1942年面积2812万亩,120.23亿斤:1943年降至2767.30万亩,105.33亿斤;194年降为2704,40万亩,96.-10亿斤;1945年虽回升至367533万亩,134.23亿斤,产量仍比战前的1936年降低7%。

国民党政府对民族工业扩征战时消费税、国军副食税、货物税、所得税、过分利得税、遗产税、印花税、营业,且使印花税和营业税激增1-4倍。1944年,洪江所得税和利得税涨至上一年度的30余倍。而且过分利得税是以资本额为基础,凡纯利超过资本额15%以上的即累进课税,其实质是把税收集中在资本较小的中小民族工业厂家身上。统税范围也由过去对卷烟、棉步、火菜、水泥、面粉、米酒等货物征税,进一步扩大到竹、木、皮毛、纸等手工业和工业原料上。并且不是规定一次征收,而是到处设卡,加任家,多次征收。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任作民说:

【“关税奇重,有些货物到百分之百”,“或被指为仇货加以扣押,甚至没收”。】

在此严峻情况下,工商户纷纷倒闭。如战时繁荣起来的洪江,工商户由1941年的700余户,减至1945年的不满500户,人口也由最高时的10万至1945年的3万余人。

再加之国民党政权的采用通货膨胀政策的影响，抗战之初法币发行尚不太多，自1940年6月以后,法币发行额激剧增长。与1937年比较,1940年增长3-8倍,1943年增长45倍,1945年增长628倍,因而造成通货增发与物价增长二者之间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到民族工业的发展。民营湘潭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于1940年开业后,一度商务发达,市场繁荣,但因货币贬值,物价猛涨等因素,处境日见艰难,至1943年底,亏损153.85万元、亏损额为其投资总额40万元的三倍多。瑶岗仙钨矿的最大民营企业鼎记泽民公司,一度兴盛,但后因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鸽业管理处湖南分处限制收购,每况愈下。1943年每吨矿砂定价1.4万元,表面上比1938年每吨1200元提高11倍多,但通货膨胀高达40余倍,故实际价格远远比不上原价,致使该公司濒临破产。沅陵金牛山金矿、靖县太平庵金矿等民营金矿,则由于通货膨胀而停产。⑩

面对着国民党政权残酷统治，1941年龙山县瞿伯阶和永顺县彭春荣两股武装势力,在龙山县洗车河合流,打出“湘川边区抗日游击”第十二支队旅号,共有人枪3000左右,提出“反对征兵、征粮,打倒贪官和摊派捐款的乡保甲长”；湘西农民以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跳仙会”反抗。虽然这些农民自发的起义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包括义和团在内，但是在面对着不公，他们没有选择引颈就戮而是选择用拳头打出一片朗朗乾坤，哪怕流尽鲜血亦在所不惜，我为有这样的祖先而自豪。

综合前几篇文章及前文可知某些“专家”、“学者”说的薛主席有治国才能不过是胡说八道，虽然与国民党政权的大环境有关但全省一片凋敝，工农徘徊在生死线上，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德政。这些“专家”“学者”全无严谨治学之学风，尽是哗众取宠之意，误人子弟、贻害无穷！最后谈一点自己的心得，学生时代学过立体几何虽然现在用到的机会很少，但我们明白要想知道一个物体的真实形状必须从多个角度观察，否则极易盲人摸象。

注释：

①《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 作战经过一册 第141-143秦孝仪主编 （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1981年9月初版

②《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 史料选编抗日战争军事报告集》下册作者:浙江省历史学会现代史资料组杭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24-25页

③⑥⑧《视察兵役纪实》鹿钟麟：《兵役讲话》，兵役部1945年10月出版，第21页，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关于严禁逃役案》，重庆市档案馆藏档案转引自《抗战时期大后方“拉壮丁”现象研究》龚喜林著77页、126页、52页。

④熊式辉：《海桑集一熊式辉回忆录》，（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页。

⑤参见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兵役干部训练班编印：《兵役法规汇编（三）征补》，1942年10月版，第8页

⑦《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 军事作战》台湾国史关编辑2015年出版79-81页

⑨《湖南省军管区司令部成立十周年纪念专刊》转引自《湖南抗战日志》作者：钟启河 刘松茂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309页 国军壮丁逃亡被虐待致死率极高157万为实际到军营数字，出处见《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场史料选编》第一册作者:浙江省历史学会现代史资料组杭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344页

⑩《湖南通史 现代卷》伍新福 宋泱泱宋斐夫等主编湖南出版社1994年出版432-433页未见标注的见湖南省各地文史资料